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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批判的《春秋繁露》二（难得的有关五行存废争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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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教授说：陈久金认为并非像后世所说的人们为配五行而强分四季，而是确实存在过这种历法，在彝族中还保留存在。这种五季历法直接以五行命名，更能体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其实《内经》中反复记载有、大量的文献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中国的现代历法仍然在运用。只是大家都忽略了。因此邓铁涛教授怀疑陈久金的正确性。
邓教授认为，汉学家葛瑞汉对五行说的评价很好。 葛瑞汉是这样说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只有当事物之间像阴阳对照那样确实存在着并列的因果关系，或者是季节与方向这对‘五行’中最重要的关联项有着因果关系的时候，中国的原始科学才能发现现象之间的有意义的关联。在这个体系完全背离了我们现在作为事实所认可的情形的情况下，它丰富的可能性就只能被限定在术数的数学关系上”这位汉学家的书，我没有读过，但是，从邓铁涛教授 的介绍看，此人实际上也是不知道五行时的时间概念、轨道概念、单位时间等等相关概念，不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从这位汉学家对《黄帝内经 》的评价中，可以知道，此人对《黄帝内经》是一知半解 的。他这样说“这部兼有皇家历法和医学摄生法的著作，不像西方伽利略后的科学那样，使我们处于被永恒规律所束缚的世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看成是有序或无序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序的，即在空间的对称和时间的循环中和谐而不冲突。” 这位汉学家一样也不知道，中国古人在这里比哥白尼、伽利略早近二千多年，就精确测量和计算到地球自转运动的周期和公转运动的时间周期的长短，足以证明中国古人在这时已经知道和掌握了地球自转与公转的相关科学技术的理论与认识，只是名称上略有不同。不然，中国古人不会认为：“阴阳五行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这是地球自转公转的轨道 运动的法则，由于轨道是无形的，所以，大家找不到具体的【有形物体】，这是分析、计算地球的轨道运动的原理、方法、结果。
1928年顾颉刚 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研究很深入，可是没有分清楚五德与五行的含义，因此是概念不清，混淆一词，混为一谈了，焉有不错之理？
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的一部重要著作，其著作过程及名称前后有五次变动： 1928年，在中山大学写成《中国上古史讲义》，分为甲种到戊种五部分，顾颉刚称之为“零碎材料”，当时有油印本。1929年，在燕京大学写成《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其《自序一》写于1930年1月，顾颉刚称之为“系统的叙述”讲义原计划编为甲乙丙三编，后压缩为甲编《帝系考》、乙编《王制考》两部分，又计划增加《道统考》和《经学考》，四部分合为《古史考》。但实际上完成的讲义只是《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共34节，当时有油印本。1930年6月，“把讲义之文放大”，改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作为《帝系考》“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未完成，“这篇论文只写得一半”。文章正式发表于1930年6月《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中，共24节，内容有修改。1933年，在燕京大学主讲秦汉史，将文章意思编撰成“汉代史讲义”印发，共22章，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改题为《汉代学说史略》，文字也有通俗性的改写。此书曾多次再版，至1955年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再版时，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仍为22章，文字小有修改。
顾颉刚在改写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时说：“我非常的欣幸，这半年中竟给我专心研究了这一个古史的中心的题目！” 1930年8月为《古史辨》第二册作《自序》时说：“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1935年写成《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时又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 1961年在《史林杂识》（初编）《小引》中又说：“通观五十年来积稿，虽所得有浅深，所论有然否，而有一主题思想坚持而不变者，曰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杨向奎认为：“作为‘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提出来的两个主要论点：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期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种说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说的重点，下一种说法是他后期古史说的重点。”在刘梦溪主编，顾潮、顾洪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首选了1935年版的《汉代学术史略》作为顾颉刚的代表著作。可知顾颉刚一生治学，《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实为一大重镇。
