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倾听梁衡

桂枝汤

倾听梁衡(一) ：高原厚土 大漠雄风
缩写：成青华 董岩
    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1、黄土高原，启我灵性

    自古山西多才俊。1946年，梁衡降生在山西霍州的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里。
    霍州，古为尧都畿内，唐代号称“中州重镇”，明清时期又被列为全国直隶州。古来就有秦始皇先祖在霍州、天下霍姓出霍州等传说；“总领海内名山”的霍山、“华夏的第一州署”以及“天下第一鼓”也在这里。就是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梁衡度过了他的童年：
    “我母亲、爷爷都是农民，母亲进城后虽有了城市户口，但一直是家庭妇女的身份，是典型的劳动妇女。因为爷爷远在农村，所以我虽在太原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家割草、打柴，还要放羊。小的时候，我很调皮，印象最深的是放羊的时候，会趴在地上，嘴直接含在奶山羊的奶头上吃奶，一半是劳动，一半也是玩。”
    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在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已经在收拾炉灶，准备晚饭……童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在他的记忆里，是窑洞、是黄土地，是母亲慈爱的微笑。这并不长的岁月已经溶进了梁衡的血液里，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梁衡对乡村的感情、对黄土地的感情，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这种痕迹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在写作给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散文《热炕》时，他有这样的感慨：
    “我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脸膛，固执的热情，再加上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梦里，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时家里一来了客人就先说上炕吃饭，以至后来进了城，不理解怎么来了客人只说抽烟。久违了，这纯朴的乡情。久违了，这盘热烘烘的土炕。”
    8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梁衡随父母迁至太原。
    如果说霍州留下了他孩提时的天真烂漫，那么太原则记录下了他的成长历程。在这里，自然之美的熏染启蒙了他对美的感知和捕捉，少年的他流连于晋祠古朴之美，也为发现太原夜色之美而痴狂。这块土地上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的内蕴之美之深，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梁衡心游万仞，思接千载。多年以后，这些美景在他的笔下得以流传，得以永恒。如《清凉世界五台山》、《娘子关上看飞泉》、《芦芽山记》、《晋祠》等一系列文章。
    年少的他甚至渴望用画笔绘出大自然的壮阔之美。梁衡曾谈到：
“于散文之外要让我说对其他艺术的爱好，当推美术。这兴趣可以追溯到很早，那时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红领巾。学校里有个美术组，我是积极分子，而且自己还买来一本傅抱石的《山水画技法》，看那势头，势必要成家了。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我们只有二十几岁的美术老师被反掉了，这群美术娃子也就树倒猢狲散，我的美术梦自然也就破灭了。”
    梁衡热爱山水美景，更醉心于美文佳篇，他在叙述自己少年时期陶醉于语言之美的一次经历时，这样说：
    “当时在中学读书，上历史课，不专心听讲，却去翻书中的插图，这一翻却翻到一页影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出于好奇，我爬在书上细细辨认那些小蚂蚁串似的影印字，一段文字跳入眼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心中怦然一动，因为这文字十分有色彩、有个性，有魅力，这和我想象的硬硬邦邦的政治文字大大不同。我放学回家便翻出父亲的《毛选》，居然一读而不可收，将大部分文章读完了。那年我才15岁。”
    这种对美的领悟力与梁衡自身的秉赋是息息相关的。而他良好的文学素养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他说：
    “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前在解放区根据地教书．解放后作了霍州县长，然后又去了太原。父亲给了我一个示范，他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他的文学功底很厚。”
    很小的时候，梁衡就喜欢去父亲的书房看书。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半躺在父亲的藤椅里看，父亲从不加干涉。有人进来时，只见书，不见人。和很多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梁衡的父亲也让他背过书，但天生爱书的他总是自觉地去背，从不觉其苦。小时候的这些文学积累使他以后在创作上得心应手。
    在学校，梁衡幸运地碰上了不少好老师，尤其是文史类的老师。回顾这段时期，他至今还能记起来一些看似很小却对他影响深刻的事情。他说：
    “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叫李光英，年纪很大，我上高中时他已经六十多了。他家里有一大箱一大箱的线装书，都是一些经史子集，用那种大檀木箱子装着。他对文史非常熟，讲课时可以面对我们，手指夹着粉笔，不看后面的黑板，就可以画出图来。讲到杜甫的诗，‘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他随便点几只麻雀，画一个长袍大褂的，意境就出来了，学生的兴致也非常高。”
    他认为自己对文学感兴趣的重要原因归功于碰上了好老师；而另一方面他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很大原因也是没有遇到好老师。很多年以后，他这个深感学数理化之苦的人，为了解除大多数学生学习之苦，竟不惜花上几年的时间，闯进了这个陌生的领域，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数理化演义的故事。                                                               

