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落得人憔悴
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中医药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聚焦点和热词。在中国国内，和中医药相关的大事件更是一件接着一件。2015年12月底中医药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 2016年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西视察中药企业江中制药，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透过现象看本质，国内自上到下乃至全球对中医药的关注，本质是对如何有效维护人类身体健康和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注，也是对现代西医药存在问题的反思之后的一种必然选择，更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对中医药的重新估价和认识的一种现实表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医药长期以来遭受到部分人的否定和质疑，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振兴中医药成为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目标、方向和共识之时，直面中医药所面临的困境，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显得十分必要。2016年2月16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博士。
“自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医药发展的工作十分重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等中医药管理机构和学术界对中医药的发展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努力，中医药抗击SARS创造 “零转院、零感染、零死亡、零后遗症”的奇迹，中医药工作者用两千年前和两百年前的经典方加减重组，研发出疗效更胜一筹而价格却不及进口药物四分之一的普及用药防治全球重大流行疫病等，都重新塑造了新时期中国中医药的崭新形象，我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指引下，行业管理机构、从业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必将在全国、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迎来中医药的春天”。
陈其广认为，“思想没有深度，视野就没有广度；认识没有高度，行动就没有力度。当我们为实现党和国家所描绘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蓝图而踊跃争先的时候，只有准确而充分地认识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在当今乃至未来我国医药、经济、文化、安全、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发现其具有的内在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因此，必须认真落实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规定，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医改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医药卫生体系的关键工作，唯有此，我们才能够开创中医药全面深入持久复兴的新局面，让中医药的复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重要手段，为实现全民族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巨大持久贡献。”
陈其广博士与共和国同龄，但是头发已经花白，他笑称，“自从接受中医药国情调研的任务，头发一天天就白了”，因为“新时期的中医药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并不尽如人意，中医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难题，主要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和跨领域的问题。”陈其广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在城乡经济关系、科技进步与成果转化、企业战略管理等方向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研究，主张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强调[url=]社会科学研究[/url]要关注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2005年以来，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200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调研项目“中医药国情调研”组长，也就是从此，中医药成为陈其广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中医药，陈其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落得人憔悴”。
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目前没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陈其广认为中医药的困境之一是简便验廉的优势目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中医药界有不少人士反对把“简便验廉”的“廉”作为中医药特色优势来强调。因为在前一时期医药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贿赂成为夺占市场份额利器的环境下，中医药的“廉”反而“南辕北撤”地成了从业人员获取合理经济报酬的障碍，不但打击了从业者学习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的进取心，甚至削弱了他们对医德的固守意愿。甘肃省在决定医改方针时强调：因为甘肃是“穷省”，所以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从国家对比来讲，我国的多数人均指标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是名符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已危象丛生的“现代先进医药模式”作为我国的“范本”，实际是“未富先奢”陋习在医药领域的表现！现实和逻辑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必然是对日益复杂化、高度商业化的“当代先进、尖端”医药硬件技术依赖最少的方法，而“尽可能少的费用”只有努力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实现。
卫生系统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即便是在需求旺盛导致中药材价格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全国平均而言，和以西医药为主体的综合医院相比，中医院的门诊人均次和出院人次的医药费用仍然要低15%到20%左右。由于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和惩处过度医疗并举，甘肃省中、西各类医院合计的此两项费用硬是比全国平均要低40%—50%。受公开数据不足约束，陈其广用2010和2011两年可获得的数据进行保守推算，结果是：如果全国除甘肃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把此两项费用降低到甘肃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医药费用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500亿元。按照2011年的推算数据，仅这笔费用就可单独满足五亿户籍人口一年的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对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这一推算结果无疑令人惊喜和感叹！如果有人质疑：相对低廉的医药费用对甘肃民众的健康是否存在不利影响？国家统计数据是对此的最好回答：在西部十省区中，非但甘肃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并不处于落后位置，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排列靠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靠前[1]。
