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篇 现代医学的困境（6）— 基因理论的还原论本质

杨鸿智

第10篇  现代医学的困境（6）— 基因理论的还原论本质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后现代医学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人们对现代医学先进性的崇拜。现代医学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模板，特别是现代医学中的基因理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不仅是社会公众，就是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也对基因理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目前，大家并不需要什幺比基因理论更正确的理论，大家只是期待着基因理论使人类从疾病折磨中彻底解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医学研究机构的上层主管，却应该有比社会公众更清醒的头脑。我们应该认识到，基因问题搞清，肯定会在基因这个层次上解决一些重要的医学问题，但是，基因层次问题的解决并不不是全部生命问题的解决，而我们说基因理论有错误不是说基因理论不能解决基因层次的问题，而是说，基因理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自以为能够解决全部生命的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医学和后现代医学两个医学发展阶段相互交替的重要时刻，如何认识基因理论成为焦点问题。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对大家正确认识基因理论，转而接受后现代医学理论，可能会有帮助。
基因理论建立之后，还原论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生命就是基因。基因理论已经揭开了生命之谜的乐观信念深入人心。虽然与此同时，机械论，还原论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界和科学界正在遭到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然而，在基因理论这个问题上，虽然也受到批评，但相比之下，批评是轻微的。也许人们宁愿看着基因理论继续发展和持续下去。因为这个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安慰和希望是太巨大，太可贵了。
（一）基因数不断扩大
当然，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基因理论在建立之后的发展中很快就遇到许多否定的问题。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决定某一种生物性状的基因数不断扩大。原来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个基因决定一种蛋白，决定一种性状。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某一性状并不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基因决定的，比如我国的基因专家顾健人院士，在研究中发现有7种癌基因和相关基因与肝癌的发病有关，这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打破了单一基因决定某种性状的旧框框。为此，顾健人院士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因谱”的概念。即某 性状可能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家族，集团基因所决定，这个家族或集团，可写成一个“基因谱”。后来的研究又有进展，在癌基因研究中发现，有时是几十个基因，甚至上百个基因决定某个性状的产生。为此，顾健人院士又将基因谱的概念，扩大为“基因阵”的概念，认为癌基因阵中，应该有主次，有配合，它是人体肿瘤多病因，多阶段表现的内在原因。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引起质变。如果确实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那幺，人们是不可能不承认基因的决定作用的。如果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因才能决定一个性状，那幺，这种决定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与原来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在文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你那一份权力与总统那一份权力有可比性吗？
（二）垃圾基因
第二个问题，原来经典的基因理论认为，基因的唯一功能就是蛋白质的合成。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相当多基因与蛋白质合成无直接关系。只是在控制、调节蛋白质合成基因的功能，故可以给这部分基因命名为“调节基因”或“功能基因”。而更令人惊讶的问题是，最近人类基因组工程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人类基因组图谱草图正式公布。该图谱表明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基因只占基因总数的2%，另外98%的基因是一部分功能基因、调节基因，而绝大多数基因是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其作用的“垃圾基因”。基因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基因决定性状这一概念。但如果与这一概念有关的基因只占全部基因的2%，这个太小的数字不得不使我们想到基因的主要作用不是生产蛋白质，或蛋白质生产并不是生命的最主要的特征。而这最终使我们对“生命就是基因”这一论断的信奉大打折扣。因为我们这一信仰的正确率只有2%的可能性。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安于2%的可能生而不去追问98%是什幺。
（三）逆转录
第三个问题是“逆转录”问题。逆转录问题的发现，说明在生物系统中，由DNA决定蛋白质的信息传导过程不是唯一的。还存在着由RNA——DNA的过程，甚至有蛋白质——RNA——DNA的过程。如果这些过程存在，那么说DNA是基因，是生命的最基本结构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了。
（四）基因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
