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中医现代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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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医政策和中医工作
　　一、中医政策的基本精神
　　中医政策是我国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方针政策。它的核心内容是继承与发展传统医药，其目的是发展医药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中医政策是以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中医政策在建国后至八十年代，概括为“团结中西医”，九十年代根据为“中西医并重”。神经质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中医政策包括以下基本要点：（一）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二）努力继承、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三）团结和依靠中医，发展和提高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四）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五）保持特色，发挥优势，积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逐步实现中医中药现代化；（六）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并为其发展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七）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发展中药事业；（八）坚持中医中药结合，医药并重，促进中医中药同步发展与振兴。
　　二、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经过一些曲折的历程，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排除多种干扰，不断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领导，中医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中医药在我国卫生工作中持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中医药统一管理体制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不断扩大充实，中医特色更加突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医药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1994年底，全国已有中医医院2552所，床位23万张，高等中医药院和民族医药院校3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51所，中医药研究机构77所，中药生产企业910余家，中药经营企业3万余个，完成中药产值165亿元，中药销售总值224.6亿元。全国中医药人员已逾百万。基本形成了布局相对合理，学科方类比较齐全，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的医疗、教学、科研体系，和规模生产的新兴中药企业及复盖全国的中药经营网络。
　　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我国已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中医医疗、教学和技术合作关系，中药贸易已发展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在我国建立了7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已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针灸人员。1987年以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气功学会先后在我国成立，这是最早把总部设在我国并由我国担任第一届主席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为实现“2000年从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积极向世界各国介绍和推广中医药，并已建议各国对43种疾病采用针灸疗法。到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药的占第一位，我国派出的专家学者中，中医药方面也是很受欢迎的。中医药正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中医工作开展情况
　　新中国的中医工作，建国初到80年代中由卫生部主管。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负责管理中医工作，在此基础上，198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中药统一管理起来。这种管理体制更加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协调发展。现就几项主要中医工作的开展情况概述如下：
　　（一）中医医疗工作：
　　中医医疗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医医院进行的。另有少数中医门诊部和极少数中医个体开业。中医医院始建于50年代中期，到1960年，已有中医医院339所，病床14199张，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医医院一般都规模小，人员少，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特别是办院方向不很明确，没有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为了总结经验，加强中医医院工作，1982年，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会议，重点解决了办院方向问题。明确要求，中医医院必须突出中医药特色，并将其作为一切中医机构的根本方向。为适应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要求逐步实现县县都有中医医院，少数民族地区设民族医医院。
　　中医药特色体现在许多方面，最根本的是要遵循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并努力发掘中医药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医医院在诊断、治疗、护理、用药、人员构成、管理方法上，都要以中医药为主，并积极吸收和采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互相配合，提高医疗效果。
　　衡阳会议以后，中医医院有了较大发展。作为中医药特色的急症和专科专病建设也有所加强。“8.5”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医医院建设以内涵建设为主，以中医医院分级管理为基础，以示范中医医院建设为“龙头”，急症防治、专科专病建设为学术发展的突破口，使中医医院建设，跨上了新的台阶。
　　中医医院分级管理，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卫生服务要求，赋予医院不同的级别，并对其规模、设备、功能、任务、人员配备、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管理效应等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中医医院实行全方位的科学管理。这是我国中医医院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当代中医医院管理的主要模式之一。这一管理方式正在全国中医医院逐步展开。
　　示范中医医院建设，就是从全国选出100余所不同层次和典型的中医医院进行重点建设，通过几年努力，使之达到中医医院同级甲等或以上水平，成为中医特色突出，临床疗效显著，队伍结构合理，医院功能健全，管理水平高，群众信誉好，名符其实的先进中医医院。1991年选出121所中医医院为重点建设单位。1993年开始分批验收，合格均授予“示范中医医院”证书和标牌。
　　为加强中医专科建设和中医急症工作，1983年9月、11月，卫生部先后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医专科和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要求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和开展学术交流以搞好中医急症用药的生产，供应和调制等方面进行加强。“8.5”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批具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体现中医药在国内外本领域学术领先水平的中医专科（专病）医疗中心、急症医疗中心、中药制剂和剂型改革基地，使医疗、教学、科研有机结合，形成学术发展的“龙头”。目前，已有31个中心和基地建设单位，并正在发挥“龙头”作用。
　　中医急症工作近几年发展较快。1992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中医急症奖励基金”，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医急诊学”，修订了《中医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推出了中医急症必备中成药15种。
　　农村中医工作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探索农村中医工作政策、模式和管理经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9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建立农村中医工作试点县。试点周期一般为五年。经过五年的努力，要求达到：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建立健全农村三级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网络，达到农村中医医疗服务分布合理、功能健全、中医预防保健、康复与医疗配套，人才培养适应事业发展，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对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的要求。目前已有32个县正在进行试点，并已取得明显成效。
　　（二）中医药教育工作
　　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是继承发挥福医药遗产，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中医药人才。
　　1、采取传统的师承方式培养中医药人才。这一方式分两种层次，一是普及型的，即一般中医药师傅带徒。这一方式目前已不太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只在部分农村还在进行。一种是提高型的，主要是为了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培养新一代的名中医师，名中药师，即名师带高徒。1990年6月，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就是采取这种师承办法，从全国范围内选出500名有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药专家为指导教师每人配备1、2名理论和实际均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助手为继承人，以三年为期，制定计划，签定协议，严格考核，以师承方式继承。第一批学员已学习期满，正式出师。
　　2、举办高中等中医药院校，培养新的中医药人员。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各办了一所中医学院，培养中医师。其后，各地相继办了一批中医学院。中医学院学制一般为五年，重点中医学院学制6年。1992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上海、言短所中医学院校举办七年制本科和双学士学位。中医药专科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举办，学制三年。中等中医药学院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举办，学制三年。
　　3、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开始主要是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进行培养。1978年后，除继续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外，有的院校还招收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目前我国已培养了中西医结合人员五万多人，中西医结合博士76人，硕士1109人，并涌现了一批中西医结合专家。
　　4、举办继续教育和函大、夜大、自学考试、岗位培训等成人教育，培养提高在职中医药人员。
　　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医学院要以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为办学方向，培养德智育全面发展的中医人才，并要求没有中医学院的省、市，要创造条件尽快办起来。
　　近几年来，中医药教育事业，本着“坚持方向，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改善条件，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原则，围绕教育质量的提高，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加强了某些短缺和农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注重适用性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目前，我国中医药教育，由传统的师承教育发展到以院校教育为主体的多种教育形式并存的格局，改变了单一化的中医教育结构，逐步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多学科、专业方类基本齐全的办学体系，本科专业已达17个，已有中专、大专、本科、专科、七年制、双学位、硕士、博士、博士后等教育层次，同时发展了中医药传统教育，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在职岗位技术培训，以及中医药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学历教育，编写中医药规划教材38篇。40多年来，中医药院校教育共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8万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500人，西学中8000余人。
（三）中医药科研工作
　　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发展医药科学的关键措施。根据党中央指示，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85年后改称中国中医研究院），从全国选调了一批名老中医和一批西医骨士，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医研究工作。其他一些省市也相继建立了一些中医研究机构，一些中医药院校和中医医院，也根据本身条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几十年来，中医药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中医药学科从建国初期的几个发展到21个，有6个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据不完全统计，中医药科研成果，从1978年到1994年共获得部局级科技进步奖励500余项，国际奖励20余项，还原青蒿素被评为1992年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之一；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及针刺麻醉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人工牛黄、人工合成麝香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冬虫夏草深层发酵，甘草的人工种植，为资源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全国资源普查的成功，为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药在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及中西结合治疗多脏器衰竭、急腹症等理论和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药科研方面着重抓了以下工作：
　　（1）认真贯彻科技方针政策，提高科技意识；
　　（2）抓规划、促攻关。根据中医药科研以应用研究为主，同时加强开发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原则，以防治重大疾病中的科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中药生产、加工、剂型改革等重大问题，分别轻重缓急，提出规划，组织力量，协作攻关，每年召开评审会，进行评奖。
　　（3）加强机构建设，根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合理布局，分类指导的原则，在过去建设的基础上“8.5”期间重点抓一个中心，七个科研基地，六个重点实验室和三分之一省级科研机构的建设，使之达到机构健全，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
　　（4）大力培训科技人才，除在学校重点加强科研基本知识训练外，主要采取分期分批轮训办法，进行在职培训，少数组织出国进修，重点培养科技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5）组织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科技成果推广基金”，采取供需洽谈会、科技成果推广学习班等形式，推广科技成果。许多地方还加强了种工贸相结合的体制，鼓励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促进了新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使一大批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西医结合科研，是我国卫生工作的独创，它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中西医学互相渗透，取长补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已建立省市级中西医结合医院28所，在基层上还建立了一些专科专病。中西医结合科研机构已有17所，并获得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学会有3万多名会员。
　　（四）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民族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北瑶、朝鲜、哈萨克、白等民族也都各界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各少数民族医，充分运用本区的药物资源，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医疗方式，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有不少独到的经验，深深当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恢复发展民族医药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医疗所，有的在综合医院内设立了民族医科（室），普遍举办了学习班、进修班，或在卫生学校中设立民族医班，培训民族医药人员。内蒙、西藏、新疆还先后开办了民族医学院校，培养民族医师。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民族医药书籍。内蒙、西藏、新疆还组织力量编写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分卷）、（藏医分卷）、（维医分卷）。
　　1983年，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意见》，1984年，两部委又联合召开首次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强调要从以下方面加强民族医药工作：（1）提高发展民族医药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2）加强民族医疗机构的建设，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民族医药工作队伍；（3）加强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提高工作；（4）积极解决民族医用药问题。近几年来，民族医药发展较快，目前全国已有民族医药人员10442人，民族医医院121所，高等民族医药院校3所，民族医药研究机构15所，共获得民族医药科研成果283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了4个民族药制药中心。
　　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和全体中医药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中医药队伍的不断壮大，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医药必将为保护人民健康，为发展医学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中药质量管理
　　1953年，卫生部组织编制《中药材手册》，总结继承中药的传统鉴别和炮炙经验。1958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同时保护和有计划地发展“地道药材”；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动、植物药材为家养家种； 并加强中药材经营。1962年，加强中药饮片炮炙和中成药生产的质量监督工作。1984年5月，卫生部与国家医药管理局取缔18种伪劣药材。制定颁布了《中国药典》1990年版及1995年版。1992年出版了《中国药典》英文版。对中成药品种进行整顿，撤销了768个中成药的地方药品批准文号，淘汰了233个中成药品种。
　　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国务院于1992年10月14日以国务院第106号令发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1993年10月，卫生部组建了由83位专家组成的“第一届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至1995年底为止，经委员会严格审评，卫生部批准，已有8批373个品种获国家中药行政保护。

王亚当

   

   

   第二章 中医学的发展
第一节 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
　　一、 中医理论各专题内容的探讨
　　（一） 阴阳学说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医界对阴阳学说的渊源、基本内容、性质、作用与地位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
　　例如任应秋先生在《阴阳五行》一书中，提出了阴阳学说“两体合一”、“动静升降”、“始终嗣续”、“两极反复”四大规律，以阐明阴阳的奥义。在各种中医理论的教材和专著中，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被归纳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为阴阳两大类，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阴和阳又是无限可分的。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阴和阳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进一步从多学科来论证阴阳学说的科学性。如许多学者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角度来分析阴阳的对立、依存、消长、转化。
　　九十年代以来，应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热潮已逐渐降温，代之而兴的是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医学和易理的关系。“医易同源－太极”，太极图的模式被认为可追溯中医阴阳学说、健康和疾病观的源起。虽然阴阳学说的科学性在现代不断被从各个角度加以证实，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束缚了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以致许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医理，不是被排除在外，便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融合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中了。  
　　（二）五行学说 　　五十年代以来，在关于五行学说争论的过程中，对五行的来源及发展研究得比较明晰。继承整理并挖掘五行学说的内涵，探讨它的理论和实用价值，是五、六十年代相关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方面的研究中断了数年。
　　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五行的讨论增多。除讨论五行学说的内容、五行在中医临床上的实用性、形成历史等内容之外，更为多见的是把五行学说与控制论、系统论、电子计算机技术原理和方法联系起来。
　　八十年代的五行学说研究已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且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内容加以研究。从天文、气象角度探讨五行学说的研究者认为，天文概念的五行是指宇宙的自然节律；气象概念的五行是指风火燥湿寒五气的运动。天文气象五行学说已成为中医气象学的重要内容，贯串于中医基本理论各个方面
　　九十年代以后，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研究五行学说的热潮已降温。有的学者认为哲学中的五行转变为医学上的五行，并不在于粗疏的形式类推，而是基于相当缜密的数学群论原理，故五行学说的生命力具有合理性与实用性。在大量的从各个角度阐释五行学说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学者冷静地反思阴阳五行学说对当代中医发展的消极影响，认为中医五行学说虽然有其合理内核，但糟粕成分显而易见，必须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改造。
　　（三）藏象学说
　　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前，中医藏象理论研究主要运用的是传统方法，如文献考证或临床验证等。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后的藏象学说研究，在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又出现了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藏象实质的新局面。
　　脏腑的文献整理研究在六十年代就已是某些中医研究机构的重要工作。七十年代中后期，脾胃的文献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文献角度考证，中医的脾包括现代医学的脾和（或）胰，但其功能却相当于现代生理学的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还涉及植物神经、内分泌、免疫、血液、代谢以及肌肉等方面的功能。从局部来看，还与胃肠局部变化、小肠吸收功能和胰腺功能关系较为密切。鉴于有关脾阳的论述较多，而脾阴则少有研究，故八十年代初有关研究从脾阴的含义与作用、脾阴虚的证候进行探讨，并分析脾阴虚与胃阴虚的异同。
　　肾及其相关的命门、天癸的文献学研究在五十年代以来逐渐深化。命门是近现代中医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现代中医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命门不是一个解剖实体，而是机体某些重要生理功能的总称。对命门的生理功能的认识也趋于统一。与肾相关的另一个有争议的内容是首见于《内经》的“天癸”。现代通过对“天癸”和肾中精气的关系及其生理效应的争议，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六十年代通过文献整理，将历代对“天癸”的不同见解归纳为8种：①男精女血说；②月经说；③肾水说；④元阴说；⑤元精说；⑥肾间动气说。其中肾水说、元阴说、元精说在现代中医学术界仍深有影响。但现代学者对“天癸”的争议更倾向于其生成来源。“天癸”来源有源于肾气、源于肾水、元阴、源于肾所藏的精气诸说。围绕作为肾中精气充盛到一定程度产物的“天癸”产生的争议，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很少与临床治疗相联系。
（四）辨证论治理论
　　五十年代初期，朱颜先生、任应秋先生、秦伯未先生等老一辈医家已经提出了辨证论治的体系概念。
　　关于辨证论治的“证”字的含义，以及“证”与“症”、“病”义界的划分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对此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结果并不在于几个词义的界定，而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为证的规范化研究铺平了道路。1983年组织成立了“中医证候规范研究”课题组，专门对证的概念及其规范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在1990年“全国中医病名与证候规范研讨会”上已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以一组相关症状与体征反映该阶段的主要病变，揭示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证与病有上下层次之别，“病”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证”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本质，受疾病的特殊本质所制约。对将“证”归属于“病”的提法，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观念上的失误。有关病、证的讨论还在深入进行之中。
（五）诊病辨证论治理论
　　八十年代初期，李积敏先生提出“诊病辨证论治”的中医诊疗体系概念。
　　1．“诊病辨证论治” 中医诊疗体系思想的基本内容
　　参阅李积敏（慎言）手稿《辨病专方施治论》、《诊病辨证论》及《李积敏医学文集》的内容，并搜集整理了慎言先生的有关论述，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下列几个方面。
　　[1]病与证的辩证关系。根据李积敏的各种论述，我们可将慎言先生对于“病”与“证”的辩证关系综合一下，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①病为纲，证为目。李积敏认为病为本、证为标，病为纲、证为目。病是对具体病变的本质的认识，从哲学辩证的角度来看，病为第一层次，证为第二层次。临床治病，首当辨病，确诊病名后再据症辨证。②病统证，证从病。李积敏认为病是本质的体现，它规定着证的表现、发展与变化。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证，它随着病情的变化而改变，但受着基本病机变化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临床治疗疾病时，应确诊病名，根据其病因病机总规律，规定治疗的大方向，确定贯穿全程的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并且选择必要的治疗主方剂。再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的个体或不同阶段而表现为不同的期、型及证候，而可采用不同的治法和药物的加减变化。③病为全局，证乃局部。李积敏认为病是整体，证是阶段；病为全局，证乃局部。临床上对病的诊断，可把握疾病的整体规律，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和辨证论治用药，有利于预测和掌握疾病的预后及变化。④病贯全程，证属阶段。李积敏从集合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病为全集，证是子集。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病是系统地、全过程的规律与特点的概括，证是阶段地、部分过程的病理状态表现。
　　[2]临床先诊病，病立再辨证。李积敏认为临床上对病名的诊断，有利于对该病变本质的认识，有利于把握该病的演变过程总规律，也有利于确定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病名确立后，再进行辨证，是掌握判断当前该病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病理状态，以决定采用的治疗方法及方药。
　　李积敏以为诊病与辨证是辩证的关系，诊病掌握全程总规律，辨证了解当前阶段状态。他非常强调辨病诊病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重视辨证对于施治的必要性。
　　[3]据病定主方，随证再加减。李积敏认为病名确立，即根据特定的病因与发展规律，也就规定了治疗方向，也有了贯穿始终的治疗原则及大法，也就必然有一个或一组确定的治疗主方，此主方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阶段而表现出的不同证候，可在主方的基础上，随证进行药物加减变化，针对其病机实质而治疗。
　　2．“诊病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体系模式发展的趋向
　　疾病是医学中的基本概念，由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状、病机、病程各有不同，因而冠以特定的病名，以代表该病本质及特征。每个具体的病名是医学上对该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病因、病状、主要临床表现）与规律（演变趋势、转归、预后等）所作的病理概括与抽象，是对该疾病的本质认识。当今自然科学及科技高度发达，西方医学迅猛发展，伴随着检验手段、微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等不断发展，疾病的诊断治疗已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客观化的阶段。而中医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溶入主流医学的海洋之中。对于具体疾病的诊疗研究，国际有统一的名称和代码，其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日趋统一，临床诊疗体系是以诊病为其模式。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医学针对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解决一切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中医要溶入世界医学，要得到国际间的认可，就要遵循统一的规则，就要建立现代临床诊疗体系，即辨病治疗的体系。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一项诊疗特色，在长期的临床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和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精华所在。中医发展又要继承、挖掘和发扬这些已有的成果和精华。因此建立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即建立“诊病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是中医学临床诊疗活动的完整模式。它既遵循了国际现代医学统一的规则，又继承保持了中医传统的诊疗特色。任何轻视辨病或轻视辨证、侧重辨病或侧重辨证的倾向，都是割裂了完整的中医诊疗体系，它将制约中医诊疗的能力，制约中医的发展，导致中医临床医学的退化。李积敏认为建立“诊病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临床诊疗体系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医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一次飞跃，必将推进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进程，促进中医国际化的进程。（纪良臣：李积敏“诊病辨证论治”学术思想初探 《中医药学刊》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2003，8（21）：）
（六）治则治法理论
　　治则概念的拓宽，同时也就意味着内容范围的扩大。印会河认为治则应包括治病求本。以平为期、调整阴阳、标本论治、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治未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随证治之等内容。姜春华曾提出“截断扭转”的治则，被认为是温病治则的一定意义的突破和创新。他认为治疗温病不能拘泥于“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的顺应疗法，主张采用先证而治，截断扭转的原则，即重用清热解毒，抑制病原，使病程阻断或缩短；早用苦寒攻下，迅速排出邪热瘟毒，及时凉血化瘀。此理论经各地验证，证明对中医温病的治疗，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在某些治则的提法上现代仍存在争议。如谓“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也属治则。又谓在“三因制宜”之应外加一“因势制宜”的治则等。
　　治法研究在现代一般中医基础理论书中很少提及，但治法却是研究治则的基础和落脚点。因而在建国后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将治则与治法并列。
　　治则的实验研究不多，但治法的实验研究却不少。现代中医治则、治法实验研究多集中在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通里攻下等方面。其中研究最多的莫过于活血祛瘀法。五十年代末以来，临床运用活血祛瘀法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泛，如心血管系统疾病、脑血管病、血管病、广泛性弥漫性微循环障碍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增生性病变、妇科病、各种炎症、各种疼痛，以及某些癌症等。与活血祛瘀法机理相关的实验研究报道也很多。
（七）“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
　　九十年代中期，李积敏先生提出“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
　　1．“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的基本内容
　　“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是李积敏在中医疑难病诊疗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参阅李积敏先生手稿《“虚瘀痰毒水”病机论》及大量论著的内容，并搜集整理了李积敏的有关论述，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疑难病主要与“虚、瘀、痰、毒、水”相关。李积敏根据古今医家所积累的经验，加之自己长期从事疑难病的临床实践，认为疑难病的病机主要与“虚”、“瘀”、“痰”、“毒”、“水”有关。①久病则虚，虚可致瘀。李积敏认为疑难病大多是经多方辗转治疗无效，病程日久，机体受损，脏腑气血虚弱，即久病则虚。久病机体、脏腑、气血、经络虚弱，则气血运行无力而不畅，则可产生瘀滞，即虚可致瘀。②久病多瘀，瘀生怪病。李积敏认为疑难病病程日久，脏腑气血虚弱，气血运行无力而瘀滞产生，瘀滞产生则怪病、难病乃成。疑难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血瘀的存在。③怪病多痰，变幻百端。李积敏认为疑难病大多与痰有关，由于病程日久，机体气机阻滞或阳气衰微，不能正常地运化津液，使 体液停留积聚，逐步蕴结而成痰。又临床上许多疑难病从痰入手，进行辨证治疗，也多有效验。因此而知，疑难病病机与痰有密切关系。④急重责毒，辨治坚难。李积敏认为毒邪为病多为急重危候，在临床辨治方面也多有困难，属疑难病的范畴，非学验不丰之医而能为之。⑤水淤为病，大多难治。李积敏认为水淤为病，大多治疗坚难，血瘀于脉道，影响于水液的流畅，使脉外渗透加强，而致水蓄脉外，又可压抑脉道，而致血行不畅更甚，继而水停血瘀交结淤积于体内或某一局部。水淤为病，可以是全身性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但临床治疗上都比较困难。
　　[2]“虚瘀痰毒水”诸因相兼，病机错杂。李积敏认为临床上疑难病多为虚瘀痰毒水诸因相兼，病机错综复杂。临床上可单独致病，但常以诸因相互兼夹交结多见。如痰瘀互结、毒瘀交夹、水瘀交结等等。辨证治疗多难掌握，因此治疗疑难病应广集思路、精辨准确、借鉴经验、探索新路，择方精妙、守方徐图，这样治疗疑难病才能有所效果，有所进步。
　　2．“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的研究进展
　　李积敏的“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是从“虚”、“瘀”、“痰”、“毒”、“水”着手来研究揭示中医疑难病的一般病机规律。“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是在总结前人治疗疑难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期大量的临床实践及研究而逐步形成的，它有其坚实的临床基础。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及认可，特别是“虚”、“瘀”、“痰”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与疑难病有关。“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广泛地被临床医师所接受，且应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徐浩洲：李积敏“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初探 《中医药学刊》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2003年第21卷第7期）
　　（八）运气学说 　　建国后的17年（1949－1966），五运六气的研究还属于比较深奥的问题。某些医史学者将运气学说作为历史加以探讨，追溯其源起和演变。其中以范行准先生《五运六气说的来源》一文影响较大。此后范先生又在1961年印行的《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再次重申他对运气学说的贬抑态度。尽管范先生把运气学说称之为“近于宿命论”的“式占”之术，但在建国后17年间，并不妨碍其他学者介绍或运用运气学说。当时对运气学说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可以自由地在报刊上撰文或出版专著来介绍五运六气的基本知识。1959年，任应秋先生出版了《五运六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为现代第一本运气学说的入门之书。该书以《素问》七大论为本，系统讨论了运气学说的各有关问题。至1962年，该书已印刷了4次。1962年，胡海天先生于《广东中医》发表连载文章，作“五运六气”的讲座，在中医界亦有一定的影响。
　　在当时对运气学说有存、废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中医学院的教材如何处理这部分内容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议。最后折中的意见是将运气学说以附篇的形式列于书末，由学员据自己的兴趣加以取舍。对运气七篇是否是《素问》原文也采取回避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教材中连五行学说也遭到严厉的批判，更不用说运气学说了。它连上教材接受批判的资格也没有。“文革”结束以后，运气学说才又重新登大雅之堂。但这次运气学说的命运非同昔比，它不仅在中医界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而且也引起了某些其他学科人士的浓厚兴趣和重视。研究运气学说在七十年代末以来异乎寻常地成为热门，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
　　八十年代以来，对运气说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从理论文献和实际验证两方面来进行确立自己的观点。任应秋先生认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即中医气象学。方药中先生认为，运气推算的“干支格局”，是古人对天象、气候、物候、病候长期观测的总结。它吸取了当时天文、地理、历算、哲学知识，运用阴阳五行和干支的排列组合形式来加以表述。但是，运气推算只是的部分内容，因此不能以现代气象验证的符合率来评价运气学说的价值。
　　（九）体质学说 　　现代中医体质研究最有意义工作是进行了中国人的体质群体调查。薛崇成以中医气质阴阳学说为依据，把人的性格分成太阳、太阴、少阳、少阴、阴阳和平5大类，再根据心理测试原理制成了阴阳分型的问卷，在全国进行调查。他制定的DY性格测验表已通过国家级鉴定。
　　疾病与体质的关系是体质学说与临床紧密相关的具体体现。有关某些疾病的产生与体质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异常体质和异常情志较正常体质人更容易患胃病。肺癌病人中，初步发现气虚质的比例较大，这与中医传统的“肺主气”是相吻合的。体质与体型、季节发病也有直接关系。
　　体质学说的实验研究开展得还不多，但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开始注意用实验手段来探寻不同体质人群的生物学基础。从现代病理学研究发现，痰湿体质的人其新陈代谢一般比较低下，脂肪代谢缓慢，而且血中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增高，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将多余的胆固醇堆积在动脉壁上，从而容易引起动脉硬化和冠心病。还有的研究从体质遗传学角度，研究了广东汉族健康人的中医体质类型与HLA基因频率分布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体质类型的综合性指标，反映了传统中医体质类型的遗传及基本特征，证实中医体质类型的客观性。
（十）中医时间医学
　　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中医发展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理论上，随着《内经》研究的深入，时间医学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5年，四川名医吴擢仙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向中央首长献出了子午流注环周图，引起了世人对时间针刺疗法的关注。承淡安的《子午流注针法》、任应秋的《五运六气》等著作相继问世，时间医学的研究已经开始露出端倪。然而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的掀起，使刚露头角的中医时间医学研究又沉寂下去。子午流注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而无人敢问津。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后迎来的科学的春天，是为发展这一古老的中医理论的契机。现代时间生物学的兴起，为中医时间医学的再度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八十年代是中医时间医学研究达到了一个的高峰，以“中医时间医学”为名的一门新的学科已基本形成。周铭心等的《中医时间医学》、胡剑北等的《中医时间医学》、刘炳权等的《古今时间医学》、张年顺等的《实用中医时间医学》相继出版。运用文献整理、临床观察、调查分析和实验研究等手段对中医时间医学进行的研究，为阐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作了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实验或观察用于揭示脏腑、经络活动的节律。从四时死亡病种来看，肺心病多死于冬季，肝经病多死亡于春季，心经的病多死于夏季。
