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中医方案评议（中）

萧铁

新冠肺炎中医方案评议（中）

无庸讳言，中医药在此次新冠战疫中，发挥出独一无二而且是关键的作用。这关键性并不在于用中医药治愈了多少西医治不了的重症甚至危重症患者，反而在于用中药快速治愈了一大批轻症患者，从根本上迅速扭转了武汉封城前后因群体感染大规模爆发导致医疗系统崩溃的局面。

新冠战疫功臣之一的前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3月3日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了一句令全国人民动容的话：疫情过后请别遗忘了中医药！

这带出至少2个问题：一是主体责任谁属；二是作为非主体责任的我们能做些什么？

主体责任照说明显应属于兼管中医药的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上次新病毒SARS的发生以来是否有遗忘？新冠战疫之后应该怎么办？从张伯礼之叹至今已逾半年，好像没见过相关部门有回应过，可能相关主管部门根本不认为主体责任在己，又或者主体责任归属的问题从来没讨论过，当然就更谈不上落实了。如果主体责任不明确、相关部门又不作为，那下一次另一个新型病毒到来时，这“被遗忘—提醒，再被遗忘—再提醒”的戏码，必定会再一次重演，这是现在就可以断言的。

至于我们能做些什么？笔者虽然不是中医药体制中人，但支持并关注中医药现代化十余年；而且之前从事三十余年的高技术研发工作，所谓“旁观者清”，自觉如果用工程出现差错后检讨成因的做法，或可从检视中医在此次战疫中的表现，为中医现代化提供一些新视角或抓手，故不辞鄙陋，在此抛出一些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在下一次新型病毒到来之前，中医药应当做好什么准备？按照当下“问题导向”的精神，笔者以《方案》内容及其演变为据，从下列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关于中医理论特色的三个常见误区或迷思
　2. 这些迷思在客观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3. 中医理论/实践与现代化要求的差距：逻辑弱；效率低；可操作性差
　4. 中医药现代化的三个抓手：理念 · 知识结构 · 方法学

萧铁

1. 关于中医理论特色的三个常见误区或迷思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说的“中医理论”，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医药大学的教材为主体，而现今在中医药大学传授的理论已经修订过多次，一方面要维持与四大经典的传承，另一方面已大幅淡化传统以阴阳五行作为说理依据、并加入许多药物科研结果的内容；总体上虽然可说是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以笔者作为多年从事现代高科技专业的研发人员学习中医的经验感受，这一转型远未完成。而中医在与西医的竞争压力下，长期以来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强调传统与经验，逐渐形成对中医理论特色的一套说法。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根据，但也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或迷思，在《方案》中也有所反映。

迷思一：以为伤寒+温病理论足以应对新病毒
  > 表现之一：把病毒作六淫之类的归类
最早的《方案》3版在中医治疗部分一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这句话在第4版改为“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在第5版起更把句中的疫和疫戾加了引号。
> 表现之二：受伤寒所谓“传经”的影响
中医方案从3版到4版有好几个大改动，其中一个是在4个证之前都加了一个标签，分别是“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这初、中的分期强烈暗示它们之间有先后关系，与当时文件中的临床分类除重和危重之外就只有“普通”一型不是同一个思路，显系受伤寒“传经”理论的影响，但却与客观实际明显不符（详见下节）。

不过，上述第二个表现与疫情初期中西医之间协调的不顺畅也有很大关系。譬如3版(0122)没有“观察期”，反映当时的病毒检测手段不到位，所以有些患者可能不是病毒的感染者。到4版(0127)时，疑似和确诊已经有严格标准来明确区分，《方案》的治疗只针对确诊，临床上分为普通、重和危重3型。4版的临床分类详细列出各种仪器数据用以判别，明显系由西医操作，但中医好像不知道按此分型治疗，譬如中医治疗中的“重症”，实质是文件的临床分型中的危重症！直到6版(0219)，中医的临床分型才与《方案》所述完全一致。可见在第6版以前，《方案》里中医治疗部分虽然不可避免地“外包”给中医，但两者间的沟通介面存在问题，整合也不用心，以致作为整个《方案》的分型和中医的治疗分型之间有明显落差。

