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山尔一夫

    以严谨、严肃的态度讨论学术，应称为本论坛参与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很高兴看到学者们就“中西医结合”这个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高见。兹将拙作《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的目录和中文摘要发表，全文另续，敬期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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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目  录
前  言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第三节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第四节“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第五节“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第六节“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第八节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第九节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第十节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十一节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简短的结语
                                
                                  中文摘要
   
一、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是中国医学界独具的特点。
   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1960年已基本定型。毛泽东指示、党报社论、政府文件等，应该成为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基础。我们有充分依据为“中西医结合”下这样一个定义：
   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
   简言之，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研究过程。明确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哪些工作属于中西医结合，哪些正确的研究结论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与实现最终目标有关的自觉活动，都当视为中西医结合工作。因此“中西医结合”具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中西医生的团结合作、中西医疗技术的并用、中西药物的配伍、中西医理的互证、中西医学的交融，都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
    二、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开端。建国初期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及1954年以后中西团结合作的真正实现，是中西医结合迈出的第一步。
   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中，“西学中”人员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后来随着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学习西医而由中医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人才者逐渐增多。这类人才与“西学中”相比，虽有西医学基础不够坚实的缺陷，但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 中医学方面，却又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确立现代科学方法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关键。关于“现代科学方法”的含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专家即进行过专门论述。现代科学方法当然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一般而言，生命科学不过是物理、化学、数学等非生命科学在生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由于方法论的统一性，现代医学与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高度亲和性，是传统医学所无法比拟的。直接应用现代医学以外的现代科学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在中医药现代研究中不会占有太大的比重。
   在关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曾经萌生过用传统医学方法研究西医药的思想。例如有人专门围绕着“西药中药化”问题发表论著，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从而不仅能为西医使用，也能被中医按中医药理论来使用”。西药具有特定的西医诊断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严格的配伍规律和使用剂量，这些精确的定量参数，是笼统的中药性味归经理论无法概括的。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西药的设想不过是无法操作的空论，有违于科学发展规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统一的新医学”。
    “统一”是“结合”的结果，而“结合”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历史过程，决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所有内容的水乳交融，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统一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两种医学的全部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的融会贯通。“统一的新医学”的科学形态必然是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形态，不可能是传统的科学形态，也不可能是传统与现代相混合的科学形态。当然，作为“统一”基础的实验科学决不是停留在目前水平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各方面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对实验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应当给予充分的评估。
   “新医学”的“新”，不是科学形态的前所未有，而是获得的极为丰富的民族性科学内容为目前西医学所不备，完成科学形态转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又为传统医学所不及。
    有人将“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但这两个词语表述的必须是同一个概念，必须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若将中西医术语混杂的过渡性概念当作“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新理论，而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是目前存在的医学体系之一，必然引起概念的混乱。依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中国并存的只是三类学者组成的三支卫生力量，而不是三类学者创立的三种医学。如果新医学果真能够全面综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所有长处而又能摈除其所有短处，那末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三种医学并存的局面。
四、“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除了“中西医结合”之外，还先后出现过“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几种不同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和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政策问题。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近代中医学和中医界因西医传入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中医学术流派。他们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和维护执业中医的社会地位，主要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都认为中西医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他们的立场、研究方法及所要实现的新医学的面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一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是医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所以中西医结合史不应该从近代写起。
    五、“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近代 “中医科学化”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倡导“中医科学化”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目的则是把中医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合理的、真理性的体系，以求得到世界的公认，丰富世界医学，并促进世界医学的进步。
    废止中医派代表人物余云岫，不仅指责中医理论“不合科学”，而且把中医临床疗效也说成是“偶合幸中”；而“中医科学化”的代表陆渊雷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经验，却基本上否定了中医学理论，后来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具有某些一致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中医”思想一度回潮，陆渊雷等也仍然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观点，这对卫生部领导人制定新中国的卫生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是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而那时的“中医科学化”又有了与近代“中医科学化”不同的含义：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则没有什么讲求的必要了。
    从1954年批判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逐步确立了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不仅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而且还承认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认为这些理论内核可以弥补西医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不足，因而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
   “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然而，“中西医结合”为达到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新医学的目标所运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也正是“中医科学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又表现出“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同其他门类的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的，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六、“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舆论热潮中，由不满于中西医结合现状的一些中医界人士提出的一种依靠自身力量，直接用现代科学改进中医的主张。“中医要现代化，不要西医化”等充满了反对中西医结合情调的呼声，表达了一些人倾力于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欲望。
   “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现代科学化”，就是将中医学转化为现代科学形态的科学 。然而，“中医现代化”采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不可能不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最终发展成的“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也不可能不包含现代医学的内容。实际上，“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的主体不同：一是中医界，一是中西医结合界。
    如何开展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是中医界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1980年确立的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方针，已经明确了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尽管“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不失为一种卓越的见解，但三支力量毕竟各有主攻方向和首要任务，都不应该尸位素餐而又越俎代庖。中医界应当认识到实验科学向中医药领域进军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注意学习和借鉴必要的西医知识和成熟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而不能坚持什么“纯中医”。但这也只是像中国的西医不应坚持“纯西医”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医界要放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竞相进入实验室去从事属于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工作。如果中医界都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去做实质上等同于中西医结合的事情，那么中医这支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失去与另外两支力量并存的可能。
    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是世界任何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医学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和稳固性，也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绝无仅有的。从整体而言，不仅目前，而且在今后长久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的理论内核对应用中药及中医疗法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片断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所能替代。今人和后人都应该尊重中医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和今后都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完整、系统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沿着传统的轨迹发展中医，而不能把中西医结合当作目前发展中医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
     在2001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前夕，有知名中医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实验方法所不能替代的另一种研究和发展中医的方法，即以临床观察为基础、以心灵“悟性”为特点的积累经验、发现规律、丰富和修正理论的方法。卫生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应当充分承认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必要性，在科研立项、经费使用和成果评定等方面给这种方法留下应有的席位，打破人们“唯实验为科研”的观念，以促进中医科研工作的开展、中医力量的壮大和中医事业的更快进步。
    七、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建国初期，中央卫生部受“废止中医派”思想的影响，制定了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和措施，破坏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使之在1954年开始得到纠正。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和批示，作为制定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思想基础，一直指导着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中医参加医院工作、改进中医进修教育、创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提倡中医带徒弟等措施，使中医学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中西医团结合作得以真正实现。
    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除确立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原则、推广了中西医综合疗法外，还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和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大成就。如骨折和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刺麻醉的应用和原理研究、青蒿素的发现和成功提取等，都为世界所瞩目。
    在这一阶段，政策因素对中西医结合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两次高潮，60年代初、70年代末的两个低谷，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八、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相对摆脱了号召的鼓动，由被动的执行政策转变为主动的科学研究。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西医结合开始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实验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理论、方药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被及时引进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上述方面形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第二阶段刚刚开始20年，何时再出现大的转折尚难预知。在这一阶段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虽有大量的结论发表或交流，但像骨折、急腹症、针麻、青蒿素等能够引起世界医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却屈指可数。中西医结合的任务是发扬中医学，丰富现代医学，所以既不能丰富现代医学内容，又非优于中医学理论的研究结论，至少暂时体现不出科学价值。另应警惕或有“人造”的“成果”混杂其中，“学术腐败”的风习有可能将有名的“学者”熏染得急功近利。
    九、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中西医兼通”并不是指对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了如指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但作为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必须对中西两种医学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做到基本掌握和基本理解，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提高和深化，争取对研究课题所必需的中西医知识达到精通的程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资格，“中西医结合”就只能作为学位和职称的定语仅仅具有概念性的意义。
    自1982年开始，中医学院的西医课时明显减少，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仅足以使学生听听古老而新鲜的中医术语。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主要来源；而在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几年中，一般又不能像当初“西学中”那样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医或西医知识，这就决定了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素质是绝对不容乐观的。
    中西医是能够兼通的，尽管并非人人都可轻易做到。与可以克服的“思维负迁移”现象相比，更应该强调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十、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支力量并存的方针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
   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在中西医兼通方面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常常导致对中医学理论的理解不够深透。
    没有普遍将“丰富现代医学科学”作为近期目标，急于建立中西医结合新理论乃至新医学的方向错误，致使某些研究陷入困境。
    动物试验模型并非都能起到模型的作用，尤其在“证”的动物模型制造和应用方面，严重存在着与中医理论相违背的情形。
    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大都分别从事单项具体研究工作，亟需知识全面、能力出众的人才来进行整体综合和宏观把握。
    科学发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善意批评是有益的。但不该横加指责，俏皮夹杂着讥讽；更不能无视科学发展的规律，予以全盘否定，丧失科学家应有的公允。
    十一、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否会促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全部结合，全部消灭”的说法，无异于“杞人”的哀嚎。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着对它的需求。如果在指导中药及所有中医治疗方法的应用方面出现了优于中医学的现代科学新理论，则标志着中医学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它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之后便自然地走向消亡。其实即使到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更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民族的习惯和传统必将形成某些牢不可破的积淀，永远伴随着民族的生存，不能奢望在任何方面都能实现全球的统一。“药食同源”是中国药学史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特点表现出典型的民族性。中国人的食谱完全西化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现代营养学把人体对营养种类和量的需求研究得多么清楚，也不会完全变为指导中国烹调家操作的唯一原则。中国医药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虽将转化为现代科学服务于人类，但其原始的民族形式不会因此遭到彻底的破坏，它本身的简便易行以及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获得的民族信仰，都应当作为我们思考中医学存亡问题的依据。
    中西医结合工作虽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在医学发展的历史途程中，不过是刚刚起步，现在还根本无法看到这条道路的尽头。中医学的完整性应该受到医学界的尊重，中医学如何按照传统的轨迹，与中西医结合并肩继续发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医学的消亡应该归属于未来学的范畴，不应提前带给人们多余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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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是中国医学界独具的特点。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以及在现代医学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稳固性，是世界任何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无法比拟的。大力提倡、支持和促进大规模地、全面系统地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传统医学遗产，使之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形成一支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中西医结合力量，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创举。
