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追忆我的老师侯占元

东方医学

追忆我的老师侯占元
本报记者  毛嘉陵
　　近年来得在报社工作之便利，不断将个人对中医药发展的点点滴滴粗浅看法，拼凑成系列中医药评论文章，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表出来，在引起了一些批评、争议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少领导和中医药界前辈的肯定。这点小事本不值一提，然而，时值我的老师、成都中医药大学侯占元教授仙逝一周年之际，又不得不将自己所做的工作拿出来“自我吹嘘”一番，因为我发表的这些评论，实际上是沿着侯老最早开辟的“中医药发展问题研究”这条路在走。
　　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我非英雄，故应自报“家门”。先谈学生再谈老师，或者将学生与老师联系起来谈，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所以还是先自我简介一下。我于1978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疗系学习，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现转战至中国中医药报社从事“为人做嫁妆”的工作。
　　我所在的医疗系七八级作为中医高等教育首批5年制本科生，其课程设置、教学重点都处在不断尝试、不断调整中，也可以说我们这届是中医5年制教育的第一个“实验田”。虽然当时西医课程比重没有现在这么大，但在入学第一学期就同时开设了中西医的基础课，两种不同的概念术语交替灌输给我们，常常搅得我们大脑“程序”混乱而“死机”。因此，即使大家有再高的学习热情，有再好的学习态度，仍然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局面，没过多久，不少同学就开始对中医学课程厌倦，觉得西医课程更好理解和掌握，因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专业思想的“走神”。
　　针对这种现象，学院多次给我们进行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当时就有人戏言，在成都需要巩固专业思想教育的大学主要有两所：一个是地质学院，学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野外，工作条件很艰苦；再一个就是中医学院，因为学生们初步形成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中医药学格格不入，在同时接受中西两种医学教育时，其兴趣点很自然地就会转向西医学。
　　我们在短短的5年大学学习中，就接受过好几次巩固专业思想的“再教育”，每次都请业内有成就、有思想的专家，苦口婆心地“规劝”我们要热爱中医药事业。侯老也是给我们进行过思想教育的老师中的一位，他讲课时总是谈笑风生，将从事中医药事业的意义在轻松的话语中传递给同学们。侯老对中医药事业的一片热爱之情，感染了母校一代代的杏林学子，增强了同学们学习中医药学的信心和决心，也培养了大家的敬业精神。
　　侯老虽然在中医药行业工作，但他的视线却时时盯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科学哲学家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传播到中国后，他也结合这个当时的时髦话题来谈论中医药：“人类历史上曾产生过四大医药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有三个学派未能经受住‘第二次浪潮’的冲击，而逐渐衰退乃至消亡，惟有中医药学不仅未被‘工业革命’的浪潮所冲垮，相反，越来越得到各国医药界乃至科技界的瞩目，在新技术革命到来的前夜，出现了世界性的‘中医热’，这足以说明中医药学有着强大的科学生命力。”
　　1982年卫生部在湖南省召开了对现代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的“衡阳会议”，明确提出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新认识，强调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各有其特色。在此基础上，侯老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医药的“优势论”，这也是他在全国中医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观点，由此还开辟出了“中医药发展问题研究”这个中医药软课题研究的新领域。他指出：“优势论是研究客观事物如何发挥优势，使之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它主要通过大量科学信息的综合分析、比较研究，找出学科优劣之所在，然后在预测未来科学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学科发展策略。很多国家利用优势论方法已经在军事、经济、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医药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和发扬其特色，确立它在整个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它的优势。”
　　侯老认为：“我们可以借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理论来看中西医学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特点。中医药学基本上是伴随‘第一次浪潮’即农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而西医学是伴随‘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所以在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中医学具有‘天人相应’整体论、宏观整体观察、综合分析等方法论的优势；而西医学以还原论与微观观察为其优势。”他还进一步分析到：“中医学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系统，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审证求因，四诊合参，然后辨证施治，这是医学方法学方面的优势；调和阴阳，针灸、推拿、天然药物的运用，这是医学治疗学方面的优势；四时调神、摄身与调心并重这是预防医学方面的优势。可以说中医从宏观上揭示出的生命和疾病方面的系统规律，是西医理论所无法取代的独特优势。在中医理论中有很多是近现代医学所未能发现的重要生命现象的总结，如气、经络、脏腑功能等，它的理论层次远比解剖的认识层次更为高级，属于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
