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病理学史》连载——第六章 1851-1875年病理学概况

一江春水

　原文作者：Esmond R. Long
　　新英格兰院校
　　如前文所述，到了1850年，病理学科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基础医学学科终于在一些地区得到了承认。1847年，J.B.S. 杰克逊（1806-79）被任命为哈佛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授1，除了解剖学博物馆馆长外，他没有担任其他职务2。1853年，杰克逊成为舒特尔夫学院病理解剖学教授，并在1854年成为沙特克学校同一学科的教授，担任教职的同时还在博物馆兼职。他一直担任沙特克学校病理解剖学教授，直至1878年由雷金纳德 H·菲茨（Reginald H.Fitz）接任。在他任职期间，其同事成员阵容强大，包括解剖学与外科学的“赫西”荣誉教授约翰. 柯林斯. 沃伦(John Collins Warren)、“赫西”解剖学教授杰弗里斯. 怀曼(Jeffries Wyman)、“帕克曼”(Parkman)解剖学教授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以及继任的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詹姆斯. 杰克逊（作为荣誉教授）、约翰. 韦尔和乔治. 切恩. 沙特克(George Cheyne Shattuck)（赫西教授）。
　　J. B. S. 杰克逊实际上是病理标本的收集者，也是布置和陈列这些标本的专家。他对这类工作很有天赋，1851年，他在欧洲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最好的解剖学和病理学博物馆所采用的方法。作为该地区病理解剖学的领军人物，他经常接受新英格兰各地医生的咨询。他把在哈佛大学创建的病理学教学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他担任沃伦解剖学博物馆和波士顿医学促进协会陈列馆的馆长，极大地丰富了展览内容。霍姆斯称他为波士顿医学促进协会陈列馆的生命和灵魂。
　　他是一个大体病理解剖学家，对该学科的体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新知识的积累却并不多。思路敏锐的Samuel Gross对其同时代的许多医学同道有着精辟简洁的描写3，，他写道：杰克逊凭借他的背景和丰富的经验，本应是美国的罗基坦斯基。但他最擅长的既不是研究，也不是文字写作。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出版的病理解剖博物馆收藏标本的目录，而他正是这家博物馆的馆长。当波士顿医疗促进协会的病理标本陈列馆被转移到哈佛医学院时，命名为杰克逊陈列馆，这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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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哈佛大学在病理学领域引入了创新机制，于1864年特别为法国生理学家查尔斯. 爱德华. 布朗-瑟加（Charles Edouard Brown-Séquard 1817-94）设立了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学教授职位。这位富有想象力的实验专家1852年首次来到美国进行游历讲学。后来的几年里，他多次到美国，应邀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和弗吉尼亚里士满的实验室工作，总是要求实验机构人员不断进行实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都不会持续太久，没有其他行程的时候就在巴黎不知疲倦地工作，这里的岗位一直是给他留着的。他对脊髓节段、偏瘫和肾上腺以及其它内分泌器官的研究都是在这里开展的。他在美国的主要贡献是与克劳德. 伯纳德(Claude Bernard)同时发现了血管舒缩神经的作用。在哈佛，他与生物学家路易斯. 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密切合作。1878年，他从纽约回到巴黎，接替克劳德. 伯纳德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实验医学教授。
　　1873年成立的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是由本地医生，包括其外科及牙科医生担任病理科教授。学校使用马萨诸塞州顺势疗法医院（homeopathic hospital）的设施进行教学。
　　在耶鲁大学，直至1867年摩西. 克拉克. 怀特(Moses Clark White 1819-1900）被委任为病理学和显微镜学教授，病理学没有独立的教授职位。 怀特曾是中国卫理公会福音传教士和正式任命的牧师，回到美国后开始从事医学研究。1862至1867年间他在耶鲁医学院担任显微镜学辅导老师，之后获得显微镜学和病理学教职。他于1880年成为病理学教授，理所当然成为美国首批荣膺这一头衔的教授之一。他也在纽黑文医院担任了多年病理医生。早期的病理学家中，White是在法医领域最活跃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他一直担任纽黑文县法医。
　　在达特茅斯，1838-39年伊利沙. 巴特利特担任病理解剖学以及医学理论与实践学科的教授。在他的继任者中，1849年接任该教职的爱德华E. 菲尔普斯(Edward  E. Phelps 1803-80）是最杰出的。从1872年开始直到1876年退休，菲尔普斯担任普通病理学教授。他仍保留着斯托顿博物馆荣誉馆长的头衔，这个博物馆致力于展示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仪器和标本。
