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逻辑角度认识“传统三哲理”（上）

萧铁

1. 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哲理有三，按其出现/成熟的先后排序，分别是：天人、阴阳、五行。本文把“传统三哲理”置于思维模式的大框架中进行讨论，目的是为中医药在新时代向科技导向转型探索可行的前进发展之路。

这三个哲理有个共同的思维模式内核或主线，即《易传》里唯一有用的这一句话：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先从思维模式入手，传统三哲理对中华传统思维的形成和角色可能更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三哲理事实上同属中华传统思维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如果在思维模式的视角下把它们的发展历程梳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各自特点和角色，以至整体发展趋势都应能更自然地呈现出来。

李泽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理性现实”，此说似乎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谓理性，从思维目的性的角度看，应是以理清事象的因果关系为核心。“形而上”即抽象思维能力，是达致因果关系认识的手段；“道”即原理或规律，则是这种脑力劳动成果的表达。这点东西方的认识可说是一致的，譬如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二千年后之被翻译为“形而上”，颇能说明当时中西方的哲人们确是“英雄所见略同”。（顺便一提，《易传》那下半句话中的“形而下”，同时代的西方却似乎没有对应的英文/概念。）由此或可推论，传统三哲理在古代的环境下，可说既是中国人民族性格理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直到近代之前一直在经济科技发展上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传统是“重道轻器”，原因可能在于“器”或工具，是原理的应用（“形而下”），故逻辑上只有在原理清楚之后才谈得上。但在实践中，理不明而器先行的例子也是普遍存在的。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人类直到约200多年前才真正弄清楚火的原理，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之前人类使用它超过几万年，甚至在不知道火的原理下发明火“药”。这是由于生活需要和试错手段相结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医无须过于介意被讥讽为“不知所以然”，因为历史地看，这其实是常态；当然，也需要看到，每一次重大的“知其所以然”的发现，都代表人对自然或/和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为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各领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东方重归纳，西方重演绎。我觉得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应视为抽象思维风格的分别而已，而两种风格其实并不绝对排斥另一方。但思维风格的习惯会有个严重的后果：东方思维倾向证实或实例，西方思维注重证伪或反证；而对现代思维来说，只专注于一种风格甚至因之而否定另一种风格，自然都属偏差。

有了上面对思维模式的基本看法，再来看看作为理性思维的体现，中国古人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这传统三哲理。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不准备详细讨论三哲理的具体内容，因为具体的内容大可把百度的词条解释作为底本，故而我的讨论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碎片”，二是个人的一些想法意见。关于前者，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来源或考虑：首先是所列举的都是可证伪的史实，如果有错属于硬伤，希望有识者可指出纠正；二是介绍近几十年考古研究所带给我们关于这些方面的“新知”；三是指出在一般相关的专题介绍中可能被忽略、但对思维发展历程来说却是重要的关键细节（譬如事项发生的先后次序）。此外，分开两部分讲述，也有笔者意图从文风、形式上落实“实事求是”的尝试。

萧铁

2. 天人哲理

天人起源最早，那时甚至还没有文字，故当时人们的确切想法现今已不可知；但譬如距今8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墓葬场景，明确无误地传递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认知的信息（见下图）。先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我们仍可从按星象方位的墓体/陪葬品布置中窥探一二；而在文字产生以后，则更可从历法的进化过程和最后定型中还原。

距今8000年前的贾湖墓葬中墓主两旁由贝壳堆砌的青龙白虎图像

如果进一步把中华文明放到世界中考察，可以发现，观天是世界所有古文明萌芽的共同特点。何也？因为天象中日/月/星的时空关系，既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又不断重复出现于古人眼前，从而产生了对循环或周期意识的启发，而这正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规律”这一意识的原始起源。规律起源于不断重复的事象，但当人的认识达到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则可突破周期性重复这表象的限制。故观天可说是人类思维进化的起点，天人哲理则是人类的思维模式在中华大地上萌发的第一株花朵。

认识规律或“周期性”的需要催生了数序的记号：干支。干数十，源于十个指头；支数12，源于一年约12个阴历月（月绕地周期）。干支符号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里就已出现，但只用于纪日和王名。【关于干支序号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其中之一是这些序列的起点如何决定。对此问题，我们或可从干支在十二时辰的应用得到一些启发：大家知道，一日的起点为子时，但子时什么时候到来，在古代很难作为较正的时刻；但到中午时，却有日晷之类的工具利用太阳作为校准之用。因此，在一个永续循环的周期里，那一个序号是起点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

从技术角度看，历法是天人哲理“形而下”成“器”之关键或抓手，因为日、月、年之间背后的天体绕行关系，并不能用一个简单整数去表达。历法成熟的标志在于四分历的出现（四分指一年须增加[约]四分之一天来满足地绕日的周期）。据专家考证，四分历创制于战国初期，行用于周考王十四年(前427)。到西汉之时，《史记》的《历术甲子篇》对四分历已有完整记述，日月周期之间的差异用19年7闰[为1章]去调整；四分历中的余数（即约四分一天与实际(~0.2422天)的差异）用4章为1蔀共76年去吸收。

