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人痘接种和美国独立战争

王不留行

天花、人痘接种和美国独立战争

在 1700 年代，天花肆虐美洲殖民地和大陆军。天花在独立战争期间严重影响了大陆军，以至于乔治华盛顿在 1777 年强制要求所有大陆军士兵进行人痘接种。就在五十六年前的1721年，波士顿的医生和神职人员将人痘接种引入美洲殖民地。如果没有这些早期波士顿人在正常化接种方面的远见和决心，华盛顿可能不会做出强制为大陆军进行人痘接种的决定。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行动，但许多历史学家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归功于人痘接种的医疗贡献。

什么是天花？

纵观历史，疾病的爆发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惧。在人痘接种技术发明之前，人们几乎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害。如果没有医学的进步，许多感染的疾病被证明是致命的。最致命和最普遍的疾病是由微小的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天花的症状包括发烧、恶心、呕吐、身体疼痛和特征性脓疱或痘。天花可能起源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非洲东北部，尽管确切的位置和时间范围尚不确定。这种疾病后来蔓延到亚洲和欧洲。当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抵达美洲时，他们带来了天花，这摧毁了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土著居民。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使用天花作为生物武器来削弱帮助法国的土著部落。[1]


随着每次天花的爆发，人们观察到那些在感染中幸存下来的人通常不会再次感染天花。对于那些第二次感染天花的人来说，感染要轻得多，通常不会致命。这些观察结果导致了人痘接种的产生，即故意感染天花以诱导免疫力并降低死亡风险的过程。人痘接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医生从感染者的活动性脓疱中取出脓液，然后通过小切口将该脓液插入未感染者的皮肤中。插入脓液导致接种者感染天花。尽管被感染，但接种者通常只出现轻微症状，不会危及生命。在亚洲和非洲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几个世纪的接种，然后被引入欧洲，最终被引入北美殖民地。[2]


天花，在欧洲拥挤的城市很常见。医生为那些没有自然感染疾病的人人痘接种。不仅欧洲大部分地区对天花免疫，而且大多数英国军队也是如此。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美国殖民者居住在远离邻居的乡村，这减少了天花的传播。由于以前很少有美国人感染这种疾病，殖民地经历了零星和致命的天花爆发。从来没有导致群体免疫的广泛流行病。[3]


波士顿和天花


美国波士顿在整个 1700 年代面临许多次天花爆发，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 1721 年、1752 年、1764 年和 1775 年。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疫情期间，科顿·马瑟牧师，一位有影响力的清教徒牧师和塞勒姆女巫审判的著名参与者，从马瑟奴役的西非人阿尼西母那里得知了接种过程。马瑟说服波士顿医生Zabdiel Boylston博士开始在波士顿接种疫苗，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4]


科顿·马瑟牧师主张接种疫苗以防止天花的传播。“科顿·马瑟牧师（增加之子）利用他强大的影响力克服了对波士顿接种天花的偏见，1721 年。”莎莉·詹姆斯·法纳姆，约1915年，由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
尽管在欧洲被广泛接受，但人痘接种在波士顿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这种手术比自然感染天花更致命，尽管证据表明并非如此。此外，神职人员声称天花是上帝对罪的惩罚。他们认为接种天花疫苗会干扰上帝的旨意。波士顿报纸发表了支持和反对接种的论点，使波士顿人在这个问题上两极分化。接种变得如此有争议，以至于有一次，一位愤怒的公民向马瑟的房子投掷了一枚炸弹，试图恐吓马瑟和博伊尔斯顿，阻止他们继续接种。[5]


在 1700 年代，人痘接种成为争论的主题，激发了波士顿人支持和反对这种做法的文章。在这份文件中，Daniel Henchman表示支持Boylston博士的工作。“给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医生的一封信：由一篇关于接种的晚期论文偶然获得，在波士顿印刷”，丹尼尔·亨奇曼，1730 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Archive.org。
尽管一些波士顿人持保留态度，Boylston继续接种程序并研究了以前的爆发。为了证明人痘接种的安全性，Boylston比较了自然感染天花的风险和人痘接种的风险，以证明人痘接种相对安全。Boylston指出，在1721年的流行期间，自然感染天花的人的估计死亡率为14%，而人痘接种者的死亡率仅为2%。尽管许多波士顿人最初害怕和不信任该程序，但在随后的疫情中，人痘接种慢慢被接受。[6]


天花极大地影响了波士顿的许多人，包括波士顿社区的杰出人物。在1764年爆发期间，保罗·里维尔的一个孩子感染了这种疾病。这迫使这个家庭在北端的家中隔离，直到孩子康复。[7]在1760年代，约瑟夫·沃伦博士在波士顿港的城堡岛上经营着一家人痘接种诊所。1764年，沃伦为未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做了人痘接种。[8]事实上，沃伦为波士顿的大部分地区接种了人痘疫苗，直到他在 1775 年的邦克山战役中去世。后来，在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为自己和她的孩子做了人痘接种。在给丈夫约翰的一封信中，亚当斯讲述了波士顿接种的经历和氛围：“这样的接种精神以前从未发生过;小镇和其中的每一栋房子，都装满了......上帝保佑我们都可以舒适地度过[原文如此]瘟疫。[9]