2、人大岁月，理解政治

    老舍先生说：“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它是清醒的，意识的，自动的，努力向上的生活，而且是后半世生活的根基。这一段生活的回忆最足以令人自尊自爱自励；它的纯洁甜美可以说是生命之河的出山泉水。”梁衡也不例外，他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有今天的些许成就，自然也离不开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培育和恩师的教诲。正是在人大的这几年，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对他进行了政治启蒙。
    1964年，十七岁的梁衡打点起行装，告别了双亲，远离了故乡，这个青年人满怀壮志雄心，开始了在异乡生活、学习的岁月。在人大档案系，梁衡度过了激情燃烧的五年时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政治情结都是在这里真正成形。
    其实，上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只是一个偶然，他的志愿是人大语言文学系，却进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档案系。后来，梁衡把这一次经历看作是他的第一次挫折。
    但在当时，人民大学的档案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他说：
    “历史档案系是一个机要专业，60年代初很讲政治，机要专业只让出身好的人干，红色保险箱嘛。我是革命干部子弟，而且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大概很符合既要有点文化知识，又要在政治上保险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被选中了学这门专业。档案系很小，现在叫档案学院了，当时一年只收24人，我们的前一年才收了１９人。因为好的出身而被选中，去做不愿意的事，这在当时也只是一件寻常事。”
    当梁衡踏进人大大门的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国家的政治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大在梁衡心灵深处所藏下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多年以后梁衡依然爱着人大的理由：
    “进了人民大学后，在那里感受的都是政治氛围，学的是政治和党的历史，比如那些勤劳与俭朴的革命精神。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郭影秋，他们都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完美典型，而且诗词也写得非常好……。作为辛亥革命老人，党的老前辈的吴玉章跟我们学生一块儿照相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后面站着一排同学，一看，他肩膀上还有一块补丁，大家都很崇敬。那个时候我们周围就是这些党的革命家的完美形象在熏陶着我们。那个时候政治感召是很具体又很完美的。而我们后来理解的政治好像就是斗争啊，夺权啊。其实政治家首先是无私的、高尚的，又是博学的，这样才有号召力。”
    “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虽然也有反右运动，可那时我们还小，所受的冲击不大。我们知道的是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时我们就觉得中国在富强！所以进入社会以后，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时刻想着报国。”
    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使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主流的、建设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化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日后在挫折和困顿面前仍能保持一种淡泊、一种平静。
    走出人大的校门，青年梁衡的身上，透露出学者的哲思与政治家的睿智。当然，这一代学子对政治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是他们特有的专长。确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3、内蒙古河套，事业起步的地方

    梁衡还在人大的时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他“有幸”赶上了，当时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打乱了，分配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专业的概念了，只有一条，就是服从组织。
    1968年12月梁衡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的一个小县——临河县。毕业分配名单一公布，要求学生在三天以内报到。这对梁衡来说是一个生活上的转折点，当年离开京城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在上火车的时候，广播里正在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仅中学生要到农村去，大学生也要到农村去。’我当时一听这个语录就想，这下可能回不来了。”
    这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过四万人。在县城小住几日，梁衡和同去的学子都大失所望：
    “当时正在搞派性，在互相斗，地方上很混乱。内蒙古又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挖出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其实是无中生有的事，搞的县里很是凄凄惨惨。我住单身，晚上旁边的办公室里就能听见审讯声。这是我们青年学生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分配下去以后，县里也顾不上我们这十几个人，就说，你们下去吧，找到一个生产队，组成了一个锻炼队。是党员，县里就指示，你就带队吧，我们也不派干部了。于是，我就带着这十几个人开始过类似知青的生活。就是比知青多一点——发工资，每月有46块钱。县里说，这工资算先借着发，党的‘九大’以后，到底给不给你们工资还很难说。”
    迎接他的还有漫天的狂风飞沙，几乎整日混沌朦胧，嘴里沙土不绝。梁衡穿过武斗留下的断壁残垣，行走在旷野里，四周没有树，没有草，只有风的呜咽，望着一望无际的茫茫沙丘，梁衡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惘。
    “我们四个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四个人我是学档案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学生物、化学和建筑的。所学专业一个也用不上。白天挖渠、挑土、锄地，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看着窗外数星星。我们想，这一辈子完了。但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对环境稍微适应一些，要有所作为的心思又萌动了。”
    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幸运的是求知若渴的梁衡并没有沉沦，他用书籍来填充着一个又一个枯燥孤寂的日子，完成了进一步的修炼。他说：
    “在农村劳动一年多的时间，最可干的事情就是看书。当时城里的书都烧掉了，村里却有几个北京知青带来不少书，我们又靠各人的关系请人从外地寄书。城里在破‘四旧’，这里却很安静，下雨天不出工躺在热炕上看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这些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就像昨天一样。这一年多我看了不少杂书，比如有关战争的书就是这时才开始读的，战争所表现出的宏大的气势，其中敏捷果断的思维，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这时期又进一步补了文学课。背了很多文章和诗歌，抄了几大本。以至于整整三十年后，我在北京民族宫剧院听一位老歌手唱歌，突然想起叶圣陶先生当年就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听蒙古族歌手哈扎布唱歌》，前几句还能背得出，回家后我找出当年抄写的笔记本，连夜写了一篇散文《三十年的草原四十年的歌》发在《人民日报》上。”
    一次，梁衡在一家农户的灶台上看到一本陈望道所著《修辞学发凡》，他吹落了上面的尘土，仔细地研读，还作了详细笔记。这本书对他以后的散文创作和新闻研究作用很大，就像长江、黄河同发源于一个巴颜喀拉山一样,梁衡关于文学和新闻的一些新思想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后来被评论界所称道的理性散文其实是源于书中的范文《月夜的美感》。当年他把这篇数千字的长文抄了好几遍，背得烂熟。后来他所做的关于新闻和文学的区别的研究，其中一个思想就是来源于这本书所界定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想不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这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倒为他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在农村劳动了一年之后，梁衡来到县委工作，一年之后，命运之手又把他推进了记者的行列，在大西北这个偏远的角落，梁衡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１９７１年，《内蒙古日报》要在基层建立记者站。我当时在县委宣传组，就被选中了。1971年到1974年底我是一个《内蒙古日报》驻在一个专区的记者。当记者，这是最基层的了，就是说再小也不能小过这个身份了。”
    1974年，梁衡离开内蒙，赴任山西省委宣传部搞管理。
    梁衡对河套生活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当年白居易忆江南，最忆的是红花、绿水、桂子、芙蓉；现在梁衡想起西北的河套，最想的是那里的大漠、黄河、沙枣、蜜瓜。他说：
    “那样苦的地方，怎么能产出这样好的瓜呢？我们这些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自然知道，正因为经了那风沙、干旱和早晚极悬殊的温差，这瓜里的蜜才酿得这样甜、这样浓。事物本是相反才能相成的。河套，我永不会忘却，那个我开始学步的地方。”
    （转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责任编辑：史江民）