主要观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沿用了晚期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判定刘歆曾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群经诸史，进而判定战国及秦汉都曾出现“造伪思潮”，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战国秦汉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构筑中国古代整个的辨伪学史。早在此文发表前后，学界已有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稍后的杨宽《刘歆冤词》、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等文提出反驳意见，特别是近30年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已纠正了以往对于传世古籍的不少错误判断，可以说文中的大部分论断都不能成立。
兹将各节主要观点或问题列表摘录如下（凡引用原文均按《古史辨》第五册标出页码）：
各节序号 各节标题 原 文 摘 录 页 码
一 五行说的起源 《史记•历书》中有黄帝建立五行的记载，顾颉刚对此提出怀疑说：“假使五行说早从黄帝时传下来，则到商周时已有久远的历史，早该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东西周的文籍（《尚书》，《周易》，《诗经》等）里，除了《甘誓》和《洪范》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诸子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
提出二个论点：“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初期”；“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 P405
P410
二 邹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提出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中，有一个帝制运动，是当时社会最大的事件。 P414
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提出邹衍五行终始说“他的目的原在警戒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但反使一般方士可以利用了他的学说以为阿谀苟合的资料”，“他的学说的结果是很坏的”。
又提出《吕氏春秋》中《荡兵篇》、《应同篇》有关五行的记载“虽录入《吕氏春秋》，仍可信其为邹衍的学说”。其中自黄帝以下排出了黄帝——夏——商——周四代分别居土、木、金、火之德的顺序，所缺的为水德。 P418
P420
四 秦的符应及始皇的改制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认为“秦为水德”出于“为邹衍之学的齐人”的建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终始说而制定的制度……有了这一个方式，每逢新朝起来时就可照此安排了。” P426
P427-
429
五 汉为水德或土德的争辨 论述汉初高帝时，用张苍之议定为水德，文帝时用贾谊、公孙臣之议，草定为土德。 P430-
431
六 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 论述汉武帝时定为土德。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
代改制质文篇》提出的三统说即商为白统，建丑；周为赤统，建子；当有新王，为黑统，建寅，“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有抵牾，汉武帝“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由国家颁为法典，确定下来。 P443
七 《世经》的出现 论述西汉末年刘歆所作《三统历》，内容保存在《汉书•律历志》中。其中多采用《世经》一书，顾颉刚断为刘歆伪造，说：“《世经》这部书，在别的地方从没有引用过，只见于刘歆的《三统历》。以那时的学风而论，伪书是大批地出现，刘歆又是造伪书的宗师（俱见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则此书颇有亦出于刘歆的可能。话说得宽一点，此书也有出于刘歆的学派的可能。”
论述《世经》中排列的古代帝王次序与以往不同，“第
一是不遵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 P451
P453
八 《世经》以前的古史系
统 顾颉刚将各种古史记载区分为二个系统，一个是以黄帝为首一帝、与邹衍符合的系统，称为“前期五帝说”；一个是以伏羲为首一帝、秦以后的史说，称为“后期五帝说”。“前期五帝说”的依据是《国语》、《五帝德》、《帝系》、《吕氏春秋》和《史记》。“后期五帝说”的依据是《淮南子》、《庄子》、《易传》和《战国策》。认为二系统“不容相混”。 P464
九 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 论述汉代有谶纬、灾异流行的时代思潮，也有“许多人心厌汉的故事”。 P467
十 五行相生说 提出刘向、刘歆父子根据《周易•说卦》中“帝出乎震”一语，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
农、黄帝开始，推算出汉为火德。同时断定《说卦》为汉人伪托。 P491
十一 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 提出既然刘向、刘歆父子提出汉为火德，所以不能不上推秦为金德，因此“凡《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表》，《封禅书》中关于西畤、畦畤（祠白帝）的记载，都是有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之后插进去的。” P499
十二 汉为尧后说 《左传》中有三处记载，排列出自陶唐氏至刘累的世
系，其中“其处者为刘氏”等语，顾颉刚认为是刘歆伪窜，说：“《左传》编于刘歆之手；图谶起于哀平之间：这一说的来源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提出：“《左传》是一部很有问题的书，其出现颇不光明。经清代几个今文学家研究，确为刘歆改头换面之作。它的材料固然有甚早的，亦有甚后的。故此书之染有浓厚的汉代色彩，自无足怪。” P506
