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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中医》自序(附求审稿)
《品味中医》
自序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稀世瑰宝。它和华夏文化唇齿相依,它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生共死。
中医,具有世人难以认知的文化、医学、科学以及美学上的极高品位,值得品味。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养生保健,繁衍生息。
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仍有不少华夏子孙矢志不渝、固守传统,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救亡图存,并以之抵御外侮。
品味中医,品尝中药,不但能够增进健康、延年益寿,还能砥砺您的民族气节、提高您的文化品位。
一代枭雄张功耀虽然张狂无比,但无功可耀。他蛊惑“告别中医”,也就同时背弃了华夏文化,背弃了中华民族。他就从思想体系到身体发肤,彻里彻外、彻头彻尾改换门庭,投靠了异族他帮。
我幼时乃一“医盲”,不具备丝毫医学鉴赏力。前半生也曾因此屡受西药毒害。仅仅是因为青霉素过敏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我才警醒,开始对西法、西药有所戒备。
而立之年,命运之神把我抛到湖南中医学院,我得遇良机开始品味中医,随后开始品尝中药,借以自保,并以之济世活人。后半生品尝中药的心得,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俱全,其味无穷”;后半生品味中医的结果,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值”。
兹将自己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各个层面上品味中医的心路历程和点滴体会公诸于众。作为“一家之言”,希望它能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子孙后代有所裨益;毕竟只是极为有限的个人半生经历,比不得那些世代相传的前辈大家,遗漏错讹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行家不吝教正。
何足道谨识
2008年8月18日于足道斋
附《品味中医》(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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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中医(求审稿,前半部)
征求意见稿
品味中医
何足道 德生 著
2008年8月
何足道自题小传
何足道,原名德生,丁亥年生,生肖属猪。从医之后自号“足道”,取所学(择)专业“弥足称道”之意;与“何”姓偶合,更有谦虚谨慎、勤勉好学之心。嗣后自立为“足道斋”斋主,泛舟学海,浪迹海角天涯。
出身家境贫寒,自幼勤奋好学。78年考入湖南中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常德四医院,恭拜地方名医谭俊臣为师,在院连续工作20年,历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中医科主任、联合医院院长。因不满医界“创收第一”与“经济指标”重压,不屑随波逐流、同腐共败,遂于2002年7月15日毅然辞去公职,由官办医转为民间中医自由人。膝下有一女,北京大学硕士;美国神经生理学博士(专业自择)。
平生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时遇中医危难之秋,遂成为献身中医的时代斗士;以“振兴中医,造福人类”为己任。
其人济世济人,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刚正不阿;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学医孜孜不倦,行医勤勤恳恳。
临床屡为患者带来健康,带来生的希望;带来诚信,带来实惠;救回能救的,送走该走的。挽回生命最好,不能也要减轻痛苦、减少耗费。
置身商品社会,信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务求万世名”,鄙弃“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利己主义和“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虚伪说教。
交朋接友遵从“平等互利”原则,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追求国家、医家、商家、病家四赢。认病友为衣食父母,不能同生共死,亦必同苦共甘。
纲 要
目录 2
内容简介 6
自序 7
题签 8
正文 12
第一篇 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12
第二篇 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13
第三篇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17
第四篇 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严重失误
及其经验教训 28
第五篇 试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兼论中医未来学
的方法论问题 40
第六篇 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 73
第七篇 中医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 84
第八篇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164
第九篇 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崛起 201
第十篇 世界中医热与中医国际化 217
第十一篇 中医劝学篇——补证“学中医难” 243
第十二篇 临证医案医话 260
第十三篇 医政管理杂谈 284
第十四篇 诊余随笔 289
第十五篇 杏林飞鸿 314
结束语 从幻想与空谈中挣脱出来 340
附: 主要参考文献 345
目录
题签
1、 吕炳奎/中医存亡
2、 崔月犁/自信自豪
3、 崔月犁/总结发扬
4、 黄培生/源头潮头
5、 李约瑟/人类遗产
6、 莫斐特/存入期望
7、 谭克陶/静候佳音
8、 刘炳凡/洪钟巨响
9、 刘炳凡/自其口出
10、 李 可/第一炮
11、 曾绍裘/中流砥柱
12、 肇恒达/拍案叫绝
13、 干祖望/藏头七律
14、 黄志成/原韵奉和
15、 巫祯来/藏头对联
16、 朱佑武/俊秀新枝
17、 朱佑武/力挽狂澜
18、 李肇夷/见解可贵
19、 邓铁涛/议论深刻
20、 李致重/炽烈呼声
21、 陈抽艺/相见恨晚
22、 谢锡亮/不朽之作
23、 冯爱华/十分精辟
24、 彭碧岳/很有道理
25、 江东进/道出心声
26、 吉文辉/两相维系
27、 张德英/卫道佳作
28、 小 尹/他乡故知
29、 鲁国良/获益匪浅
自序
正文细目
1、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2、石破天惊医学雄论——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3、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一篇屡遭压制的医学论文
按语
提要
3-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3-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
3-2-1发展中医还是取消中医?
3-2-1-1学习继承还是“动改丢”?
3-2-1-2唯象论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
3-2-2中医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3-2-2-1南辕北辙
3-2-2-2将帅玩偶
3-2-2-3电脑小议
3-2-2-4关于“多学科研究”
3-2-2-5所谓“生命力”问题
3-2-2-6有感于“纳入”
3-2-3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
3-2-3-1祝氏经络研究不足取
3-2-3-2系统论与中医学
3-2-3-3美妙幻想与“中西结合”
3-2-3-4中医光复希望所在
3-2-3-5应当让贤
结语
后记
附件:1、湖南省中医学会、谭克陶指导修改函
2、李致重先生来函
3、《北京中医》录稿通知
4、《中医杂志》专函
5、《健康报》载“钱氏设想”
4、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严重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引言
4-1中西医学“结合点”的寻觅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4-2-2解剖分析
4-2-3动物实验研究
4-2-4“证”的实验研究
4-2-5经络实验研究
4-2-6中药药理研究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结语
5、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兼论中医未来学的方法论问题
引论
5-1从相马术、相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2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5-3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5-4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5-5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5-6、“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5-7、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
结语
6、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
引言
6-1林中鹏“历史源流”说
6-2罗道凡“三段二变”论
6-3聂精保“中西分道”观
6-4张慰丰“纵横辨析”议
结语
7、中医特色和优势及其保持与发扬
引言
7-1特色和优势
7-2保持与发扬
7-3恭请“纯中医”出山
7-4把“中医诊疗所”建到乡村
7-5驳在中医特色与优势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论调
7-5-1“扬长补短”析
7-5-2小议“吸收科技新成果”
7-5-3中医学“可重复性很小”吗?
7-5-4评“挑战说”
7-5-5驳所谓“中国医学落后论”
7-5-6“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新典型
7-5-7变则死绝,不变犹存——评蔡何“鼓动中医哗变论”
结语
8、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引言
8-1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8-2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8-2-1中西汇通论与反难汇通论
8-2-2中医改进论与中医科学化
8-2-3中西结合论与中医自主说
8-2-4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独立论
8-3“复古”“崇洋”新论
8-4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小结
附: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图示
9、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崛起
9-1人类“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
9-2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向及其不谐潮流
9-2-1总趋向
9-2-2不谐潮流
9-2-2-1鼓吹历史虚无主义
9-2-2-2散布“归并”幻想
9-2-2-3幻想“长生不老术”(药)
9-3关于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9-3-1罗勃特的“学术王国”
9-3-2爱因斯坦的“惊奇”
9-3-3李约瑟的“灵感”
9-3-4洋人的“阴阳论”
9-3-5卡普勒“整体医学中最有力的实例”
9-3-6沃诺佛“善于观察的真理”
9-3-7恩树德“差别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9-3-8满晰博“现代和将来的科学”
9-3-9家本诚一“现代依旧适用”
9-3-10洋人“针灸学家的圣经”
9-3-11高木健太郎“针灸是一种可期待的医术”
9-3-12洋人“试图吸收这种一元化的方法”
9-3-13任应秋、华国凡、金观涛“科学史上的奇迹”
9-3-14孟庆云“唯一保留最完整的学问”
9-3-15王琦“宝贵的借鉴”
9-3-16唐民皓“中国医学的力量”
9-3-17郑群“凝聚中华民族的天然功能”
9-3-18李惠治“迎接人们的将是中医理论体系”
9-4从“孔明借东风”到“严新降喜雨”
小结
10、世界中医热与中医国际化
10-1世界中医热的产生、现状及其趋势
10-1-1现状和趋势
10-1-2背景和根源
10-1-3两条路线、两种方法、两样结局
10-2中医国际化战略问题初探
10-2-1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迫切需要
10-2-2输出中医不是输出“世界语”
10-2-3再创造而非照搬
10-2-4战略目标和行动步
10-2-5汉语国际化是前提
10-2-6翻译问题至关重要
11、中医劝学篇——补证“学中医难”
11-1 难学之最?
11-2 难自何来?
11-3 迎难而上
11-3-1 跟师学习,学医攻文
11-3-2 中医大家的成功经验
11-3-3 “西学中”如此方见成效
11-3-4不畏中医学难的“洋中医”
11-3-4-1满晰博
11-3-4-2乔治。赛瑞
11-3-4-3泽泻久敬
11-3-4-4库莫尔
11-3-4-5做学问的楷模——李约瑟
11-4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小结
12、临证医案医话
12-1话说“感冒神汤”
12-2留胆治结石,中医是首选
12-3腹痛灵验案
12-4经方自有回天力,休言西方月亮圆
12-5胃癌治验
12-6印尼悬壶实验录
12-7濒危脑癌重获新生,中医中药花开椰城
13、医政管理杂谈
13-1就中医战略问题致中央党政领导
13-2就“八老上书”致朱容基总理
13-3就“中医条例”致温家宝总理
13-4“西医管控中医”局面亟待扭转
13-5复兴中医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13-6中医快要亡矣,中医已成绝学
13-7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肩负历史重任
13-8挑战流感瘟疫中医文告(1、2号)
13-9巨星产业——“中医之家”策划书
13-10创建“东南亚白血病、癌瘤中医救治中心”设想
13-11敦促卫生部长辞职
13-12讨“药品回扣”檄
13-13讨X护院檄
14、诊余随笔
14-1 试论中医临床学的寒热分流
14-2 我对干老“病名看法”的看法
14-3 为中医药无端遭谤鸣冤叫屈
14-4 中医大智慧
14-5 光复中医宣言书
14-6 读《思考中医》
14-7 休将国宝抛脑后
14-8 莫把我放火锅上煎
14-9 当归补血汤方义初探
14-10方歌研究导论
14-11论汪昂汤头歌诀的历史贡献
14-12修园医方歌括赏析
14-13方歌趣编
14-15向古医籍校勘者进一言
15、杏林飞鸿
15-1致李约瑟
15-2致崔月犁
15-3致崔桓寿
15-4致李 枝
15-5致青年中医
15-6致永庆学兄
15-7致女儿女婿
15-8致张晓彤
15-9致朱文锋
15-1窘答黄三问
15-1唱和李今庸
15-1悼念吕炳奎
15-1复时乐同学
15-14复陈伟先生
15-15致周然宓教授
15-16致中医杂志编辑部
结束语——从幻想与空谈中挣脱出来
1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关头
2更需要哲学的睿智与沉思
3年轻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4魔鬼的诱惑和永动机的梦幻
5过去、现在与未来
附:主要参考文献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观点,依据英国李约瑟、德国满晰博、日本泽泻久敬暨中国崔月犁、吕炳奎、任应秋、付景华等知名科技史家、汉学家和医学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总结了近代尤其是近50年来中医发展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医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方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科学预测,回答了国内外学术思想界迫切关心的东西方文化和中西医学术关系问题。
这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跨世纪振兴中医的宣言书,是20世纪90年代“舌战群儒”的新篇章,是拯救中医学术的力挽狂澜之作。它既是医务人员学术生涯的益友良俦,又是各界朋友寻医问药的忠实向导。全书50万字,行文摆阖自如,说理透彻有据,医文史哲并茂,三教九流兼蓄,胆识俱壮,观点新颖,极富创见,论证方式不拘一格。
本书拟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卫生官员进行宏观决策提供咨询;亦可作各界人士洞察中外医学概貌暨卫生保健指南;尤为中医药院校师生和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及自修的案头首备之书。
除外医学价值,该书语言酣畅、文笔犀利,可读性极强;尚具有相当语言学、教育学、美学价值,是一部现代论说文样本。书中立论、驳论——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驳结论、驳推论以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诸手法一应俱全。
《品味中医》自序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稀世瑰宝。它和华夏文化唇齿相依,它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生共死。
中医,具有世人难以认知的文化、医学、科学以及美学上的极高品位,值得品味。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养生保健,繁衍生息。
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仍有不少华夏子孙矢志不渝、固守传统,世世代代品味中医,品尝中药,借以救亡图存,并以之抵御外侮。
品味中医,品尝中药,不但能够增进健康、延年益寿,还能砥砺您的民族气节、提高您的文化品位。
一代枭雄张功耀虽然张狂无比,但无功可耀。他蛊惑“告别中医”,也就同时背弃了华夏文化,背弃了中华民族。他就从思想体系到身体发肤彻里彻外、彻头彻尾改换门庭,投靠了异族他帮。
我幼时乃一“医盲”,不具备丝毫医学鉴赏力。前半生也曾因此屡受西药毒害。仅是因为青霉素过敏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我才警醒,开始对西法、西药有所戒备。
而立之年,命运之神把我抛到湖南中医学院,我得遇良机开始品味中医,随后开始品尝中药,借以自保,并以之济世活人。后半生品尝中药的心得,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俱全,其味无穷”;后半生品味中医的结果,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值”。
兹将自己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各个层面上品味中医的心路历程和点滴体会公诸于众。作为“一家之言”,希望它能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子孙后代有所裨益;毕竟只是极为有限的个人半生经历,比不得那些世代相传的前辈大家,遗漏错讹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行家不吝教正。
何足道谨识
2008年8月18日于足道斋
题签(撮要)
1、吕炳奎/中医存亡 (见改版图文15)
2、崔月犁/自信自豪 (见改版图文 )
3、崔月犁/总结发扬 (见改版图文 )
4、李约瑟/人类遗产 (英)(见改版图文 )
5、莫斐特/存入期望 (英)(见改版图文 )
6、黄培生/源头潮头 (美)(见改版图文3 )
7、谭克陶/静候佳音 (见改版图文19-1)
8、刘炳凡/洪钟巨响 (见改版图文8)
9、刘炳凡/自其口出
刘炳凡先生专函
何足道同志:您好!
大著《中医存亡论》已通篇敬读,其观点明确,文笔犀利,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重点反复读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大著引李约瑟论断:“中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这是高屋建瓴,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大著引用相关资料90篇,从多途径、多角度、多层次论证了这个问题的焦点,亦即中医“整体调节”,西医“分析归纳”的差异所在。
然而,功底浅薄的中医,不能扬长避短,在临床上常“被炎症牵着鼻子走”(湖南已故名医夏度衡教授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题西林壁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写照借以揭示了“中医向何处去”的真谛(自注:造诣不深者,“不知”自我违反了中医本身规律,几乎被异化而非同化,此心所谓危,而不是杞人忧天,我有同感!!!)。
现实说明,由于全球疾病谱的转变,导致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转变,亦说明西方医学所追求的方向,恰恰是中医固有的特点。人类将真正开始对东方文化及中医学的重新认识,从而最终导致古代东方文明的回归,以及药物向大自然的回归。这就是时代要求的中医中医要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显示其特点特色以提高临床疗效——这是中医的生命力。要建立民族自信,科学自信,理论体系,价值观念,以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等,他们革故鼎新的成就,就是当时的中医现代化,使得中医学与其同时代的需要同步发展……”(郭子光语,见《中国中医药报》1996、5、13)
目前,发展中医药是国家卫生工作三大战略之一。中医向何处去?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事关民族兴衰,“滋苗者必溉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根深者叶茂,源远者流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以为然否!此复
敬礼
刘炳凡
1996年5月18日
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刘炳凡先生,通篇审读送审稿,撰成此篇,并赋六言贺诗,且代为校勘错别字,勉励作者:“人有奇才先敛抑,天降大任必艰辛”。时年86岁。
10、李 可/第一炮
李可先生来信
足道老弟:
上午接读大作,心潮澎湃,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胸中几十年郁结的闷气,豁然开朗。欢喜雀跃,不能自已,泪飞顿作倾盆雨!你的出世,预示着国运将兴,中医气运将兴!大作的问世,中医群英战非典的胜利,以及稍后的《思考》问世,标志着21世纪中医生死存亡大决战打响了第一炮!你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冲锋在前的大无畏勇士!仅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疾长你14岁,而学识、经验十分浅薄,不过是60年代赤脚医生出身的一名老中医而已,何足道哉!但中医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的点滴经验对中医复兴大业还有一点作用,同意您摘入大作。
我的经历告诉后人,一个60年代初中未能毕业的赤脚医生能做到的事当代青年中医,只要具有中国人的骨气和民族自信心与豪情,走出误区,拨乱反正,回到经典的路子上来,刻苦努力,以济世救人为己任,便人人可以做到,而且比我做得更好!
李可
丙戌年三月廿三日 灯下病榻
11、曾绍裘/中流砥柱(见改版图文21-1,2)
12、肇恒达/拍案叫绝
肇恒达先生来函
何足道先生:您好!
近日得阅您的大作《中医存亡论》,我一边阅读一边不由得想给您写信取得联系。现全书我已读完,不由得拍案叫绝。我可以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对现在(目前)中医评论的最正确最完美最合时的书。中医学是人类宝贵的文化(不仅是遗产),而且是超前的特异科学,确实是远超世界水平的。
我是中医师。既是“土大夫”,也是曾经“名扬四海”的医生(亚运捐资之最,全国多次报道)。我今年60多岁,手中经历的许多事,北京以至外国大专家名医院宣布必死的病例,我按“纯中医”辨证简明干脆爽快利落的“手到病除”的病例很多。从这经历中,我深悟中医的伟大价值。而且深深体验到人类至今没有从主要方面肯定和认定“中医学”,任其自生自灭地消亡下去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进步发展中的一种悲凉。如同自然环境日趋恶化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引发出“从量变到质变”的“爆发与飞跃”。另一种令人气愤的现象是很多不懂中医的人在长篇大论地“指导”中医,实质上是在毁灭中医。
我想“道不同”无法谈通,“道相同”不难沟通。
对于千万生灵存有爱心的话,人们就会关心中医学,不能眼看着很多人被“非中医”的“合理”地残伤,……。
望进一步联系。
祝
好!
肇恒达
1997、6、7
12、干祖望/藏头七律(见改版图文4)
13、黄志成/原韵奉和
黄老志成奉和干老
次韵奉和干老为何足道道长
《中医存亡论》题诗原玉
何时杞士枉忧虑?
足见心波不起谰。
道贯古今忘岁月,
中华天地达生观。
医家自持痌瘝志,
存者岂宜心血干。
亡祖歧黄传世久,
论文宇宙任严寒。
福建永春街尾227-229号
杏安堂诊疗所 黄志成
(自谓干祖望教授门生)
丁丑年八月
14、巫祯来/藏头对联 (见改版图文5)
15、朱佑武/俊秀新枝 (见改版图文28)
16、朱佑武/力挽狂澜 (见改版图文 )
17、李肇夷/见解可贵
18、邓铁涛/议论深刻 (见改版图文7-1,2)
19、李致重/炽烈呼声 (见改版图文 )
20、陈抽艺/相见恨晚 (台湾)(见改版图文6)
21、谢锡亮/不朽之作 (见改版图文20)
22、冯爱华/十分精辟 (美) (见改版图文9)
23、彭碧岳/很有道理 (美) (见改版图文16)
24、江东进/道出心声 (见改版图文12)
25、吉文辉/竭力推荐
吉文辉教授来函
何足道先生 :您好!
……
我十分同意您有关中医药学方面的论述和见解,也十分感佩您的执着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技。祝愿您能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向世人和政府展现中医药巨大的生命力。
中医药的命运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维系在一起。近现代以来一直遭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冲击。造成中医如此危机与坎坷,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行政的过度干预,模式化管理;二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与传统的隔离;三是现代人生活方式造成的与中医学宗旨有违的医学价值观。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被丑化了的传统文化)的命运,则可明白中医学目前的命运。
读书人当有陈寅恪式的执着精神,尽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天职而已。文化的演变当以数百年为一计程,非当代人所能预料。
以上所论仅供参考。
请再寄《中医存亡论》二十册来,书到后即汇款……。我将竭力推荐大作。
今寄上近作一篇及提案、杂感各一则,敬请指正。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时很难及时复信,敬请原谅。希望不要影响您来信!
顺致
新年愉快!
吉文辉
1999、12、30
26、张德英/佳作上品
张德英先生函
何先生足道:
真乃三生有幸,您我得会于京城!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使我们一见如故,心心相印。回石后拜读大作,聊解耳之寂寥。观其文,如其人,语言诙谐而幽默,笔锋犀利而干练,旗帜鲜明,内透豪气。言吾之欲诉,道吾之心声,诚中医卫道之佳作,实扶正祛邪之上品。愿君再接再厉,早出新作,再造辉煌。
先生在京有言,似存山野之志,悬壶于农村,救济于民众。诚善良之心,慈悲之怀,众医当取也。但余窃有异议焉:以先生之才,当更图进取,未可归隐,中医卫道乏其志士,中医传道少其人才,吾侪当做园丁,育万千中医之佳禾;吾侪应如药石,于医林奏扶正达邪之功。至于隐林泉,乐山野,应俟之以老年,它日事也。
大会之所得,余已初步整理,近日始将给众学子分头做几次学术报告,以冀启其悟,助其成,为我中医之后继。君之大作,随之宣传。浅陋之见,未知然否?
此致
祝事业有成,诸事顺利!
愚弟 张德英
97、11、26
27、小 尹/他乡故知
民间中医 »正本清源»建议何足道先生出<<医案集>>
蛋炒饭1981
新手上路
UID 15218
来自 湖南长沙状态 离线
他乡遇故知!
何足道前辈:
进入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的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拜读了您的专著《中医存亡论》,真是心潮澎湃,感概万千,书中的众多犀利的观点至今深深地影响者(着)我,感动者(着)我,我经常和同学,学生评价该书的问世打响了近代中医复兴的第一炮!您也是开启为中医事业复兴大炮的第一人!书中很多病案我至今记忆犹新,经常作为教学病案引用!您的《新编方歌》更是我学习方剂的得力助手,我记忆方剂学中大部分的方剂都是用您的方歌,或者稍加该(改)造,现在很多方剂歌决(诀)都能脱口而出!现在能在临床用中医治病,得力于方剂的娴熟,也得力于前辈该书的帮助!饮水不忘挖井人,一直未能如愿,今天在民间中医这里看到你的帖子,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不知道前辈最近是否安康?据图书馆的杨老师说您去年层(曾)回过母校,但匆匆而去!听他说您去了国外?
总之,后生祝愿您好人一生平安!
后生:小尹
丙戍年霜降前后于长沙杏林学府研究生楼
28、鲁国良
获益匪浅
几年前我结识了一位同业朋友,……名曰何足道先生。此君学问渊博,精通中西医学理论及其辨治之利弊。近十余年来,他为了弘扬中医药的学术理论,保护中华民族的国粹,付出了不少的艰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的大作《中医存亡论》一书,论点鲜明,论据确凿,颇有独到之见解,读后使我获益匪浅。
《 逰踪絮语•常德忆故》
正文
第一篇 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症结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统医学为举世所瞩目。中西医学关系成为学术思想界最热门的话题。继“核弹热”、“电脑热”之后,世界上居然冒出一个经久不息的“中医热”。在西方科(医)学日新月异并势不可挡地推向全球的今天,历经数千年的古老中医学非但未被淘汰、被消灭,反而以其盖世无双的雄姿伟态招来百凤求凰。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中医热”,把不少一流学者乃至科学巨匠也卷了进来。著名英国学者、汉学家李约瑟即是其中之一。
在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的相互关系这个当代引人入胜的医学理论课题时,已故英中了解协会会长、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作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于1984年在日本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学术讨论会上,重申了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观点,即: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
这是一个值得世界医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首先是中国医学界特别珍视的重要科学论断。它对热衷于“中西结合创立中国新医学”30余年而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中国医学界尤为重要。李氏论断之所以科学而宝贵,绝不仅仅在于它的提出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世界科技史学权威,是一位在中国科技史方面有极深造诣的汉学家,是一位真正称得上“中西兼通”的学者——毫无疑问,这是该论断由以产生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后盾,更主要的,在于它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以来所进行的“中西汇通”和“中西结合”的经验教训,从科学技术史和哲学方法论角度对中西两大医学体系的“不相容性”作了深刻揭示和科学预测。虽然李约瑟博士还不能被称为临床医学家,但他的重要论断却极其深刻地反映了中医、西医和中西结合医在当代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作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进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指导性、决策性意见。
因此,尽管在东京会议上当场就有日本学者提出异议,声称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则还是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医学合作的。其后中国亦不乏冒失者撰文批驳,扬言“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结合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这些反调却像“先天不足”复加“久病大亏”“脉微欲绝”,显得如此苍白而软弱无力,肤浅而缺乏功底,以致虽然针锋麦芒,但却无损于李氏雄论一根毫毛。
李氏论断之所以应当受到特别珍视,是因为它不但对于拯救支离破碎、濒临失传的中医学术如同及时春雨,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卫生大政方针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世界医学乃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导向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氏论断推迟采纳一分钟,给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损失都是难以估算的。
遗憾的是,李氏论断至少已被闲置了十年。其原因不外是,它对于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当权者说来,无异于凉水一瓢、当头棒喝,是颇难承受的“逆耳之言”。这些人多年来在与李氏论断相悖的轨道上运行,尽管离既定目标日益遥远,仍急速下滑而不能制动。他们何曾想到:李氏论断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可谓金玉良言、无价之宝!它不应当被束之高阁或拒之于千里之外。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善于听取和容纳逆耳的真知灼见。
回溯中国50年来即连国内一流的专家也感到有点走不下去了因而“苦恼”的“中西结合”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法算清的糊涂账。若认真算起来,恐怕不下几百亿人民币;尤其是耽误了一批数量不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认真算起来,恐怕不少于几十万人。如果我们坚决采纳李约瑟的意见,在医学界来个拨乱反正,那么中医药学术将获得拯救与弘扬,而且中国西医也将获得稳步发展。反之,若将李氏金玉良言拒之门外,甚至接过“中医现代化”的时髦口号,继续按“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的老路滑下去,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用智慧和生命铸就的中医瑰宝,便将活活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其对中医事业乃至祖国建设将要造成的巨大危害,就绝不会是几百亿人民币和几十万人的问题了。李氏论断不是一道强迫我们接受的“圣旨”,拒绝接受断无杀身之祸与蹲牛棚之苦。唯其如此,才更应当受到为强人所难的“圣旨”所无法获得的必要的尊重。作为一位足踏东方文化实地的杰出的科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挚友,李约瑟博士的真知灼见理应促使我们认真反省一下中国中医的发展历程,从中引出可资借鉴的惨痛历史教训。
只要稍稍具备一点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勇气,就不难发现和提出:50年来的“中医政策”,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不是重视、关心和发展中医,而是在重视、关心和发展中西医结合,一厢情愿地在创建超脱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的所谓“中国新医药学”。只是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状况才有了一些转变。转机一经出现,中医事业和学术便一反萎缩局面,如雨后春笋,一派勃勃生机。
由此我们和某些人看法迥异:所谓“中医问题的症结”,绝对不是什么“中医理论不科学”(前科学、潜科学),更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关于“伟大宝库”、“宝贵财富”的指示错了,国家对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并存”的方针错了,更不是宪法“要发展传统医学”的规定错了。
那么,中医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中医政策”(以“中西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西方近现代科医学理论改造中医为单一途径,以创建“中国新医学”为终极目标)贯彻50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过问,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抓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投入的人、财、物不可谓不多,何以那个拟议中的“中国新医学”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导致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日渐消亡了呢?
