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学必将走出悖论的困扰

清風管略

中医学必将走出悖论的困扰
李致重(北京东方灵枢经络医学研究所)
  
　
    科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是科学前进的永恒话题。所以，关于科学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软科学研究，自然也是推动科学进步中不容忽视的永恒任务。近40年来，中医学（包括中医与中药）在其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悖论的困扰。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其自我更新与完善寄托在西医上。我们因此而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很大。相比之下，收获虽有，但教训很多。尽管其中有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人们颇为忌讳的，在科学研究上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提，不得不议。尤其是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20周年之际，提出和讨论这一悖论则更具特殊的意义。
    －、评价中医传统科学与技术的五个糊涂观念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滚滚而来，人们在评价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时，常常有五种糊涂观念。第一，简单地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忽略了“发展是时代性的，也是传统性的，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是历史性的整体”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因而常常不自觉地全盘否定传统。第二，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大量学习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时候，人们常常淡忘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谈到科学却只想到自然科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自古无科学。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自然科学包括还原性科学和系统性科学两大类。近三百年里，还原性科学发展迅速，成果累累。人们往往下意识地以还原性科学作为衡量所有自然科学的标准，更不会想到传统科学中还有系统性科学。第四，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原理，技术则是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实践应用，如经验、方法和技能等。本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曾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也说过：“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巳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但是近代人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技术视为科学。所以常把历史上属技术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说成科学发现。第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因此，当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现代技术面前失去光彩的时候，一些人便认为，“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科学技术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人就一定程度地失去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撑，于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心态油然而生，常给自己的传统文化扣上“落后”、“封建”的帽子，从而导致传统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1929年旧中国政府关于废止，取缔中医的喧嚣，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二、50年代初排斥、歧视中医的实质
    中国古代在自然、社会和思维各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科学与技术。就中医而言，以《黄帝内经》为标志，说明早在春秋一秦汉之际，即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其中，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等以及中药的四气五昧、升降浮沉、功效归经等为其科学理论；诊法治则、遣方用药以及推拿、按摩、导引、针灸等为其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技术。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昭给“科学”下的定义；科学是以严肃的态度，严密的观测和实验，严格的推理而得到的关于客观世界中各种物质的形态、结构、相互作用和它们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按照这个定义，检验科学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反映客观实际，或研究物质的运动，或研究运动着的物质，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认识客观实际；二是经受了实践的反复验证，有可靠的重复性；三是系统化的知识，即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尽管中医的科学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还需要不断自我更新与完善，但它是科学的，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无须怀疑。只是与西方近代科学以及西医学的科学标准、原理不相同而已。
    建国初期，担任国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贺诚、王斌等人歧视、排斥中医，他们企图以西医的科学标准、原理来代替、改造中医。他们所提倡的“中医科学化”，实际上就是“中医西医化。”按照1951年颁布的中医进修《规定》和1952年颁布的《考试暂行办法》，中医开业人员必须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药理、医史、细菌学、寄生虫等基础理论课程和其他临床课程，并要通过考试才可行医看病。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显然是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他们提出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取缔中医合法地位之前，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强制改造汉医，使汉医人员西医化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连规定的考试课目也几乎完全一样。可见，“中医科学化”的矛头直指中医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借“西化”来取代中医的科学原理。因为中医的科学理论一旦被否定，它的诊疗技术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蜕变为一种经验疗法。这是对中医在学术上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扼杀。
    1954年，针对贺诚、王斌的错误，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行政部门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和一些人的宗派主义观点，取消了对中医从业人员不合理的“进修”、“考试”规定，端正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使中医受到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人们没有把发生在中国的“中医科学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灭汉兴洋”以及世界各国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原因联系起来分析，也没有从中医学术上深刻认识“中医科学化”的严重危害性。因此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的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三、悖论形成的过程及危害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1954年至1958年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我们全社会对评价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上的五个糊涂观念还远远没有澄清，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中医理论与当代系统科学的内在联系上，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特点上阐明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科学原理。在缺乏科学基础的情况下，社会上对于医学发展的强烈需求和脱离科学现实的主观愿望，便演变为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因而逐步形成了困扰中医发展的悖论。从毛泽东当时对中医的多次讲话与指示中，可以看到这一悸论形成的大体脉络。
