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家功的“万言书”所想到的

它山之石

                                               由陈家功的“万言书”所想到的
                                                                王昆文
      陈家功先生对中医药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其说明，显然比原草案更准确、更严谨，也更全面，更富有思想内涵，眼光和视角都更宽。这是我所见到的一篇最好的关于中医药法草案的说明及修改文字。
      法律的制定者、审议者站在什么文化立场上（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决定了这个法律之是否立得好，立得规范、有效且能符合自身发展规律，从而不辱其历史使命。
      当前我国国内中医界的现实是：西主中从，西强中弱，中医西化且自我从属于西医，中医西管，中医缺少话语权，中医不自主地活着。
      近百年来掌握中华民族话语权（包括医疗卫生领域）的是西方文化，是被誉为“真理”的、无所不在的“科学”。中医在“科学”面前失语，或被一些崇拜西方文化者所歧视。中医在临床、教育、科研，以及某些中药生产方面都被逐步地全面改造、异化，甚至有人还提出要对中医基本理论体系"重新构建"，从而创立什么新医学。
      中医处在危险之中，如陈先生在其文章中两次提到“是传承中断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说：“百年中医，是中医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艰难，并且艰难一步一步加深、加重。” 因此我们对中医应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中医管理被中华民族自己置于西方文化建构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语言文体及其体制机制中，发生保障中医独立性制度缺失，导致中医原生态人文社会环境日趋恶劣，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 面对如此困境，中医药法的制定无疑就是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要结束“以西范中”和中医不能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
      然而我们看现在这个草案，立意却不够高，眼光不够远，采取的拯救和振兴中医的措施还不够丰富多样。草案无论从整体性、协调性、前瞻性都不够，没有对中医现实困境作深刻的分析。现在，我国国内还没有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中医药资源，造成一定的宝贵资源浪费，甚至被外人所占有，如抢先被外国注册专利等，或者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草案在用“中国式办法”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问题方面还做得不够，还没有真正建构起一套独立的中医药体系，即对中、西医学“分业管理”，还仍然是寄人篱下，达不到“并重”的要求。草案还没有为处于弱势和附属地位的中医人争取到独立自主发展的地位。首先，中医在行医体制上就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放。
      “停止中医理论西化”，不仅仅是中医工作者的事和责任，它也与行政管理部门的导向有关，与医卫政策有关。恐怕这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牵涉到如何立法的问题。
      中国人如何同中、西两种医学打交道，即如何择医，相信哪一种医？这两种医可以合二为一吗？有的人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结合，故采取行政命令或规划的方式贯彻执行之。群众则更难鉴别，就随大流，或唯“科学”之马首是瞻。中医药法也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即如何处理与这两种医学的关系：是分别立法，还是半分半合？分别立法吧，在现实中又存在大量的“结合”医——该如何处置？就这样有些尴尬地维持下去吗？
      “中医药”的主体有二：一是中医药工作者，二是其发源地的国民、国家。但我认为，更要注意发挥前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在这方面，草案显然还有所缺失。
      陈先生认为，“制定、审议《中医药法（草案）》，站在什么立场是一个原则问题”。现在对这个草案的争议，实质上是由于人们对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关系、各自适合范围，以及中华民族如何处理同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四个问题上未达成共识。他还指出，此法律应当包括“承认、实现、保障”中华文化、文言文利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整体协调及严肃性、权威性，“不可存留‘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当“争议、分歧不消除，切勿草率强行出台”。然而，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势力太大，难以撼动，有的人身居要位。
      总之，陈先生尖锐地指出，这个草案“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有条件、有限度‘承认、保障’中医药利益”，是采取的一种调和、折中的办法，“只是在技术层面局部修补”。因此，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医在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
      最后，我想说，陈先生文章的题目用了“吾辈”二字：“吾辈务必以民族和历史担当制定《中医药法（草案）》。在文章末尾，他又说“吾辈则成为民族罪人······”。
      ——好一个“吾辈”！中医兴亡，吾侪有责。陈先生把自己也列入到这个责任的担当者中，而不是把责任全推给了此法的制定者和审议者。这就体现了一个体制外的民间中医对我国中医事业、对中医未来发展的拳拳之心及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