关键在于,以往的“中医政策”名不副实。它由名义上“扶持中医”,蜕变为实质上消灭中医。它应该改称为“新医政策”。它关心的并非实实在在的中医,而是子虚乌有的“新医”。这就是中医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篇 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提要:本文从世界医学史角度,论述中西医学研究对象的形同实异;深刻触及了医学发展战略的根本课题,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结论。
千百年来,医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困扰医学界但鲜为人察。它是医学进退原点,关乎既往医学评价和未来医学发展。对此轻忽以待,导致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志士误入迷津,酿成研究方向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患者误投医门,招致终身残疾甚至枉失健康与生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门类,均以其研究对象界定其研究领域或范畴。诸如: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则以自然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前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均以特定现象为对象,并互相区别。以此类推,人类医学理应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与前列诸般科学门类相区别,同时也与医学大类中的“牲畜医学”相区别。
作为名实相符的“人类医学”,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其理论无一不是从人类疾病临证观察研究中得来,又回到人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机个体。”
西医学是否恪守这一准则?很少有人质疑。认真考察一下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当代一个引火焚身但引人入胜的天大理论课题。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波克拉底(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试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为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进展,更未成为主攻方向。
进入盖仑时代,西医发生巨变。首要、根本的改变,即将研究对象由人体(活体)改换为“尸体”(或辅之以动物)。研究场所也随之由临床转移到实验室。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由“大忌动刀”转而随心所欲地“挥舞利刃”。其后所得概念、术语、结论、效果及其评价标准,均发生一系列改变。盖仑不可谓不聪明。但他在“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前途与命运的最关键问题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尸体与活体、动物与人类、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划了等号。其后西方医学的精英们即迷而忘返,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将从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中得到的认识,从实验室和试管中得到的结论,移行到临床上,应用于活人诊疗。
现代西医已分化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大部份。前者以“非人”为研究对象,后者才以人类疾病为对象。很可惜,以人类疾病为诊治对象的西医临床医学却受制于以“非人”为理论研究对象的西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研究通常并不以人体和临床现象为观察研究对象。其条分屡析的“科学结论”,并非直接从人体和临证中总结得出,而是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先行造好,再拿到临床上实证应用;纵然偶尔从临床猎取一些人类疾病现象( 更多是在人工精养的动物身上“仿制”人类疾病现象),但在置入实验室和试管过程中,又将其人为变换成与世隔绝的孤立、片断和僵死之物,割断其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抽掉其作为生命特质的活的灵魂,很难说它符合人类疾病规律。但它却规定、控制、指导西医几乎一切临床诊疗活动。与其说它在给人治病,毋宁说它在“把人当机器,运用数理生化定律和手段重塑人类”——用手术利器毁坏其经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然结构与生活习性;用化学毒品摧残其与天地时运相谐的固有生存与防护本能。
质言之,正是某些中国学者竭力推崇的“尸体解剖”和“实验方法”一举改变了古典西医研究对象,神鬼不觉地将其引向脱离人类医学的歧途。西方医学与其说“在方法论上走进了死巷”(德国满晰博语),毋宁说它“尚未走进人类医学殿堂”;或更确切地说它“刚由希氏迈进第一步,随后便由盖仑拉向邪道”。
张机与盖仑不同,他并不为《内径》尤其《难经》的解剖记载和人死后可“解剖而视之”的经文所动,而是将人死(阴阳离绝)前后相区别,将人与牲畜相区别,稳稳抓住活体和临证不放,对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毫不问津,从而牢牢把住了人类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大舵。足见在“研究对象”这个关系医学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张机“技高一筹”。在调控抢救实际疾病的能力和有效性方面,盖仑与张机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在攻占人类医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中国则“捷足先登”!
不是我要存心贬盖仑。他当时基本上不会也不能看病——他因弄不清人体结构而不得不忙于解剖探索;生理、病理、微生物、细胞学、遗传、免疫、基因等等全是一抹黑,等待配套;更加所用西药缺如,亟待后人研制;抗生素在其千年之后才有。如此情境,任谁看病,也是说多难有多难。
不是我要刻意褒张机。仲景虽然对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一无所知,更不懂英语,但他头顶蓝天,脚踏实地,背靠青山绿水,胸怀华夏传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草木皆为我用,金石化为神奇;有如神兵天降,跃马横枪,驰骋沙场,救死扶伤,纵横捭阖,挥洒倜傥。即使今日,中外何人能比?!
因此,张机荣膺“医中之圣”人类医学桂冠,无人能与之争雄。中国中医世代以张仲景为楷模,事亲济人,活人无算;衍化出一个繁荣昌盛、盖世无双的中华民族。若非不肖子孙争相毁弃,中国早已成为举世膜拜的“医学圣地”;中医早就畅行世界、繁衍人类啦!
盖仑因为在医学发展战略和方法论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小聪明、大糊涂,误己误人,贻害无穷。时至今日,小起感冒等常见病多发病,大至癌症、白血病等疑难重病,尽管已有西医仁人志士良心发现做出临床效价反省评估,但其迷失方向的豪华医学战舰已经撞向冰山而欲罢不能(总有一天要推倒重来);全世界仍然无时无刻不见“抗生素”泛滥成灾、“手术刀”寒光迸射、“放化疗”(镭钴化学剧毒品)横行无忌。医界内外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本已陷入绝境的癌症、白血病患者,又遭西方“高科技”无情追杀——难怪善良的网民网上惊呼:“西医杀人无过,中医救人无功!”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应(能)采取的研究方法。张机紧扣人类医学研究对象只能选定两相适应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方法。盖仑撇开不可移易的人类医学固有对象所精心设计的解剖试验(还原分析)方法,一举改变了西医理论研究对象;导致中西医学自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致使中西医学成为“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并具备“不可通约性”而绝难融合。
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高瞻远瞩,自始至终扣住活人及其疾病为其整体观察与调控对象,故其以活脱的概念和语言所阐明的医学基本原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医学流派,都更加切合人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以之指导临床,在很多方面和场合常能达到西医难以企及和不可思议的神奇疗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实验室产生的“应激学说”无论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在长达50年中始终“找”不到“适应性疾病”;无论“生物导弹”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具有怎样的“魔力”以及在动物实验中获得如何“满意的进展”,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仍无法在人身上取得突破;不少化学毒品勉强用于临床,又由于效果欠佳或毒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不是从人类疾病本身得出的结论。
由此不难理解,西方医学不少学说何以经受不住临床检验而短命夭折;西医诊疗方法和药物何以“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经典”何以能饱受磨难而垂范千古;“中医经方”何以能历经千年而其效不衰。
中西医学的所有巨大差异都是从“实际研究对象不同”这个根本分歧点派生而来;因之最终导致二者“貌合”而“神离”。它与东西方社会、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前述各项不能据以解释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上述诸方面无论怎样不同,类似西医的解剖和实验方法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而且至今犹存;而类似中医的传统(整体调控)在古代西方亦曾发生;其后不但没有绝迹,而且当代再现“东山再起”的趋势(东方回归)。所谓“中国缺乏产生解剖学的土壤”云云并无根据。解剖实验方法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处一隅,乃是中国先贤在权衡利弊后的主动放弃。
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业已彰明:中医世代坚持认定人类疾病规律只能从其本身直接观察研究中取得,只能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舍此别无它途。因此,它坚定不移地始终以人类疾病为观控对象。盖仑错误以为人类疾病的诊疗规律可以从尸体和动物身上取得,因此他放弃了对人类疾病的临床直接观察,一跟头栽进实验室,换以尸兽为其理论研究对象,把人类疾病降格为纯粹“应用对象”,从而取消了它作为人类医学“不容替换的固有对象”和“唯一理论源泉”的资格。
由此可见,中医并不像某些“权威”或政要(外行)渲染的那样“原始”和“落后”。被人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非彻底摒弃不可的中医学,是尔等极难识别的“旷世瑰宝”。她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已经“缓慢”(实为“稳步”)发展到如此境界:在西医看来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免受刀下之苦而保存完体;其康复程度反而比手术更高,费用更省。而人类种类繁多的常见病、多发病乃至不少疑难怪病,服用天然生药,比化学药物效果更好、毒副作用更小。因此,在决定手术和服用化学毒品之前,先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已成稀世珍宝寥若晨星。伪劣假冒者太多)瞧瞧,也许是绝对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相比之下,中医学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如一日,千百代竞相传承,在人类医学领域艰难但却极富成效地探索着。她集以往人类医学大成,已获得相当可观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明乎此,才不会对医学理论界流传的“中医学代表着人类医学未来发展方向”一语感到惊愕。
据此,美国医学界将中医等列为“替代医学”的提法(这一开明提法较前排斥中医于医学之外的霸主态度有所进步且使传统医学界人士受宠若惊),纯属“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医学乃关系全人类健康寿夭。它需要最大限度的民主,容不得半点“霸道”。
当然我们也不能“得理不饶人”;不能完全否定“权宜之计”的合理性及其在医学界的存在价值。这是因为人类医学将永远面对一时难以弄清机理而又急待处理的新的病人和病种,因而无法彻底摆脱束手无策的窘境。作为权宜之计和必要补充(换以通俗的话说,“没有办法的办法”),现代西医尽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医学”,但却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接近于人类医学的、迫不得已时可以借(愿)用而可供选择的“非医科学”——与经典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同出一辙(拼合而成)、同属一类。所以,它仍然是绝对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无论西方或东方,无论现在或将来(尤其在中医尚未被世人正确认识和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不管融合或取消其中任何一方或两方,都会使世人深感惋惜或不能适应。因此,笔者虽不无偏激地认为医学大是大非不容混淆而在所必争(不争不明),但对“中医西化”和西医“东方回归”(即中国官方倡导的所谓“中西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医学”)均持保留意见和谨慎态度。笔者坚持认为,“中西医学平等”“两样货色齐备”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现实的最佳选择。
结论:让中西医学比翼齐飞,以共襄人类健康大业。
注:本文于1993年3月首次发表在作者母校《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第13卷第1期;同年5月送展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94年4月在“首届世界传统医学研讨会”(北戴河)大会宣读。后收入作者专著《中医存亡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本次重新发表有重大修改。
第三篇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与钱学森教授商榷
(一篇屡遭压制的医学论文)
按语
提要
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
结语
附件
按语:
“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与钱学森教授商榷”( 原题“就中医发展战略问题致钱学森同志的信” )一文, 是作者潜心中医发战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凡八年 , 历时一月撰成。该文经湖南省中医学会指导修改并审阅通过 ,转呈“全国中医发展战略研讨会”( 1986.11.成都 ) ,因“观点可取,方式不当,火药味太浓”而落选。次年3月在湖南省中医学会年会( 长沙 ) 大会宣读,在全体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同年被“全国第二届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 1987.10.北京 )录取,并被通知在《北京中医》杂志发表。作者作为正式代表被邀请参会。但会上风云突变,该论文横遭扣压;京志刊登事亦随之取消。此举激起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强烈不满,并引发“激惹效应”,反使本篇成为此次大会最“抢手”的论文。时值中共十三大召开。作者有所顾忌没有采取抗争行动。但在大会秘书处的巧妙安排下,代表们仍通过不同渠道拿到论文并争相传阅。会中, 身为出版社编辑的两代表会见并约请作者将其扩充为专著,遂有《中医向何处去--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书稿问世,原文列为第三章。十年后更名为《中医存亡论》,由崔月犁、吕炳奎题签,北京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受到行业内外专家名宿和广大读者赞赏,被誉为“医学洪钟”“不可多得之佳作”。当然也遭到中国科学院某“院士”诅咒: “……一天到晚中医存亡论,沉思论”( 难道这也叫“院士”的评论或批判?!“沉思论”实为《中医沉思录》,由前卫生部长崔月犁主编)。但在审稿过程中, 作为本书基础和骨架的第三章又被强行删除。此前这段文字曾由《医学与哲学》以《关于建立唯象中医学的认识》为题摘要发表在1990年第7期,并由《窗友》(内刊)全文登载。
该文讨论中西医学关系,涉及医政管理大要。 究竟犯下什么过错或是违犯了何种天条? “ 双百方针 ” 何在?“人权 ” 何在?相关责任人的行径是否侵犯了传统医药学的生存发展权以及宪法赋予作者(公民 )的人格尊严和民主权利? 作者至今投诉无门不得其解。今特于网上发布,以就教大方;一正作者言行,二遏政界、学坛少数权贵的违法行径,以期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强国利民。
提要
本文采取书信方式对钱学森教授所提“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提出商榷,揭示出钱氏设想系历史上所谓 “中医科学化”主张的重提和深化;尖锐指出该设想将把中医发展导入歧途。
中国科技协会主席
尊敬的钱学森教授:
您是深孚众望的著名学者,更是我向来崇拜的大科学家。您在增强我国国防力量,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建立了卓越功勋, 与中国“三钱”一道,使几乎所有热血青年倾倒。 我是一名青年中医。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自身命运的关心,我仔细拜读了《健康报》所刊您提出的“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作为众望所归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新任全国科协主席,您对中医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和满腔热情,以及设想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条理性,给中医界和整个学术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您如此重视中医使我和同道受宠若惊, 也因此更感到肩负的使命重大。 无论其本身正确与否,您的设想都将载入中医史册。研读之余 ,我想就您的设想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近读德国诗人、政论家海涅一句名言: “尊敬伟大人物的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把他的缺点就象他的美德一样仔细认真地揭示出来”。我想您不会反对。因此,凡持异议者,我便直言不讳。对的盼您笑纳,错了还望海涵。
下面,恳请您不妨来个“金蝉脱壳”,跳出“钱氏设想”圈子,站到它的对面或旁边,客观、冷静地听听一位普通中医对您的设想的开诚布公的评论。
钱学森教授在其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中医学术发展方向,关系国计民生和中医药人员的前途与命运, 决定中医事业的生死存亡.对其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研讨,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3-1钱氏设想与“中医科学化”
设想提出: 建立唯象中医学;认真总结名老中医经验并输入电脑;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钱老在此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近期目标、途径和方法。总体上看, 钱氏设想乃是历史上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的重提和深化。
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乃著名医学家陆渊雷首倡于民国时期。其要点是:
1,中医不科学,所以亟需科学化以救亡图存;
2,中医治疗方法有效,且有突过西医之处。因为它从经验累积得来。其药效多真确,而学说反多臆想;
3,欧西传来之解剖生理以及他种相关之科学,皆出于精密之观察、巧妙之试验,取而讨索古方所以得效之故,可以得真理;
4,方法是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能解释者取代之,不能解释者否定之;
5,必须通晓国医与现代科学两者,方能进行此项工作。
陆氏主张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难看出,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二元论。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医经验与中医理论人为割裂,企图攫取中医经验与疗效,而废弃中医理论与经典。其思想根源在于不明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抱定“只有精确性研究才算科学”的偏见。其前提是中医不科学;而其核心则是一切以西医和现代科学为真理标准,不懂得临床实践才是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力倡中医西医化--从研究方法直至术语表达。因此,它的实质是使中医的宝贵经验与卓越疗效隶属于西医理论框架之下,将中医学融化于西医之中。显然这是一个吞噬中医使之走向灭亡的主张。
试将钱氏设想与陆氏主张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二者不谋而合、一脉相承:
1,同样重视中医经验和实效,鄙弃中医理论和经典;
2,同样推崇西医及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鄙弃中医独特方法;
3,同样强调现代科学(含西医)对中医的改建。
其差别在于:
1,倡导者由“中西兼通”的医学家换成了“全能”科学家;
2,陆氏对于国医根底与普通科学二者并重,钱氏更偏重现代科技(声光电)而轻视国医根底;
3,陆将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内》《难》等中医经典,钱则将影响中医发展的原因归之于“现在的中医理论”;
4,增加了一些新词句和新内容。如陆的中医科学化是西医化的代名词。钱则给中医科学化挂上了“现代化”的招牌,并戴上“尖端科学”、“科技革命”的桂冠。其内容由近代西医扩展为现代科技,其标志由解剖等换成电脑。一个将中医融化于西医之中,谓不如此便“不足以救亡图存”;一个则将被西医化、科技化的中医变种标称为“唯象中医学”,谓不如此中医学便会“丧失生命力”。可见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而小异。然而“中医不科学”的前提丝毫未变。
因此,后者较前者更时髦、更具理论性、权威性和诱惑力。如果说,陆氏还只是部分抛弃中医,那么钱氏设想则将导致中医的全盘西化即彻底毁灭。
(对陆氏主张的系统分析请见本书第40页“中医科学化”一节,或参见拙作《略论“中医科学化”极其危害》,载《湖南中医通讯》1986年第4期。在那里我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五种现象归纳为“五大危害”,提请读者审议。)
3-2、钱氏设想的战略目标、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下面,请允许我从战略目标、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对钱氏设想进行剖析。
3-2-1.发展中医还是取消中医
3-2-1-1 应当学习继承, 还是“动改丢”
设想谓:“中医的确是个伟大宝库,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但在科学日新月异情况下,总不能说古人研究的东西一点不能动”。既然承认中医是宝库、是遗产,即使在“科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还没有完全变成腐朽的垃圾和糟粕,那么理当首先强调学习与继承,尤其是在中医学术濒临失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设想非但只字不提,反用“但”辞急转,爆出一个“动”字, 将两个不存在必然联系的概念强扭在一起:既是宝库遗产,就不存在动改丢;既要动改丢,就决非宝库遗产,而是谬误、糟粕、垃圾。从后文看,此“动”恰恰通“改”,且含“丢”。 众所周知, 在中医学领域, 所谓“古人研究的东西”,无非对象、方法、成果。其对像是人体及其疾病,万万不可改;其方法整体观、调控理论等无比先进, 即现代方法论亦当汲取,谈何更改?其成果有二:理论成果指导临床卓有成效,许多方面为西医所不及;实践成果即今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想改也改不了啦! 从根本上说,中医理论体系无须大改,改了便非中医。即使小动小改,除外看准了的,愚以为暂时不动为妥。理由:一是中医精华、特色不能动;二是没有学懂弄通,岂可轻举妄动?!
可叹百几十年来特别是十年动乱中,盲动主义已经象鬼魂附体一样驱使人们把瑰丽国宝当“封建迷信”抛弃殆尽,误将名医奇才作“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关进“牛棚”,真可谓把个中医学弄得“体无完肤”。这种貌似“革命”的“左”的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还少吗?经济损失可以弥补,人才丧失无可挽回啊!对于这一惨痛的教训,何人不是痛定思痛?!我想钱老您也不该例外。对于奄奄一息、所剩无几的中医学术,怎么可以抱定“左”的路线不放,仍然“动”字当头呢?
3-2-1-2. 唯象论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
设想谓:“要科学地描述一件事情,第一步只能是唯象的,即把观察到和实践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地总结出规律。……中医也要走这一步”。此言差矣!稍具中医常识者便知,中医早就走了这一步。 仅此而言,唯象中医学便已无事可干。设想本意不限于此 ,进而提出“现在的中医理论虽然在经典医著里有了大量总结,但多不是现代科学语言”、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唯象中医学。”可见它与传统中医学迥然不同。设想在此将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一元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主张改用“现代科学语言”对中医经验加以表达和重新整理,将现有的中医理论加以抛弃,学起来大约就很容易了。何其美哉! 其实不然。所谓“现代科学语言”如果可析为“现代语言”和“现代科学”,则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医使其通俗化,这是医林一代宗匠恽铁樵的主张。 然而恽氏与钱老提法不同。他说:“中国医学是平正的,非玄妙的,是近情着理人人可解的,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的。” 为捍卫中医, 他力倡“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换言之, 非设法使中医民众化不可”。和设想不同, 此为中医“民众化”,而非“科学化”;属于科教(普)工作,经诠释者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医。但用所谓“现代科学概念”偷换则大异。严格说来,非中医专业术语不能与中医术语等同代换,牵强附会只能曲解。由此建立的 “唯象中医学”只能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否定和篡改。
3-2-2. 中医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作为战略设想,理应回答“依靠谁”的问题。设想避而不谈,但有明显倾向性。即中医现代化似乎只有依靠精通西医和声光电的外行来搞方能实现。
3-2-2-1. 南辕北辙
设想突出强调“认真总结名老中医经验并输入电脑”和“同现代科技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小生不敢苟同。发展中医不能局限于总结几位名老的部分经验,而应当对中医历史和现状从整体、宏观、系统的角度作通盘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尤其要重视中医文献的学习整理与全体中医的临床实践。这远非少数名老、更非电脑所能包办代替。撇开30万青壮年中医,脱离临床实践,片面强调电脑与现代科技,发展中医只能是南辕北辙,痴人说梦!
3-2-2-2将帅与玩偶。
在近百年极不利于中医独立发展的社会氛围中,由于卫生当局歧视排挤,中医事业发展缓慢,中医队伍受到严重侵蚀。精通并保持中医特色的名老中医所剩无几。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者居多。个别中医教授变得惊人肤浅近于胡涂。在“名老”面前也存在一个是否有“真才实学”的问题。“长白胡须”不等于“名老中医”。然而,名副其实的中医名老乃祖国医学栋梁、中医发展的帅座和主将。他们不应当仅仅作为“总结对象”被揿入电脑而成为“玩偶”。诚然,他们不懂西医,不谙声光电,或知亦不多。这丝毫不防碍其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辨证施治起沉疴大疾。若按钱氏主张,中西兼学以中为主的方药中教授亦只能靠边站;“秦内经”及诸多内经大师、针灸大师、伤寒大师、温病大师、中药大师等等都只能望洋兴叹!请听方老自述:“我是科班出身的中医,也是医学院毕业的西医。人家说我中西皆通,……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生经历有限,不能中西医同时并取,……我只能从中医方面来要求自己,……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来研究中医,我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敢问当代中医,超过或能赶上方老这样系统学过西医的中医名老能有几位?如此说来,整个中医界惟有统统靠边站喽!
3-2-2-3. 电脑小议
电脑永远需要人来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脑永远无法超出人脑。事实表明,电脑仅能储存名老中医部分经验, 无法代替其整个聪慧大脑和正反两方面的毕生经验。在特定场合,教训比经验更可贵。对此,电脑无法尽录。在不确定场合处理不确定信息,电脑更是无能为力。医学临床思维经常是在极不确定场合处理极不确定信息,最需要精明的中医头脑而非电脑。从某种意义上说, 历代无数中医的临床实践, 古今千万种文献, 都在协力塑造一个最高级的 “中医头脑”。这是任何电脑所不可企及的。
3-2-2-4. 关于多学科研究
片面强调 “多学科研究” 势必喧宾夺主,排斥和贬低道地中医科研项目。所有体现中医特色和自身规律的科研提案都将因之黯然失色而被打入冷宫。赶时髦、趋热门的不良风气充斥学术界,原中医研究院大量课题混同西医即为明证。设想言过其实地把中医现代化夸大为下个世纪要实现的“科技革命”,极不恰当地把当今世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或尚在酝酿之中的众多边缘学科 (很难预料都能成器)统统纳入中医现代化范畴,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坚持这一观点,只能使中医科研战线无限延伸,使本来可为中医办几件实事的有限资金被哄抢挥霍而不敷使用,近期社会、经济效益更无从谈起。据此,笔者认为: 现有条件下的中医界只能担负起她所能担负的任务。大话、空话以及任何 “左”的倾向都在必须反对之列。不急之务能缓则缓, 两可之议当废即废。否则中医现代化虽无限膨胀、热极一时,然终将化为泡影。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到头来吃亏的是我中医界。她将落得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甚至还可能赔上老本!
3-2-2-5. 所谓“生命力”问题
设想提及“生命力”问题, 作为对中医非“动”不可的理论依据。在某些人看来,中医几千年无甚发展,至今基本上还是内经、伤寒那一套,按说早该消亡。奇怪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中医学,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淘汰,反而显示出异乎寻常且远远超出自身范围的顽强活力而为世界瞩目。堪称现代博学家的刘亚光氏著有《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一书,以50万字篇幅,从一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此)阐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更确切地说,古老中医学为现代新学科提供了深刻启示和强劲论据。如现代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许多“新观念”竟与两千年前中医老观点惊人相似和高度吻合。这在那些持“只有精确性研究才算科学”的顽固偏见者不可思议。他们对中医科学性与生命力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数千年来中医在无任何“现代科学”证明的情况下, 凡尊重实际并略具头脑者都不否认其科学性与生命力。即使现在水平上(也许距历史最高水平相差甚远)的中医 ,哪怕是一点不掺进西医和现代科技的内容也不会失去效力即生命力。反之 ,若人为地强制推行“中医西医化”或加上“科技化”,中医特有且行之有效的临床思维、诊疗方式就会蜕化,中医将变成供人赏玩的古董而名存实亡。
这里涉及衡量标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理,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而不是西医或科技化程度。西医同样需要接受临床检验。若将衡量标准偷换成西医,则中医学有如千年老妪丑陋不堪;若恒以临床为镜,则中医科学性昭如日月,中医学宛然万古寿星!
