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医的面对与挑战

岐黄子

二十一世纪中医的面对与挑战
（中医的发展在哪里，近年来有很多同道在探索，现选其精华，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今年３月４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政协体卫分组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医学是一门由实践提炼出理论，再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由于她产生的年代和地域的关系，她的基本理论深深根植于东方文化中，因此，在以现代科学为主流文化的今天，她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经常上升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那么，中医药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踏出一条新路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探索，孜孜以求的。。

如何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在这场争论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古、深、精、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立说，许多经典均出自这一时期，例如《易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等。这些经典著述问世已达二千多年，道理深奥(许多当代人还不能完全读懂)，论述精辟（《老子》不过五六千字，《易经》也不超过万字），其中《易经》立论之高，目前还不知道何人能超过，《黄帝内经》仍是中医的最高经典，离开它就谈不上中医。中国文化实用。计算机的二进制就是受《易经》阴阳学说的启发，美国人在战场上怀揣《孙子兵法》打仗，日本人经商除《孙子兵法》外还读《论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两千多年了，肌肉还有弹性，是依据什么理论？靠什么技术？决不是现代的理论技术。古代没有经纬仪、没有罗盘仪，其军用地图是如何绘制的？张松的入川地图无论如何粗略，刘备毕竟还是用它入川做了蜀王。如果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传说，那么张衡的地动仪是实实在在的，他是根据什么原理、理论、工艺制造出来的？无梁殿、悬空棺都是中国人的独创，都江堰的设计也决非不是依据中国人的理论。中药上千种，常用的有数百种，其四气升降及归经配伍是如何确定的？西医理论是解释不了的，有人说是尝出来、试出来的，尝、试是可能的，单凭尝、试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不知道要死几次、死多少人，例如治疗寒性痰喘的砒霜，尝一次就可能命归西天，而且，单是数百种中药的归经、配伍和用量，就是用现代正交设计方法，恐怕几辈子也做不完。同样，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千古经方是根据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化裁而来，而决不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从上述可知，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而且实用，中医是其中之一。


一、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

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不科学，所以才要科学化。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

关于“科学”的界定，已出现很多种定义，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对宇宙万事万物规律的探讨，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分科的学问，有人认为科学就必须满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这三个要求。应该说上述第一种观点是宽泛的意义，第三种观点是严格的意义。

就严格意义的“科学”而言，在17世纪以前，不仅中国没有，西方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科学是在欧洲由16－17世纪那场“科学革命”形成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但认为它不是理论性的科学而是经验性的准科学或前科学。董光壁认为李约瑟并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他在研究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之后，指出中国传统科学在秦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五大学科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学范式，并且联合开辟了宇宙图象之历法摸式、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之先河。其后传统科学的积累以其三次高峰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结论是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源头是生成论与构成论的不同。东方以生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特征；西方以构成论为主流，于是形成西方传统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特征。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科学唯一沿用至今的学科，它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室检验。这是客观事实，没必要遮遮掩掩，从理论特征上说，中医还不是一种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科学，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却是－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



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穴位、子午流注、五运六气等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哲理思想和文化素质是内在相通的，这使得它与建立在解剖与其他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大为不同。它有一个由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文化背景所建构出的一个活生生的意义世界，也就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与现实世界及观察事实打交道的方式、话语和角度。这使得它是一种充满了文化与哲理深度的，具有艺术气质的，对人的生活情境、特别是“时机”有着特殊敏感的，但同时又是可实证的科学。它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已被几千年的相当成功的医学实践所验证过的。但是，这些验证都是在中医这个意义世界中进行的。脱开了它，中医就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灵性和生机来源，不能以一种有创造力的前冲姿态来与经验事实接触，而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在不对路子的实证检验面前成了“差生”。实际上，西医要是脱开了它的理论和意义世界也一样要“玩不转”。任何科学系统的科学性都要在坚持自己的理论根基，发挥自己的思想性情，说出自己的精妙话语的情形下才会呈现出来。

