《温疫论》：我国最早传染病专著

千古医帝

                 《温疫论》：我国最早传染病专著


                 □ 孙溥泉 孙健慧 陕西中医学院



　　编者按：目前，甲型H1N1流感在多国爆发，给世界各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我国也在严密防控。千百年来，人类一直与传染病斗争，我国古人在预防和治疗传染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秦朝就制定了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到了两宋更是重视防疫，明朝涌现了一批传染病学医家，清代康熙皇帝亲自主持推广种痘法。从古人对抗传染病的思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与现代防控传染病的方法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隔离法、疫苗法等。本期编发一组文章，来了解一下古代人们对传染病的理论认识和具体防治方法。



　　明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温疫论》，该书对传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径、发病规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讨。不但对温病学派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而且在世界传染病流行病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该书的作者是吴有性。


　　温病是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以热象为主症，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疾病。此类疾病多数发病快、病情重、变化多，且病死率高，因此，无论医方患者，遇此均感担惊受怕。明至清代，温病的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其中一批影响较大的医学家，如著《温热论》的叶天士、著《温病条辨》的吴鞠通、著《温热经纬》的王士雄等，被称为温病学派。


　　吴有性(1587-1657)，字又可，姑苏洞庭东山（今江苏吴县）人，居于太湖纲庭山。明末著名医学家，他自幼好学，喜爱医学。以“淡斋”为号，取恬静、淡泊之义.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由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广泛流行。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5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之多，其中万历十五年，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达10959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算数字。《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是形容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死亡人数过多，竟然无人收尸——“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明代万历和崇祯两次大疫乃是全球大流行的一部份，据估计，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据《花村谈往》一书记载：崇祯16年（1643年）8月至10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淋巴结肿——鼠疫的特点），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正与客对谈，突然于迎送之间病发遂致不起而猝死。兵部朱希莱拜客急回，突然入室外而死。宜兴吴彦升授温州通判，正想登船，一个仆人就死去了。另一个人为死者买棺材，久候不归，已死在棺材店。有同房住宿的鲍先生劝吴彦升搬个房间，鲍先生拿着行李，来到新居，吴彦升而后至，只见鲍先生已死在新房间里。吴彦升看此房住不得，又迁往另一个房间，第二天早晨也死在这个房间里了，还有个叫钱晋民的官吏同客人一起吃饭饮酒，话声还未落就死去了，呆了一会儿，夫人、丫环、仆人等15人也都暴病而死……有棺无棺等计数已20余万。详细记述了当时鼠疫病流行的情况。



　　又据吴县县志记载，在吴有性从事医疗活动的江南一带也不例外，当地曾连年发生瘟疫，传染病非常猖獗，有时一条街百余家，没有一家不被传染，一户几十口人，往往全部患病而死，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留下来。吴有性或听闻或亲见这种悲惨的情况，非常痛心，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责任的重大。他为了匡救时弊，治病救人，便投身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以自己毕生治疗传染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从实际出发，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苏州府洞庭山撰写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重要著作《温疫论》。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吴有性研究学问的特点是脚踏实地，注重实践。对于瘟疫，当时的医生有的选择逃避，有的则采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非但无效，反而使重症患者很快死亡，轻症患者也变得越来越重。为救治病人，吴有性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深入疫区，细心观察，推究病源。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证，他体会到“守古法不合今病”，吴有性认为在瘟疫流行的地区，真正患伤寒的人在一百个人中也就只有一二人，而患温病的人则比比皆是。因此他重点对温病作了大量研究，通过实践，将温病的发病原因、传染途径、感染部位及其传变形式和治疗经验进行总结，独创疫气致病说。在瘟疫流行中，发病之初，医生往往照搬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方法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有些是由于治疗不当而死亡，有些是由于医生对疫疠没有认识，因而拿不定主意，急病用缓药，拖延了时间而死去了，还有些是因为病家误信此病经过7天或14天不治也自然会好，结果有些病人不到7天或14天就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感染轻的尚可侥幸痊愈，感染重的，再加上治疗不当，就都死去了。吴有性对这种不研究临床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只死记古书中的只言片语的不良学风十分不满。他指出，做医生的从小到老，一天到晚读的都是《伤寒论》，临床接触的却是瘟疫，而伤寒病极少，硬把瘟疫错当伤寒病去治。在《温疫论》中，吴有性对这种脱离实际，照抄书本的医学界的弊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敢于冲破旧说，提出新的见解，他创造性地认为传染病的病因，并不是历代医学家所说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感染了自然界的一种“疠(戾)气”而引起的，由口鼻传入人体，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和感染轻重的差别，因而有着不同的临床表现。尤为可贵的是，他提出“疠(戾)气”有多种，称为“杂气”，一种“疠(戾)气”只和一种疾病有关，而且各有其“特适”性和“偏中性”（人或动物对“疠(戾)气”具有不同的感受性），出色地描述了各种戾气的特异性。他还第一次将瘟疫与外科的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指各种外科感染性疾患）……并不是什么因为火毒引起的，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疠(戾)气”传染发病的。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他对“疠(戾)气”的这些描述和认识，和现代医学应用显微镜等现代科学技术所发现的病原微生物的某些特性是相当接近的。在世界医学传染病学史上是由吴有性首先提出的，在欧洲，1867年英国科学家李斯特才第一次认识到伤口化脓和内科传染病同样是由微生物所引起。




　　吴有性认为治疗温疫，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不同，辨证施治。若见脉长而洪散，周身发热，大汗大渴，则表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石膏、知母、炙甘草、粳米）辛凉解散。若邪气透于胸膈，而见心烦喜呕，满闷﹑欲吐不吐，虽吐而不能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瓜蒂、赤小豆）涌吐祛邪。若温疫之邪入于里，患者有可下之证，就可以使用下法。吴氏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并认为下法的应用范围很广。吴氏指出，凡舌苔由白转黄、黑苔、或舌芒刺、舌硬、舌卷、舌裂、舌短、舌砂苔、唇焦、唇口起皮、唇燥裂、鼻孔如烟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干、呼吸气如喷火、小便红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等症，均属可下之证，即可使用下法治疗。由于温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若里气结滞，使气机闭塞不通，则膜原之邪不能透达，表亦不能解，故而攻里重于解表。




　　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治疗瘟疫的方剂，如达原饮、三消饮﹑清燥养阴汤、柴胡养营汤等。特别是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从临床实践和报道中看出，对湿秽、湿浊而引起的伤寒、副伤寒、流感、疟疾等病，确实有着良好的疗效。他还提倡用梨汁、甘蔗汁、西瓜汁﹑藕汁等来治疗内热烦渴等病。以后温病学就在他这些经验的启发下，制订出增液汤、清络饮、天生甘露饮﹑天生白虎汤等解决因高热引起的伤津耗液（失水），取得很好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使用葡萄糖水滴注补液的先驱。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吴有性的《温疫论》：“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温疫论》成书不到二年，就刊印发行了，以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在日本，明和六年（公元1769年），就有了《温疫论》的刊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是多么大了。现《瘟疫论》有多种版本行世，此书给后世瘟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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