3-2-2-6. 有感于“纳入”
设想谓“唯象中医学建立以后, 就要向深度发展。这就要把中医、气功、特异功能纳入现代科技体系,创立人体科学。” 这一“纳入”本来出于一番美意, 但结果适得其反,实有伤中医感情。中医学从来属于历代科技体系。未曾见到有哪位历史学家把中医学排斥在历代科技体系之外。和别的体系相比,她还是一个保存最久、发展最完善、最成熟、生命力最强的科技体系,属于一般人尚不甚明了的“软科学”(高科技)范畴。刘氏证明她确是现代科学技术中较高级部分, 虽说 “古老”,但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和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法相反,中医学早已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级的关于人体的科学--当然远未终极又鲜为人知。 某些人之所以固执地把中医排斥在现代科技体系之外, 完全出于无知与偏见,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典型表现。尊敬的钱老,您作为“世界级”科学家,怎能趋附此言?可叹钱氏“纳入”据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预计至少尚须几十年。看来我这个青年中医也只能在九泉之下接受钱老恩典。呜呼,何其哀哉!我想所有中医都会有此同感。
3-2-3. 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
设想作者由于对中医历史和现状缺乏起码的了解 (本属行外人士,不应苛求),故设想中难免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进而在科学范畴和逻辑概念上限入混乱,因此在中医发展问题上唱出了和中医行家完全相反的论调。
3-2-3-1. 祝氏经络研究不足取
设想极力推崇“祝总骧用生物物理,也就是声光电等研究经络”。“声光电”不等于中医学。第一 ,即使没有祝氏证明,经络几千年一直客观存在并有效指导临床。国内外愈来愈多的西医尚且坚信不疑且乐于习用, 并不因某些隔行的权威学者不理解、不承认就不复存在。第二, 祝氏研究虽与经络相关,却已超出中医范畴,属“生物--物理”即边缘学科。他的研究也许有可能揭示经络的某种物理特性, 但对中医临床并无实际意义。过分夸大其作用,还有可能将经络理论引入迷津,进而使经络理论及其针灸手法等归于灭亡。
让我们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一下。祝氏研究号称 “第一次用生物物理方法定量地揭示出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 这是十足的伪科学。首先,作为中医概念的“经络系统”属于模糊理论范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质,根本不可能定量精确表达。其次,经络的客观存在只能也只须由医学临床实践给出证明,从“针砭某穴位,治愈某疾病”的对应关系中获得证实。如果悍然否定这种来自实践的检验是“科学的证明”,代之以所谓 “生物物理”方法,那么“经络系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于是祝氏的“科学证明”实际上是在证明一个本来就不科学、本来就不能成立的概念,因而这一证明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至于“他们于1983年在脱离了中枢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的离开躯体的断肢上测试,同样发现了隐性循经感传的低阻抗特性”,并近而得出了“经络系统是离开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离奇结论,这更是荒谬绝伦。在中医学概念中,经络和脏腑一样,是一个基于实体的综合性概念,不能脱离整体和活体而孤立存在。他根本不懂:中医从来不离开整体、活体谈经络。这是因为:一则死尸已无疾病可言,也就无所谓对疾病有相应治疗作用的经络感应系统;二则作为“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从来不曾离开气血单独存在。换言之,没有整体、没有活体、没有气血及其运行与濡养,也就没有经络。因此,没有人能够象西医的“血管和血液”那样,将中医的“经络”和整体、活体、气和血分割开来和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由此可见,祝氏研究不但没有对经络概念提供“科学根据”,反而不无狂妄地把医学实践对于医学理论的唯一科学验证毫无道理地否定掉了,把中医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等统统阉割和肢解掉了。因此,祝氏研究即使在实验室能够重复,那也绝非“中医的经络系统”,充其量不过是受到中医启发的“祝氏新发现”或别的什么——君不见该项研究完全是在蹈袭中医经络循行路线,是以承认经络的存在为前提的,根本不是什么对经络客观存在的“首次科学证明”。您果真相信,数千年前古人的凡胎肉眼窥测与心灵的揣摩、经验的积淀等等和现代高级精密仪器的电器感应竟然耦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么?然而现实是,祝氏经络研究居然迅速打入了“科技超市”。这和某些人既不动手更不用脑、单凭想象和主观臆断显然有着直接关系。
3-2-3-2. 系统论与中医学
同样,“系统论者”不等于中医学家。“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证’”,其结果充实了系统学的内容, 也可望从另一个角度(方法论)促进(非代替)中医发展。但毕竟分属不同学科范畴。源于医学实践再回到临床,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高级。这才是作为医学理论的辨证论治学说不断深化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启示和补充是否适合于医学 ,也仍须经由临床验证。这才是中医本行。二者岂能混淆?!
3-2-3-3. 美妙幻想与“中西结合”
设想对西医热门和美国科学家的观点颇为赞赏,誉为“当然不错”;同时在西医还原论和中医整体观等两相对立的观点上加以折中调和,谓“我们将来的科学革命(特指中医现代化)要把微观到整体、到宏观,甚至到宇宙,都连起来。” 这一主张超然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实则不过是美好愿望与飘渺幻想。设想似乎要创建一种完美无缺的医学新体系。这显然是那个空唤了几十年的“建立中国新医药学”口号的现代新提法(老提法从“阶级性”上划分:中医--封建主义医,西医--资本主义医,新医--社会主义医)。与中西汇通思潮一脉相承的“中西结合”口号,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毛泽东生前亲自倡导和政府大力推行之下,历时30余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除了给我们留下一本无法算清的胡涂账之外,即中医事业和学术的滞缓与消融。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医学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放弃这一理想主义的目标,代之以“振兴(抢救)中医”的口号。中国医学界的这一重大转折是中共11届3中全会路线的伟大成果之一。然而报刊宣传并未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这一左的激进口号的公开批评很少看到。纵有也是欲言又止。例如《中医杂志》1980年第7期《追记一次严肃认真的中医会诊》一文即是如此。试问这对学术发展和国计民生究有何益?科学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或多或少不能解释的现象和不可解决的难题。科学界称之为“逆事例”。换用中医行话讲, 即: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是永远不会有的。刘亚光氏依据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在复杂体系中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与数学的精确表达两者之间不兼容),预感到现阶段上中西医学理论的不兼容性,为中西医学理论“汇而不通”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今天仍孜孜于中西医结合的志士仁人提供了不容轻视、不可违拗的重要参考。方药中教授指出:“只有高水平的中医和高水平的西医结合才能产生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成果。”这话虽然不敢直言反对“中西结合”的大政方针,但显然不赞成在中西水平都不高尤其中医不景气的情况下奢谈结合,必有其道理。退一万步说,为什么不能首先让中、西医各自都有了大的发展 ,待二者均达一定高水平时再提结合呢?
说到底,即使钱氏设想能够实现,也不会有人承认是中医现代化。因为历史和现实的中医与这种完备的理想主义的全新医学体系悬殊太大 、面目全非。现实中医别说包罗万象、包打天下,在目前即连担负国内主要医疗任务亦不能胜任--我们决不应对此讳莫如深。
总而言之,我们既反对西医吞噬中医,也不赞成借 “中医现代化”之名融化西医。
3-2-3-4.中医光复希望所在
中医专家、教授和近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是中医光复的主力军,应该砍掉自卑感、废除妄自菲薄、挺直腰杆。不必因为有人攻击“中医不科学”、坚持传统特色就是“尊经复古”以及“看不懂西医化验单” “不懂声光电”等等就自暴自弃、踌躇动摇。你们学中医、干中医、懂中医、爱中医,有的从事中医几十年、几代。你们与中医学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你们最有发言权;有责任理直气壮提设想、提方案、提建议。尤其中医名老更应该当仁不让,站稳学术立场,不负时代与事业重托、不负世界人民希望。只有中医界本身首先振作起来,全体动员,中医学才能振兴,中医发展才能步入正轨,中医国际化才有希望。尊敬的钱老,您如果真能取代“中医部长”崔月犁和“中医司令”吕炳奎(他已竭尽全力、年迈离休), 运用您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把他们调动起来,那该多好啊! 历经坎坷的中医学正面临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她从未得到今天这样有利于自身独立发展的大好时机,但也从未遇到如此深重的危机--在惑乱人心的“中医科学化”的鼓噪声中,中医发展已经步入歧途。一蹶不振的中医界已经不任折腾--无论右的或“左”的。若再沉迷幻想空谈,蹉跎黄金岁月,耽延绝好时机,悔之晚矣!中医发展迫切期待产生和涌现大批自己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家,尤其需要具备历史和哲学眼光的“战略家”挽狂澜于既倒。毫无疑问,钱老是这样的“战略家”的理想人选之一。然而您无论如何不应该在科学日新月异、“三论”已经建立的今天,反而重弹“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的老调,把中医发展引入歧途。
尊敬的 “中医部长” 崔月犁已经注意到在医学界肃清“左”的影响、拨乱反正问题。可惜他还没有抓到点子上。专家学者说话多所顾忌。何足道哉的医学狂论无处发表,他很难看到。也许只有您才能扶助他。 尊敬的钱老,您如果能在这个关系中国医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上, 放弃比之毛泽东更“左”的主张,收回另立山头、另组“指挥部”的成命,那将使中医发展少走多少弯路、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卫生事业带来多大的实惠啊!
3-2-3-5. 应当让贤
诚然,要完全否定“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并将这一概念从人们头脑中驱除是极端困难的事--如同 “永动机”虽一再被否定却仍然有人幻想“第二代永动机”一样。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 该项工作应当交由少数醉心于此的西医去探索,因为只有他们精通“现代医学”,且其 “声光电”要比中医强百倍。若真能闯出一条路子 ,那是好事;若闯进死胡同,也应当允许他们失败。这总比驱动整个科学界盲目去闯,损失要小得多。笔者建议: 最好把“下个世纪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这一“尖端科学”让给别的能人和部门去做,或干脆留给下一代去做--如同方药中教授宣称的那样。我们还是本着已故任应秋教授“绝不能让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失传”的遗嘱,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我们是中医。单中医一项,一辈子学不完。对西医和所有其它学科都可以涉猎, 但毕竟难以兼通。既然人生精力有限,就大可不必勉为其难。西医学自有数倍于中医的西医去干,声光电就让给生物物理学家或有志边缘学科者去干。作为中医,只要我们矢志不渝、立足临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我们就可望造就一颗任何电脑也不能代替的“中医头脑”,成为新一代名中医,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独到贡献--须知中医有其“独到之处”必有“不到之处”。若丢弃后者,前者亦将消失。对我们自身而言,无所失便无所得,无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无论从中医队伍自身素质,亦或现代科技眼下所达水平,象赵绍琴教授等那样首先强调学习继承以逐步改变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乏药的局面,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笔者与诸多中医同仁认定 ,这是中医图存的当务之急,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
结语
中国医学史、科技史、学术思想发展史很可能写上:公元1986年6月21日,《健康报》在头版头条显赫位置将这样一个“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推到中医界和整个学术思想界面前--该设想无视中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医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求全责备, 与中医专家任应秋等大唱反调。它闭口不谈对传统中医的学习继承, 闭口不谈医学临床实践, 只字不提名老中医的挂帅作用;更撇开近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冒然提出 “建立唯象中医学”以取代传统中医学的错误主张;同时以“和现代科技结合”诱使中医药人员离开中医本行,放弃中医特色;以所谓“多学科研究”创立边缘新学科冒充、瓦解、牵制中医发展,力主中医科学化、西医化、现代化。
这样一个挂着“钱氏”头衔的战略设想将把中医发展引向何方? 万望钱老深入中医界广泛听取意见,三思而后定持否。
为此, 恳请您的真身不要再回附“钱氏设想”, 就让它留在《健康报》上;将这“金蝉之壳”留给我们入药, 去救治中医界和学术思想界交相染易的“疫疠”,以促使百孔千疮的中医肌体康复吧。不知尊意以为然否?
尊敬的钱学森教授:为着中医事业,笔者不得已向您进此逆耳忠言;尤其在您荣任第三届全国科协主席之际,自知不识时务;更加笔锋指处诸多偏激,实话真言不善委婉;尚祈您以科学巨子之广博胸怀,姑念我中医千古基业之毁存,容我之不能容。
武陵 何足道 德生
1986年7月20日敬上
(2006年7月20日修订)
附件一:湖南省中医学会指导修改函何德生同志:
你好。你以何足道哉的笔名撰写的《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的讨论稿收到。我们对于你敢于与名人进行学术争论的精神表示赞赏,这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学术讨论,特提出如下建议,仅供参考。一,学术争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宜取庄重、友好的态度,坚持以理服人。建议对文中与上述要求不尽相符之处,作某些调整。例如文章标题是否可以略去 “旮旯中医”四字,直书“评钱氏《设想》”。署名删除“哉”字,取笔名“何足道”,或径用真名“何德生”亦无不可。如此等等。二,除了评论钱氏的不是之外,是否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应该怎么做才好。这样,可以使讨论深入一步。以上建议不知以为然否?随函附退原稿一件,请收。
顺致礼
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 (公章)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谭克陶先生来函何德生同志:
九月三日来信及大作均收到。大作已于今日转寄全国中医学会,请释念。大作经拜读一过,颇受教益。作为学术争鸣,不失为一家之言。钱老虽属科技界巨子,但在学术讨论上应该是平等的,不必担心“会受到惩罚”,请放心。大作录用与否,请静候佳音。先此布闻,即颂大安
谭克陶 9。16。附:谭克陶亲笔(见改版图文19-1,2)附件二: 《北京中医》杂志编辑部
通 知何同志:
您为“第二届全国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关于中医发展战略若干认识问题 已被录选参加大会,并将此文推荐《北京中医》杂志刊用,现正在审阅。您是否同意,请在1987年8月25日前回信告之。
致礼
《北京中医》编辑部
1987.8、7
附:京志来函(见改版图文3)附件三:
《健康报》刊登“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何氏圈点影印件) (见改版图文2)
附件四:李致重先生专函
(见改版图文14-1,2)
附件五:《中医杂志》专函
(见改版图文26-1,2,3)
第四篇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
严重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引论
4-1中西医学“结合点”的寻觅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4-2-2解剖分析
4-2-3动物实验研究
4-2-4“证”的实验研究
4-2-5经络实验研究
4-2-6中药药理研究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结语
附:湘志约稿(见改版图表27)
引论
中华民国时期,以“中医理论不科学”为前提、以“中医西医化”为特征的陆渊雷“中医科学化”主张,迎合国民党政府废止中医的政令提出,颇不得人心。它非但未被当时的中医界接受,也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处于两头受嫌的尴尬境地。新中国建立以后,陆氏主张却被全盘采纳,明定为“中西结合”的卫生大政方针。
1956年8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其后,相当数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主要是西医)趋之若鹜,“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身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为调和中西医学的巨大分歧作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德国满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最光辉的贡献中,中医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缺乏前后一贯的方法论观念,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50年代以来执行了各项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医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仍是值得注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
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和日本,逐渐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医学的医生和拥护者就着手采取了力求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这是国外中医行家对“毛泽东领导下”仍然存在的“中医不平衡状态”以及人们所作的中医西化努力提出的谨慎而又尖锐的批评。
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我们看到:以“中西医理论融合”为目标的“中西汇通”继以“中西结合”已历三百年,但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今医学界,中西医药诊疗仍旧各行其是,中西医药理论依然泾渭分明。唯一可资称道者,不过是搞了一点“中法+西法”、“中药+西药”
的“技术性结合”而已。中医和西医何时能归于一统?超然于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学”何时能建立?无人能说“指日可待”。任何头脑清醒的医学工作者和医政管理者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严峻现实。
尽管中、西医学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而又随处可见,尽管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调和这种种分歧的艰苦努力收效甚微,但近期仍有不少学者无视历史的教训,在继续寻找中西医学的所谓“结合点”。通观这种种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从临床实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和上级行政命令出发。其课题概念混乱,命题矛盾或似是而非。它们仍然表现为“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即不加思考——笔者注)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和以往那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一样,“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因此,深入探讨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这一严重战略性失误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成为中医理论界头等重要的任务。
4-1、寻觅中西医学的“结合点”
经过近三百年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今天仍停留在寻觅“结合点”的地步。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所谓“中西结合”的莫大讽刺。
我们毫不费力地即可在近期报刊上收集到如下的“结合点”:
“生物全息律的发现为这种结合提供了一个接触点”;
“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
“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或结合点”;
“Goldbeng认为cAMP与cGMP是机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可能是‘东方’医学理论的物质基础”;
“使中医和西医结合时,丘脑下部和垂体后叶系统是两者之间的重要结合点”;
“中西医学的结合点——体热流自动控制机理”;
……
上列“结合点”、“接触点”“起始点”,既有国内学者提出的,也有国外学者提出的。相对说来,国外学者对于中医理论知之甚少,尤其缺乏实际应用的临床感受,故其结合论漏洞百出,洋相毕现,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而国内学者所提则似是而非,较难分辨。所以下面重点讨论国内学者所提。
4-1-1、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陈氏论列了中西医学内的所谓“全息思想”。其引录的西方有关全息观的论述似乎比中医更完备而“先进”。按陈氏意见,这种中西皆有的全息思想自然成了中西医学的“接触点”。
遗憾的是现代西医并不存在系统的全息观,更未形成完整的诊疗体系。提到西医临床,除所谓“虹膜诊断法”等可供列为“生动的例子”(实际接受并应用此法的西医师数量极少)之外,几成空白。——连陈氏自己也感到在处理法国学者(根本不是中医)发明的“耳廓胚胎倒影式分布图”的学术归属时似乎放在中医学内更合适。然而中医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图——单从胚胎脏器名称看,即属西医解剖范畴,与中医脏腑概念迥异。将其塞入中医体系,大有以西乱中之嫌。
在全息观上西医之所以产生这种似有实无的奇怪现象,是因为自从西医祖师盖伦钻进解剖和实验医学中,沿着分崩离析的形而上学轨道下滑,将医学研究对象由人体改变为尸体之后,西医便抛弃了希波克拉底思想,并与始终坚持整(活)体联系观的中医学分道扬镳了。恰如背弃中医传统方法大行“脏腑改错”的王清任在中医学内成不了气候一样,实践并证实希氏名言的虹膜学大师在西医学中也难以被宽容。因为他(连同其祖师)的杰出发现实在难以被解剖学证实,亦无所谓“科学基础与实质”可言,更达不到“量化”与“精确度”。
显然,若强使现代西医接受全息观并建立全息诊疗体系,无异于强求西医放弃解剖实验等现(固)有方法论体系,重返古典西医或转向中医方面。
中医学更没有全系观。诚然,真正的中医临床无时不在出色的应用着整(活)体联系观。可谓离开察言观色、望面辨舌、切肤号脉等等,中医的诊疗活动便寸步难行,就像西医离开解剖和仪器检诊寸步难行一样。然而中医的“联系观”不同于“全系观”。在中医看来,组成人体的各个局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人又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例如手和躯干连为一体,它一旦被割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但手和躯干不能混同,或互相包容。中医的联系观和完整的诊疗体系浑然一体,既有自己的经验又有自己的理论(阴阳、脏腑、经络既五行生克乘侮),二者密不可分,根本无须引入西方生物学理论作为“指导”——全系观目前基本上属于西方生物学范畴,在它作为假说未被完全证实和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而取效之前,是不能称之为“医学理论”的。
假如西医存在“先进”的全系观及诊疗体系,则中医学将因为“落后”而被无情淘汰;假如西医没有而希望建立类似于中医学的诊疗体系,那就只剩下“回归”。总之,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存在二者“结合”的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接触点——全息律”纯属幻觉。
4-1-2类似点——应激学说
戴氏论及西医应激学说对中医研究的所谓“启发和推动作用”。他说:“在垂体、肾上腺皮质的化学、生理和临床研究有很大进展的前提下,加拿大病理生理学家Hans Selye在1936年以后提出并发展了应激学说,它使现代理论医学的辩证综合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说,这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而与临床现象几乎无关的“应激学说对丰富学术思想、充实内分泌学内容方面有很大意义。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适应性疾病的概念为解决若干找不到特异病源的疾病,如风湿热、其它胶原性疾病等的发病机制指出了一条途径。它也为临床上应用适应性激素作为治疗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他同时又诚实地提到:“目前,应激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未离开理论医学范畴,在一般临床中,要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来说,它还相差甚远。Selye勉强地把结节性动脉周围炎、风湿热、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症、醛固酮增多症、肾炎肾病期列入他所说的‘适应性疾病’之列,但是,应用激素疗法却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实际上,他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因此,广大临床工作者对这一学说的热情逐渐冷落下来。目前,对于应激学说的研究暂时处于一个低潮阶段。”
戴氏在医学理论的归宿——临床应用实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轻描淡写、闪烁其词。应用激素疗法岂止是“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简直是贻害无穷,加速病人衰亡!很多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属对此深有体会,觉悟了的聪明人已经拒绝医生使用;不少老中医对于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继发新的医源性疾病,因为使本来危重的病情更趋复杂难以救药拒绝接收!尽管如此,上段文字已足以说明:所谓“应激学说”虽然有着“实验室的发现”作为理论依据,但它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无效的理论,治不好病的理论,缺乏医学生命力、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为“医学理论”的“理论”。前文所提“新阶段”,实际处于“低潮”;所谓“有很大意义”,至此已经荡然无存。
戴氏接着提到中医的“证”,并与应激学说的适应综合征含义作了对比,然后借马泰氏言:“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进而提出:“在总结和发扬中医关于疾病认识及临床治疗的特点时,熟悉并充分利用应激的有关概念和研究工作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它必将启发和推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
戴氏显然想为一个即使在西医临床上也已无法立足的空头理论在广阔的中医学领域寻找出路。但他原意不是变无用为有用,而是要凌驾于中医理论之上,或是把曾经并正在指导中医临床的十分实用的中医原有理论排挤掉。其根据是“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带根本性的理由证明戴论难以成立。一是中医“证”完全“基于临床现象的总结”,应激学说则出发于“实验室的发现”,两者基础完全不同。二是中医“证”指导临床卓有实效,应激学说则远不能“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且在长达50年中“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试问离开基本出发点(理论源头)和临床指导作用(理论归宿)两条,还有何“类似”可言?连对西医药也不能起指导作用的空头理论,能用来指导中医药的应用吗?由此不难断定,所有的“类似” 之处都不过是人为攀附而已。
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条分缕析但却不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空头理论,注重实效的中医药学有何必要去加以“熟悉并充分利用”呢?更何况还得以毁掉自身体系、抛弃自己的优良传统为代价!
4-1-3、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祁氏一方面责难说:“多年来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去研究中医,往往忽视中医理论的特色,易使人感到中医缺乏科学性,对中医产生鄙视的态度。”此言非常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和结合点。”
祁氏之所以既否定人家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中医,而自己又坚持把中医与分子生物学生物膜理论牵强附会硬凑到一起,是因为他不明白后者仍然没有脱离实验方法论范畴。
主张拾取西方弃物的戴氏又用一句话对祁氏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带根本性的否定:“系统生理学认为,生命不是各种分子组成的属性,而是一种系统的特征。”
这是来自现代系统论的批判。就揭示生命规律而言,显然系统生理学比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技高一筹,因为它更接近生命本体;尽管它目前尚未将生命的系统特征完全揭示出来。
上面我们选析了几个所谓“结合点”。这里只是想提供一种观点和方法,无意也无法穷尽对这些“结合点”“接触点”的分析。因为在中医现代化的混混洪流中,新一轮寻觅所谓“结合点”的工作刚刚开始和展开。
不难看出,参与寻觅结合点的人们,多数通晓西方科学与医学,而对中医理论概念和临床实践则缺乏确切理解和深刻体会,其中不少还可说是一片空白。因此只要我们不轻易放弃中医立场,就不难发现有关结合点的论述中概念混淆、命题矛盾,乃至互相否定的情况。尽管我们中医不可能个个“学贯中西”,但在课题性质上,同样可以作出中医方面的鉴别。当然这种鉴别,不是要挫伤人们对中医研究的兴趣和热情,而是要分辨其中非(伪)科学的成分,使真正的科学免受压抑和排斥,并把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4-2、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综观融合中西医学理论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4-2-1、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在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的努力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定量、定性、定位。人们总在力图使无法确定的临床现象定量化、定性化、定位化,使变幻莫测的病情固定化、统一化、规范化,使难趋整齐划一的临床诊疗简单化、机械化、电脑(程序)化,进而使互不相容的两大医学体系标准化、理想化、一元化。
傅景华指出:定位、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经典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共同特征,它来源于实体论范畴的机械论世界观。以非生命内容来解释生命内容,从局部变化来解释整体变化,以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来解释生理活动和病理机制,而且这些解释又必须以经验事实的实验证实为唯一前提。这就是实证论和还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但是仍然有人主张把上述机械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引进以辩证思维为基本特征的中医学领域,把所谓“三定”列为中医科研课题。人类赖以休养生息的大自然远非凭主观意愿人为设置的实验室,它处于永恒的动变之中而几乎没有精确三定的位置,却似乎有点偏爱“模糊”。
廖子哲专论深刻揭示了西方医学精确三定的虚假性,帮助我们窥见了西医临床检验并不“精确和确定”的真实面貌。所谓“同病异征”、“异病同征”,疾病阶段性不同检验结果各异及其假阳性,实验设备、人员和条件的不一致等等,均使所谓“精确三定”成为空头说教和缺乏实际意义,因而在中医看来“诚不足取”。
加拿大萨克特教授论述了检验正常值的本质。他的讲学同样揭示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确的定性、定量与定位。西医检验值和诊断标准的“日新月异”即永无休止的修定(但永远也“定” 不下来),充分反映出“三定”的不确定性。
所谓“精确三定”,即使在西医那里,其临床意义也是颇为含糊和极其有限的。—旦面临整体、联系、恒动的“活人”,其实际意义几乎丧失殆尽。因此,中医学若将作为自身固有特征之一的“模糊性”莫名其妙地加以鄙弃,进而改取西医所谓的“精确三定”,那么它就丢掉了自己的重要特色而由此坠入灭亡的深渊。
4-2-2解剖分析
融合论者大加倡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剖分析。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它是中西医学方法论分道扬镳的始点标志,是两种医学的分水岭。
日本泽泻久敬在“汉方医学管见”一文中对生物解剖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有精辟的阐述。对此,笔者拟在“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试论中医未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兼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两篇中详加论证。这里扼要指出:生物不能像机器那样“解剖分析再加综合”,活体也不能与僵尸混同,人体须臾不能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分离。对于这一自然常识的漠然置之,导致医学史上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研究者在哲学方法论上陷入沼泽,且至今不能自觉与自拔。
4-2-3动物试验研究
主张让中医学从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和研究倒退到西医动物试验研究中去,这是融合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无视人类和动物在医学问题上的重大差别,把后者看得比前者更先进、更高明。其实,中医也有自己的“动物研究”。不过那也与西医动物试验研究截然不同,也是“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与研究”。它构成了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兽医学。《元亨疗马集》是其优秀传世代表作。中兽医早在周代即作为专科列出。二者研究对象不同,但方法论同出一辙;所据药用本草大致相同,但遣方用药及辨证诊疗区别甚大。中兽医之所以自成门类,而不像西医那样僅僅作为人类医学附庸,主要是因为人畜有别。
刘亚光论证了人比动物高级。他强调了人与兽的重大差别,尤其是情志致病问题。这是人们司空见惯而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再观中外历史上的解剖学者(包括盖伦在内),都是倾向于尽可能找(偷)人尸,不得已时才代之以动物。但今日的融合论者把动物的解剖试验研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由于标本易得又可随心所欲任意处置,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在有关利用动物制造中医疾病模型的著述中,最值得一读的莫过于李培旭的专论。他力倡动物实验,并进而探讨了中医开展动物实验的“若干问题”。恰恰是他自己归纳出的“四大问题”,为其论敌提供了击毁其主张的重量级炮弹——笔者尚未发现另外有人制作得如此精巧。它为李约瑟中西医学理论统一“极端困难”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如能从中吸取教训,它足以帮助倡言者放弃原有主张,并能为中医科研的迷路之舟扳转航向。遗憾的是,李氏疑及采取的方法,疑及使用的仪器,疑及努力的程度,却不肯跳出“中西结合”的神定框框,登上战略的高度,,审视一下选择的方向和所走的道路。他丝毫不曾想到,“中西结合”主张也和所有其它观念形态一样,必须经受医学实践的检验和取舍。真理已经碰到了他的鼻尖,。然而,毛氏“神”定戒条却鬼使神差般地驱使他离真理而去。
4-2―4、“证”的实验研究
中医“证”的实验研究,是融合论的热门课题之一。实际情况表明,该项研究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碰壁—反思-再碰壁。
陈氏等已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说,“复制病理舌象动物模型的难度很大”。
于氏一面批评诸如肝郁证模型“由于其实验设计完全脱离了中医肝郁证的病因病机理论”,“缺乏准确性和可行性”,一面又提出“依据中医理论设计造模因素”的主张。然而他却没有躬身自问,他自己的做法能否完全“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是否有可能具备“准确性和可行性”?