　　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新英格兰院校，当时在其院系中有几名病理学教授，后来他们大多数接受了其他地方的教职。在位于伍德斯托克的佛蒙特州医学院，约翰. 卡尔. 道尔顿(John Call Dalton 1825-89）于1855至1856年担任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他曾在巴黎跟随克劳德. 伯纳德进行研究，后来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1856年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匹茨菲尔德的伯克郡医学院担任同样的教职。威廉. 亨利. 塞耶(William Henry Thayer 1822-97）的任职生涯包括伯克郡和卡斯尔顿学院，1856年在伍德斯托克担任内科和病理学教授，在波士顿的博伊尔斯顿进修学校教授法医学和病理学。1857年至1861年期间，菲兰德. 特鲁. 布拉德福德(Philander Drury Bradford 1811-92）在佛蒙特州的卡斯尔顿担任生物学和病理学教授，并从1861年至1862年担任组织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阿隆佐B. 帕尔默(Alonzo B. Palmer 1815-87）毕业于费尔菲尔德大学，继多年担任病理学与医学实践教授的阿隆佐·克拉克以及1862年任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的勒松. 斯泰尔斯(R. Cresson Stiles 1830-73）之后，于1863年至1867年接任了伯克郡医学实践和病理学教授。帕尔默同时也担任密歇根大学医学理论与实践和病理学的教授（见120页）。
　　另一位对病理学有突出贡献的新英格兰医生埃德蒙德 R. 皮斯里(Edmund R. Peaslee1814-78）是位妇科医生，他是诺亚. 伍斯特(Noah Worcester)的学生，后来担任达特茅斯妇产科教授，是卵巢肿瘤和盆腔外科的权威。他有一段时间曾在纽约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病理学和显微镜学教授，还在鲍登和奥尔巴尼的医学院担任职务。他的主要著作是《卵巢肿瘤的病理学、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卵巢切除治疗方法》（1872）。1857年，皮斯里发表了一部重要的卷集，《与描述性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相关的人体组织学》，这是最早有关这个主题的系统性英文教科书之一。
　　多才多艺的查尔斯. 阿尔弗雷德. 李(Charles Alfred Lee 1801-72）是游历地方最多的兼职教授，他曾在日内瓦医学院、纽约市立大学、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医学院、俄亥俄州斯塔林医学院，以及水牛城大学医学院任教，都教授病理学。他对医学的重要贡献是他在1845年出版的美国版W. A.盖伊（W. A. Guy）的《法医学原理》，和1859年的詹姆斯. 科普兰(James Copland)版的《实用医学词典》。
　　纽约院校
　　如前所述，在纽约市，1847年阿隆佐·克拉克（1807-87）与J. B. S. 杰克逊在哈佛均荣任为主要负责病理学指导的教师。克拉克的教职安排仍为旧式的学科组合，但其中既包括生理学也包括病理学。最终成为学院最杰出生理学教授之一的约翰. 卡尔. 道尔顿在他的纽约医学院史上写道，这两个学科都尚未满足时代的要求，在克拉克被委任之前，病理学甚至不会引起教授们的哪怕一丁点关注。 克拉克于1847年被任命为生理学及病理学讲师，并于1848年被委任为两个学科的教授， 但他主要在贝尔维尤医院、伯克郡、伍德斯托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从事病理解剖工作。这段时间的工作为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克拉克的教职与哈佛大学的J. B. S. 杰克逊同样，并未仅限于病理学领域。1855年，随着伊利沙. 巴特利特辞去药理学和法医学教授，Clark的职位也被调整，受命担任病理学和实用医学教授。因此，与杰克逊一样，克拉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专业病理学家。但他为纽约地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杰克逊在波士顿所起到的作用。他是纽约病理协会的领军人物，在医学院推广病理学教学，1875年担任主任和学院院长。他在临床医学方面发表的著作多于病理学，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对斑疹伤寒和伤寒症、腹膜炎和心脏疾病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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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纽约市最杰出的内科医生奥斯汀. 弗林特(Austin Flint 1812-86）和爱德华. 加马。
　　詹韦(Edward Gamaliel Janeway,1841-1911）都是美国病理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弗林特于1833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在那里他得益于詹姆斯. 杰克逊和约翰. 柯林斯. 沃伦指导6。弗林特早年游历广泛，在取得杰出成就的兼职教授中，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1844年，他在芝加哥拉什医学院担任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一年后到了水牛城，1847年成为该市大学医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他继续担任医学理论与实践和临床医学教授直到1852年，其后四年则成为路易斯威尔大学强大教师阵容的一员。然而在这个职位上，他干的并不理想。于是在1856年他回到水牛城，担任病理学和临床医学教授。1858至1861年冬季期间，他在新奥尔良医学院担任临床医学教授，还兼任路易斯安那州慈善医院的主治医师。从1859年起，他定居纽约。19世纪60年代，他同时担任贝尔维尤医学院暨医院的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和主治医生，以及长岛医学院暨医院的病理学与实用医学教授。1860年他辞去长岛的职位，从此仅在贝尔维尤医学院暨医院任职。