这是人类社会对日月星所构成的“天”最基本的规律性认识，有了它，就可以准确推算一些特殊天象如日、月蚀，至此，“形而上”到“形而下”的一个完整循环遂告完成。（注意：由此可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形字，前者指事象之形；后者则指道之“形”。）

想想从第一眼仰望星空到搞清楚地绕日的周期规律（而且这是在没有对此表象背后的发生机制有确切了解的情况下完成的），古人花了整整超过五千五百年！然而，有了文字、尤其是纸张和印刷术以后，天和人究竟是啥关系，渐渐成了文字工作者可以参与的事情，天人之道也就慢慢失去了原来古人观天的原动力（“天垂象，见吉凶”）。

何必hebi

歷史疊加，可以期待

萧铁

3. 阴阳哲理

从现今的考古证据看，天人关系的探索比黄帝时代还早了好几千年，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存活下来是第一要要务，在感到极端无力的状况下，“天垂象，见吉凶”，想要预知未来吉凶，自古以来就是观天的动力。但观天有个重大缺憾：老天有它自己的行动时间表，而族群每天需要面对的大水事情却等不得，于是从等天示意想到转而主动求问，而龟甲有天地意涵的各种特征，于是意图通过它来与天地的主宰沟通，以预知未来，这大概就是卜问的起源，本质上是对掌握自己命运的主观愿望之一种曲线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无论祀还是戎，都得占卜，故在商代，占卜绝对是大事中的大事。从发掘出来大量的商代甲骨可知，龟卜占据了商人生产与军事活动以外时间的绝大部分，记录卜问结果的需要，似也对文字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3.1 历史碎片

阴阳哲理始于占卜，占指筮占，卜指龟卜，实际似是龟卜发生在先，已知从周至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龟筮并用的。从技术角度看，卜要从龟壳的裂痕来判断，而如何龟裂据说有好几种，目的当然是想控制所产生的“兆象”，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之前未出现过的龟兆总会冒出来，没完没了，“数据库”越来越庞大，难以查验核对，不利知识积累和重复利用。相较于龟兆的各种可能性，筮占的爻象只有2个，从其六爻象组合而来的卦象只有64个，与龟兆相比，结果的复杂性大幅减少，因而变得可控。

商代的人大小事情都要占卜，而如果作为筮占结果的卦象只有64种，那同一种结果的相关纪录数量必定很庞大，而且不可能所预示的吉凶结果都相同。故所谓“文王演易”，首先应该是将所有以往同一结果的纪录进行筛选，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经部的卦、爻辞。

甲骨文是龟甲上的文字，是龟卜的记录。易经最初是筮占的记录，后来被编成用来解读新的占卜结果，到孔子之时开始了“义理化”的进程。在阐述哲理的易传中出现最多的对对是刚柔，不是阴阳。故从占卜到易经到成为阴阳哲理，中间经历了过千年的进化。古人认定阴阳为“至理”虽非毫无根据，但此种二分法实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下节再详论）。

《周易》的“经”部（即64卦及384爻+乾坤2个用九之辞）中，阴阳两字中只有阴字出现在中孚卦之九二爻：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阴阳两字，是在解经的“传”部才大量出现的。但阴阳一语，也只出现了5次；比刚柔”的次数（7）还少。这其中的含义，下节再详细讨论。

萧铁

3.2 意见想法

相较于天人，阴阳在思维模式方面有什么新贡献？先说天人，主要是创造出干支符号来显示周期性时序；历法严格来说并不是思维模式的突破或创新，虽然它的成熟标志着达到了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可证实的正确表达。在思维模式上，阴阳的创新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发明以阴阳爻为基础构件、经有序组合而成卦，在当时来说是个崭新的占卜/思维工具（见附图）；二是用文字阴阳作为“形而上”结果的标签。

龟卜的结果是开放的，即卜者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龟兆会不会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象，这不利于经验的重复应用。爻-卦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64卦和364爻限制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占的次数增加了卦和爻间转折进而产生足够大的结果空间（solution space），通过历史记录筛选出代表性的吉凶判断即《周易》的“经”部，为这种模型结构提供合理性和可信性；余下的工作便是把需要求问的问题化作可与模型对应起来的机制，由卜者通过卦爻辞的解读来完成。

这比起观天要等待上天按其时间表行事显然更能适应人的需要，因此，从观天到龟卜/筮占是思维模式上的一个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从现有的考古证据看，商代以龟卜为主，到周(文王)时，筮占的爻卦模型和“经”辞解读已经成形，但那是纯粹占卜操作。“义理化”一般归功于孔子，那时离文王已经是超过500年之后的事了。