第四个问题，是从生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来看，按照后现代科学的理论，生命除了在结构上应是一个系统外，它在功能上就是能够抵抗无机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活”的物质，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死的物质。这是生命与非生命相区别的关键问题。那么生命系统是如何保持远离死亡的这种稳定状态呢？这就是因为生命系统可以不断从外界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研究证明，这些物质和能量不是直接从环境中得到的。从环境中得到的是能够制造这些东西的原料，经过生命体自身的加工，才成为生命体真正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为了完成这一摄取和加工过程，机体必须要有一套复杂的中间结构。这样，所谓生命物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其中包括所谓的‘生命物质’，如DNA，还包括负责从环境摄取原料，加工制造的辅助结构。这些经典概念的“生命物质”与为摄取物质和能量而起作用的辅助结构总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就被称为“生命”、“生命体”，或“生命物质”。所以，后现代科学所说的生命物质，是指这样的一个物质系统，而其中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命名为基本的生命物质，不论这个组成部分在生命系统中负责什么功能。从这里可以知道，作为携带遗传信息的DNA，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用后现代科学的理论来看，不存在具有生命的简单物质。DNA是一个大分子。但却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物质。它自己无法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所以，单独的DNA，无法在自然界中存在和生存下去。DNA只能活在细胞中，和细胞一起生活。科学史上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材料，提示人们，DNA不是最基本的生命物质。这件事就是关于病毒是否具有生命的争论。一派人认为，病毒是生命的一种结构，另一派人认为病毒不属于生命物质，因为病毒离开细胞生命时，并不表现出任何生命活动。这个问题的争论最后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搁置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们没有对生命物质正确的定义、概念。现在，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给生命以新的定义、概念、这使人们对基因及病毒的本质，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于基因理论的再认识，我们知道，基因只是一个简单结构，它自身无法体现生命功能，必须与一系列辅助结构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从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而这个系统就是细胞结构。细胞是能够从环境摄取物质和能量的最简单系统，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当然，这个基本结构本身已经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更高级更复杂生命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之，生命是复杂系统，任何简单物质都不可能是生命的基本结构。
在伟大的基因理论面前，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无限的眇小，我知道，我的分析是无足轻重的，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基因理论错误，缺点的注意，下面我想引用一些科学名人对基因理论的评价，我想，这或许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在《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一书中写道：
“……（生命）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个秘密。特别令人迷惑的是怎样会出现遗传密码和蛋白质合成的各种机构。”“卵裂本身当然并不能导致胚胎的发育，真正的精髓却是细胞分化过程。所有的高等动植物都是由大量不同的细胞类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甲状腺细胞、血细胞等）建成的。在某些生物中转化过程开始于受精后最初几次细胞分裂。其它生物中后裔细胞在确定其命运之前，要经过大量的细胞分裂，然而，不管其分化发生的精确时间如何，结果常常是亲代的细胞转化成大量形态不同的后裔细胞。……我们必定会问是什幺东西不仅使两个后裔细胞合成不同的蛋白质，而且使它们各自连续合成相同一类蛋白质？很清楚，对于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研究出任何一种高等劝植物胚胎发育的全部化学细节。”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P•享德莱在其主编的《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写道：
“虽然对于发育反应的全部节目以之为基础的遗传基础和细胞内的机构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即使最圆满地了解到基因细菌细包中的作用，仍旧不能完全阐明一切细胞、组织和复杂有机体的发育。什幺东西导致受精卵进行分裂，并且产出子细胞？它们又变是像骨骼和肌肉？血液和神经那样地不同？”“就象我们已经了解了DNA酶的机制，膜与神经传导，这些仍然不能使我们预见到会有蝴蝶、兰花或海豚，更不用说人类了。”
面对生命运动的复杂性，自然科学家分成两大派别。一派认为生命有其超自然的特殊活力，此派被称为“活力论”。另一派则认为生命做为物质的一个种类其根本规律仍旧应该是物理的和化学的。生命的复杂运动终究会还原成某种简单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运动。这一派可称为“还原论”。沃森，享德莱这些科学家没有盲目地站在哪一派别，而是清醒地认为，目前的基因理论尚未揭示出生命的根本规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研究的思想方法中可能存在某种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还需要有一种新思维方法。同时也还需要在自然科学中有进一步新发现，新的突破。如沃森在同一本书中写道：
“人们往往预计，在了解生命的本质之前，一定会发现一些就象细胞理论或进化论一样重要的自然规律。”“曾几何时，某些生物学家总觉得——如果不是希望的话——生物学之所以和悲凉的、无生气的化学实验室不同，除了复杂性和大小之外，还有某些更为基本的不同。”
享德莱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急需的这个理论是一种哲学。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写道：
