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反思录：中医防治疫病相较于西医的恒久优势

国医大士

抗疫反思录：中医防治疫病相较于西医的恒久优势
文/王世保

中华文化从上古持续演化到近代，它集聚着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生存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中国人与瘟疫进行斗争的实践与理论。但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传入中国的欧洲近代医学，在民国时期靠着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掌控了国家医疗行业的话语权和行政主导权，中医从此被边缘化而走向衰微，西医也从法规上将中医排斥在急危重症的治疗之外。自从1949年以后，国内每当出现重大的流行性疾病，首先展开防治的就是西医，而中医只有在西医已经难以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才会被允许参与， 而且还是由那些具有大智大勇的医家主动向政府请缨为前提。中医从近代开始就被科学与西医共同体集体无意识地否定和排斥，再加上国内近半个世纪的全民科学化教育，尤其是西医向公众不断地讲述东北伍连德抗鼠疫的故事，强化着中医无法防治瘟疫的误导。那些被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蒙蔽了心智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会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疾病，有的甚至认为中医连普通疾病都无法治愈，以至于患病后拒绝寻求中医诊疗。如果我们能够突破科学还原意识对心智的蒙蔽，以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去看中医，就不难发现中医不仅能够有效防治瘟疫，而且与西医相比还具有恒久的优势。
一、中医有系统的预测瘟疫的理论
纵观中医发展史，奠定中医基本理论的《黄帝内经》是在汉代以前完整地涌现出来的，后世医家对本书的编撰人以及完成时间已经无法准确地考证，但可以将其编著时间大致认定在周朝末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是该书的理论框架，被上古医家视为天地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阴阳五行理论的形成是从尧帝时期的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开始的，经过无以数计的羲和这样的天文家对天文、物候进行漫长的细致观察与积累，后人就将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以阴阳五行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阴阳五行就是日月五星作用与地表万物而形成的自然变化规律。日夜往复和春夏秋冬的循环更替表明日月五星运行作用于地表万物必然具有周期性规律，日月五星作用于地表万物而形成的气候变化也相应地具有周期性规律。人体不是独立于自然时空之外而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保持着天人感应的整体性联系。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的周期性，那么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出现周期性，这就是运气理论的发生原理。
夏商周三代防治疫病的历史事件或者理论并没有文献详细地记载下来，但是从尧帝就开始持续着的漫长的天文和物候观察，能够积累大量的天象、物候、气候、农业以及疾病发生的观察资料，所以周朝末期的医家能够系统地总结出以六十年为周期的运气理论。运气理论总结了气候、物候、农业以及疾病发生的周期性规律，尤其是其中的疾病周期性发生规律，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预测每年疾病流行情况的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对瘟疫流行的预测。运气理论对上古疫病的发病规律和诊治原则在《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九篇大论里有着详细地阐述，即从《天元纪大论》到《至真要大论》九篇经文。运气规律以阴阳五行为理论理论框架，按照纪年的干支推算每年五云六气的具体分布情况，并以此来掌握每年六气各个阶段作用于人体病邪的属性、严重程度等，或者预测疫病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2002年从广州开始发生的瘟疫，《素问•本病论》载有：“假令庚辰阳年太过……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2001年为庚辰年，金运太过；2002年为壬午年，12月初首次出现疫病患者；2003年为癸未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到6月疫病结束。
那么武汉这次发生的瘟疫符合运气规律吗？《素问•六元正记大论》里就有记载，即“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其病温厉”，“温厉”就是说民众在本气会流行瘟疫。比如内蒙古在2019年11月12日发生鼠疫、武汉市在2019年12月8日发生的肺疫，都属于“温厉”之病。内蒙古的鼠疫通过采取快速的隔离与治疗措施，在12月23日之后已经消除。武汉肺疫则在2020年之后继续扩散，发展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瘟疫。不管是2002-2003年发生的非典型肺炎，还是2019-2020年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两场瘟疫都是符合运气规律的，而且都在《黄帝内经》里有着明确的阐述。古代医家已经总结出了完备的瘟疫预测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把握中医经典的前提下，将其利用好，继续造福中华民族。对于西医而言，由于其基于科学的还原意识将疫病的发生还原为病毒感染，割离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无法对自然气候做出周期性变化的预测，也就不可能对疫病的发生进行有效预测。
二、中医有系统的防治瘟疫的理论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五运六气理论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疫病周期性的流行规律，后世的医家可以据此来推测每年疾病流行的情况以及疫病发生的可能性。对于疫病临床治疗的理法方药则是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开始，直到清代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方才完备。从瘟疫的发病规律和属性来看，伤寒病并不属于瘟疫范畴，它属于正常的外感时邪，尤其是在冬季容易发病。张仲景家族之所以死于伤寒者众，是因为东汉末年处于长期的战乱，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多数体内正气虚弱，难以抵御寒邪侵袭，继而伤寒多发。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完备的瘟疫诊疗体系是在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从王安道突破伤寒诊治的束缚，到吴又可将瘟疫从伤寒病中独立出来建立系统的辨治体系，再到吴鞠通总结叶天士等前贤对温病的进一步认识而撰就《温病条辨》，创建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集大成体系，形成了完备的防治瘟疫的理论。