　　诊断方面，对常人脉象的观察，结论是与“人气”一日四时的变化规律相合。在疾病状况下，正常节律则被破坏。四季变化与脉象的关系是：脉率是冬快夏慢，脉位是冬偏沉、夏显浮，脉波幅是夏最高、冬最低，春秋处于过渡状。
　　时间治疗学方面，中医则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根据这一原则，有的研究者在“夏至”开始给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服加味右归丸，取得良好的效果。用药的效果的确与时辰或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现代时间药理学非常重视体内药物酶的活性节律，因为所有的药物包括中药在内，进入体内后都要受到药酶系的作用，从而影响其药效和毒副作用。这说明中医讲究时间用药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子午流注针法的研究在近十几年中已有大量的研究。子午流注针法被认为是最明确的时间治疗学内容。现子午流注针法已广泛用于治疗痛症、高血压、瘫痪等40余种疾病，大多数收到较好的疗效。子午流注针法对心输出量和心排出量的影响试验中，运用肢体血流图为指标，发现按时开穴施刺较随机取穴组能显著使舒张期延长，心率减慢。灵龟八法也是一种按时取穴法，用此法治疗头痛，其效果优于循经取穴组。
（十一）中医疑难病学科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的年代，尤其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如此。李积敏先生在此时提出了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学术思想，但当时未被学术界重视。到了九十年代才被学术界逐渐认识、理解和重视。
　　李积敏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建构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学科的概念及范畴，以及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意义等均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李积敏认为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但均是指中医范围内的疾病而言，因此，中医疑难病常可简称为疑难病，疑难病也即指中医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可治”、“不治”、“死不治”、“逆证”、“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
　　李积敏认为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病人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2]病因病机错综复杂。病人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3]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4]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5]与西医难治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意；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李积敏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 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
　　李积敏给“中医疑难病学”下了一个定义：“中医疑难病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辩证治疗及护理，预防保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医疑难病学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并吸收现代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认识的先进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仅限于疑难病范围。其研究内容为：[1]研究疑难病的发生原因；[2]研究疑难病的发展状况；[3]研究疑难病的转归机理；[4]研究疑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5]研究疑难病的临床护理；[6]研究疑难病的预防及保健。其研究方法是应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进行理论与临床综合研究。
　　李积敏认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对于发展中医学术，提高中医在世界医学临床中的地位，推进中医学术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医药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保障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1．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可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
　　中医疑难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的思想，深刻地说明了辨治疑难病是学术水平及技术水平的标志。纵观中医发展史，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疑难病的诊疗上有所突破，或建立新方新法，或临床疗效卓著。如果加强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研究，提高诊治疑难病的临床整体水平，使诸多疑难病迎刃而解，这将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使中医学术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2．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临床实践的需要。
　　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临床实践约总结。加强中医疑难病研究，发掘整理前人积累的防治疑难病的临床经验及诊治疑难病的理法方药，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疗法及方药，从而建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又去指导中医疑难病临床实践，可避免盲目实践、重复研究，节省人力物力，从而可迅速推动疑难病辨治出现新局面，使疑难病防治整体水平提高，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
　　3．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措施。
　　任何一种学科的存在，均是由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决定地。医学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由它的临床疗效所决定地，临床疗效是一切医学的核心问题，没有临床疗效，医学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中医学历数千百年而不衰，也正因为它是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现代人类有一些疾病，不但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而所有各种医学均苦无良法，或疗效不佳，如果中医在防治这一类疑难病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进步，或者在某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医药学，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积极发展中医疑难病学科，解决一些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那么中医学将会引起全球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也必将推动中医药人才交流，扩大中药材国际贸易，推动中医学国际化进程，使中医学成为全球人类共同财富，并将推动世界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廖藏典：李积敏中医疑难病学术思想之初探 《科技导报》杂志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001，2（152）：）
　　二、中医诊法的研究 　　(一) 腹诊
　　十年动乱之前，对腹诊注意不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由于日本汉方医界对腹诊的起源曾有所涉及，从而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论述。学者根据古代医学经典的论述，认为腹诊起源于我国；日本著名汉方学家大冢敬节则认为，日本汉方界的腹诊可以分为难经派、伤寒派、折衷派等之不同，也说明其起源于我国。
　　随着这些争论的开展，使我国对腹诊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我国召开了首届全国中医腹诊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了在腹诊方面研究心得，使得这种诊断方法大大地繁荣起来，研究内容也十分广泛。
　　近些年来，对腹诊的研究，业已从单纯临证应用进而探素其客观化的检验，如有人提出光电腹诊仪的设想，通过用X射线荧光屏探测胃肠中含气量的多寡,以判断腹部胀满的程度，还有的对群体进行了临证调查研究，以使探索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
　　进入九十年代，腹诊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提高，表现在腹诊技术的客观化、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和试验。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研制的QZ-1型中医腹诊参数检测仪，应用中医理论，制定定量指标，对718例患者进行腹诊检查，提出了腹诊的原理和新概念，对腹诊进行了理论构建，为这一诊断方法的辨证数据化、定量化提供了新的依据。该研究课题组并编成《中国腹诊》一书，从而使腹诊这一古老的技术在诊断学上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向一门独立分支学科迈进。
　　(二)脉诊
　　要客观检查患者的脉象，就要有检查的器械，脉象检测仪就是这种器械。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人设计简单的脉象仪，对客观检查做了尝试，由于影响脉象的因素很多，而且对脉象形成和构成脉象的各种条件也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初期的脉象检测仪器还不够理想，但这毕竟为脉象的客观化做出了初步的探索。
　　十年“文革”期间，检测仪的制作基本上处在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脉象检测工作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有迅猛发展之势。随着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发展，检测仪的设计与制作水平日益提高。早期的检测仪是北京医疗仪器厂生产的BYS-14心脉仪，随后有南昌八一无线电厂生产的MX-811液态换能器，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曾制造出HMX-3C脉象换能器和MX-3脉象仪，它较以前的同类器械有较大进步，它能取得脉象、脉速、时差、取脉压力等多种信号，它对脉象的采集、建立定型图谱、有较好的作用。
　　在“六五”期间，中医的脉象检测仪的研制被列入攻关课题，此期间研制出来的MX-4C和MX-5多功能脉象仪，它们不仅能检测脉象的波形、脉压力、还可以检测、贮存、打印脉道形态的示意图，脉波--脉位趋势图及脉率趋势图，这些脉象图可显示脉位、脉幅、脉形、脉势、脉宽和脉率等。
　　用脉象检测仪所取得的脉象图的判读和分析，在八十年代取得一些成果，尽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判读标准，而只能用目测法读出其拐点、幅值和时值，以了解脉动的频率和节律，脉力的强弱，脉势的虚实及脉象形态，并通过它来了解和测算或估计血管的弹性、外周阻力，脉象的劲弛、软硬、滑涩等，但这些已为将来做出分析脉图的统一方法打下了基础。还有人做出“脉象信息计算机处理系统”，以自动采样分析，并输出包括脉率、面积及判别脉图所必需的十多项通用的特征值和扩充特征值，以此确定脉象的类型，并以此绘出脉波图、速率图、从而使计算机在脉诊中达到了实用的水平。此项成果也获卫生部1985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研究工作者还对若干临床上常见的脉象进行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基础研究。其中包括浮脉、沉脉、弦脉、滑脉、涩脉、芤脉、迟脉、数脉、结脉、代脉、促脉等。如对浮、沉脉的初步研究表明，动脉管壁的搏动幅度的加大，是出现浮脉的主要因素。如当管壁振幅较大时，取法压力比较小，此时指感搏动明显，脉位就显得表浅但脉象的浮沉和此压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三)舌诊
　　“文革”期间，舌诊研究与其他各项科研工作一样，受到极大的干扰，陷入停顿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舌诊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出现的，八十年代早期，有人报告了对大量正常舌象研究的结果。如陈泽霖通过对5403例正常人舌象的研究，孙远岭则板告了对2721例正常小儿的调查，提供了正常人的脉象报告。
　　八十年代早期还对舌脉进行了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人对舌脉做了初步研究，把其主干的充盈度分成三度，即以十、二十、三十代表之。据作者统计，95%的正常人主干的充盈度为十，其余5%为++。而正常舌脉的颜色多为淡紫色。
　　随着舌诊研究的深入，极需对这些研究工作进行规范化，特别是有关舌诊的词语、舌的部位等进行统一。在这方面，上海的陈泽霖等做了较多的工作。他在1982年著成《舌诊研究》一书，初步涉及这一工作，并公开出版。1984年，他们又发表了《有关舌诊的统一名词和舌上分部的规定(草案)》。
　　八十年代中期，又陆续有人对舌苔在流行性出血热、急腹症的诊断价值做了报告，如认为流行性出血热的舌质的发展是由淡红而变红或紫绛，而淡红；而舌苔则由白、黄而变白；舌苔还由润变干而再润，其变化亦提示此病临床上五个分期的发展规律。在急腹症中，舌象的变化基本上反映腹部病变感染程度，轻度炎症者，其舌质多淡红，而红绛舌则示腹内的化脓性及坏疽性病变；有些急腹症则表示炎症的性质，如在胆囊炎患者中，淡红舌多示慢性炎症，而红绛舌则示急性化脓感染。这些结论都经剖腹探查后证实。
　　九十年代以来，对舌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合作，成功地研制成“中医舌象真彩色图象系统”。它是利用光、电、机械等学科的结合，摄取真彩色的舌象图形，对舌质、舌苔、舌面积、舌纹理分析、瘀点瘀斑进行摄象，并将它储存起来，可以与再现和舌色的三基色分析数字化。这种系统可通过系统硬件的设计，应用软件的设计，通过对舌象的摄取，存贮、调用、色度学参数的分析、苔厚指数测定、舌苔的面积，齿痕程度的估计、反光点的消除等多项功能，建立了常见的舌象数据库，从而制成了以国际色度学为依据的判断标准。
第二节 中医临床科学的研究
一、急病治疗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相继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中医内科急症学》等急症专著。
　　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急症工作开展，组织专家对部分已正式生产的中药制剂进行论证，筛选出15种列入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症室必备的中成药。
二、内科
　　(一) 肝胆病
　　1. 病毒性肝炎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医中药对乙肝的治疗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本病病机的认识，有许多学者提出湿困、阴虚矛盾论、痰瘀互阻论、阳气主导论等新概念。对其辨证治疗，则认为气滞血瘀和肝肾阴虚两证多见。治疗其较难解决的病机是湿困与阴虚的矛盾。
　　对治疗乙型肝炎的单方单药的研究，目前较为深入的有五味子、山豆根、大黄、丹参、三七等。在单方单药对肝炎的多向治疗研究中，有学者大胆地进行了中药脂质体工程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把具有调整机体免疫、改善肝功能、抑制病毒复制和抗纤维化等多种作用的中药装入脂质体载入肝细胞内。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为中药治疗肝炎开辟了新的思路。
　　2. 肝硬化及肝硬化腹水
　　对其病因病机的研究，多从气、血、水论述。有学者认为：其病位虽有肝，但与脾肾关系十分密切。脾肾气虚才是该病的本质，往往是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则血亦病，血病亦可伤气；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塞不通。气血水之为病，既各有侧重，又相因为患，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腹水乃标中之标。贝润浦  贝润浦：姜春华治疗肝硬化的经验，肝硬化的病理状态是瘀血郁结，体质状态是气虚脾弱，其特点是病实体虚，虚实互间。并提倡用活血化瘀治疗肝硬化的学术观点。
　　自八十年代以来，临床有关肝硬化治法的报道十分丰富，但从总体看都离不开治血一法。如益气活血法、行气活血利水法、行气活血软坚法。
　　3. 胆石症
　　从全国各地对胆石症的研究结果看，临床以气滞型多见，湿热型次之，毒热型亦可见到。
　　朱培庭等报道，根据中医“胆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研制的胆宁片，经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等11所医院对608例气郁型慢性胆道感染、胆石病进行不同剂量及双盲、随机方法与利胆排石片对照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观察，胆宁片总有效率95.83%，利胆排石片有效率83.21%。
　　耳压疗法排石的研究，五十年代就曾有过报道。但对其作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1985年南京市耳压疗法治疗胆石症协作组对耳压疗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验研究，观察发现耳压后肝之分泌增多，胆囊内压增高，Oddi氏括约肌舒缩频繁，胆汁流量增多。朱振铎等发现耳压后患者在胃镜观察下可见胃蠕动加强，B超显示胆囊功能亦加强。成跃红等采用耳压配合中药利胆排石一号、二号方及脂纺餐综合治疗537例胆囊炎、胆石症，总有效率98.7%。
　　(二)脾胃病
　　1979年，全国消化会议将溃疡病分为肝气犯胃型、脾虚肝郁型、脾胃虚弱型和胃阴不足型。但却忽略了临床多见的挟寒、挟热、挟湿、挟瘀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五版教材《中医内科学》和董建华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在胃脘痛的分型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都不十分理想。
　　1984年，全国中医治疗急症胃痛协作组成立，随即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一批脾胃病专家，协作攻关，制定了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标准”规定病名诊断，包括主症、病史、诱因及理化检查。并确定了胃脘痛的气滞证、虚寒证、阴虚证、火郁证、寒凝证、血瘀证和食积证的证候诊断标准。此标准于1983年至1986年，经全国20个省市的45个医疗和科研单位对3000多例胃脘痛患者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该标准既符合临床实际，又简便易学。
　　萎缩性胃炎一直被认为是很棘手的病证，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粘膜腺体萎缩不能逆转。针对这一论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上海张镜人等根据调气活血的治则，收治52例慢性萎缩性胃炎，随访了3-5年，结果症状有效率为88.46%，病理有效率73.08%，胃粘膜病理对照，腺体萎缩改变P<0.01，肠腺化生改变P<0.05，7例伴有不典型增生全部消失。
　　(三)心脏病
　　五十年代以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令人满意。七十年代末以来，针对心衰的虚、瘀、饮等病理特点，治疗多采用益气、温阳、活血、利尿。
　　根据我国冠心病流行率调查表明，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957年城市居民心脑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12.07%，1985年上升为44.4%。病理解剖研究表明，我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生率年龄较建国前提早了5-10年。
　　近十五年来，中医药在冠心病的诊治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五、六十年代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其病机本虚标实的特点，1980年讨论制定了心绞痛的中医辨证诊断标准，并在全国广泛试用。1985年以后又两次进行修订，1990年正式拟定心绞痛的中医辨证标准，使中医治疗心绞痛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运用益气活血、养阴益气、益气补肾、活血化瘀、宣痹通阳、芳香温通等方法控制心绞痛的报道异常丰富。此外，尚有冠心苏合丸、宽胸丸、心痛气雾剂等多种制剂治疗心绞痛的报道。
　　急性心肌梗塞是临床常见病症，其死亡率较高。多数学者认为，气虚血瘀是该病的主要原因。大致表现为：痰浊瘀阻型约占40%，脾虚痰浊型约占20%，心肾阳虚及心阳虚脱型约占20%，肾阴虚型约占10%，心气不足型约占10%。因此治疗常以益气活血、通腑化浊、养阴生津、回阳救逆等治则立方。为使中药更好发挥作用，全国各地先后研制成速效救心丸、抗心梗合剂、生脉针、参附针、枳实针等多种新剂型、疗效确切，已被临床所证实。
　　(四)高血压病
　　鉴于我国高血压发率较高，五十年代以来，对本病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初步成绩。
　　1985年上海市成立了高血压研究所，对高血压的防治提出了“降压、纠正机体平衡失调、巩固疗效”三者兼顾方针。
　　随着中医药对高血压病临床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在高血压不同中医分型中寻找一些客观的实验室检查指标，为辨证分型客观化、规范化提供科学依据。
　　(五)中风病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风病的临床研究，仅仅是零星的个案报道。八十年代以后逐渐由个案病例转向大案病例，由个人转向个人牵头的群体研究。诚然，群体研究方式有助于加速科学的更好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中医界对中风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种大规模协同攻关，是前无古人的。1983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病组提出。定中风为病名，别称卒中。经过多次全国性中风专题学术会议广泛深入的讨论，已逐步为中医学术界所公认，目前已趋于统一。
　　随着对中风病研究的深入，辨证论治和系统化方药也日益丰富。从1983-1986的3年时间里，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对2200多例中风病患进行临床观察，提出病类与证名诊断方案(将中风病按有无神志昏蒙分为中经络与中脏腑两大病类)，于1986年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主持，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总结评议鉴定会上，通过了专家鉴定。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药对中风病的治疗取得了可喜成就，疗效在逐年提高。在预防、康复治疗方面显示其一定优势。新制剂清开灵不但有较好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醒脑开窍的作用，而且由于给药途径的改进，使疗效显著提高，已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科必备急症中成药。
　　(六)厥脱
　　五十年代以来，对厥脱的认识较前人有所提高，从临床报道资料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厥虽属危急重症，但并未致脱证。故厥为脱之轻证，脱为厥之变证，两者相互转化，难以截然分开。治疗常以厥脱并论。
　　1983年以来，成立了全国厥脱证协作组，经全国15个省市200多所医院调查研究，复习文献，临床验证，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制订了厥脱证诊治规范，认为：厥脱证非单纯之厥证或脱证，是指邪毒内陷或内伤脏气或亡津失血所致的气血逆乱，正气耗脱的一类病证。相当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休克。有学者对这一新的命名提出商榷。
　　七十年代以后，经全国上在百家科研单位与医院的共同努力，利用新科技、新工艺对益气养阴、固脱救逆、清热开窍、活血化瘀、通里改下的方药进行了剂型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研制出初具系列化的可供临床抢救厥脱证之用的高效、速效制剂应用于临床。
　　目前较成功且为临床多用的有参附青注射液和参附注射液，用于治疗正气大虚、阳气暴脱的厥脱证，经临床疗效观察，其效果与西药抗休克药效相仿，且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发现该针剂在血压回升及肢冷改善等方面明显优于西药组。1987年分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技进步甲乙级奖。其中参附注射液还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急症中成药。用于气阴两脱的生脉注射液或参麦注射液，其稳压效果较西药满意。对心悸、真心痛所致的厥脱证疗效更佳。还有理气救逆的枳实注射液、青皮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以及清热开窍的青开灵针、牛黄醒脑静针等临床报道颇多，疗效较好。除了药物治疗外，针灸疗法已成为抢救厥脱证的常用急救手段之一。针刺“人中”穴治疗厥脱屡见临床报道，大多有良效。
　　(七)肾与膀胱病
　　急性肾小球肾炎，五十年代基本以传统的辨证治疗，以发汗、利尿为治疗大法。六十年代开始，辨证一般分风寒、风热及湿热三型，治疗风寒、风热型以宣肺利水为主；湿热、湿毒型以清热利湿为主。
　　慢性肾小球肾炎中西药治疗，疗效不甚满意。1986年全国第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会，讨论制订了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医辨证分型试行方案，即本证与肺肾气虚、脾肾阳虚、肝肾阳虚、气阴两虚；标证为外感、水湿、湿热、血瘀、湿浊。统一了全国对慢性肾炎的辨证分型。尤其在八十年代，利用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C3的测定以及尿中肌酊、尿毒、钾、磷、镁排泄量的测定来探讨与中医分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尝试，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肾功能衰竭的中医治疗，在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报道用大黄泄浊法，以清解血分热毒、降低血氮收到较好的效果。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效果亦佳。八十年代以来，对肾衰的治疗更为活跃。大黄对肾功能衰竭的治疗效果，已被大量临床实践所证实。麻庸等用尿毒灵灌肠液保留灌肠，同时口服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共治疗309例，总有效率95.5%，并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疗法对降低尿素氮效果最佳(90.3%)，二氧化碳结合力有效率77.8%。
　　近几年来，丹参对本病的治疗，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六十年代初，岳美中曾系统总结了有关文献及治验。七十年代初，遵义医学院急腹症研究小组提出尿石的总攻疗法，收到很好效果。此法仍为目前尿路结合的常用综合疗法。八十年代，不少学者采用清热利湿、活血软坚、温肾利水等治疗法则，疗效显著。九十年代，随着对本病病因病机认识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认为，该病的发生是由气化乏力，导致尿中滓质不能及时排出，以致湿热砂石损伤血络，血液外溢，停留成瘀。故提倡以行气化瘀活络为主的治疗原则，临床屡屡获效。
　　(八)血液病
　　六十年代，吴翰香等用健脾温肾方药配红参粉、鹿茸粉治疗再障25例，有效率68%。后在临床反复验证，疗效分别在62-79%。七十年代，上海曙光医院血液组用益气健脾补肾治疗再障100例，有效率87%。八十年代以补肾为主的大宗病例报告，进一步观察到补肾阴药仅能改善症状，而温补肾阳药却能刺激骨髓造血。储榆林等根据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肾虚是导致再障的主要发病机制，故对肾虚分型研究，分肾阳虚、肾阴阳两虚和肾阴虚三型。实践证明此三型与现代医学对再障分急、慢性之间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九十年代，治疗再障继续以补肾法为主，调理脾肾，侧重温肾，同时重视活血化瘀法及其方药的研究。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根据泻肝经实火的治疗原则，采用当归龙荟丸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了良好开端。随之对该丸剂进行药物分析，结果发现该丸剂中若不含青黛、芦荟，治疗慢粒无效，反之则疗效显著。进一步对青黛进行分析与研究，药理研究发现，青黛对小鼠白血病L7212有抑制作用。其后，从青黛中分离出靛玉红，用半合成、全合成靛玉红治疗取得成功。该项研究获国家科委1981年三等发明奖。随着对这一研究的不断向纵深发展，有学者利用全合成靛玉红的类似物--异靛甲(Meisoindigo)治疗134例慢粒，有效率达94.03%。该药是目前治疗慢粒的一种新的有效药物。
　　(九)热症
　　五十年代初期至1966年的17年中，热症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古典原著的整理研究，以及热病医案的分析。随后大量的热症临床研究论文问世，而此期的热症研究主要集中在痢疾、疟疾、流感、麻疹、乙脑等疾病。
　　乙脑的中医药治疗在五十年代，取得了成功经验，震动了当时医学界，石家庄郭可明按中学“暑温”辨证，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治则治疗乙脑，被作为“石家庄经验”在全国推广。蒲辅周对乙脑提出的“暑湿并重”观点以及论“八法”，对临床具有指导性意义。在17年中，有关乙脑病例报告日渐增多，专方专药以及新方药、新制剂的研究与运用异常活跃。
　　这一时期，热病临床病例报道成批出现，用常山及青蒿治疗疟疾；紫苏、荆芥、贯众、连翘防治感冒；用大蒜、鸦胆子治疗痢疾，尤其当西药耐药性的出现，中医药治疗倍受重视，临床实践表明，中药不仅对急性痢疾有较好的效果，对慢性痢疾亦有良效。
　　1966年-1976年，又称“文革”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医热病临床研究走向低谷的十年，学术气氛异常沉闷，难以读到热病临床研究论文，所读到的都是一些零散的经验介绍。
　　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是热病临床研究飞速发展时期，不仅研究范围广，而且有一定深度。尤其是热症(南方北方组)协作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医对热症治疗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的发展阶段。
　　随着中医对热症研究的不断深入，热症的治疗和方药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适应热症需要的多样化剂型在陆续投放市场，清热解毒4号针静滴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以其效果好，既可阻止DIC的形成，又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且无毒副作用，倍受欢迎。该项成果获1981年部级乙等奖。还有正柴胡饮冲剂，获卫生部1985年度医药卫生科技成果甲级奖，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之中成药。 　　(十)喘咳
　　1972年首次全国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会议，确定了支气管炎的疗效评定标准，大体分四级，即近期控制、显效、好转、无效。这种分级虽不甚理想，但对促进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在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明确了慢性支气管炎的中医证候分类。分标证(热痰、寒痰、热喘、寒喘)和本证(肺气虚、脾阳虚、阴阳俱虚、肺肾阴虚)。疗效评定和证候分类标准的确定，推动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规范研究。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通过单位之间的协作和大量病例观察，对该病的认识逐步明确。
　　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喘咳的病机除痰致病外，血瘀是不可忽略的病机之一。
　　喘咳的治法与方药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以辨证治疗为主，有是证用是方。七十年代以后多主张辨证分型，对型用药。
　　(十一)痹证
　　痹证论治，近半个世纪以来，讨论较多，尤以谢海洲对痹证论治的七要点最为全面系统，七要点，即：①祛邪不忘扶正，②除痹不忘湿，③治痹不忘利咽，④寒痹宜温肾，⑤热痹宜养阴，⑥寒热错杂以通为要，⑦久病入络，宜活血搜风。
　　五十年代以来，对痹证治疗的方药研究，可谓是前所未有，成绩突出。除了运用古方随证化裁有良效外，大批自拟新方，用于临床取得疗效后，逐步形成固定成方或成药。如抗风湿1号酒、抗风湿2号酒、五藤饮、痹苦乃停片、痹隆清安片，益肾蠲丸、痹冲剂。雷公藤及其制剂的研究也较深入。
　　(十二)痹证
　　痹证论治，近半个世纪以来，讨论较多，尤以谢海洲对痹证论治的七要点最为全面系统，七要点，即：①祛邪不忘扶正，②除痹不忘湿，③治痹不忘利咽，④寒痹宜温肾，⑤热痹宜养阴，⑥寒热错杂以通为要，⑦久病入络，宜活血搜风。
　　五十年代以来，对痹证治疗的方药研究，可谓是前所未有，成绩突出。除了运用古方随证化裁有良效外，大批自拟新方，用于临床取得疗效后，逐步形成固定成方或成药。如抗风湿1号酒、抗风湿2号酒、五藤饮、痹苦乃停片、痹隆清安片，益肾蠲丸、痹冲剂。雷公藤及其制剂的研究也较深入。
　　(十三)癫痫
　　多数学者认为其病因不外风、痰、火、惊、瘀为患。因而从临床报道看，采用最多的是熄风化痰法、镇惊安神、活血化瘀、和解法和扶正法等治疗原则，所用方剂大多在古方基础上化裁。近十年来，有不少自拟抗痫方药用于临床。
　　针灸以其廉、简、便、验的优点，日益受到学者们的亲睐，运用针灸治疗癫痫的临床报道十分丰富。有学者通过电针大鼠不同穴位，抑制青霉素引起的皮层痫样放电的实践，提出电针制痫具有穴位特异性，其中督脉似起重要作用。从而推测，电针上述穴位很可能动员了脑内递质达到制痫效应。 　　(十四)内分泌及代谢病
　　1991年刘冰就糖尿病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评估，目前大多数学者对糖尿病分型较为公认的有：燥热阴虚型、气阴两虚型、瘀血内阻型、阴阳两虚型。而糖尿病从瘀论治的观点已得到普遍承认。
　　1949年后，应用针刺及中药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针刺治疗不仅能使血中T3、T4下降，而且血中cAMP的含量亦下降，近期远期均有疗效。对服用抗甲状腺机能亢进药物有不良反应者，针刺治疗亦能取效。
　　含碘的药物一直被作为治甲亢的理想药。九十年代以来，多数学者主张对甲亢患者不宜使用传统的海藻、海带、昆布等含碘药物。李常度等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利弊分析，根据临床报道，凡应用含碘丰富的中药及其方剂几乎都有较高疗效。但其弊病有：①数周后出现甲亢症状复发、反跳，病情加重，远期疗效差。②再次使用抗甲状腺药物，则需加大剂量，延长疗程，症状缓解率明显降低。③一旦发生甲亢危象再用碘化物抑制甲状腺素的释放则无效。因此强调指出，临床用含碘丰富的中药作常规治疗应持慎重态度。
　　高血脂症属中医“痰湿”、“浊阻”、“肥胖”等范畴。
　　九十年代以来，对高脂血症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刘一志等认为高脂血症是一种“微观血浊”，其产生与水、湿、痰、瘀、食、虚等病理因素有关，其中肾虚最为密切，并测得肾虚患者雌二醇水平偏高，高密度脂蛋白一胆固醇(HDL-ch)与之呈负相关，说明肾虚导致HDL-ch下降。基于这一理论依据，取冬虫夏草、黄芪、葛根、绞股兰甙制成益肾降脂片以培补肾气，治疗30例慢性肾衰合并高脂症患者，总有效率93.3%。
　　(十五)男科病
　　就男性不育症而言，古人多从“命门火衰，精液清冷”立论。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痰、瘀、实是男性不育的重要病因病机，并强调“治勿忘痰、治勿忘瘀”，“不应一概从补论”的理论。王琦等认为阳萎求诊者多见青壮年，探其病因，常因情志所伤。提出了阳萎与情志因素有关。并提出“阳萎从肝论治”的新思路。郭钦岱对阳萎与情志因素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怒郁、思虑、惊恐、悲忧都可导致阳萎。又如对射精不能症，汪锡尧认为肾的藏精与泄精与中气旺盛密切相关，治疗应充养中气，促进肾气，以开通精关，使之推精外出。刘表江指出：治疗本症，切忌不察病因，动辄以为不育多虚，而忘投外肾壮阳之药。据报道收治9例射精不能症，以清泻肝胆湿热为主，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全部获愈。
三、外科、皮肤科
　　(一) 肛肠病
　　自1956年福州市人民医院根据“异物刺激炎证反应和创道引流”的枯痔钉治疗机制，提出药物组成原则为低毒、无毒，大大减少了砒中毒的发生。1981年陈永健等提出疗效与含药种类、药量无关的异物枯痔钉(白及、牛筋线等)疗法，并进一步揭示枯痔钉作用机理为：炎性反应→血管内皮坏死、血栓形成、组织坏死、出血→炎症局限、组织开始修复再生→纤维化形成。
　　七十年代初，内痔的硬化萎缩和坏死脱落两种注射法也在不断改进提高。史兆歧、凌朝光、王善立等根据“酸敛涩收”的中药理论制成并成功应用于临床的“消痔灵”注射液及“四步操作法”，经临床检验疗效稳定，操作方便，并且能够有效防止复发。
　　中医方法治疗陈旧性肛裂的临床研究自80年代以来，普遍肯定“内括约肌潜行切开扩张法”，抓住切(内括约肌切断)、扩(扩张肛管)、清(清创)三个要点，疗效显著。唐汉钧提出“深切手术”，具有良好的远期疗效，无复发。
　　五十年代以来，在继承传统挂线疗法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改进。七十至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低位切开，高位挂线”法，已在国内广泛推广，因其简单易行，复发率低，可避免肛门完全性失禁而在临床上有重要价值。婴儿肛瘘的早期排脓和挂线治疗，具有疼痛轻、出血少、无尿潴留，减少感染的显著特点。八十年代中后期，治疗肛瘘又在切开挂线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采用切除缝合法以缩短疗程，适用于低位单纯肛瘘和低位复杂性肛瘘中能触到瘘道并有明显硬索而无炎症者。
　　(二)烧伤
　　1962年胡家骅等总结14例运用清热解毒、安神镇静、生津利尿中药组成的抗休克合剂治疗烧伤面积为20%－40%的烧伤患者临床经验，提出早期运用中药抗休克可减少静脉补液并减少败血症发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期，大量的临床治疗经验和机理研究报道出现。有人用外敷烧伤药膏，口服烧伤饮料，注射“复脉”(红参、附子、麦冬)，治疗休克期大面积烧伤183例，平稳度过者147例，不平稳29例，死亡7例。药理实验证实“复脉”注射液可迅速而有效地对抗MDF(心肌抑制因子)对心肌的毒性作用。
　　八十年代中，抗感染和败血症的有效中药筛选实验和临床治疗相结合，有学者选取62味抗炎中药组成39种合剂进行药理实验，发现其中数种疗效显著；还有人制成“地榆黄连素混合粉剂”敷创面，采用中医辨证口服给药抗感染，用生脉、参附合剂益气养阳固脱解毒毒等等，对控制败血症、减轻机体中毒症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均有良好效果。
　　九十年代以来，烧伤外敷中药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烧伤涂膜剂”由若参、紫花地丁、蜀羊泉、白头翁、冰片等制成，用于烧伤后暴露疗法，疗效显著。
　　(三)银屑病的治疗
　　七十年代针对银屑病的治疗开发出大量单方验方，多为对“病”下药，如青黛片、靛玉红、国桐叶、洋金花、紫草注射液、板兰根注射液、虎杖甙片等等。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采用中药加长波紫外线照射治疗银屑病，常用中药有白芷、补骨脂，在着眼于临床有效方法和药物疗效的同时，中医皮科领域还开展了银屑病病理及疗效方面的实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临床所见银屑病呈上升趋势，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科以”清银解毒汤”治疗寻常型(辨证分型为血热型)银屑病108例，配合外搽酊剂，总有效率达86.67%，与口腹复方青黛丸的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近年来，中药治疗银屑病的临床药物筛选工作深入进行，药物选择、剂型及给药途径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一般多以血热风燥、血热毒、盛血虚风燥及血瘀湿热等分型，药物多选用清热解毒，养血滋阴，疏风逐瘀药如土大黄、土茯芩、双花、连翘、大黄、轻粉、白蒺藜、生地、丹皮、三棱、莪术、防风、当归、贯众、雷公藤、蜂房、昆明山海棠、大枫子、蛇床子等，特点为毒性小，复发率低。无论外用或内服，临床文献报道的总有效率均达92%以上，其中显效率达50%左右。
　　(四)硬皮病
　　中医界自六十年代以后加强了对本病的临床研究，七十年代邓铁涛、赵炳南、顾伯华等中医专家针对硬皮病不同症状表现进行辨证治疗，采用补气益肾法、活血化瘀法、化瘀补气法、通络化瘀法等各种治则方药，在临床上获得了比较肯定的疗效。
　　除中药治疗外，针刺、艾灸、拔罐、药物熏洗、推拿疗法均对改善硬皮病临床症状有一定效果。有报道以散寒开腠、温阳通脉、活血化瘀治则循经取穴，针刺与隔药灸法并施，疗效良好。用中药熏洗或推拿疗法也可获得疗效。1991年马龙侪氏总结马骥老中医治疗硬皮病临床经验，认为硬皮病以脾肾阳虚、寒邪凝结为多见，但亦不之瘀热阻络，毒邪内聚者；并介绍治愈1例病程10年患者的用药经验。
　　(五)红斑狼疮
　　据综合1978年以来54篇有关论文中的1828例患者辨证治疗情况分析，可分为毒热炽盛型(急性发病、发热、蝶状红斑、关节痛)，阴虚内热型(低热、斑疹黯红、五心烦热)，肝肾阴虚型(斑疹消褪、腰膝酸痛、头晕耳鸣、脱发闭经等)及邪热伤肝型(胁胀纳呆、头晕失眠、肝脾肿大，月经不调等)，脾肾阳虚型(晚期，四肢浮肿、臌胀)，风湿热痹型(关节酸痛)为多见，还可见到肝风内动、邪蒙清窍，毒热攻心，气阴两伤、阴阳两虚等证型。
　　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治疗红斑狼疮有效中药的筛选研究，也在中西医病因及发病有关理论指导和实验支持下积极展开。雷公藤提取物是八十年代发现的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有效中草药。雷公藤总甙具有免疫抑制和抗炎作用，属于“对因治疗”，用药后可使免疫球蛋白(Ig)，类风湿因子(RF)、红斑狼疮细胞(LE)、抗核抗体(ANA)等转阴，补体总值上升。
　　九十年代初，中医治疗狼疮性肾炎(LN)的临床研究获得一定效果。在激素、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肾移植等西医治法之外，结合中医药辨证论治可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并减少副作用。
　　(六)乳腺疾病
　　乳腺增生症的中医疗治疗已经被近30年来的临床效果所确认和肯定，七十年代以来，内服、外用药物处方被广泛研制并用于临床。
　　八十年代初李积敏（字慎言）先生通过大量资料调查统计分析及研究，发现了乳房量化的客观规律，经过归纳总结提出了乳房量化的五大定律。后被世界医学研究中心正式命名为“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该定律为乳房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医疗实践中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是乳腺疾病诊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的基本内容。①李慎言第一定律：乳房大小可用数量进行表述。李慎言第一定律主要是说明了乳房的大小可以进行数量表示这一客观性，李积敏称这一性质为乳房可量化性。因此，也可称此定律为“可量化定律”。把表述乳房大小的数量值称之为“乳房慎言单位”(bcsu)，简用英文字母U表示，其单位为“慎言单位”(csu)。②李慎言第二定律：相同身高及体重的人，表述乳房大小的数量值大者，乳房则大；数量值小者，乳房则小。李慎言第二定律揭示了相同状况下的个体，其乳房大小是可以进行比较这一客观性。李积敏称这一性质为乳房可比性，因此也可称此定律为“可比定律”。③李慎言第三定律：不同身高或不同体重的人，乳房大小相同，表述乳房大小的数量值则不相等。李慎言第三定律实际上揭示了不同状况下的个体，其乳房大小是不能进行直接比较这一性质，也就是说，乳房慎言单位数值大者，乳房不一定就大；数值小者乳房不一定就小。李积敏称这一性质为乳房不可直比性，因此也可称此定律为“不可直比定律”。④李慎言第四定律：表述乳房大小的数量值，与种族、遗传、地理、个体差异、社会等因素相关。李慎言第四定律揭示乳房大小受种族、遗传、地理、个体差异、社会因素之影响。李积敏称这一客观规律为乳房相关性，因此也可称此定律为“相关定律”。⑤李慎言第五定律：表述乳房大小的数量值，与乳房横径及竖径成正比，与身高及体重成反比。李慎言第五定律揭示了乳房大小与乳房横径、乳房竖径、身高及体重之间的关系。乳房横径用s表示，竖径用e表示，其单位均为厘米。身高(h)单位为米，体重(w)单位为公斤。李慎言第五定律可表示为： U = L·s·e / h·w   其中，L为“慎言系数”，其值为：96.93125，单位为“csu·kg·m/c㎡”。
　　乳房横径及竖径的测量方法：用一软皮尺，通过乳头顶端横量乳房左右两端边缘线之间的距离为横径；通过乳头顶端直量上下两端边缘线之间的距离为竖径。
　　[2]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在临床中的应用。①评价青春期乳腺发育情况。过去了解乳房发育状况，均凭外观臆断，没有量化指标，因此乳房发育情况评价结果的差异也比较大。应用乳房慎言单位(bcsu)进行量化评价，标准统一(正常乳房UL/UR值范围为0.9～1.1；乳房发育不对称UL/UR值：＜0.6或＞1.6＝，结果也不会出现差异，可正确反映乳房发育的实际状况。对临床诊断与治疗乳房发育异常类疾病，提供了科学的依据。②在乳腺疾病诊治中的应用。由于过去没有量化标准，因此在乳房疾病诸如青春期乳房增生过长、乳房发育不对称、乳房发育低下、青春期乳房萎缩等的诊断中，均用外观臆断。乳房慎言单位(bcsu)概念的引入应用，则对临床诊疗起重要的作用。③在乳房整形外科中的应用。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在乳房整形外科中应用广泛且意义重大。如隆胸手术、乳房发育不对称手术矫正、乳房再造手术等。均需以科学地乳房量化标准为其临床依据，才能正确地完成整形手术，达到广大患者满意的效果。（廖藏典：李积敏的乳房量化理论之初探 《中华新论》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6）