“哲学还没有消化生物学者对生活自然界的看法，从唯生论与宿命论的想法上解脱出来。但是随着化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飞跃进展之后，有一天必然会产生科学的新哲学。主要是根据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是物理学的发现。”
以上回顾告诉我们，基因理论的第一代创始者就已经发现单靠基因理论本身是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性问题的。还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还要有一个不同于现行思维方式的一般哲学类的理论，基因理论只有在那个新理论的框架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他们做了预言，这个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且，这个“科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化学，而是“生物学”。事实上，正当他们在那里预言的时候，这个科学的哲学正好刚刚产生，这就是奥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虽然到现在，在系统论已经面世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生命科学研究人员仍不能理解和接受系统理论，但是我们相信，这段拒绝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使我们更加惊叹这些老一代科学家们的预言是多幺的准确！新出现的理论的确是科学的哲学，这个科学的确是生物学！
下面，我们再看些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对基因理论的认识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在他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一书所写的导言：《展望21世纪科学发展前景》一文中写道：
“在整整100年前汤姆逊发现电子，从那以后，影响了我们这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找到了最基本的粒子，就知道最大的构造。这个思想不仅影响到物理，还影响到本世纪生物学的发展。要知道生命，就应研究它的基因，知道基因就可能会知道生命。我们现在发现并不然。小的粒子是在很广泛的真空里，而真空很复杂，是个凝聚态，是有构造的，也就是微观的粒子和宏观的真空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必须同时处理。知道基本粒子就知道真空的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这东西。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
钱学森关于基因问题的论述。该论述发表在钱学森的著作《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第360页；
“当听说今天讲解的题目是基因工程时，我脑了里就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基因工程与我们所的任务是怎幺一个关系？我们所工作总方向给我们的任务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我想基因工程跟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怎幺一个关系？今天报告人也作了一点回答。他讲到基因工程与人体科学的关系。基因工程考虑的问题原来是从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这方面来考虑的。所以它一下子就到了微观领域。我 说人体科学的问题，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问题，这都是宏观的问题。那幺基因的变化到宏观效果，这里头远得很，是错综复杂的。报告人讲了，现在的研究要证明基因客观存在环境的影响后才表现出来，环境又是个宏观的东西。它影响的是集体的，整体的东西，这里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好象基因动一下就有一个效果，恐怕不是这样。要复杂得多。也不是说基因工程是微观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从微观到宏观这里边复杂得很。也就是局部跟整体的关系。刚才在显示上，有一个叫多基因工程图，上面有一个现阶段的问题的第四点就讲到了这一点。那问题很困难，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个措施，找出影响微观的因素，在宏观上是个什幺结果，假设这个问题你没搞清楚，那幺你微观的那些措施就不好下决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这儿搞清楚，不要认为这儿听了基因工程，啊呀！了不起，可以改变人的根本的东西，困难。”
诺贝尔奖得主M•盖尔曼在其著作《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有关论述：
“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幺说，但事实的确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从这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如此。但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过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门科学占据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都是一个联合整体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通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得以巩固。位于某一层欠上的科学涵盖了位于较上层的不那幺基本的科学的定律。但是，后者由于更特殊，因而除了前者的定律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在每一层次上，都有一些对本层次非常重要的定律有待发现。科学工作不仅包括研究各个层次上的那些定律，同时还要从上而下及由下向上在它们之间建构阶梯。处于等级中另一层次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今还有哪一严肃的科学家会象过去几个世纪中常见那样，相信生物学中存在着不源于物理——化学的特殊活力？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理论上，生命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就象化学定律依赖于物理学那样。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又成了一种还原主义者。然而象化学一样，生物学依然非常值得按其自身条件，在其自身层次上来进行研究。尽管阶梯的建构工作仍在进行。