吕氏等对中医证的实验研究作了认真的反思,已认识到其“很难为中医界完全接受的原因”,在于“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理论不完全符合”,并强调“尤其要重视实用化”。本来他们由此很容易从倡言者转变为取消论者。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中医临床不需要也不适用。中医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依据从临床获得的“证”有效指导诊疗。把它再拿到实验室或动物身上去“实验”一番,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更何况经过实验加工的证的“动物模型”,已经远远离开、歪曲了临床实际和临床得来的证,已不再能够作为中医诊疗依据。第二,从根本上看,证的实验研究本身就思维方式说已与中医理论完全不符,无论怎样深入也无法符合,而且越深入越糟糕。
直接从临床产生又回到临床(根本无须中间环节)并已历千百年亿万人次反复效验(失败难免)的中医理论永远不会也不应该离开临床而进入与之渺不相涉的实验室或试管中。
梁氏对于运用“现代科学来研究中医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诸如:“肤浅印证和盲目套用”等等,正好用来批判他自己所进行的所谓“血瘀证的实验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此竟然毫无觉察。
4-2-5、经络实验研究
融合论者最时髦的研究课题莫甚于经络实验研究。
和爱因斯坦关于根据原始文献追踪理论形成过程以便取得对于“实质”确切理解的主张背道而驰,在世界上持续数十年的针灸热中,大多数洋学者期望凭借自己最拿手的西方科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完全不适用于中医的实证分析即解剖实验等等方法,彻底弄清中医经络实质并把经络的实体人为“独立”出来。国内不少中医和西医乃至非医人士竞相追逐,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方法,同样不愿意认真学习原始文献,进而去临床实践体会,而是热衷于蹲在实验室里和仪器堆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经络实质研究热,把一个在中国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弄得是非混淆,甚至玄而又玄,把极其严肃的医学科学研究变成了“医学俱乐部”。尽管符友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仍然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经络实验研究依然我行我素,耗费国家资财,诋毁中医学原理的真谛。这一研究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外,极大地歪曲了中医经络学说的形象。
4-2-6、中药药理研究
多年来中药的西化研究也许是走得最远的。若不是有《本草纲目》等多本中医本草著作垫底,中医学也许早就被釜底抽薪了。实际情况表明,中药研究工作,严重存在按西药理论及其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倾向。不少行家已深切感到:“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中药西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提取有效成分。刘懋生等在提取牡荆油“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中陷入困境。但他们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应当说他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认真的。他们正视实验室和临床验证的客观事实,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们使失败的研究获取了意外的价值——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迷途知返。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现在只有科学最讲认真。如果中国医学界敢动真格,那么,诸如“国优产品天麻甙”之类的伪科学“重大科技成果”将一个接一个被揭穿。
上文从六个方面论列了中西医学理论融合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所录大部分材料均为从事该项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由于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和思想盲从,他们未能对方向性问题进行反思,总以为是手段欠高明,仪器欠先进。他们已经挥霍了巨额中医药科研经费却还总在那里埋怨国家投入太少。实践已经并正在证明,融合中西医理论之路,是一条毫无成功希望的绝路。本文坦诚直言,旨在敦促有关方面及医界同仁依据历史和实践的启迪,调整自己的科研方针,以使中医理论研究工作返回到以“发展中医”(而不是创立“新医”)为目标,并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4-3、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当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会议上重申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个最重要观点——中西医学在医学哲学上的统一极端困难之时,日本大冢恭男起而发难。大冢恭男认为:如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则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学合作”。
这是可能的吗?这是有益的吗?否!临床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有害无益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对两种医学钻研得越深,就越不可能。
郑家贵依据“思维负迁移”的教育心理学最新理论,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郑云:“中医、西医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医学体系。中医的临床思维,是运用中医的信息;西医的临床思维,则是运用西医的信息。但在现代的中医临床实践中,中医、西医的信息常交织在一起。”
“不少的心理学家用实验证实,在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技能、能力乃至思维方面,都存在着迁移现象,而在形式相似、本质实异的场合,将产生很大的负迁移。”
郑氏指出:“中医、西医都是研究人的生命与疾病这同一现象,所以在许多方面和环节上粗看相似,但实则大异。在临床思维上,从病人身上获得信息的手段、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处理方法、信息的处理理论,某些地方貌似相同,但更多的是相差悬殊。这样,在临床思维时,掺入了西医的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很大的负迁移作用。”
郑氏凭据一个误诊误治加速致死的典型案例:
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续高热三天,体温40-41°C,经西医抢救,高热不退。会诊:
A中医:体温40-41°C,高热为主,面潮红,大汗出,脉浮数大,口渴,酷似人参白虎汤证;四肢拘急、抽动,属阳热过盛、引动肝风之候,唇淡、舌淡,血色素6.5克,为血亏。证属:阳明热极引动肝风,气虚血亏,本虚标实,病情重笃。急则治标,治宜寒药急清之,佐以益气补血熄风。方拟:人参白虎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羚羊角、银花,其中生石膏用100克。
B中医:面虽红但如妆,脉虽浮大应指似有力,但按之空空然,口虽渴但不欲饮,汗出不止,扪之湿凉,为漏汗,时利下清水,躁动,四肢手足厥冷,虽体温40-41°C但无实热之象。辨证为孤阳上越,阴竭阳脱危症。治宜热药急温之,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药用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增损。
持续高热危及生命,岂敢再放胆使用热药“火上加油”!终于采用A方,急浓煎。下午三时会诊,五时后频频少量灌服。药后证情急转直下,四肢厥逆过膝,,面色晄白如蜡纸,两目直视失神,于夜半病殆。实践证明,药用寒凉,实属雪上加霜,命门微阳,如蜡烛残光,泼水即灭。此之古人所谓,生石膏用于亡阳之证,“下咽则毙”。
事后,A中医苦苦思索,与B中医共同讨论分析,恍然大悟:在西医环境包围之中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牢固的中医诊治思路,西医知识干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头脑里的正常运行,实属临床思维的失误。
郑氏据此进而全面分析了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常见的几种情况,字字中的,弹无虚发:
1、中医的概念被偷换;
2、中医诊断注意的范围被局限;
3、中医的临床思路被阻断;
4、中医的诊断技术被干扰;
5、中医的论治被简化。
郑氏最后指出: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
笔者按:
郑家贵所撰“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一文,是当地极为罕见的一篇立足中西医学比较学角度,讨论中医独特临床思维方式和特点的佳作。它以鲜明的观点、精深的中医专业功底、洒脱的笔调、严谨的治学态度,毫不含糊地触及了当代医学界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在中西医互相交错渗透的形势之下,在西医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医学要不要保持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专一性?要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以及怎样才能做到抵制外来干扰?它依据一个血的教训,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医学科学上,主观唯心主义真是“害死人”。它可以使治病救人的医学科学顷刻间蜕变为致人于死地的手段!谁也无法否认,在郑氏所举典型病案中,A中医是“中西结合”的标准模特儿。冤死其手的女病人自然是“中西结合”的可怜牺牲品。而“中西结合”论长期熏染的氛围,便是导致A中医诊断错误并得逞的温床。“纯中医”的活人之术,在这里受到不应有的排斥和压抑。只要还有一点点对屈死病人的同情心和起码的医德,就会深感教训的惨痛。
实践出真知。郑氏依据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理论,并从临床实践出发,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以致酿成误诊加速病人死亡的严重恶果。它表明,所谓“真正意义的中西医学合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不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抑或对医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没有好结果的;纵然可以蒙混、取宠于一时之权贵,但经受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因而是不可能长久的。
结语
踪前所述,统治中国医学界长达50年之久的中西结合方针,无论是在理论或临床上,迄今为止谈不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大话、空话、假话充斥于报刊杂志上歌功颂德的总结性篇章。历史是不讲情面的。它表明,正是所谓“中西结合”导致了中医学发展战略的严重失误。它已经并正在把一部卓绝的活人之术逐步变成乏效甚至误人的“古玩”和“花架子”。它同时还“使两三代人都陷入了不中不西、没有深度的文化沙漠”(彭培根语)。更为可悲的是,其中不少本属“时代牺牲品”的人还俨然以“中西结合的高级医师”自居。
令人担忧的是,对于中西结合方针的原则性错误,虽然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察觉,但至今没有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而且即使多数人认识到了它的错误本质,要彻底清除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还远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毛泽东生前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假如这段话出于真心而非骗人(诸如“引蛇出洞”之类),那么笔者坚信,:倘若毛泽东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接纳一位中华赤子的逆耳忠言,为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敢于正视现实,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医学发展战略问题上,迷途知返、拨乱反正,努力开创中国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注:本文于1991年10月在“湖南省第二届青年中医药学术会”大会全文宣读;此前曾收入《首届全国中医未来学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10月北京);此后改以“中西结合理论模式初探”被收入《首届全国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论文集》(1992年4月广州);承蒙执行主编朱佑武先生垂青,本文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在《湖南中医杂志》1992年第二期。
第五篇 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
——兼论中医未来学的方法论问题
引论
5-1从相马术、相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2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5-3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5-4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5-5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5-6、“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5-7、中医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导
结语
引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在求索,世界在求索,无国不在求索,无人不在求索。人大约从睁眼见到现实世界时就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求索。人类在上下求索一番之后,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同时重新认识自我。在这一“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最富效益因而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哲学方法论问题。
唐民皓正确指出:“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前进的。’”
据此我们不难导出: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医学,其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采取的独特研究方法。其辉煌成就(卓越的理论体系及其确凿的临床疗效)正是依靠自己(绝非西医)的独特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并将随着这一研究方法的继续保持和发扬稳步地向前挺进。
那么中医学赖以产生、存在和延续至今的那个“独特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
5-1、从相马术、相西瓜说到“以象之谓”
5-1-1、相良马术
中国古代有精湛的“相良马术”流传至今。
《元亨疗马集.相良马论》对此作了精彩的总结性记载:“马有驽骥,善相者乃能别其类;相有能否,善学者乃能造其微。是以冀北固多马矣,伯乐一过,其马群遂空者,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今夫或黄或赤,或黑或苍,蚁聚虫集,旅走丛立,四散惝怳,开合万状。而善相者,掉手飞縻,指毛命物。其质之可取者,牧畜政教殆无遗质。自非由外以知内,粗以及精,又安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天机之妙哉!”
郭光纪等释云:“马有优劣,只有善于相马的人才能分辨出来。相马的技术有高有低,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掌握其中的精深道理。因此,冀北地区本来产马很多,善于相马的伯乐从那里经过,挑选了一批马,马群就没有马了,不是没有马,只是没有好马。马有赤色、黄色、黑色、灰白色等,成群结队,或走或立,或散或合,变化万状。善于相马的人,甩手飞绳,根据马的外貌(含运动形态——笔者加)立即指出哪个是好马,哪个是劣马。这种相马技术,在指导发展畜牧生产与畜牧教育方面,是非常重要和全面的。假如不是从外貌而察知体内,从粗浅联系到精细,怎能从观看外貌开始而达到掌握内在活动规律的奥妙呢?”
这里,“善相”、“善学”者用以“别类”、“造微”的方法,乃是“由外而知内,粗以及精”。
这种,显然不同于现代“体检”术,即某些国人所崇尚、诸多洋人最拿手的“由外而进内,精以到粗”的方法,亦即人们用以排斥和否定传统方法的“解剖”、“实验分析”或再加“综合”的方法,或曰从“宏观”到“微观”再加“反向综合”的方法。传统方法所能抵达的境界,即“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天机之妙”。而后一方法,在相马问题上,显然望尘莫及,甚至无能为力!
《元亨疗马集》在具体相法上,尚列有相头、相眼、相耳、相鼻、相口、相形骨、相蹄、相超逸、相寿夭等九法,集中了“伯乐”相马的丰富经验与理论。
兹录“相头法”一节以窥一斑:
原文:“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又欲得方而重,宜少肉,如剥兔头。寿骨欲得大,如棉絮包圭石。嗣骨欲得廉而阔,又欲长。额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易骨欲直,元中欲深,颊欲开,鞅欲方。”
郭氏释文:“马头需要高而陡,像用刀削成的一样,还需要方正坚实。肉应当少,像剥了皮的兔头那样清秀。顶骨需要丰满,像棉花包裹着圭石的形状。颧骨脊要棱边明显而宽阔,又要稍长。额骨要方而平,耳下肌肉要丰满。泪骨要平直,耳下至牙齿的距离要深,两颊要开阔,颊前的肌肉轮廓要显明方正。”
笔者按:这“相头法”中,以三个“如”字打头,提示“相”——“像”相通,是“取类比象”或“援物比象”法。“高而陡”者,能援三角板、量角器精确测量(定量)吗?不能。“剥了皮的兔头”怎能与活马的头相提并论呢?更其不能。但却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能否取一架电子显微镜来,从马头上取一点组织做成切片,看看其细胞、亚细胞结构,以此来定马的优劣呢?或以进口的高精尖仪器,设法找出马跑千里的“物质基础”或“特异结构”?
单相马头,不足以定良马;相了五官局部,还要相超逸即整体气质——局部与整体和谐统一。“头”是整体、活体的头,不能割下研究;“额”是整体、活体的额,剖开亦无所谓良马,纵是良马也会因之死去或致残。
单念此书、通此文,不足以通相良马术,尚须跟师学艺,反复实践,反复体会,方能心领神会、通权达变,适成伯乐。
若观此相马经文,要领未得,甚至字句未通,便诬之“落后”、“原始”、“不科学”,抖以
爱克斯光机、CT、电脑之威风阔气,岂不笑煞世人哉!
5-1-2、相西瓜法
中国民间又有神奇的“相西瓜法”应用极广。
王国武撰文:西瓜成熟度的鉴别,主要采用“看、模、掂、听”四法。
看:看形状、皮色。瓜身周正,头尾相称,瓜脐、瓜蒂凹进,瓜蒂绒毛脱净,皮色光滑透亮,花纹长开为熟瓜。尾大头小、脐蒂凸出、瓜蒂带有绒毛,皮色嫩的大部分是生瓜。
摸:用手摸瓜皮软硬度。皮硬的是薄皮西瓜,瓤脆沙,口甜;皮软的是厚皮瓜,瓤绵口淡。
掂:掂重量。不飘不坠,略有弹性的熟瓜;坠手的是生瓜;轻飘的是老瓜。
听:用手敲,听声音,发出嘣嘣声伴有颤动感觉的是熟瓜,发出噔噔声的是生瓜,发出水声的是倒瓤瓜。
笔者按:这里,首先是西瓜“成熟度”,是指成熟的程度,不是等级,带很大模糊性,没有精确的标准。一级?二级?三级?说不清;用仪器更没法测,电脑亦枉然,但很有实践性,人人可行,随处可行。其效果切开一尝便知。其次是这看、摸、掂、听四法,颇像“视、触、叩、听”四诊,然而大异其趣!一个全凭人的头脑感官,其妙无穷;一个离了仪器不行,貌似精深细致,实则难得要领一个因瓜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全无固定、统一标准;一个有等有级、有标有尺,不问春夏秋冬,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不许“打开”,一个长须“剖开”。
中国不能不令人惊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不能不令世界折服:炎黄之邦是那样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很早以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拥有自己的“科学”;大如天文历法,小至吃喝拉撒,连“相马”“相瓜”活动也充满了在“老外”看来“高深莫测”的学问,独特无比的学问,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学问。更何况直接关系“人” 健康寿夭的医学呢!
5-2-3、“以象之谓”
中医学方法和上述“相良马术”、“相西瓜法”如出一辙。一个“象” (相)字把它们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东方文化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方法论。这个独特方法论的名字,姑且叫作“以象之谓”。
王庆其对于中医学“以象之谓”这一独特方法精笔浓墨,作了专题独到的阐发。
王氏写道:《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吴昆注:“此言天地之阴阳,推之无穷,不以数求,以象求之可也。”张介宾也说:“此天地之阴阳无穷,诚有不可以限数推言者,故当因象求之,则无不有理存焉。”可见,“以象之谓”是《内经》认识问题和探求自然界变化规律即“治学”的重要方法。
所谓“象”,有征象、形象、象征等的意思。“太虚寥廓”,宇宙苍茫,人们要认识其中的奥秘谈何容易。但是我们二千年前的祖先,通过长期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还应加上“探究人生”——笔者加)的实践活动,懂得通过表露在外的征象来认识大自然复杂的变化规律,并用“象”加以概括和归纳(甚至以“象”的文字和符号来描记——笔者加)。一部《周易》就是用卦爻等符号来象征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如《易.系辞下》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疏:“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象于天也。”
王氏指出:“《内经》提出‘以象之谓’的说法,不仅为了说明天地阴阳的运转变化,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因此,‘以象之谓’实际上也是祖国医学重要的方法论。”
笔者按:“以象之谓”的方法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并对与之相反的方法予以排斥。它的顽强使别的方法根本无法渗入由它所形成的理论(含概念体系)中。又由于它所深蕴的临床有效性,亦使人们根本无法否定它、推翻它。
王氏继以它在脏象学说、病因学说以及辨证论治理论中的贯彻应用,深入具体地阐述了它的内在涵义。例如在“病因学说”一节中,王氏以“六淫”中“寒邪”为例:“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内经》作者通过医疗实践观察到,人感受了寒邪,可引起发热的症候,于是认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即从发热的症状,推测由于伤寒的缘故。但“寒”的概念不止于此,凡因脏腑亏损、阳气虚衰、功能衰退而出现的畏寒、四肢不温、面色晄白、皮肤寒栗、便溏腹痛、小便清长、苔白脉迟等一系列的症候,皆属于“寒”的范畴。这里的“寒”已与外感寒邪没有直接联系;它以肌体的整体反应为基准,是这些寒性症候的象征。实际上它成了一个病机概念,包含了病因、病理、病位及临床表现等内容。如果要追究这个“寒”是什么致病实体,恐怕是很困难的。
笔者按:可见,中医学中“寒”这个一言难尽的概念,如不紧密结合中医临床实践,运用“以象之谓”的认识研究方法,便无以识其真谛。若以“37°C以上为热,以下为寒”来套解中医学的寒热概念,显然荒谬绝伦。以其指导用药,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氏总结道:“以象之谓”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肇端于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地者,所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天地之阴阳无穷,不可以数推,唯“以象”来求之;人体脏腑气血变化莫测(此“莫测”者,谓千变万化,变动不居,不可精确测量,不能使其固定,更非“不可知”也——笔者加),也可以“象”来标示(此即“可知”之谓——笔者加)。
南京吉文辉教授把“以象之谓”提到了“决定理论体系的特色”“处于学科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高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大的特色是象思维,即通常所言的观物取象、比类取象、比物立象等。”“传统中医学,从生理、病理、药理到诊断、治疗,几乎都在运用象的概念,如脏象、气象(气血之象)、病象、证象(证侯)、脉象、舌象、药象等。离开了这些象也就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了。”
其实,古人在观察、分析和认识事物中,大量运用象的概念,又岂止是医学。举凡对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等诸方面的认识都离不开象。诸如气象上观物候以知季节变化;农业上观气象、物象以授农时;哲学上“立象以尽意”;文学上“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识人方面:“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甚至作为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单元,——汉字的建构,也是以象形为主:“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则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言孽乳而寝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卷末附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其他如天文、地理、格物、政治、军事、人事、伦理、文学、艺术、占卜、命等等,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象思维的运用和论述。清代大哲学家王夫之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盈天下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该会其理”。象实际上是古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媒介和必然途径。
吉氏认定:“不弄清象的概念和由此形成的象思维,是很难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和纷争,其症结和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忽视和曲解。这一形势如果得不到扭转,很可能会关闭通向传统中医药学的大门。”
傅立勤等论及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时也曾扼要提到:中医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植根于阴阳五行的“象术”之说。中国古代诸多学术,都是在此范畴内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等,都集中研究自然之象。
总而言之,从研究对象、方法到成果的表述与记载,东方文化和中医学累积历代经验和智慧结晶,创造出一个“象”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为近现代西方文化所不知而不容,但不能为其所取代。
5-3、中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
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并非象以往医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僅存于中西医学之间。它们也发生(渗透)在中西医学各自的内部。这就是说,在以所谓“以象之谓”法为方法论主体的中医学体系内,与“解剖-分析法”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无时不在进行着;同样,在以“解剖-分析法”为方法论主体的西医学内部,希氏“整体观”也在潜行着,无时无刻不在对抗和否定着现行西医方法。囿于知识面的局限,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医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及其转变与定型问题。
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确实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医学独特方法论的形成自在其中,适成佐证。
史实表明,对于西医所采取的“解剖-分析法”,中医先贤并非全然不知,在中国更不是没有产生过。比之早若干世纪,中医学就已经接触到,其后并有不断延续的历史遗迹可寻。
聂精保指出:“有人认为中医学根本没有解剖知识,这种认识显然错误,且不值一驳。假如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古代解剖很发达,中医也有自己的解剖学,那同样不正确。
“《灵枢.经水篇》第一次提到‘解剖’二字,公开宣布人死后可以‘解剖而视之’。《内经》对脏腑器官、体表皮肤、骨骼肌肉均有一定的认识。”
聂氏注意到,《难经》有较多解剖记述,也比盖仑早。但其内容在质和量上都不及盖仑。
笔者按:比较《内经》和《难经》,一个略解剖,一个重解剖。至少在这一点上,《难经》似有在方法论上向《内经》发难之意。
聂文提到:中国东汉末年,王莽也曾让医生将罪犯挎剥和度量;《南史.顾恺之传。中也有或许算得最早的病理解剖活动的记述;宋代还有《欧西范五脏图》、《存真图》这样的解剖著作;特别是清代王清任……往返荒冢剖验尸儿,等等。
甑志亚等也提到:“科学实验的萌芽,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中医也不例外。”并举出了“《墨经》中就有光学实验的有趣记载”;“从解剖中探求人体的生理病理”,“唐代已用小便浸白帛来观察黄染程度而知黄疸的实验诊断方法”等例证。
笔者按:诸如此类的例证还可以收集到不少。上述材料表明,中国科(医)学界内部,自古至今有人在使用和提倡“解剖-分析”方法,始终不曾间断。然而,它毕竟不成系统,未能成为东方科学文化和中医方法论的主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依笔者陋见,其原因在于中医奠基之作《内经》对于前人创立的种种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种),高屋建瓴地进行了总结、对比、分析和批判,并从中选取了一种在当时被认为最佳的方法。这就是说,中医学比现代西方理论医学(非西医临床学)足足早两千年,即已完成了医学方法论向“整体观”的大转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这一转变是极其光辉、伟大而无比先进。
关于这个方法论转变的问题,当今中医界本身并未给与普遍的充分的注意。前面提到的王庆其氏也不过就事论事、随文释义,没有把它提到足够的理论高度,充分挖掘其方法论意义。
该问题倒是被一位对中医理论颇有兴趣的“行外”人士先行察觉并给与了相当重视——刘亚光钻研《内经》看来比我们中医业内人士还要认真。
刘氏指出:“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中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段含义很重要。……虽然阴阳的方法可以由十推百,由千推万,然而对于天地辽阔宇宙,这样的类推法是不适用的,而应该观察宇宙之象来总结规律(刘氏将“数推”二字简单释为“类推”似欠妥笔者加)。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它说明两点:一是古人把宇宙……万物、人以及疾病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二是古人应用控制论方法(只能说“类似于当今控制论的方法”笔者按)观察天体运动规律之外部表现印象。因此,虽不了解宇宙天体运动的原因,也一样可以从外部的 ‘象’观察总结出合乎自然的变化法则。”
笔者按:说得多好!这就是说,对于无限可分的宇宙万物,由十而百、由千而万地细分下去是根本无法穷尽的,因而这种细分式的研究方法是不足取的。这既是《内经》作者对前人经验的概括,也是对自身经历的总结——《内经》本身就有解剖分析实践。今天看来,这种无限细分的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当然条件是可以改变和创造的。于是我们的先贤不再钻牛角尖,而是猛醒回头,干脆“不以数推,以象之谓”(“数推”者,“分析研究”含精确测定之谓也),根据“有其内必形诸外”的理论,转而采取观察事物外在征象的办法来认识事物和发现、总结规律。因此,虽不完全了解,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事物的内部结构(如今之所谓分子、原子、质子、夸克之类。这里不宜说成是“不了解原因”,中医“以象之谓”法同样是在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形诸于外的“象”观察总结出合乎自然的变化法则,较之逐层深入的解剖分析法更为有效而便捷,更能切合自然对象的本来面目,进而摸索出相应的调控方法。这就是类似于当今称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理论”、“反逻辑方法”、“黑箱”等等的方法。
刘亚光的贡献在于,他首次从方法论矛盾对立的高度,把“以象之谓”看作“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并给予论证与强调。显然,由十而百、由千而万地“数推”也可说是“古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二”。刘氏以“不适用”三字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内经》对后一种方法论的批判和扬弃。
“不以数推,以象之谓”——《内经》先于我们二千年所作的这一批判和扬弃,语气十分肯定,毫不含糊。没有“两可”之议,没有回旋余地,没有折中,不容调和。诸如“数推”+“以象之谓”云云。这表明,在“古人做学问”的两个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内经》选定了一个。“以象之谓”成为《内经》做学问的唯一的基本方式,不再是“之一”,也不再是王庆其所谓“重要方法”——还另有非重要方法或其它方法兼容。所以我们说,刘亚光比王庆其在提法上要略胜一筹,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内经》这一转变之所以光辉、伟大,在于它果断、彻底,尤其卓有成效。据唐民皓言,《内经》不过是当时“医经七家之一”,但后世医家偏偏选中了《内经》一家,或曰没有任何一家能与之争雄,关键即在于它所选定的方法论卓有实效。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它解释可以立足。什么“封建论”、“小农经济论”、“皇权论”、“儒学影响论”等等,统统站不住脚。中医学根本不吃这一套。中医某些个体可以俯就于皇帝,屈从于权势、名利,这不但在封建社会如此,今天或今后还会如此。可是看起病、用起药来,只要是真正的中医,一定离不开自己的独特方法。疗效不允许其离开自己的学术——病治不好,同样要丢饭碗、要砸招牌,甚至要掉脑袋的。
傅景华正确指出:“就像黑暗的中世纪埋葬了西方科学文化一样,中国的科学思想在当时也难以取得现实的巨大成就,反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甚至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唯有中医学执戈前驱、遇乱而兴,并在实际应用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自然原理,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
傅氏又说:“然而,古代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先秦哲学家们,大都注重自然过程的横向研究,摆出了推倒一世、包罗万象的雄浑态势。他们比较轻视具体的实物分析,对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置之。……尽管其时也有像墨子为代表的学派,在实体分析和逻辑学等方面曾经达到同时代最高水平,但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在当时发展这一领域的理论性建设,而把这一无尚光荣的历史性任务留给了近代的西方。”
真是文笔优雅、文辞幽默而饶有诗意!