　　弗林特是最为杰出的心脏和肺部医学诊断专家。他对胸部疾病的病理解剖有深刻地理解，这为他的医学才华奠定了基础。他是一个多产的作者，极少有临床医生能像他一样在他们的临床著作中提供丰富而准确的病理学背景。他所著的《关于心脏疾病的病理、诊断和治疗实用方法》（1859年）及其所著《肺结核：病理解剖、病因、症状及并发症、病死率与预后、治疗与体检诊断》（1875年），都是他在临床的教科书中有效地利用病理解剖学知识的实例。他的标志性专著、被广泛使用的《论医学原理与实践》于1866年首次出版，在随后的版本中，均未包括他自己的病理学章节，直到他在后起之秀威廉 H. 韦尔奇的大力帮助下，才在1881年的版本和1886年的最后一版（第六版）中将这部分纳入。作为医学原理与实践学科的教授以及这些医学分支重要论著的作者，弗林特对术语、原则和实践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写作时提及了相关的病理学背景。他将普通和专科病理学加以区分，指出医学原理基本上相当于普通病理学，而医学实践本质上则是专科病理学知识的运用。他在肺结核和心脏疾病的著述里详细地介绍了器官之间的解剖关系，并结合了大量病理观察和个人经验。
　　詹韦与弗林特境况相似，也被认为是内科和诊断学家7。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内战中担任医学实习生，1866年担任贝尔维尤医院的医学院负责人并多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872年他成为医学院的病理解剖学教授。他担任这一教职以及其他一系列类似职务直到1876年，当时他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声誉日隆，责任日渐增加，对行政事务也关注更多，使得他不再活跃于病理学领域。他以病理解剖学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在《贝尔维尤医院学报》和纽约市的一些医学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病例报告。他接替奥斯汀. 弗林特成为贝尔维尤医院暨医学院的医学教授。1877年他担任纽约病理学协会理事长。1875年至1881年担任该市卫生专员。
　　托马斯 M. 马瑞可（Thomas M. Markoe， 1819-1901）曾在卡斯尔顿担任解剖学教授，他是纽约医院病理陈列馆早期的馆长，1851至1854年在纽约城市大学任病理解剖学教授，该大学几年后与贝尔维尤学院合并。此后马瑞可成为医学院杰出的外科医生之一。
　　在纽约市区之外，纽约州目前有三所医学院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有一些病理学教学的制度。日内瓦医学院是美国最早设立包括普通病理学在内教授职位的医学院校之一。约翰. 德拉马特在1840年至1844年担任药物学和普通病理学教授职位，1844年至1857年由查尔斯. 阿尔弗雷德. 李接任。李的继任者包括迦勒. 格瑞英（Caleb Green， 1857-1866）和尼尔森. 尼维森(Nelson Nivison, 1866-1872）。该学院的现代化始于1872年，成为Syracuse大学医学院。尼维森于1872年至1886年担任生理学、病理学和卫生学教授。
　　奥尔巴尼医学院是由奥尔登. 马奇（Alden March）与J. A. 艾米斯比（J. H. Armsby）及其他人于1839年创立的，1867年首次设立病理学教授职位，当时塞缪尔. 奥克利. 范德. 波尔(Samuel Oakley Vander Poel, 1824-86）被任命为普通病理学和临床医学教授。直到1870年，范德. 波尔一直担任该职位。在他之后，威廉·海尔斯(William Hailes)于1875年被任命为病理解剖学兼职教授。范德. 波尔一直担任病理学、医学实践和临床医学教授职位，直至1881年。
　　水牛城大学医学院，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病理学曾分别由查尔斯A.李和奥斯汀. 弗林特负责教学， 然而，直到1884年并在弗雷德里克. 彼得森(Frederick Peterson, 1859-1938）任职后，病理学才被重新引入水牛城大学的课程体系，被确立为独立的学科并得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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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院校
　　在19世纪下半叶之初，病理学在费城尚未获得院系级别的地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的教学工作仍然由各个临床院系负责，主要是由内科担任。 当然在病理学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领军人物，包括乔治·B·伍德，，阿尔弗雷德. 斯蒂尔和威廉. 佩珀（1843-98）。佩珀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医院的病理学家，186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讲授病理解剖学。作为第一位注意到恶性贫血骨髓特征表现的医师，他在病理学史上享有卓著的声誉。1876年任命詹姆斯. 泰森(James Tyson, 1841-1919）为普通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以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设立了病理学教授职位。1863年Tyson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内战中曾是联邦军的外科医生，186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显微镜学，1874年被任命为病理解剖学和组织学讲师。
　　在杰斐逊医学院，那时还没有设立病理学教授职位，但在19世纪前半叶，美国最著名的病理解剖学倡导者塞缪尔·格罗斯担任外科教授一职（1856-82年）。1857年，他在雅各布M. 达. 科斯塔的帮助下推出了他的《病理解剖学基础》第三版，而此时格罗斯是外科主任。19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由S. H. 迪克森和W. W. 基恩在杰斐逊医学院讲授病理解剖学。1879年，莫里斯.  朗斯曲斯（Morris Longstreth， 1846-1914）被任命为病理学示教员，他后来是该学科讲师，并最终成为教授。
　　值得关注的还包括费城另一家医学院，即费城哈曼尼医学院暨费城医院的病理学教学。威廉T. 赫尔穆特（William T. Helmuth， 1833-1902）是费城著名的顺势疗法医生，早在1852-53年就是顺势疗法研究所、病理学和医学实践教授。在整个十九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多顺势疗法医生担任了该职位或类似职位8。
　　南方院校