十三 王莽自大司马做到皇帝的经历 论述“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是极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级，费了八年功夫。在这八年中，他费了许多心思，定了许多制度，显现了许多符瑞，用了艺术的手腕，把一个愁惨的旧国变成一个升平的新国”。
认为王莽居摄三年，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曰，有“成汤既没……伊尹……居摄，以兴殷道……武王既没……周公……居摄，以成周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等语，是刘歆伪造
《周礼》的动机，说：“在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周礼》这部书，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然而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
‘发得’。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超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忽然发得了《周礼》一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因监’，这部书的出现不是很有可疑吗？” P523
P521-
522
十四 今古文问题 认为刘歆奏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乐经》、《周官》、《尔雅》等于学官，“是一个‘古文’与‘古文经’的大运动”，“有了这样一个大运动，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确实建立，所有的经书都分成今学和古学了”。认为刘歆校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刘歆所说的古文经的“许多传授渊源”是刘歆造出来的。
提出“汉代是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之末“是《周礼》，《逸书》等等大批出现的时代”。
认为：“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系统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
总结康有为对校《史记》《汉书》一段原话为“班马异同的办法”，并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 P533
P525
P535
P526
P537
P537-
538
十五 《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引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推测刘歆将《新国语》五十四篇中的三十篇抽出编成《左传》，剩余的材料编成今本《国语》二十一篇。同时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按书》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对的，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论语》中所载左丘明为鲁君子而与孔子同时的话是刘歆伪窜的。又认为《左传》与孔子毫无关系，《左氏春秋》的题名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本指一家之言，《春秋左氏传》之名也属伪造。
引用崔适《史记探源》的观点，认为“刘歆当汉末新初，既经把古书古学重新整理，作大规模的改变，则这个总汇群书的《史记》也不由得不随着改变。所以《史记》的受窜乱也不亚于《国语》等。”并说崔适“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接受”。
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真实作品，旨在批评康有为的意见，该文从文法的角度提出《左传》与鲁国方言不同，而与《国语》接近。
顾颉刚认为该文的文法研究恰恰证明了康有为等人的观点，“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 P549
P551
P553
十六 王莽的《自本》 据《汉书•元后传》所载王莽《自本》有黄帝及虞舜之后，及春秋晋史占卜有“土火相乘”之语，认为汉为尧后，王莽为舜后，意在重演尧舜禅让的故事；汉为火德，王莽为土德，依照五行相生之理，意在以土德取代汉的火德。由于王莽这一用意，“于是《世经》系统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跃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历史就为之作全部的改观了！” P560
十七 “炎帝神农氏” 认为“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之为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后始有之。”由于在《世经》依照五行相生排列的古史系统中，“王莽的祖先有黄帝和舜在五德终始中两次轮到土德，连自己共有三次，而汉的祖先则只有一尧，其在五德终始中轮到的火德，连了自己只有两次。所以尧的前边应当补上一位才是”。所以《世经》将两个不相关的人物炎帝和神农氏合在一起，成为“炎帝神农氏”，炎帝表示火德，神农氏表示与黄帝的时代划分开。
为此，战国秦汉间典籍所载的神农事迹全都经过了刘歆的伪窜，收在炎帝名下。 P563
P561
十八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三个难题 顾颉刚提出，如果依照刘向的五德终始说和王莽的
《自本》，排列出不相矛盾的三次终始的次序，会出现三个难题：其一，炎帝前空一位；其二，黄帝至尧空三位；其三，舜至汉空三位。 P566
十九 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闰统问题 顾颉刚提出，在第三个难题中，舜至汉之间有夏、商、
周、秦四代，如果剔除秦代就可以解决难题，但夏商周的五德都要改变，推测刘向、刘歆父子曾为此制造了新的符瑞。于是秦代由“正统”被降为“闰统”，由“秦王”被降为“秦伯”。为了与之对应，《世经》中找出了共工和帝挚作为“陪客”。 P571
二十 “少昊金天
氏” 顾颉刚提出，在第二个难题中，黄帝至尧可以补进颛顼和帝喾两代，还需要补进少昊一代。推测由于“少昊的材料太少”，所以刘向、刘歆父子：第一，“他们在《国语》里插进了一段颛顼受帝位于少皞的故事”；第二，“他们在《左传》里又加进了一段郯子说祖德的故事”。 P573
P575