　　急性细菌性乳腺炎是中医治疗的长项。多种治疗手段如内服中药、外敷中药、针灸、按摩等均有悠久而肯定的临床疗效。解放后各种经验报道和有效方剂、单方验方得以科学验证后被大力推广使用。早期使用清热解毒、消肿散郁法治疗可防止脓疡形成；脓成未溃期应用托里消毒的传统方药黄芪内托汤疗效满意；溃脓期脓肿抽出后可用提脓粉Ⅰ号排脓生肌去腐，促进创面愈合，据报道治疗1469例，治愈率高达96.39%。针刺治疗及穴位放血疗法及氦平氖激光穴位照射治疗获得良好效果的病例也每见于报道。
　　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的临床研究也在积极展开。一大批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草药被筛选出来，提取其有效成份用于乳腺癌治疗中，其中长春新碱(长春花植物)、秋水仙碱(山慈菇)已经做为常规用药而应用于临床。中药治疗乳腺癌，牢牢抓住“毒邪鸱张”与“冲任虚衰”两个方面以扶正驱邪。实验证明能够增强巨细胞的吞噬功能及免疫系统、酶系统相关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四、骨伤科 　　(一) 骨折的治疗原则及方法
　　1958年以来，天津医院骨科在系统发掘总结传统骨伤科治疗经验手法的基础上，提出骨折治疗原则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据该院总结1958-1978年6万余例骨折患者治疗情况来看，这一治疗原则基本上可以避免骨折愈合慢、治疗时间长、骨质疏松、肌肉萎缩、肌腱粘连、关节僵硬、畸形愈合等现象，并可明显减少再骨折的发生。197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盂和等人研制的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器正式运用于临床。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等单位及学者利用铬平铬酸钠标注测定活血化瘀药在骨折愈合中的作用机制，对理气药增加骨痂和血中枸橼酸含量促进骨折愈合，对中药外敷药物促进局部毛细血管增生、扩散、骨内外膜细胞增生等机制的研究，反复证实了中医骨伤科治疗原则的科学性和疗效的客观性。并且从内分泌激素与骨折愈合关系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理论及经验的意义所在。
　　骨折整复手法，经尚天裕等博采众长，总结为“十大手法”：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成角折顶、端挤提按、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扣捏合、按摩推拿。
　　(二)骨关节及软组织感染
　　天津医院骨科自1959年开始采用中药内服外用配合治疗感染性开放性骨折，他们研制的中药“生肌象皮膏”治疗四肢感染性开放性骨折(多为粉碎型)127例，除5例血运障碍截肢外，其余肢体得以保留，伤口平均5个月内封创，骨折平均6个月内愈合。生肌象皮膏临床疗效特点为：创面肉芽岛、皮岛生长快，外面愈合后瘢痕挛缩现象较少见。针对生肌象皮膏敷创面后出现的脓汁，南开大学生物系进行了多项生化检测及细胞学研究，认为中药外用所形成的脓汁中溶菌酶含量显著增高，因而可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提高机体免疫水平；此外脓汁中含有大量糖类、酶类和蛋白质，对创面肉芽组织、上皮细胞的生长起到增强作用，皮岛为角质颗粒较多的新生表皮组织，构成真皮和真皮乳头；而骨岛沿骨组织的伏克曼氏管向骨皮质表面生长突出。中药外用对损伤局部血液循环有显著改善，甲皱循环显示为血管脉增多，管腔扩大。实验手段充分验证了中医骨伤科抗感染和促进骨及软组织再生的祛瘀防腐、生新活血、解毒消肿作用。天津医院自1959年起专门设立了治疗大面积软组织感染性损伤病房八十年代中期已收治2000余例患者，治愈率达95%，有效率达98%，其中感染创面最大者占全身面积40%，均采用生肌象皮膏外敷治疗。
　　骨关节结核是骨伤科常见病。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自1958年起研制抗骨关节结核的中草药“结核散”(含蜈蚣、全蝎、蛰虫等)，治疗患者有效率达100%，痊愈率达83%，疗程10个月。1965年他们在连续观察和研究中肯定了结核散的远期疗效并进行中药抗骨关节结核的理论探讨。
　　中医药治疗骨髓炎，内服以解毒泻火、养阴益气为主旨，外用药以提脓拔毒、去腐生肌为大法，几十年来，已经得到临床广泛验证和运用。
五、推拿疗法的广泛运用
　　五十年代后期，中医推拿疗法的临床范围已经包括内、外、妇、儿诸领域，具有确切疗效的病种已达70余种，包括头痛、感冒、胃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盆腔炎、痛经、脑膜炎后遗症，小儿惊风，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颈椎病等等。八十年代中，除了传统的推拿治疗骨伤关节疾病以外，推拿治疗内科疾病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机理探讨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同时，推拿手法的改进在传统基础上有了深入发展。
　　六十年代的研究已经认定推拿对胃运动、促进胃液分泌、促进对蛋白质、淀粉的消化有作用。1980年，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总结发掘传统的小儿捏脊疗法，用木糖排泻泄法观察对小肠吸收功能的影响，发现捏脊能显著增加木糖排泄量，改善小儿消化功能。推拿治疗小儿腹泻疗效高、无痛苦、易为患儿及家长接受。张素芳等推拿治疗小儿腹泻400例，痊愈358例，无效8例。经采用磷32消化吸收对照实验证明，推拿后肠吸收功能比未经推拿组高出30%-40%。
六、妇产科 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自六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理论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对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肾—天癸—冲任—子宫是构成女性生殖轴的学术观点。
　　关于月经的生理，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脏腑、气血、经络的生理功能是产生月经的生理基础，而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生理调节即是产生月经的生理轴心。月经周期调节机理与阴阳、肾气、气血周期性变化有关。也有学者提出月经周期节律与朔望月盈亏变化具同步效应。
　　八十年代初期，李积敏提出中医妇科“肾虚血瘀”病机理论。[1]“肾虚血瘀”病机理论的基本内容。参阅李积敏（慎言）先生手稿《肾虚血瘀论》及《李积敏中医妇科疑难病学》的内容，并搜集整理了慎言先生的有关论述，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久病则虚，肾虚为本。李积敏先生认为妇科疑难病大多是经多方辗转治疗无效，病程迁延日久，久病则机体受损，脏腑气血虚弱，其中以肾虚为其根本。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命活动及生理运动之原动力，肾虚则五脏六腑皆虚，五脏六腑虚弱又可致肾之更虚。②久病则瘀，瘀生怪病。李积敏认为妇科疑难病病历日久，久病脏腑气血虚弱，气血运行无力，则气血运行不畅，故瘀滞产生，则可发生怪病疑难病。③久病则瘀，诸虚皆可致瘀。李积敏认为久病则机体虚弱，脏腑、阴阳、经络、气血虚弱，则气血运行无力而不畅，则可产生瘀滞，因此诸虚皆可致瘀。④虚瘀相兼，病机错杂。李积敏认为久病则虚，虚则气血运行不畅，气血运行不畅则易产生瘀滞。瘀滞形成，则阻碍机体气血生新不顺，则机体虚弱更甚。虚实夹杂，虚瘀相兼，病机错综复杂，给辨证及治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2]“肾虚血瘀”病机学说的理论依据。李积敏“肾虚血瘀”学说，是从“虚”、“瘀”着手来研究揭示中医妇科疑难病的一般病机规律。《内经·调经论》有曰：“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此即久病可致瘀的理论渊源。至清代，叶天士明确指出：“初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近代有学者对有关疑难杂证患者进行血液流变学测量，发现与正常组有明显差异，经活血化瘀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异常得到改善，病情好转或痊愈。因此，血瘀是疑难病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中医学有“久病及肾”“久病致虚”理论，久病正衰，最易成瘀，瘀象夹杂，可致怪病、疑难病。李积敏就是根据中医这些理论，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研究妇科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化及治疗方面的规律特点，总结归纳出中医妇科疑难病“肾虚血瘀”病机理论这一规律。且根据这一理论指导临床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中医妇科疑难病治疗的疗效提高。[3]“肾虚血瘀”病机理论的临床基础。李积敏“肾虚血瘀”学说，是从“虚”、“瘀”着手来研究揭示中医妇科疑难病的一般病机规律。是在总结前人治疗妇科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及研究而提出来的，它有其坚实的临床基础。总结归纳了以下几点。①妇科疑难病可分出“肾虚血瘀”的证型。李积敏在论治妇科疑难病时，根据临床病状及体征的表现，推究其病理机制所在，大多病证均可划分出“肾虚血瘀”证型，诸如慢性盆腔炎、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外阴白色病变、卵巢肿瘤等。并创制出“慎言化瘀汤”“慎言祛瘀汤”“慎言消瘀汤”等著名方剂，它们均是以“肾虚血瘀”立论，旨在“益肾祛瘀”，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②“肾虚血瘀”是妇科疑难病病理发展的趋向。李积敏根据古今医家所积累的经验，通过长期的临床研究及大量的病例研究，认为“肾虚血瘀”是妇科疑难病病理发展的趋向。中医学有久病多瘀，瘀生怪病之说，而李积敏等人又通过对一些妇科疑难病患者进行血液流变学测定，发现与正常对照组有明显差异，经用活血化瘀法后，血液流变学异常得到了改善，病情亦好转或痊愈。至于“虚”，则因疑难病多有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以及病程迁延日久，均与虚有关，不少疑难病在疾病后期或病程日久，多可发生虚损。③“益肾祛瘀”疗法使妇科疑难病疗效提高。“肾虚血瘀”是妇科疑难病病理发展的趋向，其肾虚为本，血瘀为标，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基于此，李积敏确立补虚与祛邪兼顾的“益肾祛瘀”治疗大法，应用于临床，使其治疗疑难病的疗效显著提高。⑴治疗“肾虚血瘀”型。李积敏在辨治妇科疑难病时，常根据临床症状及体征，划分出“肾虚血瘀”证型，并创制专门的方剂进行治疗。如治治慢性盆腔炎的慎言慢盆汤，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慎言祛瘀汤，治子宫肌瘤的慎言化瘀汤，以及治卵巢肿瘤的慎言卵巢肿瘤Ⅱ号方等，均是针对各个病证的“肾虚血瘀”证型，确定的治疗主方，而各个方剂均以“益肾祛瘀”立法而创制。⑵治疗其他证型，兼加“益肾祛瘀”药物。李积敏在辨治妇科疑难病的过程中，常在非“肾虚血瘀”的其他证型用药时，也适当兼加一些“益肾祛瘀”的药物，从大量病例的比较研究结果来看，有其明显的效果。⑶无证可辨时，可试用“益肾祛瘀”法。临床常会遇到一些只有通过检查才得知病变的存在，常常让中医感到“无证可辨”的状况。李积敏先生此常采用试探法。其具体操作就是试用“益肾祛瘀”法，应用相应方药进行试探性的治疗，观察其变化结果。[4]“肾虚血瘀”病机理论的研究进展。“肾虚血瘀”病机理论得到重视及认可，并广泛地被临床医师接受，积极应用于临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李积敏先生认为，“肾虚血瘀”病机理论不仅是妇科疑难病的病机规律，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各科。（刘邦治：李积敏妇科疑难病“肾虚血瘀”病机学术思想初探  《中医药学报》 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编辑学会主办 2002，2：1（30）：）
　　(一) 月经病
　　40多年来，中医对月经过多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研制出了以炒蒲黄、制五灵脂、夏枯草为主要成分的调经Ⅰ号，用于治疗原因不明的月经过多患者80例，临床显示：调经Ⅰ号在平均减少月经失血量30%左右(采用客观测量月经失量之方法)与抗血纤溶芳酸对照组比较，虽无明显差异，但它以其收效快、远期疗效好，且能改善食欲不振、睡眠欠佳、乏力以及经期腹痛腰酸等临床症状，并无禁忌症和无副作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八十年代以来，根据瘀、寒致痛的机理，对痛经着眼于气滞血瘀、宫寒、血瘀、血热挟瘀、气血虚挟瘀、寒凝血瘀等型的治疗，研制出了一些临床收效快的成方，应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子宫内膜异位症所致之痛经，属中医妇科疑难病症。1989年黄兆强撰文介绍朱南孙经验，认为本病形成大致有产育过多、人工流产、剖腹产史、非时行房等原因，并提出“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扶正达邪、攻补兼施”的治疗原则，自拟血竭散(血竭粉、蒲黄、莪术、三棱、玄胡索、川楝子、青皮、柴胡、生山楂)作为主方，随症加减，同时配合破血祛瘀、消积散结药物灌肠治疗，收到了满意疗效。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讨论和治疗更为深入。有学者提出该症的病因病机以血瘀为主，兼夹其它因素，辨证可分气滞血瘀型、血瘀症瘕型、血瘀湿热型、气虚血瘀型、阳虚血瘀型和阴虚血瘀等六型。李积敏、李祥云等提出该症多见于本虚标实，辨证以肾虚血瘀并见为多。有学者采用补肾祛瘀法，继而拟定补肾祛瘀方(仙灵脾、仙茅、熟地、山药、香附、三棱、莪术、鸡血藤、丹参)，每日一剂，配合临睡前保留灌肠(三棱、莪术、蜂房、皂角、赤芍)以及耳穴贴压，临床总有效率达96%。
　　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崩漏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度，在理论、概念、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1976年罗元恺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研究，提出了“肾虚是致病之本，其中以肾阴不足为多”。上海医学院等在研究中发现，除了肝郁气滞之外，其他各类型均围绕着肾而起，因补脾引血归经，效果不理想，改用温补肾阳，疗效即迅速提高。
　　关于本病证治愈标准，目前全国尚不统一，有以血止为愈；有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愈；有以观察治后3个月经周期，血量、持续时间均正常，症状消失为痊愈；大多数人则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痊愈。究竟如何统一治愈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带下病
　　五十年代即有局部采用中药治疗宫颈炎的临床报道。
　　六十年代开始，中医对该病的治疗较五十年代有所提高，分型更为细腻。朱小南提出了按带色不同分别论治的观点。如黄带多系湿热所致，治宜二妙散、三补丸；赤、黑带多系郁热，治宜丹栀逍遥散；白带多系脾虚湿滞，用健脾束带为主；青带为湿热之一种，治宜清热杀虫；白崩为冲任亏损，宜峻补奇经；五色带下初中期为湿热内蕴，宜清热解毒；末期为虚证，宜补五脏固带脉。
　　袁博根据盆腔炎病因多属湿热、瘀毒、气滞、血瘀致脏腑功能与气血失调、冲任阻滞、因而采用清热利湿、解毒、理气、活血、软坚散结对证治疗，对急性盆腔炎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慢性盆腔炎以活血化瘀理气止痛为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姚寓晨则认为，活血化瘀是治疗盆腔炎的重要环节，然而盆腔炎亚急性阶段或慢性阶段，温运药的运用尤为重要，主要有温补阳气祛瘀药和温经散寒祛瘀药。前者适用于虚寒型的盆腔炎，后者适用于寒瘀型盆腔炎。
　　对霉菌性阴道炎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该病证由肾虚阳亏所致，治疗以温肾壮阳、填精益气为主的观点，并自拟温肾除霉汤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疗效。
　　九十年代初期，李积敏先生对带下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较为全面的论述了带下的生理病理，对带下病重新进行了定义，并进一步重新确定了带下病的范畴，对带下病进行了详尽的辨证论治。[1]带下病的定义及范畴。关于什么是带下病，何为带下病？《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妇科学》中的“带下病” 条是这样定义的：“带下绵绵不断，量多腥臭，色泽异常，并伴有全身症状者，称‘带下病’。”而《中医大辞典·妇科儿科分册》和《简明中医辞典》之中均没有“带下”病辞条。《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妇科学》中说：“带下量明显增多，色、质、臭气异常，或伴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带下病。”《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中云：“带下病是指带下的量明显增多，色、质发生异常，或有臭气，或伴有其它症状者。”从以上定义中，可以就带下病综合如下几个要点：①带下量明显增多；②带下色、质、气味异常；③伴有局部或全身症状。从这些要点中，我们有理由说它只是带下病中的一个方面──“带下过多”证。而生理性带下减少或缺无，少到无法维持正常润泽阴户的功能，而在临床上出现诸如“阴道涸干吊痛”、“交合涩痛”等症的现象，临床中并不少见，妇科临床工作者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治疗过此类病例。而这部分病症，可以把它归纳为带下证的另一个方面──“带下缺少”证。再者就是，带下病中有些特殊的证型，如“白崩”、“白漏”、“痛带”等证。症见突然阴道流出大量白色液体，质稀如水，或如粘液等，称为“白崩”，亦称“阴崩”。症见从阴道流出白色液体，或经血漏下挟有白色液体，淋沥不断，质稀如水者，称之为“白漏”，亦称“阴漏”。症见白带日久不止，量多质清稀，脐腹冷痛者，称之“痛带”，亦称“白带腹痛”。上述病症虽临床少见，但证候特殊，有必要单独列出来加以归纳讨论。
李积敏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古代医家对“带下缺少”证未有足够的认识，加之对此证及“白崩”、“白漏”、“痛带”等记载甚少，以至于一贯以来都将“带下过多”一证误认为是“带下病”的全部内容。李积敏给带下病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带下病是指带下的期、量、色、质、气味发生异常，并伴有局部或全身症状为特征的疾病。”其中带期正常情况应是，女子生而即有，在绝经期后则逐渐减少，只至干涸无带。[2]带下病的辨证论治。带下病是指带下的期、量、色、质、气味发生异常，并伴有局部或全身症状为特征的疾病。常见的有带下过多、带下缺少，另外临床上还有白崩、白漏、痛带等证。分别进行了辨证论治论述。①带下过多。带下量明显增多，色、质、气味异常，并伴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为“带下过多”。如经间期、经前期以及妊娠期带下稍有增多者，均属正常现象，不作疾病论。②带下缺少。带下量明显减少，甚至干涸无带，并伴随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为“带下缺少”。如在绝经后，肾气渐衰，生化无源则带下量减少，逐渐至阴道干涸无带，属正常生理，不作病态论。根据临床病理表现，本证可见于现代医学中的生殖器官发育不良、卵巢功能低下、雌激素水平过低、垂体功能减退、人流后宫颈腺体遭到破坏及宫颈切除术后等多种疾病。③白崩。阴道流出大量白色液体，质稀如水或如粘液，并伴随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为“白崩”，亦称“阴崩”。④白漏。阴道流出白色液体，或崩中日久后下白带，或经血漏下挟有白色液体，淋沥不断，质稀如水或白滑如涕，并伴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为“白漏”，亦称“阴漏”。⑤痛带。白带量多日久不止，质清稀或粘液，出现脐腹疼痛，并伴全身或局部症状者，称为“痛带”，亦称“白带腹痛”。“痛带”证名出《李积敏医学文集》，《竹林女科证治》称“白带腹痛”。（李 积 敏：试论带下病的定义、范畴及辨证论治 《中华医学研究》中华传统医学研究会 2001，10（特刊）：203）
　　(三)子宫脱垂
　　从五十年代开始即有大量临床报道。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仅在1959年就作了3000例调查，边查边治，疗效较好。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政策的落实，加强了对妇女劳动的保护，避免重体力劳动。近20多年来，该病发病率明显下降。因此，临床研究资料相应减少。
　　福建省防治子宫脱垂协作组，采用雄黄、血竭、赤石脂、黄连、轻粉、红粉、朱砂、冰片、枯矾、盐酸普鲁卡因粉制成“291－3”注射液，在阴道内或阴道外局部注射，治疗子宫脱垂3462例，痊愈3458例，治愈率99.88%。并在治疗后1-8个月追踪随访，Ⅰ度复发率仅占5.2%，Ⅱ度复发率为37.2%。说明其治疗效果是肯定的。
　　(四)不孕症
　　鉴于肾与生殖的关系，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肾主生殖理论指导下，以补肾为主，结合现代医学卵泡发育的各个阶段，创立补肾--活血化瘀--补肾--活血的调经周期性用药疗法，用于治疗卵巢功能失调的月经病、不孕症等，并在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总结以往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人工周期各方药进行简化并与绒毛汤及扩宫送精疗法联用，按现代医学卵泡发育期(月经周期第6-11天)--卵泡成熟排卵期(月经周期第12-15天)--黄体形成期(月经周期第25-29天)，分别服用简化促卵泡汤、简化促排卵汤、简化促黄体汤、简化活血调经汤，收到了满意疗效。
　　中医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治疗，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有内服、灌肠、外敷、中药离子透入法。从建国以来大量临床报道资料看，采用中医辨证与现代医学分期治疗相结合和中药离子透入法治疗效果最佳。
　　(五)妊娠及产后病
　　五十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自1958年开始，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使绝大多数患者避免了手术痛苦，保留了不少无子女妇女生育机能。其对少腹血瘀实证是产生宫外孕病机的认识以及所创立的活血、化瘀、消症的治疗原则，被后来临床治疗宫外孕得以证实，其所创用的宫外孕Ⅰ号方和宫外孕Ⅱ号方被作为中医妇科常用方剂，屡获良效。
　　关于产后发病的病因，《医宗金鉴》归纳为：伤食发热、外感发热、瘀血发热、血虚发热、产时伤力劳乏发热和蒸乳发热。而现代中医一般归纳为热毒感染、瘀滞发热、外感发热、蕴乳发热及血虚发热。
　　八十年代初期有学者报告，运用中药“产科消炎合剂”防治产褥感染，有效率98.6%，并发现该方具有使子宫缩复好，阵缩痛轻，便秘发生少，水肿消退快等优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古方或自拟方剂，治疗产后发热。姚传平根据产后发热的不同病因制定了辨治八法，如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法，养血解表法，清暑化湿法，活血化瘀法，养血益气法，健脾和胃、消食导滞法，滋阴生津、清热和胃法，疏肝清热、健脾和胃法，被临床广泛运用。
　　产后尿潴留产后尿潴留的中医药治疗屡见报道，且疗效佳，疗程短。随着针刺疗法的广泛应用，不少学者采用针刺治疗亦收到满意效果。胡月樵报道，以中极、归来、曲骨、配三阴交、阴陵泉，治疗产后尿潴留50例，针刺后仅在1-2小时内自解小便者44例，马小平用针刺三阴交一穴，一次成功者达86%。王考莹用指按压法(以中指按压脐耻线中点)治疗32例，全部一次获效。
　　除了药物和针刺治疗外，热敷疗法也被广泛应用。根据临床运用针刺、热敷治疗产后尿潴留的疗效看，中极、曲骨、三阴交、关元、阴陵泉等，确实是治疗尿潴留的理想穴位。 七、儿科
　　(一) 小儿科基础理论研究
　　40多年来，在儿科临床基础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其中主要有关于小儿生理发育特点的研究。
　　对“纯阳三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儿时期，其阳气过盛；另一种则认为并非阳气之有余，意见相左。到六十年代中期，后一种意见已公开见于中医学院之教材，认为小儿正处在发育旺盛的阶段，生机未臻成熟，其生机旺盛有如树木之方萌，而所谓纯阳之说，是相对而言，实指阴阳两气中，阳气偏盛，即所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有主要特点表现为各种疾病均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可转而生风。举凡导致小儿生病之各种病因如外感六淫、内伤饮食、时全疫毒、莫不表现为热病，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文革”期间，这方面的研究陷于停顿。到了八十年代，对小儿纯阳三体又重新展开讨论，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应从生理及病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指出小儿的生理特点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旺盛，发育迅速；也就是阳既未盛，且阴亦未充。其患病时之特点，是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且其变化迅速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由于小儿之脏气清灵，因而疾病的恢复也较快。
　　这对小儿病的诊断，建国以后也有新的发展。在原有诊指纹的方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舌面红点及山根色诊的方法。还有报告指出：山根部的脉纹与脾胃，肺表的病症关系密切。对一千例小儿山根脉纹的调查发现，脉纹呈水平者多，示脾胃有病，呈垂直状者则示肺经有病，而呈斜纹者，似无病态之意义。至于脉纹之颜色，青色者是惊风、虫症、感冒之急征，而黄色有多见于泄泻、积滞、呕吐、疳证等脾胃疾患，而红色则多见于肺经病证如哮喘、喘咳等。
　　(二)新生儿病证
　　以往认为新生儿黄疸是生前受母体孕时之热湿薰染或临产时受湿热之邪所侵，名曰胎黄。在药物疗法中，以中药和西药并用效果最好，其次是单纯中药，单独用西药效果差。这个结论是从24小时内血胆红素下降的水平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对血型的原因所致的新生儿溶血症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可在3-4天内恢复正常，且可以使原因不明及因感染所致的高胆红毒血症痊愈之功；对由于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陷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也有疗效。
　　肝炎综合征是指新生儿黄疸常见肝脾肿大，肝功能异常如转氨酶升高等，这种病证被认为是感染肝炎病毒，巨细胞包涵体病毒，风疹及疱疹病毒所致，这类疾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取得较好的中医疗效，认为中医的疗效较单纯西药的疗效要好一些，退黄时间、治愈率均较优越，肝功能的恢复也比较快。用中药治疗新生儿梗阻性黄疸，也有报告认为约一半左右的患儿竟获痊愈而避免用手术治疗，这一现象的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对新生儿特有的疾病新生儿硬肿症，七十年代有人试用中药复方丹参静脉注射及活血化瘀中药外敷，死亡率有明显下降。八十年代对本病的中医药治疗报告明显增多，有主张结合抗菌素及中药治疗者，还有用中药外敷、外浴治疗者，也取得较好效果。
　　(三)急性传染病
　　麻疹是中医儿科四大病证之一，五、六十年代，中医提出了许多预防麻诊的方法，其中有紫草根煎汤、有胎盘粉、还有用贯众粉的，经科学方法验证，认为这些方法确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中医还针对麻疹发病不同时间并发肺炎进行辨证施治，取得疗效。如肺炎发生于麻疹尚未透发之前，用麻杏石甘汤加蝉蜕，而在麻疹发作期中并发肺炎，则在麻杏石甘汤加紫草、红花、地丁等；而麻疹后肺炎则选用加味泻白散。另有选用中医透疹疗法加上解毒清热、佐以活血并芫荽子蒸汽吸入等，均受到较好疗效。
　　八十年代后期，由于麻疹有了现代的免疫预防方法，麻疹发病率逐步降低，进入九十年代，麻疹已基本得到控制，此病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五十年代用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除瘟化毒汤等治疗白喉，其有效率很高，治愈率也都在96%以上。如有报告用养阴清肺汤治疗107例，仅一例死亡，其余均治愈。根据这一古方进行化裁而成的新方，也取得肯定的疗效，如“抗白喉合剂”，即是一例。
　　百日咳：百日咳在小儿诸传染病中，也是为害甚烈的一种，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对此病的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薄弱一些，比较集中的工作多在七、八十年代。
　　小儿麻痹症，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人们利用中医种种不同疗法，对本病进行治疗。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开展了积极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运动，并限期消灭此症的流行，才真彻底解决了小儿麻痹症及其后遗症给小儿带来的极大危害性。
　　(四)哮喘与肺炎
　　小儿哮喘就辨证论治而言，对缓解期间补法治疗做得比较深入。如六十年代有人报告：用补肾的方法，不分肾阳虚或肾阴虚，可取得90.8%的有效率，其中之显效率为54.5%，七、八十年代则以局部注射、割治、按摩等治疗方法报告较多。据各地报告，以穴位注射、穴位敷贴、灸疗法等的疗效较好，多达90%左右(总有效率)，一般显效率均较低。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医对小儿肺炎的治疗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证进行治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小儿肺炎的临床学各地都做了一些总结。如为了便于辨证论治，对该病有两型(轻、重)、三期(初期、极期、恢复期)及十三证之分，所谓十三证即风寒闭肺、风温闭肺、痰热壅肺、肺胃热盛、肺热下陷、热入厥阴、热伤营血、热伤气阴、气衰亡阳、瘀痰阻络、肺阴亏损、余热不清、邪退正虚等。有的则只分成三大类型，即邪盛热实型、邪盛正衰型、正虚邪恋型。分型愈细致，有助于分别对证分治，提高疗效。
　　(五)胃肠病
　　小儿厌食，古代多列入疳积及脾胃病。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方面报告较少，到八十年代开始，医界始对厌食症有较集中的论述。对此证之病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认为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情志偏亢及饮食失节、喂养不当，均为此证之原因，尤以后两者为最常见，可达患儿总数一半以上。治疗方面，各家提出按患儿不同表现施以不同治则，包括醒脾开胃、养阴开胃、健脾开胃、清热生津；还有的提倡“运脾法”，平肝调气法；或和脾助运、养胃益阴、健脾益气等多种治法。所用方剂，有以古方化裁加减，如四君子汤、异功散、参苓白术散、启脾散、香砂六君子汤、外中益气汤、理中汤、平胃散等等，有些则多自拟方剂，或用家传秘方等等，有的还用局部理疗，如敷脐、推拿、耳压等，均取得很好的疗效。
　　小儿腹泻是很常见的病证，故而一般较少有专门集中报告，六、七十年代以前已有零星报导。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医儿科事业的发展，对小儿腹泻一症也有了较集中的报告。治疗方法多式多样，有主张辨证论治的，有的外治用敷贴法的，还有用针灸及简便的推拿、捏脊等方法的。由于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把此证分为伤食、热泻、寒泻、虚泻等不同，还有认为由于小儿受惊吓而发生腹泻者。治疗也按证论治，如伤食泻治以消食导滞、脾虚用健脾益气；有湿热则清热利湿，均获较好疗效，达90%以上。外敷法以“覆脐止泻散”、白胡椒、代针丸外贴，效果均不错，减少了小儿服药之苦，但如为长期腹泻重证，则尚需配合内服药较妥。针灸治疗、推拿、捏脊、尤其是捏脊等的疗效。
　　(六)小儿肾炎
　　治疗主要采取传统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小儿肾炎分成不同类型，并根据病证分别施治。大致分成以下几种类型：风水犯肺型，其治则为疏风清热，宣肺利水，其常用方剂的越婢加术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加减；热毒内侵型，其治则为清热解毒、利温消肿，常用方剂为五味消毒饮加减；湿热蕴阻中焦，其治则当为清热化湿，健脾利水，常用方剂为三仁汤加减，寒湿困阻脾胃，其治则为健脾渗湿、利脾消肿，常用方剂为五苓散加五皮饮加减，还有肝肾阴虚型，治疗原则为养阴滋肾，平肝潜阳，常用杞菊地黄丸加减；脾肾阳虚型，其治疗原则为温阳利水，常用真武汤加减。
　　以上这些辨证论治的总结，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是对八十年代以前治疗小儿急性肾炎的阶段性总结，在中华儿科肾脏病学术交流会(1986)的基础上的总结。此后，十年内对此病的治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八十年代后半期，对小儿肾炎的治疗原则进行了较多的集中研究，其中重点为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这主要是基于对小儿肾炎病理病机的特殊认识，其中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理论，当两种治疗原则相结合后，治愈率及有效率均较高。
八、五官科
　　(一) 耳科
　　在八十年代早中期，对中耳炎、美尼尔氏病(眩晕)的治疗，都有较多的报告；又如对化脓性中耳炎，应用的方剂包括冰麝散、胡桃油、中耳炎散等；对渗出性中耳炎，则有消水方、耳聋通气散等。还有以辨证施治的方法处方的，一般有效率均可高达73～97%左右。
　　(二) 鼻科
　　在鼻病中，变态反应性的鼻炎是发病率较高的，据统计占鼻病中的40.5%。“文革”以前，对本病较少报告。八十年代对过敏性鼻炎的报告比较集中。大多认为本证为肺、脾、肾三脏之病态有关。治疗方面强调各辨证施治，著名耳鼻喉老中医对此有一些论述。如干祖望认为此证可分为五种类型：(1)营卫不和，风寒袭肺型，其治疗当调和营卫，温肺开窍，用桂枝汤加减；(2)清阴不升，浊阴上犯，脾失健运型，宜补气固卫，升清降浊，用补中益气汤合玉屏风散加减；(3)肺经伏热，上凌清窍型，治宜清肺脱敏汤；(4)肾阳不足，肺脾失温型，用金匮肾气丸加减；(5)冥顽不灵，诸药不效者，用截敏乌梅汤。耿鉴庭氏认为本病是人体卫外不固、感受风邪所致，因而拟方御风健脾汤。在此基础上，后来之学者又有新的补充发展，如以辨证论治而言，对上述诸证文又有所补充，又有郁热型、肾阴虚型等等，分别用活血清热、滋补肾阴方法治疗，均有较好效果。
　　(三)咽喉科
　　对近视眼的中医治疗研究始自六十年代，最早大多采取针刺方法。早期治疗系在传统穴位上进行札刺，如有报告认为针刺翳明穴，在173只眼中，其总有效率高达91.9%，几乎原有的病眼视力均有不同程度的视力改善。当时，人们还发现，从针刺此穴开始到退针之间的三十分钟的过程中，视力即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说明针刺对近视眼的疗效迅速而确切。除一般毫针针刺外，应用梅花针叩打经穴或一些特定的部位，对近视眼也有较好的效果。如早期报告称，在1533只眼中，用梅花针叩打，总有效率为82.7%。
　　根据中医的惯例，辨证治疗时多对病证进行分型，有人把近视眼分成五种类型：即肝肾不足、心气虚弱、脾肾阴虚、阴虚火旺和肝气郁结型。针对不同证型，所用方药也不尽相同，计有开阳泄阴法，用加减益气聪明汤；补阴壮阳法，用补阴壮阳汤；益心定志法，用加减定志丸；养血安神法，用加味补心汤；舒肝明目法，用加减舒肝明目汤；温补命门法，用加味补肾丸。
　　针刺疗法治疗近视眼，在治疗本病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从六十年代报告以梅花针治疗近视眼初步获效的基础上，临床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梅花针治疗本病的疗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在一份报告治疗2284只近视眼中，其总有效率高达99%，尤其对高度近视，视力在0.1以下者，显效率也高达74.7%，如果改用电梅花针治疗，其效果较于操作法更好。如有报告提到，用电梅花针刺激睛明、阴位穴，治疗272只眼，一个疗程为10天，其总有效率为60%。如果增加疗程的次数，则其疗效可增高至80%。问题是远期疗效还不理想，多有复发现象。
　　耳针疗法治疗近视眼的报告多集中在八十年代。与其他两种针刺方法相比，耳针 的优势是比较简单，可数日一诊，患者较乐于接受，故文革后以前有所发展。其常用穴位较多，包括肝、肾、目1、目2、心、神门、交感、皮质下、内分泌、明亮、新眼、后眼、视、枕、神志、利眼1、太阳等，其中有些是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新穴。耳针还常结合电刺激及埋针法，其中埋针和常用刺激贴压法，用于贴压的中药为各种植物种子如王不留行子，白芥子、急性子、菜子、绿豆，甚至有用小药丸的。统计表明，所报告的近五千例患者中，疗程由12天至半年，其疗效达到67.2～100%的总有效率，治愈率为10～30%之间。但耳针仍存在远期疗效不明确的缺点。
　　手术治疗白内障是中医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五十年代末，已有一些眼科学家对古代这一传统技术加以继承，并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加以发展。六十年代初，已有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虽然用金针拨障术确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术后并发症发病率比较高，其中以青光眼为多见。
　　至六十年代中期，针对术后青光眼的并发症，已有报告提出，采用在手术过程中划破玻璃体前界膜和术毕散瞳等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因玻璃体疝等与虹膜反应性炎症所致之粘连导致青光眼，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在254眼中，视力矫正到0.6以上者达80.62%，远期矫正视力达93.10%。由于这种针拨白内障的手术尚存留晶状体留在体内引起远期青光眼的后遗症，原研究者又改造了技术，把晶状体粉碎后取出，解决了这一问题。至七十年代末，这种针拨套出术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1152眼中，视力矫正在0.6以上者，术后二周达33.15%，术后一年为58.15%，术后1～9年高达66.53%，其术后合并症发生率较其他方法如超声震荡粉碎吸出术、冷冻摘出术等为优。根据白内障的不同质地，直针拨套出术的基础上，又有针拨挟出术、针拨啄出术。对不同原因所致的白内障，除老年性者以外，尚有外伤性、先天性和并发性白内障，据报告也都取得较好疗效。
九、肿瘤科
　　1949年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医治疗肿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五十年代，尚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曾有个别人报告中医可以治疗肿瘤，如在1959年全国肿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所谓“神农丸”可治疗如食道癌等恶性肿瘤的报告，但这仅仅是零散的临床验案，缺少系统整理，但却可以认为是现代医学史上利用中药治疗肿瘤的先声。
　　六十年代，在“文化革”命前，药学界掀起了从中药中筛选具有抑制肿瘤生产的药物，同时也有人研究用中药复方进行治疗。
　　七十年代，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事业开始步上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中医药治疗肿瘤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也开始走上轨道。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学术协作会议，掀起了全国协作性的中医治疗肿瘤研究，迎来了八十年代这方面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其表现为对肿瘤的治疗原则进行研究以探明其治疗机理，并进而扩大其治疗适应证。还从中医学的角度对肿瘤的病因学、发病学、诊断学等进行探讨。中医学结合化疗、放疗对肿瘤的研究也大大促进肿瘤治疗学的进步。在这一段时期，不仅有全国性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召开，还陆续出版了不少中医肿瘤学方面的综合性专著如郁仁存《中医肿瘤学》、钱伯文《肿瘤的辨证论话》、李岩的《肺瘤临证备要》等等，还有中医治肿瘤治则研究专著出版，如潘明继《癌的扶正培本治疗》等，充分表明中医肿瘤研究已发展到一定的深度。
　　(一) 肺癌
　　上海中医学院曾用中医药的治疗作用与化疗的作用进行随机分组对比治疗，结果中医药治疗组(共30例为鳞癌，31例为腺癌)的一年生存率，鳞癌达66.7%，腺癌为53.8%；中位生存期分别为465和323天；用化疗方法治疗共30例鳞癌，31例腺癌，其一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3.3%、23.8%和204、192天，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疗肺癌的新趋势显示用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认为这种疗法比单纯中医药或单纯西医药的疗效都要优越得多，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经过七年的资料积累，共研究了392例Ⅲ、Ⅳ期肺癌的治疗，其方法即同西医化疗与中医药相结合，其两年生存率达46.2%，三年生存率达10.5%，五年生存率达2.1%，其中优生存期为9个月，平均生存期为14.1个月，而早于此报告的310例原发性肺癌用中医药治疗的结果，一年生存期43.2%、二年生存期为11.29%，三年生存率5.16%。四年生存率为1.61%，五年生存率为0.64%，其中位生存期为11.2个月，平均生存期为12.6个月。
　　除临状研究之外，八十年代以来，对肺癌的证型与症状体征等的表现有关系，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如不同证型的舌象、不同证型的疗效与预后都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都是通过病理学、生物化学及其他实验手段进行研究，并得到验证的。
　　(二)消化道癌
　　在七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曾报导有6例患者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接受手术治疗，均为晚期胃癌，他们对这几例患者进行带癌治疗，所用的治疗原则包括理气、活血、化瘀、消食、清热、解毒等，结果这6例晚期胃癌均出现带癌存活达七年以上。不久，又有报告提出：用中医中药辨证分型治疗，因不同原因不能做手术切除的胃癌共68例，他们对病人辨证后分为痰气凝滞、瘀毒内阻和脾胃虚寒这三种证型，然后对证治疗。结果显示：存活一年以上者共32例，占55.1%，存活2年以上者16例，占27.5%。
　　八十年代以后，与手术配合者，大多是以中医药调理，术后增强体力及抵抗力，争取早日手术，术后则提高免设，延长寿命。一个有代表性的报告表明，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在应用“扶正冲剂”(健脾益肾方)与化疗合并治疗术后晚期胃癌方面，证明此方能提高化疗完成率，减轻化疗对骨髓的抑制及免疫抑制反应，同时也能减轻胃肠道的反应；提高机体机能状况及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八十年代后期还有报告对胃癌患者的舌象进行观察对比研究，认为此类型患者之有青紫舌者占54%(101/186例)，淡白舌者仅为26.3%(49/101例)。这些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胃癌不仅从治疗的角度做了不少工作，也逐步由治疗走向预防。
　　食管癌，五十年代曾有报告用验方治疗，取得疗效。但这类报告尚缺少科学的验证和研究，缺乏说服力。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虽也有一些零星的报告，也都比较粗放，个别病案或病例太少，不能说明问题，但少数病例在中医的探索治疗过程中，却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如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在1970年以前就曾治疗这两例病人，均为晚期食管癌，其中一例存活6个年头零1个月，另一例存活三个年头。
　　八十年代初，多数报告均认为，单独中医、或单独西医(如放疗、化疗)，均不如中西医结合的效果理想。如有报告把100例中晚期食管癌分成三组，其中单纯放疗50例，放疗加中药治疗28例，放疗加化疗22例。其结果显示，尽管三组的近期疗效并无明显的差别，但如以三年存活率进行比较，则其效果就有差异了。如以三年存活率计，单纯放疗组为10%(5/50)，中药加放疗组则为35.7%(10/28)；如以五年存活率进行比较，前者为2.9%(1/50)，而后者达21.4%(6/28)，充分说明结合组的效果较理想。 　　(三)肝癌
　　六、七十年代对肝癌的治疗，也多采用化疗和中医药治疗的方法。据一份报告表明，在1045例肝癌患者中，六十年代的一组，其治疗采用放疗化疗，用中医药者较少，但七十年代的一组，一则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明显增多，而放、化疗与对症治疗者明显减少，表明中医药的重要性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在上升。
　　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这是由于它的疗效比较理想。这里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是指用中医药配合放疗或化疗。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从1966-1975年十年间治疗的668例为接受中西结合疗法，另以同期的病例308仅接受支持，疗法或对症疗法做对照。Ⅱ期肝癌患者，其1年存活率在中医药组为36.5%，5年存活率为12.5%，Ⅲ期患者的一半存活率为6.3%，都比对照组为好。如果以中医治则划分，该研究认为以健脾理气为理想。
　　还有对八十年代在肝癌中医药治疗方面的进展进行报道，认为八十年代的治疗效果也有进展，如全国21个单位统计，用中医药治疗，一年生存率1973为5.4%；而到1981年已提高到10～20%。 　　(四)妇科肿瘤
　　以最常见的子宫颈癌为例，在八十年代以后，各地报告这方面材料较多，且效果多较理想。
　　治疗方法大多用外治法，即局部以中药治疗。所用中药处方有多种不同，多为腐蚀剂。其中较为常用的为“三品”饼盛杆。此处方出自明代《外科正宗》，由明矾、白砒、雄黄、没药配制而成。江西省妇女保健院因此法在1972～1984年期间共治疗早期宫颈癌220例，其中原位癌共156例。鳞癌64例。均获近期治愈，经严密随访，未见有复发者，其中的155例随访达5～10年，均获五年以上治愈率。
　　北京方面的报告用“催脱钉”局部治疗，效果也不错。此药由山慈菇、枯矾、砒霜、麝香组成。一组报告(北京妇产医院)治疗44例，近期疗效达71.7%；另一组报告(广安门医院)治疗11例，其中3例属中期病例，都获临床治愈，随访1～5年，无一例复发者。
　　中医药治疗宫颈癌，还应用于经放射治疗导致为直肠炎，这种后遗症在临证中颇为常见，病人痛苦。中医药治疗采用辨证论治方法，分成肝热下迫、温热下注、脾虚泄泻等不同类型予以施治，有报告其疗效达99%。
　　(五)乳腺癌和鼻咽癌
　　乳腺癌的发病率在女性仅次于宫颈癌，一般不主张用中医单独治疗，而多认为手术后化疗加上中医药，可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如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因此法治疗134例用“人工牛黄散”再加上辨证汤剂治疗，其五年生存率达88.8%，其中Ⅰ期患者可高达95.3%。中医辨证常分成肝郁气型、热毒蕴结型及肝肾阴虚型三种，分别治疗，可取得较理想效果。
　　鼻咽癌在五、六十年代，曾有报告单纯试用中医药治疗，虽然在一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十年动乱时期，这方面的工作很少有进展的报告。进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医药的治疗转入与放疗相配合的阶段，如1978年在湖南邯州召开了全国鼻咽癌会议，就将鼻咽癌的中医药治疗分成放疗前和放疗后两部分，放疗前分三型，分别以清热润肺、清痰散结、疏肝泻火、软坚散结、及清热解毒、平肝凉血为治则，以提高患者接受放疗的及对放疗的耐受性；而放疗后的中医药治疗则分别辨证，以滋阴生津、清热泻火、益气养阴、扶正培本、及调理脾胃的治则。到八十年代末，鼻咽癌的五年生存率，单纯放疗为30-40%，如分段进行化疗，这一数字可提高到49%，而配合中医药治疗，并能长期坚持者，可高达58-68%；已较八十年代初有所提高。九十年代，这一中西医结合的疗效，还将进一步有所提高。
十、气功和养生 (一) 气功功法的研究