　　在马里兰大学，病理学教学始于1847年，如前所述，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美国许多地区进行了医学改革并在医学课程中引入了病理学9。19世纪60年代中期，设立了生理学、卫生学和普通病理学、外科病理学以及生理学与病理化学的教授职位。在这些教授中，弗朗西斯. 唐纳森(Francis Donaldson, 1823-91）所做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担任生理学、卫生学和普通病理学教授，是该校医学诊断的顶尖专家，并同时在喉部和胸部疾病部门也担任职务。他很早就在病理学研究中使用了显微镜。1853年，他在《美国医学学报》上发表了论文“显微镜在癌症诊断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图文并茂，预示了现代细胞诊断学的发展前景。他在巴尔的摩病理学协会也很活跃，这将在后文中加以介绍。病理学的教学主要是通过每周讲座形式进行，直至1881年艾萨克·阿特金森(Isaac E. Atkinson, 1846-1906）成为病理学教授和皮肤科临床教授。在此期间，利用现有病理标本的教学法在湾景医院和巴尔的摩的其他医院均得到广泛采用。
　　在弗吉尼亚州，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州医学院的E. S. 盖拉德(E. S. Gaillard, 1827-85）于1867年担任里士满医学院的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1868年，盖拉德到肯塔基医学院担任病理学教授和院长。O. F. 曼森(O. F. Manson, 1822-88）在1868年至1876年间担任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随后任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曼森经常在南部医学期刊上发表关于儿童疟疾、肺炎和腹泻病的论文10。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直到后来才正式开始病理学教学。
　　在乔治亚医学院，从1850年到内战爆发，L. A. 杜加斯(L.A. Dugas)的教授职位由H. V. M. 米勒接任。1867年，爱德华. 格丁斯(Edward Geddings)获得终身教职直至1893年。在阿拉巴马州，病理学教学始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威廉H.安德森于1859年至1868年担任生理学与病理学教授，此后仅担任生理学教授。
　　中西部和西部院校
　　在中西部的辛辛那提、哥伦布和克利夫兰，保留着早期的病理学教学传统。在辛辛那提的俄亥俄州医学院，塞缪尔 G. 阿莫（1819-85）在1853年至1854年担任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接任L. L.劳森(L. L. Lawson, 1812-64）负责病理学教学。他的广泛阅历和影响力也得到了其他地区的关注。他离职并回到他的母校密苏里医学院担任病理学和临床医学教授，其在俄亥俄医学院担任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职位有一段时间由J.F. 赫贝蒂（J. F. Hibberd)接任，但除此之外，在俄亥俄医学院的正式病理学教学一度中断，直到1876年F. 福希海默（F. Forchheimer， 1853-1913）在病理解剖学和组织学领域担任示教员。同时，与辛辛那提俄亥俄医学院或多或少存在紧密联系的其他院校，包括辛辛那提医学和外科学院、迈阿密医学院，都有几名兼职的病理学教授。
　　在俄亥俄州中部，伊利湖威洛比大学医学系和哥伦布威洛比医学院已开始教授病理学。如前所述，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哥伦布斯塔林医学院。该学院与哥伦布医学院以及俄亥俄医科大学和斯塔林俄亥俄医学院最终在1914年合并成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这些学校有病理解剖学教授，但他们的任职是短暂的，病理学也不是一门主要学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欧内斯特. 斯科特(Ernest Scott, 1875-1934）时期，斯科特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现代的病理学系并长期担任病理学教授。
　　前文已经叙述了克利夫兰西储大学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提到了约翰. 德拉马特(John Delamater)和诺亚. 伍斯特(Noah Worcester)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病理学在1850-1875年之间得到稳步发展，不过直到1873年才开始在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年，艾萨克·牛顿. 海姆斯(Isaac Newton Himes, 1834-95）将病理学列入他在西储大学的教职头衔中，他毕业于纽约市医学院，曾赴巴黎、维也纳和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开展研究，并在西储大学教授解剖学、组织学和生理学。1881年，他不再从事病理学领域以外的教学。他后来担任该学院的院长。
　　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系原先是路易斯维尔医学研究所，丹尼尔. 德雷克曾在此担任临床医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G. W. 贝勒斯(G. W. Bayless, 1816-73）曾担任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示教员。伦斯福德. 皮茨. 晏德尔（1805-78）是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的化学、药物学和生理学教授，从1849年到1860年，担任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1863年重新担任该教职，在60年代末期，其他在职人员也随之而来。70年代中期，前面提及的R. O.考林(R. O. Cowling, 1839-81）担任外科病理和手术外科教授。