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与传入的西方近代医学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产物，中西医结合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这种处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关系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创性，决定了它的艰巨性。几十年来，虽然中西医结合的层次不断提高，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研、医疗、教学、编辑出版机构不断增多，相继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对世界医学乃至世界科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一直充满着坎坷，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常常在医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各种不同的评议，包括来自不同方面的反对声。把中西医结合事业放到它产生、发展的特定环境中进行历史的考察，有助于对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价值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中西医结合史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回顾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乃至中国和世界的医学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能够结合吗？”
“中西医就这样结合吗？”
“这也算中西医结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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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常常在目前中医界、中西医结合界的学术讨论中引起激烈的口头辩论和严肃的文字争鸣。在人们的辩论和争鸣中，不少时候是由于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理解的分歧，使得辩论和争鸣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所以，联系“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认清这一概念的最本质的含义，对所有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和思索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有人指出：“‘结合’ 即融合、合并、合一、统一之义。所以‘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即把中西医药相互融合、合并、合一、统一，从而创造我国的新医药学。” 这一最近的应该具有权威性的结论，只是解释了“中西医结合”的字面含义，“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说明。这一问题仍然迫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医史学研究中首先应该研究的医学起源问题至今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医源于动物本能说”、“医源于巫说”、“医源于圣人说”，在医学史教科书中统统被批判为“完全错误的”，而只有“医源于劳动说”被当成正确的答案。其实前几种学说都有一定道理，而且具有互补性。医疗活动是动物自救本能的直接延续，医生的独立来自于巫的行业分化，医学知识的总结依赖于优秀专门人才的理性思考，这是不应该否认的历史真相。而“医源于劳动说”却不过是无须经过研究的笼统结论，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的一切无不起源于劳动。
在此赘述似乎与中西医结合毫不相关的医学起源问题，只是为了说明 “医”有医生、医疗、医术、医药、医学等不同的含义。明确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具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中西医生的团结合作、中西医疗技术的并用、中西药物的配伍、中西医理的互证、中西医学的交融，都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发展统一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新医药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最终目标，所有与实现这一目标有关的自觉行为，都应当视为中西医结合的工作。
当然，表达概念的同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表达同一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词。所以除了字面的含义之外，要想真正弄清特定概念的特定含义，还必须深刻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历史。
毛泽东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即主张“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1949年9、10月间，在接见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0年8月，又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本次会议将“团结中西医”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一并确定为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建国前后党和政府提倡的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最初含义。
“中西医团结”与“中医科学化”，是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与中医工作有关的两大主题，也是会后制定中医政策的思想基础。 “中医科学化”否定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只强调中医经验与“科学医学”的结合。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的中医进修教育虽然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完全取消了产生新中医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歧视中医的具体政策，影响了中医的积极性，实际上破坏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1954年以后，中央卫生部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得到纠正，中医被请进西医医院参加工作，中西医真正获得了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团结合作的机会。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过程中，先后采取了西医诊断中医治疗、中西医综合治疗、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相结合等临床诊疗方法，这些初级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后来也在中西医兼通的“西学中”新型医生的临床工作中得以实现。
中西医关系的本质问题不是人士问题而是学术问题。中西医结合的关键并不是人士的团结，而是学术的结合。1952年何云鹤发表的“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一文，是建国后最早明确提出“结合”概念的文章，而该文认为“可能的结合”只能是经验和实验的结合，而决不是医学理论的结合 ，通篇充满了“中医科学化”的情调。后来当中医学作为一种完整的医学体系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后，很长时期内医学界无人再讨论中西医能否结合的问题，因为在党和国家领袖的号召下，中西医结合迅速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一群众运动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于1955年底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开学，至1958年7月毕业，培养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医学人才。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就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问题，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写了重要批语。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指示写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于1958年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央的批示进行了宣传，并发出了更加强有力的号召。毛泽东的批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很快在全国普遍传诵，并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1956 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指出：“在我国的医药学遗产里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这也是发展我国的新医学的必要条件。而用以发掘、整理这一座伟大宝库的手段则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发掘、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结果，无疑将使我国现代的医学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便于我国的医药学家对现代医学做出更多的创造性的贡献，便于发展有独创性的医药学派。”
1960年4月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中西医结合，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医学的工作，目前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临床，对某些疾病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使中西医学术逐步交流，并开始产生出新的理论。 第二种是，用生理学等现代基础医学研究中医学术，进而推动基础医学科学的发展。第三种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过程中，系统整理临床经验，从一种病到多种病以至到整个科（如内科、外科等），总结中西医结合的防治办法和临床治疗规律，并逐步深入到理论研究，以逐步形成新的临床医学体系。第四种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从物理学、化学、电学等方面对祖国医学进行综合的研究，以丰富医学科学内容并产生出新的学科。” 这些牢牢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1960年已经基本定型，以上引述的领袖指示、党报社论、政府文件等，应该成为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基础。我们有充分的依据下这样一个定义使“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得以明确：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的过程。
1962年10月12日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中对中西医结合的表述，有可能影响人们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理解。《意见》指出：“对中西医结合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既发挥西医的积极性，又发挥中医的积极性，既发挥西医的长处，又发挥中医的长处，使他们紧密团结、分工合作，结合成一条战线，共同向疾病做斗争，同时，在医学研究工作方面，也要中西医共同努力，共同为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过去，由于我们盲目的号召，以致有些单位，有些同志把中西医结合理解为要求每个医生都具备中西医两套本领，对每个疾病都采取中西医综合疗法，那是很不对的” 。这一表述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对一些过“左”做法提出的批评，表现出明显的矫枉过正的特征，当时虽有其积极意义，但欲将中西医结合限制在最初的形式则是一种错误，根本不可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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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简言之，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研究过程。明确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哪些行为属于中西医结合，那些正确研究结论可归属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
上文为“中西医结合”所下的定义，明确了这样几个内涵：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现代科学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传统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对象；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直接结果；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终目标。进一步论述这些思想要点，对真正深刻理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必须强调，中西医的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开端。由于总体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差异以及执业者经济利益的矛盾，中国传统医学与近代传入的西洋医学的交流采取了碰撞和对抗的形式，与西医学的迅速壮大相反，中医学一度陷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如不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医学术割据、宗派纷争甚至攻讦敌对的局面，尤其是对中医的轻视、歧视、否定和消灭的态度，中西医结合研究则无从谈起。所以建国初期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及1954年以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真正实现，是中西医结合迈出的第一步。
    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中，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临床工作中，通过中西医诊断方法、治疗技术和常用药物的结合与配伍，实现了最初形式的中西医结合。而进一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则主要由离职和在职的“西学中”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新型医学工作者所承担，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力量。当初强调“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除了突出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之外，还在于中医界的一般科学文化水平较低，难以通过短时间的教育使之掌握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后来随着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学习西医而由中医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人才者逐渐增多，这类人才与“西学中”人员相比，虽有西医学基础不够坚实的缺陷，但在 “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中医学方面，却又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确立现代科学方法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关键。关于“现代科学方法”的含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研究专家即进行过专门论述：
    “目前现代自然科学提供的有关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生物化学、病理、微生物、药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许多电子学仪器、标记元素等先进的设备，以及一整套严密而客观的对比、观察、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更精确全面地对各种临床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另外“现代科学方法”还包含着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就是要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理论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科学实验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实质内容和基本特点。如何评价科学实验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上述中西医结合专家的观点认为：“科学实验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对促进自然科学的进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科学实验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对若干复杂的条件进行精密的控制，造成在人体上难以得到的必要的研究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控制，可以更精细、更系统地对某一现象及其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揭露”。“实验工作往往可以反复进行，体现了科学实验的优越性和必要性”。“有人认为科学实验毕竟不同于临床实验，所以对在较简单的环境中所做的带有局限性的实验结果是否能够运用到复杂的人体上表示怀疑。诚然，这方面的差别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了科学实验的实际意义。因为，对于客观事物，如果没有低级的、简单的、局部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高级的、复杂的、整体的认识”。“对某一局部问题的科学实验是帮助我们对整体情况做综合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中医理论研究来说，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一样，是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当然，把科学实验结果运用到人身上时，应该审慎地结合具体情况，不应生搬硬套，轻率从事。” 这些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自然科学水平还很不发达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对于并不十分熟悉科学实验方法的中医界是十分必要的。这对坚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宝库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论述把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视为必须坚持的准绳和原则，而坚持这一原则似乎表现出两种方法论的对立，因为祖国医学本身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综合的、演绎的、整体把握的方法；而现代科学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的、归纳的、带有还原论特征的方法。
    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协同论即所谓“老三论”和“新三论”的陆续出现，克服了还原论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给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哲学指导，因而有人拿“老三论”和“新三论”的观点与中医传统的研究方法相互比附和印证，过高地估计中医整体观念的科学价值和哲学价值，贬低或否定还原论方法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意义，企图将科学实验的方法排斥在中医药研究之外。如有人指出：“道理其实很简单：既要坚持整体观念，就绝对不允许解剖分割。分割了哪还有整体呢？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法中，如果一个导致成功，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必然导致失败，这难道是难于理解的吗？”  这种观点表现出的科学史和哲学史知识的缺乏是十分明显的。
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还原论与整体观的对立，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对立。任何认识主体在认识任何具体事物的过程中，都不可能仅仅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而完全放弃另一种方法。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也是在一定的有关局部知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也是在一定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没有对体内各个脏腑的形态和功能的一定水平的认识，就不可能推论脏腑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不首先对自然界和人体分别获得足够的了解，就不可能认识到自然界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人的感官所感知的认识对象的各种信息一开始都是孤立的、相互分离的，中医临床通过四诊获得的作为诊断依据的信息也并不例外。而若干孤立的、相互分离的信息，通过人的理性思维联为一个整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任何综合都是在一定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而任何综合又都不是最后的综合，都有待于被进一步的分析所发展；进一步的分析又将为更高级的综合奠定基础。分析——综合——分析——综合，如此无数次的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
    归纳与演绎的对立也是相对的。有科学哲学研究者指出：“在科学认识论中，不要太拘泥于形式逻辑中关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对立，而要着重看到科学认识两个阶段的两类认识方法之间的区别。其中一类方法——归纳方法目的是确立科学认识基础的客观性，并由它得出合乎情理的、或然的推论；另一类方法——演绎方法目的是组织‘现成的’知识，即从作为真理而被采用的前提中得出必然结论的方法。 或然性推论的目的在于探索事物的规律性，这是对在观察实验中得到的科学事实进行概括的恰当形式，也是科学认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所以，忽视或然性推论、贬抑归纳方法的倾向是错误的。当然，在这之后，还要建立必然的本质的认识，它将通过假说在科学理论中得以实现，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靠必然性推论即演绎方法。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可以发现，由或然性推论得到的科学概括，是从科学事实得到科学规律和理论的桥梁。”  归纳——在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确立科学认识基础的客观性，得出合乎情理的或然性推论，进而探索事物的规律性，是科学认识中的重要阶段。在极其复杂的中医理论研究工作中，这个阶段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如果仅仅因为尚未创立新的医学理论而否定这种研究方法，未免过于急功近利。
还原论与整体观的统一性更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还原论作为活力论的对立面而产生，其战胜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分子生物学的辉煌成就，是还原论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学领域有效性的有力证据。还原论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强调物质结构与功能的相关性，以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和不同组织层次相互关联的观点为依据，从物质的低层次的规律出发，探讨而并不否认复杂组合物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说，系统论是与还原论互相对立的，但是系统论的研究，并不排斥还原论方法提供的成果，现代的系统工程理论，正是以几个世纪来发展起来的机械技术为基础的”  。苏联科学院院士恩格尔哈特等指出：“整体论不是别的，是从还原论出发向相反方向上的运动”，如果说还原论是从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向下”归结，一直深入到它的原子、电子水平，那么，整体论就是从还原论达到的最底层出发“向上”综合，最后达到对生物体的整体的认识。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研究工作中随时有必要对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反思。20世纪60年代另有中西医结合专家在强调“充分利用现代科学中与医学研究有关的各门学科的成就”的同时，又指出：“不能把我们的思路完全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完全用现代医学理论的框框去套中医，这样将会影响医学的发展”。认为“首先应该做而且能够广泛做的是临床研究工作。”“在临床研究工作中，关键的一环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肯定中医的疗效，-----把包含在我国医药学遗产中大量的精华不断发掘出来，并得到整理提高，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治疗规律，并经得起反复实践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提高和肯定疗效的实践过程中，还会涌现出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给医学科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促进医学进一步发展”。“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结合中医的理论，开展某些实验研究，如经络、脏腑实质的探讨，舌诊、脉诊的研究等等，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从中医研究工作的全局来看，临床研究应该是当前的中心环节，其中又应该紧紧抓住提高疗效这一环。” 把临床研究放在首位并将提高疗效作为中心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中医研究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验研究必须首先解决临床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为临床医疗工作服务，才显得意义重大。如果无视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人才和设备的不足，对并非迫切需要解决或目前能力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甚至为了制造“成果”而实验研究，那就会失去实验研究的科学性和实际意义，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现代科学方法当然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一般而言，生命科学不过是物理、化学、数学等非生命科学在生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由于方法论的统一性，现代医学与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高度亲和性，是传统医学所无法具备的。可以直接应用现代医学以外的现代科学对中医药进行研究的部分，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不会占有太大的比重。应用具有整体观特征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科学理论研究中医药学，除了发现同样可以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能够找到的相关的思想萌芽进而证明中医学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之外，一般不会获得可以直接指导临床的优于传统中医学和目前现代医学的理论知识。