　　气功这一名词，据考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并无此名。据说此名与河北省的刘贵珍有关。他曾通过练内养功的方法，治好了自己的胃溃疡病，受到河北省及唐山市有关方面重视，并推广这一方法以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这一情况也逐渐有关卫生部门的注意，当1955年12月卫生部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时，对刘贵珍推广这一治疗方法进行了表彰。次年，刘贵珍就在我国第一所气功疗养院，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任院长。气功这一名词就此传播开来，并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推广应用。
　　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气功传播的初期，主要在临床中应用，大多用于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十年“文革”可以说是气功遭难磨劫的停滞阶段，由于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加上社会上有少数人混水摸鱼，使气功的声誉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一学科在“文革”中被归入“四旧”的范畴，真正的气功科学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发展处在低潮。
　　“文革”结束以后，各地的气功研究所、室纷纷恢复重建，也有一些新建的部门，气功科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上半期，气功科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认为气功练功师能发放外气，并以之治病的观点。如1979年，《自然杂志》首先刊登文章，提出外气 的物质基础是“微粒流”、“红外辐射”，是一种电磁波，低频磁倍号等，认为这就是外气的科学依据。此后，这种研究逐渐普遍起来。全国各地有不少科研工作者不仅对传统气功治病进行研究，还对外气的科学根据作了不少实验研究，1988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学气功学术讨论会议”。国内气功，流派林立，仅北京就有多种气功学术团体成立，全国更难计其数，气功单位截止89年至少已有80个，有代表性的气功刊物至少也有8种。在八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些影响较大的传媒都刊登某些大学、研究机构或著名人物，均进入末认为外气具有物质基础的争鸣园地，与此相对立的是有些研究者反对气功有所谓外气的存在，并把这种外气为“伪气功”，认为所谓“外气”治病，纯属心理暗示。这就形成了气功学界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直到目前，其争论仍在继续。
　　八十年代以来，与对气功外气是否存在的争论相陪伴而出现的种种现象，如耳朵认字、特异功能、远距离发气可改变物质分子结构或治病、以及大规模万人以上的带功治病等等，在社会上也有一段颇为盛行，其中也不免夹杂一些社会渣滓，借“气功治病”混水摸鱼，暴敛钱财的江湖骗子。九曲黄河，泥沙俱下，使得对气功学术争鸣的潮流平添几分复杂性。这就是八、九十年代我国气功学的现状。
(二) 气功理论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医疑难病学专家李积敏先生经过数年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提出了新的气功理论——人体分子运动有序化学说。
　　“人体分子运动有序化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封闭系统，一般不能或极少量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人体的分子运动状态分为“有方向规则”和“无方向规则”。当无方向规则的独立运动的子系统占主导时，系统出现无序化现象，即“常人状态”；当有方向规则的独立运动的子系统占主导时，系统出现有序化现象，即“特异功能人状态”。“练功”活动是将分子运动无序状态进行有序化的过程，当处在有序化状态时，人体则由“封闭系统结构”转变成为“开放系统结构”，从而可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此机理与“发功”和“气功疗病”等现象的原理有关。
　　人体分子运动有序化学说用独特的方式，从独特的角度，为人类客观认识研究气功现象及生命科学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陕西科技报》1995．5．30（3）：）
　　(三)气功的临床应用
　　最初，气功主要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胃下垂、高血压病、冠心病等，还有用于肺结核、支气管哮喘和青少年近视眼的。对某些慢性疾患还曾获得较理想的效果。对消化性溃疡，开始时，一般以症状及X射线钡餐检查评定疗效，有的报告提到龛影消失、 症状改善，临床有效率达98.3%，龛影消失率82%，临床治愈率为77.4%，无效者仅1.7%。对于胃下垂，也曾有报告在五年间观察252例用气功治疗，发现患者治疗后的胃张力普遍好转。胃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上升6.35cm，个别病例完全复原。对高血压病患者，多数研究系以气功做为综合治疗中的一种疗法，发现对血压具有降低及稳定作用并能巩固疗效。对照研究表明，凡进行气功锻炼治疗者比不接受气功组的患者，在随访四年的观察中，气功组疗效保持在86.6%~95.6%之间，而对照组逐年下降，仅有70.7~76.7%患者有效。气功锻炼还具有预防脑卒中的作用。如有报告对294例原发性高血压从六十年代以气功开始治疗，随访达15~22年之后发现，气功组总的死亡率(由于脑卒中)为19.3%，而未进行气功锻炼对照组则为41.7%。气功锻炼具有明显的预防脑卒中的作用。
　　气功对冠心病治疗的研究，也是起于六十年代，认为气功锻炼有助于减少冠心病患者心绞痛的发作。对肺结核患者，练功也可使结核病灶减轻，进步率可达到58%。
　　以上是文革前应用气功对一些常见临床慢性病治疗的情况。十年内乱中，对气功的研究基本上陷于停顿，更有把气功作为落后守旧的对象批判者。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气功组织不断成立，甚至遍及国外及港台地区；气功刊物遍地开花，治疗机构和研究单位不断增加。影响较大的气功机构如上海气功疗养院、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杭州钱江气功医院、北京中医学院气功研究所，各中医学院多设有气功室，研究机构也多设有气功研究室(科)，刊物较有影响的也不少，如《气功》、《中华气功》、《中国气功》、《东方气功》、《气功与科学》……多达数十种。气功治疗各种疾病，在临床各科也继续深入发展。有人对气功在乙型慢性肝炎患者HBsAg阳性者，练功2-8个月，十例中八例阴转，说明气功治疗这方面正在深入；其他如呼吸系统疾病、青光眼、近视眼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三节 针灸与经络研究
　　一、 针灸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针灸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五十年代，主要是推广普及针灸学基础知识，办针灸学习班，编写针灸读物和一般性的针灸临床总结时期。第二阶段为六十年代，比较广泛地进行针灸临床及针麻临床研究，并且开展了一般性的针灸治病原理与针麻原理的研究。第三阶段为七十年代，进入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广泛而深入开展针麻临床和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时期；第四阶段为八十年代，针灸临床与机理的研究和针麻临床与机理的研究。进入更加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巩固发展与提高的阶段。1976年6月，1984年8月，先后在北京召开过两次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暨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在这三次学术大会上，我国代表发表的论文多达1745篇，基本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针灸、针麻和经络的科研成就。
　　（一） 针灸临床研究
　　七十年代以来，针灸临床在治疗一般痛症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针刺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胆石症、胆绞痛、急性菌痢、急性黄胆型传染性肝炎、艾灸至阴交穴矫正胎位不正等病症，且取得较好的疗效。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毫针疗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许多新针疗法，主要有：梅花针疗法、耳针疗法、头针疗法、面针疗法、眼针疗法、鼻针疗法、口针疗法、手针疗法、足针疗法、腕踝针疗法、水针疗法、穴位埋线疗法、电针疗法、蜂针疗法、穴位激光照射疗法、穴位磁疗法、穴位微波针疗法等等。
　　① 穴位激光照射疗法
　　始于七十年代，主要是用小功率的氦~氖激光照射穴位治疗各种疾病，如高血压、哮喘，各种感染、创伤、遗尿症、面神经麻痹、近视眼以及妇科疾病等。实验研究表明，激光照射穴位能促进微血管开放增多，血管直径增大，血流加快，穴位激光照射还能增加人体细胞的免疫功能。穴位激光照射疗法的适应症较广，对支气管哮喘（照射天突、肺俞等穴）、高血压（照射人迎）、阑尾炎（照射阑尾穴）等有效率分别为89.9%、75.3%和94%。
　　② 穴位磁疗法
　　八十年代以来临床上已广为应用。如对各种浅表性疼痛、慢性腹泻、遗尿等病症都有明显的疗效。有人对14种常见病治疗观察，总有效率达85%。
　　③ 微波针疗法
　　是毫针针刺穴位结合微波辐射的治疗方法，对冠心病、心绞痛、半身不遂、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扭伤等20多种病症疗效较好。
　　④ 穴位超声疗法
　　本法治疗挫伤、肌肉关节疾病、胃肠道疾病、神经痛、肩周炎、过敏性鼻炎等有效率在98%以上。
　　（二） 针刺麻醉的研究
　　针刺麻醉手术创始于五十年代末，最初的报道是用针刺镇痛代替药物麻醉成功摘除13例扁桃体手术。
　　1959年底，全国12种公开发行的医学杂志报道了30篇针刺麻醉手术的文章。针麻手术涉及临床各科90余种病症，初创阶段（1959年8月～1966年2月）开展针麻手术的城市主要有上海、北京、西安等14个城市，涉及到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颈部、胸外科、腹部外科、妇产科、骨科等。
　　在经历了初创期之后，由1967年进入了发展时期，持续到1979年到1972年，针麻手术已达到60余万例。针麻临床取得了新进展，如将针刺麻醉手术用于休克、危重病人手术方面。针刺麻醉下为三联症病人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230例，充分发挥了针刺对生理功能紊乱的调整作用。
　　第二阶段为巩固阶段，从1980年以来，在对过去的针麻手术病例的认真细致的总结基础上，为了解决针刺麻醉手术的针刺镇痛不全的缺点，1980年创用了针药复合麻醉方法，即以针刺镇痛为主，再辅以小剂量药物进行手术，从而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1982年1月-1987年，计有8种针麻手术通过部级科研成果鉴定，进入常规麻醉手术行列。
　　已通过鉴定的针麻手术有：前颅窝手术、颈椎前路手术、甲状腺手术、拨牙术、剖腹产手术、肺切除手术、腹式输卵管结扎术、腹式全子宫切除术。
　　各种针麻手术中使用的穴位数已大为精减。如肺切除术，过去要选刺40几个穴位，现在发展到只选用一穴即三阳络透郗门，效果比用多经穴还好P＜0.01 。
　　通过2120例督脉针麻进行腹部手术的研究，发现神道、至阳、脊中三穴可以分别克服上、中、下腹部针麻手术的疼痛与牵拉反应，进一步提高了针麻效果。
　　二、经络的研究
　　（一） 经络现象的研究
　　1972年至1978年，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单位按着统一的标准和方法进行的循经感传现象调查结果发现，循经感传是客观存在的。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地区调查的64702人中，有13123人出现循经感传现象，出现率为19.5%～20.6%，其中显著型206人，占0.3%～0.4%。
　　循经感传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速度缓慢。据对80名显性感传者的感传速度的1100多次观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受试者，在针刺四肢远端穴位时，感传都可以上达头面部。用电刺激穴位引起的感传，在大多数情况下，循经感传速度都在20厘米/秒以内（75%），其中毫米级的占25%，超过20厘米/秒者为极少数。同一受试者的感传速度基本稳定。循经感传的潜伏期长短不一，长者可达几秒，十几秒或更长。潜伏期长者其感传速度慢。
　　艾灸穴位也可出现循经感传现象。据对249例病人用不同艾灸方法刺激1201穴次的观察结果，出现循经感传现象的占75.5%（其中敏感者0.98%，较敏感者74.27%）。灸法感传气至病所率为19%，并有趋病病灶现象。
　　应用电提针仪系列结合传统的针刺手法和接力刺激可以激发循经感传。对3045条经激发感传观察结果，其感传阳性率为85%，气至病所率为88.7%，循全经率为21.9%，而对照组的205例2460条经的感传阳性率为48.20%，循全经及气到病所率为0.9%，两组差异性显著。证明激发方法可以提高循经感传的阳性率、气到病所率和效应率。
　　入静可以提高循经感传率。14例经过气功锻炼的病人中感传出现率为50%，而未练气功的正常人对照组为20.3%。125例患哮喘病的儿童，采用入静诱导结合压穴的方法，诱发循经感传，成功率达85%以上，显著型者占71%。
　　有些单位报告，截瘫患者的感传出现率远较正常人高，但另一些单位的报告则相反，认为截瘫患者的感传出现率虽然比健康人高，但下肢的感传出现率却低于上肢。64例脊髓完全横断损伤者，则无一例出现循经感传，说明脊髓的完整性在循经感传现象发生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偏瘫患者感传出现率比正常人高。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感传出现率也较正常儿童高，而且患肢高于健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传出现率也比正常人高。四例癔病性患者均无感传，而且暗示也不能出现感传。
　　经脉穴位处的针感，主要形成于深部组织中。在观察的足三里等14个穴位的44个针感点的形态结构，可以发现在所观察的穴位处普遍存在有神经干、支，血管（管壁的神经装置）和游离神经末梢。其中神经干、支、血管为100%；游离神经末梢在54%以上。在肌肉丰厚处的穴位中，还可以见有肌梭，仅次于游离神经末梢。说明血管、神经干、支、游离神经末梢三者与穴位所在部位为主的感受器，共同组成针感的形态学基础。
　　据对281例感传直达疼痛部位的观察报告，针刺的镇痛效果都很好，其中即效者174例，显著者79例，有效者26例，无效者2例。
　　另几个单位对2700余例疼痛病人的循经感传观察资料，也证明感传与针刺的镇痛效果有密切的关系。病人感传显著的镇痛效果都比较好。与感传不显著组比较，差异性非常显著。
　　（二）经络实质的研究
　　应用分层大体解剖方法，观察十二经脉和任脉324个穴位在针刺周围内的神经分布的情况结果，发现有脑神经或脊神经支配的共323个穴位，占99.6%，说明经络穴位与周围神经具有密切的关系。穴位处的神经分布基本上都属于相同脊髓节段，或在该脏器所属的神经节段范围内。各对阴阳表里经的神经分布都属于脊髓的相同节段，而有关神经的侧支也有重叠和吻合的现象。
　　有的学者曾用各种方法研究经络实质，结果在经络穴位上并未见到特异组织结构，也未见到经络线上有独立于神经、血管以外的特异组织，而经络穴位的配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同神经节段支配关系一致，有其相应一致的规律性。尤其在躯干腹、背侧两种形式的吻合更为典型。十四经穴的主治证候（尤其在四肢部），绝大部分同节段反射联系是一致的。四肢远侧的穴也符合这一规律。经脉穴位是内脏病理状态在体表的机能感应点。躯体内脏神经的节段性联系，则可能是其物质基础。
　　用组化荧光方法研究人和动物的内脏器官（心、胃、肝、膀胱等）和躯体浅、深结缔组织中的结构的资料，都可看到小血管周围分布有肾上腺素能和胆硷能神经末梢。它们分布在小动脉、细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前动脉这些阻力血管上，而不分布到容量血管上。在小血管壁上的这些神经末梢，绝大部分属于交感节后纤维。
　　脊髓、大脑是经络实质的重要部分。根据临床观察资料，循经感传出现率则因脊髓损伤程度而异。64例完全横贯损伤者无一例发现有循经感传；38例不完全横贯损伤者，循经感传出现率为9.5%。事实说明，脊髓在循经感传现象发生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7例经手术及X线拍片证明，脊髓完全横断者，针刺下肢穴位均不出现循经感传。一例脊髓后二分之一横断患者，未影响循经感传。
　　经脉穴位处的组织结构的观察研究资料，发现除与神经有密切关系以外，也与血管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十二经脉上的309个穴位中，穴位旁有动脉和静脉干的262个，占84.36%。另有学者认为，经络的形态学依据是脉管。经脉与淋巴管有关，而络脉指的是血管，督脉、任脉和带脉与淋巴收集丛有关。肺经、胃经、心经、脾经和膀胱经几乎与分布在该处的浅深淋巴管完全一致。缺盆、云门、极泉、冲门、维道、气冲、急脉、承扶和秩边等穴则分别与锁骨上、下淋巴结，腋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和臀淋巴结有关。
第四节 医学史文献学的研究
　　 一、 医史学研究 　　(一) 医学史研究机构的发展
　　我国有医史研究专门机构从1951年始创，即设于中央卫生研究院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该研究室并入而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室在中国医史学家李涛、陈邦贤教授的主持下，在编写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交流学术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为中国医学史之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2年，鉴于该研究室所做的成绩及医史研究发展的需要，该室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由李径纬先生任所长。组建了四个研究室，即通史研究室，少数民族医史与东西方比较史研究室、基础文献研究室与临床文献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等。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也挂靠该所，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国医史科研教学骨干进修班。从1978年开始至今，全国所有高等中医药院校及30多所西医高等院校建立了医史教研室(组)。同时，有八个省市中医药研究院建立了医史(文献)研究所(室)。北京医科大学在充实了我国最早的医史教研室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医史研究中心。全国相继有20多位医学史正、副研究员及正、副教授，培养医学史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近年来还接受国外博士研究生进修和招收培养国外博士研究生，使医史科研力量和专业队伍素质得到提高。我国的医史专业人员和兼职医史科研人员从五十年代的50余位，增加到九十年代约500位，形成了具有相当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除专门的医史研究所(室)外，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的医史教研室，在完成医史教学的同时，在世界医学史、东西方比较医史，中国医学史，医史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医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1、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仅就医学起源与医学分期问题有过一些研究与讨论。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医史界不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开始重视医学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而且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提出了“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的观点。同年，唐民浩提出了古猿的本能救护是医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而劳动是人类医学产生的动力，人类医学的产生过程和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此外，对一概否定巫与医学发展关系的论点也作了积极的修正。认为巫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脱离劳动生产的“巫”产生，医疗早在巫之前就存在了。这些论点为我们综合考察这一理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过去多按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分述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有按历代王朝兴衰而分述为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五十年代后，学者又多采用社会发展史之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分期法，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这些分期法的共同缺点是难以确切反映我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也难以体现医药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由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医学史》(1983)教材则划分为：医药的起源，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医学各科的突出成就与金元医家的创新，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近百年的中国医学。尝试既能体现出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又能反映出一定的时期概念。
　　关于医史人物如何评价问题：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六十年代以后，该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一些专题论述发展。李经纬在“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几条原则：①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比较可靠的看法。②不要回避矛盾。③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④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⑤要抓住主流。关于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的研究。
　　这可以说是近10年积极开展的新的研究领域，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廖育群《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等文探讨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李经纬《传统医学发展与政策因素》，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 (《中华医史杂志》19郑金生《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文探讨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鄢良、张志斌《儒学与中国医学之发展》，张知寒《医儒关系略论》，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郑怀林《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等文章则探讨了本学科的任务、职能与工作的重点。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朱建平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和李良松、郭洪涛《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从古代哲学、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一部论述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之关系的重要著作。
　　2、 医学通史的研究：
　　中国医学通史的最早著作是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他的医学史于1932、1954、1957年多次修订，并有日文译本。在此之后有较大影响者还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以及李涛《医学史纲》等著作出版。近40年来，较早的有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该书虽然终未能正式出版，但印数10万，发放全国各省市县医学单位，恐怕是世所仅有。70年代以后，由于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刘伯骥《中国医学史》，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等等二十余部医学通史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虽有大同之处，但也各有特色，使我国医学通史的研究不断深入。
　　3、 疾病史的研究：
　　较为突出的是范行准撰《中国病史新义》约90万字，填补了疾病史专著的空白。此外，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则属于单个疾病史的专著。
　　4、 专科史的研究：
　　40多年来专科史的研究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在七十年代以前，尤为突出的是外科史。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九十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在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或专论。除了以上临床各科以外，在诊断史方面，尤对“辨证论治”发展状况的探索颇具独见。中医诊断历来十分重视脉诊和舌诊，不但相当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脉诊，舌诊的历史渊源，而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总结研究，具有一定的弘扬，开拓作用。本草史的研究历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0年来，在本草通史，药物炮制溯源及发展史的研究，药物度、量、衡历代变迁演变的考证，药物制剂的发展和进步等等方面，均有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论著发表。中药史方面有国际影响的课题是关于炼丹史之成就，这一研究以确凿的论据，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炼丹的国家，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以及在世界化学史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5、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也活跃起来，许多学者提出一些观点，见解与以前存在的问题。如邓铁涛《对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甄志亚《试论中国近代医学的文化背景与特点》指出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由此出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轨迹。近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
　　6、 医疗技术史的研究：
　　在五十--六十年代我国医史学者就在这方面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近二十多年来，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诸病源候论》、《新医药学杂志》等等，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腹部肿瘤切除术，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坏死组织切除术，血管结扎术，以及明清时期肛门闭锁，阴道闭锁及包皮过长等先天畸形等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等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
　　7、 关于医史人物的研究：
　　历来是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近40多年来见于期刊，报纸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有4000余篇，涉及的医家有300多人，为医史学者研究最多者当推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共30余人，其中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最多，有的近百篇，有的甚至超过数百篇的研究论文或纪念文章报导。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家的纪念活动，年征的论文都很丰富，从而对医史人物之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8、 世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增设了世界医史专栏，开始刊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苏联医学史受到特别的重视，至五十年代末，该专栏所发表的世界医学史研究论文以讨论苏联医学史的占40%。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国西医史专业教研人员增加很快，世界医史的翻译、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世界医史的译著有马伯英等翻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译完成李涛教授1953年组织翻译的卡斯蒂格略尼(A Castiglioni)《世界医学史》，于八十年代由程之范教授等完成出版了第一卷(1986年，商务)，对于研究世界医学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世界医学史著作有程之范的《世界医学史纲要》，郭成圩的《医学史教程》，姒元翼、龚纯主编的《医学史》(1988年，湖北)，近年还有谢德秋编著，程之范审阅的《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这些著作大多是面向医科大学生及医史初学者、爱好者，对我国世界医学史的普及和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仍设有世界医学史专栏，发表了多篇世界医史的论文。
　　 9、国内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在改革开放以前，医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基本限于国内。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生以后，不仅国内交流明显多于过去，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近几年来，我国已有近十八次参加了日本一年一度的东西方比较医史会议，就有关医药卫生、教育及各学科的发展等等方面问题报告论文与进行研讨。近几届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也有不少的中国医学史学者参加，我国学者应邀到国外进行考察讲学或国外学者来我国进行访问交流的近年来也有增加，如加拿大医史学家Don G.Bates，美国宾州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席文，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教授，以薮内清为团长的日本医学科学史访华团，日本学者宫下三郎等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考察访问或进修交流。1992年8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学史学术交流会。 　　(三)医学考古、出土文物研究与医史博物馆名医纪念馆的建立
　　1、考古文物中发现的医药器具，药物及卫生设施。
　　1973年在河北蒿城十四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最早的医疗专用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有医针9枚。其中金针4枚均完好，银针5枚已有残缺。钟益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经研究确定其中有锋针、毫针、银针、员针等，此墓中还同时发掘出其他的制药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镬和铜药匙等医药器具，反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王王府遗址出土的窖藏文物中包括有较多的医药器具，耿鉴庭《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学的发展》认为其中有制药工具还有贮药和服药的器具，其中石榴罐可确证在唐代已普遍使用蒸馏技术。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的唐宋医药用具》介绍了浙江宁波唐宋文化遗址和五代至北宋的窖址中清理出的石质，漆木质、瓷质民间医药器具30余件。至明代的医疗器具则更为精巧，如1974年江苏江阴明初夏王，墓中出土有铁柳叶形外科刀，平刃手术刀，剪、铜镊子，鬃药刷及瓷淋洗壶。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认为其中柳叶形外科刀已与现代手术刀相似，瓷淋洗壶则近似于现代眼科玻璃洗壶。该墓还发现明代银丝纺织的锥形疝气托，其作用与现代所用疝气带相同，是一种辅助性的医疗器具。考古出土的药物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浙江博物馆自然组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植物49种，又如河北商城高墓出土的郁仁等药物种子，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九种药材。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中，有降真香、擅香、沉香等 4700余斤，此外还有少量的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均为反映宋代中外药品交流及贸易的宝贵史料。
　　2、出土的医药文献。
　　近40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文献较多，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于甲骨文中的医药内容研究，胡厚宣《殷人疾病考》、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詹鄞鑫《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张长寿《周原考古的新发现》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李良松的《甲骨文化与中医学》更提出了“甲骨医学”的新概念。关于铭文石刻，1949年后天津市曾征集到一件玉佩，上有铭文45个字。郭沫若《古代文学之辨证的发展》认为此铭为战国时期导引家所佩带之“行气玉佩铭”，其铭文内容体现了呼吸吐纳一周期的全过程。此后，沈寿《行气玉佩铭今译与研究》对铭文内容作了进一步解释。有关石刻医书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碑残石5方。于柯《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认为此即宋代天圣年间原刻，是研究针灸和宋代医学教育史的重要文物。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以为此像反映古代扁鹊行医的神话，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共14种，此后即掀起了研究这批古医书的热潮。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简《治百病方》，据甘肃省博物馆考证内收医方30余个药物近100味。治疗内、外、妇等科疾病，是当时医家治验及实用方剂的珍贵记录。此外，西安汉代长安宫殿废墟中也曾掘到一批竹简，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 认为从已识别的文字得知，有些是医案式医方。如“冯宗山女方”等，可以旁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述的“诊籍”在汉代有一定普遍性。
　　3、医史博物馆的建立；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中华医史学会所举办的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38年。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与图书馆为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共有财产。1953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迁京，医史博物馆委托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领导。该馆在医史学会前辈王吉民等领导下收藏有大批珍贵之医药卫生文物和早期医学期刊杂志等。1959年该馆转由上海中医学院配备专人管理，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虽筹建于1976年，但地处古长安、咸阳，征集文物之条件十分有利。1978年即设馆陈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研究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78年，收藏品已达3000多件。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也先后建立了医史博物馆或陈列馆。
　　(四)医史学会的创立与医史学研究
　　医史学会由王吉民、伍连德、伊博恩(美)、胡美(美)、李友松、海深德等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伊博恩为秘书，李友松、杨济时、胡美为委员。医史学会1937年举行第一届大会，伍连德发表了题为《中国医学史过去与现在之趋势》等八篇论文。会议公推王吉民任会长、李友松任副会长、伊博恩为秘书。组成第二届医史学会委员会，会议还修订章程、细则等，提出工作大纲计有搜集医史有关之文献；发行医史杂志；翻译中医典籍；刊行会员研究心德；建立中医图书馆；创办医史博物馆等。1940年国际医史协会承认医史学会为会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7年5月8日于南京召开了医史学会第二届全国大会，包括伍连德及伊博恩等20多人到会，发表论文22篇，我国医史学家陈邦贤、王吉民、李涛以及医史爱好者候祥川、鲁德馨等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心得。会议批准美国医史研究院斯格里院长、南洋伍连德博士为名誉会员，并通过呈教育部通令各医学院与医专规定医史为必修课案。选举医史学会第四届委员会，王吉民、李涛连任正副会长。候祥川为秘书，宋大仁为会计。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指出：本会为中华医学会专门学会之一；医史博物馆及医史图书馆为本会与中华医学会共有之产，其管理之责由本会担任之。章程强调：“本会以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为宗旨”。
　　1950年9月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大会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金宝善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中华医史学会理事会，李涛任理事会主席，王吉民、余云岫任副主席，范行准任秘书，朱恒璧任会计。会议还通过设定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会员发展到76人。李涛教授于1935年5月与同道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医史学会，连任副会长四届，本届被选为会长。
　　1952年12月28日，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北京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涛报告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大会医史学会改选，宫乃泉任主任委员，李涛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决议《医史杂志》由北京、上海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1954年2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召开“关于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涛副主席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竺可祯副院长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了医药学史研究之重要。
　　六、七十年代，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已完全停止了全国学术活动。直至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经纬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程之范，积极筹备学会复会、杂志复刊，在卫生部科教局陈海峰局长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热情支持下，经中华医学会上报卫生部、中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10-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史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五届全国学术会议，于1984年11月13-18日在福州举行，我国当代医史学家贾得道以《中西医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姒元翼以《医史学是从历史现象来研究整理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蔡景峰以《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为题等，发表了他新的研究论文。会议一致通过了李经纬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陈海峰连任主委、程之范、耿鉴庭、李经纬连任副主委，这次会议为学会成立医史教学学组创造了条件。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六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6年9月7-9日在黄山市举行，本次大会学术报告采取有准备的每题选两位专家评论的方法以活跃交流，提高学术会议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7年12月15日在昆明举行，会议以少数民族医史研究交流为中心，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蒙、维、回、朝、白、壮、彝、苗以及汉族医学者近百人，会议选出研讨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以及古代匈奴、契丹等民族之医学史论文67篇，其中14篇作为大会宣读交流。其内容涉及各少数民族医药的各个方面。包括多位民族医学者组成了少数民族医史学组。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8年12月7-10日在山东泰安举行。本届会议以研讨交流近现代医学史为中心，代表们畅所欲言，对多年来存在的过高评估太平天国医药卫生，对传教士医生缺乏一分为二，对国民党时期医药卫生未作深入调研等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新意见，从而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发扬了学术民主，为学会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得到代表们的称赞。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九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0年5月16-19日在苏州举行。会议以中医学在近代之发展与传出，现代医学的传入以及在中国之发展为中心，对我国近代中西医学之发展及相互关系，如何评估教会医学之医疗教学以及学派之论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2年8月19-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是1979年医史学会复会13年历次学术活动的一次总结提高的会议，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有来自日、美、法、德、英、奥、韩、以色列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医史学者42名。我国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耿鉴庭、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以及台湾那琦教授，哈鸿潜教授等参加了大会。国外著名中国医史学家有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日本吉元昭治、潼川岩、韩国郑遇悦，法国亚洲医学研究会主席戴思博等39位教授、博士等医史专家光临。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一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4年在重庆举行，会议以疾病史研究为中心。
　　至此，医史学会复会时所规划的学术活动计划已全部完成，中国医史研究领域因前贤耕耘而有一定基础的通史，名医传研究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提高，对一些比较薄弱或空白领域如医史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医史、近现代医史等等，由于学会的提倡与引导，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成长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医史学者的成长，从人才、成果方面检验都令人满意，发挥了学会的开拓性优势。
　　本届大会在会前通讯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由31人组成的第十届医史学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程之范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李经纬教授连任主任委员，宋之琪、傅维康、梁峻为副主任委员，常委由李经纬、宋之琪、傅维康、梁峻、傅芳、甄志亚、张慰丰、朱建平、洪武娌、王三虎、李志平组成。本届委员会除吸收三分之一的中青年代表，使委员平均年龄降至58岁外，还选举特设了中青年委员5人，明显的使医史委员会实现了老、中、青结合的年轻化目标。