笔者对傅氏大论十分钦佩。唯一有所保留之处,即他将实体分析和普通逻辑在中国文化科技中的萎废归结为“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含糊其辞的流行说法,而不肯明确指出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乃是两种尖锐对立而互不相容的方法论长期论争和互相排斥的必然结果。
从对《内经》上述原文的反复探讨中可以得知,所谓哲学方法论问题并非自《内经》始,人类对自然界和人本身的探索并非自《内经》始;当然也就更其不宜把西方近代科学的起步作为人类科学活动的起点。这也就是我们不赞成林中鹏等将《内经》时代定为“科学启蒙阶段”的根据;也就是我们为何要把《内经》时代如实地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把《内经》视为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主要理由。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中医学的所谓“超稳定性”,乃是其二千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正确的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它之所以拒绝近现代西方科医学的所谓“先进的”(实际上是“幼稚的”)“分析-归纳”的还原论方法,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内经。的先贤们是正确的。爱因斯坦的无比惊奇、普里戈津的彻底转变、李约瑟的崭新发现、满晰博的百般推崇……无不表明西方一类名流对东方文化、对中医学及其方法论的肯定和赞赏。西方科医学的东方回归更是强有力的佐证。从方法论角度言,中医学没有任何理由倒退到《内经》以前的时代去;没有任何理由改弦易辙,重取“僅适用于科学幼年时期”的方法;没有任何理由倒向西方自己也已经准备撤离的旧轨道。在《内经》中已被定型的方法论,任谁也无法改变。
当然人们有权力弃而不用,或束之高阁,而强行代之以西医方法。但这样一来,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那个“中医药学”,也就宣告隐退、宣告绝灭、宣告消亡。任何人再打“中医”旗号,都只能够被视为自欺欺人、欺世盗名。——此即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谓“成熟的科学”的“至死不悟”和“墨守成规”!
5-4、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的不相容性
上文说明,中西医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哲学方法论问题上产生了带根本性质的分歧。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现存中西医学体系的形成。我们还看到,这种分歧的对立和斗争还渗透到中西医学各自的内部,无时不在摇撼着已有的两大医学体系的根基,促使它们向着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中国政要强制推行的“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群众运动正在强使中医西医化,导致中医原有体系消亡;希波克拉底精神犹存,并与西方现代系统论等一拍即合,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正迫使西方医学再度实现方法论的大转变,即所谓的“东方回归”。
上述局面形成的内在根据是什么?这就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
5-4-1、从所谓“兼容并包”论谈起
有人提出:“现代理论医学已逐步注意到实验和理论并重,归纳和演绎并用,开展生理系统中同级组织水平和多极组织水平间的调节与控制问题的研究。它既进行分析性的还原研究,向微观世界进一步深入,例如分子、量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又重视综汇整合的研究。遗传工程、神经递质、免疫等领域的重大进展都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成果。这就是现代理论医学的辩证综合研究方向的概况。”
还有人更具体地提出:“作为横向新兴学科之一的现代系统论,事实上也兼容并包了元气论和原子论的长处,摈弃了各自的不足。系统论有两个核心认识:其一,对象是普遍联系的,具有整体性和功能性,并在物质的各个层次上都是如此,这些与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其二,对象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其整体功能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的,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这里,表现为笼统的整体观念的和直观思辨方法的元气论就无济于事了,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
东西方在医学上的汇通,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它有可能导致整个医学科学的改观。”
上述“辩证综合研究方向”和“兼容并包论”都试图通过调和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填平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鸿沟来“最终揭示生命科学的全部奥秘”,为“中西医理论结合9汇通)”制造新的理论根据,旨在创立所谓的“中国新医药学(派)理论体系”。
这种“”兼容并包论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有实现的可能?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仅仅作为“理想主义”的目标,口头上“理论”理论,未尝不可——真理需要谬误陪伴,否则不能显示其真理性。可是作为医学发展的实际道路,却是完全行不通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既要坚持整体观念,就绝对不允许解剖分割。分割了哪还有整体呢?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法中,如果其中一个导致成功,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必然导致失败。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吗?可是对此要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里我们先讨论一下“兼容并包”论。
第一,现代系统论作为“横向新兴学科之一”,刚诞生不久,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中医看来,“系统的框架仍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实体论的范畴,因此也不应该要求它容纳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科学整体的革命性变革,还要等待历史的召唤。”(傅景华语)换言之,系统论带有它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科学背景的印记。只要它还有“分析-归纳”法的痕迹,就不能说它已经成熟。
第二,让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兼容并包”论者是怎样使现代系统论吸收了元气论和原子论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论的长处,又是怎样摈弃了两者的不足。
且看引文列出的系统论的“两个核心认识”。其一,据说“与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显然,这里兼并了“元气论”的长处,而摈弃了“”原子论的短处。孤立看来,似乎句句在理。其二,据说“对象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其整体功能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的,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这里,表现为笼统的整体观念和直观思辨方法的元气论就无济于事了,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孤立看来,似乎更是振振有词。
“兼容并包”论者倒霉就倒在他的对面还站着一个不甘沉沦的中医学。中医学又总是反对“孤立”看问题而主张“联系”。只要把兼容并包论者曲解系统论的“两个核心认识”通贯联系起来,其立刻就露了马脚。“其二”和“其一”中的“对象”是否是同一个呢?既然“其一”中的对象与元气论有相通之处,那么“其二”中的对象是否就不存在“相通之处”了呢?难道“元气论”的对象不是一个“多质、多变量、多层次的结构”,而是一个“少质、少变量、少层次的结构”了吗?“其整体功能”难道不是“由元素的相互联系而成”,而是“由元素的相互割裂而成”的吗?或者在“其一”中是前者,在“其二”中又变成后者了吗?若果真如此,那么“元气论的长处”何在?“原子论的短处”又何在?此其一。
“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而原子论却恰恰以此见长”。试问原子论的“结构”是相互联系而成的,还是分割与孤立的呢?“其一”中的所谓“原子论的间断性、个体性、结构性和简单的分解组合等观念”是否在“”其二中全都突然消失了呢?或者说原子论在“其一”中的“短处”到了“其二”中又摇身一变而成为“长处”了呢?此其二。
不联系便罢。这一联系,嗬!在“其一”中被兼容并包的元气论的长处,在“其二”中眨眼之间又“无济于事”而被摈弃;在“其一”中属于“格格不入”而被摈弃的原子论的“概念”(短处),在“其二”中又竟然“以此见长”而重新被“兼容并包”!
尽管我们这些中医对于现代系统论尚不甚了了或知之不多,仍然不难发现,此处的“兼容并包”不过是耍了一个花招而已。如果现代系统论真能被解释为这样一种玩弄手腕的魔术和戏法,那实在是太可悲了。试问,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继续作为“中西汇通”的根据和哲学方法呢?实际上,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中医科学化乃至中医现代化,不就是在这种“兼容并包”论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吗?然而进展又如何呢?还要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影中“汇通”几个三百年才能见到一点眉目呢?
5-4-2、揭示互不相容性的诸“测不准”原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自然科学界在实现方法论大转变的过程中,在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部分到整体、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过渡和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测不准”、“不相容”原理。这些原理,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鸿沟”之所以产生、形成和填而不平的内在原因,从本质上揭示出两种对立的方法论的互不相容性,当然也同时揭示出中西医学术根本分歧产生的根源。它们是中西结合论者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5-4-2―1、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1927年,海森堡以量子力学的普遍规律推导出“测不准原理”:对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测准。测不准关系不仅包含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而且也包含它的总能量和时间的关系。
测不准原理是海森堡根据布罗意的关系式和一些理论分析导出的,后来波思根据波函数的统计原理进行了严格的证明。
该测不准原理总结了同时测量相关的成对可观察量如位置和动量、能量和时间间隔的测量精确度的理论极限,既说明经典物理学在认识微观世界中的局限性,也表明采用研究静止状态的办法来研究运动状态(变化)行不通。
5-4-2-2、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
同样,在数学中也有类似情况。经典数学具有精确性的特点,而复杂系统具有模糊性。当研究复杂大系统时,这种具有精确性特点的经典数学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在复杂性和精确性之间发生矛盾。体系越复杂,在数学上表现出精确性越差,而模糊性愈大。不相容原理说明了这一对矛盾:“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少,在达到一定的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因此,复杂大系统中的复杂性与精确性两者也不能同时测准。这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极为相似。
传统数学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公说。此公说断言所有事物的存在是和数学的和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识某事物必然要求以数学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要求以精确和精炼的概念来简化现象。这样的数学被称为“精密数学”。
精密数学在物理学、化学、统计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等应用科学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有人把上述科学称为“硬科学”。但在像生命科学以及心理学、经济学等复杂多变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数学的应用并不很成功。有人称后者为“软科学”。在软科学中,有时在演绎推理时,人为的精确性和逻辑相容性常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人为的“逻辑虚构”。
经典数学是建立在集论和二值逻辑基础上的。用经典数学研究复杂自动控制体系时,特别是研究生命过程如生物学、医学时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而应用它去研究更复杂体系如生态系统和具有判断、理智、感情的人的大脑时,简直无能为力。
1965年,柴德开始建立模糊数学,用它来解决体系的复杂性与精确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表述为:在复杂体系中,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与其数学的精确表达之间存在不相容性。
刘亚光指出:“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模糊数学’仍然是采取精确数学手段模糊化,因此亟需改进方法学。”
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表明:将生命视为机械运动和化学反应等来作所谓“定性、定量、定位“处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为虚构。作为生命科学的医学问题,不可能”精确定量、定位、定性“表达。人类疾病的极其复杂的发生和演变规律与其精确度数学表达之间不相容。
5-4―2-3、爱因斯坦与牛顿不相容
标题中的人名是其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学派)的代称。爱因斯坦力学相对论与牛顿的经典力学不相容。这在当今世界科技界仍然是少数人但却是十分杰出的观点。它已经为科学哲学家库恩首肯并予以证明。
库恩写道:“按照本文的观点,这两种理论(引注:指现代的爱因斯坦力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在由哥白尼和托勒密天文学的关系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是根本上互不相容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今天,这仍然是少数人的观点。因而,我们必须考察最流行的反对它的意见。
这些反对意见的要点如下:相对论力学不能证明牛顿力学是错误的,因为牛顿力学仍然被大多数工程师极为成功地运用着并且被许多物理学家有选择地应用着。……爱因斯坦的理论能用来证明,来自牛顿方程的预言,同我们满足于少数限制性条件中应用的测量工具一样好。例如,牛顿理论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近似解,被考察的物体的相对速度同光速比较必须是小的。在受这种条件和其它少数条件支配下,牛顿理论好像是可以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因而,它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
……
然而这种推导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不合逻辑的。……这些受爱因斯坦学说的概念的物理参照系同那些牛顿学说的有同样名称的概念绝不是相等的(笔者加:至少牛顿学说的质量是守衡的——既不变的;爱因斯坦学说的质量同能量是可以转化的,也即变动不居的。原注:只有相对速度较低时,两者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测量,而且即使那是它们也一定不能被设想为是相同的)。除非我们改变……变量的定义,否则我们导出的陈述就不是牛顿学说的。而一旦我们真的改变它们,我们就不能严格地说,至少不是现在普遍公认的‘导出’的意义上说导出了牛顿定律。”
库恩上述发现与证明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和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他使在科学概念上持“好像”或游移态度的权威学者相形见绌。爱因斯坦和牛顿关系上的这种不相容性很能说明中西医学两大体系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中西两大医学体系中,几乎没有一个“有同样名称” 的概念的涵义是相通(同)的。——这话也许只能和库恩那样的持“严格”态度的学者说;对于持“好像”态度的所谓“专家”就无异于对牛弹琴了。
显而易见,想做当代中医理论家和战略家的人面临着一个和库恩同样棘手但却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即:中西医学理论体系在由库恩所阐明的、由爱因斯坦和牛顿的关系所体现的那种意义上说,是根本互不相容的——只有证明西方近代的“分析-归纳法”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是不适用的,中医学的独特方法论才有可能被真正理解和接受。因此,那些想成为当代中医理论家的人与时髦的流行观点的对立和格格不入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受到程度不同的压抑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是一条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反之,人云亦云,随和潮流的人则只能顺利地滑向既定目标的相反方向,离真理、离科学愈来愈远。
5-4-2-4、理论生物物理中的“测不准”关系
前面我们引录了诸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数学中的不相容原理、爱因斯坦和牛顿力学原理的不相容性等等。毋庸讳言,作为一名中医,我们无法精通量子力学,无法精通经典数学、模糊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原理,更谈不上精通数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若要精通上述中的任何一种,也许完全抛开中医理论不学,抛开中医临床不干,也还嫌时间与精力不支呢。
然而前面的初步肤浅涉猎已经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科学在由人为的虚构、简化和孤立、静止地进行研究,转向尊重研究客体的本来面目,改而进行动态的、联系的、整体即全方位的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深刻察觉原有的经典力学、经典数学等的“分析-归纳”的方法在把握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规律上无能为力或受到局限。换言之,现代西方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刻感到原有的方法论观念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科学要继续发展,必须首先更新方法。这就是今天哲学方法论问题何以受到特别重视的缘故。此时重温爱因斯坦关于“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归纳法“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大论,就不会视而不见、抄而不察,或感到莫名其妙,或竟要加以曲解了。
也许会有人向我们提出:前面所论无论正确与否,归结起来不过仍限于物理数学方面,医学领域也许不尽然吧?
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就不难发现,前面的数学不相容原理中,经典数学与模糊数学的分化与对立,就已经涉及医学中的“精确量度”问题。它已经将生命科学中以往作为“科学标准”(几乎是唯一标准)的“精确定量”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再颠倒。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间接的。在作为西医理论医学基础之一的生物物理学的研究中,,今天也已经发现了“测不准”关系:理论生物物理学在研究生物的信息论时指出,结构(静态)信息与功能(动态)信息之间存在着“测不准”关系。其中因为在观测到动态功能时才去探究产生这一功能的网络状态,由于非单值性和受到反馈回路的扰动,就使得从功能来推测结构成为测不准了,亦即是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在西医理论基础医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生命活信息和肌体结构不可能同时测准的矛盾,与前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极其相似。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医学科学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着“测不准关系”和“不相容原理”,并由此推导出“医学测不准原理”。实际上,在近三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的中西汇通、中西结合的研究中,诸如上述“测不准”“不相容”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即使在“中西结合论”独揽天下的时期仍可见到不少报道——不过是从“寻找突破口”的角度作出的。其中虽然不乏认真的检讨,但这些罕见的检讨也多半停留在战术角度而鲜有上升到战略高度的。遗憾的是,这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尚无人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把它们升华为医学“测不准”原理和医学方法论中的“不相容”原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做些初步的奠基性工作。
5-4-2-5、“中医不精确——不科学”辩
在世俗偏见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以“精确(确定)”与否作为衡量是否属于科学的唯一标准的情况。数百年来直至现在,中医学因之而被某些人排斥于现代科学体系之外。这种偏见,严重阻碍着科学变革的历史进程,更直接危害着中医的生存、振兴与发展。
如前所述,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本身处于永恒动变之中,不能确定,也不能精确定量。致力于真实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东方文化及其优秀代表中医学,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对研究对象不予精确、不予确定,反而以“模糊处理”为主要方法和基本特征的理论体系。这本来充分显示了主客观的一致性与和谐性,是无可非议的。但近世以来,中医学一直屡屡因此而遭受攻击,蒙冤受屈。其理论科学性由于“不精确、不确定”而被彻底否定,其确凿的临床疗效——对于医学科学至为宝贵的部分被贬得一文不值或屡遭劫难。
这种对于中医理论科学性的非难,可拟作“三段论”表述于下:
大前提:凡科学必精确。
小前提:中医不精确。
推 论:中医不科学。
应当指出,这种逻辑推理的“小前提”是正确的(这里的“精确”一词,是借用流行的概念),但“大前提”错误,因而导致“推论”错误。我们依据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仿其意而用之,可以提出一个崭新的完全相反的三段论以供读者思辨选择:
大前提:“只有精确(确定)性研究才算科学”是偏见(刘亚光语)。
小前提:中医学既不精确也不确定,正属“‘模糊理论范畴,更切合自然客体。
推 论:中医学是科学的。它不但不应被排斥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而且比现在被称为“精密科学”的“科学”更加科学。中医学不但是古典科学,而且是现代科学,尤其还是最有坚实基础、最富生命活力、最具希望魅力的未来科学(满晰博意)。即使人们可以依据各自不同的标准从它身上挑剔出成千上万的缺点和错误,但仍然不能否定它是千百年来稳步走向完美科学的科学。与之反对的所谓“科学”尽管可以红极一时、时髦一世、风行全球,但在真理(临床实践的检验)面前毕竟不能长久,必须“日新月异”而更替不迭,乃至最终走进方法论的死巷(满晰博语)。
在这两个针锋相对而互不相容的三段论中,我们之所以提出并倾向于后者,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人(非尸体或动物所能等同替代)这个高级、复杂、恒动的“大系统”时,根本无法同时做到既把握处于永恒变化着的极为复杂的人的生理、病理过程,又能采用精密数学予以确定的、精确的表达。不言而喻,上述海森堡等一系列现代西方科学前沿所发现的“测不准”“不相容”原理,为中医学独特而卓越的方法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宣告中西医学方法论乃至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历史鸿沟不可逾越。诚然,中医学在描述人的生命活动规律时,的确从来不曾使用过精密数学和确定性语言。这完全是因于被研究的自然客体本身无法精确、无法确定的缘故。因此,所谓“不精确——不科学”的非议和责难,应当被引为至高无上的嘉奖,实在不宜被认可为“耻辱”和“过错”抑或“不足”而自暴自弃。这恰恰是我们岐黄子孙和杏林后学应当继承发扬而不应当抛弃或作为“短处”加以“弥补”,以致使其湮没不彰的中医学重大特色和优势之一。
5-4-3、中西医学互不相容的种种表现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医与西医根本分歧由以产生的内在原因。下面叙述中西两大医学体系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种种表现。
5-4-3-1、总体轮廓与特征
傅景华谓:由于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和认识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二者不同的科学发现和概念、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发现了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方式,六淫、七情等致病方式,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还发现了通过四诊所收集到的在中医理论思维中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以及具有虚实、寒热、表里等不同态势和趋向的“证”。通过对“证”的辨析,进一步确立了以过程调控为主要倾向的各种治则和治法,并证实了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运用天然药物及其组成的方剂与非药物疗法的针灸、按摩、气功、养生等对于医疗保健的卓越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中医学引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和“阴阳”、“五行”等概念,并与上述概念密切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理论体系,进一步采取以文寓象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认识论方法、思想体系和临证实践过程等等能够借语言、文字、符号表现出来,通过师承授受得以保存和流传、继承与发展。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即力图在有形的实体中寻找世界和生命的本原,从而出现了与古代中医学完全不同的古代西医学体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描述的“整体”、“直观”、“臆测”等,就是指的这一阶段。近代以来,西医学在实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组成人体结构形状的系统、器官、细胞、亚细胞、生物大分子,以及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电解质等代谢物质的存在;还发现了病原微生物及其它非生物致病因素的存在,并用体格检查、实验室观察和其它特异性的检验手段收集到了既能定位、又能定量的、在西医理论思维中有意义的症状、体征、化验指标及其它各种图像和数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疾病在实体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变化,从而需要采取针对实体病因和病理的治疗方法,因此又发现了化学药物及物理疗法等的有效性。与此同时,西医大量引入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的概念和成就,建立了与现代自然科学相联系的概念、理论体系(在把人视为“机械”这一点上其方法论相同因而蔚然一体——笔者加)。
傅氏大论提纲挈领地为我们勾画出了中西医学两大体系的总体轮廓及其特征。
从总体上说,中医学及其方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充分凭靠自然伟力和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以达到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因而主要采用天然药物进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学是“自然主义”的医学,与自然界和谐统一。
与此相反,西方医学存在着明显的欲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想要支配自然界的倾向,近期甚至提出了“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的口号。其所依据的检测手段和治疗药物,与中医学取诸自然大相径庭,主要采取人工制造或合成的工具、药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医学。其与中医学相比,所获成果及发展速度似乎要显赫得多,但它与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之间,也就免不了要产生许多碰撞、摩擦,甚至格格不入。
从总体上说,中医学是把对疾病的治疗作为重心的学问。日本泽泻久敬指出:医学并非把疾病的智慧性理解作为目的,而是把疾病的治疗作为目标的学问。把医学看作是生命之学,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医学毕竟是医疗的学问,而且不单纯是医疗的学问,还不能忘记是医疗之术。不过,把医学考虑为医疗技术时,会出现这样的质问:“只是治疗吗?”对这样的质问也有这样的反驳:“一种理论不管怎样有条理,可是不治病的学问,不能叫作医学。”有的汉医也果断地主张“医学只是药方”(理法方药均凝聚其中——笔者加)。也有的医史学家提出中国医学的特色是经验主义。那么,汉方医学是只注重经验,轻视理论,没有理论吗?在临床中担任医疗的汉方医师面对患者的疾病,是有使用哪种药方或针灸术的问题,单从这点来看一般的汉方医是有不想深究医疗基础理论的倾向(这也许僅限于部分日本汉方医。中国中医却没法离开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笔者加),这只是他们的缺点。但是这种医生比起那种只关心抽象理论的单纯理论家来说,不能不算是优秀的医生(由此可窥泽泻久敬的头脑中很有的“实践第一”的倾向——笔者按)。
从整体上说,中医学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经验高度和谐与统一的医学体系,和西医把基础与临床截然分为两摊子判然有别。
泽泻氏回答“汉方医学只是经验医学而没有理论”的责难说:“本来,不是一有阴阳学说便有汉方医学,而是因为阴阳五行学说的论点和汉方医学的生命观、自然观、人类观相一致,故汉方医学采用了这种哲学。或者至少不是一方以另一方作为基础,而是二者相互依存,是经验保证理论,理论保证经验。只有这样,才叫真正的学问,所以汉方医学是有其学术性的。……目前我们认为汉方的哲学绝非是抽象的思辨理论而是具体的指导医疗实践的理论。基于这一观点,汉方医学比起解剖学更重视生理学,比起生理学更重视病理学,比起病理学更重视治疗学,比起治疗学更重视治疗技术。为了进行治疗必须有治疗学,为此还必须有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作为基础,这是西方医学的思维方法(足见二者相逆反——笔者加)。然而汉方医学认为,只有治疗才是医生的使命,从治疗的观点出发,形成了独特的学说。”
笔者按:泽泻氏此处的所谓“治疗的观点”,显然可以理解为“实践第一”的观点,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从治疗的观点出发”,显然是在强调“从临床实践出发”。这和首先从“头脑”出发,先在实验室造好“理论”,再拿到临床上去寻找“适应性疾病”的思路,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从经验推导出理论,把多次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再拿到经验中去反复加以验证;与从空洞、抽象的假设(假说)出发,在实验室、在动物身上制造理论,再移就于人类的临床实践,这二者究竟谁符合医学临床实际、谁有效谁乏效、谁科学谁不科学,不言而喻。
5-4-3―2、理论概念与方法
5-4-3-2-1、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法,二者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互不相容性。它们是不能通过人为地调和而纳入所谓“辩证综合研究方向”的。
恩格斯在论及对人的整体性的认识时指出:“任何部分”都“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部分和整体已经是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只有尸体中才有部分。”
恩格斯引黑格尔的话说:“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体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
这是多么浅显、明晰而又深刻、伟大的发现!恩格斯连同黑格尔一起,在这里强调了整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分割的、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方法论鲜明的存在于中西两大医学体系中。
维里(weily)指出: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系统,而不是各个解剖单位的综合整体。有两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一是外部的即人体及周围环境以及宇宙的相互作用;二是内部的即人体各个不同部位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医把人体作为一个科学工程系统来对待,认为人体的健康是这个科学工程系统协调和谐的表现。这与西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西医着重对人体单位结构作详细、精确的描述,并研究它所具有的功能。
维里写道:中医和西医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别,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非常相似。众所周知,经典力学所依赖的是“确定性”,而量子力学常用的语言却是概率甚至是不确定性。在一个组织有序的系统中,如在原子、分子、结晶体等系统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使量子活动具有概率或不确定性。当这个系统是复杂的而相互作用又不清楚时,要获得某种认识,一种比较聪明的方法是采用模型法。原子物理和核子物理或许是可以见到的最好的模型,使人体会到制定模型好处的最好领域。中医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多。“阴阳”是一种二级模型,“五行”是一种元素模型,“经络”是一种网络模型。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听到这些模型,肯定不会比听到其它科学模型更为惊讶。
林中鹏等这样描述“分析-归纳法”说:这种分析-归纳的做法“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看到了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忘记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它们的静止,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这种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感到汪洋大海之上几座基础学科的星星之岛,不足以反映完整、统一的客观世界了”。罗道凡等则将还原论方法直呼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即“拆整体为部分,化复杂为简单,变动态为静止,深入分析物质系统的微观机制”。
足见中西医学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格格不入,本质上哲学方法论上的原则分歧的表现,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屡屡见到人们喋喋不休地称中医学方法含有“朴素的、原始的……辩证法思想”,但从来不曾见到他们同时提及西方的“分析还原方法”含有什么思想,这种方法及其思想是否与辩证法思想占得上边?退而言之,即使是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中医学及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者”麇集的中国也应当受到珍惜和保护,而不应当受到攻击和排斥,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非得改换以“分析还原”的形而上学方法便不配称“科学”。若非如此,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性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怀疑。
5-4-3-2-2、中医“气、阴阳、五行”等为西方概念所不容
傅景华指出:“气”是概念引入了医学,贯穿于中医学理论的各个领域,是中医学自然观和方法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气”绝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但又离不开某种具体的东西——笔者加),也不是抽象的物质概念。无论是用空气、精微物质、粒子、波、射线、场,还是用功能、能量等所作的解释,都是以实体论的观点认识中医所导致的结果。盈天地间皆一气,气无时不在,无器不有,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它不可能指有形的实体,而像是无限运动与无限存在的总和。而狭义的气,则往往指不同方式的过程,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宗气、营气、卫气等,分别为不同方式的生命过程。
阴阳作为相反概念,用以概括自然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双方,并可分别从气、象、性等不同方面,反映过程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两仪阴阳是指形气阴阳,此即“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以有形和无形为象的两种方式是自然过程的基本方式之一。气为阳,形为阴,阳化气,阴成形,“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形气阴阳深入中医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方药、针灸、气功、养生等各个理论领域,是中医学的理论支架。形气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升降出入、消长变化,形气过程的基本关系是相反互补。生命过程中正气阴阳相反互补,但正气阴阳与邪气阴阳相反互限。五行不是五种“物质”或“物质元素”,而是又一序列的五种相互作用的方式。王安石解《洪范》时指出:“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这一认识显然是指无限的运动和无限的存在……。五行生克制化是过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是该序列所特有的相干关系。五行学说进入医学领域,与阴阳相贯,用以揭示生命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五脏为例,分别反映了生命过程的五种不同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用内脏解释脏象,以组织器官或功能翻译五藏,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医学方法论原理,是导致中医学理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家本诚一专题研究并论及阴阳:物质的运动存在一定的规律与模式,而利用三才、五行对自然界的万物进行分类的五行配属,就是对于这些规律与模式的说明。因此可以认为阴阳、五行、三才是划分世界万物的基准。《素问》就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对医学内容加以整理,从而建立了便于掌握、便于应用的医学体系。
阴阳、五行、三才三者在中国医学中的应用并非杂乱无章。三才和五行的组合,主要用来阐述病因;根据五行的分类原理,可使脏腑组织系统化;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动力学原理,则又说明了疾病的发展变化与预后。而阴阳是指导整个中国医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某些“西学中”人士最感头痛,最感玄奥无比、变幻莫测而难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医学基本概念中,莫过于“气”一元论与阴阳、五行。中医理论中,遭受攻击最集中、最厉害的学说,亦莫过于“气”一元论与阴阳、五行。由此亦可佐证:中医的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为西方医学所不容。
德国满晰博谓:“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熟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学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科学的本质争论不休。”
这场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肯定还要持续下去,不管人们乐意与否。当着傅景华引入恩格斯的“过程论”,将气、阴阳、五行解释为“过程”的时候,从研究尸体出发而产生的“定性、定量、定位”等等僵化、固定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如果坚持“三定”等等机械唯物论观念,势必抛弃中医学的辩证唯物论的活的灵魂,这难道是难于理解的吗?!