在关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曾经萌生过用传统医学方法研究西医药的思想。例如有人通过分析对肝硬化腹水疗效的个体差异，认为汞撒利“可能较适用于热证”，提出“把西药配以中药的性味主治”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又有人专门围绕着“西药中药化”的问题发表论著，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从而不仅能为西医使用，也能被中医按中医药理论来使用” 。西药具有特定的西医诊断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严格的配伍规律和使用剂量，这些精确的定量参数，是笼统的中药性味归经理论无法概括的。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西药的设想不过是无法操作的空论，有违于科学发展规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得到纠正之后，中医药学首先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重视的。为使这一对象不仅在医学文献里而且在现代人的实践中承传下来，国家创办了正规的中医学院，并大力提倡和实行了中医带徒弟的传统式中医教育，以培养新的中医。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视中西医结合为中医学发展的唯一方式，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曾把中西医结合当成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历史证明，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抗拒的，短期内实现“中西医合流”，创造中国新医药学的伟大理想，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必要的、可能的并且已经开始起步的中医学独立发展的道路，将通往久远的未来。但是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中医药学必然只能处于研究对象的地位。
    不可否认中西医结合研究可能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但必须强调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回首几十年的历史，只有能够丰富现代医学科学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才为世界所公认。尽管大部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结论未能发挥丰富现代医学科学的作用，但对中西医结合研究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直接结果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使中西医结合工作迷失方向。
    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向，有赖于明确中西医结合的最终目标——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而最终目标的性质又取决于早已确定了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医药学遗产，决定了其研究成果必然禀赋现代医学的性质，而不可能保持传统医学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之前，曾有人将中西医结合的前景描述为“中西医合流”。后来这种通俗的称谓渐被遗忘，毛泽东“发展中国的新医学”的论断使人们的认识保持了长期的统一，直到近几年才有人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概念，大有取代“统一的新医学”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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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有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和理论研究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于1999年论述中西医结合概念时指出：“中西医结合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医学理论新体系，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简称中西医结合医学。”通过与中、西医学的比较，论述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代背景和特点：产生于整体医学时代；辩证思维方式；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体医学模式；比较中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的研究内容；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宏观整体、微观分子水平相结合。并指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以上论述将代表中医学特色的个体化医疗思想概括为构成医学模式的要素之一确是一大创见，对中国未来医学发展的瞻望，更为人们描绘了医疗保健状况的美好前景。
     然而中西医结合界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解并未统一。另有人指出：“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或目标），是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目前称“中西医结合医学”） 。“根据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进展，以及构成一门科学或学科的三要素——科学理论、科研方法及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为：‘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产生的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关系等，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认为“目前，这一定义可适用于中西医结合各个学科，具有普遍性。如中西医结合生理学，即综合运用中西医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学相互交叉渗透产生的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以上论述虽然出于名家名著，但不难看出在思维逻辑上已欠清晰。“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既然是一种医学的两种称谓，是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或目标，那就必然是久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医学；然而却把它当作现存的医学，根据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进展和一般“科学或学科”所要求的要素，仓促、生硬地下了一个对目前中西医结合各学科具有普适性的定义，使得目前与未来之间、“中西医结合”过程与“中西医结合医学”之间失去了不可失去的界限。如果随着作者的思维，将这个定义理解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结果或目标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或称“中国统一的新医学”，那么根本看不清这种医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特征；如果修正作者的思维，将这个定义理解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则会立即发现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和政府确立的、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着的“中西医结合”大相径庭：中医西医已经不再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而是成了两种并行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可以通过“相互交叉和渗透”产生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样一来，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就成了用多种新老混杂、性质各异的方法从头研究临床问题和医学理论问题的过程。
     出现这些逻辑混乱的原因，在于有些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脱离了既定的研究轨道，误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潭。面对着同一个问题，讲一通中医理论，再讲一通西医理论，二者之间极少沟通和联系， 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不过是偶尔“结合”出来的几个中西医名词混杂的新鲜术语。比如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中医生理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这种性状。把“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两种医学统一起来，是把两种医学的全部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种统一和结合决不是以两种医学术语的混用为标志。如果把未来统一的新医药学称作“中西医结合医学”，就不能把“生理性肾虚”、“隐潜性证”、“急性虚证”、“急瘀证”、“高原血瘀证”、“血瘀证临界状态”、“小儿感染后脾虚综合征”、“微观辨证”、“菌毒并治” 等含有不可控思辨因素的“新概念”视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论；如果把过渡性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则向人们描绘出了三种医学并存的格局，而实际上这种局面并未出现。
     尽管“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可以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但这两个词语表述的必须是同一个概念，必须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为使这一基本要求得到保证，并使相关概念都能避免不该产生的混乱，还是用“统一的新医学”来表述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终目标更为妥切。
     对中西医结合最终目标的认识，直接影响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影响着广大中医界及所有关心中医学前途的人士对中医学前途的预知。所以对“统一的新医学”作进一步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正确理解“统一”的特定的具体含义是正确理解“统一的新医学”的第一个关键。方法论基础的根本区别决定了中西医学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形态。“统一”是“结合”的结果，而“结合”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历史过程，决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有人为了证明中西医结合可以产生中西医结合医学，而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三者又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竟将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比喻为生物学与化学、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结合，他们指出：“正像生物学与化学的不断发展并交融结合产生了生物化学新学科，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不断发展并交融结合产生了生物物理学新学科一样，并没有因为产生了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而影响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不断发展。这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然而这一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本质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中医和西医的异同，是异于研究方法，同于研究对象；生物学与化学、生物学与物理学则恰恰相反，虽其研究对象各异，却应用着本质上一致的研究方法即实验科学的方法。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决不是综合了生物学和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长处并摈除了二者的短处而形成的统一的新学科，而是把化学、物理学应用到生物学研究领域而形成的交叉学科。“中西医结合医学”即“统一的新医学”形成以后，中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将是一个什么状态？如果新医药学果真能够全面综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所有长处而又能摈除其所有短处，那末就不可能出现三种医学并存的局面。依照人们的一般理解，目前并存的并不是三种医学，而只是三支力量，是三类学者组成的三支医疗、科研力量，而不是三类学者创立的三种医学。因此，至少在目前阶段“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提法必须慎重。
     中西医学的“统一”，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所有内容的水乳交融，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统一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两种医学的全部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的融会贯通。“统一的新医学”的科学形态必然是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形态，不可能是传统的科学形态，也不可能是传统与现代相混合的科学形态。当然，作为“统一”基础的实验科学决不是停留在目前水平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各方面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对实验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应当给予充分的评估。
     实验科学曾因以分析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割开来，使之孤立并停止运动，研究其各个局部的细节而带有明显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缺陷，恩格斯对此提出过中肯的批评。但实验科学毕竟是在同唯心主义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在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特点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基础上的一种进步，恩格斯对此也同样给予了应有的评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的实验科学已经远远不再是恩格斯时代的水平，它正在通过用分析方法获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使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包含的闪光思想得到极大的发扬。如果不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评价实验科学，本身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违背。
     将现代科学作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方法是正确的抉择。“统一的新医学”展示了中国未来医学的光明前景，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将融入并因而丰富现代医学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既然“统一的新医学”与现代医学有着共同的实验科学基础，并具有同样的现代科学形态，而“新”又如何得以体现？正是由于对“新”字的错误理解，才常常导致在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道路上迈错步伐，或导致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做出不正确地表述。其实“新医学”到底“新”在何处，看看首倡者们的有关表述便可清晰明了。《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发表的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指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步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步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和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
     这段文字明确论述了所要创立的新医学，是一种能够反映中国的地理、气象、药材和人民生活生产习惯特点的现代化医学。它的“新”不是科学形态的前所未有，而是得到的极为丰富的民族性科学内容为目前西医学所不备，完成了科学形态转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又为传统医学所不及。
     20世纪除了“中西医结合”之外，还先后出现过“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几种不同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和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政策问题。结合各种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明确其含义，辨析其异同，对理解中西医交流的历史，把握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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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有人认为唐代孙思邈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第一人”，因为他把印度吠陀医学的“地、水、火、风”四气、天竺国婆罗门瑜伽按摩术等收载于自己的著作中。 其实，把点滴的域外医学知识纳入中医学体系，只是表现了一种善于融会新知的精神，并不属于具有特定含义的“中西医结合”的范畴。如果追溯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只可以说“中西医汇通派”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人认为著作中出现过“会通”一词的方以智（1611-1671）“是中西汇通派之第一人” 。实际上，自然科学的中西汇通思想，最早不是出现在医学界，而是出现在数学界和天文学界，而且这两个领域的中西汇通在明末清初即已基本完成。虽然那时出现了接受西说的中医药学家如汪昂、王宏翰、赵学敏等，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汇通思想，不应该划归于“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作为一个主要与“废止中医派”争鸣的学术流派是到近代才产生的。
     19世纪中末叶传入的西洋医学，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革命的洗礼，吸收了多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已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包括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理、治疗、预防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外科、眼科等某些疾病的临床治疗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由于中国社会不具备实验医学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革命的思想准备，因而当西医大规模传入时，中医的发展依然是《内经》思想指导下的理论阐发和经验积累。它既无法抵御显示出多种优势的西洋医学的传入，又不能同化这种域外新学的理论和技术成果，只有眼睁睁地任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稳稳扎根、开花、结果。没有多久，中国自身的西医队伍渐渐壮大起来，竟然形成了取代“旧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将如何继续发展，世以国医为业的广大中医界又该怎样振兴自己的事业，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在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了中西医汇通学派。
    中医、西医虽然属于两种互有优劣的不同性质的学术体系，但由于二者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所以两种医学是应该也是能够相通的——这是中西医汇通派的基本观点。所以他们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从认识论的原则来看，人们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往往表现出层次的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只要具有同一的研究客体，就能在交流过程中实现真实反映客体本质这一基础上的统一，所以汇通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融洽中西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的思想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所继承。
     然而，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他们能够在中医学的存续因西医学传人而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强调中西医各有长短，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主张，当然反映了他们的卓识，但其根本目的，与其说是创造一个新的先进医学体系，毋宁说是为中医学的存续而寻求一种合乎时宜的手段和途径。
    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汇通派医家们的具体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而是偏足于中医一方；虽指出中西医各有长短，但又认为中医高于西医，中医之理已囊括了西医之理；不重分析实验，而总是用思辨的方法牵强附会地相互印证，这是汇通派医家的共同倾向。重中轻西、尊经崇古的唐容川自不待言，就是在汇通派最杰出的代表恽铁樵那里，这种倾向也十分明显，看看他在晚年给“铁樵中医函授学校”毕业生组成的临证实习班学员们的讲演录，便足可说明问题。恽铁樵说：“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论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当无愧色”。而恽氏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是不是一种置中西医于同等地位的新的医学呢？显然不是。他对学生传授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中医医术和医理，涉及西医之处较少而错误颇多，所以他自称“新中医”而不称“新医学”倒是较为恰当的。恽铁樵说：“西医所注意者，在一个微菌，一个血轮，及其究竟治病之功效，亦未到七十分以上。” 然而，注意微菌是否值得称道呢？他说：“余以病菌之说虽似铁案，犹非不可动摇。何也？伤寒有转疟者，疟亦有转痢者，西医说伤寒有菌如棒棍，疟有孢子虫，痢有菌如杆，或有阿弥巴。 三者病源绝异，何缘可以转变？既可转变，则诸血清疗法所以杀菌及微虫者无所用之，于是知病菌之说，必有打倒之一日，而六气之论，无时焉可破者也。” 六气病因说和微生物病因说，分别在中西医病因学中居于重要地位，恽氏对两说的前途竟做了如此的评估。恽铁樵还说：“余尝訾议西医，初非客气用事，西医为技之劣，余有真知灼见之事实为证，前已屡言之，今又得二三事焉。------” 确实，他非常注意累积此类事实，并且乐于对学生们屡屡讲述，这对于加强学生的中医信念自然大有好处。以上引文均出自恽铁樵以“中西医”、“西医”、“新中医”为题所作的演讲，恽氏汇通中西医的立场，由此已表述得相当清楚了。
     中西医学的汇通，不仅需要汇通者在某些方面具备兼通中西的知识和本领，还要求汇通者必须坚持坚定彻底的汇通立场，因为只有把两种医学置于同等地位，才有可能明察各自的优劣长短，进而汇通其可通之处。然而，近代的汇通派医家首先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明显的缺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汇通研究的进展。
     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群众运动造就的一批既懂西医又懂中医的理论和临床人才，成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力军。他们具备实证科学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又对中医理论和经验有着较深的了解，其知识结构已远非汇通派医家们所能比拟，这是“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在研究主体方面表现出的本质差异。
      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都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因而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是他们的立场、研究方法及所要实现的新医学的面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恽铁樵所说的“新中医”；一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现代科学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是医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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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自近代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之后，围绕着中医科学性问题时常出现的争论，往往是由于对“科学”一词的歧解引发的。