又，3版第二证“邪热壅肺”描述的脉象是“浮数”，此证的其他征候描述也属病邪在表而热象明显。对应处方有很明显的“金花清感方”的影子，惟此方证只出现在3版中，后面的多次改动再也没见“脉浮数”的表述。这看来也反映了疫情初期鉴别感染措施尚未确立时，中医在医院所见到的病人，其实不一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按：以此为鉴，想想古人在大疫流行之时，当时根本缺乏判别“戾气”的手段，医家所见到的医案，就必定是缘自疫情的吗？咱IT人有句口头禅GIGO（Garbage-In, Garbage-Out)，意思是拿进来[加工]的是垃圾，生产出来的自然也是垃圾。如果关于疫情的医案从一开始就迷迷糊糊，其后通过“形而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可靠吗？】

战疫期间海量的相关报道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明示或暗示，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疫，中医积累了很多“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应该是广义的经验，即包括许多不止一次地重复的、失败的教训。其实想想就知道，吴又可离内经伤寒时代已超过1500年，如果中医凭内经伤寒就能成功应对，又怎会有吴的“瘟疫论”/戾气说？又譬如SARS时期开发出来的金花清感和连花清瘟二药，在最后推荐的“三药三方”中只列为“观察期”的“预防”药，而且明确表示不用于治疗。所以，拿过去所谓几千年大疫经验说事，实属七分随意三分情愿，经不起事实理性的质疑。

迷思二：因人制宜的辨证比西医疗效更好（同病异治或“个性化治疗”走极端）
原则上讲，因人制宜的观点不能算错，即使是西医看病，难道不也是一个一个的看？但是，再正确的原则，一旦把它拉伸到极致，就会向反面转化。对中医来说，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同病异治”，可说是这类迷思的极致。笔者不否认此说有其根据，但对病毒感染患者来说，真需要给每个患者都只适用于他或她的处方吗？

此迷思在《方案》上也有所体现：在3版中，处方只列药物而没有量，这虽然不算“异治”，但明显在给主治医生很大用药空间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方案》的可操作性。

还有，在战疫初期，的确看到一度曾想给每个患者按其具体情况开处方的情景，还专门展示过能根据“个性化施治”处方而快速产生药液的流动专车，这显然不是一两天就能研制出来，后来也是悄然退场。这里最大的问题不仅是忽略了成本效益的问题，而且对像新冠肺炎这种传染强度极高的流行病来说，还有一个资源压力成为首先需要应对的问题。“个性化施治”只会加剧而非减轻资源需求暴增的压力。

迷思三：过于强调中医的四诊特色，忽略医疗器具的开发，以致可操作性低
《方案》全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包括诊断和治疗两部分。但有关中医的全部内容实际只占治疗部分的一个专节，诊断部分完全没有角色，客观地反映了中医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实际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统的“重道轻器”意识，以致未能将脉诊的技巧发展出脉诊仪。

传统中医的辨证手段被归纳称之为四诊的望闻问切。四诊的头三诊主要属于从体外可客观观测到的，但其中问诊可涉及病人的主观感觉（如畏寒/热），反而是西医所不重视的。但与头三诊不同，切脉所探求的脉象，中医目前的实践不属可客观观测的。因为首先这“切”全凭把脉者按其主观感觉和认知、转化成绝大部分属非量化的、性质模糊的脉象名称；然后还有各家对即使是发生在寸/关/尺不同部位的相同脉象有不同的解读，再加上“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证”的案例/说法，总给中医以外的人一种可随意操弄的印象。

结果是，在《方案》中，鉴别感染与否及判别严重程度的临床分型完全由西医主导，这种局面似乎很难改变。中医需要首先在观念上改变，认识到不能产生可验证的客观数据在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弱点。而重视客观化仪器的开发，这对未来能把AI应用于中医辨证，更是个必要的前提。

萧铁

2. 这些迷思在客观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破解这些迷思一看事实，二靠逻辑。

从事实看，在新病毒爆发初期，尤其是连病毒还未分离出来之时，就说现存药物方剂能有效抑制新病毒根本就是信口开河。
　o “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有史书记载的、类似的大疫曾发生过无数次，这是是客观事实。
　o 吴又可只是看到（发现）了问题，他的《达原饮》似乎没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过，比较此次的抗疫“3方”和SARS的金花、连花2方，《达原饮》的影子明显可见。）
　o SARS时期研发出来的2个有专利的“抗感”药最后只用于观察期而不是用于治疗。