5-4-3-2-3、“宇宙代数”为经典数学所不容
傅景华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自然界的规律是由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层次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自然。0、1、2、3、4、5、……等,分别为这一变化最基本的序列。无极、太极、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阴三阳(三元、六气、九宫)、五行等,就像简单和谐而又神奇莫测的‘宇宙代数’,揭示了自然过程中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因此(它们)也可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中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理论框架,展现了中华民族绝异于西方世界的智慧之光。”
显而易见,以所谓“简单和谐而又神奇莫测的‘宇宙代数’”高屋建瓴地“作为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范式”的独特中医学理论体系,与采用精密数学的西医学体系绝对不可能加以调和而兼容并包,它们只能“相反互补”。
5-4-3-2-4中医脏象与西医解剖互不相容
洪梦浒提出:“有明显形态学边界”与“无边界”互不相容。他说:“中医的脏无明显形态学边界,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把这种认识称为无边界结构理论。西方实体论则不然,它首先着眼于事物的物理界限,认为不同实体应包含不同的质。因此,不同的器官或组织,就有自身特定的象。这样研究人体的象自然就受着实体界限的约束(这种“实体界限”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可谓“作茧自缚”——笔者加)。我把这种人体理论称为有边界结构理论。”
和洪氏上述“无边界结构理论”类似的思想,早在一百年前即已由恩格斯提出。恩格斯在《辩证法》一文中写道:
“Hard and fast 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的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显而易见,洪氏的“无边界结构理论”与恩格斯的界限论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洪氏提出的“无边界”新论无疑有他的道理。但他仍然是从中医“脏”的原始的、基本的涵义上立论。中医脏象的涵义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围并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
恽铁樵更进一步提出了“四时五脏”说:“《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古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
姜典华等评曰:“恽氏‘四时之五脏’一语揭示了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奥秘;站在近代高度,提出了中西医学的方法论大不相同。
脏象学说中的脏腑仅是假设的模型,故不能用西医的解剖生理来印证脏象学说。
恽氏的‘四时五脏’说捍卫了中医体系的完整性,阐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指出那些企图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完全否定中医的人,根本不懂得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所以完全是无的放矢。”
恽氏的“四时五脏说”和傅氏的“生命过程论”均揭示出中医的脏象与西医的解剖完全不相容。
报载河北某西医学院有人号称“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应用B型超声波探讨小柴胡汤归经,证实了该方剂的利胆作用及功能归属”,并声称“从1984年开始,首先探讨了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的客观指征,然后对比观测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前后的胆道声像图,客观的评价方剂疗效。”
这里显然不是有意否定而是所谓“证实”中医,其实在“不懂得中医理论特点”、混淆中西概念一点上并无二致。此处即将中医的“胆腑”与西医的“胆囊”、中医“胆经”与西医的“胆道”混为一谈。中医的胆经要过耳后上脑,西医的胆道呢?将二者混为一谈,岂非天大笑话!因此,这种“证实”和“否定”同样是“无的放矢”,同样在歪曲中医理论,而且更容易使“不经意者”放松警惕;对于中医来说,同样是“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疼的。
满晰博对西医解剖和中医藏象做了杰出的的对比:“解剖学无疑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一根主要支柱。那么,‘解剖学是治疗病人必须具备的’这一说法有没有错误呢?中医过去已经并且将来还要治疗病人,为什么它可以不考虑解剖学的概念呢?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医生在讲英语时,很少讲到‘中国的解剖学’,有时还抱歉地说‘它是很初步的’。其实,在他用中国话谈论中医时,他完全可以不用从西语来的‘解剖学’一词,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有一个不同的词——藏象,人们出于习惯或协定(很多情况下是误解——笔者加)始终用它来称呼‘中国的解剖学’”。
满晰博独具慧眼地发现:“《难经》是唯一的例外。”他说:“在两千多年中,除了指出某些脏在横膈膜之上,某些在它下面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中国自己的有影响的医学著作曾经提供过任何可以勉强称得上是‘解剖学资料’的东西。”那么,几乎每一本书中论述脏的简明的章节是干什么的呢?现代以专家自命的人告诉我们:‘它们多是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没有多少内容的理论’。
我们难道可以象现代诽谤和诋毁中医的人那样,抱歉(疑为“抱怨“之误——笔者加)地说,当中国的医生有机会检查这些脏时,他们极为马虎,仅仅看到了肠子,或者说,他们都是些非常粗心、非常愚蠢的人,没有描绘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的能力吗?唯一能符合认识论的基本事实和合理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的感应的和综合的观察方法,以致他们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脏。只有当我们极大地低估了知觉模式(即感应的和因果的)的决定性的影响,才会因为中国医生始终对身体主要器官的肉眼形象视而不见感到吃惊。知觉的不同模式完全自然和必然地使处于经验描述水平上的现实产生了两极对立。因为,为了使图像完整,西方的医生直到今天仍然几乎完全无视大量极有意义的功能性变化,这些变化是他们在自己和病人肌体内无须借助于仪器就能随时清楚地觉察到的。
假如我们考察一下中医藏象学说的内容,就会明白,几乎所有的表述建立在重叠和相倚的活动的功能上,建立在循环的功能模式上。……无论在哪一方面对中医理论的复杂性有进一步的了解,都会使我们更加相信选择这一种模式来说明功能及其变化是巧妙而合适的。……从前论述藏象理论的医学家们没有描绘过他们在解剖学领域内所观察到的东西。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读者更牢地记住由对功能的确定性观察所得的综合结果。
……中文中的‘藏’是对人类明显的功能变化这一连贯链条所作的实际观察的一个逻辑组成部分。而且,不管它如何命名,如心或脾,这同同名的解剖学器官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传统中医在处理脾的功能失常和在处理心的功能失常时,对脉搏同样重视。相反,西医所精心描述的那些器官的功能是符合这些器官的解剖学定义的。假如找不到一个器官来解释既定的功能活动,,西方的医学家就感到惊慌失措;假如不能把新观察到的功能同前人积累的对功能的观察结果恰当地联结起来,中国的医学家才会烦恼。人们可以联想到,后者正是从古到今的天文学家所持的态度。”
显然,甭说“以专家自命的人”,即使名实相符的中医专家,也很少见到有人在中医藏象和西医解剖二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方面,像满晰博这位洋中医理论家认识得如此深刻而明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满教授真正而非肤浅的“学贯中西”;在于他坚持站在方法论“两相对立”的视角上,虚怀若谷地学习和研究中医和西医,而不是从某位“首脑”创建“新医学”的意图出发,杜撰出一套自欺欺人的所谓“理论”,把“中西结合”强加给中医和西医。
5-4-3-2-5、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诊治”互不相容
傅景华谓:正如中医藏象学说横观生命过程,西医器官系统纵观实体生理一样,中医学的“证”,也应当理解为病态过程,而“症”是病态表现。“证”绝不是“一组症状”,也不是“病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表现”。西医学中没有以过程为内涵的“证”的概念,就像中医学中没有以实体病理命名的“病”的概念一样。二者完全交叉,而又完全不同。前者横观病态过程,后者纵观实体病理。它们相反互补,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疾病变化的规律,既不能互相取代,又不能互相包容。值得指出的是,“证”绝对不会有什么“形态”和“功能”。用还原论的方法,特别是实验室里的“生化指标”来描述“证”的实质和“发生机理”,似乎也是万分艰难的。
辨证论治是在中医方法论的范畴内确立的诊疗大法。理法方药的一贯性反映了过程的连续性。八纲、脏腑、经络、六因、伤寒六经、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分别反映了病态过程的不同方式、不同序列、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及其相互关系。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辨病诊治”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知道,西医的病是对疾病的片段的、静止的、孤立的描述。中医的“证”乃是特定的医者对特定的患者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依据特定的症、因、脉等生命体征(活信息)所发现的主客观诸方面、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发展过程和态势(含有形与无形、可见与不可见、能言与不能言、已知与未知)等等的总体揆度与把握,或曰对人体阴阳失衡的分寸与趋势的总体揆度与把握,并进而依据“服药参机变”(即诊断性治疗的信息反馈)加以不断修正和调整,使之臻于完善(丝丝入扣)。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一对应或一几对应关系。把中医学的证隶属于西医学的病之下,即流行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对辨证论治科学精神的阉割和对中医学术体系的粗暴践踏。
然而,“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的所谓“结合”历来被视为“中西结合”的“最好形式”,不少所谓“中医名家”亦浪迹其中。对它的否定无疑将动摇“中西结合”的根基。如同许多盛极一时的糊涂说教一样,“纵观新医药学”这一自诩为超越现有两种医学之上的“新医学体系”,并未因拥有权势之重和名人之多而成为真理。相反,它像一个“”摩登女郎,以极大的诱惑力吸引了不少医学科学工作者,扰乱了现阶段上医学科学的主攻方向,严重危害着中医的生存、独立、振兴与发展,也同样危害着中国西医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中西医两者都起着牵制和瓦解作用。不彻底打破这一迷信,只能延缓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
陆广莘先生以“跨世纪的反思”为题,首次把证与病之辨列为“近代中西医学之争”的焦点,把“证从属于病”归结为近代中医学的“主要”失误,并作了深入考察和论证。陆氏写道:
这来源于中医在近代被指为“不科学”。从此,关于“中医向何处去?”就成为近代中医的主题。百年来,先后为此开过不少处方:
从中西汇通,到中西医合流!
从衷中参西,到中医科学化!
从研究中医,到中西医结合!
从中医研究,到中医现代化!
陆认定:过去“中医科学化”的努力,仅仅是从日本学过来的向疾病分类学(依据和仿照西医诊断标准和规范)靠拢的“科学化”。陆对纷纭复杂的中医近代史作了深刻分析:
近代史上,为什么说中医“不科学”?其根据是“西医能说出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胡适)。而梁启超指责:“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的大本营。”
于是就有了:北洋政府把中医排除出教育系统,南京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废止旧医案”。于是就有了:余岩的“废医存药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中医之治疗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
于是就有了:国医馆的“统一病名”之建议。
于是就有了:认为医学的对象只能是疾病,及其以“邪为本”的消极疾病观的诊断认识要求,以“工为本”的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疗法,作为“科学的”医学榜样的“中医科学化”。于是就有了:“”证因病生的皮毛论,认为:“证”也是反映疾病的本质,“辨证”诊断也是辨病因、病理、病位。而“证”只是反映某一阶段的疾病本质,“病”则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本质;因此,“证”只能从属于“病”,只能是疾病分类学下面的一种证型。
把证从属于病,把“辨证求本”认为也是求疾病的本质,于是中医的辨证论治,只能是作为西医学主题的一种低劣的变奏。伟大的宝库,也只能是作为西医“辨病论治”下面的一种辅助疗法;这份“珍贵的遗产”,也仅仅是充当为新药研制和发现有效单体提供经验资料而已。
陆借助杨、岳、恽、章诸公大论,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杨则民指出:“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但识病之目的在明病所,西医遂以能识病压倒中医。”他认为中医学应:“自建所信之思想方法,自树其基本之理论。”不然,“纵能举古人之书,,尽以近代科学释之,亦不过为科学洗炼之中医而已。何也?根本即废,枝叶虽茂,还同死灭!一门学术不能自树其基本理论,犹沙土之塔耳。”
对于证从属于病,一病一方和辨证分型,以及对辨证论治的依附于病的丧失自信,岳美中指出:
“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
哪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
告诫我们:
“力从辨证求吾是,弗去分型相尔由;
山媚川辉蕴珍玉,只看我辈识耶不?!
恽铁樵认为:“故求吸收化合,当先求知己知彼。”章次公则进一步强调:“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为此,必先自知,方有自信;唯有自立,方能自强。走自己的路,取诸家之长;只有重建传统,方能融合中西。
陆氏自感意犹未尽,又在“中医学的责任”一节中,从战略高度,对“证从属于病”作了更为猛烈的抨击,谓其为“不知标本”的“妄行”:
……
近代“证从属于病”,却导致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离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是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它丢掉了“天人之际的健病之变”的对象领域传统特色,只剩下以疾病为对象。
它丢掉了“上工治未病”的健康医学本色,降格为只是医已病之病的“下医”。
它丢失了辨证求本的“养生知本和治病求本”的内涵特色,曲解和认同于“识病求本或辨病求本”的求疾病的本质。
它丢失了“正为本,上守神”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稳调节的目标对象,认同于“邪为本和上守形”的消极疾病观和微观实体本质论。它丢失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平衡的健康目标模式的特色。
它丢失了“阴阳自和”稳态调节目标动力系统的“养生治病求本”的依靠对象的特色。
它丢失了通变合和,助其自组,因势利导,“扶正祛邪”的动态的动员医学特色。
它丢失了界面医学和前体医学的间接动员和调节的方法学特色。
……
既然证与病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又何必一定要把“证从属于病”呢?中医要恢复自信,必先自知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特色;中医学欲求自强,必先自立中医学特色的主体价值体系。这就是务本论道中的标本观念: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
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李惠治一语破的,深刻揭示了中西医结合貌合神离、互不相容的真象:
“在某一具体病例上,用两套方法同时治疗,可望收到双倍的疗效(但也免不了互相碰撞——笔者加),但这种成功的经验往往没有‘繁殖能力’,一旦病情有变(病情总在变化——笔者加),双方仍须重新配合,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论重新制定治疗措施,再行一次新的合作。因此这种结合只是一种形式,根本谈不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体系’。”
恩师刘炳凡在1996年4月15日应邀赴深圳讲学时曾这样谈到辨病辨证中西异同,为李约瑟医学雄论提供了最好的临床注脚:
西医辨病,从实验到临床都是以病为对象的;中医辨证,是以人为对象的。因为两者的学术思想体系不同,我们不能满足于辨病与辨证机械地结合。正如清•俞曲园云:“不同学科的认识,只能沟通,不能替代。”《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博士亦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我很同意两家的论断。西医辨病以现代科学明确病的症结所在,但中医辨证绝不能“亦步亦趋”,所谓“炎则消炎,菌则抗菌”,而是要按照中医自身规律,治病治人,整体调节。
兹引验案二例,以窥一斑。
例一、西医辨病:“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中医辨证:“脾虚气弱湿遏热伏,紫斑昏厥”。
李XX,女,46岁。有家族出血病史,近因劳累受热卧地淋水而诱发高烧,全身出现斑点而住入衡阳市立医院。确诊为“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先后输血2100毫升,并配合使用血浆蛋白、激素等。仍全血下降,血色素5克%,血小板9000/立方毫米,白细胞5000/立方毫米,网织红细胞14•6%,黄疸指数28个单位,尿蛋白++,尿素氮正常,二氧化碳结合率23容积%。因为病情危急,市卫生局邀余会诊。
初诊:证见发热(38•9°C),胸背手足紫斑,新旧相间,散在出现,巩膜及皮肤黄染。其夫代诉:头部眩晕重胀,胸闷不饥,恶心作呕,不能进食已一星期,口苦不欲饮水,出汗见于上身,齐颈而还,腹胀肢重,午后发热,傍晚神志昏糊,,甚至昏厥,大便微溏,小便黄短,舌质淡胖,苔黄白相间而腻,脉濡带数。据脉证分析,属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治宜清宣温化、渗湿除黄、解毒化斑。
处方:白参须5克、苍术10克、土茯苓15克、法夏5克、广陈皮5克、藿香10克、薏苡仁15克白豆蔻5克、杏仁10克、棉茵陈30克、苏丹参20克、牛角片50克(先煎1小时)、北山楂10克、鸡内金5克,服2剂体温下降(37•8°C),呕止进食。服7剂热全退,未再出现新的紫斑,黄疸下降到10个单位,汗止尿利,腹胀亦消,神志清醒,语言正常,查:血色素7•5克%,血小板12•8万/立方毫米,脉仍带数。
复诊:以原方加炙远志3克、丹参15克,服7剂。
三诊:由该院主任医师以电话代诉:体温正常,黄疸已退,紫癜完全消失,且未再出现,眠食及二便均正常,尿蛋白(-),但仍口苦,血色素11•5克%,血小板16•8万/立方毫米,白细胞8000/立方毫米,中性粒细胞76%,网织细胞1•3%。据其所述,断为湿去热退后气阴两虚,电话处方:
太子参15克、沙参10克、丹参15克、白术10克、茯苓2克、法夏5克、广陈皮5克、白芍15克、女贞子15克、北山楂10克、鸡内金5克。服此方10剂,带药出院。
第四次亲来面诊:面色红润,紫癜消退未再出现,眠食俱佳,活动如常。查化验报告单(略)。予益气养血、健脾助化药善其后。一个月后反映,血色素等化验结果正常。
原按:何廉臣《湿温时疫治疗法》云:“昏厥一症最为急候。”本例西医诊断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性紫癜”,中医辨证是“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按《温病条辨》辨证为“湿遏热伏”,用清宣温化法,不斤斤计较于治病的现象——紫癜,而是遵《内经》“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即抓住病的矛盾主要方面——湿温。这就是清代温病学家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例二、西医辨病“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医辨证“气阴两虚湿遏热伏,发斑、昏厥”。潘XX,女,27岁,深圳某公司职工。因吃海鲜过敏,1995年2月上旬忽患恶寒发热,眼眶下及胸部出现红色斑点,并发指关节疼痛,入住福田人民医院,化验检查:系统性红斑狼疮血检阳性,但未培养出狼疮细胞。用雷公藤片、激素及输液、抗感染等治疗,红斑虽消,两个月晨低晚高常烧不退,有时热甚出现昏厥。转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仍未查出狼疮细胞,因肺部感染抗感染治疗后,亦用雷公藤片、激素(40毫克/ 日)及输液治疗,住院一个月,发热仍反复发作。5月13日乃转诊我院。证见发热出汗,午后体温开始上升,晚上39•5°C,夜半出汗逐渐退烧,次晨降至低热,形成规律,呈满月脸有油光,头晕沉重,胸闷不饥,口干不欲饮,大便不畅,小便黄臊舌尖边红,苔黄白相兼带腻,少气懒言,昏沉嗜睡,有时出现昏厥,脉濡细带数。西医辨病属“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医辨证属“气阴两虚、湿遏热伏(似与持久输液有关)。《伤寒论•太阳篇》云:“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宋本141条),即人为的“湿遏热伏”。治宜益气清营、清宣温化,方用西洋参3克、水牛角50克(先煎1小时)、生地15克、丹皮12克、赤芍12克、苍术12克、土茯苓15克、苡仁15克、杏仁12克、白豆蔻4克、藿香10克、西茵陈15克、建菖蒲15克、晚蚕砂12克、炒桑枝15克、鸡内金5克,每日一剂,7剂。
5月22日复诊,服上方3剂后,汗出粘手,大便通畅,小便转清,热即下降,指关节痛缓解;服完7剂,神清语出,胃纳亦开,唯汗出口干疲乏无力,夜卧不宁,。此湿遏热伏虽解,气阴两虚明显。易方西洋参5克、沙参12克、丹参12克、北黄芪18克、淮山药15克、苡仁15克、白芍12克、炙甘草5克、炙远志3克、炒枣仁15克、浮小麦12克、冬桑叶10克,10剂。
5月31日三诊,热退后未再反复,自汗、盗汗均止,眠食均可,已能步行就诊,但脱发仍多。嘱令渐减雷公藤及激素,给归脾汤加减,连服50剂,满月脸消失,秀发重生,体重增加5公斤。仍以原方加减间服。12月底复查,血、尿检查无特殊,疗效巩固。
原按:治湿温证易养阴则资湿,燥湿则伤阴,因忆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如大黄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实,人参自能补虚。”此亦流行坎止之义。故本案用西洋参、犀角地黄汤,养其气阴而寓清营通降之法,三仁合甘露消毒丹加减,清宣温化以解其湿遏热伏之邪,养阴与化湿并行不悖所以速效。但患者临床治愈8个月后放心不下又去西医院检查,其它血象正常,培养仍无狼疮细胞,而血检狼疮仍阳性。患者乃郁郁不乐,思想顾虑重重引起血压升高,竟以脑血管病变垂危(病理检查,狼疮细胞阴性)。——迷信西医检验,实在可怜。引者加。病者家属感于前段中药功绩,赠湘绣条幅以酬劳,余惋惜而恳切辞之。兹录之以为治病治人不治思想者戒。
刘老总结道:以上二例,均高烧、发斑,有时出现昏厥。西医辨病而治,针对病原,对症处理,输液抗感染等,;中医辨证而治。按中医观点,此二例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虽同为“湿遏热伏”,但前者属脾虚气弱,后者属气阴两虚,此病同而人的素质不同。按西医辨病则异病同治,按中医辨证则又是同病异治。然而技术上取长补短的有机结合,不等于学术思想体系的结合而产生新的一代。西医重实验,中医重临床。但中医本身不能满足于提高疗效,而应是“中医学的前途”及中医本身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本文所述俞曲园、李约瑟二氏之精辟论断,是信而有征的,值得中西医结合专家们参考。
笔者按:刘老在上二案中均引录了西医病名诊断。但他在进行中医辨证诊疗过程中则将其“三下五去二”,并未去探求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对应关系,执意反对二者“机械结合”。试问:取一个西医病名诊断高高在上,底下仍然需要由中医根据具体病人的各种病情,依据中医理论制定具体治疗方案,并不断根据病情变化加以调整。这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主张和做法除了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作用之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何实际意义呢?