即使基本的地球生命化学与历史关系不大的，生物学中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有效复杂性，远远大于诸如化学或凝聚态物理这类学科中有效复杂性。想想自地球上生命产生以来4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多幺巨大数量的进化性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那些偶然事件中的一些（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之后续历史中，及对生物圈中生命之形式之丰富多彩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学定律确实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但它们还取决于大量由偶然事件产生的附加信息。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理论上可能进行的那种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还原。与一个缺乏经验的读者所理解的还原一词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远远大于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或化学到基本物理学的还原的情形。生物科学远比基本物理学复杂，因为地球生物学的许多定律不仅与基本定律有关，而且还与大量偶然事件有关。”（第112-115页）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即对于基因理论的态度，现在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基因迷信派，另一个基因论的反对派，基因迷信派是还原论派，反对派是系统论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在理论的讨论中有两派意见，而在生物学和医学的科研实践中却只有还原论派在行动。而系统论派只保持在理论上，口头上，没有实践表现，这有个历史的原因，因为系统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的时间过程，现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宣传、壮大，我认为，系统理论已经有可能转化成生物医学的科研实践。而我现在所提出的后现代医学理论，正是一个将系统理论转化成科研和临床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是属于系统论派的，但我并不反对基因研究，我认为，基因层次规律的阐释，对系统理论的发挥能起到支持作用、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基因研究，关键是要把基因研究的成果纳入系统论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还原论体系。因此，我国生物界和医学界可参与和继续进行基因研究，但是这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我国在此项研究中并不占有优势，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基因研究的发源地，我们是后来者，小学生，从经济条件来讲，我国更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我国虽然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1%的测序任务，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是基因研究的大国，正如这个“1%”的数字所显示的，我们如何用1%与99%去竞争呢？参与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学术界能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只要不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我们就得不到基因研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高层决策者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幺就应该在实践中调整我们的基因研究策略，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应该把 我国的一部分研究力量转移到系统理论的研究上去，转移到后现代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研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转移。首先，目前世界上后现代医学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现在能够开始研究，那幺我们就是首创，我们就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几百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我们一直学习西方，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国可以早于西方在后现代医学研究中起步，西方在现代医学时代是先进的一方，但这个先进将成为西方的袍袱，西方舍不得停止他们在还原论方向上的前进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即基因研究事实上只是涉及少数人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大部分医务工作者，没有机会介入基因研究，那幺，我们为什幺只让这些人当旁观者而不让他们参加到一项有意义，能参与的事

杨鸿智

    （美）露丝•哈伯德，埃里加•沃尔德在
    《基因神话揭谜》书中对基因理论的分析批评
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遗传学试验和改造助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微小分离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完整的人体。因为我们自己对改变这些部分无能为力，迫使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把自己交托给据称能够这样做的专家们。然而，我们时常更加体验到需要对付的是完整的人体，而不是去修补局部。这里更加包括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诸如改变我们的住所或同住人，或改变我们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或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客体或生物分解成最小部分而不把它们看作整体的过程称之为还原论，还原论并不局限于遗传学。在19世纪左右，还原论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要支配力。