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致敬人物：余英时[转贴]

却波渔翁

2006年度致敬人物：余英时


本报记者　张弘　发布时间： 2007-01-03 18:46　新京报

余英时
　　「致敬辞」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余英时作品一览

《历史人物考辨》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版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版本：三联书店　2005年2月版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士与中国文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版本：三联书店　2004年8月版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方以智晚节考》
版本：三联书店　2004年8月版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除了获奖其他都没有改变
本报记者　张弘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今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今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