5-4-3-2-6、中药药性与西药药理互不相容
湖南中医学院西药药理教研室有位兰老师,深深留在学生我的记忆中。她大逆不道地宣称:西药药理对于你们中医,毕业以后根本用不上,考试就出两个简单的题目应付算了。“应付”一词从这位平时教学特别认真的老师口中吐出,使我们惊讶而感激。兰老师的话,隐含着中药药性与西药药理决不相同和不能(也不必)兼容并包的真知灼见,因而使她也许出自违心的“消极怠工”反而变成了对于中医药学术的“积极扶助”。
再看看傅氏大论,就知道兰老师的举动并非不可思议。傅景华指出:“中药和方剂在中医理论范式中,作为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序列的阶段性过程,与生命过程及病态过程互补、互限,可用以调控和改变过程的发展。虽然它们也不可能不直接作用于实体病理,但这一作用是以过程调控为主导的。离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辨证论治、过程调控等基本原理的‘植物药’或单体化合物、‘有效成分’等,已非中医药体系所能兼容。”
中药炮炙原则上是在减免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不是像西药化工厂那样提取“有效成分”。中药植物的根、茎、叶、果、壳、实……,几乎全都可以入药,几乎所有的“成分”全都参加作用,共演“协奏曲”,起着各种各样的效能,简直没法分清何种结构有效,何种结构无效。中药研究(含采摘)要紧密结合天时、地利,和西药在实验室与试管内(人为与世隔绝,没有春夏秋冬更替,没有天南地北位移,没有寒热温凉变化,更没有“整体”“ 联系”可言)的实验研究截然不同。不少人随心所欲地把中药拿到实验室去提取“有效成分”,剔除了“无效成分”者,临床疗效反而降低,能保持原有疗效者就算不错。而其综合效应优于中药原药的真实报道则极难见到。
高晓山说:“在历史的进程中,中药和中药理论紧紧围绕疗效,从来不是排他的,不是闭锁的。”这显然是在强调中药学的“开放性”。但是我们本应丢掉了中药学固有的“原则性”。诚然,中药学不但收载了产自中国的天然药物,而且也广搜博采产自世界各地的天然药物。但对于从实验室或试管中来的化学药品,无论其产自西域或是中土,原则上却不予收容。中药学这种“开放性”与“原则性”的和谐统一,是它独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并享誉全球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西药之间的天然沟壑,任谁也无法抹杀和填平。
5-4-3-2-7、中医养生调理为西医所不及
傅景华指出:“气功、导引、精神情志调摄、饮食起居调理等养生方法,都是立足于生命过程的自我调控。……气功等养生术所产生的特殊疗效和‘特异功能’等,是人体摒除外界干扰,潜心内视,激发自身调控能力,并抑制自我意识,活跃潜在意识,忘记感觉,唤醒直觉所出现的非凡意境和最佳有序状态。以机械运动来解释气功,以‘营养成分’来分析食疗,就像把中药分解为无机化合物,在物理、化学实验过程中寻找经络实质一样,是典型的实证论和还原论的研究方法。”
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到实证论和还原论提出过哪怕是类似于“经络”、“气功”等的概念。
窃以为该研究方法与气功、经络无缘。可是近世不少实证论、还原论者煞有介事地大搞起“东方气功”研究来。结果如何,说不清楚。但下面两点可以坚信不疑:一是还原论可以把整体拆散、把活人整死,自然具有把气功从有变无的巨大潜能;二是无论怎样变化,气功都没能从有变无。同样,其煞有介事所作的所谓“证实”,是气功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的。
5-4-3-2-8、人体、整体、活体和动物、肢体、尸体互不相容
泽泻久敬论及“人体和时间的关系”时指出:“只有时间才是构成生命体的因素,失去了时间的机体不是生物体而是尸体,因而无论如何研究尸体也不能全部掌握生物体的构造和机能。……尸体并不是生物体。医学的目的是对有生命的病人使其保持生存。人类的生理和病理,无论如何必须是在活着的人体上阐明。在这里也必须指出人类和动物的不同,人类的医学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的生理和病理之上的,不论怎样研究土拨鼠,也不能作为人类特征来理解。当然,人类的病理和生理,必须在活着的人类中弄清楚。如果这样,人类的活体解剖(说滑了嘴)、活体实验(在所难免)是有必要的。”
泽泻氏进而谈到“人类的活体试验”:作为解释人体的医学基础,尸体解剖是不充分的,动物实验也是不充分的,最理想的应该是人类的活体实验(严格说,对于张三的活体所作的实验,不能代替李四所患疾病的诊疗;而对于李四患病前期活体所作的实验,也不能完全作为对于李四疾病后期进行诊疗的依据——笔者加)。可是,从道德观上这是被否定的。为了研究生命体,用活体作为实验材料,在医学上也是不允许的(这种规定,即使在西方医学伦理学及其实践中,也是很虚伪的。举例说,在某种从小白鼠等动物试验中发现的新药首次应用到人身上时,是否在拿人的活体做试验呢?人们在注射青霉素之前,是否首先拿自己的活体在做试验呢?对臣民所作的试验结果是否可以代替对于国王所作的试验呢?——笔者加)。然而从治疗的立场出发,为了治疗病人而投药,结果,不当的处方也可能有的,但这和为了试验一种新药的效果而对患者使用的做法却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所应该具有的只能是解救病人痛苦的诚意,其好心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处方也可能是错误的处方,但这里不存在活体试验的问题。而且这样作的医师总是重视积累经验,这不是试验而是经验。汉方医学不是试验医学而是经验医学,而且这个经验医学是有独特理论的实践医学。这还不是对生命认识的实践科学,而是作为治疗学的实践科学。把汉方医学看作是抽象的医学、哲学性的医学是不合适的。
笔者按:泽泻大论深刻揭示了中西医学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互不相容性,深刻揭示出中医学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他的论述深入浅出,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
然而泽泻氏花了不少笔墨辩解说中医“不存在活体实验”的问题,“汉方医学不是试验医学而是经验医学”。这其实大可不必。对此,笔者予以保留。这是引者对泽泻氏已知观点中目前唯一有所保留之处。依笔者陋见,没有医学试(实)验,便没有医学经验,更没有医学理论与医学科学。经验即试验(或实验),或曰多次的试(实)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反过来又补充、修正、完善中医理论,首先是该医生的学术水平。这种活体实验是完全必要和必不可免的。中医学就正是始终建立在这种活体试验的基础上。
人类为了与疾病作斗争,就需要医学。要创立并发展人类的医学,就必须从自身开始进行试(实)验,以便获得经验与教训,进而上升为医学理论。人类所需要的医学不能在别的星球上试验好了再拿到地球上推广应用;也不能从动物身上试验好了再拿到人体上推广使用;严格说,还不能先在别人身上试验好了再在自己身上使用,而必须在地球上、在人体上、在自个身上进行试验探索。“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即言此。因此,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终身不患病(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在他获得医疗权力与福利的同时,他就必须同时接受为医学发展提供试验活体的神圣义务。谁也甭想只享受医学提供的好处,而拒绝承担应尽的义务。这样,医生、医学才能积累经验与教训。因此,医学既包含医学家、医生的贡献,也同时包含了病家的贡献;离开医家固然没有医学,离开病家,同样无所谓医学。离开病人,甚至也就没了医生。在中医临床上,病人之所以乐于(如今是“穷于”)找“老中医”,就是因为相对于青年中医来说,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活体试验”的准确率和成功率相对说来要高一些。但即使在老中医处,无论如何,病人总还是在接受治疗、享受医疗福利的同时,提供着“活体试验”。一般老成持重、勇于探索的中医有一句口头禅:“让我试试看。”“试”,就是准备做“活体试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句大实话而小觑他甚至离开他。。真正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应当实事求是。中医学既然是真正的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
常识表明,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站在沙滩上无论怎样动作,也是没有办法学会游泳的。中西医学本质上都是以“试(实)验”作为基础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医学是直接在临床上、直接在人的整体与活体上针对具体的、真实而非人造的疾病进行试(实)验;西医学的试验,是间接的,主要是在远离临床的实验室或试管中进行,在动物身上进行,在尸体上进行,在模拟的“疾病模型”上进行,但最终还是得无一例外地移行到人的活体上。这也就决定了,尽管中医临床无法避免失败,但总的说来却要实际得多、有效得多,因而也就宝贵得多。
如果有人据此攻击“中医直接拿人做试验”,那么任何其它医学同样不可幸免。如果有人拒绝为医学提供活体试验,那么他也就同时放弃了享受人类医学既有成果的权利,失去可能被治愈的一线生机——医学中的权利与义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5-4-3-3、临床思维与诊疗
5-4-3-3-1、临床思维互相干扰
中西医临床思维方法截然不同,大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概。
此前我们已经在“中西医学融合难”一章中,列述了郑家贵依据一个误诊误治加速病人致死的典型案例作出的西医概念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的分析。李顺民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及中医拘泥于西医名词术语而导致辨证失误的情况:
“一种基于西医名词术语和检查结果,忽视中医基本理论的诊治思维方法也在形成。一些医生临诊时,往往希望先弄清西医是什么病,检查结果如何,然后再进行中医辨证。
“不能用西医的理论指标来套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如‘体温高,苦寒清热’;‘冠心病,行气活血’;‘血色素低,补血生血’。这种诊治思维,把两种不同理论的医学体系混为一谈,难免是要失败的。因为发热可用清热法,但也可用补中益气法、疏肝解郁法、滋阴法、活血法等等。还有发热恶寒是表证,往来寒热是半表半里证。更有壮热、潮热、骨蒸劳热之分,潮热又有阳明腑实与湿热之别。中医讲的发热有着丰富的内涵,单凭体温计是说明不了的。
“临床上,有的医生见到西医讲的什么‘炎’,就自然想到了中医的火热证。‘炎’字虽有两个‘火’,但与中医所指的火并无必然联系。有时西医讲的什么‘炎’,恰巧是中医的寒证。”
由此可见,中西医概念在临床思维中具体应用时,其内涵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若不加以区别而混为一谈,势必干扰中医临床思维过程而导致诊断错误、疗效下降或全然无效,甚至酿成重大事故。
5-4-3-3-2、病名诊断各有所执
泽泻久敬谓:“症状除了随时间变化以外,还根据症状的部位、性质、强度而不同。因而,只根据病名去治疗疾病是不够的,这不仅不够,而且对疾病命名不是掌握疾病的最好方法。这是因为病名是固定的,固定是属于空间化的范畴。生命的本质存在于时间性之中,对生命现象之一的疾病进行命名,是把时间空间化了,是把生命作为非生命来把握。为了正确地、实事求是地掌握病情,对疾病的命名应该慎重。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给与命名,就人类的智慧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对运动的物质进行命名,则把运动固定化(即人为地静止化,亦即取消了运动本身——笔者加),这样就不可能把握运动的本身,因而对疾病的治疗是不完全的。没有病名也可能治病。加之,即使同一种病名的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不同,药方也应该变化,反之亦然。”
我们知道,西医十分重视“病名”诊断及其鉴别诊断。“病名”一经确定,诊断便成立,治疗几乎是千篇一律、普天同治。中医学重证不重病。病名诊断在中医学里可有可无。有人可能依据《伤寒杂病论》有病名而反对此说。但仔细体察一下,《伤寒论》之“六经病”实质上仍是“六经辨证”,和后世的“卫气营血辨证”属同一类型,不是实体论范畴的病名。中医的病证虽有典型者可据以参酌为纲以执简驭繁,但其实质乃是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的。真可谓“不变中有万变”,“以不变应万变”,“唯变所适”,“随机应变”。如此更符合临床实际,更符合疾病本质。所以治疗上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固定的方药。证之临床,有的名医行医数十年,胸中积累了成百上千的方剂;有的名医数十年间仅凭几个基本方剂加减变化,两者都能取得满意疗效,其中自有其科学道理。按焦树德的说法,他们是“既有方又有药”。不过前者侧重于“方剂辨证”,后者则熟谙药性。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举一药而治百病,持一方而愈千人。所谓“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方随证转”,“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病在动中,治亦在动中”等等说法,都深刻揭示了中医临床思维的特点和精髓。这和西医适成鲜明对照。人们之所以能把西医病名和中医辨证生拉硬凑在一起,钻的就是“中医病名可有可无”这个空子。“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做法除把中医科学降格为西医学的附属品,混淆两大医学体系的原则区别,取消中医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对中医临床思维产生“负迁移”作用等等之外,其实二者毫无相通之处,因而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意义。
5-4-3-3-3、中医以“问诊”为依据,西医以“主诉”为线索
众所周知,西医以动物试验或尸体解剖为基础和前提,故此项技术无法获得而阙如。
一般说来,畜生不能说人话,人畜之间难以沟通,临床上更谈不上深度和广度。是故获取医学临床即时活信息的“问诊”西医难以获得,此项技术在西医理论体系中几成空白。或虽列“”主诉,亦可有可无。在西医那里,不管您是腰缠万贯的,还是一贫如洗的穷人,抑或权倾朝野的显贵,您实际所处的地位,不过是一个任尔摆布的“高级动物”或一架可供拆卸的机器仪表。不需要您张口说话,也不欢迎您和医生互动。有时征求您和家属意见,那也多半是为了规避医学风险。这不能责怪医生本人,而是学术体系本身局限性使然。医患关系紧张与冷酷,乃西医固有特征。
泽泻久敬论及:“就医疗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决定病名,而是正确地把握症状,为此不能轻视病人的主诉。疾病的诊断中,他觉的、客观的认识是重要的,主诉只不过是客观诊断的辅助材料。这种意见不完全是错误的。可是,如果医学是以治疗病人为目的,忽视为疾病所苦恼的病人主诉症状,而重视既成的智慧体系,没有进入该体系的就不算疾病,或说成‘心理作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可以的吗?不是有理论才有疾病,而是有疾病才有理论。听取病人的主诉,除去其痛苦,才是医疗的使命。医生总是应该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像肩凝、足冷、体倦、总觉得对工作缺乏热情、淡漠等,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症状,甚至连疾病也涉及不到的症状中,往往隐藏着使病人远离健康的根源。”
泽泻氏批评西医忽视病人主诉,甚至当成“心理作用”置之不顾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其道理。西医临床医师获得一个简单的主诉之后,立刻便是一系列的仪器检诊。虽然病历表上首列主诉,但实际上仅仅将其作为仪器检诊的“线索”,并不作为诊断治疗的主要依据,将主诉视为“主观”的感觉,而偏重于“他觉的、客观的”检验指标,甚至不惜将患者的主诉作为纯主观的内容予以抛弃.
中医学截然相反。作为“四诊”之一,中医学将问诊视为病人病情产生、变化的活信息,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甚至列为治疗的主要目标.即如泽泻氏所说,把“听取病人的主诉,除去其痛苦”作为医疗的神圣“使命”。凡是这样做了的中医,都是很得人心的。“中医中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门前的”车水马龙”,大体上即由此而来.
5-4-3-3-4、整体调控与对症疗法的对立
仍引泽泻氏大论:“企图根据病名掌握疾病的空间医学,把疾病局限化,在治疗上则容易导致局部疗法、对症疗法。而且这样的对症疗法,因为对每个病都要治疗,而病人是一个人,要接受每个病的治疗,还要接受令人苦恼的检查和服药。真正的医学不是局部医学,而是全身医学,不单纯是为了治疗疾病的医学,而必须是治疗病人的医学.这样的局部的对症医学是丧失人性的医学.还有一个缺点是,对症疗法是只解除病人当前痛苦的暂时性治疗方法,然而治疗中更为重要的,不仅是解除当前的症状,而且要防止症状的复发,不是一时性治疗.只有从根本上治疗,才是医疗所应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病因和治疗.如果病因为外因,特别是细菌感染时,除掉病因也就是排除了疾病。不过,外因即使被排除,所产生的某些症状并不因此而消失.在这里随证治疗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由于内因引起的疾病必须除去内因。在治感冒时,不仅要消除发烧、头痛,更重要的是建立不引起感冒的体质;患肩凝症时,不仅要用膏药或按摩消除肩凝,更重要的是建立不患肩凝的体质。医学本身的使命是‘治未病’,这一点必须铭记。”
由此可知,中医学立足于整体、立足于根本,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外病内治、内病外治、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等等整体调控,与西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处理、对症疗法的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
5-4-3-3-5、临床用药各有千秋
中西医临床用药的重大差别表现在使用药品种类、质地、用法、用量、与医师用药原则、用药风格等等各个方面。
中医临床用药以使用天然植物、动物、矿物药为主,绝大多数场合采用复方或复合成分,取药物的复合作用。凡中药均不乏偏性、毒性,但可利用炮炙或配伍加以消除或减轻。在中医药学里,药性、偏性和毒性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药物的偏性、毒性在内行的中医手中如使用得法,便成为其效如神的药性,如马钱子、黄连;若使用或炮炙不当,良药亦可变毒药杀人,如人参、石膏、大黄。用药总原则是以药物阴阳调整人体阴阳,同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其个体性显著,综合性很强。
西医临床以使用化学药品为主,主要采用单体或有效成分,取药物的专一作用。西药毒副作用显著,同样与药物的有效作用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特点是二者常相伴而行,难以消除。某些药物成瘾性强,亦无法自行消除。其用药总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对症治疗为主。凡病名诊断相同,不问男女老幼、体质强弱、春夏秋冬、天南地北,一概通治。其特征是群体性显著,针对性、规范性很强。
中医用药如用兵,风格独特。“随心所欲”,随机应变,甚至灵活到可以随手调配。药方自组,药量自定,灵活性、模糊性极强。
西医用药颇机械,对号入座、千篇一律。药品、药量均有规定或约定。要求严格,确定性、精确性极强。
二者孰优孰劣,当以临床疗效(含近期与长远)为准,不以权势或自夸认定。
上面我们阐述了中西医学哲学方法论根本分歧产生的内在根据,并从理论概念和临床诊疗各个方面,分条对比,列述了二者根本分歧的种种表现,揭示了二者的不相容性。
中西医学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及其不相容性,便是我们不赞成中西结合的理论依据。融合论者断言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或曰二者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是可以填平的。显然持此观点的人们要想否认或改变客观事实而站住脚,并不比我们更轻松。他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否定中西医学术体系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及其不相容性;必须逐个推翻诸“测不准”“不相容”原理;然后还得拿出一整套“新医药学”的系统理论并在临床上取得实效而获得证实。所有这一切,难道是一句空话,一个无比响亮的口号或单凭想象与推测就可以搪塞得了的吗?!
5-5、也谈中国解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明确了中医学独特方法论与西医学的根本分歧及其历史渊源,中国解剖比之西方“落后”的原因即不言自明。但深入分析一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医学方法论根本分歧的认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解剖问题是中西医学彻底分道扬镳的最初始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志。它几乎成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界碑和分水岭。
对中国古代解剖长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作了最全面、最深刻、最卓越的分析的学者当中,首推医坛新秀聂精保。因此,我们的讨论,即以他的专论为中心。
聂氏在中国解剖发展问题上反对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中医学根本没有人体解剖知识;一是认为中国古代解剖很发达,中国也有自己的解剖学。显然,这一观点在总体上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中国解剖发展的历史事实。
聂明确指出:“比较中西医学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虽然不乏解剖活动的记载以及解剖知识的论述,但基本上是零散的,还谈不上有系统、科学的人体解剖学。”
聂继而不无惋惜地写道:“虽然这一切(按:指中国历代的解剖活动及其所谓“成就”)的确可以使我们引以自豪、感到骄傲。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古代的解剖极为幼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境况,一直未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学。”
笔者按:尽管不值得惋惜,更不值得“自豪”与“骄傲”,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聂氏是在以婉转的笔调,引出他的“中国解剖幼稚论”。
对于可怜的、幼稚的中国解剖,“引以自豪、感到骄傲”者大有人在。这些人还往往有“恨铁不成钢”之概。依笔者陋见,真正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不是中医学中混有一支很不像样的解剖学方面的杂牌军(游兵散勇),恰恰是中医学的主体(正宗)“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否则,也许今天就不可能有各具风采的中西两大医学流派巍然对峙的壮观局面了,也就更谈不上“中医”还能“为未来医学发展提供蓝图和方法论武器”了。
随后,聂氏即在“爱因斯坦的惊奇”的启示下悟出:“只要冷静思考,就会发现:令人奇怪的不是在于中国古代没有发达的人体解剖,而在于我们的祖先何以能在没有科学的解剖学的情况下,却创造了仍令当今世界学者惊叹不已、理论完整、疗效肯定、与现代医学大异其趣的医学科学体系。”
“爱因斯坦的惊奇”针对东方文化与哲学,聂精保的“奇怪”针对中医学,二者构成一个“奇”字系列,同样发人深省。
聂氏援引侯宝璋《中国解剖史》云:“以整个解剖言之,实极幼稚(聂氏“中国解剖幼稚论”即源于此——笔者加)。推其缘故,乃因有人倡导,无人继承,虽有创建,不能发展。盖科学非一人一代之事,必须多人之研究,始能抵于大成也。两汉以来,吾国医学完全操在儒生之手,其他虽有杰出之士(历史被颠倒。在侯氏笔下,成就中医学之大成者,全是“非杰出之士”——笔者加),或因不能著书立说,或因儒生所摈弃,以致其道不传者,当不在少。儒生之弊,又在‘述而不作’,墨守旧说,且又谓医乃仁术,不宜挎剥人体,以供实验,于是乃承讹袭谬,不事实验。两千年间,解剖学终无成立之可能焉。”
聂氏批道:“此段论述,甚为精辟。”联系聂氏后文,依笔者陋解,似在以褒代贬,欲擒先纵。在笔者眼里,那“精”字变成了“尽”,那“辟”字通“屁”;“精辟”实为“尽屁”。
请看聂氏之剖析:“然把我国无解剖学的原因归于‘无人继承’‘其道不传’,……所列的均是不发达的现象,并非不发达的‘缘故’。至于从儒学的束缚中寻找原因,这是最流行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医史著述均如是说,人们的探索也每每停留于此。不错,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制度等不能不说是妨碍中国古代解剖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也不至于“封建”到连战俘、死囚、动物之尸也不准挎剥的程度,不至于“封建”到外国有人会偷尸、中国却无人能偷尸作研究的程度啊!——笔者加),但很显然,这些因素都不是最根本的。因为西方封建制度和基督教教义、教会对人体解剖研究的禁止、压制、迫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发现血液小循环的塞尔维特被加尔文新教徒活活烧死,维萨留斯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50岁就客死于被迫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忏悔的归途中。为什么西方的解剖学能够冲破各种束缚和压制发展起来,而中国则不能呢?无疑,还有更深刻、更内在的原因未被揭示出来。”
聂氏终于在东西方医学对比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前无古人、今无他人可与之相争的医学至理。聂文即循此将医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作为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来看待,从广泛的社会背景及其联系上加以考察,深刻指出:
(1)中医学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必依赖解剖知识的进步。
中医理论体系形成之初,人体的大体解剖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解剖就没有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所以,《内经》的解剖论述并不比《希氏文集》逊色。然而,《内经》奠定的“取类比象”、“由表知里”的所谓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中医其后的发展不再依赖解剖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以整体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大厦一旦完成,对解剖知识的需要就终止了。《内经》固然有一定的元素分析方法,但主要的还是系统方法,即直接对活生生的人体进行整体、动态的考察。……如果整个医学失去了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依赖,那么,推动解剖学进步的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便丧失了。
中国古代对体表解剖(说滑嘴了。体表何须解剖?——笔者诘)、骨骼的认识比较详尽正确,后世较《内经》有长足进步,这是因为针灸学、骨伤科、法医学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知识。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中医不需要精细的人体解剖是我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解剖学的根本原因之一。
笔者按:聂氏显然把“体表解剖”、对“骨骼的认识”以及“针灸学、骨伤科、法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的”那些知识归于“粗略”的人体解剖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便知,其中绝大部分均限于在活体上凭医生感官的直观、直觉;所谓体表部位的划分亦并无明显界限,它们紧密关联,既不能分“解”更不需要动手术刀“剖”割。
聂氏继而论述了另外的六大原因:
(2)强调神韵的中国艺术不需要艺术解剖学;
(3)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科技体系难以萌生并发展动物解剖学;
(4)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民族性格使人们对了解人体构造没有热情;
(5)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不利于解剖学的成长;
(6)祖先崇拜、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观的阻碍;
(7)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
笔者按:聂氏分析“中国解剖落后”的历史现象与事实,发掘出七大原因。总的看来,亦如聂氏批评人家的那样,所列不少“是不发达的现象,并非不发达的‘缘故’”。例如第(5)条,没有解剖学哪来“解剖教育”?当然“结果”反过来也会成为“原因”,但却不是直接的、根本的原因。又如第(4)条,既然没有需要,又何来“热情”?这是“表现”而非“原因”。但有几点还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可谓旁征博引、入木三分。尤其第(1)点,更是抓住了根本,足补前人所未逮。但聂文所提第(6)(7)两条却又落入俗套,与其主旨大相径庭、互相抵牾。第94)条中,所谓“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民族性格则本末倒置,把结果认作了原因。又谓”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是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很容易使科学理论停留于‘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很难产生结构与功能统一的科学精神。反映在医学领域就是不注重分析人体的细节、探索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而追求并满足于对整体、对‘纯功能’进行抽象、思辨、笼统地描述“云云,反映出聂氏对中医方法论尚缺乏确切理解和具体感受,不明其实为结构与功能不可分的“一元论”,片面地曲解为“纯功能”论,功能与结构割裂论,显然大错特错,导致了自我否定。实质上,中国古代学者所追求并满足的,不是什么“描述”,而是“疗效”——既然不必依赖于解剖同样可以取效,那么解剖也就没有必要。很遗憾,临床疗效问题恰恰是医学理论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而“实践”乃是理论最权威而且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在(6)中,聂又谓“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要对死者进行尸解几乎不可能”,且举出刘宋时期唐赐之妻儿遵照死者遗嘱剖验尸体终遭处死、“最大胆的王清任也只能观察犬食之余的小儿尸体,对女囚尸体却因‘非男子’而不忍近前”等极个别现象作为证据。诚然,动员死者亲属献尸体供解剖,即使今日也同样会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人伦亲情的羁绊。然而,“几乎不可能”却并无根据。第一,为要治好奴隶主、皇帝或达官贵人的病,若宫廷御医提出剖杀奴隶,解剖死囚之尸,或在古战场上摄取几具乃至千百具战尸,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解剖人尸不可能,杀几只鸡、羊、猪乃至几头牛或者几匹马,总还是可以的吧?第二,王清任对女尸“不忍近前”,只能说明这位憋足的中国“大解剖家”思想意识太“封建”,说得摩登一点:太不开化!先其数百年的宋代《洗冤集录》尚且能公开示人“凡验妇人,不可避羞”。观此,何足为据!