　　在圣路易斯，威利斯G. 爱德华兹(Willis G. Edwards)于19世纪50年代早期担任临床医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并遵循了M. L. 林顿的传统。一般来说，虽然尸体解剖材料已被用于示教，不过，在几所院校合并成为圣路易斯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之前，圣路易斯的病理学教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在堪萨斯城，1868年该市成立医学院时，古斯塔夫. 鲍姆加滕(Gustav Baumgarten, 1837-1910）被聘为第一任组织学和普通病理学教授，后来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内科医生。
　　在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大学医学系的托马斯. 亨特(Thomas Hunt, 1808-67）于1835年学校成立时就担任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11，1850年至1867年他再次担任该系的负责人。此后数年，斯坦福 E. 查利（Stanford E. Chaillé， 1830-1911）担任本市主要的病理学教师，只是头衔略有变化。1853年查利在路易斯安那大学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欧洲主要跟随克劳德. 伯纳德学习了三年。1858年至186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大学医学系任解剖学示教员，在联邦军队担任了三年的外科医生和医务检查员，之后从1867年到1908年退休，一直在路易斯安那大学以及重组后改为杜兰大学的医学系担任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及卫生学教授。他尤其以新奥尔良和古巴的黄热病研究而闻名。他还是十九世纪末美国著名的法医学论著的作者。杰出的外科医生托比亚斯 G. 理查德森(Tobias G. Richardson, 1827-92)是肯塔基州S. D. 格劳斯的学生，他曾在路易斯维尔、费城以及新奥尔良担任教授，他在杜兰大学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时，在教学中推广病理学，并发表了许多外科方面的重要文章。
　　1855年之前，N. S.戴维斯（N. S. Davis， 1817-1904）一直在芝加哥的拉什医学院担任教授职位，学科涵盖病理学，但1855年他改变计划专注于临床医学，于是威廉B.赫里克（William B. Herrick， 1813-65）成为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霍斯默 A. 约翰逊(Hosmer A. Johnson, 1822-91）1857年接替赫里克的职位，他之前曾担任药物学和法医学教授。其他继任的诸多教授则在病理学方面投入较少，直到科瑞斯蒂英. 芬格尔（Christian Fenger）在19世纪70年代末进行学科改革。这期间大部分时间，由J. W. 福瑞尔（J. W. Freer， 1816-77）担任生理学和外科病理学教授，他最终将自己的学科职责限定为生理学教授。此后几年，尽管临床教授不断强调病理学的重要性，但病理学仍然没有设立专职的教授职位。
　　1859年，很多教授从拉什医学院辞职，组成林德大学医学系，后者最终成为西北大学医学院12。自普通病理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M.K. 泰勒（M. K. Taylor）开始，林德大学的医学系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所采用正规分级课程的医学院校（1859年）。亨利. 允（Henry Wing）在1863年接任泰勒的职位，随后约翰 H. 霍利斯特（1824-1911）接任了允。1869年，职位头衔改为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霍利斯特仍然为负责人。
　　在密歇根大学，病理学的一系列发展始于1850年并一直延续到今天13。组建期间，毕业于佛蒙特州卡尔斯顿医学院的乔纳森. 亚当斯. 艾伦(Jonathan Adams Allen, 1825-90）当时担任生理学和病理学常设教授。1854年由另一名卡尔斯顿毕业生塞缪尔. 登顿接任，担任医学理论与实践以及病理学教授。1860年登顿去世后，A. B.
　　帕尔默（见109页）被任命为医学理论与实践以及病理学教授，并成为知名的内科医生，担任教授达27年，且同时在其他地方兼职，在这期间建立了病理学部门并配备了基础教学设施和人员14。
　　在最西部地区，早在1858年就开展了病理学教学，当时任命J.莫里森为医学理论与实践以及病理学教授，在由旧金山外科医生埃利亚斯. 塞缪尔. 库珀根据太平洋卫理公会大学章程所设立的一所医学院校开始进行病理学教学。该学校于1864年停办，不过在1870年重新开放成为太平洋医学院，埃德温. 本特利(Edwin Bentley)担任描述性和显微解剖与病理学教授。1874年，约瑟夫H. 威思(Joseph H. Wythe, 1822-1901）成为显微技术和生物学教授，被委任负责病理学及普通组织学的教学，他在美国较早时期就开始发表显微技术论著，并特别关注肿瘤的微观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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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大型医院都应该有专门的首席病理学家或医院实验室主任，这一点已是大势所趋。直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即便是在多年之后，在一些最好的医院里尸检是由主治医师、或其指导下的住院医师进行的，小型实验室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相对简单的尿液分析，且由指定的化学人员操作。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这一流程代表了发展趋势15。多年来尸检都是由在医院进修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完成，对他们亲自治疗过的病人尸体进行检查。  应该由进修医生还是院内医师负责解剖这一点上，似乎与官方的认定存在分歧，不过似乎并没有影响实际操作。1850年之后不久，制定了一项明确的责任分工政策。在那一年，小约翰. 培根 （John Bacon，Jr.， 1817-81）被委以化学-显微技术专家，他后来成为哈佛医学院的化学教授。1855年建立了一个病理学陈列馆，由卡尔文. 埃利斯（Calvin Ellis， 1826-83）担任馆长。埃利斯担任新职位时也接任了培根的显微技术职务。