天花与革命


尽管整个殖民地逐渐接受了人痘接种，但另一场天花疫情在1775年席卷了波士顿。1775 年 6 月邦克山战役后，威廉·豪将军领导的英国人与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殖民者之间的军事行动停滞不前。天花席卷了波士顿的市民，在某种程度上也波及了豪的军队。华盛顿知道，大陆士兵，许多人来自殖民地的农村，偏僻的地区，因此不能免疫天花，将受到疫情的破坏。华盛顿和豪之间的僵局一直持续到 1776 年 3 月 7 日，当时豪将军宣布英军撤离波士顿。尽管大陆军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天花流行，华盛顿最初禁止他的军队进入这座城市。3月17日，华盛顿允许一千名以前感染天花的男子进入该市。华盛顿可以从幸存者脸上的痘疤中辨别出谁以前患有这种疾病。[10]


天花与加拿大运动


随着独立战争的进行，天花继续影响军事行动。1775年，由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上校率领的大陆士兵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向魁北克进军，以防止这座城市落入英国人之手。仅仅一个月后，即12月，士兵中报告了天花。天花使加拿大的军队瘫痪，阻止他们在1775年底对魁北克发动攻击。许多士兵的预定入伍期于1776年1月1日结束，大多数人警告他们的上级，由于担心这种疾病，他们不愿意参军。这些士兵宁愿放弃事业，也不愿冒着死于天花的风险。这些即将到期的征兵迫使阿诺德和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在年底前对魁北克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后来报告说，只有大约800人能够战斗，其余的人都患有天花。缺乏健康的士兵导致30日对魁北克的袭击失败。十二月，英军杀死了蒙哥马利，打伤了阿诺德，并俘虏了数百名大陆军。

阿诺德在魁北克周围保持了大量部队，希望发动第二次攻击，然而，缺乏增援和天花的破坏阻碍了未来的任何攻击。[11]



对天花的恐惧在大陆军北部师的队伍中增长。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士兵们开始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给自己接种人痘。这些士兵忽略了接种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隔离。由于这个错误，天花在军队中迅速传播。随着感染率的上升，更多的士兵出于恐惧而自我接种，将疾病传播给更多的人。1776年2月，阿诺德禁止进行人痘接种，以防止猖獗的传播。然而，士兵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还是秘密地接种了人痘。根据历史学家查尔斯·库欣（Charles Cushing）的说法，“士兵们愿意冒任何危险，而不是以自然的方式感染[天花]。[12]


1776 年 3 月，医生兼军事指挥官约翰·托马斯少将抵达加拿大，控制大陆军。大陆会议希望托马斯能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扭转大陆军加拿大战役的失败。虽然阿诺德后来改变了对人痘接种禁令的看法，但托马斯拒绝允许人痘接种。他担心，如果英国人进攻，大陆军士兵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人痘接种中恢复过来。然而，他确实组织在蒙特利尔建立了一家天花医院，以防止这种疾病在士兵中进一步传播。由于托马斯从未患过这种疾病，因此缺乏免疫力，国会工作人员建议他接种人痘，因为害怕失去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然而，托马斯拒绝接种人痘，以声援他刚刚禁止这种做法的士兵。因为拒绝接种，导致了托马斯自己的死亡，他在抵达加拿大后感染了这种疾病，并在此后不久去世。[13]


在托马斯将军缺席的情况下，加拿大的大陆军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14]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从费城写信给留在布伦特里（Braintree）家中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我们在加拿大的不幸足以融化一颗石头般的心。天花比英国人、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加起来还要可怕十倍。这就是我们突然从魁北克撤退的原因[原文如此];这就是我们在雪松的耻辱的原因。[15]很明显，天花，而不是英国的力量或大陆军的不足，是陆军在加拿大失败的原因。[16]


华盛顿将军和天花


华盛顿了解天花对大陆军的严重威胁以及他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他甚至形容天花“比剑更具破坏性”。[17]然而，华盛顿也担心天花在接种疫苗后未隔离的士兵之间传播。华盛顿写道：“当我想起去年我们北方军队的不幸情况时，如果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它的传播，我对这种混乱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18]

华盛顿在给大陆军医疗部主任小威廉·希彭博士的一封信中宣称：

我发现天花正在蔓延，并担心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可以阻止它蔓延到我们整个军队，我决定对部队进行人痘接种。这种权宜之计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和缺点，但我相信，其后果将产生最令人满意的效果。必要性不仅授权，而且似乎需要采取措施，因为如果混乱以自然的方式感染军队，并以它通常的毒力肆虐，我们应该对它感到恐惧，而不是对敌人的剑感到恐惧。[19]

通过这项命令，乔治华盛顿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医疗授权。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甚至华盛顿最初也对他的命令动摇了，尽管他最终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华盛顿向国会宣布了他的命令，所有部队都必须接种人痘，他下令所有进入费城的新兵都必须在进入时接种人痘。为了抵消士兵在人痘接种后康复后的暂时损失，军医每隔五天为不同的师接种人痘。军方利用私人住宅和教堂作为隔离中心来控制疾病的传播。[20]