桂枝汤

倾听梁衡(二) ：记者生涯 名成三晋
缩写：成青华   董岩
    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1、成名作

    1980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二版发表了梁衡采写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约1800字。这篇稿子的影响之大连梁衡自己都始料未及：
    “1980年暮春我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有一个农村青年叫岳安林的养猪很在行，我到村里去访问他，他却进城了。我看了他的猪场，又看了他的院子。这个人遭遇实在坎坷，就因一个‘富农子弟’的成份，考上大学后又被退回，在村务农，总遭人白眼。家境贫寒到拆着卖房椽过日子。当晚我回到县城，晚饭后约岳安林来招待所谈了一个小时。他走后我即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我不知它到底能不能发表。
    我没有想到的是，见报不几天报纸即收到电话来信，反响极强烈，而且居然延续到第二年4月，近半年而不衰。这时报社来电话说，这篇稿已被选为1980年全国好新闻（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搞好新闻评奖）。”
    第一篇短文发表后，梁衡决定再去忻县作二次采访，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半年来岳安林就收到3000多封信。梁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也懂得了记者的价值。他在养猪场和岳安林生活了7天，更使他认识到岳安林是继土改、合作化后我国第三代新农民的代表，于是又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此后梁衡又马不停蹄写了通讯、消息、人物介绍、记者来信、问答、连环画等，先后在8种报、刊、书上发表，制造了一小股“岳安林热”。后来这篇写岳安林的报告文学还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连同通讯获得的“好新闻奖”，在这一个题目上就得了三项奖。而当时梁衡还只是个入报社不到2年的小记者，岳安林也由一名普通农民破格转为干部，并被任为地区科委副主任，后被选为省政协委员。梁衡认为，这种通过不断挖掘对一个典型前呼后应、造成回响的连续报道，更易加强宣传效果，使典型的指导意义不断扩大。
    后来梁衡回想起往事，把这篇成名作及其引发的一场热闹比作一个牧童无意中踩着了一个山道上的机关，他认为记者成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积累，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化积累；二是机遇，要能碰到充分表达这种积累的题目。……而文章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你决心要将某一篇文章写成成名作，往往失败，你只须抱定一个当好记者的决心，倒可能遇机而成名。”

2、由记者而导演 由导演而演员

    1985年梁衡利用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暑假时间，回到吕梁山区，在一个很偏僻的山村里采访了一位扎根山区20多年的小学教师李健——
    当年22岁的李健背着一卷行李来到吕梁山深处的疙叉嘴村办学。当时吃住教学都在一个黑窑洞里。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他又靠一把镢头两只筐子挖窑洞，靠开荒办农场、小果园，来贴补学校费用，20年来，学校不断扩大，两迁校址，1966年，这个穷村子就已实现了全体适龄儿童免费上学，现在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已经出了三个大学生、五个中专生。全村190多口人没有一个文盲。李健还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帮助群众发展经济，特别是植树造林，培植果木。群众说，李老师不但给我们送来了文化，还送来了科学和富裕。梁衡后来回忆这段采访经历时说：
    “一采访完后，尽管我十分激动，但我还是无法写他：新闻要新，但李健在这里已风风雨雨工作了20年，这叫什么新闻？记者遇到了一个无由头的新闻。有心宣传，无借口。这时就要找个由头，但又实在找不见，我突然想起干脆造个由头。”
    为了“造”新闻由头，更为了表达对这位英雄教师的敬意，梁衡向当地的县委刘书记建议对李健进行奖励。刘书记表示县里穷得当当响，拿不出钱来奖励。梁衡又建议：“奖名誉也好嘛，比如授予个‘山区办学英雄’，‘新吕梁英雄’，再穷连一毛钱一张的奖状纸也买不起？”他还提出要为此写个头条新闻，刘书记当即同意，这个善良的交易就这样在玉米地边拍板了：
    “回到记者站，我写好新闻稿，单等那个神秘的电话。刘书记不失约，三天后电话来了，放下电话，我的稿子也伸进传真机里，传向北京。几天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出现了这条记者导演的新闻。
    “数年后我披露这段内幕也许有读者会问：‘你这样不是在造假吗？’我说这不是造假，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记者尽一点社会责任。我想起新闻界一位老前辈说过一句话：记者的工作最象党委书记，……用这种能力去选择典型，发现有代表性、方向性的现成新闻就是好记者。……当然如果借记者身份乱出主意，甚而瞎指挥那又当别论了，而且那样产生的新闻也要受实践的否定。”
    梁衡在充分利用手中笔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创新勇气亲自“下海”办公司，直接为科技人员排忧解难。他拟了两句响亮的口号：“象开发矿藏那样开发人才，象搞活经济那样搞活经济”；“愿天下有才者都能为四化出力”，利用自己多年在科技界采访形成的优势，成立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因为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办的，取名“晋光”。这个公司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它的成立曾引起强烈反响。所谓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其实当时只有梁衡一个人。梁衡说，这次自己真正走到了前台，当了一回主演。
    梁衡主演的“戏”得到了热烈的捧场。山西省委、省政府对晋光公司的成立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专门责成一名副省长具体抓这件事。省长办公会议还决定予以支持，批准成立人才开发公司，并在开办之初拨款15万元——
    1984年1月26日《光明日报》一版，梁衡在《山西省试办人才开发公司》这样介绍这家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这是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它广泛收集社会上零散的小改小革成果，组织、挖掘闲散的和未被人重视的科技人员，并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完成研究、通过成果鉴定、安排生产和向有关方面推荐使用。其活动经费将靠自身开展咨询、转让成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提取的收入，以‘科研养科研’。”
    不久梁衡即就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短暂的“下海”经历就此结束。

