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却波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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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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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俞樾 “废医存药”《废医论》《医药说》
    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本文系统介绍他的《废医论》和《医药说》，并分析其思想根源及历史影响。
   
    俞樾(1821～1906年)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48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1］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废医论》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2］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
    本义篇：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原医篇：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否定《内经》的权威地位。俞樾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无本草之名”，因此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医巫篇：俞樾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脉虚篇：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中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的结论是：“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俞樾以《本经》为据，鞭苔中药的灵验。子仪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据此分析，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指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医药说》
    在《废医论》中，俞樾曾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
    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中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历史影响
    《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1］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5］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影响，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6］在余云岫的叙述中，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但他认可了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作分析研究。看得出，他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基本禀承了俞樾《医药说》的观点。基于这一分析，他得出中医理论必须废除，中医药物可以研究的结论。1926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又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再次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论：“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余云岫“把此文中稍可取法者借用无遗，如他论中医不可因历史久远而保存，即将医巫并称，完全是曲园旧套。余氏论中医脉诊之不可信则袭取曲园及郑观应两家之说而成”。［5］从章太医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为本”，［5］到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诸多论点，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俞樾“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医学界。民国时期，思想界甚至政界同样卷入了废止中医的思潮。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当然，思想界对于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他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政府方面也没有袖手旁观，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20多年里，不论北洋政府，抑或民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歧视、限制、取缔中医，在中医药领域采用了“扶洋抑汉”、独尊西医的政策。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摒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尤其是汪精卫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参考文献
    ［1］盛蓝.俞樾与医药［J］.医古文知识，1995，(1).
    ［2］俞樾.废医论.见：春在堂全书·卷四十五·俞楼杂纂［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13.
    ［3］俞樾.春在堂全书·卷九·春在堂诗编［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435.
    ［4］俞樾.医药说.见：春在堂全集·宾萌集［M］.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刊本.13～16.
    ［5］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59～60.189～190.
    ［6］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J］.学艺，19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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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郝先中
中国医药网。中医文献。

和氏璧

没有中医理论，中药如何运用呢？
现今的政策也大致如此。
就如同这个论坛的名字是“中医药论坛”而不是“中医论坛”

炎黄子孙

[这个贴子最后由炎黄子孙在 2009/11/12 06:00am 第 3 次编辑]

在《废医论》中，俞樾曾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

三大杀手病是常，
原非二医故为殃，
主流医学自当道，
糖尿病足锯脚快，
荒谬医学闭疗效，
大鼠小鼠权威讲，
最怜殿霞科学死，
苦为罗金瞎跟忙。

萧铁

[这个贴子最后由萧铁在 2009/11/12 08:14am 第 1 次编辑]

应该区分中医理论和阴阳五行哲理. 中医理论需要现代化改造, 对阴阳五行哲理, 说"废"虽然是刺耳些, 不过, 保留中医目前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承认其哲理启示历史的同时, 明确今后不再拿阴阳五行胡扯, 而以客观实体的表现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完善, 如下图所示, 却完全是有可能的 - 如邓铁杆已作了切割脏腑理论与五行哲理的示范. 继续往这个方向大步走就对了.

又: 大家转贴时, 可否明示原文作者, 也算是对别人的脑力劳动的尊重.

却波渔翁

本文作者：郝先中
中国医药网。中医文献。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11月12日 08:33am 时添加 -=-=-=-=-
谢谢萧先生提示！

却波渔翁

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 简论俞樾对中医药的态度转变
2006-12-19 06:30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丁兆平 :