二十一 “太昊伏羲氏” 顾颉刚提出，在第一个难题中，炎帝前空的一位可以加进伏羲氏，但伏羲氏没有名号，所以刘向、刘歆父子又将两个不相关的人物太昊和伏羲氏合在一起，成为“太皞伏羲氏”，并且在《左传》郯子说祖德的故事中加进了“太皞氏以龙纪”一语，这样与少昊的以凤纪“亦正遥遥相应”。 P581
二十二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 将《世经》的排列次序转写成表和图的形式。 P583
二十三 对于《世经》的评判 论证《世经》为刘歆所作。提出《世经》所记述的古史系统自唐尧以上依据了《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祭法》和《考德》，“所根据的五部书是没有一部可靠的，这些材料是都出于西汉末叶的。”“那时《春秋内外传》全在刘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样增改就怎样增改。” P588
二十四 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 论述王莽受禅后，依据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而改制，说：“古帝王的系统定了，《世经》公布了，于是王莽就动手收拾汉家的天下了。”举王莽始建国元年所颁行的嘉量铭文“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数语，认为：“在那时，他很快乐地说：初祖黄帝的德循环而至于虞，始祖虞的德循环而至于新”；“他们的惨淡经营和我们的逐渐推翻，都不知费去了若干心血，却只为这寥寥八十个字，真可为一叹也！” P597
P611-
612
认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五德终始说没有别的作用，只在说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来，真命天子的依据是什么------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命定论，自是儒家承受传统思想，重视天命的结果。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赞同顾颉刚的批判，说“直到现在，任何中国人把头脑解剖一下，量的多少没有固定，‘五行毒’这个东西，却无疑 总可以找出来。”
因该说顾颉刚和范文澜的批判是有力的，科学的、正确的。但是，这里两位历史学家没有分清楚：五行始终和五德终始是两回事情，二位先生也没有搞清楚。五德终始，是历史学家和儒学家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借用自然科学中天体自转与公转的客观规律来证明封建统治的正确性，永恒性，这是两个不同的科学体系。五行始终则是地球自转与公转的五步运动、五步运行的开始与结束——今天和《史记》都说的轨道、轨度问题，就是现在所说 的角速度 为73度/行/运，72度/行/运的计算法则。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批判阴阳五行学说。
严复此君以翻译《进化论》而造福中国。他的批判是这样的“------至以五准五行，五行者言理之大诟也。所据既非道之真，以言万物之变，乌由诚乎”——严复自注说：天地五行，开口便错,可见是深恶痛绝的。“------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其实这是严复先生的不对，因为，五行本是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之科学，就是如此圣贤不去研究，一代又一代给后人留下不解之科学谜团。
章太炎痛批《内经》、《难经》和五行学说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医学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早年受到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
他在1926年所写《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中指出：“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 改革者也。”接着，他又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进一步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其意就是说五行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妄言”，应当通过实验进行 检验后予以废掉。他在给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声明时就指出：“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还说 ：“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
章太炎曾拜俞樾为师学习经史，其思想虽然没有师承老师废医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废弃五行学说的观点，却沿袭了其师父俞樾惯用荒唐逻辑得结论的功夫。他认为仲景不重视五行 ，其实，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就明确提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张仲景在“序”中说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伤寒论学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不是章太炎所说 的“仲景所不道也”。
五行是古代中国智者用来认识物质世界构成和运动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因此，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既代表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也代表着物质运动的几类基本运动形式。五行学 说在医学上用来说明人体内部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认识虽然简约，但并非完全没有实践检验的依据，比如在临床上根据“木克土”五行理论，通过疏肝理气治疗因肝气不疏引 起的脾胃病变，是能够收到很好疗效的。章太炎作为一位精通中医的国学大师，为什么要以张仲景的名义提出废除五行呢？