3、说真话最难

    记者，特别是常年驻基层的记者，耳闻目睹许多民生世情，总有一种冲动要诉诸笔端，想利用自己的报纸呼喊几声。而报纸常受一个时期形势的左右，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有拐着弯说的，甚至有时还要违心地说假话的。要能变、编、忍、争，凡在70年代“四人帮”粉碎前后当过记者的人都知道这份酸甜苦辣。
    1979年春，梁衡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得知了 “西水东调”工程的内幕，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连夜写了5400字的稿子，批露大寨左的、假的做法：     
    “当我将稿子往信筒里一送时，我就自信，无疑这是一篇里程碑式的新闻，而做记者的，几年、十几年也常常等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哩。”
    “但是采访中找到人肯给你说真话难，写在稿上的真话要发出来也难。当时陈永贵还任副总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确认，许多事情都在重新认识，但船大难调头，许多大问题还在试探阶段。大寨问题在报上正是将未说，又不知怎么说。我这篇稿一送半年，这中间我回了两次报社，我说不能见报发‘内参’，结果内参也不敢发，就这样压了下来。”
    “这样整整等了一年零三个月。1980年6月14日，早晨我正在街上跑步，忽然广播里响亮地宣布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我停下来，细细地听中央台的这条重要新闻。许多材料简直就是我的原稿。但报纸来了，署的名字却是别人。原来有人在这真材料上搞了一点假动作。”
    这篇被人冒名顶替的稿子后来评上了当年的好新闻。但一篇好新闻不只要能及时批露最新的发现和最隐秘的内幕，更重要的是要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有记者对事件本身和对社会的深层思考：
    “由人到神，由好典型到虚假的模式，我们过去对人对事常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这种痛苦的异化。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就是说假话。直到这个模式和典型被抛弃，才会真相大白，又再从头说真话，这样循环往复。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只能证明一条真理，要说真话，记者要敢说真话，上面要让记者说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有时又是很难做到的。”

4、 为隐者立传 为无名者传名

    梁衡长期在基层工作，采访了很多普通人：有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普通教师，有不求名利默默工作的普通工程师，有不关生死植树治沙不止的长辈，还有孤身一人愤然抗争的老者，在借助梁衡的一支笔，名扬四海之前，很多人从未走出过乡间：
    “可能是长期在基层记者站工作的缘故，我总是对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工作如黄牛拉犁一般的人寄予十二分的同情。他们见记者时那份憨厚的微笑，那份寻问上面新精神的虔诚，那谈到自己工作成绩时的坦然和淡然，还有那爬满皱纹的脸与青筋暴突的手，常使我心中掠过一丝无名的悲哀，好像上帝就专造这批人来吃苦的。”
    “倒不是他们多么伟大，但他们为国为民甘愿吃苦这种精神实在是人类的一份重要的财富。他们根本不想出名，但人们却应该记住他们。这正是我们当记者的责任。”
    梁衡借助一个有责任的记者之笔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而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经历也同时改变了他的人生体验，梁衡说，是这些人物、事件在牵着他的笔尖，不写出来就寝食不安。他曾动情地说，许多他采写过的正面人物成了他的好朋友，是他们教育了他，帮助了他，也成就了他。梁衡说自己在记者之外又去写报告文学，写科学史小说，去研究方法论，去帮人打官司，去当董事长办全国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这些都得益于这些普通人的激励与鼓舞。这几年的记者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1987年3月梁衡正在黄河壶口瀑布现场采访，一个电话由北京打到地区、县里，调他回京。梁衡知道记者生涯要结束了。面对滚滚东流的黄河，他感慨万千：
    “记者是年轻人的行当。我25岁开始当记者，一直在基层记者站，干到41岁。后几年我明显觉得老了，记者的生命像运动员的生命，黄金时间很短。虽然也有干到50岁、60岁的，但很难再显高峰，竞争能力也在下降。在调令下来前的几年里，每逢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组成记者团集体活动，那些20多岁的青年记者又唱又叫又笑，我却开始享受被尊重的孤寂。该离开了，一个人应该随时选择最适合自己年龄段的工作。我留恋这一段风华岁月，我得感谢历史，感谢机遇，我也满意自己的创造，终于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回忆。”
　　