    自西学东渐以来，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工作，他始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硬搬西洋的东西，更反对“全盘西化”。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医，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他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1954年7月，毛泽东又一次指出：“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对中医举行考试，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了医院等”，都是未真正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的错误，按照“中体西用”的思想，他当时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西医“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全世界”。从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可以看出，尽管他并不真正了解中西医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内在的科学规律，但他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条认识的根本原则，承认中医的科学价值，高度重视中医的继承与发展，坚持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医的一些基本观点发生了改变。他在1956年3月26日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中说：“中医的经验很丰富，很宝贵，但是因为过去科学基础差，不能发扬。这是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根本原因”。在同年8月24日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又说：“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要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很显然，与两年前相比，毛泽东对中医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过去反对“旧医”、“封建医”的说法， 1956年他也给中医头上加上“旧有的”三个字。
    1958年10月11日，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为代表，形成了当代中医工作上的一个悖论。毛泽东的批示是：
    “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情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8年11月18 R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上述精神画龙点晴地强调说：“我国的民族医学遗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组织西医人员认真学习，继续努力加以发掘提高。”并提出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
    这一系列指示是自我矛盾的。既然承认中医学的科学地位，就应当允许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更新与完善。把中医的发展交给西方医学，这就意味着否定中医的内在科学性，或者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既然中医“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就应当承认指导临床疗效的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理论的科学性。指示与社论中丝毫不提这些理论，这就意味着对中医科学理论的怀疑，也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这一认识论原则的违背。况且，“宝库”一词常指尚未被现实广泛使用，藏之于密室而等待开发的东西，这也不是中医的历史与现实。从古到今，中医的生命力存在于临床之中，至今仍有数十万人在学习、研究、运用它，中医何曾入库呢？这其实是只承认西医的科学性，在自然科学中独尊还原性科学的局限性的表现。
    这个悖论用逻辑学的形式来说，则是：
    中医是科学的，因为它需要用西医的理论来整理和提高，所以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因为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并有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系统，所以是科学。
    这个悖论在正常情况下其实并不难破解。但是， 1958年是反右派运动尚未结束，大跃进运动正在高潮，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迅速膨胀的时候，况且这一悖论是以“文件”、“社论”形式布置，推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的。不需要讨论，没有人怀疑，用不着理解，更不敢反对。指示发出后，全国上下迅速以组织、人事等措施全面落实，由此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格局。这个悖论式的格局正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摸式极盛时期出现的，所以也就在体制上被长期固定了下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悖论式的格局，必然产生种种悖论式的问题。在这个体制中，主张中医沿着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与走“中医西医化”道路两者都符合“最高指示”的精神，但打“语录仗”式的冲突时隐时现，至今未休。在学术上，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公平讨论难以展开。除了因为“最高指示。以及管理体制这样一些令人难堪和无可奈何的问题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界内部在继承与发扬、泥古与离宗、特色与西化等方面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事纠葛、功利得失等切身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推不动、打不散、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矛盾。虽然出于学者的天性，常常有人发起一些学术讨论，希望剖析悖论以求中医健康迅速的发展，但往往遇到的是“不争论”的劝阻和“不利于团结”的警告。在这种格局中，虽然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逐步发展，人员队伍逐步壮大，但是，学术发展却曲折、缓慢，投入多，收效少，事倍功半，甚至失去了许多与当代最新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宝贵机遇。
    四、机遇和启示
   在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冲击下，中医处于“百年困惑”之中，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医在百年困惑中也在逐步发展，并且日见光明。从全盘否定、废止、取缔到“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医科学化”，再到今天的中西医并重、同步发展，这就是了不起的两大步。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的发展中有两个方面令人深感振奋。第一，继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来， 1985年中央书记处又作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1986年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1991年确定了“中西并重”的方针；1996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推动中医发展的方针政策。这是我国对发展中医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是对50年代“悖论”的拨乱反正。
    第二，世界上关于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发展模式的提出，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各国对传统医学的关注与需要…都显示了中医学发展的光辉前景。80年代以来，“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提出，以及已被广大中西医人员普遍认同的“中医药学是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观点，表明中国全社会对中医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随着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迅速缩小，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西方文化中心论”迅速崩解，多元性文化科学意识迅速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仍然固执地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点曲解中医，用还原性研究方法改造中医，则越来越显得背逆潮流、落后时代，也越来越失去了当代科学的支撑。这种形势不仅说明了中医学必将走出悖论的困扰，而且也给了我们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中医药工作者和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扩大科学视野，拓宽知识领域，确立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多元性观念。以文化人与科学家的明智与宽容，走出历史与功利的羁绊，共同为中西医营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共处环境。自觉、主动地调整科研思路，从“西化中医”、“改造中医”的历史偏见中解脱出来。
   第二，现在的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尚未摆脱50年代形成的格局。在深化改革中，只有打破僵化的、不利于中医发展的机制，才能减少束缚，增强活力，有利于中医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迅速健康地发展。
   第三，加强软科学研究，实现中医工作的重大方针与学术的全面接轨。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确定后，中医与西医在学术上的真正并重并未实现，许多具体的管理办法与“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不一致，也与中医学的特点不相适应。中医学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中医软科学是中医管理科学的基础。中医软科学研究得到了重视，具体管理才有科学依据，中西医并重的大政方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四，当前中医学术上的最大问题是要在当代科学之林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这是中医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使中医的理论体系在自身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在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争鸣和实践检验中一步一步推进。既要防止操之过急，更要防止再一次陷入“西化”、“他化”的歧途。
    “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这一点，在今天讨论中医学走出悖论困扰的时候，尤其值得我们时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