　　近代史上，说到否定中医、废止中医，人们便会溯源到清末学者俞樾的身上。确实，因他最早提出否定中医中药，使他成为废止中医第一人（余瀛鳌，蔡景峰《医药学志（中国文化通志）》1998年）。俞樾（1821～1906年），浙江湖州德清县人，经学大师。其著述收入《春在堂全书》，卷帙繁富，凡一百七八十种近五百卷。俞樾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能够处方治病。
　　很多人都因为痛失亲人而立志发奋学医，但是同一种事情往往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俞樾的废止中医言论却是出于家庭不幸，命运多舛，亲人罹病，哀叹无助，愤然而发泄于医。也就是说，俞樾不说医学的好，其实是缘于“医患关系”的紧张，表现在一个著名文人的身上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痛快地发泄一番。
　　通过考查不难发现，俞樾出于对医学无助而发泄愤恨的废医言论，是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最后又是被他自己奉药倡医的实际行动所否定了的。他的废医言论并非坚决和一贯，有认识不断转变的过程，他的言论中不乏重视医药之说，并见其用中医理论指导驭药选方。晚年亲服药物却疾延年并施药他人的实际行动与效果，证明了他废止中医中药的言论是一种错误认识，这是其宝贵的自我否定。但即使这样，俞樾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废医言论，却仍被有些后来人奉为反对中医的理论基础。
　　医药无助愤而废医
　　俞樾享年86岁，可谓寿终正寝，可是他的家人却屡遭不幸。俞樾19岁（1840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后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废，1872年，长兄俞林溘然病逝，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1881年长子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1882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更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学者刘泽生认为：“俞樾个人生活的不幸，应是他提出废止中医非常重要的内因。”（《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这时的俞樾，是否对医药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得确定，但他以文献考据为依据的《废医论》提出的是十分明确的“全盘废医”的观点，“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而最终“医不可恃”、“药不可恃”，故只能“全盘废医”。俞樾认为治疗疾病的惟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去疾篇》）。
　　“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文献到文献，忽视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结论。”（郝先中《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而俞樾晚年恰恰对他所掌握的中医理论在自身和他人身上进行了实践并获得验证，所以他的“全盘废医”观点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废医论》变脸“废医存药”
　　俞樾后来的体弱多病，使这位“衰翁”（诗中自称）再也“不能坚持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了。医药相关，俞樾既然有病要药治，奉行药物却疾了，自然药不虚了；“药虚论”不成立，原来经考据而自圆其说的《废医论》也就不再成立了。但即使是在药物却疾之时，俞樾却不愿意推翻自己的《废医论》，而是折衷地提出了经过部分修改的《医药说》。
　　他转而说自己相信中药，作不足二千字的短文《医药说》（《春在堂全书•宾萌集补篇•卷六》），改换名堂来个“废医存药”，坚持割裂医药之间的联系，说医可废而药不可废，甚至还把中药汤剂与中药丸散对立来看。
　　俞樾认为当世庸医充斥，对自己没有找到高明的医生感到十分的无奈。“不知医”之医可废，而“知医”之医不可求，这正是他对自己亲人灾厄疾病却无助，不遇治病良医，转而将心头之愤恨对整个医学进行极端发泄的自我注脚。
　　说俞樾全盘废医和废医存药与他后来的实践验证相矛盾，还说他始终流于文字游戏，更有另外的证明。那就是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政府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
　　结语：俞樾的转变只差一小步
　　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配药兼施药他人，寿享86岁，他能够赖“药饵”却疾延年，施药他人也“往往有奇效”，正是由于他读过中医经典著作，是有中医理论的根基来指导驭药选方的。
　　俞樾对中医中药的实践活动，印证了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药学这一临床实践学科的科学实用价值。实践与实效是教育了俞樾的，他能够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不能不说他迈出了一大步。但只差一小步，否则他自己是完全可以消解他对中医中药认识上自相矛盾的怪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此需要另加强调的是，俞樾家中的疾病灾难，如果一定要怪罪到医学头上，其实有一条可能是他没有去想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近亲结婚对他亲生子女带来的伤害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孙子陛云丧妇后俞樾又为他聘表妹即绣孙第六女为孙妇，即俞平伯生母）。对于这一点，涉及到俞樾废医这一研究课题的学者中却少有人提及。

tjwj

“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因病致贫，原因何在？”，这些都在说一件事：假如今天的白衣战士们都是个体医生的话，也许早已成为白骨了，早就让人给砸死了。事实胜于雄辩！
白骨精喜欢干什么？吃唐僧肉啊！望世人好好地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再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到底谁是白骨精？古人到底在说什么？
医者，决定命运，关乎生死，不可不察也。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误国误民，害人害己呀！万物之生，惟人最灵，既灵于物，须爱其生。勿以阴谋陷人，勿以利器伤人，勿以药物毒人，勿以权势厄人。陷人、伤人、毒人、厄人者，明有国刑，暗有天罚，终难逃也。假如鲁迅先生今天还在的话，他应该呐喊出两句：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西医更是有意无意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