（责任编辑：史江民）

桂枝汤

倾听梁衡(三) ：报海驾澜 功不可没
缩写：成青华   董岩
    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自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撤销后，我国报纸一直由宣传、文化等部门多头管理。1987年3月国家决定新闻出版署，作为国务院对报纸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构。建署之初，梁衡即被调来担任重要任务，1993年，又被任命为主管全国报纸、期刊的副署长，一直到2000年调离新闻出版署。十余年间，梁衡在风口浪尖上亲历了中国报海波澜起伏，为中国报业改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他的“大散文”创作也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新论迭出，著书多部。


1、专家型管理——就道理讲管理

    梁衡说自己写文章也好，搞管理也好，“都带有对社会负责的功利主义，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两者结合起来，可称为“就道理讲管理”的专家型管理。
    像《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类看似严肃也并不新鲜的政治题材，为什么在梁衡的笔下展现出了壮阔深邃的新境界？那是因为除艺术美之外，还有一番新思想”，而这也体现在他的管理工作中，他认为开会也要有新思想，因为听讲话的人“接受了你给的这许多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所以面对一部部装潢华美厚如巨砖的书，人们见惯不怪，梁衡却能从中悟到一个深刻的理：
    “出书多本是好事，但徒求其形，不求其质，多而不精，就堪忧堪虑了。”
    据此，梁衡联想到我国新闻出版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精营的转变，呼吁新闻出版界“确立质量意识，确立质量管理新概念”——
    “一个报刊，一个出版社，它的产品要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能造成影响，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那末它必须过两道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质量关。”
    1995年，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
    继而，梁衡又顺势提出“创名牌，出精品”这一事关新闻出版业发展大计的战略问题：
    “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的第一个标志是报刊质量的大幅度提高。而为了带动全面质量的提高，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精品报刊。正像集团是报刊在经营方面的旗帜一样，精品是报刊在质量方面的大旗。在物质产品方面，精品是社会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的标志；在精神产品方面，精品是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标志。”
    梁衡在“就道理讲管理”中还有“笑谈真理”的从容和睿智。有理不在声高，他反对板起面孔教训人。他说：
    “真理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人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
    ……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
    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上的繁忙工作，并没有使梁衡放弃思考与创作，他坚持在百忙中探研新闻业务，结合管理实际，写出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1997年被中央党校出版社结集为《继承与超越——我们该怎样当干部》公开出版，随即旺销全国，并一再重印。书中，《当干部与讲政治》一文荣获中宣部1996年“五个一工程”作品奖。
    梁衡的讲话和报告中关于新闻事业管理工作的部分，由人民出版社结集为《新闻原理的思考》，于1996年出版。

2、报业大整顿

    梁衡认为，我国报业5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无到有，走向辉煌；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一下跌入谷底，近于毁灭；第三阶段，重建辉煌，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
    建国初期，我国共有报纸200多家。“文革”期间，报业受到极大摧残，报纸锐减至４2家。1978年底报纸总量为186家，而在十四大召开前后到1993年底报纸已过2000大关，达2040种，期刊7595种。到1994年底报纸达2108种，期刊达7919种。
    就在报刊数量规模日益膨胀的同时，管理中面临的难题也开始显现出来。梁衡将其归结为“散”、“滥”——如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布局分散,质量不高,一些报刊违规违法、险情不断等等。
    1996年，梁衡亲自调研，写了《报业结构——1996》一文，文中披露了“全国的大报发行量在急速下滑”的真实情况，如人民日报在创造历史最高发行量的1979年曾攀升到619万份，1996年初的发行量则只有209万份，差不多同一时期，光明日报则由147万份的最高纪录降到1996年初的32万份。文章说，在全国大报作为“党指导工作、引导舆论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影响力减弱的同时，“地方各局办的小机关报却从无到有猛增到628种”。文章还深入分析了小报挤大报的手段主要为：一是利用国家的钱，二是利用政府给的权。
    针对这些新问题，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2月发出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通知》，即“37号文件”。其精神是“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
    1997年3月，新闻出版署根据两办精神发出了《关于报业治理工作的意见》，主要目标是针对法制类小报和各种行业报，治理3年，计划每年压缩报纸10％，其中包括发行量不到3万份的长期亏损的行业报。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出版共压缩公开报纸300种、公开期刊443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压缩了一批行业报刊，使报刊的绝对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基本改变了报刊“散”和“滥”状况，为下一步的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整齐有序的平台。同时,梁衡也指出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量的内部报刊转为内部资料后,有个如何进一步管理和防止反弹的问题。二是现在压掉了一大批厅局报刊,但各省又上报了一批。”
    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厅局办报刊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1999年8月30日，中央两办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即“30号文件”，对报刊市场进行第二轮整顿 。“30号文件”针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几百家行业报，按文件规定不能被党报和报业集团吸收的行业报一律取消。
    在《整顿规范报刊市场》讲话中，梁衡略谈了些高层决策的情况：
    “前不久收到朱总理的一个指示，对中央办事机构办的一个刊物里面发表了两篇有违中央精神的文章提出批评。他指出，机关领导同志不可能具体去审读有关刊物，机关要与刊物立即脱钩。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新闻出版管理的一个大的原则。”
    “30号文件”出台后，新闻出版署随即下发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从此，新闻出版系统开始推行“政报分离”、“政刊分开”，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报办刊，退出具体出版经营领域。这不单纯是一次数量上的压缩，更意味着出版结构的调整，是我国报刊管理的一次重大改革。削减下来的报刊，鼓励党报系统和出版社兼并、吸纳、划转，组建报刊业“大船”。
    199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宣部的意见，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全国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期刊治散治滥工作以此为标志正式展开。
    为了实现“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梁衡经过调研设计提出了 “三刊工程” ——“百刊工程”、“社刊工程”、“署刊工程” ，并使之正式启动。
    至此，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的中国报刊，经过了“减数量，调结构”两个阶段的努力，大踏步地走向市场。许多精品期刊竞相涌现，在2001年1月23日召开的首届国家期刊奖颁奖大会上，《读者》、《故事会》等112种优秀期刊榜上有名，标志着中国报刊的品牌战略正式起步。