现代物理学认为，世界上90％的物质是“暗物质”，但即使那其余的10％，人们也未必都认识清楚了，更不必说“实在可触”了。手能触及、眼能看到以及现代仪器所能察到的，只是客观物质世界中的极小一部分。所以，采用“黑箱”的办法认识客观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相当久远的未来——仍是一种聪明的、不可或缺的科研方法。当我们把“现代手段”和以往手段相比较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手段”还远远不足以察知“五脏六腑各自的外象与内在变化”的全部。希望中医都能“实在可触”、“由黑箱变白箱”——如同希望人能控制宇宙一样，雄心虽可佳，毕竟没有现实意义。至于中医理论浓郁的“哲学色彩”，更值得推崇而决非缺陷。哲学之所以称之为哲学，就是因为它对科学、对人们认识世界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一门学科、一种学问能与哲学密切联系，正是其成熟的表现。有远见的学者，已经预见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埋怨中医的哲学色彩，其实是一种“以长为短”的错觉。
二、评价中医传统科学与技术的五个糊涂观念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滚滚而来，人们在评价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时，常常有五种糊涂观念。第一，简单地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忽略了“发展是时代性的，也是传统性的，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是历史性的整体”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因而常常不自觉地全盘否定传统。第二，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大量学习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时候，人们常常淡忘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谈到科学却只想到自然科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自古无科学。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自然科学包括还原性科学和系统性科学两大类。近三百年里，还原性科学发展迅速，成果累累。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还原性科学作为衡量所有自然科学的标准，更不会想到传统科学中还有系统性科学。第四，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原理，技术则是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实践应用，如经验、方法和技能等。本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曾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也说过：“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巳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但是近代人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技术视为科学。所以常把历史上属技术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说成科学发现。第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因此，当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现代技术面前失去光彩的时候，一些人便认为，“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科学技术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人就一定程度地失去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撑，于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心态油然而生，常给自己的传统文化扣上“落后”、“封建”的帽子，从而导致传统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1929年旧中国政府关于废止，取缔中医的喧嚣，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三、从非线性科学中获得启示，从中医自身规律出发寻求发展。

目前中医科研借助的科学方法大多属于线性科学的方法，对近年来正在兴起的非线性科学尚无较多认识。

线性和非线性本来是数学名词。所谓线性是指量与量之间的正比关系，用直角坐标形象地画出来，是一根直线。在线性系统中，部分之和等于整体，描述线性系统的方程遵从叠加原理，即方程的不同解加起来仍然是解。非线性则指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叠加原理失败，非线性方程的两个解之和不再是方程的解。非线性物理现象表现为从规则运动向不规则运动的转化和跃变，参量的极微小变化在一些关节上可引起系统运动形式的定性改变，可以促使空间规则性结构的形成和维持（如孤子、涡旋、突变面等）。

近20年来非线性科学在探求非线性现象的普遍规律、发展处理它们的普适方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相干结构的孤子揭示了非线性作用引起的惊人的有序性；确定性系统的混纯使人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而人们多年来视而不见的一种运动形式；分形和分维的研究把人们从线、面、体的常规几何观念中解放出来，而面对更为多样而真实的自然；自组织现象和图形生成反映非线性地耦合到一起的大量单元和子系统中由于有序和混饨竞争而形成的时空组织或时空过程。③

非线性科学混纯研究对于认知生命现象可能具有根本性的启发作用。非线性科学的系统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原理与中医的整体全息观念较为一致。当然作这种分析的目的不是比附，比附是没有出路的。以此论证中医的高明更是毫无意义的病态行为。我只是想说非线性科学或许给中医的发展会有某种启示作用。

中医最终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本身规律发展。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劣，我认为中医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的总体认识以及功能调整上，而西医的优势则体现在生命的物质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的具体分析以及实质治疗上。就目前情况而言“中西医结合”还相当困难，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再也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处处与西医争短长、全面与西医相抗衡，否则，很可能下个世纪就再也没有中医了。

随着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由组织、器官到细胞，再到分子水平的一步步深入，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对内分泌系统疾病、病毒性感染疾病以及与免疫机制相关疾病的精确诊断，的确令人折服。但是冷静下来一想，这种诊断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能从因果关系上“知其所以然”。很显然，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都没有了。况且，人不是分子的堆叠，在分子水平上的所见与人身整体水平上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应该说，这种诊断与活着的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与一般生物分子的相似性却越来越近。“精确兮模糊所伏”。因为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针对活着的人而展开的防病治病工程，当处于生、长、壮、老、已各个阶段的与自然、社会、心理结为一体的整体的人被肢解为分子形式后，则不能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上明辨疾病发生与发展中真实的“所以然”了。于是治疗便失去了特异性的前提。这就是西医界普遍感到2/3以上的内科疾病没有特异性治疗方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西医进入分子生物学水平以后遇到的最大困惑。第四，50年代后化学合成药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而且，恰恰是化学合成药的疗效不理想，毒副作用大，促成了西医“回归自然”的历史性大转折。