   “科学”这个概念，就像《伤寒论》中的“伤寒”一样，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自梁启超把“科学”从日语引入汉语以后，汉语中的“格致”一词便被取代了，所以汉语中的“科学”首先包含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人们常常把正确的、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称作“科学的”，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而“科学”又常常特指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建立在实验方法基础上的研究体系，这里的“科学”则是狭义的“科学”。
     如果我们使用狭义的“科学”，则可以说中国和世界的古代都没有科学，古人对于自然界的研究只是获得了自然知识，并没有建立起自然科学。钱学森把那些古代的知识叫做“前科学”。他认为：“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从实践到前科学，再到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前科学（经验科学），没有它就没有科学的进步，但也决不能满足于经验总结出来的前科学，而沾沾自喜，看不到科学技术体系还要改造和深化，因此要研究如何使前科学进入科学技术体系。”  
    由于“科学”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中医科学化”就可能有以下两种含义：如果“科学”是狭义的，则是认为中医不属于实验科学而亟需向实验科学转化；如果 “科学”是广义的，则是认为中医不具有合理性、正确性、真理性，而亟需转化为合理的、正确的、具有真理性的体系。
     要弄清近代“中医科学化”的真正含义，有必要首先对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有所了解。
     中国科学化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著名学者发起的又一次运动，其中心内容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中国科学化”的倡导者们是怎样表述“科学化”的呢？1935年2月20日顾毓秀博士在《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一文中说：“凡利用科学，使科学与文化、社会、人类相关联的，谓之科学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作《科学化的建设》的讲演时说：“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的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世界上的材料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认为是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是用理论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 ，然后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求及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说一件事业是系统的、合理的，就等于说是科学化的。” 很明显，他们所说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所说的“科学化”，就是将对象转化为系统的、合理的、正确的、真理性的东西。
    中国科学化运动纠正了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偏激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很快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主张。陆渊雷、施今墨、余无言、张赞臣、叶橘泉、时逸人等都是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其中以陆渊雷最具代表性。
     西方科学哲学家认为：“看是一种经验”；“看是一件‘渗透着理论’的事情。X的先前知识形成对X的观察。” 这就是说科学家的知识基础决定了他的认知定势，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认识、理解和分析。陆渊雷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接受过近代科学教育，后随恽铁樵学医时又受到改良中医思想的影响。所有这些，是他在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倡导中医科学化的个人知识基础。
    “中医科学化”所说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还是狭义的“科学”呢？陆渊雷在《生理补正.绪言》中说：“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沪谚有‘说真方，卖假药’之语，国医之情形，乃近于‘说假方，卖真药’，坐使世人因其方之假，遂疑其药之真。今用科学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 可见，“中医科学化”的“科学”依然是广义的“科学”，“中医科学化”就是把中医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合理的、真理性的体系，目的则在于得到世界的公认，丰富世界医学，并促进世界医学的进步。
     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不仅指责中医理论“不合科学”，而且把中医的临床疗效也说成是“偶合幸中”；而陆渊雷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经验，却基本上否定了中医学理论，后来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具有某些一致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陆渊雷仍然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观点，他在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的中医座谈会上说：“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的名称问题 （笔者按：当时有人称中医为“旧医”），我并不坚持意见，只要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改进中医的主张，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南京国医馆成立，整理中国医学大纲草案，我已拟就，但未能发表。现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去我过去的几本书以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办法也整理出来一些东西，将来可以供给政府。再产生的中医，也不是旧形式的医生了。应该使中国医学，供献给社会。”  在那次中医座谈会上，竟无一位中医指出中医学是一个值得继承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对卫生部领导人制定新中国的卫生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是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而那时的“中医科学化”又有了与近代“中医科学化”不同的含义：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则没有什么讲求的必要了。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军委卫生部存在的问题后，责令中央文委对政府卫生部工作进行检查并对其错误及时加以纠正，则中医不久即将被消灭。
    从1954年批判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逐步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不仅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而且还承认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认为这些理论内核可以弥补西医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不足，因而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然而，“中西医结合”为达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建立中国新医药学的目标所运用的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也正是“中医科学化” 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又表现出“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同其它门类的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的，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
     20世纪80 年代末，随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舆论热潮，又出现了“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有人将“中医现代化”解释为“中医现代科学化”。而这里的“科学”显然不再是广义的“科学”，而是狭义的“科学”即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研究体系。

                     第六节“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舆论热潮中提出的又一个改进中医的口号，像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产生的“中医科学化”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即在这四个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如果这样来理解“现代化”，那么“中医现代化”则显然不可理解，因为中国的中医学始终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是毫无疑义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作为我们赶超的目标。当然，中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和中药剂型的改进等，应当力争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但那只是中药产业的现代化，而不属于“中医现代化”的范畴。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医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也理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医学界合乎逻辑地明确提出了“医学科学现代化”的目标：1980年3月5日—14日，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要坚决依靠这三支力量，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为增进人民健康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医学科学现代化”概括了中国医学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根本不必要也不应该再提什么“中医现代化”。然而，1980年5月卫生部却在《关于加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中医政策的“基本要点是：努力继承、发掘、整理、提高中国医药学；团结和依靠中医，发展和提高中医；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实行中西医结合；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实现中医现代化；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并为其发展与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发展中药事业。”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中医现代化”，并与“中西医结合”并列起来
      什么是“中医现代化”？
      钱学森曾在《大自然探索》杂志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强调“中医必须现代化”，并明确指出“现代化就是科学化”。后来中医界更多的人士重申了“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现代科学化”的命题。如有人指出：“‘中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就是“在现代科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医固有的特色和优势，采用现代科学方法，通过不断地实践，使中医的学术理论体系和诊疗水平更加科学化，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先进的科学医学”。  如此说来，“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科学化”，与近代“中医科学化”的不同在于，其所谓“科学化”的“科学”，不再是广义的“科学”，而是专指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基础上的研究自然物质的科学体系；其倡导的前提不再是中医不合理、不正确、不具真理性，而是中医不属于“科学”，有必要通过“中医现代化”完成向现代科学的转化。
      然而，“中医现代化”采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不可能不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最终发展成的“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也不可能不包含现代医学的内容，实际上，“中医现代化”与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二者的手段（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目的（使传统医学转化为现代医学形态）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手段和目的的一致性，很多人在讨论“中西医结合”时常常与“中医现代化”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岂不知“中医现代化”曾经充满了否定中西医结合的情调：“它的提出，一开始也是基于不满足中西医结合现状，反对中西医在学术上的不平等待遇，要求中医独立发展，坚持中医药为主的方向，坚持以中医独特理论体系作指导，继承与发扬中医的传统特色，依靠本身来发展中医，与现代自然科学直接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 甚至有人提出“中医要现代化，不要西医化”。 1988年有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发表文章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有人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路子应该是‘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这是完全应该赞同的论点。但是，西医（或称现代医学）该不该纳入应与之结合的学科之列？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用西医把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恐怕是做不到的’，‘中西医结合之路有点走不下去了’。另有人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沿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前进的。------不要以西医的框框来判断中医学的是非。实际上也把中西医结合从发展中医以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上排斥在外。”  而联系科学研究的实际，试想果真能够绕开西医，通过“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而实现“中医现代化”吗？文章指出：“中医治疗‘心气虚’疗效机制的心脏血液动力学，就是西医利用现代物理学中流体力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实验动物和人体中获得的认识。如果不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而走与西医学以外的‘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之路，那么中医要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阐明治疗心气虚的机制，就必须先与物理学家合作，先用物理学的流体力学理论方法在实验动物和正常人体身上重新搜集有关资料，从头认识动物及人在生理情况下心脏血液动力学，从头认识病人心脏的血液动力学变化，然后再研究中医药治疗心气虚前后该动力学的改变------，显然这是一条舍近求远的道路。在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上如果撇开西医学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获得的认识（即知识），一切从零开始，实际上就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要打倒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重新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斯大林把他们称为‘穴居野人’）。我们要批判某些西医（或个别不重视继承的中医学员）对待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同样也要防止或克服中医对西医的虚无主义态度。”
      西医是直接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医学体系，与现代自然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方法论的同一性，西医可以及时地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自己所用，这一点是中医学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如果认为“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现代科学化”，就是把中医变成现代科学，那么，离开“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中医现代化”就会变成“无舟莫适”的彼岸。
     “中医现代化”的倡导者认为，“中医现代科学化”与“中西医结合”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主体方面。如有人指出：“‘中医现代化’的对象是中医，不是西医，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因此，西医也好，中西医结合也好，不是中医现代化的主体。有些人担心‘中医现代化’就会导致‘中医西医化’或‘中西医结合化’，其实这是错误的担心，是其自身将主客体本末倒置了。西医隶属于现代科学体系，是现代医学，中西医结合正是中西医学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具体体现，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好！但‘中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绝不是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即‘中西医结合化’。中西医结合将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  读来不禁令人想起一则西方神话：宣布过不吃鸡的人，把鸡改称为鱼就可以大口下肚了。更为荒唐的是，中医经过“现代化”转变成现代科学之后，竟然成了与现存的现代医学和未来的统一的新医学毫无联系的独立医学体系，不能不令人觉得这只是纸上谈论的科学幻想。
      就像“中医现代化”的倡导者把“中西医结合”视为“‘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一样，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也忘记了“中医现代化”口号的初衷，认为“只有不断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现代化发展，才能不断促进中西医结合”。 双方态度的转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二者的手段和目的是一致的，本来就难于从实际上区分为两个概念。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其实已经明确了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尽管“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不失为一种卓越的见解，但三支力量毕竟各有主攻方向和首要任务，都不应该尸位素餐而又越俎代庖。中医界应当认识到实验科学向中医药领域进军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注意学习和借鉴必要的西医知识和成熟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而不能坚持什么“纯中医”，但这也只是像中国的西医不应坚持“纯西医”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医界要放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竞相进入实验室去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如果中医界都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去做实质上等同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那么中医这支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从而失去与另外两支力量并列的可能性。
      4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临床治疗、基础理论、治法方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骨折、骨关节损伤和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刺麻醉、青蒿素治疗疟疾、砷制剂治疗白血病等，已为世界医学界所瞩目。但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研究设计不合理，有的研究方法不可取，有的研究结论不可信。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有些研究者对中医学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整理、提高”没有以“系统学习、全面继承”为基础。
      中西医结合对中医、西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中医影响更加显著。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风气和研究方式，渗透到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各个方面，这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对在广大中医界普及必需的西医知识和实验科学精神是非常有益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抱着虔诚的信仰学习中医药学的学生和能够熟练地运用真正传统的中医理、法、方、药诊治病人，从而真能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医生减少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是世界任何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医学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和稳固性，也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绝无仅有的。从整体而言，不仅目前，而且在今后长久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的理论内核对应用中药及中医疗法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片断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所能替代，今人和后人都应该尊重中医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和今后都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完整地、系统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沿着传统的轨迹发展中医，而不能把中西医结合当作目前发展中医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道路。
      在2001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前夕，有知名中医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实验方法所不能替代的另一种研究和发展中医的方法：
      能不能成为好的中医、著名的中医，关键在于悟性。什么是悟性？悟性就是思考、思想、思维、思辨的能力。悟性高就能够把信息迅速变为知识，把知识迅速变为智慧，智慧的发挥能够出成果，这就是素质。搞好继承需要我们去刻苦学习，用心体会。中医学科是非线性色的复杂系统，人体是开放的、复杂的、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自适应的系统。中医学创新概念、新疗法、新方药以及疗效的不断提高不一定来自于实验室，实验室仅仅是其中一条途径，不是主要途径，而主要途径来自于临床的人体实验。中医认真的读书，有临床的积累，面对着一个疑难的病症，通过总结、升华就可以得出真知，在学习文献和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悟性：思考、思想、思辨、思维，就可以出新方药，使用有效就是一个好的病例，是验案。凭借若干个例就可以做一个总结，而后采用非线性数学方法DME，设计一个配对的、辨证论治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就可以上升到理论，可望创新出一个新学说。这就要求年轻一代开阔视野，仅仅做到继承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创新，创新是目的，是主体，继承仅仅是创新的基础。根据自身以及现有的条件，确定主攻方向，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
      简言之，上述研究中医的方法，就是以临床观察为基础、以心灵“悟性”为特点的积累经验、发现规律、丰富和修正理论的方法。卫生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应当充分承认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必要性，在科研立项、经费使用和成果评定等方面给这种方法留下应有的席位，打破人们“唯实验为科研”的观念，以促进中医科研工作的开展和中医力量的壮大，对发展中医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以往涉及中西医结合历史的论述，一般都认定近代的“中西医汇通”是它的开端，甚至有人上溯至中外医学交流繁盛的唐代。当我们分析了“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的本质区别之后，则不必赘述为什么本书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写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经济形势的危机四伏、广大民众的贫病交加等，使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建国后的首要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中国人民具有强健的体质，所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卫生工作是必然的。