在第(7)条中,聂谓“尊经崇古是统治中国古代学术最顽固的思潮,中医自不例外。从《内经》开始的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极少有摆脱了此思潮影响者。中医史上,除王清任等个别医家外,几乎没有人怀疑《内经》的简朴的解剖论述,更正《内经》等书的解剖错误。每每以为‘圣训昭然’,不敢也不许悖侮,常常循文释义,或曲为辩解,或宁付阙如。”
笔者按:简直不可理解,聂氏何以也会附和人家而把一个在哲学方法论问题上简直未能入得中医学大门的人捧作了独一无二的反潮流英雄!聂此段文字之华丽,议论之“精辟”,较之侯宝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尊经崇古”、“顽固”云云,笔者另撰“崇洋复古新论”,专候聂氏反驳。所谓王清任在中国解剖史上的大出风头,权观唐民皓评断:“清代王清任致力于人体解剖,竟……闹出了‘心脏无血’之类的大笑话”,终成医界千古笑柄。其所谓“怀疑……更正《内经》等书的解剖错误”,更有娄底谢林氏“《医林改错》与错改”专论以正视听。所谓“圣训昭然”者,前已申明;所谓“不敢也不许悖侮”者,聂本人当不在其中。但看聂文洋洋数千言大观,虽非“循文释义”,又岂能避“曲为辩解”之嫌?既承认中医理论大厦对“精密解剖”本无需要,又何来“宁付阙如”?!
观此诸点,实为沾染尘土泥浆,颇多掩玉之弊,大煞风景——欲摆脱流行观点束缚诚属不易,故本书断然删除。至此,聂氏大论便只剩第(1)条可取,即:“中医学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必依赖解剖知识的进步。”
聂文最后总结道:“中国古代解剖长期不发达的原因,……总的说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需要的缺乏,二是环境的压抑。”并进而发挥说:“‘人的需要’是科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一旦有了对解剖学的需要,则比十所大学,比数十个伟大医学家的提倡更能把它推向前进,且没有力量能阻止。中国古代并非不具备发育成系统、科学的解剖学的种子,只是因为一直缺乏强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没有能够萌发,有几次几乎要萌发了,又因为‘土壤’的不适宜和‘气候’的恶劣终究没有能破土而出、健康地成长起来。”
笔者按:聂援引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乃科学产生发展动力的论点并据以发挥很有说服力,雄辩地驳斥了不少学者在中国解剖落后问题上的荒谬见解,其中就包括“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祖先崇拜、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观的阻碍”云云。既肯定是前者,就无所谓后者:一旦有了需要,则无论什么也影响不了,无论谁也阻碍不了。因此,恩格斯的“需要观”是聂氏大论前4条尤其第一条得以成立的坚强支柱。
然而聂氏“两个方面”论却在和稀泥。道理很简单:既然“缺乏需要”,便不存在“环境的压抑”。没有作用力,何来反作用力?更何况世界历来数中国人口第一多,尸体也多,动物更不算少;不怕死、不信邪的学者、英雄亦不比西方少。纵然有了需要,随之有了产生和发展,也不存在环境能够压抑得住的问题。既然西方无比黑暗的中世纪统治也未能压抑住解剖学的发展,中国长期相对稳定发展的封建社会又怎能压抑得住呢?
解剖学(尸体)对医学临床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唐民皓提到解剖学对西医临床的医疗实践“无大助益”(显然外科应当除外)以及西医大师贝格里维的抨击:“应当承认,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解剖生理的研究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人体,对临床的医疗实践也无大助益。无怪十七世纪物理学派大师贝格里维(Gri-orgio Baglivi)说:‘只有经验在指导我,而那乏味的假设和空洞的方法实际上毫无用处。’”
笔者按:假定唐论对于当时能够成立,那么它可以很自然地推移到今天和未来。因为今天和未来的科技水平同样会受到限制。解剖生理的研究,乃是一项永远也无法穷尽的研究。而按照西医方法论原有的思路看来,如果不彻底弄清所有细节和微细结构,那是无法把握人体规律的。今天人们又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新的质疑:即使人们弄清了所有的细节,能否从根本上把握具有整体和系统特征的人体规律?
这就难怪贝格里维还要说:“我希望作为医师的人,几时能从深睡中觉醒过来,领悟到从前伟大医学和现代思辨的无着落的医学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导出:中国在解剖分析问题上的“落后”,几乎成为中国医学在哲学方法论上遥遥领先的必要前提。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解剖分析方法的扬弃,就不可能有历史和现实的中医学。不是中国不具备产生和发展“解剖学”的种子和土壤,也不是中国缺乏创立解剖学的人才和英雄,而是中国医学缺乏对解剖学的需要。中医学需要活生生的人和天然药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诊疗工具。如果没有活体病人(非尸体)让医生诊治,经验便不可得,药物将不能显示其效能,经络穴位将不能显现其客观存在;医生将不成其为医生,医学更谈不上产生和发展。在中医学里,尸体及其结构无足轻重,甚则无济于事。主张重新拾起“解剖分析方法”、放弃中医整体独特方法的人们不管其承认与否,也不问其打着什么旗号,无疑都是在扭转中医学自身固有的发展方向,促使中医学走向消亡;而绝对不是如某些所谓“专家”和“学者”所标榜的那样,是“为了更好地振兴和发展中医”,是为了使中医学“获得新生”。
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解剖方面确比西医落后。应当承认落后,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更不能以有一点可怜的解剖萌芽而“自豪与骄傲”。同时还应当看到,这种所谓“落后”,不是中国学者不杰出,更不是中华民族无知懒惰、随心所欲或贪生怕死所造成。恰恰相反,是中国先贤们在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不适用性前提下的主动放弃。质言之,中国解剖的落后恰恰是中医学的“高明”和“先进”之处。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可以引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明乎此,就不会强迫中医学接受西医解剖学并以此为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了;就不会让中医本科学生在中医基本观念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习那些对自己的专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就不会用西方实体论填塞中医学生的头脑,使其对中医学独特方法论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了。
5-6、从“烹调”看东西方文化及中西医学术的根本分歧
中西医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思维形式、认识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是人类精神所固有的双重性特征,是潜在意识与自我意识、直觉与感觉、悟性与理性的具体体现,也是自然过程本身于人类精神的再现(傅景华语)。
对于中西医学乃至东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根本分歧和历史鸿沟,要进行分辨其实并不困难。中国的不少老百姓对于什么是中医和西医、什么是中药和西药,以及二者的长短和优劣,尽管理论上说不出什么,大体上也还不致弄错。可是在我们的某些学者甚至名流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是非不辨、甚至本末倒置。
为了不厌其烦地阐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换个角度:从烹调看中西文化。
苗凡卒撰文:“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最终决定于哲学,烹调亦不例外。
“在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就开始渐次完成了哲学指导思想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突破,这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突破又大大的起了阻碍的作用,如烹调,就不可避免地落后了,到处打上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的痕迹。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但不管怎么豪华高级,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而且,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在炸牛排旁边放两块山芋也绝不是牛排烧山芋,而只是分别烧好后放到一起而已。而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模糊、不可捉摸。这给中国烹调的指导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它的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它的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是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色香味形触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决定了中国菜的菜系的特点乃至每位厨师的特点。在中国烹调的体系中,不仅讲究菜肴的整体性,而且餐具、餐厅、摆台、上菜顺序,乃至天气、政治形势、食客……的不同,婚宴、丧宴、寿宴……的区别,都能纳入烹调的整体考虑之中。可以说,这种对客观事物整体性的把握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像中国文化中的中医药学(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医药学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与无比美好的中国烹调艺术相提并论,实在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幸事——笔者加),那种君臣佐使,随机应变,就与烹调有着及其相似之处(想不到中国烹调也会拿中国医学来“取类比象——笔者加)。
“这种哲学思想的不同使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
“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性,这种倾向使其日趋机械、规范。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一道菜,冬天和夏天,煤火和炭火,铝锅和铁锅,一个优秀的厨师就要根据这些情况随机而化,这是操作的随意性。再说原料,西方的菜肴是充饥的,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这是在‘充饥’基础上的升级。请放心好了,它绝对不会离开充饥——笔者加),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这在中国是难以理解的;西方人因鸡脚食之无肉,故将其与鸡骨、鸡毛视为同类而弃之。而中国,鸡脚列为鸡身上相当贵重地部位。西方人发现了西红柿,但真正把西红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人。如此种种,皆为原料的随意性。再如技巧,一个优秀的厨师,固然要能做复杂繁琐的大菜,但就是面对简单的原料和佐料也往往能信手制出可口的美味,这就是技巧的随意性。”
笔者按:
(1)这是一篇从哲学方法论高度俯瞰中国烹调的佳作。一方面,它以深刻的哲理揭示出中国烹调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它又以中国烹调艺术作为实例映证了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真可谓一石二鸟。
(2)苗文表明,中国古代的一元论哲学不但武装了中医,而且已经渗透到包括“吃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3)苗氏“西方烹调落后论”,大煞“月亮西方圆”的风景。这也许是那些把中药煎剂亦归于“落后”,对行之有效的中医的口服给药途径也要鼓吹“改革”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一切与现代“快节奏”的西方生活方式简直太不协调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人吃饭的方式似乎也要改一改,改成西方那样。可是对于人类的大多数,(假如牵连到自身,也许这些“现代派”人物同样会加入这个行列)来说,在《摩登时代》中以无声电影的艺术形象猛烈抨击了西方社会畸形发展对人性的摧残的卓别林大师也许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当今西方世界何以会出现“返回大自然”的澎湃浪潮。
(4)就烹调而言,苗文谓西方“倾向于科学”,中国“倾向于艺术”。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如果“科学”限指“日趋机械、规范”的西方烹调之类,那么这种所谓的“科学”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就不值得追求,更不值得趋附,可取而不宜放弃的倒是我们自己的烹调艺术传统。谁若狂妄到想革除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作为“人生经验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的烹调艺术和混食方式,恐怕是不够明智和徒劳无功的。那么,对于同样“倾向于艺术”的中医药学又该怎样?
(5)显而易见,中医药学和中国烹调艺术的哲学方法论如出一辙。苗文中关于中国烹调的所谓“随意性”特点,与中医药学中的“辨证施治”和“随证治之”极为神似。然烹调的随意性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中医药学原理则需要我们的中医药行家积极作出宣传解释,否则就难免被人误解和攻击为“落后”、“不精确”、“不确定”、“不规范”、“不科学”等等而加以“摈弃”。
5-7、“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根据何在?
在论及中医未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我们显然无法回避于书亭所倡言的“还原论于辩证法并行不悖”的观点。这一观点为中西结合提供了哲学依据。下面我们来探求二者“并行不悖”的根据究竟何在?
于氏从生物学还原论在昔日苏联的回生谈起,忆及还原论在苏联长期被批判的情况:
1925年前后,一批苏联科学家,公开地自称为“机械论者”。他们主张高级现象可以归结为低级现象。斯捷诺夫认为:“要了解任何有机现象,这在近代科学看来,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相对简单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过程。”他还想把人的精神活动,也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机械论的支持者甚至还认为,社会现象也可以“用化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方法施以定量的分析”。在当时,机械论的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就连其学说被奉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也时常表现出一些机械论的倾向。如他把一个病人描述为:“机器,……只是机器,没有别的。一个仪器,一个毁坏了的仪器。”除上述观点之外,机械论者还主张抛开哲学,鼓吹自发论、平衡论等等。很自然,这些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尖锐对立。首先起来批判机械论的是哲学家德波林,接着还有米丁和尤金。他们指出机械论的错误在于,否定了高级现象对于低级现象具有质的特殊性。如德波林在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指出:“朴素的机械论现象,以为意识和生命的现象是简单地起源于死物质式的‘存在’。但是,这样一来,这些现象的特殊性,如特殊的‘关节点’和‘范畴’,都完全置而不论了。生物,就其起源而论,乃从无生物而来;但是,就其特殊形式而言,则不能渊源于无机物。”
于氏指出:“这场争论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就已定论,结果以机械论的失败而告终。至此为止,应该说苏联哲学界批判机械论是对的。因为机械论者的主张的确没有道理,有机体本来就具有不同于无机物的特点。”
于氏在“然而”一词之后,道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与前述自相矛盾):“苏联哲学界……进而把批判机械论、还原论变成了苏联哲学的一个突出的传统和特点。在其后发表的一些著述中,必须照例批判一通还原论。……如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就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同,它认为:物质的运动形式具有质的特殊性,不能把一种形式归结为另一种形式。’又如康斯坦丁诺夫说:‘承认每种运动形式具有质的特殊性,承认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比较简单的运动形式,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事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真理跨越界限,就变成了错误。”
笔者按:
请仔细看看,上引亚历山大罗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的论述不过是重复强调了于氏自己在前面摆出的观点。我们逐字逐句仔细推敲,除了“照例批判一通”(显然于氏对此有些反感)之外,看不出增加了任何新东西,或是作出了任何相反的更改;也弄不清于氏给定的真理“界限”究竟是什么,当然也就更加不明白亚、康是如何“跨越”于氏真理界限“走向反面”、“成了错误”的。若按于氏逻辑,真理只要“照例批判一通”就能“走向反面”,那么谎言只须“重复千遍”也就能变成“事实”了。
于氏继续写道:“这些表述实际上没有给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留下如何余地。它把任何的用理化的还原解释,都当成机械论批判了。”
引按:原来如此:切肉连皮。那么“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能够“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吗?这里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是不能。那又哪来的什么“余地‘可以留下呢?不留余地又有何错误呢?二是能够。那么“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特殊性)也就不复存在、无须探求了。因为只要掌握了“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便能对“高级运动形式”作出解释。这样,高级运动形式实际上就被降格为“低级运动形式”;“高级”与“低级”的本质差别就被人为取消。这里同样没有任何余地可以留下。质言之,如果亚、康等给机械-还原论留下了余地,他们就把自己取消了,不再有任何余地可以立足。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如此不可调和。既然如此,不留余地又错在何处呢?
同理,如果承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命题是真理,那么“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就一定错误。反之亦然。质言之,在“”还原论与“辩证法”这两个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哲学方法论之间,不存在调和与折中即所谓“并行不悖”的“余地”。二者并行但“相悖”(相反相成)。
这显然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互不相容”性。它已经得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数学不相容原理等的佐证。
对此,于氏引用的伏肯斯坦的论述,比我们表述得更其简明。伏认为:生物学中的科学思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认为不可能用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即物理学和化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要么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一定能做到。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
这与于氏的“并行不悖”论大相径庭。奇怪的是,于氏居然对此没有提出反驳。他竟然没有发现伏氏在帮他的倒忙。和亚、康等的表述一样,伏氏同样在“实际上没有给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留下任何余地”,完全否定了“第三种可能”即“并行不悖”的可能性。于氏重复引用恩格尔哈特的论述支持自己的观点,表露出他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还原论的王国:“还原论的合理性不需要作什么辩护或证明。这些证据就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全部总和,这些研究实际上就是还原论原则的胜利行程。”
但是我们知道,恩氏言论只有在下面的前提下才能被认可,即“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全部总和”,充其量只能说取得了一系列“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它离真正的生命运动规律还十分遥远,甚至愈来愈远。
于氏还借助于凯德洛夫的反水:“在六十年代初,当DNA分子及其化学行为是生物遗传的本质已为人们所公认时,凯德洛夫还模仿恩格斯的语式在那里反对说:‘为了揭示遗传性这一现象的本质,必须把它当作生物学的现象来考察。’即使有一天‘我们通过实验的途径把遗传性’归结为‘分子的和化学的结构,但是难道这就能代表遗传性的本质的全部吗?’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说:‘就研究生命形式的过程而言,还原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须的。’”
引按:诚然,凯德洛夫在所谓的“事实”面前承认“还原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须的”,从而放弃了原来所持的批判态度和立场。可惜,这一承认也仅仅是改变了他个人对待还原论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他过去所持的“观点”的正确性,从而证明“通过实验的途径把遗传性‘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以及分子的和化学的结构”,就“能够代表遗传性的本质的全部。不能代表仍然不能代表,并没有因为凯氏说了一句立场不坚定的话就能代表。“为了揭示遗传性这一现象的本质”,仍然“必须把它当作生物学的现象来考察“,否则就不能发现(掌握)生物遗传的真正规律并进而实现理想的调控——DNA已经发现很长时日,但至今未能对生物遗传实现理想的调控。“态度”可以随意甚至违心改变,“观点”却需要给出严格的证明。二者可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可混淆。
于氏提出:还原论在逻辑认识论方面的根据,首先表现在科学要求以已知的来解释未知的,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如格里戈里耶夫认为:用析出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中的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以及用较少的已知的规律所解释所研究的客体的方法,来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乃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可以断言,不采取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知识。对初始的纷繁的多样性范围加以限制,就可以使科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而免去可能产生的不明确思想。其次,表现在科学的发展趋向于精确化、定量化。再次,表现在现代生物学的各种认识方法要求综合的趋势,需要找到不变量。而寻找不变量是与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相联系的。因此,在“生物学中,确定不变量及其认识作用,是以解决还原论问题为前提(原文末句表达有误,语意不明。似宜改为:是解决还原论问题的前提)。”
引按:于氏这段引文的精彩之处在于清晰地表述了还原论的思路。引文中的“科学”一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时行的“科学”,或曰狭义的“科学”。不难看出,在这种时行科学的研究中,几乎处处都以“主观主义”的作法为前提——处处让客体来适应主观的意愿和需要,处处反对和排斥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要求。它总是需要“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它总在“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对初始的纷繁的多样性范围加以局限”,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质言之,这种研究并不忠实于自然客体,其研究对象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其实际研究客体已因于研究者主观的意愿和需要而失去其固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尽管其研究所得结果“精确化、定量化”,然而一经返回到真实的“自然客体”上,就绝难使二者吻合。例如,格氏“科学”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而生物学领域的“现实”是: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是“完全确定的”——“生长壮老已”变化不息;“风霜雨雪、天灾人祸”欲避不能。这所有不“完全确定的方面”是否会因为我们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上而悄然逝去或不起作用呢?
所谓“现代生物学的各种认识方法要求综合的趋势”一语,表明还原论的辉煌成就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这种“综合的趋势”;而人们希望得到的那个“综合”,远非还原论者所能提供的那个“简单加和”所能满足。它不是分割简化的结构性能的拼合与相加,或者另外再加上一点什么。
所谓“需要找到不变量。而寻找不变量是与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相联系的”。所言极是。然而在生物学领域,“不变量”是不存在的,永远也找不到——不存在的东西上哪儿去找?在尸体中所能找到的,已超出生物学领域。因此,作为“解决还原论问题的前提”的“不变量”根本不存在,以致还原论问题的解决毫无希望。采用人工的办法制造“不变量”,即“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分析过程”,这不是在寻找“不变量”,而是在“伪造”不变量;。由此创立的所谓“科学”已经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乃是“伪科学”,或曰有违“科学”之初衷。
格氏把“用析出……的方法,来企图简化、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说成“乃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表明他视野狭窄、孤陋寡闻。他仅仅知道有采用还原论方法的西方科学,并将它扩(冒)充为“一切科学”;他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另有大异其趣的东方科学,比他心目中的所谓“科学”更成熟。
再看于氏所谓“还原论在本体论方面的根据”,据说“是世界的统一性,即有机界和无机界是统一的。‘还原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生物学规律性和物理化学规律性表现出辩证的统一,是因为它们在生命发生过程中就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生物学规律实质上都不能没有物理-化学效应的‘支持’,都不能没有对它们的适应。”
引按:在我们看来,导致还原论在生命科学领域地位下降的关键,正在于“世界的统一性”,正在于研究对象表现出的“辩证的统一性”,即“它们在生命发生过程中”“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不可还原、无法确定、无法静止。在中医看来,生命体与时空相谐,生、长、壮、老、已生生不息。而还原论却偏要将生命活体加以分割,活体上无法分割就在尸体上分割,活体无法静止就改用尸体,然后又用来解释和处置活体。血管里无法确定就把血抽出来放进试管里;进而又像对待无机物那样还原成分子(细胞),再分别归结为物理、化学的效应,并自诩为“精密科学”。
普朗克点穿了这种科学的本质:“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等等)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于氏把还原论分解为“单值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试图把人们对还原论的批判火力转移到“单值决定论”身上,好让还原论在所谓“辩证决定论”的幌子下逃窜。于氏言不由衷地写道:“有机体是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它不能直接分解为部分,是一种‘超相加性的东西’。它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值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而是多值的、多变的,具有统计性、或然性的辩证决定论。它表现为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特性。有些绝对的还原论者没有看到这一点,错误地想把复杂客体的不可预测的或具有统计性质的因果关系,单值地还原为复杂客体的组成部分的性质。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
引按:于氏大概不致否认,无论是“单值”或是“多值”(辩证),只要是还原论,它就总在那里“还原”;“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析出”、“缩小”、“精确化”、“定量化”等等。这和上面所说复杂客体“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特性”总是相悖的罢?因此,于氏无论如何无法把所谓的“绝对的还原论”从还原论中剔除。所以,于氏的上述批判,无异于“丢卒保车”。
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官方硬性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任何观点如果不披上马列主义外衣都很难立足藏身。还原论也是如此。于氏列述了苏联学者为了证明还原论与辩证法并行不悖的主张,在所谓“重新理解”的幌子下曲解恩格斯。
于文写道:“凯德洛夫指出,恩格斯曾强调:生命现象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恩格斯还指出:‘正如化学的作用不能没有温度的变化和电的变化一样,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
对恩格斯的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首先,恩格斯是针对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还原论方法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中上升为统治地位的情况说的。科学研究代替宗教神学,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头一句话是在肯定这一进步;后一句话则道出了恩格斯的“不满”,表明了他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与众不同的先知先觉。他在肯定“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等等变化”的基础上,用“但是”一词急转,把前述内容统统归入所谓“次要形式”,并进而指出它们“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这是“不满”、是批评,而非颂扬。任谁巧言善辩,也无法将其曲解为是对还原论的颂扬。注意,这是在还原论处于上升时期,很少有人发现其弊病时提出的异议,不是恭维。它正是苏联那些批判还原论的表述得以产生的总根源。试将凯德洛夫“模仿恩格斯的语式”对还原论所作的批判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如出一辙。后者是对恩格斯观点的具体化,完全正确!可惜,凯德洛夫发现了还原论的缺陷,却拿不出与之可以抗衡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或许他原来就深受还原论的影响,因此后来他又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倒向了还原论一边。这其实并不奇怪,革命队伍中有人反水是常有的事。绝不能据此断言,由于出现了不坚定分子或叛徒,“革命”即走向反面。
中医学方法鲜为苏俄所知。但中医学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非常杰出的辩证法,是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多变的观点从事研究。研究人就是活生生的人,决不以尸体或动物取代,决不凭主观意愿“把复杂的加以简化和局限化”,人为地“缩小客观实在的多样性”,决不去苦苦“寻找”甚至在实验室精心伪造那在生命活体上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不变量”,决不把统一的生命体和连贯的生命过程人为割裂成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结构与功能,决不强使复杂多变、根本无法精确测定的对象精确化、确定化、定量化。显而易见,中医学方法与孤立、分割、片面、静止、主观的形而上学方法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可惜我们的苏联朋友未能熟悉和掌握这一套方法,否则他们就不会骑墙或反水了。
其次,恩格斯批判时采用的手法是“欲擒先纵”。还原论者曲解恩格斯原意便专在这“纵”字上做文章,给人以假象,似乎恩格斯只“纵”不“擒”:
“很明显,在恩格斯看来,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应当指出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基础,或者在生物学的研究中应该拒绝数学方法的运用,而只局限于纯生物学方法的范围。因为,在有机体内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是不能分离的结合在一起的。”
引按:上面的阐发似是而非,表面看来无可非议。然而会读书的人只会凑恩格斯“但是”一词后十分可贵的“挑剔”中受到启发。既然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等“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更好的方法论,能更真实、更确切、更完善地反映复杂客体的内在规律呢?我们是否应该尽力摆脱对以往成就的满足与陶醉,去寻求一种更好的方法,从而将科学推进一步,作出新的发现与创造呢?
诚如恩格斯所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等既然是从生命过程中“抽出来”的,当然就包含在原有过程中。于氏等抓住这一点,无非是坚持还原论方法。然而,据此能将恩格斯之“不能包括无遗”的批评抵消吗?既然“在有机体内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是不能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实际上,还原论者不正是强行把它们分离成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了吗?在已经进行了人为的“分离”之后,又来奢谈“不能分离地结合”,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于文写道:“同时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观点曾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其实这种评价倒非常可能适合于上述观点的批判者。”
在于氏颠三倒四的笔下,还原论观点竟然一跃而成为“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观点”,而对其提出怀疑和批判的恩格斯等反倒变成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纵然如此,二者之间又怎样“并行不悖”呢?!
这种“倒打一耙”的伎俩还值得一驳吗?
由此可见,受到批判的还原论者对于恩格斯的所谓“重新理解”把是非完全弄颠倒了。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可是恩格斯的“但是”实在是“反对用理化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的还原论”。苏联学者引证恩格斯的论述来批判还原论,大方向是对的,不能斥之为“历史的误会”。
还原论者不肯认输。尽管怀疑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节节败退,但它总在变换手法,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文表述了这一动向:“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本身也在发展。过去由于分析的方法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还原论被认为是可以垄断一切领域的方法。今天,随着科学整体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各种科学方法互相作用和渗透(确切说,应是“交替”和“混杂”——引加),还原方法在整个科学方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明确了(明确?这岂不是说,过去分析方法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还原论被认为是可以“垄断一切领域”这一“地位”不够“明确”?显然这是于氏巧言讳饰所用遁词。确切地说,“越来越明确”一语宜改为“地位日渐降低”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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