　　受到侯老思想的影响，我们医七八级同学在老大哥余朋千、陶元津的带领下，以学院学生会的名义组织成立了“中医学辩证法研究组”，主要开展中医哲学、中医科学学方面的探讨。我们请侯老作了我们的顾问，当时在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的郑守曾也是辅导老师之一。我们大学时代最具自豪感的是创办了一份学生刊物《中医学与辩证法》，第一期封面就是我设计的，我用数十个浅紫色的写意太极图作为底纹，寓意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具东方文化特色。在底纹上衬托出一个汉代画像砖风格的凤凰，以期中医药学术发展能够广开言路，进行广泛的学术争鸣。虽然当时的印刷质量较为粗糙，但我们仍十分珍惜这份小小的成果。在我们之后历届同学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一直没有中断过，至今已经延续了20多年，据说已经成为了全国高校历史最久的学生刊物之一。
　　我对中医学发展问题研究的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也有些心得，却从不敢以此示众。时至2001年我参与筹备“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很想听听侯老的最新观点，于是打电话邀请侯老能够到会演讲。由于多年未见面，他接到我的电话异常高兴，但却婉言谢绝了我的邀请，他说：“我已年老体衰，重病缠身，早已终止了中医研究活动，你现在正当年，这些事该你做了。”侯老的话既是对我辈的信任，也是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一个新作业，的确，我们已经到了应该接过老师大旗的时候了。
　　由此，我才有胆量拿起笔写了《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一文，在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发表并作了演讲后，受到了一些与会专家和代表的关注。会后，中国中医药报陈贵廷社长鼓励我在报上发表，但我仍感到很多观点不够成熟，也就不敢贸然见报。在搁置冷却了一年后，我又重新进行了修正，并将这个长篇论文改编成系列评论，于2003年1月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连载。每期报纸我都寄给侯老，他看完后在电话中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不错，既谈了问题也不偏激；即使有人对你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同时，他还鼓励我继续努力：“只有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脸上才有光”。
　　最令我遗憾的是在侯老重病期间，未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我与侯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我回校参加《中医药信息报》创刊10周年纪念会时见到他的。《中医药信息报》是由我于1984年提议成都中医学院创办的，1985年7月1日创刊，社长由学院院长李明富教授担任，我则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后又得到过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成立的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支持，再后来又改由四川省中医管理局与成都中医学院合办。在筹备期间，我们很想请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题写报名，因为杨老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而且也写得一手令人称绝的好字。但苦于求书无门，后来得知侯老与杨老熟识，于是就准备去求助侯老。去之前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知侯老是否愿意提携，结果没想到他满口答应，并亲自出面请杨老为我们题写报名。
　　几天后，我陪着侯老到了杨老的家，让座后杨老拿出了早已写好的“中医药信息报”六个大字，我捧着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感到异常兴奋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感受到了两位老前辈对我们新一代岐黄传人的殷切期望。
　　该报创刊后，我又斗胆邀请侯老作为报纸的一个栏目主持人，我们借助他的影响力，汇聚了不少高水平的学术文稿，很快就提高了报纸的质量，这也是我办报的一个“秘诀”。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医药信息报》在国内外中医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在创办的10余年间为中医药学术和市场信息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现在已因故停刊，但它作为中医药行业较早创办的专业媒体已经载入现代中医药发展史册。
　　今年年初我收到了前辈校友、医62级李兴培教授的来信，认为我的“内涵始自侯老”，并迫切地希望我写一篇“翔实而声情并茂的文章”追忆侯老，还说母校的师生员工都翘首以望。我才疏学浅，实难满足这个高要求，只能怀着一份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尽心尽力地组合出以上文字以示纪念。从中也可看出，我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都是与侯老的关怀和教导分不开的。在此，我也深深地感到，任何表面的文章都不及努力创造新的成绩，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Ｂ05

贫下中医

向七八级的老大哥致敬！我是七九级的。

南京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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