3、杭州会议——中国报团发展的星火

    在现代报业发展壮大和竞争的过程中，报业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西方报业集团发展了100多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报界开始出现了报业集团热。
    就新闻管理部门来说，寄大希望于通过建立报业集团来治理“散”和“滥”的问题。梁衡曾这样说过：什么时候“小报挤大报”变成“大报吃小报”，开始了集约化、集团化经营，中国的报业就有希望了。
    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在《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中，对组建报业集团作了几条规定：（1）目前只做少量试点，不能一哄而起。（2）不组织股份报业机构。（3）不吸收与报业无关的企业、商业参加。（4）不组织跨省区集团。（5）报社组建集团要写出论证报告，报新闻出版署审批。其后又通告那些已经宣布自己为报业集团的报社，统统取消“报业集团”的称呼。
    通知发出后，报业集团热有所降温，一些报纸将其报业集团的牌子暂时收藏起来。但报业走向集团化的脚步并未停止，一些实力较强起步较早的报纸将活动的重点放在了争取“试点”上。
    1994年6月，梁衡在杭州主持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等10家报纸参加了会议。正如后来梁衡所说：
    “杭州会议为我国报业集团从报刊规律出发思考问题,比如对形势的分析、成立集团的标准等,从理论上做出了贡献。”
    杭州会议后有关报业集团试点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因为符合有关基本条件的报社至少有20多家。1994年到1995年，国内外纸张价格大幅上升，特别是新闻纸的价格更是一路飙升，使报纸成本陡然加大。加之国内市场低迷，国企纷纷陷入困境，报纸广告收入普遍滑落，许多报社面临危机。为了抵御市场冲击，多家报社又搞起了多元化经营，组建报业集团的呼声再次高涨。
    1996年1月，经济实力居全国报业第一位的《广州日报》被正式定为中国报业集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随即，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为中国首家报业集团。从杭州会议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挂牌，中国报业集团化战略终于迈出划时代的重要一步。
    1998年2月，新闻出版署制定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01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扶植有影响的党报实施兼并、重组，建立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到2000年，报业集团要扩大5～10家，到2010年，报业集团要有较大发展，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报社要达到总数10％。”主持中国报业集团化试点工作的梁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报业走向集团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国家对报业的倾斜和扶持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报业迟早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产业展开竞争。因此，组建报业集团以增强报业竞争力乃大势所趋。”

4、 微笑、铁面两相宜

    有人曾说梁衡“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
    梁衡却坚持说，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学者的眼”，还要有“将军的胆”——因为按照规律制定出的政策，如果不能扎实实行，那就是书生论道。
    梁衡把自己的为“官”风格概括为：微笑服务、铁面管理：
    “微笑服务，那就是一定要体谅人家的苦处。……铁面管理就是该处罚一定要处罚，比如，一份卫生报纸犯了错误，署里开党组会研究处罚。这时说情的电报刚好送到我手里来了，我看了一眼就把它反扣在桌面上，说情的不是一般人啊！等到这个处罚意见通过以后，我才告诉大家。木已成舟，对不起了！”
    就连家乡人来说情，他也一律照章办事，“六亲不认”。他说：“我要是不在副署长的位子上，也可能去为别人求情，尽一个熟人、朋友的义务，行不行让人家看着办。但我现在身上有责任，我松一下，整条防线就会垮。告我、骂我，我只好认了！”
    梁衡用六个字来概括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胆、识、方、权、责、效。
    他说：“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六字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造就一批有胆、有识、有方之士，授其权、督其责、验其效。这样的管理才能算是规范化、科学化也是高效化了。”
    报业管理中存在着很多的是是非非，作为一个领导者，梁衡在任时和离任后都听到了很多意见甚至指责。比如说，报纸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机关，都把原因归咎于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你不批不就没有了吗？”  
    对此，梁衡或者耐心解释，或者一笑置之。他说：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你要历史唯物地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报业的发展，首先是对中国信息业的发展，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起了大作用。回过来看，说缺点，它是一个发展中的缺点。现在我们研究新闻出版，我自己的三个大本里面搜集那么多资料，从哪来的？都是这几年从报业的发展中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还保持我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的186种报纸，还谈什么发展？研究什么中国新闻业的规律？……报纸数量多，是一种繁荣的表现。不单我受到指责，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受到过指责，……这个不奇怪，作为领导者他从理论上应该有一种把握，要清醒，另外还要有肚量。”
（转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责任编辑：史江民）