培养合格中医药人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陈其广认为中医药的另一个困境是地道传统中医药人才严重缺乏，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够真正用传统中医思维模式和理法方药治病救人的中医药人才，估计只有一万人左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全国各省市陆续开办中医药院校，数十年下来，学生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中医药长期萎靡不振的主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之一却是缺乏真正合格的接班人。不能正视和不敢解决中医药院校教育内容和方式的问题，中医药界就难以担当振兴中医药和复兴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使命。
在以往我们的中医药院校教育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前不久完成的一项对四个省区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坚定了陈其广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其一，是教学内容问题。中医药院校普遍实行中医药、西医药和外语等公共课程等量齐观的“三三制”，把教育的主要任务从培养合格中医药专业人才变成了培养方便就业的“通用人才”；强调“因（人）材（之区别）施教”，而忽视了“因学（科之别）施教”！其二、是批量化、标准化，从理论到理论的教育方式没有充分顾及中西医药的差别。陈其广自认是他首创了借用统计学概念来表达中西医药的差别：西医药是大样本理论，重点关注共性，依靠实验数据，侧重空间（如：样本数量）的重复检验来确定理论和方法。故此可以采用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业路线来培养人才。然而中医药强调个性化诊治，具有小样本理论的特色，也就是更多地注重个性差异，侧重时间（如数千年的传承）的重复检验，依靠观测数据而不是实验数据来确立理论和方法。因此相较而言，医药临床实践过程中的感性知识、个性知识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陈其广曾将中医药人才的理想培养方式表达为“医药知识理论的学习与临床实践方法技能的掌握采取持续、交互、递进的实用人才教育模式”。力主只有清醒地认识中西医药学科各自的特点，遵循中西医药人才成长不同的规律，把“读经典、重临床、跟名师”作为合格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培养路径，我们的院校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药人才摇篮！
除了院校教育的问题之外，民间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传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紧迫问题。
不能把中医药利用现代科技误认为“中西医结合”
回顾历史，自“西学东渐”伊始，中医药就不断遭受质疑和压制。从社会现实和统计数据来看，中医药萎靡不振的状况，甚至直到上个世纪之末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问题，多次重申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明确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陈其广强调，“中西医并重”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而“中西医结合”，如毛泽东所说，是个学术问题。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問题政治化，要允许研究、探讨。另外，也不能把中医药利用现代科技误认为是“中西医结合”，片面强调中西结合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尽管中外体系不同，但只要作用于同一领域、服务于同一客体就必须用行政方法去推动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那么中西艺术、中西饮食是否也一定要融合呢？科学民主性和文化多样性不但是人类社会遗存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法则，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信守和实践，中医药领域并没有作为例外的理由和必要。陈其广告诉记者，西方学术界有评价说，近些年现代西医西药的进步，本质上更多地是借助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科技发明创造实现的，而主要并非是医学和药学自身的发明创造。如西医人体检查中用X光、CT和核磁，这些本质上都是物理手段，地铁和机场的X光安检，难道能认为是在做医学手段运用吗？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的时间和亿万人的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关于如何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和表象，如何把握整体和局部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体自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协调运用外部和自身力量来养护健康和防治疾病，使人类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周边事物和环境有序、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原创的、独立的、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维护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效工具，然而两者是存在巨大区别的不同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就连美国FDA也曾指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对抗医学）是“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就说明：对中西医药的区别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国际共识。世界许多国家对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实行严格分业管理的立法理念即源出于此。因此，承认现实，理解、接受此种认识并将之付诸中医药工作的管理实践，我们就应该坚决实践我国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认真贯彻实施党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医药卫生工作根本方针。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对中西医药的区别认识不清、重视不够，我们的中医药工作被“中西一体”地管理了。这种相邻学科之间的错位管理，和因专业人才短缺而在以往实际工作中往往地把“外行管理内行”作为“普遍规律”来实施还有所不同，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更容易出现一些不易被识别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和错误。尽管这些问题和错误绝大多数不是由于当事人主观上对中医药的贬低和排斥，而更多是受知识背景、职业习惯的影响造成的，但是后果绝对不应小觑。这种“中西一体”的管理体制，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连“以西医药为体、以中医药为用”都做不到，而往往表现出要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和方法来彻底“格式化”中医药的意图和方法。
尽管中医药和西医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但二者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有少数人认为：只有现代西方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手段能够解释、验证的医药理论和方法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种认识从否定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不但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而且否定了科学的开放性和渐进性，是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认识。包容于中医药知识理论中的深邃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博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等知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搬用西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裁定、套改。我们迄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乃至人体自身功能效用不计其数，但这并不应成为彻底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永无止境地探索真理的羁绊。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转变，即：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对照之下，中西两种医药学究竟谁更符合今后的转变方向，应当不言自明。从更广泛、更长远看，究竟哪种医药学对人类与自然“长相厮守”更为有利，同样应当不言自明。