　　埃利斯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病理解剖学专家，184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在法国和德国的大型医院进行了两年的临床医学和病理学研究。回国时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住院医师，之后又担任显微技术教授职位以及病理学陈列馆的馆长。1869年，正当查尔斯W. 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校长对学校及其专业学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关键时刻，埃利斯成为哈佛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和学院院长。1871年，雷金纳德 H·菲茨（Reginald H. Fitz， 1843-1913）接任埃利斯成为显微技术专家以及病理学陈列馆的馆长，并很快就开展研究，这些研究后来成就了他在病理学领域的杰出地位。埃利斯和菲茨都向J. B. S. 杰克逊咨询请教过，埃利斯还曾受教于查尔斯. 爱德华. 布朗-瑟加，后者曾在1864年作为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授来到哈佛。
　　波士顿市立医院在1865年设立了病理学专家的职位。起初并没有专业的病理学家，而是由临床医师在其临床职责之外完成病理学家的任务。直到1891年才开始提供病理学的全职工作岗位16。
　　在加拿大，19世纪70年代病理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专业，但当威廉. 奥斯勒成为麦吉尔大学医学研究所教授（1875年）和蒙特利尔总医院的病理学家时，这预示一个不同时代的到来，开启了病理学和临床教学之间的交汇融合，超越了美洲大陆以前取得的任何一个成就。根据伦敦伯顿桑德森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奥斯勒已经发表了血小板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1873年），并从欧洲大陆巡回学习之旅中获得新的资讯，这次游学之旅使他与魏尔啸和罗基坦斯基建立了联系。年仅26岁的奥斯勒已是踌躇满志，在他未来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也热情不减。
　　在纽约市，在此期间，医院中已经确立了病理学家的职位。纽约医院的G. A.萨宾曾在伦敦的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陈列馆工作，他于1841年成为病理学陈列馆的馆长17，他向纽约病理学协会提供了第一批标本。1853年首次由约翰. 阿普尔顿. 斯维特（John Appleton Swett， 1808-54）根据显微研究发表了病理学陈列馆的展讯，斯维特当时是协会第一任理事长（1844年）。1841至1870年期间，约有10名馆长在纽约市医院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担任陈列馆馆长后成为主治医师或外科医生。1859年至60年的馆长小罗伯特. 雷(Robert Ray，Jr.)出版了“1860年纽约市医院病理学陈列馆目录”，这份目录今天仍备受赞誉。
　　在贝尔维尤医院，很长时间都未正式设立病理学家的职位。如前所述，病理学发展的最初动力源自詹姆斯R. 伍德（James R. Wood）和阿隆佐·克拉克。然而，即便在随后几年，尸体解剖仍然是临床医生的职责。像奥斯汀. 弗林特和弗朗西斯. 德拉菲尔德这样的人很大程度地得益于病理学任职的机会，在教学中可以利用相关的设施和材料。病理学教学任务由爱德华G.詹韦教授这样有能力的人担任，他在贝尔维尤医院暨医学院担任病理解剖学和相关科目教授，以及医院陈列馆的馆长。
　　威廉姆 H. 韦尔奇于1875年开始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这是影响美国病理学未来发展的最重要事件。他曾听过阿隆佐·克拉克在医学院的讲座，在贝尔维尤则受到弗林特和德拉菲尔德的影响。1875年暑假期间，德拉菲尔德委任韦尔奇接任医院病理学标本陈列馆的馆长。不经意间，美国病理学科学研究的先驱人物，担起组织者重担的生涯就这样开启了。
　　S. G. 阿莫在许多医学院校教过病理学，他1866年来到布鲁克林的长岛医学院暨医院，担任药物学、治疗学和普通病理学教授。1868年，他接替奥斯汀. 弗林特担任医学实践学科的教授。
　　罗斯福医院在1871年设立了病理学主治医师的职位18。那一年，弗朗西斯. 德拉菲尔德成为医院首位病理学主治医师，他在纽约病理学领域的前沿性工作将在下一章详述。他一直担任该职，直到1890年由他的助手尤金. 赫尔德陂（Eugene Hodenpyl）接任了他的职位。
　　长老会医院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病理学医师的职位19，这所医院与医学院建立了紧密联系，并最终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学院。第一任病理学家是查尔斯S. 布尔(Charles S. Bull, 1845-1912），他后来成为纽约著名的眼科医生之一。托马斯S. 萨特斯韦特(Thomas S. Satterthwaite, 1843-1934）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在德国的普鲁士战争中积累了独特的军事经验，他1873年接任了这个职位，并担任了15年。萨特斯韦特在医学研究生院教授病理解剖学，后来教授普通内科学，他有一个私人实验室，用来指导学生学习临床病理学方面的内容。晚年，他对心脏病和白喉的组织学及细菌学进行了初步研究。萨特斯韦特开创的临床病理学优良传统，由1889年至1907年担任该职务的继任者约翰S.撒切尔(John S. Thacher, 1856-1922）传承下来。

一江春水