大陆军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这些大规模人痘接种。如果英国人得知这些大规模接种，他们本可以对削弱的大陆军发动攻击。因此，这些接种必须保密，以防止消息传给英国人。华盛顿敦促尽快完成人痘接种，以便士兵们在夏天准备好战斗。

尽管包括以色列·普特南将军在内的一些人听从了华盛顿的命令并进行了大规模接种，但几位将军和州长禁止接种人痘。由于不服从华盛顿的命令，他自己的将军们阻止了华盛顿拥有夏季战役所需的士兵数量。[21]

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写信给华盛顿，解释说由于天花爆发，他无法为华盛顿提供足够的部队。华盛顿进一步紧急回应，强调为部队接种人痘的必要性：“你为你的部队不足提供的道歉，并非没有意义。我相信，你对天花的忧虑及其灾难性后果......可以通过引入人痘接种而很容易地祛除。”[22]

人痘接种的成功与美国的建立


虽然获得接种支持既缓慢又困难，但强制进行人痘接种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最初，对天花及其致命后果的恐惧在美洲殖民地蔓延。这种恐惧导致波士顿人抵制人痘接种程序，直到 1760 年代初，这种恐惧也导致大陆军士兵在独立战争开始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给自己接种人痘。如果人痘接种早点被社会接受，就可以从天花造成的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中挽救更多的生命。


到1777年底，大陆军已经建立了人痘接种的程序，天花的流行率大大降低。虽然天花病例仍然不时出现，但强制要求士兵进行人痘接种极大地减少了天花大规模爆发的机会。随着天花威胁的减弱，大陆军在1777年迎来了大量新兵。尽管它起源于美国殖民地社会，但大规模人痘接种的公开成功使人痘接种成为一种文化规范。[23]


如果没有300年前波士顿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博士和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博士的勇敢和决心，人痘接种可能永远不会在殖民地获得广泛接受。他们的创新和开拓精神反映了当今波士顿医学创新的现代精神。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果断且不受欢迎的授权人痘接种，美国人可能已经输掉了独立战争。这个简单、拯救生命的程序和为之奋斗的人们在许多方面对殖民者在革命战争中的胜利负有责任，这场战争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建立。

注：美国的建国时间是1776年，而英国的詹纳直到美国建国二十年后——1796年才发明牛痘，此后牛痘接种的辉光就掩盖了人痘接种的光芒，历史被某些不良居心的人改写，詹纳的贡献被高高举起，成了医学史上划时代的神话，而中国人聂尚恒发明的人痘接种被重重的踩压，被某些人肆意诬蔑。然而，真实的历史是掩盖不住的，时间终究会揭开事实的真相。

脚注
[1] Stefan Riedel，“Edward Jenner and the History of Smallpox and Vaccination”，Baylor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Proceedings 18， no. 1 （2005）： 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 ... 8280.2005.11928028.
[2] 里德尔，22-23。
[3] 休·瑟斯菲尔德，“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天花”。医学史年鉴2，第4期（1940年7月）：313-314。
[4] Per-Olof Hasselgren，“1700 年代美国天花流行和外科医生的作用：COVID-19 全球爆发期间要吸取的教训”，《世界外科杂志》第 44 期，第 9 期（2020 年）：2838。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00268-020-05670-4。
[5] 哈塞尔格伦，2838-2839。
[6] 里德尔，23岁。
[7] 哈塞尔格伦，2838。
[8] Emily Jane Bryer， “Joseph Warren”，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the book， 2009， https://pabook.libraries.psu.edu ... ios/Warren__Joseph.
[9] 阿比盖尔·亚当斯致约翰·亚当斯，1776年7月13日，载于亚当斯家庭文件，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https://www.masshist.org/digitaladams/archive/doc?id=L17760713aa。
[10] 瑟斯菲尔德，313-314。
[11] Ann M. Becker，“华盛顿军队中的天花：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疾病的战略影响”，《军事历史杂志》68（2004年4月）：405-413，http://www.jstor.org/stable/3397473。
[12] 贝克尔，414-415。
[13] 贝克尔，415-418。
[14] 贝克尔，第418页。
[15] 约翰·亚当斯致阿比盖尔·亚当斯，1776年6月26日，国家档案馆，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Adams/04-02-02-0013。
[16] 贝克尔，第420页。
[17] 瑟斯菲尔德，第316页。
[18] 乔治·华盛顿致R.H.哈里森，1777年1月20日，载于《美国国家文件：美国国会的文件、立法和行政》，从第十七届国会第一届会议到第二届会议，包括：从1789年3月4日开始，到1823年3月3日结束，沃尔特·洛里和沃尔特·富兰克林编辑， 1834.
[19] 乔治·华盛顿致小威廉·希彭，1777年2月6日，国家档案馆，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Washington/03-08-02-0281。
[20] 贝克尔，423-424。
[21] 贝克尔，424-427。
[22] 乔治·华盛顿致帕特里克·亨利，1777年4月13日，国家档案馆，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Washington/03-09-02-0142。
[23] 贝克尔，42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