前一时期“以药养医”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引发了过度医疗的普遍现象，进而生成了一些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其中滥用抗生素尤为突出：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两倍以上，而真正需要使用的还不到20%。“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成为典型的滥用抗生素行为。为此受到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和批评。但是，如能及早普及中医药服务，婴幼儿就能较少受到抗生素、激素的早期危害，有利于其自身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成长，而老年人也能更多利用生命的“自组织、自演化、自适应、自稳态和自调解”功能，即便是“带病生存”，也总比动辄施行各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更合乎天道人情。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其优越性更是无与伦比，为有效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医疗保障重大难题提供了“定海神针”。
利益分配机制的设定应考虑中西医药的区别
在医药服务中合理引入市场和竞争，强化微观运作过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效率效益，形成医患双赢局面，仅从动机而言并不“过分”。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成为中医药“自我异化”的直接推动力：患者选择中医药，主要是试图寻求一些西医药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替代方法，然而我们的中医药机构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似乎表现得越来越“西化”，以至于中医院和西医院的差别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抛开医疗事故责任制度对中医“西化”的影响不谈，可以说公立医院的费用收取类别和标准是中医药“西化”的主因。因此，陈其广认为利益分配机制的设定应考虑中西医的区别。
患者就医，实质要经过“诊”、“断”、“治”三个阶段，而非通常所说的只是“诊”、“治”两个阶段。“诊”主要只是要了解身体的物质状态，与医药专业知识技能并无必然联系，设备仪器乃至操作人员都并非绝对唯医药学所独有专用；“断”和“治”则必须运用医药知识，非医药专业人员无能为力。然而，西医借助现代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的知识、工具进行“诊”，既有直观的物质、能源消耗，又是“尖端科学”手段，何况行为“标准”、“规范”，行为主体主要是成规模建制的机构和人员，具有较强的要价地位，所以就规定可以高额收费，可中医承袭千年的“望闻问切”集“诊”、“断”两阶段于一体，原本应是“技高一筹”，却因为依靠的是人体感官和知识经验积累，行为的个体差异比较大，行为主体的集聚规模相对小，甚至相当分散，要价力量就弱，所以就规定几乎是“分文不取”；还有，药品器械进医院按比例加价提成，中药的汤剂和丸散膏丹原本具有的“简便验廉”从优势直接沦为了劣势！
陈其广说，“科学无国界、利益有主体”，作为与人类生死存亡直接相关的领域，医药市场存在着巨大商机。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致胜法宝，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其不易被模仿和难以被取代。五千年前诞生的中医药却历久弥新，在战胜SARS、H1N1,治疗AIZ等当代重大流行病、传染病中依然能够发挥独特而有效的作用，就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为我国在医药和文化领域中的核心竞争力，应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无论是计划管理还是市场调节，效率、效益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中医药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宏观方面，从国家角度看，中医药具有一、二、三产齐全的完整产业链，是典型的民族传统产业，群众认可度较高，市场需求旺盛，构成了我国在世界医药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在国家产业结构布局、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多个方面都应该重视中医药问题；微观方面，首先是对医药行业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设置，明确引导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各自定位，使得以国民福利性质为主的公共基本医药卫生服务和以商业盈利性质为主的个性特殊医药需求服务实现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并行互补；其次是对各类医药企事业机构，通过资金投入和税收等途径妥当调控相互之间及各自的合理收益区间，使中医药机构和从业人员合理合法地得到应有的经济收益。
用法律明确中医药应有的社会地位
陈其广认为要用法律明确中医药应有的社会地位。法律法规的设置依据是法理，法理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是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向和尺度。而要讲学理，就应首先肯定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以此为基础来分别制定能够遵循两者各自的规律、符合各自特点的法律法规。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党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在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得到认真、准确的体现。那种考中医类别执业资格要考西医内容，考西医类别却不用考中医内容；把西医命名为“临床”类别，而中医看病似乎不是在“临床”的法规显然有悖于宪法规定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
因此，加快国家“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使之尽快通过实施，对于真正把中西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明确中医药的合理行为规范，保障中医药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运作空间，让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在养生保健、疾病治疗、防疫应急等各个领域都能有合法、公平的施展机会，具有特别重大、非常紧迫的意义和价值。
立法固然重要，但中医药立法的关键是要立一个“好法”，只有“好法”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国际比较。立法机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待民族传统医药采取何种立场、态度和管理制度不但国内为万众瞩目，也是一场国际较量。
中医药立法应将中医药立法和依宪治国的原则相联系，妥善安排“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相互关系，明确宣示我国保护中华传统医药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从而在国际传统医药法规的对比中鲜明地彰显我国地道传统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进而可能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认清中医药严峻现实问题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中医药法》将难以胜任历史使命。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影响，质疑、否定中医药的政策主张时有发生。解放初卫生部个别领导将中医称为“封建医”，要通过让中医集中学习西医和考试西医知识的办法剥夺部分中医的行医资格，幸亏毛泽东及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才挽救局面。回顾历史和事实，上世纪末《执业医师法》的某些规定与建国初个别人歧视、打击中医的方法并无重大区别，致使我国中医人数从1949年到2009年经历了六十年又回到起点（都是27万余人）！希望这种历史悲剧不会再次重演！
[1]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有关数据计算，甘肃增长幅度为7.1%，在西部10个省区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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