桂枝汤

倾听梁衡(四) ：文学苦旅 上下求索
缩写：成青华   董岩
    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1、首开先河打破杨朔模式

    当年韩愈改造文风，“文起八代之衰”， 给魏晋以后颓废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梁衡也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虚假，就像平常人在马路上走台步、生活中说话用京剧对白一样，艺术已经失去了真实，文学本身将被虚假所毁灭——
    这一时期梁衡在散文理论研究方面做的工作，主要是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及对散文写作规律的探讨。时间大约在1981年到1987年。梁衡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先后共发表了七篇。第一篇《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发表在1981年5月的《汾水》杂志上。文章说：“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弊，山水文字总要贴上一点政治”，这篇文章直接提到杨朔的名字，并举了他的《香山红叶》和《泰山极顶》为例，这是最早公开对杨朔散文提出批评的一篇文章。1982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又指出：“这种‘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几乎成了一种新八股。”但回避了杨朔的名字，主要是考虑到《光明日报》影响较大和对杨朔的尊重。梁衡说，当时在全国大报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怯生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杨朔同志是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而死，他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从感情上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
    梁衡从理性上探究了流行模式的弊端与缺陷， 首先在评论界提出对自己曾经很喜欢的杨朔散文的批评，提倡山水散文的真实美和自然美。他是在认真剖析了杨朔模式的特点、缺陷、危害及产生原因并从哲学高度认识了形式规律之后，才坚决抛弃它而走新路的.梁衡说，杨朔模式的最根本缺陷在于“假”，但这种“假”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突破的：
    “就本质来说，他的作品专写好的片断，好的表象，去诱导人们寻找一个简单的政治答案，沉醉于美妙的理想。……而且影响到后来的散文创作题材越来越窄，专写美好的一面，写美景，抒豪情（少真情），而不写矛盾。……这种反映生活的虚幻性、象征性，是杨朔模式长期在散文界套用而得不到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突破必定是要待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种“左”的观念都有了一个彻底的认识和清算后，在文学改革的浪潮已席卷了其他文学领地之后，才可能冲击到这块地盘。”

2、真情触摸自然脉搏

    从学习模仿到批判摒弃杨朔模式，开创自己的新山水散文，梁衡一直身体力行地探索前行：
    “我觉得山水应该有她自己的内在的美，杨朔的散文反映了我们那个时期‘突出政治’的特殊性，把文学都扭曲了。当时我们读的时候很激动，但回过头来看是在说假话，贴政治尾巴。当时‘文革’刚结束，刚渡过那个特殊时期，文学领域也在清算左的东西，我就想用我的散文创作来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山水创作应该用一种真正的写法来挖掘其自身的美或者说是一种复兴。于是就开始创作了。评论界说我的山水散文的代表作是《晋祠》，其实最早发表的不是‘晋祠’，是《恒山悬空寺》，第二篇才是《晋祠》，1982年4月发表于《光明日报》，就这样一直写到1996年。”
    1978年以后梁衡的《恒山悬空寺》、《娘子关上看飞泉》、《秋思》等散文相继发表。1982年创作了《晋祠》，并在当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一自使用至今。稍后一些时候还有《冬日香山》（1988）、《泰山》、（1990）、《草原八月末》（1992）、《永远的桂林》（1995）、《天星桥》（1996）等篇。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山水旅游散文，在他笔下草木有灵，山石含韵，获得评论界的普遍赞誉。其中《晋祠》一文被认为是代表作。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从散文中，能明显地感受到梁衡明朗的人生态度、对美好事物的不倦追求以及对生活永远保持清醒的热情。而这些真实自然的情感中又分明流淌着他用心发现和捕捉到的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梁衡以《晋祠》为例，讲了他对美的层次的发现：
    “但我看晋祠，它的美与一般的山水却有不同。是一种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和艺术的综合之美。这个发现是逐渐的。我童年便常来晋祠游玩，它的自然之美对我熏陶极深，清清的水，郁郁的树，还有那座秀丽的山。 ‘春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入秋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都情悦神爽’，……这是晋祠的迷人之处，也是首先不可不告诉读者的……除大自然留下的景物外，更重要的还有祖先留下的文物。有很深很浓的社会美和艺术美。特别是古建三绝：圣母殿、木雕龙、鱼沼飞梁。……都体现了古代人的智慧，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形态，有自然之外的社会内容。这种包含社会和艺术内容的美的发现，只靠一般观赏是不行的，它还要靠读书、看画、听歌，要有文史知识和艺术修养方面的积累。所以对我来说，那自然之美是幼时在自然的熏陶下所接受，而这社会艺术之美是以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才逐渐感知的。这时我对晋祠不但看见了它，而且还理解了它。如果山水风物是它的外美，那么这些文化就是它的内秀。这是要告诉读者的第二个方面，是更深的一层。”
    在梁衡笔下，自然景观的描绘可谓曲尽其妙，但他所更加呕心沥血地致力的，却决不仅仅是一种表层美的铺陈与渲染，而是一种更深入腠里的求索和洞察，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梁衡，时刻从自然中体味真理，因此他的散文越来越偏重理性，思辩性越来越强，即使是山水散文也有思辩的色彩。因此总有真知灼见闪烁在他的散文中，俯拾皆是：
    “你看遥远的东西是美丽的，因为长距离为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如悠悠的远山，如沉沉的夜空；朦胧的东西是美的，因为它舍去了事物粗糙的外形而抽象出一个美的轮廓，如月光下的凤尾竹，如灯影中的美人；短暂的东西是美丽的，因为它只截取最美的一瞬，如盛开的鲜花，如偶然的邂逅；逝去的东西也是美丽的，因为它留给我们永不能再的惆怅，也就有了永远的回味，如童年的欢乐，如初恋的心跳，如破灭的理想。”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所以春华灼灼，难免林小姐葬花之悲；秋色似火，亦有欧阳修夜读之凉。其实顺着自然之理，倒应是另一种感慨。芳草萋萋，杨柳依依，春景给人的是勃发的踊跃之情，是幻想，是憧憬，是出航时的眺望；天高云淡，万山红遍，秋色给人的是深沉的思索，是收获，是胜利，是到达彼岸后的欢乐。 ”
    ——《秋思》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壶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所看见。”
    ——《壶口瀑布》