从逻辑看，笔者建议大家做个一很简单的“想象实验”，即是不用动手真做，只需想象一下，相信就能判别上述迷思中的逻辑谬误。

譬如关于病毒的“六淫特性”和传变规律之类。想象我们先搜集一群具各种中医体质（如中医的阴虚阳虚气虚血瘀湿热之类）、几个不同年龄段、确诊无病毒感染的男女若干人，把他们分成2组（每组有基本相若的体质/年龄/男女组合），2组的分别只在于
　　> A组：所有人全都戴口罩
　　> B组：所有人全都不戴口罩
然后把这2组人分置于2个不同大楼的封闭会议室中（甚至可想象在不同城市），再各派一个确认病毒传播者作为主讲人，让他不戴口罩地跟这2组人员开一个~1小时的研讨会或什么的。

上面所描述的是这个“想象实验”的设置，现在，按照大家经历全民战疫所学来的常识，猜一猜（想象）这A、B两组人中，那一组最有可能全部人都会感染到新病毒？然后再猜一猜，这些受感染者会按照所谓初期中期的时程出现所属的临床症状吗？

如果把这个实验拿到街上做个随机抽样调查，笔者相信99.9%的人应该都会毫无困难的指出：不戴口罩那组人最可能全都会被感染。

我们说病毒对所有人都是无差别对待，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的国籍种族意识形态等等。现在大概还应该补充一句，不管你什么体质！在这种情况下，还说病毒属什么病因病位病机、什么属寒属湿有意义么？这只反映出有些中医受传统教条束缚之深而已。
【按：不过，话又说回来，笔者认同以纲辨证是中医的核心理念之一，如笔者研发的【自助中医】工具用于对证名进行分类的新八纲里就有‘湿’这纲，但这是从对患者的征候进行辨证而言。这里只是想指出企图把这些纲当作教条用于病毒归类上所会产生的与客观现实和逻辑的矛盾。另一方面，对感染群体进行统计上的分析，以纲作为分类标签仍有其意义（可惜完全见不到所需的相关数据）。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医的论述如果不注重概念逻辑的自洽性，那中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认受与传播恐怕只能是事倍功半。】

萧铁

3. 中医理论/实践与现代化要求的差距：逻辑弱；效率低；可操作性差

受这些迷思的影响，现代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化的要求有颇大距离，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逻辑不够清晰自洽，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产品的制作效率低下，与受众的沟通存在问题、可操作性差。三者之中，逻辑问题是重中之重。

东西方思维对逻辑（即抽象的理）的理解有一个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中华传统思维重实证不重反证（譬如中医用已证明有效的医案说理）；西方/现代思维更重反证（西医虽然不可能直接质疑中医的医案，但会很重视医案所承载之理与他理之间相互矛盾之处，其严谨程度不妨用“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来形容）。东西方之间对理（内含逻辑）本身认知上的差异，是世人尽管可以很客观地承认中医药的疗效（知其然）、却没有转化为对中医理论认可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医要走向世界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但目前的中医理论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三个差距中，逻辑严谨度低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效率和可操作性问题至少有部分要归因于中医对医理表达的内在逻辑不够严谨。譬如《方案》中与中医治疗的分型就至少有2个与逻辑相关的问题。一是在各证候中所列的症状或征候之间是必有还是或有没说清楚。笔者非常了解这是中医人的一贯习惯，但以笔者对工程文件的要求习惯看，这是留给读者有随意解读的空间。
【按：在笔者所从事的工程界，专业技术文件不应留给读者可以有不同解读的空间；如果文件作者视此为自己的责任并真正做到，那正常、合格的读者不会产生误解，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不过，《方案》以西医诊断数据作为分型依据，误诊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果一个分型只对应一个方证，误治的机率应该也不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逻辑问题是：所提供的治疗方案是否足以涵盖某一分型的所有病患？这个问题需要用数据来回答。但在6版之前，除危重之外的3个中医分型各对应一个证候，但自6版起，每型各有2个证候。一个分型从对应一个证变为对应两个证，这已间接说明之前的单一证并不能涵盖该型患者；但变成2个是否就能全部覆盖呢？这是有疑问的。如果征候对不上怎么办？文件不列出来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还有，6版和之前各版对证候描述的编排无疑是按照中医的一贯作法，却正正说明在罗列各证的征候时，根本没有把同一型之下不同证之间最主要的分别（个性或特殊性）突显出来。这不仅降低了《方案》的可操作性，而且也没有解决是否存在其他证候的问题。