　　此外，学会还在1995年召开地方医学史与卫生志编撰经验交流，1996年与陕西医学会合作，筹办“海峡两岸中华医药文化研讨会”等。
　　(五)《中华医史杂志》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于1935年筹备创立时，就在自己的章程中提出创办发行《医史杂志》为其宗旨之一。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经济困难，于1936-1947年间，尚无力创办独立的刊物，只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刊出医史专号5期，《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出医史专号4期，使会员之研究成果得到及时的交流，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扩大了中国医学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
　　1947年《医史杂志》季刊创刊，这是东方仅有的医史专门杂志。《医史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总编余云岫，王吉民为主干，委员有伊博恩(美)、李友松、范行准组成。1949-1950年因故停刊。1951年推荐、选举成立《医史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至1952年，前后共4卷，13期(有合刊)，1951年第三卷第四期因余云岫辞职，改由王吉民任总编，范行准为编辑委员会负责人。委员有李涛、陈耀真、候祥川、章次公、杨济时等10人组成，本刊于1953年根据中华医学会总会决议，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改名为《中华医史杂志》，由傅连璋会长题写刊名。从该卷起，杂志由上海、北京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增加北京江上峰、鲁德馨、贾魁为编委会委员。第三届编辑委员会由李涛等12人组成，《中华医史杂志》总编由李涛担任。由第二期起，杂志正式迁京，编辑部设在北京医学院内，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杂志每期印数由500增加到1500，并逐期逐年上升，影响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1956年有关部门为了给保健组织交流学术提供阵地，将1957-1958年《中华医史杂志》改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继续从季刊编辑出版。该志虽另列卷期，但我们考虑到延续性，1957年作为第8卷，1958年作为第9卷。编辑委员会作了新的调整，本届编辑委员会应为第四届编委会。
　　从1959年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杂志又与《中华医学杂志》合作，改名为《人民保健》，实际上已明显削弱了医史学杂志的份量，每期只有1-2篇医史论文发表。因此，学会1979年复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于1980年复刊之际，学会领导几经讨论，在确定刊期时，决定《人民保健》不正式计入《中华医史杂志》的卷数系列。
　　《中华医史杂志》停刊22年后，于1980年正式复刊，重新确定复刊时的杂志为第10卷，刊出两期，经选举推荐成立了复刊后第一届编委会，即《中华医史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编委由陈海峰等17人组成，陈海峰任总编，程之范、李经纬、耿鉴庭任副总编，医史界著名学者大多参加了编委工作。杂志根据学会学术活动计划安排自己的编辑中心，采取中国医史研究与世界研究相结合，医史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会议组稿与个人约稿相结合，约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发表老专家专著与中青年特别是硕士、博士论文相结合，加强了医史薄弱领域之学术研究，鼓励偏远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医史调查研究，重视全方位促进医史科研、教学的提高与繁荣，扩大中国医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与交流，积极为培养中青年一代医史人才创造条件，促进中国医学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与成熟。
　　《中华医史杂志》第六届编委会于1985年经改选正式成立，本届委员会连选连任，其组成与总编、副总编分工同上届。从1985-1988年间，杂志上稿继续上升，论文刊出率下降，高水平论文继续增加，在国内外发行量也不断增加，最高印刷数曾达7814册，1986-1987年每期印刷稳定在7519册，特别是国外定户突破100大关。由于医史界广大学者的努力，研究生培养，学会的大力提倡，医史研究领域显著扩大，近代医学史、现代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医史学理论研究、行业、地方医学史调查研究等等，由于杂志的提倡，刊出率明显的增加。《中华医史杂志》在坚持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活跃医史学术等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正在这样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杂志在总会经济日益困难，《中华医史杂志》每期都要赔款的情况下，不得不以35%的较大幅度提高定价，甚至于1989年定价上涨了一倍多，由1.12元一期上涨到2.40元一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中华医史杂志》在版面，印张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由每期0.50元上涨到每期5.00元，使杂志定户大量减少。
　　《中华医史杂志》第七届编委员在上述不利情况下，于1989年经推荐选举换届成立。第七届编委会由程之范等18人组成。在第九届学会委员会与第七届杂志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虽然《中华医史杂志》，由于年年大幅度提高定价而定户锐减，印刷量不得不大量减少而跌入低谷，最少时由近8000降至2500多册。1991年先后应美国《史学文摘》之要求摘登我们杂志的论文摘要，又应《美国历史与生活》杂志之要求，将我刊目录索引收入该刊。
　　《中华医史杂志》编辑委员会于1995年换届改选由李经纬等23人正式成立了第八届《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会。李经纬任总编，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任副总编，程之范为名誉总编，常委会由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甄志亚、宋之琪、傅芳、梁峻、朱建平、黄健、马堪温、韩刚、张大庆等组成。明显的特点是扩大了编委会，扩大了常委会，主要是在充分发挥老专家作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将中青年专家推到委员会进行培养锻练。
　　二、文献学研究
　　(一) 奠基阶段(1949～1966)
　　1955年底，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建立中医研究院，其下设立偏审室。除编审室外，在上海还有中医文献馆，也是肩负相似任务的另一个中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基地。这两个机构是我国文革前两个中医文献研究中心，做了大量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
　　六十年代初，经过数年的努力，对全国中医图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参加这项工作的包括省、市、自治区、省辖市的公共图书馆、医药研究机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等共五十九家图书馆，由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带头，对我国现存的古今的中医药图书进行了普查，并分类编目，于1961年编成并出版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书计收入中医药图书7661种，分为医经、藏象骨度病源、诊断、本草、方书、伤寒金匮、温病、临症各科、针灸、养生护理按摩、综合医书、丛书全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法医、兽医、工具书等十多类书。这是对我国现藏中医古籍宝藏的收藏情况，包括收藏单位，版本情况，促进中医图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 停滞及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医文献研究来说，如其他的科研工作一样，陷于停顿状态。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工作以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中医名词术语的整理研究为标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合编的中医工具书《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于197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选中医常用名词术语4285个，收藏了除中药、中医人物、经穴之外其他各科常用名词术语。这是中医文献工作恢复的先声，也为后来中医药大型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对一些出土的古代医书的整理研究。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柏树公社旱滩坡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医学简牍计92片。经研究，其时代约为秦汉或更早一些。这一批简牍计载治病方剂约百首，故又名《治百病方》，对该简牍的排列次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复原。对简牍中的医学理论，临症各科辨证，方剂配伍、药物性能及用途以及有关治疗方法的章句注释，出处考证等，均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于1975年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汉代医简》。1973年，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幕出土了一大批帛书或竹简古医书，经研究，该墓葬系公元前168年营造，而这一大批古医书之著作年代则为秦汉之际。其中的医书经鉴定研究并予以命名，计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及《天下至道谈》等十余种。其中的《五十二病方》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发，该书在七十年代末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6年中，由卫生部组织的“西藏医学文献调查小组”进藏，对由于文革冲击而被束之高阁的大量藏医古文献进行调查，其重点调查研究了《四部医典》及八十幅彩色医学汤卡系列。这一工作为其后藏医文献以至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蓬勃发展阶段(1977～至今)
　　1、建立文献研究机构
　　1980年，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建所，成为我国第一个文献研究所，其下设立基础文献研究室及临床文献研究室，以不同角度对我国的中医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除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恢复于1982年设制外，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机构均先后建置文献研究部门。到九十年代初，已在全国建立约四十个中医文献专业单位，包括所、室、馆，其中有北京，上海的老机构，也有以后陆续设置的的机构。其中，基础较好、力量较强的除中国中医研究院及上海中医文献馆基础雄厚外，还有北京中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
　　1994年在中国中医药会之下建立了中医文献会，这一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医文献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有组织、更加繁荣的发展时期。
　　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国中医文献的研究人才，经卫生部批准，从1983年开始，委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为培训我国医史、文献专业人员的基地，向全国招生。其中文献专业已先后主办两期，每期一年，由这里培训的文献研究人员，返回原单位后，均已成为中医文献研究的骨干，为在我国进一步开展文献专业研究，发展中医文献事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条培养文献专业的高级人才是研究生。自1979年开始，各科研单位，中医院校招收并培养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主办中医文献专业班。
　　2、文献工具书及检索类作品：
　　1949年后的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医药工具书有极大的发展，如在“文革”末期完成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一书的基础上，由原班编著者作了进一步的工作，组织全国十一个中医院校共同编成《简明中医辞典》，此书于1979年编成，出版后，影响较大，在短短七年间，重复多次，印数达31万册，对于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医学术的普及和提高，有较好的作用，评价较高。于1995年出版了合订本《中医大辞典》，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中医辞典。
　　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辞典是《中药大辞典》，该书于1977年出版，全书收药5767味，其中植物药4773味、动物药740味、矿物药82味、传统加工的单味药172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资料最齐全的一部中药物学工具书，在台湾、香港均有翻印本，现也有日文译本。
　　还有相当多其他类型的工具书出版，其中有地方性中医人物词典，有一般中医药工具书及半工具书性质的参考书，还有民族医学类工具书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出版。此套全书蕴酿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期间中断。十年内乱结束不久，于1978年，即开始组织。全套书以学科分类，计划共九十三卷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
　　中医药的检索工具，是新中国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新工作。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些零星的索引类的著作出版。七十年代末开始，各类索引性的工具书，开始陆续出版。如索引性期刊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
　　五十年代初期，曾计划对全国中医类图书进行普查，组织全国各有关图书馆共同编制了一部联合目录，在此基础上，又经近十年的辛勤工作，在1991年正式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此书收编了全国115家图书馆收之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书籍计12124种，对各种书收藏情况。版本、刊刻年代等均有详细记载；其后陆续出版的各别图书馆馆藏图书，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馆藏中医线装书目》，上海市医学院的《中医图书目》等，均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为便于编制中医药检索性工具书及分类标引方法引进中医药学，另制科学的主题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而编制成我国第一部中医药学的《主题词表》也业已出版。
  

王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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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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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中药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中药事业发展的历程 　　一、五十年代初期的分散经营（1949～1954）
　　1949年到1954年，中药主要是私人经营，据商业部门1954年统计，全国私营中药商有10.4万余户，为西药商6600万户的15倍多，中药从业人员有27万多人，私营业起主要作用。
　　1954年毛泽东主席对中医工作明确指出“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遗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主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上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对中药事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中药涉及多部门，为了便于协调进行工作，分工负责，由中央卫生部、商业部、农业部、林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合作总社等单位组成了中药管理委员会。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统一管理中药的生产和研究工作。
　　二、中药农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体制形成与发展（1955～1985）
　　1955年3月1日，商业部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土产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的中药业务同时移交中国药材公司。
　　1955年7月，鉴于中药材生产和供应对象主要是分散在广大农村，为了加强中药经营，有利于生产及市场的统筹安排，自7月4日起中国药材公司由商业部移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更名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药材管理总局。
　　1956年，为便于对私营中药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自4月份起中药业务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移交商业部领导，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
　　1957年，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指出：“中药材是技术性较多的商品”。“我们是全国产、供、销安排的，着眼第一点是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有物质基础”。“农业部门主要抓粮食，药材生产，由经营部门兼管”。之后，药材生产也由中药行业统管，各级药材公司不仅负责中药材的购销经营管理，并负责中药材的生产管理和科学研究，形成农、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专业公司。
　　1958年，国务院在关于各地充分利用野生植物原料的通知中，提出了有多种用途的交叉商品“首先保证药用”的原则。在“大跃进”期间，中药材生产收购一度出现不顾药用需要，盲目发展的趋向，造成部分品种大量积压。
　　1959年，卫生部全国药政会议研究解决某些紧缺药材的措施，提出“首先保证饮片配方的供应”、“先饮片、后成药”以及“先人用、后兽用”等供应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中药供应工作的准绳。
　　1960年到1963年，根据卫生部发出《关于普查野生药源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野生药材资源普查工作。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中西药品、医疗器械经营管理体制的报告》，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建制在商业部，以商业部为主，与卫生部共同领导。
　　1969年，中国药材公司与中国医药公司合并为商业部医药组，后扩建为商业部医药局。
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展出2.3万多件展品，其中有新鲜植物药430种。
　　1977年，商业部与卫生部国家计量局协作，经过调查研究作出决定，从1978年起，对中药的计量单位由旧制改为分制，中医处方计量改钱为克，并统一了全国中药计量单位，改变了几千年来中药计量习惯。
　　三、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阶段（1978～1990）
　　从1979年起，中药又由商业部移交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管理，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的建制。
1982年10月，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胡子昂，农工民主主席季方共同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扶持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书》，要求进一步解决中药供应紧缺，饮片质量下降和中药后继乏人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对《建议书》的批示，1983年，国家医药管理局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召开全国建立中药工作会议。为了加快饮片生产机械化的进程，国家投资扶持全国44个重点饮片厂开展了技术改造。国家医药管理局1984年、1985年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饮片工作会议，开展了饮片质量的评比、检查，加强了饮片的质量管理，饮片的质量逐步有了改善。
　　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改变了过去中医中药多年互相分离的管理和中药的从属地位，发迹改变中药工作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状况，推动中医药事业同步发展和振兴。
　　1989年4月7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中药工作形势，对中药的管理体制、治理整顿中药市场，以及给中药以一定的优惠政策问题，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同有关地方协商后，选择几个省、市进行中医药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加强对中药工作的领导，支持中药事业的发展纠正有的地方对中药机构采取更名撤并等削弱中药事业的作法。
第二节 现代中药事业的主要成就
　　一、中药材生产的发展
　　195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后，中药材开展了异地引种试种、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的工作。天麻、桔梗、丹参、首乌、银耳、珍珠、全虫、蜈蚣、蛇、龟、鳖等野生变家种、家养成功的药材达五、六十种。活麝报麝香、活熊取胆汁也已成功。引种成功的新产区，其药材产量相当于老产区的70%。西红花、西洋参、珍珠、木香等过去靠进口的药材已能自产，有的还可出口。
　　1949年以后，共组织了3次药材资源大普查，其中1983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1983年起，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农林部、卫生部、经贸部、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院组成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制订了以360个品种为重点的《普查方案》，在全国进行中药资源大普查，全国各地约4万多专业人员参加。这是中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中成药工业形成与发展
　　40多年来，我国中成药生产经历了前店后场到工业化生产的巨大变化。目前，全国有600多个中成药药厂，职工10万多人。1988年中成药工业总产量达22.9万亿吨，总产值达51.2亿元，比1957年8000万元增长了65倍，比1978年的8.47亿元增长了5倍，10年平均增长50.15%，超过1978年前处均增长5%的10倍固定资产原值1988年15.97亿元而1957年由于是前丫后场、手式操作，没有形成工业，所以固定资产基本是零。生产剂型40多种，品种5000种。
　　1973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和国家计委《关于改进中成药质量的报告》。文件下达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成立了天津、长春、河南周口制药机械厂。10多年来，共拨基建、技改资金10多亿元，使中成药工业在科研、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中药饮片工业初步形成
　　1983年国务院以（83）160号文件批转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工作问题的报告》。文件除强调制定有效措施，积极发展中药生产外，第一次提出了对饮片工业的改革。全国确定44个重点饮片厂，由国家经委每年拨款进行技术改造；1989年其中16个已经投产，对一般饮片厂各地区也正在投资或规划进行改造，部分饮片厂的切、洗、润、燥等主要生产环节已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转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1986年开始对饮片实行免税5年的政策。这就使饮片生产摆脱了流通的附属地位，中药饮片工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中药饮片厂约1500家，生产能力达到2.5亿公斤。
　　为了振兴饮片工业，国家医药管理局从1984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中药饮片生产、质量会议，对中药饮片生产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四、中药科研事业日益发展
　　1949年前，我国中药科学研究几乎是空白。1955年以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生药研究室中国医药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是建国后第一个中药研究机构；四川省卫生厅中药研究所是省级中药研究专门机构。当时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条件都很差。1956年国家制订的发展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2年规划）其中的5105项是中药研究，提出了发展中药研究的远景蓝图。
　　“文化大革命”虽然打乱了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许多课题中断研究，发展受到限制，但在此期间，由于周恩来亲自抓医药卫生，科研部门研制出多种中药新产品，在中药材引种、栽培、炮制及中成药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新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科研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表现在：
　　第一、中药研究机构和专业科研人员有较大增加。卫生系统的中药研究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还将四川、吉林、湖南、黑龙江、湖北、陕西和上海等省市的中医研究所调整为中医药研究院，其下所属的研究室有的格升为研究所。一些医学院校和中医学院成立了中药研究所（室）。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后，充实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市原设的中药研究所（室），相继成立了四川养麝研究所、吉林人参研究所、广东南药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所，陕西、浙江、新疆、河南、黑龙江等研究中药的机构，1985年，全国医药系统已有中药研究所14所，总人数近千人其中科技人员约600人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系统也加强天然药物的科研力量。中药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成长。
　　第二、中药科研领域逐渐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此期间，中药专业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中药研究方面，已从药材、饮片、中成药生产工艺的研究，扩展到中药的综合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就是根据中国医药传统理论，应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开展中药复方研究探索，参药性理论也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有43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创造发明奖。
　　第三、推行科技体制改革，1985年，国家科委、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的试点。
　　第四、科研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不仅增加了科研机构基本建设的投资，新建了许多科研大楼，而且添置了一批现代化仪器设备，如质谱仪、核磁共振仪、低温高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等，科研条件显著改善。
　　第五、发展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第三节 中药的科学研究
　　一、本草学文献的整理研究
　　(一)古本草辑佚
　　尚志钧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完成了《神农本草经》、《昊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雷公炙论》、《药性论》、《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本草图经》及《补阙肘后方》等辑复工作，为整理本草文献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做出重大贡献。
　　(二)历代本草语译、校点、注释
　　1．《神农本草经》的语译、校注和辑校。
　　1953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开设《本草学概论》，赵橘黄先生对我国楞代主要本草进行整理，对《神农本草经》序例、《雷公炮炙论》及主要本草的序跋作了注释，并于1960年撰成《本草新诠》（初稿）。1955年初，为筹办卫生部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班准备教材，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组织中医药专家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注译语译，编成《本草经语译》（初稿），作为西医学习中医教材教材之一。山东中医研究所中医研究班于1958年编成《本草经百五味浅释》，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编有《神农本草经通俗讲义（增图）》。王大观等以顾观光辑本为底本，每品先记其来源，次引录（本经）原文，然后加以评释，摘引楞代医药学家对《本经》药物的论述的发展，结合现代中药学研究成果编成了《本草经义疏》。
　　2．历代重要本草的重印与校点
　　1949年以来，对本草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进行了大量工作。明代兰茂著的《滇南本草》是重要的地方性本草，经明、清两代增补、传抄，版本各异，并有矛盾。云南省卫生局组织学者对种版本进行了校勘整理，已分３册出版。我国《本草纲目》有很多版本。《本草衍义》（颜正华等，1990）、《本草蒙筌》、《本草纲目选译》、《食物本草》、《本草备要讲解》，等十部本草古籍，已经整理出版。
　　二、中药材品种的本草考证
　　(一)单味药材的考证
　　40年来通过本草学考证澄清市场上混乱的品种已超过200多种。如有人曾考证威灵仙天古本草记载中最早是玄参科草本威灵仙，最近又有人从唐贞元年间“威灵仙传”的有关记载为依据，考证出毛莨科铁线莲赂植物是历史上最早药用的威灵仙品种，而不是始自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从而为《中国药典》收载铁线莲属植物作为正品威灵仙，提供了早期文献学的依据。传统的药用白头翁乃是毛莨科的白头翁，《植物名实图考》上的白头翁则是菊科泽兰属植物，《滇南本草》上收载的一支箭又名白头翁。
　　目前所用的功劳叶是冬青科构骨的叶，只有少数地区应用的是小檗科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经考证本草，唐《本草拾遗》、明《本草纲目》中的均以构骨叶入药，至清代始混入十大功劳之名；《植物名实图考》收载的功劳叶图为小檗科十大功劳及狭叶十大功劳，其描写也似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而非构骨之叶，为构骨叶作功劳叶查找到了古代本草依据。
　　巴戟天用药混乱，有的地区用木兰科植物铁箍散的根香巴戟用。考证本草所收的归州巴戟即香巴戟，而正品的茜草科巴戟天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葶苈子在商品中有十字花科多种植物种子，经考证古代本草收载的就是目前认为正品独行菜的种子。并建议将Lepidium属的中文名译名由“独行菜属”改为“葶苈属”，将Draba属的中文名由“葶苈属”改为“和葶苈属”为宜。
　　秦皮商品药材目前有岑属植物的树皮及核桃楸皮，经本颧考证认为本草收载的秦皮为木樨科岑属植物皮，水渍之有蓝色荧光的树皮。汉代高诱在《淮南子》注文中对秦皮荧光现象的记载以，唐《新修本草》将这种荧光观察应用于秦皮鉴别的记载，对世界荧光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胡桃科的核桃楸皮作为秦皮是清代中期以来的历史误用，属混伪品，不能作秦皮入药。
　　皂荚与猪牙皂的关系，后世众说纷纭，认为是同一种树上不同发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皂荚，同时澄清了《新修本草》谓“此物有3种”的含义是相同的。即同在一株皂荚树上，即有大、中、小3种不类果实。本草所指的“形如猪牙”“长尺二者”、“长六七寸”，园厚节促直者3种类型与现今民间所称的“牙皂”、“糠皂”和“肉皂”3种不同果实的皂荚正相符合。
　　古代所答罗晃子或罗望子应该是梧桐科植物苹婆的果实，即中药凤眼果，而不是豆科植物酸角，建议不应再将“罗晃子”、“罗望子”、“九层皮”等名称收作酸角的别名。Tamarindus当称为“酸豆属”而不是罗晃子属，以澄清“罗晃子”的名实混乱。
　　木兰科植物的望春兰的花蕾为本草最早辛夷使用品种之一，初在陕西，后发展到河南，现今产量最大，为主流商品；玉兰汉代就作辛夷使用；淡紫玉兰为本草中记载的树高数仞、花白色带紫，主于长江流域的品种，亦为早期使用辛夷品种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提到玉兰分紫瓣、白瓣二种，紫瓣玉兰即指淡紫玉兰，紫花玉兰始载于《本草衍义》已不见于商品中，我国部分地区有零星栽培，供作观赏，不宜再称其为“辛夷”。
　　20世纪以前，中药半夏的原植物是天南星科植物半夏，而前人曾将道地药材“齐州半夏”（主于山东省历域县）误考为只分布于日本的三裂叶半夏，同时证明古代本草中常混为半夏的“由跋”是同属植物虎掌的幼小块茎，而不是天南星属植物（Arisaema ringens）。
　　古代本草记载的细辛主流品种本身就在变迁，除华细辛、辽细辛外，细辛属的其它植物在古代就有作细辛或土细辛的历史。古代本草记载的杜衡，可能还有细辛属的其它植物，至少包括小叶马蹄香，用细辛属植物补充中医习用的细辛类资源，具有广阔的前景。
　　考证古本草钩吻，从古人对钩吻所描述的治疗作用，中毒症状和杀虫方面来分析，认为本草中的钩吻，应包括马钱科的胡蔓藤，卫矛科的雷公藤等，而以雷公藤较为对号入座。本草所载防风的植物，除现今所用正品防风外，可能包括华山前胡和泰山前胡，珊瑚菜为古本草所载防风代用品石防风的一种。
　　沙参和荠尼的本草考证，认为古本草中的荠尼应是杏叶沙参的别名，而非A.trachelioides。从历代百余篇医药文献中记载阿胶名称和煮胶所用的动物皮的演变情况，追溯其最早用于制胶的原料“乃煮牛皮作之”，这种以牛皮制胶称为驴皮胶，见于八世纪以后的文献，此后文献就较普遍地在“阿胶”一名下同时纲载黄明胶、驴皮胶等名称。说明了古代不同时期用于制胶的动物基原是有变化的。
　　《本草经集注》的诺藤，《本草拾遗》的大匏藤，《海药本草》的含水藤，就是《本草纲目拾遗》的买麻藤。通过对《本草原始》所载刘寄奴图文的考证，认为其基原即为玄参科阴行草，从而找到了阴行草在北方作刘寄奴药用的本草依据。40余年来，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已经考证的本草药品有一百余种。
　　(二)植物品种考证
　　40年来应用现代植物分类学方法整理古本草，在药物品种考证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谢宗万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中）对150种（组）常用中药都进行了本草考证。江苏植物研究所著《本草整理资料》对39种中药进行了考证。《药材学》、《中草药学》、《中药志(Ⅰ～Ⅴ)卷》、《中药检定手册》、《新华本草纲要》等在药材的“历史”项目也有粗略的考证。黄胜白、陈重明的《本草学》（1988）收载了本草考证的文章52篇。此外，对《植物名实图考》中若干药用植物品种进行考证，并提出不少正误的意见。有人还对《图考》中18种无名种植物进行考订。杭悦宇等考证了《图考》记载97种同名异物植物，确认两种同名的84种，三种的11种，四种的2种，为不同科植物的31种，同种重复的16种，引《救荒本草》图的同名植物7种，有数种名实不符的植物。吴征镒、杨竟生对《本草纲目拾遗》中品种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尚志钧对《五十二病方》中药物及《神农本草经》中部分品种进行了本草考释。
　　近10年来，采用多学科综合对常用中药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医药管理局和中医管理局先后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组织全国医药科研和教学单位作攻关重大项目“常用中药的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对每和药物规定的10项研究指标中，就将“本草考证”独立为一项，现已完成中药的本草考证220种。该成果已于1991年、1995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验收。
　　三、中药资源普查
　　1949年以来，我国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野生药材资源普查，前两次是局部的调查，为全国性的中药资源普查积累了经验。1982年，国务院第45次常务会议决定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普查，以摸清家底，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从1983年开始，历时5年，对全国80%以上的国土面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内容偶然性包括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数量和质量、保护和管理、中药区划、中药资源区域开发等。
　　（一）中药资源种类的构成
　　中药资源主要由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构成。据普查统计，我国的中药资源种类有12807种。药用植物383科、2309属，11146种约占全部种类的87%；药用动物359科、862属，1581种，占12%；药用矿物仅80种，不足1%。
　　1、药用植物种类：我国11146种药用植物中，藻类、菌类、地衣类等低等植物有91科、188属，459种；苔藓类、蕨类、种子植物类高等植物，有292科、2121属，10687种。
　　2、药用动物种类据调查统计，我国有药用动物1581种和种下单位（不含亚种），分属11门、33纲、141目、145科、861属。其中陆栖动物330科、720属、1306种，海洋动物85科、141目、275种。
　　3、药用矿物种类：我国有药用矿物12类、80种（原矿物），其中：铁化合物7种；铜化合物6种；镁化合物16种；钙化合物2种；钾化合物类2种；钠化合物类6种；汞化合物类2种；砷化合物类4种；硅公合物类16种；有色金属7种；古动物化石类4种；其它类7种。
　　（二）各省、市、自治区中药资源种类
　　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不同区域的30个省、市、自治区及所属市、县中药资源种类，行政区划所属6大区的种类数量的排列顺序为(1)西南区；(2)中南区；(3)华东区；(4)西北区；(5)东北区；(6)华北区。其中西南和中南两区的中药资源种类占全国总数的50%～60%，所属省区一般有3000～4000种最多达5000种；华东和西北两区的种类约占全国的30%，所属省区一般有1500～2000种，最高达3300种；东北和华北两区的种类较少，约占全国的10%，所属省一般有1000～1500种，最高达1700种。
　　由于各省、区在普查中，在选择调查种类的原则方面的差异，以致有的省区在种类统计方面明显偏少，如黑龙江省、海南等省，均待进一步增订。
　　（三）传统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
　　广义的中药概念包括传统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草药）。
　　传统中药：指广泛使用，并作为商品在中药市场流通，以传统中医药学理论阐述药理作用并指导临床应用，加工炮制比较规范的天然物及其加工品。在全国中药材交流中，中药材种类一般在800～1000种左右，最高时达1200种。常用药材约500～600多种，少常用药材的200种，不常用药材约100种，还有少部分为冷背药。
　　民族药：指除汉族外，各民族在本民族区域内使用的天然药物，有其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受到民族医药学或民族用药经验的指导，多自采自用，或采用行医售药的经营方式。全国55个少数民族，近80%的民族有民族药物，其中有独立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1/3。据调查，我国的民族药约有4000多种。
　　民间药（草药）是具有地方使用习惯的民间药物，有一定的区域性的局限性，多以口传身授方式流传于民间，缺少完整的理论总结，一般末形成商品进入商场流通。在中药资源中除去传统药和民间药以外的种类多属民间药的范畴，我国的民间药约在5000种左右。
　　四、药用动植物的生产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药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对药用植物栽培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中药野生品种占80%左右，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产量不稳定。为了高产稳产，保证药材供应，为满足国内外对中药日益增长的要求，国家重视有计划地开展了中药材的生产研究。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十七条提出：“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人工栽培”。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各地开展了人工培植和饲养研究，有些原来依靠进口的中药材，现已自行生产；五十年代初，有60余种药材依靠进口。经引种研究，栽培成功的有砂仁、丁香、豆蔻、肉桂、西洋参、番红花、安息香等20多种。1985年全国家种药材面积达494万亩，中药材总产量比1957年增加2倍。
　　(一)药用植物栽培研究
　　1、巩固并发展地道药材生产
　　1958年，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地道药材生产基地，担负着地区之间的调剂任务和供应出口。“必须加以保护和有计划地发展”。各级中药主管部门和药材公司在建设药材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中，除在生产布局、收购和调拔上适当安排外，每年在播种、收获季节，组织人员深入产区，调查研究，协同解决生产、收购中的问题。以保护产区生产者的利益，稳定市场供应，调剂商品余缺。
　　2、开展易地引种，扩大新产区
　　从1958年开始，各级药材公司制订了中药材引种试种计划，国家提供了大量生产扶持资金和肥料，分配和调剂种子、种苗。引种地区和社队，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帮助和指导下，有些品种扩大了产区。例如茯苓的家种产区，过去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河南3省接壤地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有少量生产。生产需用马尾松作引材，老产区松木资源有限，影响茯苓生产，多年供应不足。经过引种，产区省由7个增加到13个，七十年代后产量大幅度增长，逐步满足了供应。
　　(1)进口南药引种试种
　　一些地区从五十年代开始，重点发展了砂仁、槟榔等南药的生产。1969年，商业、农垦、林业、外贸、卫生、财政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发展南药生产问题的意见》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进一步开展了南药引种。1975年，商业、农林、卫生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发展南药生产十年规划的意见》。
　　1971年后，国家先后共拔出专款，先后从国外引进30多种南药种子，扶持南药引种工作。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所、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经过产区经营部门和农垦、社队药场等生产单位坚持不懈的努力，豆寇、丁香、南玉桂、天仙子、马钱子、千年健、西红花、西洋参、古柯、大枫子、檀香等南药已在国内安家落户。
　　(2)野生植物药材变家种家管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野生动、植物药材变家养、家种的要求。各级中药主管部门和药材公司采取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对部分野生药材进行试种和护管，并逐步取得了经验。
　　3、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和引种纯化的研究
　　通过系统选育、杂交、诱变、多倍体育种等手段，进行了中药材的良种选育研究，获得了浙贝、元胡、地黄、吴茱萸、栝蒌、薄荷、牛膝、青蒿等的优质高产新品种。
　　在种质资源的研究方面，“七五”期间，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研究有较大进展，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研究所、浙江中药所在种子的生理特性，生化与休眠、贮藏与繁殖等方面，对近千种药用植物种子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我国药用植物基因库的建立和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在研究珍稀涉危植物保护和利用方面，国内编写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389种，不少生产、科研单位对珍稀涉危植物的种子生物学、繁殖生物学、物候学及其抗旱、抗寒、抗盐等生理特性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并建立了我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和野生植物的种子库。