从巴斯德的细菌到物理学家的原子，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的观念是认为最小的事物能有最势不可挡的效应。在生物学中，还原论促使我们相信，生物体或其组织的功能行为可能通过其细胞，分子或原子的研究和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其结构和功能，来作出最好的解释。然而，还原论者往往过于枝枝节节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观察动物生活及其行为的博物学家在生命科学中曾拥有的重要地位，已经让位给研究DNA分子及其构成所谓基因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家。大多数现代生物学家认为，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比对细胞、器官或完整生物的研究能对自然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动物实验比试管中操作的试验更难控制或重复，这样就很容易把动物实验看作模糊不清的科学而抛弃了。分子生物学从而成了最享盛名的生物学的科目了。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能源部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一项计划，其规模和经费（15年里预计耗资30亿美元）能与美国太空计划相提并论。这项计划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试图对人类“表型”的所有DNA进行作图和测序。这是还原论的最充分体现，因为基因组学家们将构建出DNA分子亚显微片断的假设序列，再声称那种序列是人类的本质。哈佛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伯特称人类基因组是遗传学的“圣经” 。这种比喻意味着对科学奇观的宗教敬畏，在基因组学家们当中已变得异常一般，还载入了有关这一计划的大量媒体报道中。例如，报道有关人类基因组的电视节目“NOVA”称之为“生命的圣经”。《DNA双螺旋》作者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家中心第一任主席沃森回避了直接的宗教比喻，但声称他的目标是“了解人类”和生命本身。然而，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有某种DNA序列的物质。分子生物学家不比寓言中的山顶古鲁更有资格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可以对问题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有用。（P3-4）
<社会对科学思想的限制——还原论是社会的产物>
DNA分子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具有生物学教科书里描述的物理结构。然而，我们对DNA和基因的理解体现出我们思想观念有束缚。这种束缚来源于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正常行为和偏常行为，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的种种看法。要是科学家能考虑到这种情况那就好了。但遗憾的是科学教育倾向于掩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说，科学开始于科学家试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随着获解而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是这样的。他们忽视科学和社会间在进行中的相互影响；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但强调的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社会对科学家洞察力和成见的影响。要在其社会环境下理解科学，我们必须常常关注科学家研究范围内科学实践、描述、解释、文化观念和经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创建出科学论据的方法，也不能理解这些论据运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法。我要说得非常明确，我的确不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遗传学研究者都在错误地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是按常规进行科学研究，把重点集中于内在属性。作一个类比也许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根据伟人（尤其是白种伟人）的成就看待过去。我们多数人在学校里学的历史都是围绕帝王将相之类的。在20世纪中，已经从这种历史的“伟人”理论逐渐转移到社会的历史，试图通过，我们所能发现的普男男女女如何生活来了解过去。所以，历史学家已经从依据“重要人物”活动解释历史的模式转移到更加综合的模式。在这后一模式中他们试图取得尽可能完整而多彩的景象。分子生物学家走了截然相反路线，他们从综合性生物学转移到一切都追溯至“大分子”DNA的生物学。我的看法与这种通常的观点不一样。我很少发现某种实验的方法或解释有什么毛病。我所反对的是还原论者极力按“重要分子”及其组成部分的活动来解释生命体。（P8-9）
<遗传与环境>
遗传学研究试图回答的一系列问题或许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遗传与环境、相同与相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联。贯穿整个西方知识发展史，人们一直在争论究竟哪个最重要？遗传还是环境？先天禀性还是后天养育？在20世纪初，人们坚信是遗传的力量。遗传学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科学家希望它能解决一大堆问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遗传论者观点不再风行。在纳粹种族歧视、遗传论者政策的灾难后果广为人知时，展示出赋予生物遗传太多威力和用遗传方法改良人种而造成危险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前兆。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左右摇摆局面有所改变，科学家们开始强调遗传在塑造我们的性格和行为中的重要性。这种变化部分应归咎于保守党人强烈抵制公民权利和女权运动。诸如此类的运动强调环境在塑造我们成为什么人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女，无论是美国黑人还是其他种族，在美国地位的低下是因为歧视她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低下。保守党人热情赞扬似乎显示天生差异的科学发现，他们就能用这种差异来解释目前的社会等级。