阴阳的“义理化”过程可说是“形而上”思维内核的真实见证。如前所述，《周易》“经”部根本没提阴阳（卦爻辞只含一阴字没有阳字，经部甚至没有把爻的两个符号称为阴爻阳爻）【甲骨文字典里有阳字，为山之南的意思，却查不到阴字，但在金文里可查到，为云遮日的意思（见下图）。】）；卦爻模型的符号开始时应该只是的符号或“象”，文字标签（卦名）可能到文王演易时才定下来。不过，今《周易》经部卦爻辞所记载的不乏商代的事（最著名的莫如未济卦九四爻辞中提到的的“伐鬼方”），所以也不能排除到文王“演易”时，易经已有一个底本的可能性。总之，商时龟筮并用的可能性很大；也可能是商以龟卜为主，周以筮占为主。

另一方面，阴阳却是《周易》“传”部的主题，这明显是后来孔子等人“玩易”的结果，也是在这里，“形而上”的运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譬如在《系辞》的第一段，就把阴阳相关的事象一口气列了十多个：吉凶、天地、尊卑、贵贱、动静、刚柔、日月、寒暑、男女、昼夜、死生、始终、荣辱、君子小人。这些都是日常所见事象，抽出这些“对对”来并不难，但关键的一步是：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并用一对不太陌生的词语来表达这个新的抽象概念，阴阳就是这“形而上”即抽象过程的结果。

天人时代的“形而上”，无论是对象（天象）还是目的（历法）都非常单一。相形之下，脱胎自占卜（且久经吉凶预测实践检验）的阴阳时代之“形而上”，把对象范围扩大到涵盖所有事象，好像找到了一把能开启认识世间一切事物之匙，故称之为“至理”，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实不为过。

当阴阳上升到作为“道”的层次之规律表达的符号时，它起的主要是标签的作用，即是辩证法所说的“对立统一”之两个对立面的标签。但与现代辩证法最大的分别是：在阴阳用语下，两个对立面已具一定的内在属性。譬如男女分属阳阴，不可能将它们互换。所以这给阴阳所表达的“至理”带来至少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是有些对立概念（譬如长短、大小），很难说对立的双方那个属阴那个属阳。

另一个麻烦是，阴阳只能一次确立一个对立双方（为方便讨论，下面的例子借用“维度”的概念），但事物可同时含有几个维度，不一定每个维度的“值”的属性都与人们的惯常认知保持一致。譬如冰，其属性至少有3个维度（温度、重量、颜色），冰在这3个维度上的“值”分别是寒、轻(于水)、色透明；按阴阳属性分，则分属阴、阳、阳。如果要问冰属阴还是属阳？其实不可能归类于单一属性（但易传说它属阳）。

但阴阳思维最大的缺点是，以爻的组合来构建模型的方法，使它的所有组合数必是2的N次方，与前面天人的干支数10和12全无交集；而随着组合数目呈指数式增长，其复杂性迅速增加，很快就超出常人能有效掌控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解“形而下”的意思，也可从中医应用阴阳的例子中得到印证。据我老师考证，现今中医所说的“八纲辨证”，最早的源头出自明代大医家张景岳，他说：

“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张介宾　景岳全书 传忠录  第一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岳峙楼藏版影印本，卷一，18—20页）（转引自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

张明确将所谓八纲分成2个层次，阴阳是属于医道层次的“纲领”，其余六纲张则称之为“六变”，而且治病的关键反倒是在六变。这就是一个在实践中把阴阳之道按照需要解决的问题之特性“形而下”（器化）成具可操作性工具的例子。

从思维逻辑的角度看，天人哲理以认识天道循环规律为目标的形而上，基本上属于通过观察收集的数据调整参数的模式；相形之下，阴阳思维已初具建模、mapping（将要解决问题的要素与模型特性建立对应关系）、通过已知原理投射到未知领域求解等意念的方法或落实措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道-器概念由此成形并一直影响后世。可以说，“形而上”-“形而下”这一作为中华传统思维模式核心之总结出自作为阴阳哲理载体的易传，有其必然性。

高智海

萧铁 发表于 2021-5-8 20:10
2. 天人哲理

天人起源最早，那时甚至还没有文字，故当时人们的确切想法现今已不可知；但譬如距今8千年的 ...

不管传统思维还是现代思维，都必须统一在天人合一观的旗帜下。是因为天人合一观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对中医与西方科学（包括西医）都适用。毕竟，所有科学理论与实践成果的产生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天人合一观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完全能成为所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董建军

是即医中之关键。中在医是中，中在道家是至、大，中在儒家是一。

董建军

中在道是上下。

董建军

对经典曲解

何必hebi

版主所述，的確經典，對中醫的理解，很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