　　(二)药用动物养殖技术研究
　　1、药用动物饲养驯化技术
　　(1)鹿的饲养：五十年代初期，仅东北等少数地区养鹿，共约2000头，年产茸不过300公斤左右，药用绝大部分靠野生猎取。在药材公司的组织和支持下，鹿的饲养范围逐步遍及全国，品种从梅花鹿扩展到马鹿（主要在新疆）。到1979年，全国共养鹿25万头，收购鹿茸3.3万公斤（包括少数野生），商品供应出现饱和。1980年后，对公鹿和母鹿的比重进行了适当调整，淘汰了一些老弱鹿种。1985年全国养鹿减到20万头，收购鹿茸3.2万公斤，比1950年增长约100倍左右，基本上满足了药用的需要。
　　（2)人工养麝：从1958年开始，国家在加强资源保护的同时，在四川的马尔康、米亚罗，安微的佛子岭，陕西的镇平等地建立了养麝试验场，进行野麝变家养的试验。同年11月，马尔康养麝场职工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活麝取香，打破历史上“杀鸡取卵”的做法。四川养麝研究所与马尔康养麝场，30多年来在艰苦的条件下，细心观察并掌握了麝的生活规律，不断探索和研究，在提高野麝活捕、人工驯化、饲养繁殖、疾病防治、活体取香等项技术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2、药用动物有效成分的工程化生产
　　(1)一些紧缺动物药材有效成分的人工合成生产研究方面，1956年天津制药厂从猪胆汁中提取胆红素、胆酸等天然牛黄的有效成分，研制人工牛黄成功。其后北京市中药三厂、上海中药制药一厂，都分别试制成功。
　　(2)动物药有效成分工厂化生产工艺的发展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七十年代后，广东海康县药品公司按照然牛黄形成的规律，在牛的胆囊内埋植异物促使长“黄”，进行牛体人工培育牛黄的探索。该技术在11个省进行推广试验，作埋植手术的牛共1000头，不仅产“黄”，而且不影响母牛生育繁殖，证明技术的成功的，可望成为提供天然牛黄的重要途径。
　　五、中药炮制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对中药炮制经验的继承和炮制历史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大量工作。1963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山东中医研究所、陕西省渭南卫生学校等单位协作，搜集整理166种中医药文献中有关中药炮制的记载，编写《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与此同时，国家药典也收载了中药炮制内容，列为国家法定的药品标准之一。1983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选订出较为合理可行的炮制方法，拟于1988年发行，作部颁标准执行。1986年王孝涛等在《历代中药炮制辑要》的基础上编写成《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古代部分），全书收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540余种常用中药的主要炮制文献，继而又写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现代部分），收集现代常用中药550余种，内容包括药材来源、炮制方法、现代研究三个方面为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
　　为研究中药炮制源流，有关专家对历代本草中炮制方面的内容作了一些整理与评述，如对《伤寒论》、《本草经集注》、《五十二病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纲目》中的炮制方法作了介绍、评述或全面研究。《本草纲目》中的炮制技术尤为丰富，炮制方法近百种，其中采用辅料制作的有酒制、醋制、盐制、姜汁制、蜜制、酥制、泔水制、胆汁制、油脂制、黑豆制、甘草水制、浆水制、茱萸制、药汁制以及蒸制、煮制、炒制、煨制、火炮、制炭、煅炭等，其中多数为现今炮制生产所沿用。
　　对有些种类药物炮制沿革进行了探讨。如酒制法，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用酒制中药约有270多种，目前各地沿用的尚有85种之多，除酒煮、酒洗及酒煨法外，酒炙法、酒炖法、酒蒸法、酒浸法以及煅后酒淬法等都是现今所能用的炮制方法。炮制的目的，主要在于改善药性和提高疗效，传统经验认为中药经酒制后可“引药上行”、通经活络以及使药材松脆以利粉碎等作用。醋制法的探讨，在先秦即已出现，唐代有了初步发展，到宋代广泛应用，并在宋、明期间逐步形成理论，该法多应用于峻泻逐水、化瘀止痛、疏肝理气、收敛固涩中的某些药材和其他一些动、矿物类药材之中。蜜制法源于蜂蜜配伍药用，沿用了早期用蜜的基本特点，蜜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润肺止咳，但蜜量恒定，才能确保蜜制药物的疗效。对炭药及干馏品的炮制沿革的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炒炭的药物有200种左右，沿用至今的尚有70多种，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出血症、多种疮疡肿痛、泻痢、脱肛、皮炎、湿疹等。
　　对单味药物炮制的沿革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如对神曲的起源、处方演变、医疗用途作了考证；对半夏、附子的炮制作了溯源，说明各种炮制品是按照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对酸枣仁生熟功效作了历史分析，认为生熟枣仁都可以治不眠，而临床实践证明两者的功效不会相反；对半夏、大黄、地黄的炮制沿革也有系统的研究。文献记载的半夏的炮制方法有70多种，最早辅料用生姜，宋代始用白矾，元代又增了皂角，法制半夏始创于明代，至清代其制法已渐趋统一。熟大黄在汉以前就有不加辅料的蒸法，自宋至清代，工艺有较大发展，用辅料制开始盛行，方书中有酒蒸、酒煮、酒醋合煎、醋煮、醋炒、蜜蒸、小便浸煨、米泔水浸炒等等；现代熟大黄多有酒蒸法与酒炖法，其炮制目的是缓和“泻下”及“伤胃气”、“伤阴血”副作用，改变药性，突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功能。地黄历代文献记载的炮制品至少有16种，其中如蒸制熟地、酒制熟地、生地黄、地黄炭等仍为现所沿用，炮制目的在于改变生地黄的大寒之性，蒸制后转为寒（凉）而主补肾虚，而经酒制后则性转为微温主补血虚。地黄炭入药，历史上极少见，并不用于止血，近代始有地黄炭加强止血作用之说，且用量增多。此外，还探讨了厚朴、黄芪、当归、知母等的炮制沿革。
　　六、中药制剂研究
　　(一)中药新剂型研究
　　1、口服安瓿剂是以中药汤剂为基础，已生产有祛痰灵、生脉饮、四逆汤、双宝素、蜂王浆口服液等几十种口服安瓿剂。
　　2、冲剂是借鉴国外经验以药物的细粉或提取物等制成干燥颗粒或块状的内服制剂，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既具有糖浆剂和汤剂的特点，又克服了汤剂服前临时煎煮、液体制剂易变质、霉败的缺点，如感冒退热冲剂、炎宁冲剂等。
　　3、浓缩丸和滴丸剂。近年来研制的浓缩丸有百余种，如安神补心丸、冠心舒活丸等。
　　滴丸系用滴制法制备的丸剂。目前研制成功的有苏冰滴丸、芸香油滴丸、牡荆油滴丸等十多个品种。
　　4、胶囊剂、微型胶囊剂。胶囊剂主要是将药物浸膏粉、提纯物、生药原粉盛装于用明胶或甲基纤维与海藻酸钙（或钠）为原料制成的空胶囊（硬胶囊或软胶囊）中制成的制剂。胶囊剂具有释放药物速度快、可掩饰药物不良臭味和对一些不易制成丸或片剂的液体药物容装的优点。目前制得的胶囊近百种，硬胶囊占大多数。
　　5、合剂、乳剂、糖浆剂。中药合剂系由多由两种以上药物饮片合煎的水煎液浓缩而成，是在汤药的基础上改进的剂型，减少了临用时煎药的麻烦，用量少而便于服用。以前多由医院制备，后来改进了工艺，质量相对稳定，中药厂已有成批投产，如抗白喉合剂、小青龙合剂等。中药乳剂是将含挥发油或油脂的药材提得油后，加乳化剂后制得的液体药剂，如荆条油乳剂、莪术油乳剂等，能克服中药汤剂或合剂容油少的缺点。中药糖浆剂是将中药提取液浓缩为稠膏，加入一定量的糖浆及腐剂面成，这种剂型综合了汤剂、合剂、膏滋瘃西药糖浆剂的优点，为患者所喜用，如养阴清肺糖浆、枇杷露、健脑灵等，有的产品还畅销外。
　　6、片剂。中药片剂从五十年代开始研制，六十年代基本定型。各地研制的中药片有1000多种，现生产的几百种，如六四止咳片、牛黄解毒片、愈风宁心片等。
　　7、中药袋泡剂。袋泡剂是将炮制好的中药材粉碎成粗末，包装在耐温耐泡的特制的滤纸袋中，用开水冲泡数分钟，弃去药渣和泡袋，服用药汁。
　　8、外用膏剂、栓剂。中药外用膏剂的传统剂型有黑膏药、白膏药、油蜡膏等，新剂型有软膏和橡皮膏。这些膏体大致可分为硬膏剂和软膏剂两类。硬膏剂是用铅肥皂、松香或橡胶等作基质，与药物混合后，摊涂在适宜的表背材料上制成的外用固体制剂。
传统的中药栓剂如痔疮锭等的应用并不十分广泛，近年来制成了大叶桉、三黄、莪术油、野菊花、表蒿素等栓剂，通过肛门给药治疗内外科疾病，为中药栓剂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前景。
　　9、控释、定向新剂型。根据医疗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控释、定向中药新剂型。如驱绦虫中草药鹤草酚片剂，崩解度及释放度均较差，为了增加药物在制剂中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使其在胃肠道中处于分散状态，从而在小肠上段特定部位与寄生虫病原体相接触，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改为复凝聚法制成微囊颗粒剂，经释放度测定、累计释药率在2小时即达高峰，在小肠上段造成高浓度，制成使药物控速在特定部位释放的新剂型。
　　中药静脉注射用混悬剂是一种新剂型，将水不溶解的固体药物制成可供静脉注射的微粒分散成直径在2μ以下的颗粒，通过静脉输入体内，利用体内网状内皮系统能吞噬外来异物，药物作为异物被吞噬潴留在网状内皮系统细胞丰富的部位，使该处药物浓度提高以达到剂量小、疗效高延长药物疗效、减少副作用的目的。混悬剂可供静脉注射，关键问题要控制药物微粒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分散稳剂和适宜的工艺甚为重要。喜树碱体内、体外对多种肿瘤均有很强的抗癌活性，喜树碱经水解内脂环后制备的喜树碱钠注射液，对肝癌有一定治疗作用，亦呈现较大毒性，上海第十制药厂以吐温-80为分散稳定剂制备喜树碱混悬注射液，贮存12个月后颗粒仍在1μ以下，经低压灭菌后有良好的分散性能。药理证明喜树碱混悬注射液对泌尿系统的毒性较喜树碱钠注射液大为减少。
　　中药乳型注射液是用难溶性物质制作的一种新剂型，它适用于中草药中的一些挥发油、脂肪油等制剂，可以提高药物作用深度，增加分散度以利吸收。中药莪术的根茎含有挥发油1～1.5%，油中主要成分为位半萜烯类，从莪术油中得到的结晶Ⅰ（莪术醇）、结晶Ⅱ（莪术酮）对小鼠肉瘤、宫颈癌U等有较强的抑制活性。
　　脂质体是将药物包封在油类脂质（磷脂与胆固醇）双层分子层形成的薄膜中间制成的微型球状体。脂质体是作为抗癌药物的载体，将药物包封在超微型的载体中通过口服或注射（特别是静脉注射或瘤体注射）后，将药物直接运载至病变部位（即靶区）以杀灭癌细胞，提高免疫力的功能。由于脂质体的药物包封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内研制出一种新的抗癌剂型-多相脂质体。这种多相的复合系统包括多室及单室脂质体、增溶胶团、油水型乳剂及水油型乳剂混悬在小相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分散系统。沈阳药学院与上海长宁中心医院协作对脂质体的研究，筛选出唐松草硷、油酸等两个抗癌性较好毒副作用较低的两个处方，临床应用对中晚期胃癌进行术前治疗，治疗病例共41例，总有效率为66.7%。
　　(二)中成药质量的研究
　　1、完善中成药质量标准，提高中成药疗效
　　在198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的207种中成药中，近80%的品种已有显微和化学的定性鉴别，已有10种有化学定量含测，提高了中成药的质量。中药制剂质量检测的研究，正在逐步改变“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状态。近年来运用显微鉴别、分光光度、薄层层析扫描、气相色谱、高效液相、高速离心沉淀等仪器分析方法，对不少中成药进行定性以至定量的质量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已颁布执行。其一部主要收载中药材、提取物、单味制剂和复方制剂。共收载品种784种，其中药材509种、成方制剂275种。品种上和1985版相比，删去药材和制剂5种，新增6种；其中成药删去1种，新增41种。这版药典修改和补充内容较多，新的检验方法和手段规定比较具体，收载含量测定的药材及单味制剂种、成药种。
　　2、中成药制剂的质量检测研究
　　中药制剂大多数为复方，其中成分复杂，有效成分不明确，且含量甚微，相互干扰，故检测困难。近来采用现代的分析技术和仪器，中成药制剂中某一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目前已应用的方法有化学分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等，仍可收到灵敏、准确、快速的效果。如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灯盏花中有效成灯盏素、银黄注射液中的黄芩甙；用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南五味子中的主要成分总木脂素和酯甲；用纸层析-紫外分光度法测定银黄注射液中的绿原酸。
　　3、中成药体外释放度研究
　　中成药释放度测定是研究固体制剂以及半固体制剂处方组成、辅料品种和性质、生产工艺等对制剂质量统一性的方法。中药固体制剂的释放度试验可以评价中成药质量，如相同的药物不同剂型，不同厂家或不同批号的相同中成药品种质量的优劣，考察和筛选制剂处方、工艺、辅料等，从而提高中药制剂的内在质量。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或混悬口服液在到达生物膜被吸收前，必须经过崩解、溶出后才能被吸收。由于固体药物制剂除表面外不能与胃肠液接触，所以固体制剂的药物溶出，由其表面的湿润过程所决定。
　　4、体内吸收及分布规律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微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同位素的应用及中药有效成分的不断阐明，在中药制剂的研究中，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用药对象与药效三者的关系，为正确评价中药制剂质量，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七、中药药理学研究
　　(一)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的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以来，单味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研究中药达500种以上。按传统中药分类或现代分类进行了药理学筛选及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发现了大批有效的中草药，如毛冬青、牡荆、满山红、山楂叶、穿心莲、四季青等，大大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对单味药的研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复方研究及活性成分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中药化学成分是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从250余种中草药中分离出很多有效成分。
　　中药（特别是复方）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相当困难，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制剂，可以一种或几种主要有效成分或代表性成分进行研究，1949年以来先后对86种中草药成分进行了药代动力学研究，而有效成分不明或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中药制剂，则采用了(1)药理指标法，(2)药物体内积累法，(3)微生物指标法进行。
　　据初步统计约有114种单味药，77个复方和42种中草药注射剂报道有各种毒副反应或过敏反应。引起的因素有：药量过大、蓄积中毒、个体差异、过敏素质、配伍反应、制剂粗糙、炮制失宜等。目前，对各种中草药制剂必须按“新药审批办法”进行毒理学研究，正日益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药性理论研究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集中反映中药理论研究的成就：1953年版仅收载少数中药，但基本是西药的形式和内容，没有中药的特色；1963年版分为一、二两部，一部以中药为主体，第一次收载中药的炮制工艺、品种，中药的性味、功能、主治、十八反、十九畏、妊娠药忌和部分服药禁忌；1977年版一部开始收载民族药，改变十八反、十九畏的称法，规定中药的毒剧药；1985年版第一次记载中药的归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已经有了鲜明的中药特色。
　　1、归经、引经和升降浮沉的研究
　　关于归经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开始进行实验探索。归经理论的研究，于八十年代才逐步开展。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药归经理论专题学术会议上提出了32篇论文，超过这以前归经论文总和的三倍。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药归经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归经、引经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以及应用经验等。
　　有的提出以经络理论为基础的穴位半导全器件特性是归经现象的主要实质；有的通过对口服生大黄家兔体表及器官多种物理信息的计算机分析或冷光测定计算机处理，绘制各种“地形图”探索归经的实质，证明药物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分布是归经的基础。有的曾以某些中药成分在脏器中选择性富集，作为归经的指证；有的则主张有效成分的选择性分布是归经的依据，而不完全取决于分布量的多少；有的认为药物所含微量元素及其配位化合物对组织器官的亲合、富集是归经的主要实质。
　　2、十八反、十九畏的药理研究
　　十八反、十九畏是特殊的药性理论，近年来从文献、临床到实验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中药配伍禁忌的药理正在从正常机体上的研究，转向深入到病态条件下的观察，许多的中兽医学临床和基础工作者参加十八反、十九畏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十八反的实验研究报告，累计已经超过50篇，也是药性理论实验研究中最多的。在十八反歌诀中，所有的相反的组成药物对都有两篇以上研究报告，甚至还有葱与蜂蜜、藜芦与党参，已超出传统十八反歌诀的范围。十九畏的研究比十八反要少一些。最为突出的是十八反的研究报告中，研究结论互不一致，没有一个组对是绝对的配伍禁忌，许多学者注意到，十八反实验研究的结果与制剂方法、种类、配伍比例、给药途径、动物种类、机体状况等有关，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十八反还不能轻易否定。
　　3、妊娠禁忌药的药理研究
　　已有不少实验报告：半夏、冰片、穿心莲、丹皮酚、甘遂、贯众、姜黄、雷公藤、骆驼蓬、莪术、麝香、水蛭、雪莲、寻骨风等多种中草药或其提取物可以中止实验动物妊娠，其中许多是传统的妊娠禁忌药。然而除少数例外，许多都在临床用于妊娠而不致流产、堕胎的报告。争议最多的是半夏，由于大量的临床应用不碍胎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列为妊娠慎用，1977年版、1985年版已经取消限制，但有关半夏蛋白终止小鼠早期妊娠、半夏影响小鼠胚胎发育和诱致胎鼠畸形的研究报告，尚待进一步研究，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早期，对于妊娠禁忌药的研究主要是以是否流产、堕胎为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注意到终止妊娠以外的生物效应，染色体畸变，姊妹染色体互换、微核试验以及致突变试验等方法、技术都用来研究妊娠禁忌药的意义，预期会在较短时间内对妊娠禁忌药有较完整、全面的了解。
　　古代对于妊娠禁忌药没有明确区别，五十年代，有人就提出禁用、忌用、慎用的3个等级，大致禁用药包括剧毒药、峻泻药和子宫收缩药：忌用药包括一般祛瘀通经药和激惹药；慎用药包括一些香窜药、消导药和利尿药，这样区别的等级和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也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以后各版。
　　(三)配伍药理研究
　　七十年代，采用现代药理学的指标研究中药配伍原则，提示了七情的本质。
　　协同与拮抗作用：以离体家兔子宫的收缩频率、收缩幅度和张力改变为指标，观察了各药配伍水煎剂的作用，水蛭配虻虫、乳香配没药、三棱配莪术、蒲黄配五灵脂、升麻配柴胡、杜仲配续断都呈一定程度的协同作用，但并不全是，而附子配甘草、白芍配甘草则显桔抗作用。
　　附子与甘草、干姜配伍变化：熟附片经口给药LD50为17.42g/kg、与甘草、干姜配伍后，乙酰基含量减少，LD50为71.78g/kg，毒性明显降低。有人观察四逆汤对低血压麻醉家兔影响，与单味药相比较，4个主要血液流动力学指标中，只有降低心率作用呈协同作用，而增高颈动脉压增大脉压差方面则是相加作用；对心脏收缩幅度，甘草、干姜都使之略减，附子则使之增加，3药配伍后，较附子作用又有增加，对于附子的作用来讲是增效作用，对于甘草、二姜的作用来讲，则是拮抗作用。
　　(四)功能和治法的药理学研究
　　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为解表、清热、泻下、祛风湿、温里、活血祛瘀、补虚药等《中药学》的分类内容。《中药方剂学》也按功能和治法分为解表、清热、祛寒、泻下、表里双解、祛湿、利水渗湿、治风、消导、理气、理血、补益、固涩、安神、开窍、驱虫、催吐等门。功能和治法，事物的两个方面。药的功能是药性的特点，是药性应用的具体化；治法是中医基础理论思维的具体化。功能和治法都以具体药物为衔接点。根据中药传统分类的功能和治法的药理研究，自六十年代初对肾的研究开始，开展了补肾研究。随而对脾、气、血、阴、阳等补法都进行了大量探索，特别是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以及骨伤科疾病等的防治，取得可观的成就，影响所及几乎囊括了临床各科。围绕着大量补剂的药物和方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药理学研究，并对扶正固本、滋阴、益气等功能和治法也开展了多方面的药理学探索。七十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十年代以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以及攻里通下等治法，以药理学为主体的研究相继展开。
　　1、清热解毒药的药理研究
　　清热解毒药是中医治疗温热病的主要药物。常用于痈肿、疮毒、毒痢等证。清热解毒药是一类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以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治疗温热病表现的热证、火证、毒证。大量的药理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具有抗病原微生物、增强机体防御功能及消炎解毒作用。如贯仲、七里香、螃蜞菊等，对流感病毒或乙脑病毒有显著抑制作用。许多清热解毒药体外实验无抑菌作用，但临床效果都非常好。
　　清热解毒药的床用途与现代医学中的化疗药物相似。与抗菌素相比，清热解毒药抗菌效能一般不如抗菌素，但毒性小。
　　2、活血化瘀药的药理学研究
　　六十年代，对活血化瘀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进入七十年代，则采用了先进技术和方法，通过临床观察，结合药理及病理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具有不同程度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及心肌营养、改善微循环等作用。经实验证明，有的活血化瘀药物具有免疫抑制作用，有的则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八十年代以来，进一步开展了对活血化瘀药物的药理作用的研究，已证明这类药物能影响物质代谢，具有抗感染、镇痛、镇静等作用，从而也阐明了这类药在临床实践中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急性脑血栓、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子宫外孕、硬皮病、烧伤瘢痕等多种病的原理。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1986年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制定了传统活血化瘀的范围，认为：凡以疏通血脉、祛瘀通滞而令血流畅达为主要功能的药物称活血化瘀药；凡传统认为能和血、活血、散血、行血、破血、逐瘀血、主恶血的药物，均属此类药范围，共36种。并按其药物作用程度分为和血、活血、破血三类，以免滥称和滥用。
　　3、扶正固本与补益药物的药理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对在治疗神经、内分泌、心血管、血液、消化、代谢、免疫等方面的疾病以及防治早衰、延年益寿和提高机体适应性等方面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都比较活跃，且取得一定成绩和进展。补益药都有较好的疗效。近年来对人参、党参、黄芪、当归、生脉散、玉屏风散等约50余种方药进行了研究。
　　4、延缓衰老药物的药理
　　近年研究较多的为补益类中药，其延缓衰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如人参、五味子、刺五加等。
　　(2)调节内分泌系统功能：如甘草、当归、白术、人参、何首乌、三七、巴戟肉、鹿茸、补骨脂、蛇床子等。
　　(3)调节代谢作用：大多数补益药如人参、黄芪、茯苓、大枣、灵芝、生地、枸杞子等可促进多种脏器和组织的核酸和蛋白质合成，提高CAMP水平，调节CAMP/CGMP平衡，降低血脂，提高糖代谢机能等。
　　(4)调节免疫功能：如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促进抗体生成等。
　　5、通里攻下药：通里攻下方药是一类不同于西药泻下药而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和独特疗效原理的一类中医方药。常用于治疗急腹症、乙脑、病毒性肝炎，急性菌痢、感染中毒性休克等急症。目前对大黄的研究较为深入，证实它具有泻下、抗感染、利胆、止血、抗肿瘤、保肝、降低胆固醇、影响消化酶、免疫抑制等方面药理作用。近年来利用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腹症有较大进展。并发现大承气汤具有促进肠蠕动、抗炎、扩张血管改善肠壁血液循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胆囊收缩，利胆抗菌等作用。
  

王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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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至五十年代末创造条件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早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为大会作了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题词体现了党对卫生工作、团结中西医的一贯主张。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又将“团结中西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4年，在批判某些同志在对待中医采取歧视的态度后，又制定了正确对待中医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中西医要团结合作，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而努力。一方面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一方面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指出这是关键，并且还明确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继承发扬中医药学。
　　为了落实、推动西医学习中医，1955年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了为期二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从全国范围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师参加。对学习成绩优良的还颁发奖状、奖章，以示鼓励，1958年，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后，卫生部向党中央呈送该班的总结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发文作了指示，这就是“10、11指示”。指示肯定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成绩，进一步要求“有条件的省市都应该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这样，大约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二千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名高明的理论家”，并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还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根据这一指示，1958年11月28，《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社论。“正是因为西医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把研究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这个光荣任务承担起来。”这些指示精神大大推动了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的热忱，各地因地制宜，举办了脱产、在职学习中医班，学制也从半年、一年至两年半不等，培养了一大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其中大多数是以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近年来，有两位西学中人员被光荣地分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工程学院院士。
　　首先于1955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中央同意文委党组的意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对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丰富医学科学，团结和提高中西医，是一项关键的措施。《人民日报》为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发表了题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社论。这之后，全国有条件的省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研究机构，为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地。
　　二、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开展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条件基本具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人员已陆续毕业，在职学习中医的西医也相继掌握了一些中医的基本知识及经验，并在临床上加以实践，加上政府的大力号召(如“10、11批示”，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等)，指导思想明确，使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及研究工作有可能比前一阶段广泛而深入，其特点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临床研究，实行辨病与辨证分型相结合，中药或中西药治疗相结合的诊疗方法；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及研究的病种相当广泛，几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均有涉及，出现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治疗，在老中医的指导下，通过一个病例一个病例，一个病种一个病种诊疗观察，做了大量肯定疗效、提高疗效及探索临床规律的观察，涌现出一批可喜的苗头与成果，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研究，中医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四肢长骨骨折的临床研究，活血化瘀药治疗宫外孕的研究，针刺治疗菌痢的研究，全针拨白内障的研究，痔瘘的研究，高血压的中医治疗研究，心血管病的研究，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肾本质的研究，中医阴虚阳虚的动物实验研究等等。其中，有的在理论上还有创见，如急腹症的研究，根据中医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以通下的大黄牡丹皮汤等治疗急性阑尾炎，打破了西医对急腹症忌下的观点；在骨折治疗上也改变了西医以静态固定的观点，提出动静结合治疗方法。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西学中人员诚心拜老中医为师，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在临床上认真继承老中医的经验，加以发扬，其中不少作出显著成绩的，如肾本质的研究，宫外孕的研究，腕舟骨骨折研究等，都是在继承老中医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作出成绩的。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分型相结合的诊治方法，应该说是这一阶段临床工作较为突出的一个发展。由于它集中了中医与西医两种诊断方法，对疾病的认识更为全面、细致，作出的诊断更接近疾病的本质，治疗针对性更强，体现了中西医之间的取长补短的优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工作也受到当时社会上“左”的干扰，在大跃进年代，中西医结合领域中也出现过违反科学、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事例，如有人提出72小时实现中西医合流等，一些学术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加以批判等；当然，一些保守、固步自封的情绪也时有表露，这些都使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蒙受损失，走了一段弯路，所幸的是都能在前进中不断加以纠正克服。
　　三、“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
　　“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人民的一大灾难，对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界同样是一场灾难。大批中医、中西医结合人员受批判斗争，下乡劳动改造，医院拆并搬迁，科研机构斗批改，工作处于停顿萎缩状态，无学术研究可言。在这样大动乱的形势下，是敬爱的周总理力挽狂澜，亲自过问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工作，开展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1970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为全国树立了一批中西医结合工作典型；同时还举办了全国中草药展览会，其后又抓了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抗疟药物等的研究，以及针刺麻醉的临床与机制研究等课题，组织全国大协作，团结了一大批西医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针麻研究临床已用于100多种手术，开展了200多万例，总结了针麻手术应用规律。
　　四、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在曲折中深入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给我国科学工作带来了春天，也给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带来了无限生机。1978年中央56号文件下达后，中医系统拨乱反正，做了大量恢复重建和整顿工作，1980年，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从此，中西医结合开始作为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一支医药卫生力量，活跃在我国医药卫生界，12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及1985年中央书记处对卫生工作的指示，都强调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1996年，由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为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中西医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促进中西医结合。”李鹏总理在大会所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中西医结合上有新的进展。”重申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亲切关注与殷切期望。近20年来，在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中西医结合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尽管1982年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一些作法，给中西医结合工作造成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总是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前进的。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冲破重重阻力，顽强地挣扎求生存，曲折发展，至今，工作不断深入，成绩卓著。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省市一级中西医结合医院39所，中西医结合研究所17所，包括一些著名医学院校也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如上海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等，尽管一些省市的中西医结合基地技术设置及设备还有待充实、加强，但毕竟已初具规模。此外，西医科研、教学、医疗单位及中医的科研、教学、医疗单位也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因此，中西医结合的基地是相当广泛的。
　　虽然这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培养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处于低潮，中西医结合陷入严重的后继无人的境地，但1980年前培养的西学中人员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较高的水平。1978年以来，全国设有28个中西医结合博士点，87个中西医结合硕士点，还有少数的博士后点，培养了1200余名中西医结合的博士、硕士，这些都是中西医结合的新生力量。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西学中人员五万八千余名，其中脱产一年以上系统学习中医的有二万名，脱产二年半的约五千名。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即原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是国家一级学会。现有会员三万五千余名。目前除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分会，有的省辖市也成立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下设30余个专业委员会成员组。
　　1981年创办的中西医结合杂志，即现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是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与中国中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是一本全国性综合性医学期刊(月刊)，目前月发行量3万册。订阅范围达五大洲2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唯一全面反映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杂志，随有论著英文摘要，其编辑方针为，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侧重临床，重视实验研究。其主要论著均被Medlillt及Index Medicus所收录。
　　据不完全统计，较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诊疗的病种达300种，绝大多数病种的疗效较单纯一种方法治疗的为高。这种结合已遍及城乡，尤其在农村基层，多数医生能掌握两法治疗。
　　在医疗上普遍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科研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各省市级成果数以千计，中西医结合成果获国家发明奖者达5项。这一时期科研工作的特点是在辨病与辨证分型相结合的基础上，比较普遍实行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引进大量新技术新方法，使研究水平有所提高。
　　综观40年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尽管道路曲折，但成绩卓著，主要表现在：
　　1、中西医结合为防治疾病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提高了医疗水平。由于中西医结合是集中西医之优点长处，取长补短，对疾病的认识、诊断更为全面细致，所采取的治疗方法针对性更强，因而，提高了疗效及医疗水平。
　　2、发展了中医理论，扩大了辨证内涵，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通过几十年的大量临床与基础的研究，总结出许多新的理论与概念，如在骨折治疗中提出“动静结合”，急腹症的治疗研究中提出“通里攻下”等，又如近年来总结出的“生理性肾虚”、“脾虚综合征”、“隐潜性证”、“急性病证”、“急瘀证”、“高原瘀血症”、“血瘀临界状态”、“瘀滞期阑尾炎”、“蕴热期阑尾炎”、“热毒期阑尾炎”、“菌毒并治”、“皮层—内脏—经络论”等。这些概念发展了中医理论及辨证内涵，不仅富有中西医结合特质，而且还切实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甚至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
　　3、扩大了中药应用作用，促进新药研制与开发。如抗疟的研究，研制出青蒿素，不仅证实了传统用青蒿治疟的经验，而且扩大应用于肝炎等疾病的治疗。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发现了川芎有效成份川芎嗪，且扩大应用于脑血管病等等，无数事例均说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扩大了中药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新药开发。
　　4、为中医药走出国门与国际系统架设桥梁。由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与现代医学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应用现代医学的指标、名词术语介绍解释一些中医药的内容，让国外了解中医药学，起到交流作用。如国外对我国针灸针麻的关注，就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针麻的成果的介绍而了解的。
　　中西医结合40年的实践，成绩是卓著的，当然，道路也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贯彻中西医结合方针，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中西医结合必将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及人类医药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节 基础理论
　　 一、阴阳五行学说研究
　　（一）阴阳学说的研究
　　1、方法论意义的阴阳学说研究：自西医学传入我国，阴阳学说作为方法论在近现代对中医学是否还具有意义，在学术界就有争议。五十年代，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发展成为一场较大规模的争论。“文革”中，有关教材对阴阳学说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给予定位。“文革”后，随着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国外自然科学界的最新观念被迅速介绍，在中医界这一事件被作为重新认识中医的契机。以多学科（如高能物理、模糊数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研究中医为名义，对阴阳学说的意义有趋于积极方向的评价。至九十年代，工作仍在继续。
　　2、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的阴阳学说研究：阴阳的对立统一模式，在中医脏象、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运用。“人生有形，先别阴阳。”“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阴阳的对立消长，依存互根，相互转化规律在以前易被认为只是一种思辩理论。阴阳模式的现代研究开展较多的是从cAMP/cGAP来研究其物质基础。1973年，国外学者Goldbeig首先提出人体信息传递的第二信使系统 cAMP/cGAP两种环核苷酸之间存在着类似阴阳的关系，一般以cAMP为阳，cGAP为阴。上海内分泌研究所邝安坤1978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阳虚病人内分泌，免疫和环核苷酸变化的初步观察”，经20多种疾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学说，从而引起对阴阳学说关系模式的重新肯定。1979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夏宗勤在《中医杂志》发表“中医‘虚证’理论的初步探讨（阴虚和阳虚病人血浆环核苷酸含量变化的比较）”一文，指出阴虚时，cAM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无明显降低；而阳虚病人，cGA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明显降低。1980年陈奇在江西中医药杂志上发表“cAMP、cGAP与中医阴阳学说”的文章。随后在各类证候如阴阳虚证，气血虚证，寒热证等开展了与cAMP/cGAP变化的相关研究。在对临床辨证为阴虚、阳虚的病人所作大量工作表明，阴虚时主要为cAMP升高；阳虚时主要为cAMP/cGAP的比值降低。
　　3、作为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阴阳学说的研究：即一般称为阴气、阳气的研究。这方面又有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的区别，后者可参见证候研究部分。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之分往往只是见仁见智之别。此外，寒热的研究与阴阳学说研究也有密切关系，可参照。
　　（二）五行学说研究