      受苏联医学发展历史和趋势的影响，中国自然地将西医视为卫生工作的中坚力量。但是靠当时仅有的2万正式西医，不可能完成防治流行猖獗的多种传染病及发病率极高的地方病、职业病的繁重工作；当然仅靠中医显然也是不够的，尽管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中医几十万人。
      总之，单靠西医或单靠中医都不可能迅速改善人民大众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中西医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协作，才能完成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49年10月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至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酝酿并确定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不仅对解决会议期间中西医之间发生的矛盾起了决定作用，而且成了会后处理中西医关系一直遵循的指导思想。
      中西医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遍布全国的几十万执业中医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学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都是新中国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问题。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明确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向，但具体中医政策的制定，还有赖于决策者更加细致的工作。卫生部领导人在延安卫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前后为制定中医政策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逐渐明确了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即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在他们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废止中医派思想的影响。余云岫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前后曾多次发表言论，得到贺诚、王斌等卫生行政领导的赞赏，且没有受到中医学术界的批判，逐渐形成了废止中医派的回潮。1951年卫生部先后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使执业中医受到极大的限制。1951年卫生部又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随即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成为“中医科学化”的具体内容。
     几十万中医的业务水平和综合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大多处于较低水平，接受西医的基本常识和操作技术教育，首先是他们参加预防工作所必需的，因此不可全然否定“中医科学化”的积极意义。但是对现有中医进行严格限制的同时，只是一味地改造中医而完全杜绝了产生新中医的教育，中医很快灭亡将是必然的结果。中医界尽管清醒地认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但由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阶级斗争的惧怕、对中西医优劣的重新比较，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奋起抗争。倒是毛泽东在 “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了卫生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及时进行了批判和纠正，才改变了中医发展的历史。
     1953年4月开始，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门工作尤其是中医工作过问、批评和督导。如在1954 年春节座谈会上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1954年6月29日卫生部传达了毛泽东“最近”关于如何积极地加强中医工作的口头指示；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又向中央文委党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在毛泽东的亲自督导下，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受到批判并逐步得到纠正。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递交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卫生部门，首先是中央卫生部，过去在对待中医问题上，确实是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掉进了宗派主义的泥坑。在医药卫生界，那种对中医中药不论有无真理一律予以排斥的粗暴的态度，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主席对卫生部门中的这种错误给予严厉的指责，是完全应该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这些建议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央批准执行，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落实。这些措施的落实进一步证明了中医学的科学价值，增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在1955年后确定的“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整理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培养出了既懂西医又懂中医、掌握两套技术的“中西医结合”的新型医务工作者，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西医学习中医的目的是研究中医，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是为了造就发扬中医学术的高级研究人才，而不是像中医学院那样培养传统模式的中医学术的接班人，“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整理提高”的方针，对于不同层次、以不同组织形式学习中医的西医是否普遍适用？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应采取什么步骤、实施什么方案？随着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兴起和中医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学习和研究中医的方法成了人们倍加关注的问题。当时龙伯坚提出的中医研究方案以及中医界对他的批驳，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思考。
      1957年在“整风”、“鸣放”的政治氛围中，学术争鸣日益活跃，一些学者围绕着学习和研究中医的方法问题，对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引发了医学界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于中医的理论体系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后来随着反右扩大化，一些学者被打成右派，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混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对中医学术“登堂入室”，业已或即将走向中医研究岗位的“西学中”新型医务工作者，开始注重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以及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见解 ，从而确定了后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本方向。
      自然灾害加之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1962年开始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1962年10月12日中央通过的《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将“中西医结合”概念限定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初级形式，对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和综合医院中医科的建设提出了明显的限制措施，随后中西医结合工作进入低潮，“西学中”人员分散在各院各科，难以有所作为。后经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副部长的努力，在全国建立了几所中西医结合基地，目的在于“培养队伍，积蓄力量，探索经验，取得成绩后再逐步推广。”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受到迫害，从此除“赤脚医生”用中西医两法治病得到鼓励外，初步取得成果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下来。
      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也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像保护文化界、科技界其他知名人士一样关怀过受迫害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1970年夏，特意指示卫生部着手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筹备工作，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项目开始重新启动。1970年底，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对22项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进行了表彰，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与取得重要成就的专家一一亲切交谈，肯定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绩，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之后，中西医结合工作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各级卫生部门采用多种形式大办西医学习中医班，一支中西医结合队伍逐渐形成。“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骨折、急腹症、烧伤、结石、痔瘘、皮肤疮疡疾患、白内障、慢性气管炎、心血管病、一些内科急症、儿科和妇科及其他各科常见病、地方病、职业病等都有了新的进展。”
      1971年周恩来指示卫生部制定中西医结合工作规划，要求“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时间，使中西医相互结合，共同提高，逐步达到融会贯通，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理想”。1977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10年发展规划》，于1977年9月17日上报国务院，并抄发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及卫生部直属单位参照执行。《规划》以毛泽东“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1956）以及“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8）的号召为指导思想，制定了10年奋斗目标：“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团结中西医，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广泛实践，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在各个学科都能有所突破，主要学科能初步形成新医学新药学” 。《规划》还提出了实现以上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中西医结合队伍”，“继续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从1977年以后招收的学生都要培养成为具有中西医两套本领的医生”；“县以上医院要逐步发展为中西医结合医院”；“加强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工作”，“‘五五’期间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阐明针麻原理。对肾实质、气血、脉象、舌象、活血化淤、扶正固本等研究要提出新理论”，“一切医药科研机构和高等医药院校都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积极开展中西药结合工作”，“1980年内要组织各地力量，分工协作对常用中草药初步搞清药理作用和有效成分”，编写“中西结合的新药典” 。
     必须指出，前文曾根据1960年以前的领袖指示、党报社论、政府文件等，明确了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本质含义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而《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10年发展规划》，将“现代科学方法”改为“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将“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改为“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明显歪曲了既定的中西医结合方向，扰乱了人们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正确理解，极易将中西医结合研究引入歧途。该《规划》的制定者们虽然自以为“这个规划基本上反映了各地的情况和要求”，而实际上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和急躁情绪。将中西医结合“规划”为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规划》不仅10年内不可能实现，而且永无完全实现的可能。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提法，不可能得到中医界和西医界的认可。中西医结合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取代哪怕是部分的中医理论，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也不应阻碍中国现代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所以1979年12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不是偶然的，尽管并非所有意见都具有建设性。
      卫生部领导回忆说：“在1978年春夏之交，在我们医药卫生界出现了一些糊涂看法。有的错误地认为，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还要什么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而卫生部经过讨论研究后认为：“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医学科学也一定要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我们的祖国医学要发展，现代医学要发展，中西医结合要发展。”同时还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 于是及时地向中央写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对《报告》加了批示，并以中央[1978]56号文件下达全国党政军各部。56号文件的主观愿望是加快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步伐，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摆正了农轻重的顺序，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设方针，卫生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56号文件下达后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新的进展。
     对华国锋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中国各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前已提及1979年12月全国科协在广州召开的医学辩证法讲习会，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自然辩证法各界人士600人参加的一个医学界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积极开展学术讨论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对‘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如对‘创造’两字，‘统一的’三个字，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谁统一谁？如何统一？如何创造？都有些异议。如果统一到中西医结合上去，中医不满意，西医也不满意” 。鉴于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都需要发展的客观实际，以及1979年刚刚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的也不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而是“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所以卫生部研究决定避开使用“统一的”三个字。形成了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或者是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新医药学”。
      其实无论提不提“统一的”，中西医结合追求的毕竟是一种“统一”，关键在于应该对“统一”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目前有些中西医结合专家仍把“统一的新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视为一个概念，所以本文给“中西医结合”所下的定义中还是使用了“统一的”三字，只是对它的真正含义作了必要的解释。
      卫生部面对着医学界关于中西医结合产生的明显而严重的意见分歧，不得不认真思考还要不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西医结合，二十多年来艰苦创业，出了一些人才和成果。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需要它，人民卫生事业需要它”。“所以发展新医药学还是要提，怎样提法更恰当，可以讨论。至于提了发展新医学，是不是说过去搞的都是旧医学呢？我们不作这样的推论” 。最后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
    1980年3月6～13日，卫生部组织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总结经验，重申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 长期并存，要依靠这三支力量，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是一个适合中国现实情况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使医学界的思想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统一起来，是这次会议的重大成功。这一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医学发展的史册！
      “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中西医结合工作处于收缩状态，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单位及人员不断减少，许多有识之士感到忧虑” 。其实这种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收缩”并不意味着倒退和停滞，而是标志着进步和成熟。1980年以后，卫生部对 “领导认识往往落后于客观实际” 的既往历史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决定“有计划地、经常性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不搞动听的号召，热闹一番，过一阵子就冷下来” ；中西医结合界也开始筹建自己相对独立的科研队伍，调整和壮大自身的力量，持续、稳定、健康、有序地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上关于中西医能不能结合的学术争议引起的中西医结合界学术带头人们的激动，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的主要动因。在那次会议上，“有人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体系，根本不可能结合’，有的说‘至少在最近期间不可能结合，将来怎样也难说’，有的反对‘创造统一的中国的新医学’，认为这样的提法不科学，有的认为应该提‘中医现代化’而不应该提‘中西医结合’，甚至有人提：‘统一一点，消灭一点，彻底结合，彻底消灭’！当时参加会议的西学中非常激动。一致认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坚持中西医结合，用事实来回答认为不可能结合的人们。于是在征得科协领导的同意下，在中医研究院季钟朴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发起了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倡议，有192人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一些老中医，医学辩证法工作者，以及一些热心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同志。当时还建立了全国的联系组织，确定了各省的联系人”。 1980年3月召开的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将创办《中西医结合杂志》和创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列为“今后的任务”。1981年7月20日《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行创刊号，聘请邝安堃为名誉总编辑，季钟朴为总编辑。11月8～12日，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季钟朴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陈可冀兼秘书长，危北海、吕维柏、高辉远为副秘书长。
     《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年改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在1999年全国2804种自然科学期刊中其被引用频率名列第一”，说明其科学性和应用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1年10月改称中西医结合学会，对促进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各省市建立了中西医结合分会，已共有会员4—5万人，并先后成立了30多个专业委员会，`深入开展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理论的研究工作。

                              第八节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回顾中西医结合史的论作，大都将近代的中西医汇通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第一阶段。本文在强调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坚持把建国初期倡导的中西医团结合作视为中西医结合的最初形式，并将中西医团结合作真正开始实现的1954年视为中西医结合历史的开端。
     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历史的阶段划分，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培养西学中人才和开展临床验证阶段（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二）临床系统观察和开展实验研究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三）临床与基础理论不断深化与创新发展阶段（80—90年代）。 而其他学者则曾提出过不同的划分方法，在此不再一一列述。
     对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进行阶段划分，是为了反映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重大转折和深刻变化，以加深对这一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本文无需评论他人的划分有何不妥，只想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法并说明这样划分的依据和理由。
       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即使研究某一个人的历史也应当熟悉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西医结合是一大批科学工作者的毕生事业，但它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中不过是一个并非居于首要地位的方面，它的荣衰兴替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和整体科学文化的影响。站到21世纪初期的阶梯上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道路在1982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医学界内部的矛盾与多种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一转折的动因。
      前文曾提及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医政策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在政府文件上相提并论，在行政管理上难分难解，在临床应用上企求一致，对中医的重视和提倡主要是为了研究和发掘，中西医结合首先被视为发展中医的必要途径，更进一步则被提到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高度。
      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和号召是确定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思想，所以对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的信仰程度的变化，决定了中西医结合事业出现了两次大的起伏，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两次高潮，60年代初、70年代末的两个低谷，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政策因素对中西医结合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科学不同于政治，政治家毕竟不是科学家；但是政治家用于指导政治的根本的思想观点却可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博通古今，广知中外，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又提倡伟大的国际主义，正是这种网络式的思想实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文化观的核心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毛泽东的医学观只是其文化观在医学方面的体现。