费城两家最古老的医院——费城医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建立了很好的 病理学医师职位。在这两家医院，病理学负责人主要职责是维持医院博物馆的运转。在费城医院20，外科医生海耶斯. 阿格纽(D. Hayes Agnew, 1818-92）在1860年成为医院博物馆的馆长，他在病理学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于1865年辞去外科医生职务，但一直负责博物馆的工作直到1867年，博物馆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接任他的威廉. 佩珀同时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病理博物馆馆长，这个头衔基本上等同于病理学家和医院实验室主任。在阿格纽时期，医院的验尸检查仍然由不同科室的临床医生来完成。在医院现存的外科和产科记录中，列有大量由外科医生和产科医生进行的验尸检查。佩珀被任命为馆长后，他的职责与医院病理学家的几乎一样。作为费城医院布洛克利博物馆的馆长，佩珀建立了精确的尸体解剖档案，这个做法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到今天。几个月后，佩珀r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解剖学讲师。1871年，费城医院馆长的职位由詹姆斯. 泰森接替。 泰森及其助理R.M. 贝尔特利特（R.M. Bertolet ）于1874年负责出版了一本精心制作的“费城医院病理博物馆标本目录”，在当时包含了300到400个条目。泰森担任了大概三年的馆长职位，其后由贝尔特利特接任了一小段时间。
　　在1851-1875年期间，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有四名病理学家担任病理博物馆馆长职位21，他们分别是托马斯 G·莫顿（Thomas G. Morton）、托马斯. 威斯塔（Thomas Wistar）、威廉. 佩珀和莫里斯. 朗斯特里斯（Morris Longstreth）。其中，以佩珀最为著名。他在病理解剖学方面的长期背景（正如前文所述），以及他在费城医院的服务，为他后来在内科学的杰出生涯打下了基础。无论是医院还是学术界，病理学当时都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费城，它仍然只是临床医学的跳板。1886年，佩珀提出早期最完善的医学系统之一，其中病理解剖学内容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不过直到世纪之交的西蒙. 弗莱克纳时代，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的医院病理学医师的职位才由职业病理学医师担任。
　　在巴尔的摩、华盛顿、里士满、查尔斯顿和大西洋沿岸的南方其他城市，专业病理学的历史基本上是由那些在学术界而非医院任命的病理学家所成就的。某些情况下，如在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这两个职位是一样的。就实际效果而言，中西部大多数医院也大体如此。在新奥尔良慈善医院，医院病理学家职位的任命是独立于大学的，该任职最初始于1879年。
　　医院病理学成为专门的学科，毋庸置疑始于芝加哥22，在库克县医院迅速发展，但直到1877年随着科瑞斯蒂英. 芬格尔（Christian Fenger, 1840-1902）的到来才有了杰出的病理学医师担任该职务。在此之前，亨利M.莱曼（Henry M. Lyman， 1835-1904）被任命为停尸间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很低，之所以由莱曼来担任此职，只是因为他曾经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实习过并且他做过的尸检比芝加哥任何人都多。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病理学科室或临床实验室，只是由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对各自的病例进行验尸检查。这种制度一度流行，直到1870年霍斯默. 约翰逊(Hosmer Johnson)成为病理学医师。他给停尸间赋予了新的地位，强调其教学价值。他一直担任这个仍然不起眼的职位，直到1877年艾萨克 N. 丹福思(Isaac N. Danforth, 1835-1911）—这位在科瑞斯蒂英. 芬格尔之前最有能力的病理学家—来到库克县医院。他那时已经是拉什医学院和芝加哥医学院（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女子医学院的病理学讲师。他是芝加哥病理学协会早期理事长之一，也是芝加哥第一批使用显微镜的病理学家之一。
　　博物馆
　　在前述章节中，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病理学和解剖学博物馆都是在主要的医学院和较大的医院组建的。不少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如瓦伦丁. 莫特(Valentine Mott)和格兰维尔. 夏普. 派特森(Granville Sharp Pattison)，都有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的标本中有一些对于教学非常有价值。当时导师制度仍然盛行，而这些博物馆正好为导师知识的传授提供了重要的教学资料。
　　随着本世纪下半叶的开启，由私人慈善事业和政府机构建立的博物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前面提到过的沃伦解剖博物馆、波士顿医疗促进协会陈列馆、纽约医院病理陈列馆，以及宾夕法尼亚医院和费城医院的病理博物馆。
　　费城的另一个博物馆是得益于托马斯 D. 穆特（1811-59）的捐赠而建，他在1841至1856期间但任杰佛逊医学院的外科教授。1858年，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穆特把他收藏的骨骼、湿标本、石膏、蜡和纸型模型、油和水彩画移交给了费城医学院。有了这些核心藏品，穆特博物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稳步发展，一直是病理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标杆。它包含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展品，其中包括大量由费城喉科学家和支气管镜学先驱者希文利尔. 杰克逊（Chevalier Jackson， 1865-1958）制作的呼吸道异物标本。在接受穆特捐赠时，医学院的“病理解剖学博物馆”大约有一百件病理标本。费城最著名的导师之一约瑟夫. 帕里什用其中一些标本给学生示教。他的儿子艾萨克帕里什把这些标本和其他物品捐赠给了学院。在学院会议上展示的标本也不时添加到收藏品中。在穆特去世五年后的1864年，他的藏品最终从杰斐逊医学院搬走并陈列在医学院的新楼中，这两部分藏品合并在一起，陈列馆于是成为著名的穆特博物馆。时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博物馆馆长的托马斯·莫顿被推选为馆长。1872- 1885年是该博物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增加了许多著名的展品。其中解剖学家约瑟夫.莱迪（Joseph Leidy）发挥了重要作用，争取到一些最珍贵的展品23。