这也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章太炎的学术喜好有关。因为他特别推崇张仲景：“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并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而且，在众多医 家中“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他认为，张仲景的名气很大，又位尊“医圣”宝座，既然仲景不以五行为宗都能治病，还能成为临床大师，以此也就推论出五行并不重要，可以废 也。但他不可能没有读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也不可能不知道五行是中医药的理论基石之一，在如此情况下还提出这种观点，实在让人费解，可见其治学方式部分继承了其师俞樾的做 学问方式。二是与他想改进中医有关。他发现了中医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受到西方文化洗礼后，很想改进中医。要想改进中医应该从何下手呢？当然应当首先抓住理论根源来攻击效果才最好，于 是就向五行开火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文人在西学的高压下，面对祖先的学问所表现出来的是多么的“无奈”。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认为：“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 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一位外国学者都能这样深刻地了解中医药、理解中医药，而我们的国学 大师却如此的“谦卑”和“自卑”，真让人难以相信。
另一位文学大师梁漱溟把矛头也指向了中医界，他说“中国人虽然于医学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藏相配属------中国偏行之千多年！------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梁漱溟先生把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运用体系归为玄学，而玄学又是对立的，就与今天的“伪科学”是一样的。这是自己不学无术，经纬网、经纬度、地球自转公转都不知道，还可以去讨论与人体有关的中医学吗？大家都错误地认为“五行是哲学概念”，这样，通过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五行文化”一扫而光。五行学说就退出了自然科学、哲学学术和政治社会的历史舞台。保留下来的，在道教的星相学和命理学家的命相学。在多数学者的心中，认为这是与科学对立的玄学，根本就应该彻底废除，彻底清算。然而，另一门科学理论却挡住了这些学者的道路，这就是中医科学。于是，在崇尚现代科学的学者眼中，中国的中医是玄学，中医师是骗子，应该彻底打倒、彻底废除。这样，迎来了中医界第一次关于“五行存废”的争论。
五、中医界第一次关于“五行存废论”的斗争
1915年，镇江人袁桂生向神州医药总会提出“废除五行生克之提议”案，认为“吾国医书中之最足为真理之障碍而贻人口实者，莫如五行生克之说”,“特提出拟废五行生克之建议，请正副会长评议员全体会员诸先生共同决定，作为学术上进行之标准。庶几学术无晦塞之处，真理有大明之日”。他的依据有三：
第一、古代最主要的医籍并不讲五行生克，真正医理与五行无关。此君列举了很多古代医籍，举《素问》若干篇章，认为“皆无一字涉及五行生克”又举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书，认为“与五行生克更无丝毫关系”又举明清时期的著作说，“也皆绝无五行生克之说。由是观之，中国医学之真理实与五行生克全不相涉。”这是袁桂生先生断章取义的结果。在《黄帝内经》中有50%的篇章都在讲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和运用体系，就是此君列举的篇章中，很多都有阴阳五行的相关论述，只是不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才是主要的。因为这涉及的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高深的数学技术等等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
第二、古代医籍有论五行生克者，其实是借以比喻医理。认为“若夫阴阳虚实之理为古人精神上之发明，亦与今日之博物学相吻合，与五行相克如风马牛不相及。”当时的“博物学”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学，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认与自然科学相吻合，另一方面，又否定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五行的相生，这是自转公转的的次序决定的，也是太阳系五大行星天体在空间的位置决定的，相克，则是二者之间180度数子轴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就是今天所说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合力为0的地转偏向力。
第三、承认五行生克，不利于与西医的学术竞争。他说：“夫五行生克，既非仲景之言，又非后世诸名家之学，虽无西医之攻击犹将废之，而况今日为学术竞争之时代乎。彼西医之报纸，日日以五行生克诋中医者，实由下笔时未经检查，原谅之可也。奈何近世医家多有以五行生克研究病理治法。均承认五行生克为中医之学说。小子不敏，窃滋惑也。”这是袁君的真实写照，就是不懂撒，不能揭示五行学说的真理、真谛。于是就要废除，这是痴人说梦！袁桂生的论点一出来，就遭到众多中医学家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认为：“不佞之倡废五行也，原为昌明医学，保存国粹，力戒蹈空之弊，实事求是起见------苟不将岐黄仲景之学发明，则《内经》《伤寒论》诸书将永为五行生克四字埋没于尘纸堆中------讳五行而不言，似失之诬，而单就五行立论，使天下后世不知其价值，其罪更大------《伤寒论》《金匮要略》------与五行生克无丝毫关系。”其实，问题就是出现在对阴阳五行的本质规律的揭示上，没有揭示到根本的、关键的、实质性的含义，所以，袁桂生仍然坚持错误意见。袁桂生的文章在《神州医药学报》与《绍兴医药学报》均掀起了持续的论战。时逸人认为“五行生克问题-----虽云可以假借，然奉为治病不逃之法，则大谬不然矣。”主张“废止旧医”的余岩更不屑于五行学说。
章太炎在《医界春秋》杂志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在医学中废弃五行说。