       医学并不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科学。“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首先为中华民族运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毛泽东是新中国民族文化修养和造诣最为高深的领导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认为在总体水平上西医比较高明。实际上除了对1954年以前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对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之外，并没有专门论述过中国的医学问题，作为中西医结合指导思想来源之一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毕竟是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交谈中只是举医学为例说明中外文化的一般关系而已。毛泽东决不可能否认医学同其他科学文化门类一样，除了共性之外同时存在着独自的个性，他作为思想意识的导师只是授予人们一般的思想原则，不可能提供直接可以用于科学研究的法宝。具体的个别的科学问题，还需要科学家们去研究解决的具体办法，医学也不可能例外。然而对于敬爱的领袖的信仰却有时使得人们放弃了思考和意志，比如后来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专家的学术带头人，当初加入学习中医的队伍时，有些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了“服从组织”去做不情愿的事情。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们不顾有些人的反对和误解，决心坚持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已不再是响应领袖的伟大号召，而是在亲身体会到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看到从事这项研究的光明前途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自以为正确的重大抉择。相对摆脱了号召的鼓动，把被动的执行政策变成了自觉的科学研究，是1982年以后医学界表现出的一大特征，首先是这一特征，将前此约30年的时间，划成了中西医结合的第一个阶段。
      中西医结合第二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医疗、科研队伍的相对独立。被中西医结合界视为“自己的组织”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每年组织召开多次全国性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对加强中西医结合队伍内部的团结和促进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西医结合杂志》作为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学术载体，不仅及时反映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而且在宣传中西医结合方针、增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的信念、树立中西医结合队伍的形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家庄会议”  制定的《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团结中西医和认真学好中医问题；中西医结合基地建设、“西学中”人员集中使用问题；通过继续有计划地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招收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试办中西医结合班（系）等途径，认真加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建设问题；合理解决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人员的技术职称和工资待遇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不断壮大了中西医结合队伍，加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阵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相对独立发展。《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还强调了“中西医结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这是对既往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存在的急躁情绪的极有意义的反省。
      中西医结合队伍的相对独立是针对中医队伍而言的，而相对独立的意识更早产生在中医界。“石家庄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医机构中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要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为前提，实际上这是中医界最先提出的要求。1982年4月16—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当前中医是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加强；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认为不把中医机构建立起来，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就没有基地；有了中医机构而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则仍不可能起到发展中医事业的作用，也就失去了作为中医机构的意义。
     什么是中医特色？
    “衡阳会议”以后高层中医管理人员、中医理论家、名老中医都对此进行了专门阐述，认为中医特色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保持中医特色就是用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指出过去中西医兼顾的中医高等教育很可能会成为“两个‘半瓶醋’”，从而失去培养中医专门人才的意义。  同时在中医临床和药物研究中也丧失了中医理论的指导，使得中医机构已不成其为中医机构。
      “中医特色”问题终究是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近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它曾成为中西医之间争论的焦点，也是建国初期中医政策变化的思想根源。中医界虽曾在1956—1957年批判龙伯坚中医研究方案时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但随着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普遍贯彻，后来很少再发生关于这一问题的争鸣。到了“拨乱反正”、批判“左”倾思想的新时期，中医界压抑已久的维护中医理论体系的意识才开始复苏，经过“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最后形成召开“衡阳会议”的动因。
     “衡阳会议”精神的贯彻，引发了一阵“纯中医”的思潮，甚至提出 “非中医人员一律要从中医机构中调走”的要求。1982年11月14日《健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面理解保持中医特色问题”，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驳。1982年11月26日召开的“石家庄会议”的中心议题实际上是为 “衡阳会议”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研究对策。1982年12月5日《健康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开创中西医结合的新局面”，对“石家庄会议”的精神进行了宣传。
     “衡阳会议”和“石家庄会议”是中国现代医学史上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两次会议精神的落实，使中国医学界真正出现了三支力量并存的新局面。中医机构的中医特色得到了加强，中医学院的西医课时大幅度削减；中西医结合界则加强了综合医院中医科的建设，并创建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重建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基地；创办中西医结合本科生、研究生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撤出中医阵地的中西医结合队伍不断壮大，日渐人才济济，并有几位学术带头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跻身于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
      科学实验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动物实验方法的应用日益广泛、手段不断更新、层次不断提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中西医结合的第一阶段，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初即有著名西医学者进行动物实验研究，但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人体为直接研究对象，通过临床观察和客观指标的检测，验证中医药经验和理论的正确性，重新阐释机理，探讨客观规律性。中西医综合疗法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并被广泛接受；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被确定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的一般诊疗原则；30年中经过踏实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接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临床观察和指标检测方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动物实验方法大踏步地进入了证候、治法、基础理论、药物方剂等几乎所有中医药研究领域，甚至形成了“唯实验为科学”的观念。这种观念跨越了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的界限，逐步扩散到力倡“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中医研究和教学机构，实验研究仪器和设备的优劣，成为管理部门评估中医机构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当然各项实验研究的成果和结论是极为丰富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明显而严重。
      被称为“知识大爆炸”时代的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分子生物学的巨大成就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基因组研究、细胞凋亡、细胞信号传导等知识和方法，已在近期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有所体现。实际上一些尚未被西医广泛使用的先进技术也早已被中西医结合界引入自己的研究中。如经络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陆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手段：从国外学来了γ照相技术，以清晰的影像客观地显示了经脉循行线的放射性同位素迁移轨迹，开拓了同位素示踪研究的新前景；除电、声、同位素迁移特性外，还对经脉线的光学特性、热学特性、磁特性、力学特性、组织液压及其传播性、离子特性及氧分压、二氧化碳释放和PH环境特性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九五”攀登计划中的经络研究项目，又使用了红外辐射源检测的新技术。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决不会将医学之外的现代科学排除在外。
     中西医结合研究对现代科学发展脚步的追踪必将不会中断。中西医结合界的学术带头人们，都在努力结合当前科学的前沿技术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将表现为同一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替。这种更替当然有时会导致自我否定，甚至使有些努力已久的研究工作前功尽弃。但一般说来，方法和手段的更替总是代表着进步，更高层次的研究应当得出更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比如，一张治疗淋巴结核和皮肤癌的验方很早即被认定是有效的，但发明者和使用者都不知道其所含的多种药物中到底是何种起着决定作用。砒霜、轻粉、蟾酥等剧毒的药物混合口服，完全避免中毒事件是不可想象的。借鉴中医“以毒攻毒”的思想和西医静脉给药的途径，经过反复研究，筛选出最有效的单味中药砒霜，通过化学提纯，制成“癌灵一号”注射液，注入白血病患者的静脉或椎管中，竟收到了奇特的疗效：完全缓解率达到91%，5年存活率达到54%，并有数十位患者度过了10年以上的无病存活期！这首先反映了中医药学的宝贵，但还必须强调，治疗效果和用药安全性的提高，应该归功于研究方法的改进。然而这样优良的药物，在20多年的时间中只是在研究者所在的当地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因为要大面积地推广必须取得人们的充分信任，而这种信任又有赖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为其作用机制和治疗效果提供明确的阐释和确切的论证。是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完成了这项工作：揭示了“癌灵一号”的成分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细胞的诱导分化作用，并进一步证明了该药治疗白血病可以取得比权威西药更高的疗效，能使患者获得更长的缓解期。美国著名的凯特林癌症研究所验证了该项实验结果后，对中国人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在《科学》、《血液》等美国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使中国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美国癌瘤基金会已正式与中国签约，在国外开发生产此药。这样一来，中国古老的科学知识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这种现代科学形态的成果传播，与近代以前中医学术的外渐具有明显的质的不同。
      有必要在此赘言一句：砒霜并不等于“癌灵一号”，它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还将继续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被用于其它疾病的治疗中。尽管可以将“癌灵一号”的研制成功和应用推广称为“中药西用”甚至“中药西化”，但完全没有理由指责这种“西用”或“西化”对“中药中用”造成了障碍，或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是发掘和弘扬，不是损毁和消灭！
      除在具体方法和技术方面具有极强的更新意识之外，在综合的研究思路和观念方面，中西医结合界的学术带头人也同样紧跟着时代的脚步。如循证医学是加拿大学者于1992年提出的一个带有医学模式属性的新概念，传入中国不过4、5年的时间，而在1999年中西医结合界即受其启发开始用循证医学的观念思考中西医结合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可见中西医结合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将保持着对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高度亲和性和吸纳力。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像“癌灵1号”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和“循证医学”之类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颖观念委实为数不多。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讲，基础研究很可能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才能显示出它的科学意义，对所有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结果或结论，统统依目前所表现出的作用予以评价难免失之公允。但是若将他们都当成科学成就也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另外对“不顾科研道德，编造、杜撰文章内容”   的丑恶现象也应该提起警觉。
      总之，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取得的某些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但整体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有些是非常严重的，大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以研究、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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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即使不考虑“人是决定的因素”这一思想的来源，也应该肯定它的真理性。因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能做成什么工作，还是取决于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
      前文关于“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定义中已经明确，中西医兼通的高级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主体。所以“中西医兼通”尽管不能定为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起码要求，但至少应该是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自身追求的目标。
      当然，中西医兼通并非人人都可轻易做到，以致有些人提出“思维负迁移”的新思想，来彻底否定“中西医兼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一位医师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用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能力来实践，’不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抑或对医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没有好结果的；纵然可以蒙混、取宠于一时，但经受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因而是不可能长久的。”  
    他们不仅有心理学的新理论，而且有具体的临床事实为证：“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续高热三天，体温40—41OC，经西医抢救，高热不退”。于是请两位中医会诊。A中医“诊断：证属阳明热极，引动肝风，气虚血亏，本虚标实，病情重笃。急则治标，治宜寒药急清之，佐以益气补血息风。方拟人参白虎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羚羊角、银花，其中生石膏用100克”。 B中医“辨证为孤阳上越，阴竭阳脱危症。治宜热药急温之，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药用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增损。”会诊结论：“持续高热危及生命，岂敢再放胆使用热药‘火上加油’！终于采取A方，急浓煎。下午三点会诊，五时后频频少量灌服。药后证情急转下下 ，四肢厥逆过膝 ，面色  白如蜡纸，两目直视失神，于夜半病殆。实践证明，药用寒凉，实属雪上加霜，命门阳微，如蜡烛残光，泼水即灭。此之古人所谓，生石膏用于亡阳之证，‘下咽则毙’。事后，A中医苦苦思索，与B中医共同讨论分析，恍然大悟：在西医环境包围之中，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牢固的中医诊治思路，西医知识干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头脑里的正常运用，实属临床思维的失误”。  
     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病例总结，所以不吝笔墨大部引录，转而以飨读者。
     学术争鸣是不可避免批评的，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像该书作者那样骄横地指责别人的过错，哪怕是真正的过错。然而确有必要提请那本大作的读者们，要三思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中医临床的病例讨论和总结。世界上总有不治之症，连代代传颂的神医扁鹊也承认自己“非能生死人”，只是“自当生者”“能使之起耳”。即以A、B两位中医会诊的女患者而言，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不会断定她必当属于“当生者”之列，即使以B中医的方案“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也未必出现另外一种结果。用过“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的人，自当知道它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
     一个欲将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竟然根据这样一个病例来“分析西医对中医的负迁移”并得出了这样“确凿”的结论，实在令人大为不解。通过他们的记载丝毫看不出A中医曾从西医角度思考过任何一点病人的情况，他“恍然大悟”后所作的反省，或可能只是作者自己的思维过程。
     “西学中”或“中学西”医师与中医师和西医师一样，难免在诊治过程中出现错误，甚至出现严重的原则错误，有的简直可以称得上“下工”或“庸医”。但必须强调，任何学科的任何个体都不能作为评价整个学科水平的依据，举出一类医师中的“下工”与另一类医师中的“上工”相比或者相反，都不可能得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一个学科进行评价时，最应该考虑的是在一般情况下，该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它今后将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不应否认“思维负迁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实不仅限于思维，即使操作也常常表现出“负迁移”现象。或许人们都见过两手不能同时协调操作的体力劳动者，农村家庭妇女用旧式机械“纺线、织布”的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学会。然而人们又一定都见过技艺娴熟的杂技师，他们的动作不仅敏捷、协调，而且优美动人，有时出乎常人的想象。其实那也都是经过了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是他们日复一日勤学苦练的结果。精通两门以上外国语的人，不可能必把自己的母语忘掉，“思维负迁移”现象是可以克服的，只不过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以一定的智力、知识和刻苦努力的精神为基础。当然最终不能克服“负迁移现象”者也必有人在，本来就不该期望先天性痴呆患者能够做好任何事情。
      与“负迁移现象”相比，比较思维和比较记忆，倒是更应注重的心理学规律。一张面孔虽然可以留下清晰的记忆，但若能与另一张面孔相比较，则会更能把握其异于他人的个体特征。不应该也无意在此多论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只是为了强调，决不会学了西医就必定学不好中医，也不会因为学了中医而忘记西医。近代名医张锡纯积极吸纳西医西药知识，而他仍被尊为“中医国手”，当今只会摸脉的人，不知能有几个超过了他的中医学术！
     中西医是能够兼通的，在中国已经先后出现了很多中西医兼通的人才。著名的内分泌专家曾经对中医理论的某一方面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对中医理论可谓“登堂入室”的中医学者，也能懂得一些分子生物学知识。看看第一届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过程，看看毕业生们后来所从事的临床和研究工作，看看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的成绩，谁都不得不承认“在一位医师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用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能力来实践”，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惜的是，当前的中西医结合界像他们那样能够中西医兼通的学者和医生并非多数，这正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西医结合的教育严重滞后。中西医结合队伍虽然日益庞大，但其“战斗力”却没有得到同等比例的加强。中西医结合的专科教育只能培养中西医结合助理医师或医士，他们至多能够在基层机构用简单的中西医两法处理一般的病人，而没有能力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工作。据1998年统计，“1987年以来，相继建立中西医结合博士点28个、硕士点87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已培养出中西医结合博士、硕士1200余名 。后来的二、三年中又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必须清楚地了解，自1982年开始，中医学院的西医课时明显减少，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仅足以使学生听听古老而新鲜的中医术语。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主要来源；而在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几年中，一般又不能像当初“西学中”那样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医或西医知识，这就决定了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素质是绝对不容乐观的。
      有必要强调，“中西医兼通”并不是指对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了如指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但作为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必须对中西两种医学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做到基本掌握和基本理解，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提高和深化，争取对研究课题所必需的中西医知识达到精通的程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资格，“中西医结合”就只能作为学位和职称的定语仅仅具有概念性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龙伯坚曾提出过研究中医要靠高明的西医，他们学习中医不一定按照“系统学习，全面继承”的固定模式，可以走“边学习、边研究”的道路，当时引起了中医界的批判。其实，“边学习、边研究”并不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道路，“带着问题学”理当具有更大的动力，问题在于要真心去学、真正学懂。