中医理论对证候的表述含混不清，集中体现了逻辑、效率和可操作性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中医界长期片面强调传承、普遍缺乏内生改革动力，必然导致对这个问题的忽视。

可操作性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进入中医人的视线范围，所以笔者想多说几句。所有现代工程各种门类都有工程师和技术员这两拨人的区分。工程师所需的知识技能较深且广，养成需时较长，一般是较贵重的资源；而技术员只需针对具体的操作项目、通常集中培训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便可上岗，属相对便宜的资源。这种区分其实在医界也是有的，即是医生和护士的分别。说起来这种分工好像始于西医，中医传统上有的只是学徒，似乎没有“护士”这概念（“接生婆”可能是个例外）。

《方案》类似各种工程的手册，写和审批的当然是权威级别的专家，但使用这《方案》的人，知识门槛不应该、也不需要专家的水平。事实上，让没读过中医药大学教材和内经伤寒的人也能看懂《方案》的中医治疗并运用于治病，反而是中医能把市场做大做到国外去的必要条件之一。想想这个《方案》代表的是中国的战疫成果，本来应是中医扬威世界的大好机会，但中医部分，外国人即使是医疗专家（当然不是中医的），不要说读懂，恐怕连按征候指引操作都会有问题，就是因为现代人的逻辑思维与中医的逻辑习惯不同，故即使能争取到外国给“三药三方”建立快速通道，恐怕也不能发挥出应起的作用。现代中医人应该有些最起码的、以读者为服务对象的市场观念，中药说明书以至中医基础理论的作者们，应把具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能读懂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才不会一讲走向世界就只会想到翻译《伤寒论》。

现代市场经济的效率是建立在规模效应上，传统中医的诊治手段，用今天的用语来说，是“个性化”有余，结果是每一剂药都要新煎（虽然现在多是几天的药一块煎再分开包装），无法产生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规模效应。即使成功应用AI能解决能辨证的合格医生不足的问题，但规模化生产和个性化用药的矛盾如果不解决，中医药的整体效率仍将很低，对竞争力将是个严重的制约。

第一节里用脉象来说明可操作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脉象反映的是人体即时的生理状态，内含的信息具有成为“动态DNA”的潜力，笔者对此理念抱有希望。但与西医的心电图比较，中医的脉象理论没能开发出可与心电图相比拟的仪器，可视为中医理论里的一些关键构件缺乏可客观验证、因而具可操作性的缩影，不仅令中医的传承效率低下，客观上也为各种造假行为起了打掩护的作用。

萧铁

4. 中医药现代化的三个抓手：理念 · 知识结构 · 方法学

前面的讨论，主要是想将基于《方案》的分析研究，聚焦到事关中医现代化改革的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中医的知识/理论结构；二是方法学。这两个问题既有区别，但亦“互为表里”；而只有从这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能把握中医理论改革的方向，才有望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除了前面一开始就提到的“问题导向”，新时代常听到的另一个常用语是“顶层设计”，这对中医理论的发展特别有“颠覆性”的指导意义，因为有些人所主张的“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其特点恰恰就是从底层的经验层层累叠而来。而底层的经验不可避免地受时空的制约，经“形而上”通过不同途径提升到顶层一级，产生如六经、脏腑、经络等多套理论，但每一套理论有其内在逻辑，却都不能独自涵盖整个中医治病的范畴，于是只能共存，形成相互重叠和矛盾的情形。

如何改造中医的知识和理论构架？笔者除了在【自助中医】工程里作了一些尝试，也在《启示》一文中提出了以战疫成果为契机，把对病毒的现代科学新知整合到中医“扶正祛邪”核心理念里的想法。中医科研新方法学的形成，离不开这知识与概念架构上的传承和改革创新。写《启示》一文之时，笔者本以为这些想法对中医界而言可能有些超前，但在对《方案》几个方药的进一步研究里很高兴地发现，原来笔者的想法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下面详细说说这个发现。