3、重归理性

    从首倡摆脱僵化政治，到重新回归理性政治，乃至追求人格哲理，是梁衡政治散文创作的大致历程。多年来，一直在以明确的目的性指导自己在散文创作中探索着，他直言自己当时写政治散文的背景与初衷：
    “‘左’的山水文风已经渐渐隐退，政治题材却常被回避，而写小情小景，写隐私的倾向又在文坛悄悄走红。难道散文写政治就必定空泛而没有人看吗？我又想通过自己的实践（其实是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当我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党史人物之后，发现自己过去是那样的少不更事，眼前竟还有如此丰富的矿藏在等着我们去挖掘和熔炼。当然这里还有一道难题，就是怎么把政治和哲理转化为文学的美丽。这就是近几年来，我在《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特利尔的幽灵》、《大无大有周恩来》等中所努力要寻求的东西。渐渐我循着另一条传统的路进入政治散文的创作领域。”
    梁衡的政治人物散文是从写瞿秋白开始的，从表现山水美过渡到挖掘人格美，不仅是散文题材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梁衡自己人生体验的巨大转变，这一点应该比其文本意义更为重要。
    1990年梁衡到江苏常州出差,拜谒了秋白故居。其后，梁衡去了三次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六年来一直惦记着写一篇文章。他说，瞿秋白“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实在是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人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梁衡对秋白的纪念主要着眼于对人格的剖析,在《觅渡，觅渡，渡何处》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耐人寻味：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
    文中梁衡用秋白自己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除了这三个“如果”之外，梁衡还设计了一个没有点出来的“如果”，那就是秋白的悲剧人生。这一点是更深更感人的一层：
    “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呈。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因为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梁衡认为，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指人建立的功业,无形的就是人格的力量。相比之下，梁衡更关注的是人格力量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因此以哲学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剖析人物的命运，揭示其中内蕴之理和人格之力，这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旨。每写一个人物，他先要做大量的案头准备，把能找到的资料研读完，然后写出人物年谱，再动笔把人物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觅渡，觅渡，渡何处？》发表后，被冠以研究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学术论文的美誉，并不稀奇。和别的作家相比，梁衡的散文作品的确不算多，因为梁衡的一篇散文常常是别人的一个中篇，甚至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间。《把栏杆拍遍》写了3年，《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了6年，而《大无大有周恩来》前后竟用了整整20年。
    1998年梁衡发表了《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成了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当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的夺冠者，转载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还被很多党校和机关作为教材来用。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侄女婿拉苏荣曾对人说：《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是所有写周总理文章中最深刻、最有思想的一篇，写出了周总理人格的精髓。（见荣沁《从〈晋祠〉到〈觅渡〉》，载辽海出版社《梁衡散文研究》1999年6月版）。
    梁衡回忆说：
    “周恩来那篇整个构思了20年，在我的集子前后收了两篇写周恩来的文章，正好可以对比。1998年写了《大有大无周恩来》，1978年还写了一篇《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现在回头看看1978年那篇就很浅了，但当时也写得很激动。写1998年的那篇，我调看的资料没有等身也有半身那么高，当然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也有这个方便。完稿后我给《中华儿女》的主编看，我说‘我用了你们的资料，你给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结果晚上11点半主编杨筱怀忍不住了，看完稿就给我打电话说：‘这篇东西我们一定要用。我敢断定在百年纪念活动中，这篇东西是肯定是最轰动的一篇。’”
    梁衡所写的多是一些政治人物和党史人物，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政治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业绩、故事、感情很符合他提倡的大事、大情、大理的主旨：《红毛线，篮毛线》突出的是一代伟人艰苦朴素、节俭的、自律的创业精神和品德风范；《这思考的窑洞》着眼于伟大的思想与土地、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觅渡，觅渡，渡何处？》则从才情、业绩、际遇、人格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他说：
    “伟人的思想、业绩是一棵大树，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是它的年轮。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开通一个新的思路。”（转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责任编辑：史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