      中西医兼通对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不掌握研究方法或不了解研究对象，绝不可能取得什么研究成果，这应该是一个无需论证的结论。许多研究失败的例子，许多并无科学价值的研究结论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在必需的范围内做到中西医兼通。譬如，企图研究某种白色中药进入人体后，是否在肺脏和手太阴经表现出高于其它脏腑和经脉的药物浓度或其他由药物引起的可测性变化，以证实中医“白入肺”和中药的归经理论；再如，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打开一种动物的胸腹腔，对肺或大肠施以某种理化刺激，然后观察大肠或肺是否在结构或功能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诸如此类的研究，无论研究者具有多么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无论消耗多少研究经费、精力和时间，都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因为：“白入肺”只是五行归类方法使“白色”与“肺脏”之间建立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联系；中药归经理论是对中药功能作用的一种脏腑分类方法，只表明中药作用的脏腑趋向性，而丝毫没有药动学的含义；中医脏腑相表里的理论，来源于经脉相表里的观念，肢体外侧属阳为表，内侧属阴为里，手太阴经与手阳明经分别循行于上肢前缘的内侧和外侧，因而谓之“相表里”。后来古人确立了经脉与脏腑之间特定的相互络属关系，才产生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等脏腑表里相合的理论，脏腑学说与经络学说的结合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只有研究了概念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才可能真正理解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含义，才能把握其中的精髓。
     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是必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应努力争取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达到中西医兼通，以胜任自己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

                    第十节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西医结合队伍“中西医兼通”的整体水平较低，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如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问题、对研究对象的分割研究问题、对研究结果的总结和分析问题、动物模型的制造和使用问题、对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的理解问题、对各项具体研究工作的整体综合和宏观指导问题等，也都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代科学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根本方法。自己所掌握的具体方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解决中医药研究中的那些问题，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而准确的认识，否则极有可能劳而无功，至少有可能事倍功半。不妨举经络研究这个大例子，来提起同道们的注意。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所以经络更应该称为“脉”。古人提出“脉”的概念有其一定的解剖基础，脉作为人体结构的一部分，是可触可见的物质实体。而古人建立脉的概念时，人体解剖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将脉的所有解剖特征、脉与相比邻或相伴行的其他组织的关系等一一认识清楚，这就注定“脉”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解剖结构，也就必然兼具多种复合的功能。
     人体解剖学是在西方发展成熟的。西方解剖学家在人体发现了3套网络状的结构，当近代的翻译家们将西洋医学著作译成中文时，分别将其译为神经、血管、淋巴管，而没有给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脉”（无论是经脉还是络脉）留下任何的余地。在后来的中西医比较研究中，人们着眼于古人描述的脉的解剖特征，脉基本上与血管等同起来，而将脉输布气血之外的功能，一部分割给了神经，一部分留给了指导临床厘定针灸穴位的经脉循行路线。
     经络到底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历史地完整地理解经络的概念，如果忽视了历史性和完整性，则往往说的并不是经络。
    几十年来关于“经络实质”的研究，实际上是要回答“经络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假说，但他们的依据大都是孤立的、片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局限在循经现象和经脉循行路线的理化特性上。虽然假说之前冠以“经络”二字，但实质上已经远离了经络的完整概念，不但自己深深地陷于偏颇，而且影响了后学者对经络的正确理解。
    中医学的概念很多具有复合的含义，强调其中任何一部分而以之代替全部都将出现错误，即使自认为弄清了“实质”，实际上已与原来的概念有了实质的区别。这种现象决不仅限于经络研究，其他如“阴阳”、“脏腑”、“证”的研究者们，大都惯用“实质”一词，大概都需要再做思考。
     当初将经络研究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可能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经络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如果能够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经络的实质，也就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医学的桥梁，打开了中西医结合的突破口；经络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定能像针麻一样震惊世界，而且研究水平也容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两方面的思考初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实践证明都欠成熟。经过中西医比较研究，经络的复合功能已经明确的包括了神经、体液的功能，其复合结构也不可能与神经、血管、淋巴管相互脱离。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针灸治疗方法上，以提高针灸疗效为中心，从神经、体液角度探讨其效应机理，从一穴一法开始逐步研究其更深刻的客观规律，进而创立优于传统经络理论、能够更有效地指导针灸临床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实际的研究过程却是首先跟着朝鲜人的虚假报告步入了形态学探索的歧途，而后又随着日本人的脚步在那条具有感觉传导特性和若干理化特性的经脉线上倾尽全力而一往不复。就研究规模而论，中国的经络研究确实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却一直是外国人引导着世界潮流，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牵着鼻子亦步亦趋。欧美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远远超过中国，但都不曾将国家科研经费投于经络研究之类的项目。国外的经络研究者大都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敏感性而研究经络问题，此类研究工作难以得到政府的经费援助。而中国则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倾大量财力、物力、人力于经络研究。这样与国外的“业余爱好者”一争高下，即使得了冠军又怎能品尝到冠军的喜悦和光荣！
    举此为例只是为了说明，在确立研究方向时，首先必须充分考虑所能掌握的研究手段是否与课题的难度相适应。研究经络现象必然涉及神经系统这一人体未知因素集中的领域。而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的神经科学还远远落在欧美国家的后面，循经感传及其他经络现象的研究必将受到研究者所能具备的研究能力的限制，这是应该预知的。早在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刚刚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专家即强调过理论研究必须为临床服务的思想。如果一项研究既非临床所急需，又非能力之所及，那就应当减速缓行，不必怕什么“不进则退”。由此想到，经络研究项目不该再被列入“十五”国家攀登计划，节省一些经费用于更该使用的方面。
     上文提到，中医学的概念很多具有复合的含义，这就需要在研究课题的设计阶段，即应该对种种复合性概念予以必要的“支解”，确定这些“复合概念”中所包含的客观事实和真理性思想要点，进而深入研究其某一方面的深刻规律。如果始终把各种复合性概念或命题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以图探求它整体的“本质”，那必将离“本质”日远一日。
    根据《内经》等中医著作对脾的解剖形态和位置的描述，中西医结合学者认为中医学的脾包括了现代医学的脾脏和胰脏。但又认为“对于脾的认识，不能仅仅从解剖知识来作为主要依据，最关键的是对其生理功能的认识才能把握脾的实质”。  于是研究者们将脾作为一个完整的功能单位，首先从“脾虚证”入手，制造了种种脾虚动物模型，去探讨脾的“本质”。最后的结论认为：“脾的本质主要是包括消化系统及能量代谢、转化和水代谢有关的一切器官系统（包括其神经体液调节机构）的综合功能单位或机构，其基本功能是将外界食物中潜在能量转变为机体本身所能利用的能量，并将这些能量输送给全身各器官系统以进行生命活动。” 各项具体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挫折不必赘述，仅就研究的最后结论，即足以断定这类研究不算取得了成功。上述对脾本质的定义，实际上只是“脾主运化”的不太确切的现代语言表述，而对“脾主思”、“脾主升清”、“脾主统血”等脾的重要功能都舍弃在了“脾本质”之外。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将多种功能统归于一脏，并不一定是这些功能之间真正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密切联系。多种功能之间的联系是古代医家根据病证观察和疗效归纳而建立起来的，中药治疗作用的多样性是建立这些联系的最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譬如，健脾益气方药多次治愈了“脾失健运”的病症，又多次治愈了某些出血病症，这样的经验逐渐积累、反复验证从而被确认为客观规律后，再上升到藏象、病机理论时，“主运化”和“主统血”便成了脾的两个并列的重要功能。每一个中医理论命题都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如果对此缺乏起码的了解，就很难把握其中的真谛。
     再举一个大例子——“肾的研究”，看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与其他藏象研究从证候研究起步一样，“肾”本质的研究也是始于证候研究。1959年进行病例总结时发现，1957年以来以中医辨证论治原则为指导，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妊娠中毒症、红斑性狼疮、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神经衰弱等6种疾病的“肾阳虚证”都可以提高疗效。于是在“既然异病同证同治提高疗效，必然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的逻辑推论指导下，开始了‘肾’本质的探索性研究。1960—1962年，对住院治疗的78例多种疾病的肾虚患者进行了详细观察，结果发现“不论何种疾病，凡辨证为肾阳虚偏重型者，在治疗前24小时尿17—羟平均值仅及正常值1/3”，而“经温补肾阳后明显升高”。  肾阳虚与尿17—羟值低下之间的这种特异性联系，在全国7个省市以及日本京都病院得到了重复验证。为进一步了解尿17—羟值低下的原因，研究者通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二日静脉滴注实验（ACTH试验），发现肾阳虚患者呈延迟反应。经实验证明肾阳虚患者的皮质激素合成和分解代谢过程基本正常之后，断定肾阳虚患者的ACTH试验呈延迟反应主要是由于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兴奋性低下。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引进国外用甲吡酮（SU-4885）试验间接测定垂体储备功能的最新技术，同时采用血11—羟（血浆皮质醇）昼夜规律测定（反应下丘脑对皮质醇的调节作用）和ACTH试验（测试肾上腺皮质反应性），对正常人和肾阴虚、肾阳虚患者进行了全套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功能测定，结果证明肾阳虚患者存在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20世纪80年代起，又将国外刚刚合成成功的促甲状腺释放激素（TRH）、黄体酮释放激素(LRH)用于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和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全套功能测定，发现肾阳虚病人在3个轴上都可能发生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根据肾阳虚证具有多靶腺功能紊乱、各轴之间没有明显的横向影响、TRH 兴奋试验和LRH兴奋试验均为延迟反应，推论肾阳虚证不同靶腺、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的主要病变部位在下丘脑。接着，对平均年龄68、69岁的两组男性老年人分别进行了甲状腺素和性激素测定，结果表现出与平均年龄39岁的男性肾阳虚患者相类似的异常值，发现肾阳虚与衰老密切相关，于是将肾阳虚视为早衰现象，并进而推想到温补肾阳法应该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这种推想果然通过临床和动物药效学实验得到了证明，从而把衰老称为“生理性肾虚”，形成了一个后来被视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的特殊术语。
     肾阳虚证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可谓始终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测定结果稳定可靠，经得住不同时期不同科研单位的反复验证。这种遵循现代医学通常用于已知结构和已知功能的逆向思维法，顺藤摸瓜、溯本求源的科学研究是与中药的临床应用研究并举而行的。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用温补肾阳法治疗支气管哮喘、无排卵性功能性子宫出血、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等疾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帮助撤除糖皮质激素和抗衰老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临床研究，研究者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是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功能紊乱”，“以药物验证这一中国独具的手段，研究补肾药对网络 的调节作用，并涉及对下丘脑的作用研究，是可以预见其成效的”。“现在证的研究是处于若干个突破后的积累阶段，只要坚持逐步深入，是能攻破这个堡垒的”。  很明显，研究者认为自己研究的成功是在“证”的研究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如果我们按照目前已经形成的思维习惯，把“证实质”的研究视为“脏象本质”研究的手段和途径，再结合研究者的结论就会自然地得出这样的推断：肾阳虚证主要是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功能紊乱；肾的功能就主要是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功能；肾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或更高中枢）。
      这个推理过程没有错误，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因为中医的“肾”最主要的功能是“主水”，“其合膀胱”，在肺和脾的配合下，共同完成水液代谢。另外，“肾为先天之本”，是胚胎发育时期最先生成的脏器；“肾主藏精”，是精微物质和能量的储备场所；心肾交泰，水火相济，影响着人体的阴阳升降和精神情志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重要功能是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所不能概括的；反之，下丘脑（或更高中枢）作为现知最高级的调节中枢，又不仅仅调节着属于中医“肾”的功能，二者是根本无法对应的。
       “以药测证”的确是“中国独具的手段”，而作为中西医结合研究者是否应该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值得商榷。姑且认为这种手段是可用的或必用的，那么以肾虚证研究者自拟补肾方“温阳片” 和“寿而康片” 的主药附子所测出的“证”，决不仅仅限于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失调。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附子的适应症实在难于“一言而终”。即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的结论，其显著的止痛和强心作用，似乎与改善下丘脑（或更高中枢）的调节功能并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作如上分析，决不是企图否定肾虚证研究者取得的重大成就，恰恰相反，是为了将这一成就的伟大意义真正揭示出来，树立起应该树立的楷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返回头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对其研究过程进行另样的总结和分析，这就是，不要把这项研究视为肾阳虚证乃至肾本质的研究，而应当视为关于补肾中药应用指征的研究。
      从事科学史研究，应该坚定地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力争得出客观可靠的结论和评价，而不应过多地考虑研究者的初衷或自我总结，以免受到不应有的思想束缚。
     关于肾虚证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从寻找补肾药的可测性客观指标开始的。当尿17-羟值代替了中医四诊材料的地位之后，1959年总结的用补肾药提高了疗效的6种疾病，只有2种被保留下来继续作为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原因是：“即使按同证进行同治，也未必体现异病同治的规律，而必须通过实践加以鉴别，如上述6种疾病，其中支气管哮喘、无排卵型功能性子宫出血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重复出疗效的提高，而其余4种病就因疗效不稳定，而在研究工作中被淘汰了。因为肾虚在有些疾病里与根本的发病原因密切相关，而在另一些疾病中则是原始病因造成的后果，与根本的发病原因关系不大。并不等于凡见肾虚证者都可以用补肾法来提高疗效”。  
     这段精辟的论述，表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律：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理论诊断的“证”存在着不同的类型，西医诊断的“病”是呈现类型区别的内在根据；“有是证则用是药”是中医学根本的论治原则，但不同类型的同一证候，对同一方药不会表现出同样的反应，“异病同治”是在“异病”表现出“同证”时施以“同治”，然而治疗的效果却是不同的，亦即“同治而非同效”；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以“证”作为相应方药的应用指征的，而完全依据这种指征应用方药，有些时候并不可靠，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筛选最客观、最稳定、最可靠的药物应用指征，是临床最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医学家应当以此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无论用何种方法，只要在这一方面获得了真知，就是对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评价：肾虚证研究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相对性，证明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并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为补肾中药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客观、稳定、可靠的应用指征。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
      肾虚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曾对支气管哮喘患者首先按中医理论辨证分型，然后普遍进行尿17-羟测定，发现除部分肾阴虚患者尿17羟值在正常范围外，其余各型患者均为低值；肾阳虚证型患者的特点是，ACTH试验、血11—羟昼夜规律测定、血浆ACTH测定均有一定程度的异常，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程度的功能紊乱。哮喘患者是否表现出肾阳虚证候，只是反映了病情轻重程度不同，无肾阳虚证的哮喘患者已潜在着朝向肾阳虚证转化的趋势，研究者称之为“潜在的肾阳虚证”。这种“潜在性证”是中医的宏观辨证方法所不能发现的证候，所以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微观辨证”的思想。这种思想首先在他们对另一疾病的研究中得到应用：“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由于微观辨证有水液的积聚，肾功能受损，用温阳利水法可排石消水，亦可考虑属于隐性肾阳虚证” 。他们并不是仅仅在那里空发议论，而是在临床上真正取得了可靠的疗效，用温阳利水法治疗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100例，“按照‘结石排除，积水消失’这一治愈标准，治愈率为71%” 。
     至此可以再做出另一个评价：肾阳虚证研究者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弥补了中医仅靠四诊获取诊断资料途径的不足，提出了“微观辨证”这一崭新的概念，可以为中医界提供非常重要参考和借鉴。这是肾阳虚证研究者取得的第二个重要成就。
这两大成就所具有的实际指导作用和以其思想性而产生的深远影响，足以使研究者跻身于第一流科学家之列。但还是应当指出，“隐潜性证”是在“证实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值得中医界辨证时参考的过渡性概念，因为现行的“证实质”研究的方法不太可能研究出“证”的真正实质。中医学的“证”绝不是“证实质”研究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远不是几个固定的类型即可划分完毕。由多种临床表现构成的中医学的证候，犹如7个音符组成的旋律，可以成千上万，以至无穷。“证的标准化”研究没有在临床上表现出明显的效力。即使对被标准化了的证候进行如今时兴的“证实质”研究，最后研究出的“实质”，必然呈现出严重的重叠和混乱，甚至各“证”之间再也看不出明显的界限。因为“证”的客观化研究所采用的观察指标，对复杂的人体而言是极其有限的，在有限的范围内，无论如何筛选也极可能漏掉更有意义的东西，随着科学的发展，必将出现太多的自我否定。与其那样，倒不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补肾药的应用指征之类的研究工作。
     在肾阳虚证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动物实验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对所造模型的作用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1960年他们曾根据中医“恐伤肾”和“强力伤肾”的认识，通过电击和水浸，使大鼠受恐和被迫游泳致疲，以制造肾虚模型。后来认识到其他各种超负荷刺激都能造成动物耸毛蜷曲、怕冷挤卧等非特异性的一般虚证表现，于是及时放弃了这种造模方法，从“指标模拟”和“药物反证”两方面出发，以考的松灌喂大鼠造成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低下的动物模型。他们认识到，“动物模型一般是很难代表中医的证的”，“因此不称此为‘阳虚模型’，而称此为‘垂体—肾上腺皮质受抑模型’”。   然而在后来其他“证实质”研究中，模型制造者们却失去了这种谨慎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动物模型被广泛使用于多种“证实质”的研究中，至今已约有150种之多。近年又出现了“病证结合”的造模方法，但除了外感病的卫、气、营、血分证“模型”之外，几乎都没有得到同行们的认同。即使被公认、被使用的“证”的模型也都存在着很多大家公认的缺陷，连造模者自己也深知模型与原型之间绝少共同之处，然而他们还是锲而不舍。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
      据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抱朴子内篇》记载，至迟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即用鱼、蚕、鸡、犬进行过长生延年药的药效学实验活动 。虽然对实验过程的记述似非真实，但动物实验的观念确实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仅属于外国人的传统。由于动物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的某些共性决定了动物模型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所以不应该反对动物模型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但如果忽视了动物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去制造自知与人完全没有相似性的动物模型，那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造模的意义。鼠、兔、狗、驴等虽不属于珍稀动物而受到保护，但它们毕竟都是一条生命，死也应该“死得其所”。