陆渊雷质疑五行学说说：“五行生克，于何取征？岁运司天，有无实验?六淫细菌，是否一物而异名？他宣称要“从根本上推翻气化”更着力批评了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吾故断然谓：五行之学可以独立存在，独立研究，不可以孱入医学中”从陆渊雷的三个设问来看，确是需要解答的问题。五行生克，我已经做了解答，我想，3000年来的争论可以画上句号了。岁运司天，这是有实验模拟模具的，只是陆渊雷先生并没有相关地理学常识，谁之过也？还有，气化理论，也是地球物理学的大气运动的科学理论，人体气化也是如此，其运动形式是肉眼不能看到的，所以似乎难于理解。
徐瀛芳认为废除五行的理由有三：
一是论五行的鼻祖《尚书•洪范》实为伪书；二是使五行说广泛流行的宋儒，有违孔子之道；三是《素问》之书并非岐黄著作，“为秦汉间人缀拾旧闻，托名古圣者”，并不足以信从。因此，中医之改良应参考西医理论。他说“但先废除五行，而于解剖学、生理学，全用西说。病理及诊断，融会中西治法。药品则多留国粹，别寻一途，以求真理之所在。”伪书的证据是什么？不是岐黄著作的证据是什么？宋儒广泛流传五行，但是，五行的概念和理论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并没有搞清楚。其实，全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述阴阳五行理论的是《内经》，由于大家都不解其义，于是就自作聪明的否定一切，而且是想当然的否定一切。是走上科学的对立面，而不是走向了科学。因为，我已经科学而正确地翻译了出来。不是封建迷信，也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伪科学，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解答问题的强词夺理的表现，也是对历史、对科学、对社会、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表现和极端错误的行为。是值得后人批判和鞭策的。
四川医家叶古红1933年发表《中国医药革命论》，认为，五行就是应该废除的对象。他说“中国医药学术发生于半神话时代，不幸为五行说支配，历数千年至今。欲求进步改良，自应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积极加以整理。惟在消极方面，对于一部分旧学说，尚宜实施纠正，或竟废除。否则，任何方法，皆难整理就绪。”叶古红具体举例说“神秘的司天在泉说，谶纬的五行生克说，似皆在宜废除之列”“------谶纬的五行生克说，在所必废。”此人还有很多理由，必须废除五行而后快。其实，司天、在泉，就是上下、就是轨道南北，也就是一年中的冬半年、夏半年。这是中国古人用指南针——罗盘的原因。指南针始终指向南方，指南针也因此叫做“司南针”。由中国古人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因此，就称谓上为南、为司天；下为北、为在泉。《内经》中的五行，没有谶纬的含义。《内经》中的五行的含义，我在前面讲了。
邓铁涛教授还介绍了其他几位对五行很有研究成果的人，其中，杨则民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主要是结合辩证法来研究五行。但是，杨先生仍然不知道甲子的功能，对运气纳甲推算不知所云。于是说：“运气之司天在泉论者，无端而牵合甲子列宿，与当时天文知识相结合，以变化无方之经义加入印版注定之文字，凿孔裁须，无其愚也。岂有《内经》作者高明之思想，而有此种愚论乎？此为辩证法之自己否定，《内经》因此妄说加入，晦盲否塞已千余年矣，呜呼！”可见，由于杨则民先生并不具备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的科学常识。《内经》中多次写到“经纬”二字，就是今天的经纬网、经纬度，可是由于不知道这些科学常识，就更不知道“列宿”、“甲子”的轨道概念，这样司天、在泉的上下位、南北位、轨道位，就是空白的。还自作聪明的认为别人是愚蠢的，自己是高明的——3000年来都如此，自作聪明的圣贤太多，所以失误最多。
于是，邓铁涛教授总结说：“归纳近代以来对五行的批判，有几个特点：一是认为以金木水火土作为基本元素构成不合理。二是指出五行配属存在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体现在五行与各类事物的配属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为人所信服，像五藏配五行就出现多种配法。还有是五行的生克的解释也经不起逻辑推敲。三是批评五行是一种机械论。五行生克的规律是规定的，并且一般是单向的，任一行与其他四行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不会有变化，结果成为术数家推断未来的根据。四是指出五行是一种循环论。五行生克构成一个封闭循环，没有‘进化’，尤以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诟病最多。”这四种批判，都是不知道五行的本质是“五行时”所造成的。五行中木火土金水，这是地球自转与公转的五步速度、位移、时间的法则，同时有轨道法则、经纬网、经纬度法则。是五个名字不同，但是“单位时间”相等的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元”“时间刻度”，很容易混淆不清。理解为五种元素，肯定是理解上的问题，合理性肯定不足。这不是神秘主义，而是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的科学常识，既是科学的，也是符合逻辑学的——不是符合逻辑的话，就会是错误的，也会是不科学的——因此，可以反证，这是科学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自转与公转的时间周期的换算十分科学而正确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关于五行是机械论、循环论，这是天体的运动形式和运动特征决定的，不是人的意志决定的。天体的运动正是这机械式的循环运动，这就更科学地证明我国古人发现了天体（地球）的自转与公转的运动——就是机械的循环运动。
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行存改之争论
1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五行的认识
社会科学界对五行的认识，以冯友兰的 批判为代表，《中国哲学史》中，他认为：“五德终始”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常变的，朝代不是永恒的，这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又认为历史的变化是循环的，是“五行相胜”的机械运动的结果，“这就完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其实，冯友兰的批判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没有把“五行终始”和“五德终始”区别开来，也就是混淆了“五行终始”“五德终始”的本质区别。