像还原论者一样，遗传论者试图对复杂问题找到简单答案。但是，我们体内，我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实在太复杂了，无法强行纳入简单化的模式中。我们的环境里充满着其他生物，从聚居在我们肠道、给我们提供必需维生素和其他食物的细菌，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和其他动物。察看我们所有的基因，甚至所有生物的全部基因，仍然不会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我们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确实，女人的卵子与男人的精子一旦融合，未来人的基因就到了一起。但是，发生有受精卵、子宫里和出生以后的许多事情也会有重大效应。如果孕妇得不到适当营养或接受不了合适的药物，胎儿可能会受损甚至死亡。相反，如果她有机会好好照顾自己，孩子一旦出生，将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像基因一样，这些环境对于孩子是不可或缺的。婴儿必须养成人。完全任他们自行发展，他们就会像狼养的孩子一样——成为严格字面意义的人，但不能进行即便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我们都知道，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会有明显的差异，不仅在人格上，在体格上也是如此。在一代人里，且在没有遗传变化的情况下，来自亚洲和南欧到美国的移民，看到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长得比他们高。即使生活在同一家庭里，我们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也能在心理或体格上产生不同的影响。
外界影响会终生起作用。记得我有一个学生患严重抑郁症，是由于抗生素引起肾衰竭而产生的后果。我去医院探望时，已经认不出他了。相距一周，这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双颊凹陷的老头，声音苍老，步履蹒跚。幸运的是，这些变化后来被证明是可逆转的。但是，能够如此快地经历这种深刻的生物学变化，以及变成未所料及的、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例子是很惹人注目的。鉴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愚蠢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冷漠的人可以变得活泼，衰弱的人可以变得健壮而充满活力。许多社会运动，从女权运动到公民权利的斗争，都是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为基础的，都已经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遗传学上的解释仍然有其吸引力。我们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都要去谴责父母的行为。父母们信奉基因是孩子们问题的根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父母们不得不游走在“过分纵容”与“过分严格”，对孩子太“疏远”或太“溺爱”这种狭窄的界限上。对于这一切都不应有什么惊讶的。但是，遗传学上的解释有局限性。基因参与我们所有的功能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人。它们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是许多个人的和社会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中，基因实际上是起了哪部分作用呢？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指望知道答案。人类，甚至果蝇都是导致复杂生命活动的复杂生物，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生物学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所有一切。（P9-12）
<基因是什么>
那么，基因是什么呢？不同类别的生物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家说，一个基因就是一段DNA，它具体指定一种蛋白质的组成，可以影响是否合成和以什么速度合成那个蛋白质。有时邻近的基因也会影响那个蛋白质的合成。遗传学家说，基因是我们染色体的各个部分，它中介可遗传的性状。群体生物学家们说，基因是差别单位，可用来区分人群彼此不同的成员。进化论生物学家说，基因是生物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历史记录。所有这些定义都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特定科学家关注之点决定于他的兴趣所在。遗传学家们的语言时常带有明显的思想束缚。分子生物学家，还有在出版物中，在讲到基因或DNA做什么时用到动词如“控制”、“编程”或“决定”。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用词给DNA赋予了太活跃的作用。事实上，DNA并没有“做”任何事。它是一种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只是停留在我们细胞中，等待其他分子与它一起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细胞中的DNA像一本食谱书。我们要做一盘繁杂的菜肴，需要有一本食谱书，但食谱书做不出菜，也决定不了做哪种菜肴或菜肴是否好吃。厨师和烹调原料将决定用什么烹饪方法和如何使用烹饪方法，最后喝汤还是吃蛋糕，食物味道如何等。烹饪术也是一种恰当的比喻，因为这里引入了应变和灵活的要素。好厨师如果在他缺少某些似乎必不可少的烹调原料或器皿时，能够对食谱灵活改动。同样，细胞和有机体能够代偿“遗传的差错”。而且，如果把细胞和生物体当作这个比喻里的厨师，许多烹调原料就是其中的基因和环境因子，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菜肴”，要是看这些分离开来的烹调原料是预料不出这道“菜肴”的。基因太经常被看作是绝对的预言者了。当人们提到“规定”这种或那种性状的基因时，它们表达出一种限制我们的必然性。我们的性能被编码在我们的基因中，这种看法会妨碍我们采取有效步骤来改变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功能是放置在生物学反应，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网中。它们不是在实验室中能够重复的简单过程。同样，因为基因对于我们自己的外貌是重要的，所以科学家发现很难客观地看待它们。（P12-13）
<遗传预报的不可靠性>
遗传预报，不管牵涉到检测还是普查，依据的假设是：基因和性状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遗传性疾病与许多因素有关，还与进程中多半不可预期的相互作用有关。现就遗传学普通教科书《遗传分析引论》作者的话引述如下：某个基因并不通过单独作用决定某个表型（可见的性状）；某个基因只有在与其他基因、环境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决定某种表型。虽然遗传学家把某个表型归因于他们所鉴定了的某个基因，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为了有助于遗传分析而用的一种便说明的行话。出现这种行话在于遗传学家有专门技能来分离生物学过程中的各别组分，并作为遗传分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虽然这种合乎逻辑的分离是遗传学的基本方面，基因自身是不能起作用的。