　　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其方法论意义，而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和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五行学说的研究较少。其发展历程与阴阳学说同步。五、六十年代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也在于阐述其哲学意义，但已有从控制论角度论述五行学说的论文，如当时的《中医——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一文在八十年代有较大影响。在“文革”后的多学科中医研究中，有关控制论原理与五行学说原理的研究是这一热潮的肇基，也是其重点。1978年刘冠军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从控制论看中医五行学说”，这一研究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对计算机中医诊疗系统的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如宋瑞玉的《控制中医学》等系统性著作。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王庆文90年代运用计算机控制论原理探讨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及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二、脏象经络研究
　　脏象，即“藏于内，象于外”之意，脏象学说也即中医的生理学说。中医学的特点是治疗学较病理学完善，病理学又较生理学完善，因此，生理学说虽有其自身内容，而大量的是从病理学说（证候学说）甚至治疗学说逆推的部分，可参见证候学说、治则研究章节。但要注意此二者的研究内容往往名同实异。广义而言，中医生理学研究还包括解剖学，心理学，体质学等的研究。经络是中医生理学的另一重要方面。从学科结构而言，生理学是中医学的前沿。
　　（一）脏象学说研究：
　　１．脏象学说研究总论：李聪普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有系列的“中医生理学研究”。七十年代季钟朴形成现代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框架，认为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有四个方面：即阴平阳秘——对立统一观；五行生克乘侮——联系整体观；天人相应——机体与环境统一观；司外揣内——宏观生理学的方法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医学的应激学说在中医生理和病理研究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八十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1928年提出的稳态学说被引用于说明中医的阴阳稳态学说，而有阴阳稳态、自稳态、自组织稳态等多种学说提出。1991年季钟朴主编出版《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分总论，中医“气血”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心脉”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脾胃”、“肝胆”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肾”的生理学基础，中医整体论的生理学基础六篇论述。山东中医学院张颖清提出生物全息胚学说。
　　２．脏象学说的解剖意义研究
　　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解剖学至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和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处于滞缓状态。聂青保提出中国在公元前就在解剖上与西方不同，且一直未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学。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认为：“以整个解剖言之，实极幼稚。”因而中医脏象学说中有关解剖部分出于揣摩者居多，甚至有中医脏器是“功能性脏器”之说。较早对中医解剖学及生理学进行现代意义的探讨的是刘广州，在1955年《中医杂志》上有“祖国医学对解剖及生理学的认识”系列文章。黄胜白1955年也在《中医杂志》发表“二千年前中国的人体解剖学”。后，对古籍中中医脏器仅有的解剖学记载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多有比较，有用于探讨古代解剖的科学性，更用于探讨二者的真实联系与区别。如对脾与胰腺关系的研究。1977年广州中医学院王建华从脾虚证候实质研究结果认为脾脏与消化、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等有关。北京中医研究所危北海1980年分析80例中医肝病，其中急慢性肝炎12例，说明中西医学对肝脏解剖位置、生理功能有一些共同认识等。黄铎香1982年前后在《泰山医学院学报》发表系列文章，论述中医五脏的解剖生理学基础。中医脏腑的解剖定位讨论从时间来看以六十年代为主，尤以三焦的争论更突出，如“三焦有形和无形问题”，“关于三焦之我见”等。 　　三、气血研究
　　（一）气血虚证的研究
　　1964年上海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舌象研小组建立慢性失血气虚证模型。刘亚光1979年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发表“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气”的本质”，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中医学院王明辉对“气”的本质也有较多理论研究。北京中医研究所1980年对发现慢支气虚患者红细胞电泳率明显降低。在气虚证与第二信使系统(cAMP/cGMP)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多数作者报导血浆及局部组织的cAMP含量下降。宋崇顺1981年对部分心肺疾病的气虚证病人，以及模拟气虚动物模型进行血液流变学测定，发现其血粘度增高。鲍延熙等1981年对冠心病研究发现气虚患者以血液动力学改变为主，与血瘀病人之全血比粘度改变为主不同。丘洪发等1981年从肝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角度研究其本质。廖家珍等1982年从血浆及心肌细胞cAMP含量角度研究。1982年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气血研究室报导气虚患者存在心血管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对副交感和交感神经功能有不同程度影响。北京中医学院陈文为1983年等提出从生物能学和血液学角度研究气的本质的思路。李冰星1983年对气虚病人脉图参数作观察。罗陆一等1986年报导了与血清铜、锌、铜锌比值、锰、铬含量的研究。韩明向等1987年报导气虚患者全血比粘度、体外形成血栓的长度和重量均明显增加，说明了气虚可致瘀。吕志平等1987年观察了气虚患者的甲皱微循环变化。在气虚证与微量元素研究方面。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郑俐利1989年报导气虚患者血浆cAMP、cGMP均下降。1990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医科胡国庆等对气虚证与甲皱微循环关系进行研究。1991年周光耀等探讨了气虚证的能量代谢研究。
　　（二）活血化瘀治则和血瘀证实质研究
　　活血化瘀是中医治疗血瘀证的重要治则。活血化瘀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对活血化瘀方“冠心Ⅱ号”复方及芳香温通复方宽胸气雾剂进行了抗心肌缺血及其机理研究。“文革”中，随着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宫外孕研究的开展，活血化瘀治则的机理研究渐受重视，并进一步发展为对血瘀证实质的研究。这一研究已成为我国治法和证候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研究方法上，在明确血瘀证诊断标准的基础上，临床与动物实验同步研究，在血瘀证动物模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了活血化瘀研究专业委员会，出版了《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等专著。
　　１、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在活血化瘀法对心血管系统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对血液流变性、血液系统的作用，对肿瘤的影响，活血化瘀的抑菌抗炎作用，对疼痛的作用，降脂作用，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的研究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1982年中医研究院鉴定的成果“中西医结合益气活血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塞临床及实验研究”。
　　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始于1960年，用固定方剂通脉灵治疗硬皮病系列工作。1960～1964年以通脉灵为主进行辨证加减治疗全身性硬皮病104例、局限性硬皮病84例，绝大多数病人有一定疗效，治疗后皮肤变软，少数病人皮肤形态学显示不同程度的好转，血液循环特别是微循环有明显改善。按异病同治的原则，治疗烧伤瘢痕（23例）、象皮病（10多例）等，均收到一定的效果。1971年，有单位成立了全院性活血化瘀研究协作组，从临床、药物、理论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山西中医研究所内科肾炎组1975年报导运用活血化瘀药物为主的“益肾汤”具有抗变态反应性炎症的作用。
　　七十年代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采用活血化瘀治则，选用冠心Ⅱ号、川芎等药物，对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塞，脑卒中，高血压急症及血栓形成，具有较好疗效。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冠心Ⅱ号、川芎、丹参、赤芍、红花、益母草、蒲黄、莪术、当归等活血化瘀药进行了生化、药理、心肌血小板超微结构的实验研究。初步阐明活血化瘀一些作用原理，活血化瘀药物的抗血栓形成、溶血栓、改变血栓结构、降低纤维蛋白血栓稳定性作用及抗心肌缺血和坏死作用等。
　　２、血瘀证实质研究：“七五”期间，国家攻关项目“对血瘀证的证候特异性，证候引起的机体内部形态、生理功能的变化及证候发生机理研究”。包括血瘀证诊断研究、血小板功能改变与血瘀证辨证关系的研究、肝郁气滞血瘀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血郁证实验动物模型的研制，活血化瘀方药的研究五部分内容。北京医院吕秉仁1995年归纳血瘀证的病理包括：①血液循环障碍，特别是静脉血和微循环障碍造成的缺血、瘀血、出血、血栓、水肿等病理变化；②炎症所致的组织渗出、变性、坏死、萎缩、增生病理变化；③代谢障碍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
　　四、寒热虚实的研究
　　寒热虚实的研究实质上是中医“八纲”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研究较早见于侯灿1962年在《广东中医杂志》上发表“八纲作为机体典型反应状态学说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实践意义”，1964年在《中医杂志》发表“‘八纲’病理生理学初步探讨”，1965年在《中医杂志》上发表“关于八纲病理生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等系列文章。徐上林1962年在《广东中医》发表“对‘寒热虚实’实质的初步探讨”文章。以及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研究小组1973年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学研究小组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虚损之病机探讨”，1975年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八纲’之病理解剖学基础初探”。其后，寒热研究主要见于北京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谢竹藩、梁月华等的研究。
　　寒热是八纲的两个重要方面。寒热含义有二：病因与病证。1962年徐上林报导，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寒证患者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1963年林果为报导虚寒证患者受冷刺激后血压不升高反而降低，恢复也慢，虚热证患者相反。1963年严守正报导虚热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高者占30%。侯灿于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步探讨中已提出“寒”或“热”也许可以看作是以热量不足或热量过剩为其共同发病学原因的一种机体典型反应状态。病理形态上，1975年重庆医学院报导，寒证患者多为慢性炎症病变，血管充血已不十分明显，渗出的炎性细胞以淋巴细胞、大单核细胞为主，热证患者则多为急性炎症。
　　北京中医研究所1975年证明虚寒证患者皮肤电位减弱，是交感神经活动减弱的表现。虚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1978年桑木崇秀研究寒凉药和温热药的作用，他选择健康人于分别服热药和寒药后观察冷水刺激皮肤的复温过程。1979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提出脾胃虚寒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者占56.2%。
　　北京医科大学1979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中医寒热本质的初步研究”，注意到寒证患者与大鼠模型尿17－羟明显减少，热证患者及模型则排出量增多。并证明热证患者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加强。寒证患者则降低。为了客观地综合反映整体的植物神经平衡状态，北京医学院1979年用因子分析方法制成了回归方程式。
　　1979年北京中医研究所用热性中药喂饲动物建立阴虚模型；李树毅、郭永惠1981年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脾阳虚患者尿17-羟排量下降。1982年张万岱提出脾胃虚寒者中枢抑制过程增强。赵伟康等1982年发现虚寒证的甲亢患者尿17-羟也低下。
　　1982年起北京医学院梁月华经多次改进，用寒凉药、温热药建立寒证、热证动物模型；并在以后对造型方药作不断简化、改进；在动物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肾上腺皮质功能、卵巢功能、体温调节、消化系统等的研究。1982年北京医学院也证明了寒证时中枢抑制占优势，热证时中枢兴奋性增强。1984年刘光旦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肾阳虚患者月经周期错后者（大于38天）比虚热证患者多一倍。叶雪青1984年证明月经失调的热证患者交感神经功能偏亢，虚寒证者大多交感神经功能减弱或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谢竹藩等1986年发表“从尿中儿茶酚胺及cAMP、cGMP的排出探讨中医寒证、热证本质”；梁月华1988年从动物实验上对此提出进一步根据。
　　1989年起上海中医学院匡调元、张伟荣等开始从动物实验角度研究寒热体质。1991年张伟荣报导以体表温度为标准筛选自然寒体和热体动物；1991年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建立补气法实热证动物模型；1994年匡调元建立热体加五三粉法内燥模型；寒体加蜂蜜猪油法内湿模型；1995年江西芜州中医学校何晓晖建立辛温燥热食物法阴虚内热证模型。
　　多种研究表明，热证时机体的物质代谢特别是分解代谢亢进，能量代谢升高，产热效应加强。寒证则相反，神经系统功能活动、内分泌系统、环核苷酸、前列腺素进行的研究。从神经系统方面，早年即有报导寒证患者的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早年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研究“证”的本质大多是结合阴虚和阳虚进行的。
　　虚实的研究多见于各脏腑虚实证的研究，可参见证候研究一节。虚劳的研究中与血液病相关的“血劳”研究较多，如中日友好医院梁贻俊1995年对血劳与红细胞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
　　五、诊法原理研究
　　（一） 舌诊研究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着手以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医的客观化研究，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对中医的某些诊断方法的客观化研究；一是通过对中医学中的一些脏腑功能的本质、作用机制的探讨进行客观化研究。
　　（二）脉诊研究
　　中医诊脉全凭经验和手指主观感觉，缺乏客观指标作为判定脉象的标准，所谓“心中易了，指下难明”，不仅初学者难以掌握，即使在有经验的中医师之间，有时对同一脉象也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所以脉诊的客观化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在脉诊客观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重点是探求、研制能全面反映中医脉象特点的精确度大、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脉象仪。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应用杠杆式脉搏描记仪，试图通过机械能的作用，直接描记高血压弦脉脉搏波形，但失真性较大。五十年代末，有人研制出以酒石酸钾钠压电晶片为换能器的脉搏描记器，将中医寸、关、尺的脉搏，通过换能器转换为电能加以放大描记，初步确定了中医弦脉、滑脉、平脉等的特征图形，1959年，进行高血压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研制的“20型三线脉象仪”，首先实现了寸、关、尺三部切脉压力的任意调节和客观定量测定，以及与指感基本一致的压力脉象波型的描记。该仪器在临床试用取得大量的实验数据。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研制出各种不同换能器（如半导体硅应变片换能器，电感式压力换能器，电阻抗式换能器）的脉象仪，不断提高换能器的灵敏度，精确度，并改进探头的造型。
　　近年来有些单位还将声象图仪、频谱分析应用于中医脉象研究。七十年代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利用电子学的新进展，研制出性能较好的脉搏图机（后来改进为BYS-14型），所描记的脉搏图能反映出十余种脉象。为用脉搏图形识别这些脉搏打下了初步基础。七十年代末北京中医学院采用测量脉搏图参数，进行系统分析，来描述弦、滑、细、平等脉象的脉搏图特征，从定性推进到定量。八十年代初魏韧提出多因素脉图识别法，将切脉时医师的应指感觉分解为八种成分，其不同组合构成各种脉象。还研制出MTY-A型脉图仪，在传统的波形图外尚可描记各种取脉压力下的脉搏幅度趋势图及脉管粗细图，认为可综合上述八种指感成分，因而能反映出所有各种脉象。
　　近来（1987年）李景唐对这种多因素脉图识脉法作进一步论证，并研制出MX-5型多功能中医脉象仪，在以上三种图之外，增加了脉率趋势图，利用这四种图设计出27种中医脉象图谱。此外，浙江大学研制出一种多维脉象信息检测系统。中医科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制出中突型三探头传感器以及测寸口动脉弯曲振动的传感器，特别是研制出一种能测定表浅动脉运动和截面变化的仪器。并研制了不同类型的中医脉象教具，如脉象模拟装置，电子脉象教学仪等。物理学中的进展，如流体力学的研究，各种传感器的设计和研究，都对研究中医脉象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脉象的形成机理的临床研究上，北京中医学院1975年观察上消化道出血病人与孔脉的关系，并描述其脉搏图特征。在脉象形成机理上，成都中医学院附院内科1975年，陈德奎1983年探讨弦脉的形成机理，认为主要涉及总外周阻力、心输出量和动脉顺应性三个因素。1983年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发表对脾胃虚证患者虚脉脉象的研究，湖南中医学院李绍芝1987年报导对心气虚证病人脉图参数的观测。1977年以来，上海中医学院费兆馥等采用脉象仪进行了脉图的定型，辨识以及脉象信息的模拟发生；观察生理状态下的脉图变化，脉象形成机理的探讨，脉图的临床研究等。黄世林1986年从临床实用出发，用阻抗传感器研究了各种脉象的寸口桡动脉血流图。广西中医学院唐农等1992年报导了冠心病心气虚患者寸口脉超声多普勒血流图的初步研究。报导妊娠与脉象关系的实验材料较多，结果也较一致，验证了“妇人脉滑数而经断者有孕”的中医理论。如傅骢远1987年在全国四诊研究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滑脉的实验研究”。有的学者还进行了正常人的脉象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脉象动物模型研究上，1982年左箴建立戊巴比妥钠应用脉微欲绝模型；1983年陈德奎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弦脉模型，及桑寄生应用滑脉模型；1985年黄世林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鬼祟脉模型；并通过改变心率，改变心脏、血管功能，改变血液粘度，改变血容量等方法建立了浮、迟、数、滑、涩、弦、紧、细、弱、伏、孔、结、代、釜沸、虾游、交替脉等模型；1990年郑小伟建立冷冻法迟脉模型。
　　（三）其他诊法研究
　　腹诊的研究：萧熙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发表“腹诊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的文章。较为系统论及腹诊的古籍是《黄帝内经》，对瘀血腹诊进行系统阐发，使之成为独特诊断瘀血而辨证用药的一种方法，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古方派勃兴之后，对《伤寒论》中的腹诊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发展了瘀血腹诊。八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对瘀血腹诊法进行了研究。
　　国内近年研制出根据经络感传规律与特点的经穴电参量自动循回检测系统。可多点同步检测体表的电参量等。
　　六、证候实质研究
　　１. 证候实质研究的发展。吕维柏认为，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的区别在前者治疗时针对体现整体变化的“证”，后者则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认识层次上后者较浅，属于感性认识；前者较深，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阶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科研以临床实验性描述研究为主，西医诊断，中医药治疗或联合用药，按西医指标观察疗效；1958年以前，中医临床研究侧重于单验方研究。辨证论治虽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辨证论治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58年，那时候第一批西学中班学员毕业，并开始了其对中医学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采用西医诊断，临床上辨证分型治疗的方式，并开展实验研究，这种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主体，在骨折研究，针麻和经络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肿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领域中得到体现；并总结出“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证和脏象生理学研究和证候实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诊法研究起源于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性质看，五、六十年代实验研究人员以西学中医务人员为主，七十年代末以后则和中医中药人员并重。
　　八十年代中，证候研究列入中医“七五”攻关课题，本领域引起中医界广泛重视。其研究复盖面广，据不全统计，全国除三省一个自治区外，约26个自治区及解放军共计百多个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重点地区为：上海、北京、辽宁、吉林、广东、福建、贵州等。
　　此期间获得较大数量的成果如：“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的对比观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中的变化和中医虚证（肾虚）的联系以及应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的效果”，“肾虚证β肾上腺素受体M胆碱受体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及某些滋阴助阳药的调整作用”，“中医‘肾主耳’理论的实验研究”，“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脾主运化’的实验研究和健脾益气法则的作用探讨”，“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及实验研究”，“脾虚型萎缩性胃炎临床及实验研究”，“重症肌无力脾虚证型的辨证论治、疗效和治疗机理研究”，“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血瘀证关系的研究及高原中药防治气虚、血瘀证疗效分析”，“血瘀证证型研究”，“肝阳上亢证的研究”，“肝瘀气滞血瘀临床和实验研究”，“心气虚的实质及生脉散对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气虚证的临床辨证规律及党参、黄芪治疗作用研究”，“阴阳计量辨证模型与辨识软件系统”，“劳倦饥饱致脾虚动物模型研究”，“痹证的实验模型与现代病理基础研究”，“中医气血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气血相关理论及其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等。
　　七、治则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则研究
　　１．扶正固本治则的提出是随着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七十年代全国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非常活跃，取得可喜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其已有专著出版。197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根据九省市协作组的研究结果，修订了《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防治方案》。在支气管哮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发现本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并提出“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的观点。30年来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治疗学的中西医结合既提高近期疗效，也提高远期效果，为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而发掘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则具有普遍意义；陕西防治慢支炎协作组七十年代以来对痰饮丸防治慢性气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肿瘤组1974年后对六味地黄丸抑制食管上皮细胞增生在临床及动物上做了系统实验，肯定了其效果。上海龙华医院1975年报导补阳药能使动物抗体生成时间提前，养阴药能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1976年报导了对“扶正培本”治则实验研究的结果。从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抗疲劳等方面作阐明。张文亮1979年报导“在特别注意检测条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参、白术、茯苓煎汤内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黑龙江中医学院1979年报导用扶正一号方（仙灵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陈皮）治疗严重肺心病病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医科院1978年报导黄芪能使机体产生干扰素，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药物对肿瘤病人免疫状态的影响引起广泛注意。天津人民医院1974年报导用补肾健脾扶正药配合化疗，治疗48例淋巴瘤，对保证化疗的顺利进行有明显作用。刘亚光1978年报导不少扶正中药如茯苓、薏苡仁、黄芪、白术、百合、麦冬、白芍、山药、豌豆、蘑菇、甘草、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两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综合不少单位报导用温补肾阳或益气养阴药物为主，适当配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药物治疗多种肿瘤，使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临床症状也趋好转。
　　２．补肾治疗的研究：通过病理观察，发现肾阳虚者肾上腺、甲状腺、睾丸等内分泌腺体有功能低下的形态学改变。温补肾阳药可调节下丘脑—垂体及其靶腺轴的功能，其中对肾上腺轴的影响较大；鹿茸、仙灵脾、附子、苁蓉、补骨脂及六味地黄丸等补肾方药有调节神经内分泌的功能。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对补肾法和健脾法延缓衰老的效果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效果更为显著。邝安坤发现附子和肉桂两味助阳药之间也有明显的互相制约现象可相互缓和它们过于猛烈的作用。
　　温补肾阳药（肉桂、仙茅、菟丝子、锁阳、黄精等）能使以粗制胎儿甲种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体提前形成；滋补肾阴药（鳖甲、玄参、天冬、麦冬、北沙参等）能使抗体时间延长。发现补肾药黄精、首乌、杜仲叶、狗脊、锁阳、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轻度的免疫激发作用。补肾阳方药动物灌服有增加红细胞、血色素及网状红细胞的作用；滋阴药可防止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川断、杜仲、当归、鹿茸、熟地、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白芍、陈皮等能促进骨折愈合，并可改善动物摘除睾丸后所引起骨质疏松和溶骨现象。温肾方、利水方，温肾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实验性肾炎肾脏的病理变化，延长造型动物存活时间。仙灵脾提取液对正常麻醉家兔和肾型高血压大白鼠有降压作用，其降压原理可能由于周围血管扩张；补骨脂对离、在体心脏均有扩张冠状动脉作用，从补骨脂中分得的补骨脂甲素和乙素（两种新黄体酮），后者有刺激Hela细胞的作用，并能显著增加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则研究
　　通里攻下治则研究是随着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从1958年开始起步。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探索阶段。通过临床实践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方法，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研究规律。大量实践证明，这一探索是成功的。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这一阶段的进展。1958年一股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强劲东风吹进天津医学院，随之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1963年把南开医院改为中西医结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阶段。1971年2月6日，周总理接见了参加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恢复了生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义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班，交流了各地的诊治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又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1970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开始筹办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1971年开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证学习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证研究所。这一阶段的主要进展是，辨病与辨证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手术与非手术疗法的选择渐趋合理，实验研究初步展开，剂型改革取得进展，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起步。这一阶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开医院与遵义医学院合办的刊物《急腹症通讯》与共同主编的《新急腹症学》一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径。
　　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进入了向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七五”规划，拟在“证”（急腹证有代表性的实证与虚证）的实质探讨。“法”（主要治则）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论学说）的探讨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三）清热解毒法的研究： 　　清热解毒法杀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鱼腥草、穿心莲、银花、黄芩等在临床上广泛使用。鱼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术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获甲级愈合，且优于抗菌素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强，在稀释到1∶40000浓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仅其抑菌谱及抑菌强度各有不同。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汤能明显提高被乙脑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称空心苋）注射液对流感病毒（70-5株）、乙脑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显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疗880例乙型脑炎（其中极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为较重型与轻型），治愈率达89.5%。此外，清热解毒药物有减毒、解毒，对无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渗出及提高吞噬细胞功能以及调整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等方面作用。
　　河南医学院等1973年观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树果等清热解毒药可使幼鼠胸腺萎缩。上海儿童医院1976年报导以中药三黄汤为主（茵陈、山栀、大黄、黄连、黄柏）治疗新生儿黄疸38例，近半数获显效。黄芩有效成分黄芩甙能抑制肥大细胞的巯基蛋白酶，因此有抗过敏作用。刘亚光、汪承柏1979年综合报导洋金花、麻黄、苍耳子、秦艽、防己、枳壳、枳实、牛膝、黄连、甘草、泽泻、柴胡、龙胆草、荆芥、葛根、猪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质释放、抗组织胺、抗乙酰胆碱，以利于治疗多种病理性过敏反应所致的疾病。
　　（四）气功疗法实验研究
　　气功实验研究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59年徐丰彦即发表“气功疗法机制的研究”，观察到气功锻炼对呼吸系统功能最明显的影响是可使呼吸减慢和加深，呼吸运动描记发现练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线柔和而均匀。X线下练功时比一般状态膈肌上下活动幅度增大3～4倍。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1959年报导气功对血压的影响与单纯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莫浣螈1959年报导练气功对腧穴皮肤电流的影响。上海第一医学院气功专题研究小组1960年发现气功可明显增强和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状态。练气功时吸气、呼气对心输出量有影响。上海第二结核病院1961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腹式呼吸明显。“卧式内养功”有使胃肠排空加快的作用。武汉医学院卫生系1961年观察到练静功时，可使心率明显减慢。血管通透性加大。广东医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报导气功对大脑耗氧量的影响。赵连云1962年观察到气功治疗矽肺病人观察中，可增大胸围，增加止息时间、肺最大通气量等。肺结核病人练功达有效阶段时，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减低。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教研组1962年报导内养功与血管舒缩关系的研究。练功入静时可使气体代谢率降低。对血糖较高者有降糖作用。项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势与氧消耗量改变的关系。气功对血压有明显影响。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等1963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血管运动中枢活动状态趋于稳定。诸云清等1963年报导气功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响。赵光胜等1979年发现高血压病人练气功者可使脑电图α波明显增强。且有一定后续作用。王伽林1980年报导气功对胆汁分泌也有明显影响。通过脑电图观察认为气功状态下的大脑皮层活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性过程。邝安坤等1980年报导练功前后血浆cAMP含量变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讨了气功的脑电特点。
第三节 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内科
　　中医、西医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其历史发展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影响，形成了两个不同理论体系各自进行发展。
　　第一阶段(1949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内科形成和逐渐发展阶段。发展和组织队伍，逐渐开展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诊治内科疾病，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1949年以前，中医饱经风霜，倍受压抑，几乎濒于灭亡的边缘。新中国建立伊始，首要任务就是继承，尔后方能谈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明确规定：“中医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单方秘方，并为医学院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同时组织了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批示卫生部“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西学中”逐渐形成了高潮；中医学习西医也蔚然成风。至1958年第一批“西学中”班结业，第一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诞生，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工作的广泛开展，在人员及其素质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临床主要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找出辨证和治疗的规律，提高临床疗效。如1954年河北石家庄根据乙脑发于夏暑，以热为主要症状之一等特点，中医辨之为“暑热”，用白虎汤加茵为主治疗，取得了100%的有效率。此后北京、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均有大量的报导，病死率控制在10%左右。包头治疗肺脓疡16例，根据不同的辨证分型而用加味阴理荣汤，肺疡汤、紫苑合剂及桔梗白散，结果13例治愈，1例好转、1例无效。根据脾肾辨证用药规律，用健脾温肾法为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25例，有效率达68%。钩端螺旋体病中医辨为湿热和寒湿证而用甘露消毒丹或三仁汤为主治疗，观察115例，治愈率达92.2%，死亡率为1.8%。其它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炎、上消化道出血、痢疾、疟疾以及流感等运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疗效。
　　在广泛收集单方验方(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1958年冬至1960年的全国“采风”运动)和整理有价值的病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理论方面研究的报导这期间相对较少，集中表现在对中医理论的验证和对八纲的初步认识上。上海医科大学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现：现代医学认为全然不同的6种疫病(如支气管哮喘、无排卵型功能性子宫出血、冠心病等)，可以同样用补肾的方法提高疗效，从而验证了中医“异病同治”的科学性。有人通过实验从病理生理的角度提出：八纲是机体对致病因素典型反应的概括，其中阴阳分别是机体机能或热量不足或过剩的表现；寒热分别以热量不足或过剩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虚实分别以机能不足或亢进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表里分别是不伴有或伴有机能或能量代谢深刻障碍的反应状态。寒证可见神经功能处于抑制状态，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基础代谢率低下；热证可见高级神经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基础代谢率升高；虚证可见神经功能低落或抑制，副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非保护性)，基础代谢率降低；实证可见一般神经功能较好或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异常上升，基础代谢值增高。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可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发展的停滞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整个中西医结合内科来说进展缓慢，但并不排除某些局部取的了一定的成就。这期间研究的较多的疾病主要有呼吸系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疾病、血液病、泌尿系疾病等。以某些病种的大量临床实践，重视单方、复方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效方药以及理论研究逐步得以开展为其基本特点。呼吸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慢性支气管炎最活跃，其中又以天津、北京、福建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1)通过多学科、多指标方法、根据数理统计原理，评选国内最有代表性的若干方案，认为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方案较为合理，实现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计量诊断。
　　(2)用标实和本虚的相互作用——恶性病理循环导致迁延不愈，解释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发展规律，由肺气虚→脾阳虚→肾阳虚，是一个肺气肿逐渐加重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累及到逐步及以及明显累及心血管及全身各系统的过程；是一个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性腺、甲状腺等内分泌功能逐渐低下的过程。
　　(3)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急则治标，热痰治以清热化痰、佐以治血；寒痰治以温化寒痰，佐以活血，现察1481例，总有效率为95.48%，临床控制率62.73%；缓则治本，肺气虚治以补肺益气，佐以活血；脾阳虚治以健脾燥湿，理气活血；肾阳虚治以温阳补肾，纳气活血。临床治疗470例，治愈率为21.06%，巩固为17.23%，稳定为29.15%，显著高于未固本治疗组。
　　(4)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探讨标证和本证和病理实质及其相互关系。热痰主要是细菌性炎症，也有变态反应和病毒感染、植物神功能失调，以交感神经功能亢进或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同时亢进为多见；寒痰特征为分泌亢进，且常掩盖了炎症的变化，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类型多以副交感神经偏亢为主。
　　(5)从“证”的研究入手，先探讨了诊断学的中西医结合；在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的指导下，研究论治规律，提高了临床疗效，进行探讨治疗学上的中西医结合。
　　总之，这段时期对某些内科疾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提高了疗效，研究了一批疗效较好的单方单药；理论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但病种研究较局限，理论研究既不深入也不广泛。