     各种“证本质”的研究几乎都是与药物相关的。为什么一定要将实属于药物应用规律的研究认定为“证本质”甚或“脏本质”的研究呢？而且还预言通过各个击破能够最后攻克这种“本质”研究的堡垒！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医学界争论已久的学术焦点，即到底应该怎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中医特色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80年代初，作为“中医特色”思想倡导者的中医理论家即已讲得斩钉截铁：“中医特色，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 。对各级各类中医机构，倡导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有些机构部分甚至全部放弃了中医理论指导的时候，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而如果对中西医结合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则不免过于草率和鲁莽。因为中西医结合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完整保持并发展中医理论，应该是中医界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有人说中西医结合同样能发扬中医特色。没有理由否定这种观点。但是，在肯定这种观点之前，必须对“特色”重新进行界定：中医的特色就是最有效地指导中药和中国多种传统治疗方法的运用。因而“特色”已近乎“长处”或“优点”，不再是既成已久的中医理论本身。1982年的“石家庄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医机构中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要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为前提，这显然是响应中医界最先提出的要求。《规定》对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专科医院以及后来兴建的中西医结合医院中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则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不应该成为束缚中西医结合界思想的枷锁。然而这种束缚作用还是存在着，始终将中医概念或命题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以探求其整体的“实质”或“本质”，部分原因则在于要保持中医理论的完整性和原始特征。岂不知，任何一项中西医结合研究一旦开始，这种努力即变成了徒劳。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问题，与未能始终把握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向密切相关。前文已经提到，1977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制定的《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10年发展规划》，篡改了“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歪曲了既定的中西医结合方向，极易将中西医结合研究引入歧途。如果今后仍然按照那个《规划》的精神，以“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为目标，必将和以往一样，在寻找“结合点”或“突破口”的冥行中屡屡碰壁 。从研究队伍的科学性质而言，中西医结合似乎更接近于西医，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只是研究的对象有所区别：中国的西医置身于与国外西医相同的研究领域，正努力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力争早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西医结合则是以中国的传统医药学为研究对象，因为除了传统医药学体系，还没有什么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广泛存在的成千上万种自然药物以及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有效治疗方法的运用，更何况中医学理论中还蕴藏着现代科学所不能涵盖的一些关于宇宙和人体生命现象的真理性认识的萌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方向本来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努力发掘中医药宝藏，不断丰富现代医学，使中国的现代医学逐步受纳转化了科学形态的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经验，从而具有民族特点，并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具有了这些特征的现代医学正是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要实现的新医药学。
    即使能够保证方向的正确，具体研究中的错误也在所难免。为了减少或及时纠正各项具体工作中的共性错误和及时总结可以互补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整体综合和宏观指导策略研究的出众人才。综合是经过一定的分析研究之后所必需的研究方法；一支队伍总应该有人去研究宏观的发展战略。而这些都是中西医结合队伍中尚嫌不足的方面。

第十一节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逐步进展，中医药学的部分内容必将逐步融入现代医学而转化为现代科学形态。如何评价中医学的前途和命运，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关心中医学前途的学者对中西医结合研究将给中医学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担忧已久。“中医西医化”、“废医存药”等，常常被用于对某些中西医结合研究结果的评价。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是毋庸讳言甚至是必须强调的，但中西医结合研究不应也不会因此而停顿下来，它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沿着科学发展的必然轨道逐步前进。
       进一步言之，现代科学向中医药领域进军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关于“李约瑟问题”  的讨论中，常常有人怀疑西方近代科学是不是唯一可能的科学。而在科学学和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科学”一般被定义为诞生于16、17世纪西方的实验科学。从伽利略（1564—1642）和牛顿（1642—1727）时代算起，在300余年的时间中，这种近代科学充分融汇了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扩布于全世界关于自然界的各个研究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科学。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过量子力学之类的局部性突破，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至今见不到明显衰落的迹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不必怀疑将在许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中国传统医药学中蕴含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性认识，必将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中医药学应该敞开自己的大门，为现代科学研究留出宽裕的席位。从这种意义而言，中西医结合同样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西医学的差异逐渐由地域性、民族性向时代性转变，即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关系逐渐由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关系，转变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从近代开始，在两种医学的比较研究中，一般都会认识到各有优劣，互有长短，但话仅至此并未说出比较研究的全部结论。“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政策，似乎表明两种医学居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二者在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社会需求方面都存在着不容讳言的距离。在此不必将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劣长短一一罗列出来，只要注意到二者自身的“新陈代谢水平”，即可预知其间的距离将会逐步加大而不会日益缩小。
     坦然地承认中医学的相对落后，会使人们更冷静、更客观地思考中医学的前途问题，也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总是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等代表中医特色的医学思想视为中医学永远领先的依据，而放弃设法弥补本身固有缺陷的努力，不仅会阻碍对现代科学和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纳，也将严重影响中医学遵循传统轨迹进步和发展的速度。
      在中医学的内部和外部，可以找到导致中医学发展迟缓的多种原因。自身“新陈代谢”水平的低下和科学形态造成的封闭性，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科技政策的偏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传统医学的重视程度是举世罕见的，抱怨中医事业缺乏政策的支持有失公平。如果单纯从宏观的政策规定来理解政策因素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得出这种结论是比较自然的。但更应清楚的看到，在1954年纠正了卫生部门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之后，中国的中医政策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中医药学虽然被公认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发掘、整理的对象得到提倡，自身按照原有轨迹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一度全然被忽略。当中西医结合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与中医、西医并列之后，中医学才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领地，但实际落实的科技政策和办法，如科研课题的设立、科研经费的分配、科研成果的评定等，总是引导甚至迫使中医科研人员并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轨道，从而限制了中医的传统研究和独立发展。
      这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反映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实际上并非总是保持着协同关系。医学界关于中医学前途的争论，开始只是发生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后来西医界普遍承认了中医学的科学性，至少承认中医药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争论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中医界内部及中医界与中西医结合界之间，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中西医能否结合？中西医如何结合？中西医为什么必须结合？中医学是否会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消亡？当“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通过以上历史的考察得以明确之后，前三个问题已基本解决，后一个问题则还有必要再做深入的分析。
       其实这一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从实践中找到答案，中医学的前途也不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如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逻辑的结论，对统一医学界特别是中医学界的思想，为制定相关卫生政策的部门提供借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消亡似乎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概念，听到或想到“消亡”的人大多会产生一些悲怆情绪。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朝着对立面转化，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将走向消亡。按这种观点可以预知，终究会消亡的人类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摆脱消亡的命运，永久停留在某种特定的状态是不可想象的。以此而言，中医学的消亡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到何时消亡，如何消亡，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其实消亡是随时随处都可见到的客观现象，对消亡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有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就是部分消亡的过程，但消亡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新生，即使最后整体消亡了，也是转化成了别的东西，不会化为乌有。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观念、认识乃至理论先后消亡了，有些是意外的失传，有些则是有意的放弃。如三部九候遍身诊法这种曾经普遍应用的诊断方法早在汉代即被独取寸口法所代替；晋唐时期曾极度兴盛的服石炼丹，到宋代之后逐步走向衰落，被称为“内丹术”的气功随之兴起，并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尽管中医学具有定型较早、过于稳定、“代谢”较慢等特点，但其内容的部分消亡始终不曾停止过。消亡伴随着新生，先进取代了落后，这就是发展。
    一种学术体系的发展过程与具体物质的生灭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结构的具体物质的存在时间是相对固定的，动物的寿命或机器的可使用时间等，基本上可以预知。而学术体系的兴替，却没有准确固定的时限能够预测，只是表现出这样一种规律来：学术的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近代“废止中医派”可谓猖獗，而中医并没有被废止；建国初期，由于“废止中医派”思想的影响，“中医科学化”被定为处理中医学术的方针，如果得以执行，执业中医被改造成“科学医”，新的中医不再产生，中医学术则将很快被消灭。然而中医依然没有消亡，时经二、三年，中医政策即发生了重大转折，其直接契机是党和国家的领袖真正认识到了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对中医药的迫切需求。几千年来中国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生殖繁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医政的统一而将这种宝贵的学术体系消灭，不会为中国人民所容许，敢怒不敢言是暂时的，意见的一致只是骗人的假象。
     受科学史家对科学史分期研究结论的影响，中医学一般被归属于经验科学时代的医学，因而通常与“实验医学”相对，被称为“经验医学”。从字面上看，“经验医学”似乎只有经验，没有理论；而中医学的核心却是驾驭着丰富经验的独特理论体系，无视这一点正是“中医科学化”的根本错误所在。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医学形成的途径和本质特点，有学者主张将“经验医学”改为“实践医学”，以与“实验医学”相对称 。这一见解如宣于学界，想必不乏响应者。
     与科学史的分期相比，科学学和科学哲学界对“科学”的重新界定，对中医学的“声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们“倾向于认为迄今为止科学只有一种，它诞生于16、17世纪的西方，最后它属于全世界”。 显然中医学是被排除在这种科学之外的，故而有人说“中医学不是科学”，从而引起了许多争议。其实对此应抱以平静的态度，区分开“科学”的狭义与广义，问题即可解决：中医学属于广义的“科学”而不属于狭义的“科学”。无论称不称“科学”，都不影响中医学的科学性，即合理性、正确性、真理性。当然，任何科学的科学性都是相对的，中医学也不可能例外。
     中医学具有完整的概括了丰富经验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中，除了真理性的认识外，还有某些错误的观念或思维方式。精华与糟粕混杂，真理与谬误同在，不仅难以正确分辨，而且有时即使分辨了也难以彻底解除历史形成的其间的联系，致使学习、整理、研究、应用中医学都将遇到一定的困难，尤其对于自幼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青年，更需要跨越一个时代的障碍。中医学的发展亟需将精华与糟粕、真理与谬误正确地区别开来并及时地实施去取。自觉地加快“部分消亡”的自身代谢，是增强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中医学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决不是孤立存在的，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都必将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相关学科发生某种联系。唐代以来中外医学交流从不曾间断过，而中医学以优越一方同化域外之学的历史至近代即已基本结束，接下来便一直被如何处理与西医的关系所困扰。
    传入中国的西医学的迅速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原因则在于它能够满足中国大众的某些医疗需要。近代中医界的开明人士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并为之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西医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异质体系已远非中医学所能同化，至多只能将它当作“它山之石”。“汇通派”的失败是必然的，中西医并存的局面已无人能够改变。美国科学技术史家席文（Sivin）强调过异质文化共存的合理性，指出：“近代技术如果要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就需要与多样性的文化共存，并为之服务，而不是一直作为统一文化差异的工具，使文化差异消失”。 他认为近代科学虽已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但欧洲人的思想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各个非欧社会的异质文化应在并存的过程中进行长期的新旧思想间的较量，但这种较量常常因社会变化或政令半途而费，传统观念一般被现代科学的教育体系拒之门外，结果必将面临消亡。可贺的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中医政策，为保持传统文化创造了范例。
    中西医学的并存不可能保持严格的割据局面，两种医学的交流是无法避免的，尽管近代的“中西医汇通”没有取得可以称道的成果。中西医结合卫生方针的确立，使得两种医学的交流变得更加自觉和主动，但交流双方并不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一方是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一部分，另一方则是被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最终目标是“发展统一的新医学”。但很难制定这种新医学实现的客观标志，也很难设想这种统一于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实现之后，还会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实验科学形态的现代医学体系。
     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丰富现代医学科学，而在丰富现代医学的同时，是否会使中医学日益贫瘠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考到最后就是中医学是否会随着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现实和真实的历史应当是回答问题的基础。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骨折和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针刺麻醉的应用和原理研究、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等，都为世界所公认。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医学，而且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医学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其科学性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因而提高了国际威望；中医疗法和药物也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应该视之为一种发展。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这个宝库中并不是数量固定的有形物质珍宝，而是取之不竭的无形精神财富，它具有信息的共同特征不会因众人的共享而有所减少。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直至目前尚无人制定评价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的统一标准，所以对同一成果评价各异的现象不必感到奇怪。比如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成功，是中药西用，还是中西医结合？这类成果属于西医还是属于中西医结合？临床使用不再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是否隐藏着废医存药的倾向？等等，诸如此类的困扰和疑惑，时常出现在中医界，影响着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的理解和信念。我们已经通过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方法，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以不必再做回答。青蒿治疟的记载始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以后历代方书虽仍有记述，但近代以来用青蒿治疟者已少。如近年出版的大型医方集成之作《中华传世医方》上卷一“名医验方”所载治疟方中只有两个汤方含有青蒿，而且出自一人之手；现代名医岳美中曾于《中医杂志》发表“治疗疟疾的点滴经验”，介绍了按照“辨证施治”原则治疗的3个疟疾验案都未使用青蒿，由此可见青蒿治疟的经验已基本失传。其原因则是青蒿入汤剂煎煮后破坏了有效成分使疗效丧失因而渐被淘汰。当然，这一原因在青蒿素提取成功之前是无法得知的。青蒿素的研究过程是“现代科学知识方法与古代用药经验相结合”的过程 ，这一成果是典型的中西医结合成果。这一研究给人的启示十分重要：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发扬中医药遗产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将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而又无损于中医学的完整性，比如青蒿的中医临床应用不会因青蒿素的提取成功受到丝毫影响。中医界不应根据是否仍然保持着中医药原有的特征来评价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也大可不必因刻意保持中医特色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只要坚持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的方向，就有可能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和阐释中医学的经验和科学原理，以克服中医学作为传统医学所难以避免的缺陷，应该是整个医学界的共同期望。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总是受着时代的局限，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有赖于基础科学成果奠定的基础，目前的现代科学面对着复杂的生命现象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学用整体观察方法获得的关于人体健康、疾病和诊疗的规律性认识，许多是现代医学乃至所有现代科学所不能涵盖的，所以不要指望短期内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能够取代中医理论对中药及其他中医治疗手段的指导作用。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会直接导致中医学的消亡，“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全部结合全部消灭”的忧虑是没有根据的。
     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和阐释中医学的经验和科学原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真的全部完成了这一发掘和阐释工作，中医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当一个事物有两种解释而两种解释的作用有完全等同的情况下，将因众人的选择各异，而有两说并存的可能性；如果一说明显优于另外一说，则将按照一般的原则优胜劣汰。简言之，如果在指导中药及所有中医治疗方法的应用方面出现了优于中医学的现代科学新理论，则标志着中医学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它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之后便自然地走向消亡。这种消亡只是形式的消亡，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将以新的形式得以永存。
然而，民族的习惯和传统必将形成某些牢不可破的积淀，永远伴随着民族的生存，不能奢望在任何方面都能实现全球的统一。“药食同源”是中国药学史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特点表现出典型的民族性。中国人的食谱完全西化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现代营养学把人体对营养种类和量的需求研究得多么清楚，也不会完全变为指导中国烹调家操作的唯一原则。中国医药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虽将转化为现代科学服务于人类，但其原始的民族形式不会因此遭到彻底的破坏，它本身的简便易行以及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获得的民族信仰，都应当作为我们思考中医学存亡问题的依据。
    其实，中西医结合工作虽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在医学发展的历史途程中，不过是刚刚起步，现在还根本无法看到这条道路的尽头。中医学的完整性应该受到医学界的尊重，中医学如何按照传统的轨迹，与中西医结合事业并肩继续发展，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医学的消亡应该归属于未来学的范畴，不应提前带给人们多余的忧虑。

                                    简短的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与传入的西方近代医学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的产物，中西医结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可以是多元的，但自然科学却表现出朝着实验科学基础上的一元化迈进的趋势。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药学，将其理论精华和实践真知完全地、有机地融入现代科学体系，从而促进现代医学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的呈现过程就是中国“新医药学”的创立过程，也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
     4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是世界任何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医学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和稳固性，也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绝无仅有的。从整体而言，中医学的理论内核对应用中药及中医疗法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片断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所能替代，今人和后人都应该尊重中医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和今后都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完整地、系统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沿着传统的轨迹发展中医，而不能把中西医结合当作目前发展中医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道路。
    本文在系统回顾中西医结合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站在科学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上述重要问题，以期为制定卫生政策的行政机构、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乃至广大卫生界同仁提供借鉴和参考。

江满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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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uji

中西医能结合吗？

sul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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