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越是认为发达的时候，越是容易发现问题、暴露缺陷和需要反思的时候。与西医在20世纪的四个闪光点相比，人们更突出地看到了中医是重视内因，强调个体差异和辩证论治的医学；是重视整体、治人以治病，强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局部与局部相协调的医学；是重视天人相应、心身合一，融生物、自然、社会、心理的防病治病思想与方法于一体的医学；是完整运用自然疗法，以中药为主体，包括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综合性疗法的医疗体系。来自西方的“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是西医通过反思，发现不足，寻求互补的必然结果，是西方要求中医堂堂正正走向世界的客观、历史原因。可以预见：保持特色，发扬优势、完善自我，将是中医与西医在各自发展中的共处守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并重”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前进中的大趋势。

四、中医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

中医是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不是某种科学的一部分，更不属于西医的一部分。如果说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的话，那只能是实践。中医学之所以能屹立中华数千年，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得到传播和被接受”，之所以引发了“中医热”，就是因为她经受住了实践的反复“评价”和检验，如果不是那样，早就被余云岫们消灭了。只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不管她现在是否符合“国际认可的标准”，我们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因为她势必会成为今后“被国际认可的标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她尽早成为“被国际认可的标准”，这叫做“将中医推向世界”，或者叫“为国际创立标准”，而不应将中医削足适履，强拉硬扯地让她去适合那些现有的、别的么“标准”。

五、补充与替代医学在美国


近年来，补充与替代医学（CAM）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大众、医学团体及政府所关注和推崇，并形成了一股CAM热潮。CAM是对那些未广泛在美国医学院校授课或医院提供的治疗方法和医学实践的总称，其中中医为主要组成部分。CAM为目前美国NIH和政府机构的统一官方名称。据调查，美国人中有42%使用过CAM，其每年用于CAM的花费约为270亿美元，其中多数为自费。CAM的就诊数和花费均超过自费看西医。有关统计显示，最常寻求CAM的疾病为背痛、过敏和哮喘、关节炎、胃肠疾病。最常用的CAM疗法有按摩、针灸、草药和脊椎治疗术。
　　另外，有关CAM的科学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1992年，NIH成立了CAM办公室，2001年的研究经费为9300万美元。已逐步在著名大学成立了12个CAM研究中心，目前主要集中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临床研究。NIH所资助的CAM研究大约有200个课题正在进行。CAM在美国的教育可分为三部分。①CAM学院：目前大约有90所，学制一般为3～4年，主要为针灸、中药和脊椎治疗术；②医学院的CAM教育：有64％的美国医学院开设CAM课程，哈佛医学院已开设了8年；美国医学院教育委员会成立CAM小组，并纳入每年年会讨论议题；③CAM继续教育：该项教育已成为目前医学院校的热门课程；④CAM博士后：1996年NIH成立了CAM博士后项目，每年吸引大量的医生前来申请。
　　目前美国有4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通过中医立法，其他州也正在讨论中。中国教育部所属中医院校的本科临床专业的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中医的执照考试，美国90所替代医学学院中仅有大约30所被承认，各州的立法和执照不尽相同。