即使基因牵连到疾病，其遗传遵循着一个有规律，可预见的模式，也证明它远非是简单定义和定位的问题。为了提供有意义的遗传信息，科学家有时需要对患“同样”疾病的不同家族，甚至不同个体分别确定其突变模式。这样，遗传预报就成为不可能实现。在多数遗传性疾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和发病过程，并可能发展为一类相关病而不是唯一的病。这尤其可能出现在晚起病的极端易变的疾病情况下。研究者曾反复声称鉴定到了“老年性痴呆基因”。不久前，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鉴定出两个不同的DNA片段，一个在第19号染色体上，另一个在第21号染色体上，每个小组都声称他们的“老年性痴呆基因”是真实的基因。在科学家们试图预报所谓有遗传“倾向”的疾病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认为凡是致死的慢性病（癌症、冠心病、糖尿病、中风、酒精或药物引起的肝病）可能是由我们基因中遗传到的倾向来“决定”的，这样的理由变得越来越普遍。搜寻工作展开在“有关”癌、冠心病，甚至类似酗酒行为性疾病的基因上。从治疗角度看，试图弄清楚复杂遗传病的相关基因，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DNA，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深信任何棘手的疾病基因都被鉴定和分离出来，加上希望它会导出有益的论断测试方法，这样的信念有可能促使人们坚持不懈的去搜寻相关DNA片段的。实际上，这不仅不能治愈或预防疾病，还会增添“无症状”或“健康表象下的病人”的新受辱人群，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可能被认为他们在未来某一时刻会有某种疾患。（P39-41）
<基因是怎样发挥功能的>
不管基因大小如何，每个基因规定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确实，这就是所定义的一个基因。生物需要数千种蛋白质来完成它们的生物功能，所以即使低等生物也必须具有许多的基因。功能性DNA序列中的变化构成基因突变，往往导致相应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种蛋白质的合成需要各种不同的酶的参与，而每种酶是一种特异的蛋白质，所以，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基因被卷入到任何特定的蛋白质的全合成中去。基因和蛋白质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说成为各个基因“编码”、“决定”或“中介”某个蛋白质的合成，这仅仅意味着基因规定了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蛋白质被合成的全过程只有在细胞的整个代谢机构功能齐全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这里总是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蛋白质参与，从而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基因参与。蛋白质和基因的相互关系，变类似鸡和蛋一类的问题。许多基因涉及任何蛋白质的合成，而许多蛋白质参与任何基因的合成及功能的发挥。我反复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正是经常会被忽视了的。在科学家们的讲这个或那个分子、性状或疾病而谈到基因时，他们是充满着幻想的。他们过分强化基因和DNA的控制能力，而不把它们看作是细胞和生物整体功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P56-57）
<遗传泛化现象>
我于1994年8月曾在一公开讲座中听到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一位战胜詹姆斯•沃森后担当美国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的科学家——的言论。他把基因组计划描绘成人类所曾从事过的工作中最崇高的项目，并对他的听众断言：“事实上所有疾病，也许外伤除外，其中都有遗传成分”。鉴别出我们身上的所有基因，他说，将使科学家有可能通过“读出我们自身的蓝图”来预言，预防和治愈所有疾病。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科林斯博士为何将外伤排除在那包罗万象的承诺之外。不管怎么说，人们常常会因为他们的听觉或视觉不好，因为他们逐渐衰老而行动不便，或其他一些原因（估计会被那些对基因组的预报作用盲目相信的人归因于基因的原因），而受到意外伤害。问题关键是，“所有疾病都有遗传成分”这种说法，涉及的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变得失去了意义。基因决定蛋白质的组成，而蛋白质则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功能有关。因此，基因对我们与病原体的反应，对我们对外伤的易感性和响应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着“遗传成分”了。但果真如此吗？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基因有关，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有关它们定位，组成和它们行使功能的方式的每一件事，就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健康，并预言、预防或控制所有的疾病和不良行为。然而，当前“基因痴迷”仍然有吸引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方面。通过将行为，才能或健康状况归咎于基因，遗传决定论有着使社会和个人同时摆脱困境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人的所有健康和行为问题都是由于他们基因的功能所致，那么，我们对社会性疾病的责备就只能针对个人的不足，而不能针对经济的或其他社会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穷是因为他们在遗传上就天生懒惰，愚蠢或别的什么东西，而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带有错误的基因。在某些进步团体中，这类理论解释通常会被冠以“责备受害者”一词，因为他们把应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负的责任转到了受到影响的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成为悖论的是我们也能将遗传解释用来赦免个人。如果人们所做的事是他们的基因的一种功能，那么，他们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负个人责任呢？（P18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