　　在内战初期，华盛顿发生了一件对美国病理学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军事医学博物馆的建立24。其重要意义一部分在于促进了当时病理学标本的收集和研究，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该博物馆为后来的美国病理学档案和美军病理学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两者对当今美国本学科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军事医学博物馆的倡议来自陆军军医处处长威廉A. 哈蒙德(William A. Hammond,1828-1900）。1862年4月，在他任职时，军医博物馆的核心藏品都放在这位军医处处长的私人办公室，实际上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些都是办公室以前的各位任职者到处搜集来的。哈蒙德预见到病理学标本博物馆对于教学的价值，以及此时在军事机构中获得标本的便利机会。在他任职初期，他指示医务人员收集所有可能被视为有价值的病理解剖、外科的或内科的标本（包括，以及可被证明有利于未来军事医学与外科研究的其他物品，都转交到华盛顿的军医处处长办公室。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将所有标本的说明文字包含在内。，一个部队军医，美国志愿者哈蒙德安排约翰H. 布林顿(John H. Brinton, 1832-1907）负责这个部门。
　　布林顿高效地履行了他的新职责。他在遥远的西部值勤时自己也收集一些藏品。他精力充沛，立即着手在战场上收集材料25。当时他的兴趣自然多是战场创伤而非其他类型的损伤，而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创伤材料。多年后，约翰. 肖比. 林斯(John Shaw Billings, 1883-1893）任博物馆馆长写道，在战争初期创建军事医学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标本，这些标本展示了在战争中造成死亡和残疾的伤口和疾病。后来，收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各种形式的外伤和疾病，也可以用于常规的病理博物馆。
　　军事医学博物馆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年轻军官的教学指导手段，其价值很快便显现出来。不久，就产出了医学界普遍感兴趣的资料，战争期间不少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论文都出自该博物馆。1863年，在外科医生J. J.伍德沃德(J. J. Woodward, 1833-84）的指导下，增设了摄影部门。伍德沃德是一名早期的医学图片摄影专家，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病理解剖学家26。美国制作的首批最具权威且实用的病理显微照片大多是伍德沃德在博物馆拍摄的。
　　随后的几年中，民间医生对标本的贡献很大。所提交的很多标本展示了旧时战争时期的创伤，如膀胱结石、结壳子弹或碎骨，以及由于战伤引发后期骨髓炎。
　　博物馆迅速超出其第一个馆址的容量，于是在1867年被迁至老福特剧院三楼、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被暗杀的地方。标本堆积于此，军医处处长的图书馆也设在此地。这里变得越来越拥挤不堪，又几经辗转，最后在1887年修建了一幢楼，此后60年博物馆都一直在这幢楼里，图书馆则保留了75年。
　　军事医学博物馆的管理小组出版的巨著《叛乱战争的医疗和外科史》（以连续卷集出版， 第二集在1870-88发行）。这几卷以J.J. 伍德沃德、查尔斯. 斯马特、G.A.奥的斯和D.L.亨廷顿合著。其中包括大量的个案记录，有许多由军队外科医生进行的尸检报告，其中的案例描述非常出色，并配有绘图和大体及显微镜下照片的插图。

一江春水

病理学协会
　　正如前文所述，纽约病理学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效仿了波士顿医疗促进协会，在本章所提及的那段岁月，都是定期开会交流。提出病例报告，展出病理标本进行讨论，汇总病理学热点进行专题述评，并通过专门指定的“遴选委员会”将其他地区的重要进展通告会员。汇集了大量手稿，不断增加的新成员也产出了大量报告，这些手稿在1863年首次印刷出版。此后几年，协会的学报以《医学纪要（Medical Record）》形式出版。协会发展初期的理事长包括约翰. A..斯维特（1844）、威拉德. 帕克（1845-47）、詹姆斯R. 伍德（1848）、托马斯 M. 马可（1849）。19世纪中下叶，著名的理事长包括亚伯拉罕雅. 可比（1864）、阿尔弗雷德 L. 卢米斯(Alfred L. Loomis, 1871）和弗朗西斯. 德拉菲尔德(（1875）。该协会的记录由约翰.  C. 彼得斯和一个出版委员会进行编辑出版，1876年以来以学报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后来的若干年中，纽约大部分杰出的病理学家都曾担任过协会的理事长职务。
　　在费城，1839至1843年期间设有病理学协会，1857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当时有27名费城的医生在雅各布 M. 达 科思塔的家中举行了组织成立大会，这个新的协会后来一直都很活跃。塞缪尔·大卫·格罗斯当选为理事长，雷内. 拉. 罗氏（Rene La Roche，1795-1872 )27 和阿尔弗雷德.施蒂尔当选为副理事长，达 科思塔为秘书。会议上由S.堰.米切尔(S. Weir Mitchell, 1829-1914）第一个演讲，他介绍了一个儿童脂肪肝的病例。1875年之前，比较有名的理事长包括格罗斯、施蒂尔、达科斯塔、米切尔和威廉. 佩珀。
　　巴尔的摩病理学协会成立于1853年。该市约60名对病理学有一些兴趣的顶尖临床医生都参加了。W.C. 万. 比伯( W. C. Van Bibber, 1824- 92）担任秘书。每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在弗吉尼亚医学杂志上发表。该会议于1858年停止举办。第二个同名的协会成立于1867年，由万. 比伯担任理事长，持续了约五年，之后其活动与巴尔的摩市医学协会的活动合并举行。
　　在其他地方，如在华盛顿特区，有医师协会会议专门研讨病理解剖学。然而，在上述协会中，只有纽约和费城的坚持下来，将其最早的形式一直保留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