《方案》8版里提到4首新方，为首的清肺排毒方由“后方”组织研发，简称葛方，因据说“拟方”者为一当时还未取得医师资格的葛姓研究员；其他3方出自“前线”，分别由仝小林、张伯礼、王璐琦3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领军。笔者从报道中得出的印象是，3位院士一月下旬前后脚进入武汉前线，仝、王2人的团队刚到武汉就一头扎进重、危症的救治，按当时既紧急又混乱不明的情况推想，花在救治重、危病患上的付出，应占据了他们时间精力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中医全包方舱医院治轻型病患的战略，应是张[在二月初?]提出并组织实施的。

在8版中冠以方名的前线3方中，仝、王团队的2个方子可一直往回追溯到3版，且处方用药到最后定型前中间不断修改：
　　寒湿疫方/仝小林团队：[3]湿邪郁肺 → [4,5]初期：寒湿郁肺 → [6-8]轻型：寒湿郁肺
　　化湿败毒方/王璐琦团队：[3]邪毒闭肺 → [4,5]中期：疫毒闭肺 → [6-8]重型：疫毒闭肺
张的宣肺败毒方直到6版(0219)才首次出现在《方案》中，此时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成立运作(0212)已整整一周，处方的药物和用量到8版一直没变。
【按：仝、张的方子在《方案》中分别用于轻、普通型的分类有些奇怪，因为轻型这临床分类在5版才出现，而专收轻型确诊病患的中医全包江夏方舱医院看上去由张主导，张在访问中亦曾提及宣肺方子用于方舱医院治疗。另一事实是，仝方最后没有进入卫健委所推荐的治疗新冠肺炎的3方中。】

这些方子如何构建出来？这是方法学的核心问题。从这几个方子的相关报道看，仝、王、葛3方的成方过程，基本上可说是沿用过去的模式，即专家们根据传统中医理论/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辨证方法，从病家征候辨出所属之“证”，然后根据传统经验对能有效治该证之方剂合起来再加减而成；成方之后还须在临床中不断试错改进。“合起来”其实就是不知那个方真正起作用，但情况紧急，先用起来再说。从药物组合上说，只要在过往的医书中查不到完全相同的药物组合，就可说是个新方子；但就方法学而言，基本上见不到有什么创新。

张的宣肺败毒方的制定虽然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传统模式，但有一个似被大众忽略了的、方法学上的重大创新。笔者百度宣肺败毒汤时，看到澎湃新闻一篇对张伯礼的专访，其中有几段话特别有意思，透露了不少玄机，下面是这几段话的截图：

这报道提到的宣肺方里面的虎杖和马鞭草二药，不见于迄今所有被提到过的古方，此二药既不见于《本草经》，也不见于仲景方。张指出它们在“祛邪”方面有不同作用，虎杖是正面杀毒，马鞭草却是对毒的结果起修补作用。这与笔者《启示》一文里的其中一个主张可说是不谋而合。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同是“祛邪”的作用？这是因为杀毒只能等到新病毒出现时才能验证是否有效；但对人体所做成的损伤，无论细菌或病毒皆有共通的地方，故不需要等新病毒出现、而是平时就可以而且应该做好功课的“备战”手段。而据摘录中的第一段话所言，这二药是“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已经建有一个6万多的组分库”中找出来的。（如何从几万甚至十几、以至几十万个药物数据库里筛选出有奇效的药，这又是另一个技术活，即现时大家都熟知的IT用语 ─ 算法。当然，在能运用算法之前，还须有特定结构设计的数据库。）

回头再看《方案》里这3个“前线”方子出现的时程，仝、王2人的方子看上去经历了一段长达个多月不断试错改进的过程，但张的方子似乎直到2月中才用于方舱医院的中药“漫灌”式治疗病患，可能基本没啥修改就定型。笔者看到这里有两种方法学在建构新方中起作用：
　　一是沿用传统仅凭“知其然”的经验进行组方，并通过个案试错在反馈基础上反复修改；
　　一是在传统基础上，通过科研达致“知其所以然”后再“形而下”（将原理应用于实际需要）进行组方。
这两种方法学都在新冠战疫中经受了检验，虽不算是摆明车马的PK，但结果可说有目共睹。