六、中医的危机

著名老中医张灿玾教授痛苦地说：“我们这些老中医私下里在一起聊天时常说：‘我们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代完蛋的人。”意思是这一代老中医一死，中医也就没人了，很可能走向灭亡。崔月犁先生在《致江泽民同志的信》中也提到：“不少老中医反映说：老一代中医去世后，中医即可能被西医‘消化’，而走上灭亡。”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生的来信中提到：“我们是为了学中医而来，为什么上课老师不多讲些治病的临床经验，而反复陈述在小鼠、兔子身上验证的药理作用；为什么老师讲课一边说按课本写的去看病根本治不好，一边是考试时你们千万要按课本答题否则就会没分；为什么在中医院里病人没有经西医手段处理出了问题就算是大夫的责任而中医大夫不开中药，开一堆很贵的西药却不会被视为不学无术。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走在校园里，看见人来人往，他就感到十分绝望，因为这些名义上中医未来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能担当得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任。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到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难道今天几千年的传统竟要毁在高喊着‘振兴中医’口号的我们手上？”
　　
全国知名的老中医焦树德教授和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今年五月三十日是焦老(焦树德)八十岁寿辰，一位高层领导到中日友好医院给焦老祝寿，另外邀请了几位老中医来谈谈中医教育。除了焦邓二老，还有任老(任继学)、王永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等。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来。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来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
　　近十多年，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学习中医药的学者普遍反映国内“中医水平越来越差”。德国一位学者反映：国内的中青年中医“真”的不多；法国一位学者反映：不少中青年中医对他们关心的中医药问题“一问三不知”。
　　湖北中医药学院的陈国权教授在读了现代教育报８月１０月的“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一文后来信告诉记者：“回答是否定的：不能！早已不能！！数年内也不能！！！”陈国权教授还告诉记者：以湖北中医学院为例，与西医院校相比，同为５年制，中医学专业的１９门西医课占总学时３１０６的３１.１２％，是西医院校中医课的５－１０倍；而１９门中医课只占４２.８８％，其余２６％为公共课。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被社会讥刺为“两个中专生”。中医院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在浓浓的西化、西医氛围中岂止是自卑？许多人都有一种耻辱感，只能仰仗西医的鼻息艰难度日。因无法胜任中医工作而被迫就西、搞药、从政、经商者大有人在。北京一学者“很可能下个世纪就再也没有中医了”的预言并非无稽之谈。中医界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医之术的问题比贯彻５６号文件以前更加严重。这种严酷的现实多被中医界表面的繁华所掩盖。
七、可喜的探索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通过和广东省中医院商讨，由邓老代表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国聘请名老中医。后来，总共请到十四位名老中医，然后就组织拜师。弟子都是广东省中医院的骨干大夫。一位名老中医带两个徒弟，最多不超过三个。拜师以后，用师徒的形式把身份固定下来，然后弟子就可以把老师的学术观点、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传承下来。
　　后来，这些徒弟们又组织了“歧黄学术研究会”，每星期组织一次研讨，中医的学术风气就浓起来了。
　　广州中医药大学又和第一军医大学联系，让十四位名老中医带出的二十八个徒弟带一个研究生班，这样就给了中壮年压力，他们只有跟着老中医学好医术才能带好学生。
　　今年九月份，这二十八个徒弟回到省中医院，整个医院的风气马上就扭转过来了。现在，大家都以学中医为荣。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医带徒是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重要途径。在旧时代，中医带徒是培养中医人才的主要形式。这种自发形成的教育制度之所以沿用很久，主要是因为中医这门学科要求严细，实践性强，辨证论治灵活多变。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的绝招、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手法等等的继承，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学到的，它更适宜于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
　　中医带徒，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地道的中医特色，带徒出身而且学有成就者，从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师承了老中医的医德医风和流派特长。学习上有个性、有深度、有细节、有诀窍，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独到的实践性。不少“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法技巧，无不出自名师的点化和学生的领悟。

八、重新制订人才培养模式
　　修改《教学大纲》，尽快组织编写第七版教材，充分体现以中医为主，即中医课时至少应占总学时的７０％以上。西医课时宜与西医院校的中医课时对等，只学一本《西医学概论》（含部分基础、内科及化验检查）即可。
　　
　　增加《医古文》课时
　　医古文是打开以经典著作为核心的中国医药学宝库的万能钥匙，与其提倡将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译成白话文，莫如将目前６６学时的《医古文》增加到１２０学时或更多，至少与外语并重。
　　
　　招文科生，开设人文课程
　　传统文化是中医的根。中医院校的学生应主要改从文科生中招收（中药系照旧），并开设２００学时以上的人文课程（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伦理学、社会学及中国古代科技史等）。
　　
　　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缺少经典的民族，是幼稚的孱弱的民族”。应立即恢复以四大经典命名的学科，并将之作为中医院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每门不少于１２０学时，且尽量学原著。
　　
　　为名老中医终身配备固定的高徒
　　应为饮誉一方乃至全省、全国、国外的且尚能坚持应诊的名老中医终身配备固定高徒１－３名，而不限定在３年。师傅的报酬应与经济效益挂钩，徒弟待遇亦宜优厚。让师傅传其真，让徒弟得其真传。
　　
　　执业中医师必须考四大经典
　　鉴于台湾执业中医师考中医四大经典及清代的《医宗金鉴》的作法，我们大陆也应将四大经典列入执业中医师的考试内容中。
　　
　　“师带徒”是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重要途径
　　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先生指出：我们是１０亿人口的大国，不能光把眼睛盯在正规教育上。在加强学校教育的同时，必须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兴办中医教育。其中一个办法，作为高、中等中医教育的补充，就是继续实行中医带徒，让具有真才实学、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或中年中医带徒。

“中西医并重”是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的基本方针之一。从人类医学的现状和发展来看，也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趋势。怎样使深奥难懂的中医理论变得浅显通俗,就象西医一样,把它发展普及到家庭(如美国,普通末成年人也知道徒手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已是当务之急. 传统中医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

一源

客观存在的事实,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