2医学界的五行存废之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阴阳五行的争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期，中国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在《东北卫生》1950年9月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将中医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封建医（旧医），视五行为中医落后的因素之一。
在卫生部中医进修讲义《中医学术研究》中，朱颜说“------五运等说法来附会五行------甚至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往往不能反映客观的存在。
陈公明先生说“医术专讲究调剂阴阳五行，这种思想在中国供奉了三千年之久，直至今日受到了科学思想的影响，始有一部分人觉悟，提倡废除阴阳五行的思想，------只是知识落后的医师，固守着阴阳和五行论的思想。”“中国古医的五行论------是虚构玄学的人体学。它用五行相生的幻想解释生理；五行生克的幻想来解释病理------成了空洞虚构的理论，是即谓为玄学或唯心论。”主张“我们今天要把古医理论废除。”邓铁涛教授认为“这类观点，仅凭着一些对阴阳五行的不全面的认识，就试图取消整个中医理论，改以西医理论为依据，这种片面的错误的论调，影响着当时的中医政策，给新中国成立早期的中医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954年后，中医扭转了中医政策，各地批判了王斌、贺诚等歧视中医的错误。中医进修、改造中医的现象消除了。但作为一种学术问题，五行的存废仍然一直是一个焦点。随着1955年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和1956年中医高等教育的开办，中医的学术活跃了起来。在为中医高等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对五行学说如何取舍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1956年，上海名医章次公认为“------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临床实践------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张赞臣与罗元凯等名医反对章次公的论调。
曾发起“废止中医”的余云岫，在解放初期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视，又重提“改造中医”1951年，余云岫发表《医家五行说始于邹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余云岫也是没有把自然科学中的五行始终与人类社会的五德始终分清楚。因为自然科学的五行始终，是五行时的时钟始终，不是人类社会的朝代的始终。很多人都批评余云岫的观点，但是，没有指出自然科学的本质，人家也是不认账的，也许还觉得很冤枉哈。
邹竹崖认为“阴阳易于了解，没有问题；五行不易了解，有很多疑问”“------直到目前为止，也还不曾见到有人作出这种完整解释。”此人指出，这些问题是五行学说的“先天缺陷”“不是我们勉强解释所能补救的”他还认为五行学说并不是《素问》的基础。“------中国医学------而不是起源于五行。先有了医学基础，而后用五行与凑合，所以左支右绌，而最后是破绽百出。”其实，就是阴阳没有搞清楚，导致的连锁反应。因为阴阳有地球自转的阴阳，也有地球公转的阴阳。不明白这个问题，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就是问题，这样地球自转的五行时和公转的五行时，也就不知道了。谁之过呢？
陈苏生认为“阴阳五行仅是一种说理工具，工具是无罪的，‘当存当废’的关键在于人”因此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建设更有科学的物质基础”。观点很好，但是仍然不知道“工具”的具体内容，所以，别人是不服气的、不认账的。
60年代，各大高等中医院校对“祖国医学理论体系核心”进行了讨论，对阴阳五行也进行了大辩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医的高等教育受到冲击。很多院校的教材取消了“阴阳五行”的内容。浙江的西医学习中医的试用教材《中医基础学》则将五行学说列为阴阳学说的附录，在作简单介绍之后指出五行有机械唯物、主观唯心和历史循环三方面缺点，认为对五行“应加彻底批判”。其实，我已经反复说了这一问题，读者能过正确而科学的解释吗？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基础》在肯定的同时，也做了批判“------五行学说运用于医学，它的问题就在于以不完全是科学的抽象来代替具体事物，以五行简单的生克循环来代替事物的本来辩证法，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脏腑以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过程，更不可能完全说明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市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中医部合编的《实用中医学》，对五行的批判态度相当激烈，基本上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此书认为：“由于五行学说是一种机械循环论，医学中在运用这一学说时，并不是经过科学分析而只是进行一种比附概括（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始二进制的换算法则）------但从全体上看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笔者注，古人的“形而上”是轨道、轨度的概念：原文是《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老子也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的轨道的运动与具体物体的关系。