对于瘟疫的预防，中医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了外用和内服两种有效方式。外用防疫就是要驱邪避秽，为了预防污浊的疫气侵袭，可以采用艾叶、苍术或者藿香为原料，混合或者单用制成便于使用的形态，在居住的场所进行熏染，驱散周围的疫气。内服防疫就是要提高人体内的正气，依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原理，采用能够补益营卫之气的中药方剂内服预防，比如玉屏风散、玉屏风口服液等系列制剂，也可以在原玉屏风方的基础上加滋阴润肺的玉竹、北沙参等。由于受到西医抗病毒的影响，近些年每逢疫情或者流感爆发，不少西化的中医家就会开出金银花、板蓝根等清热解毒类方剂供公众预防。这些方剂具有清解热邪的作用，本来用于治疗阶段，正常人一旦服用后，体内没有热邪可清，就会损伤正气，降低身体对疫气的抵御能力，不但起不到预防作用，还会诱发疾病。所以采用内服的途径去预防疫病，正常人不能去服用那些苦寒的清解之品。
对于瘟疫的治疗，中医有着完备的运气理论和温病理论，现代的中医家就可以参考运气理论、《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和四诊资料针对具体的患者进行个体化辨证施治。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所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疫病的发生与变化比时病更加复杂，所以中医家必须深入把握运气理论，才能做到精准地辨证施治。疫病往往不会在短期内就会消失，期间会随着运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2002年的瘟疫延续到2003年5月份，而去年12月份发生的瘟疫至今仍然在发生。至于瘟疫治疗的手段，除了采用中药，也可以用针灸配合着进行。瘟疫发病快，针药并施往往比单用中药或者针灸效果更好，也会缩短治疗周期。
中医治疗瘟疫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在2003年爆发的瘟疫中得到了彰显。瘟疫爆发初期，西医既没有在短时间内将SARS病毒认识清楚，也没有对应的有效治疗药物。由于中医被排除在治疗急危重症的领域之外，西医只是盲目地采用激素、抗生素和呼吸机，导致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即使被治愈也留下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以及糖尿病等后遗症。后来以邓铁涛老中医为首的中医家向政府申请主动参与防治此病，才彻底扭转了防治本次瘟疫的局面。正是因为中医的积极治疗，广州患者的死亡率为3.6%，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则为27%，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58例病人，采用中医治疗，没有病人转院，没有病人死亡，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取得了“四个零”的了不起的医学成就，中医相较于西医治疗瘟疫的优势不言而喻。
三、中医防治瘟疫有“简便廉验”的特征
中医本是属于自然时空的医学知识体系，注重人类生命体自身各个部分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性联系。生命内在和外在的整体性联系使得中医始终在自然的原生形态层面依靠形象思维去认识人体和防治疾病。由于中医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利用形象思维和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人体而不对人体进行解构性的还原，所以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中医都不会像西医那样依赖外在的仪器与设备，可以直接根据人体表现出来整体性异常利用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或者针灸治疗。中医诊疗的自然形态也使其不仅在治疗普通疾病上具有简便廉验的特这，就是在防治疫病上也同样具有了“简便廉验”的优势特征。
首先，中医防治疫病不需要仪器和设备，手段简单。由于中医是从人体与周围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联系去认识疫病，所以不需要能够诊断病毒感染的试剂、仪器和设备，直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搜集患者身体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症状，就能对其进行辨证施治。中医治疗疫病所使用的的手段包括中药和针灸，针灸能够随身携带，而中药也是从自然中很容易获取的原生态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从疫病患者的诊断，到辨证处方，再到配药指导或者针灸治疗，全部诊疗过程都可由中医家独自或者指导少数辅助人员去完成，不像西医那样将诊疗过程分成化学检验、设备诊断、辨病处方、配药、住院护理等多道程序，每道程序都由相应的科室来完成。
其次，中医防治疫病能够因地制宜，操作方便。中医治疗疫病不仅可以随着医家的方便，不需要在特殊的隔离病房里，可以在诊所或者医馆里给患者诊治疾病；也可以随着患者的方便，患者可以随治随走，不需要集中在隔离区的病房，他们拿到中药以后可以居家服药治疗。如果是大量患者被集中起来，采用中药治疗就更加方便。中医治疗疫病的最大优势就是针灸，因为爆发的患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如果全部用中药治疗，就需要消耗大量的中药材，而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中药材匮乏的局面，一旦应用针灸，就可以减少中药材的使用量，避免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也能够让广大疫病患者不会因为交通管控造成的中药材缺乏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再次，中医防治疫病手段简便，成本低廉。疫病一旦大规模爆发，因为患者激增，国家就要依靠投入大量的物资才能更好地防控疫病，由于中医诊疗疫病既不需要大量的试剂、仪器和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护理人员，而且针灸更是能够帮助整个抗疫过程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所以中医抗疫投入的成本少，但不会因为成本投入少就会降低效率和疗效，相反因为中医治疗疫病患者比较简便，可以大大地提高抗疫效率，不会造成供需“堰塞湖”的现象。此外，由于中医治愈疾病的周期短，也可以减少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降低抗疫成本。
最后，中医依据经典理论辨证论治，效果显著。中医治疗疫病有着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不像西医那样在面临瘟疫突然爆发时找不到相应的病原体、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即使面对的是全新的瘟疫，也能根据中医理论，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经典，对患者进行精准的辨证论治，进而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就像2002年-2003年发生的那场瘟疫，当西医还在实验室里没有搞清病毒及其作用于人体的机制、研制出相应的有效药物时，中医就能根据温病理论制定出有效的诊疗方案，进而又快又好地治愈疾病。
经过千万年的实践和总结，中医抗疫相对于西医具有恒久的优势，这种优势也在2002-2003年发生的瘟疫中得到切实地验证。作为炎黄子孙，现代中国人应该倍加珍视古人留下来的先进医疗知识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传承好、发展好，而不是出于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心理，对其进行贬低和排斥，直至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依靠西医再难以控制局面时才想到它，让其作为辅助的力量参与抗疫过程。我们只有在防治疫病伊始，就让中医全面投入，并将其作为抗疫的主力，才能更快更好地消灭疫病，降低全体国民和国家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