张亦曾参与非典战疫，“十几年的积累”，就是非典之后开始的，因此，宣肺败毒方的意义远超治病：它代表现代中医在经历非典之后，在中医科研方法学上的一次成长和突破，其成效在新冠战疫中得到了验证。这6万多组分库、十几年的积累，亦即是最近国内科技界所强调的基础研究。

中医在新冠战疫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表明，中医药基础研究与科研方法学上的进步，不仅在应对新病毒方面能发挥独有的备战作用，而且可以预见，通过更具可操作性的系统建设，还能在吸收新药物、筛选改进现有方剂方面，特别是在提升与中医药知识结构和效率相关的方方面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只不过，对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中医界似乎一无所觉，当是相关团队在中医界弥漫着“回归经典”这逆时代大势、“万马齐喑”的氛围中，只能“只做不说”，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改革者们试图突破一些旧有意识形态条条框框那样，折射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科研处境的艰辛与无奈。

笔者之前在《启示》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对西医来说，与病毒相关科研的目标就是要尽快缩短无有效疗法的空窗期。因此，对中医科研来说，也需要以通过方法学的提升，把产生并验证有效方案的时程缩到最短为目标。具体的说，譬如这次从介入到最后定案要经过六七版，下次另一新病毒到来时能否达到最多修改一次？要做到这点需要什么理念、技术手段和政策制度的支撑和创新？以这些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引领中医科研，必能将中医科研提升到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境界。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确信已经看到“前端隧道口的一线曙光”了。

中西医融合观

        谢谢分享。
        先生的确是个有心人！我不知道中医界有没有像先生这样认真的人，我没有看到。听说有好几个版本的经验总结之类的书籍，无非是宣传自己的伟大贡献而已。我发表了一个帖子，疫情过后没有人感恩张仲景。我不知道抗疫英雄张伯礼院士是不是感恩张仲景？张伯礼院士说不要忘记中医，我理解的是不要忘记张仲景。好好学习《伤寒杂病论》，以备下次疫情之用。

中西医融合观

        西医ICU 治疗危重型新冠肺炎，使用的所有药品、医疗器械没有一个能够杀灭新冠病毒，没有人说西医不能治疗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中医药不能杀灭新冠病毒，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就是无效，两个标准！
       1800年前的张仲景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也不知道细菌、病毒之类的病原体，他的方剂能够治疗非典、新冠病毒肺炎，为什么会有效？西方科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说明西方科学还有缺陷，还有不当之处，不过分吧。
      这次疫情中，中医使用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葶苈大枣泻肺汤等合方，没有人感恩张仲景，也没有人提倡认真学习《伤寒杂病论》！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张仲景的方剂造就了抗疫英雄张伯礼先进、等模范中医人和群体，救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但是，没有人感恩张仲景，没有人提及《伤寒杂病论》。学习中医经典一定要从《伤寒杂病论》、温病学开始！

武极

3. 中医理论/实践与现代化要求的差距：逻辑弱；效率低；可操作性差
　4. 如何改革现状以符合现代化要求

武极

武极 发表于 2020-10-14 09:07
3. 中医理论/实践与现代化要求的差距：逻辑弱；效率低；可操作性差
　4. 如何改革现状以符合现代化要求

用科学检测技术测症状受体构象变化个数，是何种症状受体有构象变化。
变化症状受体个数越多，用的药物分子个数也应越多。
而中药简单技术是不能确定症状受体构象变化个数，也很难准确知道是何种症状受体构象有了变化。
如是阴虚症状受体构象有了变化还是阳虚症状受体构象有了变化等。
而如果发明了科学检测症状受体构象变化技术，准确率应大大增加，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这并不是在当前科学检测技术或有限未来科学检测技术能实现的。
没有科学检测症状受体构象变化技术发明之前，还只能以中药简单技术确定症状受体构象变化种类，且中药技术像脉诊之类技术还是超前症状受体构象变化检测技术。
虽然中药脉诊之类受体构象变化检测技术不是科学受体构象变化检测技术。
而像中药脉诊仪之类技术设想，并不能算是科学发展中药技术，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药简单技术

中西医融合观

           在下一次新型病毒到来之前，中医药应当做好什么准备？


        中医界，院士们好像没有人认真提出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请大家找找。发上来。
        一个关心中医的工程师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