哲学上的形而上(metaphysics)是哲学术语，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述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注意理解“片面”涵义，最直白的说法即你所见为片面的，不完全）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也叫玄学。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注意这些区别。中国人实际上自己很搞笑和作贱自己。把自己不理解的自然科学——轨道学说，就叫做“玄学”。）原书还说“-----作了一些改进但由于没有完全脱开五行的机械循环论和比附概括-------”“------（五行的）比附，是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把五行学说视为“形而上学”，这在文革后期很常见。1975年，陈建中在《新医药学》中发表《对五行学说的形而上学论必须批判》。1976年，文革结束，10月，方药中教授发表长文《评五行学说及其对中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读者请查阅《医学承启集》一书。对阴阳五行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剖析，可喜可贺，阴阳五行又才出现在教材中。正是我在读方药中教授《医学承启集》和《黄帝内经运气七篇讲解》时，他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启发着我去完成先生未完成的事业！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有了伟大的进步，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是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的金秋10月，高中毕业后考入绵阳中医学校，开始学习中医的。教《中医基础理论》和《伤寒论》的刘建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阴阳五行到底是什么？请同学们去研究。二是甲子的含义是什么？三是《内经》中有123个残字，同学们去断句和翻译一下。”——当时，我就找到123个残字，断句之后，与张隐庵的断句比较后，才知道是一样的，结果是无解的。距今28年了，我的作业在28年后的今天完成了，是一件值得中医界、中国科学界、哲学界高兴的日子——也是何先生的愿望，也是张先生的愿望——科学家何生说，只要阴阳五行是科学的，他并不反对。
1978年，陈大舜《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向提几点看法》表达了废弃五行的意见。他认为“如五行学说，对其存废问题，多年来有所争论。绝大部分意见倾向于废弃，个人亦非常赞成。”他建议教学中不讲五行，认为“五行是以五为定数------陷入了‘周而复始’、‘团团转’的循环论泥坑------固定为呆板的、一成不变的公式------”持否定态度的黄景贤说“阴阳五行学说已变成阻碍中医发展的重要原因了------正确处理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关系，使中医学尽快摆脱阴阳五行的束缚，成为目前发展中医的关键所在了。”由于研究中医的学者没有从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数学的角度去研究，不可能得出事实的真相，然而，自己却很肯定地认为是古人错了。无知无智的表现，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山东李克绍教授指出五行的产生和发展遵循这样一条公式：物质→事物性能的抽象概念→朴素的辨证工具→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内容必将被淘汰。他说“祖国各种古典文化学术，或多或少都受到五行的影响，其接受五行形而上学的，都已被淘汰--------其流入形而上学的部分迟早也在淘汰之列。”其实，“形而上”的概念，我们也搞错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古人的原文，说的是轨道模拟与轨道运动的天体（器，物体、物器）。加上“学”，就是哲学概念了。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为阶级服务的，具有政治特征和阶级特征。与自然科学的概念的无阶级性、无政治性有区别。
关于五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很多，张维耀先生的研究，我看很有代表性。张维耀先生在《中医的现在与未来》中认为：五行学说属于主观主义时空观：五行学说为了应付千变万化的人体和疾病的运动表现，只有滑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境地，其特点是时间循环论和空间虚无性绝对不变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物质的存在的形式。时间反映了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和阶段性，事物运动有时间上的循环出现。但不是绝对的循环，而只是时间的对称性特点，例如24小时的昼夜循环、月亮圆缺的交替。这种循环不是绝对不变的，任何事物的下一次循环与上一次都有差异。辩证唯物主义的空间观点是认识容体物质性的观点，世界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而传统五行学说受自然哲学影响出现主观主义的特点，即随时间的相对循环而出现的客观事物固定不变的绝对观念。这里，其实，张维耀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对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研究，方向是对的，可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就是出问题在“时间”上，时间的概念，我已经说了，中国古人的12时辰100刻等于今天的24小时，这是地球自转的时间周期长短的物理单位，1月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性时间长短的物理单位，365.25天，是地球绕太阳公转365.25度的长短周期物理单位（单元），由于这种划分的法则，中国古人是以“光”为依据来划分的，这样，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人为的，而且也是科学测量和计算的结果。由于时间是以“光”为参照物的地球自转与公转运动的“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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