　　第三阶段(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可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内科的繁荣昌盛时期。研究病种广泛，诊断和疗效评定逐步规范化，医药并重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是临床和实验研究相结合，是本段时期的基本特点。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病种日益广泛，几乎涉及到了内科的各种疾病。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了研究协作，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统一的辨证分型和疗效评定标准，使诊断规范化、疗效客观化，同时总结出了不少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方药，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根据1979年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制定的辨证分型标准，通过1487例分型治疗近期疗效的观察，认为此方案较为实用，总有效率为95.48%，明显高于不分型对照组。按全国分型标准治疗急性发作期心脏病909例，总有效率80%以上，病死率在8%左右，比单纯西药14%的病死率低。
　　1980年我国学者讨论制订了冠心病辨证诊断参考标准，现已广泛在全国采用。冠心病的治法除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温通宣痹继续受到重视外，根据其本虚标实的特点，一些单位提出了益气活血、扶正固本等法则。1983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脾胃学组制订了关于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经全国20个省市45个医疗单位和科研单位3000多例胃脘痛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符合临床实际。1986年又制订了胃脘痛的疗效评定标准。由北京中医医院牵头，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有关专家成立了急症胃痛协作组，1985年制订急症胃痛的分型和疗效评定标准，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研制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方药为气滞胃痛冲剂、虚寒胃痛冲剂、温中止痛口服液、理气止痛口服液等，现已广泛用于临床。
　　慢性胃炎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89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订了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分型和疗效标准。有人用复方参芪健中冲剂治萎缩性胃炎脾虚气滞证94例，用参梅养胃冲剂治萎缩性胃炎胃阴不足证81例，临床有效率91%，显效45%以上，病理有效率60%以上。1986年全国第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会议上，讨论制订了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辨证分型试行方案以及慢性肾功能不全(简称肾衰)中医辨证分型参考意见。
　　中医药治疗肾病的效果不断提高；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完全缓解率为28.8-45.4%，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显效率约10.9－13.2%，急性肾小球肾炎近期治疗率为67.3-74.5%。上海曙光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人复发性及难治性原发性肾病综合征235例，近期疗效为：复发组完全缓解在肾病为88.5%，在肾炎肾病为50%；难治组完全缓解在肾病为75.4%，在肾炎肾病为39.7%。
　　此外，灌肠疗法治肾衰受到重视，丰富了治疗学内容。用中药结肠灌液Ⅰ号(大黄、红花，治疗急性肾衰97例，治愈87例，病死率为9.3%，与人工肾随机对照，两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所需天数均无明显差异。
　　中风病的研究，这段时期成绩显著，1983年中医内科学会中风学组召开的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上制订了中风病的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同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风协作组，从1983年7月到1986年12月采用清热化痰、活血开窍法，选择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134例，另设烟酸对照组，结果清开灵治疗脑血栓形成111例、显效率48.6%，总有效率81.1%，所显高于烟酸组。用化痰通腑法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158例，总有效率83.3%。中西药合用治疗中风病显示了优势，在用西药(低右)同时使用中药辨证处方，治疗缺血性中风77例，显效53例(68.5%)，单纯中药治疗43例，显效16例(37.2%)，二者差异明显。
　　1984年卫生部组成了血证急症协作组，制订了统一的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吐血、黑便相当于西医的上消化道出血等，这段时期研制的针对性较强的专方主要有血宁冲剂、柴地合剂等单味药的研究则以大黄和明矾的研究最为深入。1984年卫生部中医司又成立了热病协作组(包括南、北方协作组)，南方协作组制订了中西医结合诊断高热和疗效评定标准，研制了九个系列单剂量微型口服剂即清热灵、降热宝、解毒通淋、清气解毒、解毒通腑、利胆解毒、抗病毒、清瘟解毒、毒必除。试用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成人肺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肾盂肾炎、流行性出血热等均有明显疗效；北方协作组在制订了风温病的辨证和疗效标准后也研制了一条列有效方药。
　　其它如厥脱证、痹证等在这段时期都有了统一的诊断分型标准，临床效果令人瞩目。值的一提的是：有些疾病如慢性肝炎、血液病、出血热等病，辨证分型虽未统一，但总的来看都向着简单完用的分型方向发展，随证用方，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有人认为再障系肾虚所致，临床宜补肾为主。补肾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3000例，有效率85.4%，缓解治愈率为40－50%。
　　医药并重方面，继续重视单方单药的研究，发现了一批活性较强的新结构成份；为适应临床需要，对古方今方进行剂型改变是本段时期的基本特点。
　　中医药的传统制剂主要是汤、丸、散、膏、丹、酒、露、胶、曲、茶、烟等，近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临床的需要，剂型的改进和新剂型的研制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片剂、胶囊和微型胶囊剂外，还有注射液、冲剂、糖浆、口眼安瓿、袋泡剂、泡腾片、乳针剂、气雾剂、含服剂、滴丸、栓剂等40余种剂型。其中的注射液剂型的研制较有代表性。因以往中药制剂主要是口服给药，但口服给药往往作用缓慢，而且对于一些危重病人汤药难进体积容积过大不易吸收，使临床运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随着近年来对急症的重视，注射液剂型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国厥脱证(休克)协作组参照回阳救逆之古方“参附汤”与“回阳汤”的主要组成，取红参、附子、青皮三味药，用薄层扫描法控制其人参皂甙，乌药总碱，对羟福林含量，制成参附青注射液，用来治疗邪毒内陷所致的厥脱证(相当于感染性休克)。设立西药多巴胺与阿拉明作对照组。参附青组104例，显效50例，有效率为84.6%；其中中重度77例，有效率80.5%。西药阿拉明、多巴胺组31例，显效10例，有效11例，有效率67.7%；其中中重度27例，有效率55.5%。统计数据表明：参附青注射液对中重度的病证疗效明显高于西药多巴胺，阿拉明组。此项成果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进步甲级奖。其它为根据“参附汤”研制的参附注射液、据“生脉散”研制的生脉注射液、据“参冬饮”研究的参麦注射液，用于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休克皆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重庆中医研究所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成“清热解毒针”静脉给药，治疗肺炎等6种感染性病的高热112例、结果疗效并不逊于青、链霉素联合用药的相同病种的对照组。
　　这段时期，大量的活性单体从中药中分离出来，如青蒿素、棉酚、丹参酮、联苯双脂、异靛甲等。其中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首先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青蒿素、是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药物后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对抗氯喹型疟疾、凶险疟疾、脑型疟疾的治疗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按国际标准研制的青蒿毒栓，注射用青蒿琥酯、蒿甲醚注射液，具有高效速效低毒、与氯喹无高交抗药性以及使用方便等特点。作为一类新药已分别于1986年和1987年通过国家新药审批，其临床研究达到了WHO对抗疟新药的各项研究技术要求。
　　与内科疾病相关理论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活跃，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成绩显著。但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流行病学的调查、“证”实质的深入探讨以及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等三方面内容。活血化瘀类药物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血液流变学、血液动力学、病理生理学、生物化学等方面。活血化瘀类药具有较广泛的药理效应，可改善心功能，改善血液高凝状态、提高纤溶活性、防止血小板聚集、降低血脂含量，改善微循环，作用于胶原组织，影响炎症过程等作用规律。此类药物用于冠心病，肝病、肾病、急腹症、脑栓塞等均具有较好疗效。清热解毒类药物的研究由早年偏重子抑菌试验深入到了对机体的全面影响。这段时期的研究表明，此类药物除具有解毒、清热、抗炎外，还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调节交感神经—肾上腺功能，改善微环循，保护实质器质等作用。例如大黄牡丹皮汤、白虎汤，六神丸等均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二、外科 　　(一)第一阶段：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
　　1960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报告了对急腹症等外科疾病采用了西医辨病、中西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综合疗法，将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对大量的病例进行分析总结。
　　六十年代中期，在大量临床实践及初步总结，肯定疗效的基础上，摸索出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手术与手术疗法的适用症，以应用中药、针灸等的经验，在原来西医辨病(诊断)的基础上，结合中医数千年传统的诊疗方法就一般外科感染、急腹症、乳腺病、烧伤、肛门直肠疾病等病症运用中西医的方法结合进行研究，如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通塞脉1号溶合了温经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养阴补气、调和营卫的治疗方法，又如根据激素周期分泌变化与冲任血海有先冲盈后疏泄的“月盈则亏”样的周期性改变，提出了与传统的疏肝解郁不同的调和冲任法治疗乳腺疾病。在认识到烧伤，尤其是大面积烧伤并发败血症是疾病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感染是治愈烧伤的主要障碍的基础上，提出及时有效地控制创面感染是提高烧伤治愈的关键，并通过抗生素与清热解毒中药制成合剂进行治疗，使烧伤患者的败血症发生率较一般处理为低，实验证明对常见感染有较强的抑菌作用。还认为烧伤是火热之邪损伤机体，与温病较为相似，早期宜清热解毒，中期宜清热生津，后期应补养气血为主，兼以调理脾胃。应用针灸治疗方面，选择了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第一期作为治疗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针灸能迅速减轻疼痛，使腹肌松软，精神安定，肠鸣音，排气排便较快恢复。在外科手术时，亦广泛开展了针灸麻醉的研究。
　　(二)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临床上进一步深入实践，并着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阶段。
　　由于临床上已积累了较为成熟并经得起重复验证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办学习班的形式，得以在全国普及推广，这又反过来促进中西医结合外科的发展。结合临床研究并以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初步提出了一些指导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的新的观点与原则，并对外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存在的部分难点象阑尾炎复发，胆道排石不彻底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包括外科疾病病因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在古方应用方面，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剂型改良，并通过临床药理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如用古方生脉饮制成注射液治疗感染性休克，克服了传统剂型对于危重患者的服用不便、不能及时抢救的缺点，还发现生脉饮注射液有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对IgE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细胞免疫有促进作用，还能增强人体对缺氧的耐受力，对正常人与荷瘤动物的网状内皮系统均有明显的激活作用，能减轻内毒素对机体的毒性，激发肾上腺皮质功能，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及增强心肌细胞的收宿等作用。
　　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发掘、整理、提高中医药的方法，弥补了中医的一些缺陷，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针刺麻醉在外科手术中的广泛使用，扩大了手术范围，特别是对于老年、体弱，和心、肾、肝等脏器功能差，以及对麻药过敏而不宜采用麻醉的患者，针刺麻醉显示了其安全，有效的优点；上述中生理扰乱轻，术后并发症少，康复早，还能节约大量的麻醉药品，具有独特的优点。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基础结合的逐渐加深，中西医结合治疗外科疾病的水平不断提高，方法日益增多，形式多样，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中西医结合药物注射治疗内痔的基础上，根据中医“酸可收敛，涩可固脱”的理论，以五倍子、明矾为主制成了“消痔灵”注射液，将内痔注射术分四步操作，提高了临床疗效，且在防止复发方面有积极作用。通塞脉片的基础实验证实该药有抗凝溶栓、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机能，抗变态反应等作用，临床疗效明显提高，氦-氖激光照射穴位，治疗急性乳腺炎、鹿角胶注射液治疗乳腺癌、重度烧伤时创面全部中药复方喷洒或外涂使其形成药痂，中药外用能抑制绿脓杆菌生长。
　　(三)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
　　在急腹症的研究中，中医的“六腑以通为用”治法，经实验证明：通里攻下方药能调整胃肠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因此通里攻下成为治疗急腹症的主要方法，且对于辨证与辨病结合分期，更为客观与便于治疗，肛门直肠疾病研究发扬了中医治疗痛苦少，疗程短、操作简便，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医学切开引流挂线技术予以改进，临床效果颇佳。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下肢溃疡、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乳腺疾病、血管瘤、淋巴结结核、骨与关节结核、败血症等病症，以西医的抗生素、手术疗法治疗局部病变部位，以中医的手法，内服及外用药并举，既调整了机体的功能又直接对病患部位起作用，避免了手术后人体机能降低，对抗生素发生耐药性的副作用，又缩短了疗程，降低了复发率。
三、肛肠科
　　(一)痔疮
　　1、注射法治痔的进展用注射疗法治疗内痔、混合痔：
　　1977年史兆岐制成“消痔灵”注射液后，把痔注射疗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改变了以往的注射法，推行“4步注射法”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疗效，并获得“神奇的药”的赞誉，屡获国内外金奖。这种疗法在治疗史上再一次走出国门。
　　2、枯痔疗法治痔的进展：
　　这是一古老的传统疗法，枯痔散、枯痔钉有含砒和不含砒两种。前者建国初期使用较多，但因毒性较大，屡有砒中毒病例发生，后多改为无砒制剂。1980年以后枯痔疗法应用的报道已日见减少。
　　3、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治疗外痔、部分混合痔多采用手术方法。手术种类繁多，结扎法，结扎+明矾压缩法目前仍有报道，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对大型痔核可用两针一线结扎法，外痔的治疗方法以切除为主。环形混合痔的手术治疗比较复杂，李兴等对13例进行了环形痔切除术效果满意。胡阶林用肛管成型术治疗环状结缔组织外痔34例12取得较好疗效。段素贤等用外切内扎半闭锁法治疗环形痔据报道效果良好。
　　4、非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七十年代上海长海医院喻德洪、衡水芮恒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沈阳沈河边痔瘘医院、浙江医科大学第一附属一院痔科、哈尔滨第三医院分别制成套扎器。这些套扎器各有特点；上海长海医院的套扎器小巧玲珑，为单圈附加吸引器型。芮恒祥的第四代吸引器为5圈连发，机身内自带负压吸引和照明装置，配有三种长度吸扎管，不但套扎内痔核，也可在乙状结肠镜下套扎较高位的息肉。其他几种，结构简单、合理，具有一定适用性。近年来又有套扎器报道，说明这种疗法不需麻醉、简便、痛苦小、脱落彻底、并发症少、疗效可靠，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
　　(二)肛瘘
　　肛瘘常由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或其它原因形成。从穿越肛门括约肌的部位，侵犯肛门周围组织范围的大小，内外口的多少，分为单纯性肛瘘和复杂性肛瘘。由内外口的存在、缺如又分完全瘘或盲瘘。
　　在五十年代大多数著作中，对肛瘘的发病原因认识是比较简单的，对解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到六十～七十年代就有了较大的进步，标志着肛瘘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在肛瘘诊断、命名方面开始脱离传统“象形”命名或“症状”命名范畴，而改用了更加符合病理变化过程及解剖学标志的命名法。治疗方面在五十年代多沿用传统的中医疗法，挂线多用“药线”配以铅锤，切开多用“弯刀”，自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更进一步强调处理内口的重要性，认为内口处理正确与否是肛瘘治疗成败的关键。挂线所用的材料质地由“药线”改为“橡皮线”。因具有如下优点，所以这一改革对肛瘘的挂线治疗可称为一次大胆改革。1、制线的过程更加简单，不需再用药物反复地煎、煮、浸、泡、风干丝线；2、来源更加广泛，几乎可以随处可取；3、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免除了“紧线”的过程，患者的痛苦减少，疗程缩短。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在先人经验基础上吸收新的医学理论知识，产生了切开治疗肛瘘的原因，克服了以往切开的盲目性，减少了肛门失禁的发生率。
　　在治疗方法方面，也更加多样化。切开挂线法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这一有效疗法已载入多种学术著作，在临床上取得良好效果。
　　(三)直肠脱垂
　　中医对脱肛的认识已经很久了，“脱属大肠气四虚而兼湿热，有久痢气血虚而脱者，有因中气虚而脱者，有因肾虚而脱者”。之后本病的病因一直未脱离“虚、痢”二字。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痔瘘专著仍沿袭“虚、痢”说，在治疗上以补益为主，常用补中益气汤。六十年代对本病的认识是在继承中医病因传统认识的同时吸收了现代医学知识，丰富了对本病的了解。在治疗上除用补益剂外，还采用了胶布固定法、13%明矾液注射法等。七十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8%明矾液注射法、明矾甘油注射法、脱肛液注射法等以明矾为主的注射治疗法相继出现，并取得较好疗效。在手术方面，粘膜短缩术，瘢痕支持固定法，肛门环缩术配合中药内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疗效更加显著。八十年代史兆岐用他发明的“消痔灵”(1∶1浓度)治疗直肠脱垂效果良好。九十年代治疗直肠脱垂的非手术疗法仍以注射法为主。注射剂的配方主要成份仍是明矾，这标志着注射疗法治疗直肠脱垂已臻完善。
　　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成立虽时间不久，但在这一学科中中西医结合工作起步却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现代解剖、药理、医疗器械等传入我国起，中医的痔瘘科就很快地吸收了其先进知识、与之结合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如挂线术从“药线”改成“橡皮线”，注射疗法治疗痔的广泛应用，及现代诊断方法的采纳、中西药联合使用等都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在肛肠科的体现。
四、妇产科
　　上海1958年首先认为，中医脏腑学说中有关肾上通于脑，下连冲任而系胞宫，调节女子一生的生殖生理活动的肾主生殖的论述，与现代医学的生殖生理功能，由中枢神经—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反馈调节有类似之处，应用补肾为主的治疗法则，对生殖功能障碍性疾病进行系统观察，1962年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至八十年代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应用补肾治疗功能失调性月经病、闭经、多囊卵巢、不孕症、经前期紧张证、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就其机理进行探讨。
　　生殖内分泌水平与肾阴阳辨证关系的研究，发现对月经失调的肾虚患者检测其尿雌激素总量与血中E2、FSH，结果显示肾阴虚者，FSH与雌激素水平均偏高，肾阳虚者均偏低，如席汉氏综合征两种激素均偏低，临床表现为阳虚，而更年期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阴虚，但FSH分泌亢进而雌激素水平却极度低落，揭示肾阴阳虚证在性腺轴功能上不能以雌激素的高低而分，主要与垂体功能和反馈作用有关。补肾治疗对垂体卵巢功能的调节，实验证明是多元性、双向性调节作用。补肾对下丘脑—垂体功能的调节，曾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周围血中FSH、LH、E与T在补肾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结果揭示补肾药可能作用于下丘脑，调整GnRH分泌作用。
　　性腺功能与肾上腺皮质、甲状腺功能有密切联系，它们的内分泌功能都是受下丘脑通过垂体前叶调控的，而肾上腺、甲状腺病变能影响性腺功能。如有人将大鼠的甲状腺或肾上腺切除后，使其卵巢HCG/LH受体明显下降，用补肾中药可使其受体功能恢复，说明补肾中药能通过机体反应性，提高卵巢对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纠正切除肾上腺或甲状腺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低下的补偿作用，提示肾上腺皮质或甲状腺功能低下，也可以从肾论治。以上研究，初步揭示了“肾主生殖”的实质，是指“下丘脑—垂体”轴及其所属的三个靶腺轴神经内分泌功能而言。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对女性生殖功能神经内分泌调节，尤其是对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催乳素(PRL)的调节，阿片肽—儿茶酚胺系统和各神经递质在性轴调节中的作用的临床积实验研究，已初步看到了苗头。例如有研究发现绝经后更年期综合证患者血浆β－内啡肽和5羟色胺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经中药甲蓉片治疗后能回升至正常水平。电针促排卵的研究表明，电针后手指皮温上升，血β—内啡肽类免疫活动物质(β—EPIS)下降，偏低的血FSH、LH脉冲频率上升，则促排卵，排卵率可达54.4－81.5%。提示电针促排卵是通过调节植物神经系统之交感神经活动和调节下丘脑、垂体对β－BEIS释放而起作用。最新报告，根据临床用针刺促排卵效果好，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枢机制，用推挽灌流方法，直接观察电针对清醒雌兔下丘脑GnRH释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刺可促进下丘脑内侧基底核GnRH释放。以上研究说明补肾中药和针刺还可通过脑内神经递质和阿片肽物质为介导，对生殖功能起调节作用，针刺还可促进下且脑GnRH释放，这说明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殖调节机制发展到中枢神经系统积下丘脑的水平。
　　1958年山西省首创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根据中医辨证，宫外孕系瘀血内停，气机阻滞所致少腹血瘀症，以活血化瘀及消症为法则，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拟定Ⅰ、Ⅱ号方剂，分别用于不同类型的宫外孕，积累了一千条例的治疗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出非手术治疗各种类型宫外孕的规律，非手术率占同期宫外孕病人的90%左右。并观察到患者服药后血浆纤维蛋白溶解酶和胶原酶的活性显著升高，为探讨其机理，进行了动物实验，观察到丹参、桃仁、赤芍、三棱、莪术等药物，可使家兔腹腔内造成的凝血块分解及吸收作用增快，全血粘度降低，红细胞和血小板电泳速度加速，说明这些药物能改善微循环，促进局部病灶吸收，为散瘀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非手术治疗宫外孕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的从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措施，或配合针灸。七十年代用天花粉段灭异位胚胎，同时用中药活血化瘀，治愈率达95%。八十年代开始用中药加天花粉或MTX治疗，由于二药均有较强的杀灭存活滋养细胞作用，而且又可互补，从而将疗效提高到98.92%。还有用Ru486合并中药治疗早期宫外孕14例，成功12例。引用先进技术和仪器，将宫外孕诊断和治疗水平又提高到了新高度，如对包块型宫外孕，用活血化瘀治疗前后，以盆腔电阻抗微分图观察血液变化及治疗效果。最新报告对高疑宫外孕患者，经腹腔镜检查确认以及用宫外孕Ⅰ、Ⅱ号治愈后应用，提供了明确的治疗指证，准确的诊断不仅能达到筛选病例的作用，还能观察病程及治疗效果。还有报告用腹腔镜确诊后于异位妊娠的局部注射MTX，以及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加减，急性期过后外用定痛膏或子宫丸，其结果是，治疗组血中HCG下降转阴、腹痛及包块消失，住院天数，保留生育机能等均优于对照组。
　　为了进一步了解天花粉对滋养叶细胞杀伤力及保守治疗后患例输卵管是否得到保留通畅，与手术组作比较，观察结果，天花粉组对胚胎的杀伤力，可以与手术切除病灶相比拟，杀伤力强能代替手术，保守治疗成功者，卵管通畅为70%。有研究结果表明，中药加天花粉治疗宫外孕，不仅效果与MTX相近，而且治疗时间短，又无肝功能障碍粒细胞减少等。毒性反应，对该药无过敏反应者可作为首选药。
　　有报道对子宫内异症患者检查血液中免疫反应项目及环核苷酸之值，阴道涂片查激情素水平，发现肝郁瘀阻型的免疫反应有亢进现象，脾虚型的环核苷酸明显降低，对其治疗，以活血化瘀为原则，对脾胃虚弱者采用保留灌肠及测封方法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有效率达93.61%。
　　近几年来，中西结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均有很大进展，浙江建立人子宫内膜细胞(HEC)离体实验模型，并观察了醋酸棉酚(G)、孕酮(P)、丹那唑(D)；GnRH类似物对离体子宫内膜的影响。结果表明；G、P、D对EC的DNA合成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G对雌二醇受体和孕酮受体有直接抑制作用，论证了我国首创用手治疗内异症的酚类化合物G，对HEC存在特异的抑制作用，与该药引起HEC超微结构广泛损害有关。
　　南京建立了子宫内异症的动物模型，并发现补气活血化瘀药物对防治用症有一定作用。上海研究提出，以生大黄为主“化瘀通腑”法治疗，并从血液流变学和免疫学方面进一步证实“化瘀通腑”法，能降低血液粘、浓、聚状态，改变局部血循环，从而又助于异位内膜出血吸收和症状的改善，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作用。上海介绍了内异症以活血化瘀治疗，治疗前后运用脉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双侧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测定，结果：治疗后子宫动脉血流量及平均流速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近来南京报告化瘀消症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表明，本治法不仅改善临床症状和卵巢功能，还观察到抗宫内膜抗体和异位病灶转归有关，提示本治法能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抗宫内膜抗体的测定可作为一项诊断及评定疗效为重要指标。上海报告用雷公藤多甙、与三苯氧胺和活血化瘀中药治疗，有效率为78.9%，雷公藤多甙有降低体内E\-2使子宫内膜萎缩，三苯氧胺有较强抗雌激素作用，使巢体激素降低，子宫内膜萎缩，两者合用效果更好，加用活血化瘀药，使症状减轻，提高治疗有效率。
　　上海报告子宫内膜异位症性周期β-EP变化及中药内异方对其的影响，结果揭示：①内异症患者的痛经与经期、黄体期β—EP水平低有关。②β—EP低于正常可能与内异症患者免疫功能缺陷有一定联系。③中药内异方通过提高患者的β—EP，从而得以解痛，并增强NK细胞活性，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子宫内异症的中西结合研究对其病理机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已达到国内外领先的水平。
　　对不孕症的治疗方法：采用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则，对排卵功能障碍所致的月经病和不孕症，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以补肾为主的人工周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还有用单纯中药或针刺治疗，中西药或针药联用。观察疗效是按第二届全国中医结合妇产科学术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分析，都设有西药组双盲对照，使之疗效更可靠，科学性更强。河北等地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继发闭径、月经稀发149例，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高于单纯中药或西药治疗组。认为此法治疗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协同发挥调节性轴功能，促使排卵功能恢复，疗效高。在治疗法则上，不断有新的探索，如上海应用补肾活轿、滋阴降火法加乙芪酚治疗高促性腺素闭经6例，不仅都出现双相型BB7的月径周期，其中二例无反应卵巢综合证，治疗后妊娠。武汉在补肾药基础上加服单位大黄粉吞服，促提卵率提高到72.89%。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黄体功能不全的排卵障碍也是引起不孕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报道以舒肝清热、理气通络的中药坤宝Ⅲ号治疗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者，发现有89.3%的患者血PRL升高，揭示PRL升高可能为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的重要病理生理变化之一，经治疗后血PRL下降，对E2有双向调节作用。高泌乳素血症所致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山东介绍属肝气不舒、肝经郁热、黄体不健者用清肝解郁法之丹栀逍遥散加减，对闭径泌乳、无排卵、月经稀发则选用六味地黄、五子衍宗丸和和二仙汤加减。合肥用中药及大量维生素B6及炒麦芽均取得一定疗效。上海最新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溢乳性不乳29例，分中药组及中药加溴隐停组，辨证分成气虚血瘀与肝郁气滞两型，治疗均已妊娠，则知单独中药治疗相对较适合于较轻的溢乳症或高泌乳素血症的患者。多地报道均发现经前期紧张综合征可有黄体功能不全、不孕症且不伴发PRL升高，用疏肝解郁治疗均有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毒病，取得一定成绩。在中医治疗方面虽各具特色，但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辨证分型论治，根据报道资料说明各医院对本病的分型治法大同小异，基本是阴虚肝旺型用六味地黄汤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脾虚肝旺以天麻钩藤饮合四苓散加减；气滞湿阻以天仙藤散或茯苓导水汤为主；脾肾阳虚型以真武汤合全生白术散为主。一类用协定处方治疗，如用养血熄风汤、止抽散、当归芍药散等，对重症患者多同时加用解痉、扩容、降压、镇静等西药，必要时引产终止妊娠。妊高征的基本病变是全身小血管痉挛，微循环障碍、血流不畅，重度患者并有血容量减少及血液浓缩现象，在血液流变学方面有一定变化，患者常有舌质紫黯或紫点班块，舌下静脉曲张等现象，都提示有血瘀存在，血液流变性指标，随病情加重而增设，故用活血化瘀及解痉药剂静滴治疗后，各项指标均较对照组显著改善，有效率可达97?5%。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例中，常加用丹参配合其他药物，静脉注射，效果显著，丹参属活血化瘀药，能改善微循环，并能抑制凝血功能和激活纤溶功能，对改善妊高征的病理变化，值得进一步探讨。对妊高征后遗症的处理，有报道亦用中医辨证论治，皆优于对照组，提示系统的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可促进后遗症早期恢复，也减少了后遗症的残留率。
　　对妊高征的发生机理，最近有报告用放射免疫法测定32例正常孕妇，43例妊娠高征孕妇的血清肾素(PRA)及血管紧张素Ⅱ(ATⅡ)的含量，同时测定14例妊高征孕妇血清血栓素B2(TXB2)含量。结果提示：妊高征发生及其严重程度与PRA、ATⅡ含量多少无关，可能与血管壁对ATⅡ敏感性增强及其增强程度有关。
　　生殖免疫性疾病研究
　　近年来应用辨证论治的法则，对目前国内外西医治疗中感到棘手的某些生殖免疫性疾病，如免疫性不孕，习惯性流产，无反应性卵巢，新生儿溶血，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病症的治疗都取得了肯定疗效，如已证实健脾补肾治疗，可使某些特异性抗体滴定度下降。在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中应用一贯煎和朱砂散，能使妊高征患者特异性抗体滴定度下降，说明其有明显免疫调节作用。有报道对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的研究中发现母儿间的HLA相容性，是造成流产的原因之一，分别用养阴清热益肾安胎法、养血行血健脾益肾安胎法，再配合维生素C、E成功率达96.49%，高于国内外水平。最新报道用经验方“固胎合剂”防治骨胎的临床与药理研究，其治愈率为95.05%，研究证明该药除能抑制不宫平滑机收缩，与孕酮的保护作用相当外，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体液免疫)。
　　近来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间的调节环路学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然而，以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为研究出发点，探讨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病机理，并探索以补肾为主的中药治疗本病，对这类妇女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最近上海领先报道了“更年健”对更年期综合征妇女生殖内分泌—免疫功能的调节的研究、结果说明，由于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紊乱造成更年期综合征妇女的临床症候群，应用“更年健”剂治疗后，患者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从紊乱恢复达到新的调节平衡，因而症状改善。这不仅对肾主生殖及肾主骨生髓的中医理论予以科学解释，而且验证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的客观现实性。
五、儿科
　　中西医结合儿科产生后的首要工作，是论证中医药对儿科疾病的疗效，验证中医药学的科学性。这是萌芽时期的“扎根”阶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首要工作，是当时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中心任务。虽然目前这一工作至今仍需继续开展，但在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上，萌芽阶段的论证和验证工作对中医学的生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许多，例如，五十年代叶仁德，运用麻杏石甘汤对小儿支气管肺炎进行了治疗并进行了疗效对比观察。叶氏将患者分为单纯中药组、中药加西药组及单纯西药组等三组，通过对照组的设立，增强了中医药疗确切的说服力，其结论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儿科工作者还对中西医的许多认识进行了对比性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对中西医结合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新见解。例如，五十年代著名儿科专家江育仁通过细致的观察认为，小儿肺炎的临床表现与中医学温病的风温类似，该病可以用中医“肺闭”命名。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带动了整个中西医结合临床水平的提高，为现代医学疾病借鉴古代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得中西医结合事业得以与古代中医药文化衔接，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为挖掘中医药宝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
　　总结1949年至七十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儿科整体水平及各种工作，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工作是：“以继承求疗效，以疗效求生存”。虽然水平不算很高，但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信懒，是中西医结合创始而且卓成建树的阶段。
　　从七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本阶段的突出进展是总结辨证论治规律、突出中医特色，同时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经过1949年至七十年代初的萌芽阶段，大量验证和论证工作已经证实了中医药治疗儿科疾病的确切疗效。在此基础上，中西医结合儿科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向了“突出中医特色，总结自身规律”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是中西医结合儿科由“求生存”向“求发展”过渡的探索时期。中西医结合在这一时期中，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医学“靠拢”和“依附”的地位，发展成了拥有自身体系的与西医并列的医学代表，中西医结合也从此走向成熟。
　　萌芽阶段的成功，使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从思想深处赢得了自信，探索自身规律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主流，迎来了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又一个发展阶段。1973年至1976年，全国防治小儿肺炎协作组经过三次研讨，制订了小儿肺炎辨证分型标准，其中包括风寒闭肺、风热闭肺、痰热闭肺、热毒炽盛及正虚邪恋等证型，总结了各证的辨证要点及治法方药，是中西医结合儿科走向规范化的里程碑。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规律治疗儿科疾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北京友谊医院儿科运用中医药治疗婴幼儿肺炎570例，分别以护肺降逆和清热化痰为法，用肺炎合剂及肺炎2号进行治疗，结果取得99%的治愈率。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根据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小儿肺炎的病理变化，主张把清热解毒法贯穿小儿肺炎治疗的全过程以解决主要矛盾，选用清肺I号(主要药物有炙麻黄、杏仁、生石膏、银花、连翘、黄苓、荆芥穗、知母、板兰根、鱼腥草等)及清肺液(主要药物有黄芩、栀子、大黄等)进行治疗，同时应用生脉饮(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以保护气阴。在治疗的173例小儿肺炎中，痊愈167例，好转6例。此结果表明以中医治则指导疾病诊疗可以提高疗效，说明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已由验方治病，发展到了辨证规律研究的阶段。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本阶段是中西医结合儿科卓有建树的提高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中西医结合在求生存与求特色的基础上，逐渐步入了系统深入的健康发展道路。其间突出的作为是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性很强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儿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者，对小儿肺炎、小儿腹泻、小儿厌食症、小儿肾炎、小儿癫痫等疾病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同时在新生儿疾病及小儿急性传染病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新生儿疾病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新生儿溶血症，从七十年代的西药、换血为主，转变为中西医结合为主的新阶段。通过远期随访，证明中医药可以避免核黄疸的发生。李思堂及井永强等氏，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ABO型新儿生溶血症，可以使胎儿免受影响。裴学义诊治新生儿肝炎综合征治愈率达72.6%。
　　在小儿急性传染病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日益得到了发挥。在诊治麻疹、白喉、百日咳、痄腮、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小儿麻痹证、中毒性菌痢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防治乙脑、小儿麻痹证、中毒性痢疾等方面进展卓著。如刘明武运用中西医结合抢救措治疗菌痢休克24例获得成功，患者在24小时内脱离休克状态。湖北中医学院儿科利用复方红蚤休静脉注射液及糖浆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使其治愈率提高到94.2%。各地临床工作者在治疗小儿麻痹症方面，筛选认为葛根芩连汤在急性期疗效满意，而后遗症治疗采用口服、熏洗、穴位注射等综合疗法效果较好。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厌食症获得较好的疗效，并荣获了一项1993年度卫生部甲级成果奖。研究人员发现，服用健脾益气中药后，厌食症患儿的发锌值显著升高，患儿D—木糖及尿淀粉酶排泄率升高，其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指数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这些反映消化吸收及免疫功能的指标，均证实了中医药的确切疗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腹泻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治疗小儿非感染性腹泻方面有独到之处，如卡兴亚的通补法的运用等。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腹泻，其轮状病毒亦能在短时间内转阴。
　　中西医结合小儿肾炎的成果颇丰。临床发现，对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无效的肾炎患儿，应用昆明山海棠可以缓解病情，并对减少蛋白尿的排出有一定的作用。此外，雷公藤制剂可以促进肾炎病变消退，具有使血浆蛋白上升的作用；党参及丹参对促进肾的代偿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在治法治则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者在传统辨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总结出了活血化瘀与清热解毒合用治疗小儿肾炎的有效方法，该方法可以抑制肾小球萎缩和纤维组织的增生，是辨证论治内容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肾病综合症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成功例证。其一，中药可以拮抗激素的副作用及并发症；其二，中药可以防止撤减西药后的反跳现象。因而，中西药配合使用的方法，在小儿肾病综合症临床中被广泛采纳。中药除可以拮抗激素的副作用外，还可以缓解环磷酰胺等细胞毒药物引起的症状，并能改善高凝状态、消除水肿、清除尿蛋白、提高免疫功能等。
　　中西医结合在抢救癫痫持续状态、控制癫痫大发作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陈建家从石菖蒲中提取α-细辛醚注射液与脱水剂合用静注，抢救18例癫痫持续状态患者取得成功；匡培根等对应用足量抗惊厥药物治疗不满意的32例癫痫患者，用青阳参煎服取得疗效。此外，王胜海等用动物脑组织制成注射液治疗小儿癫痫，丰富了祖国医学以脏治脏的内涵，是小儿癫痫研究的又一进展。
　　总结八十年代以来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工作已经使中西医结合儿科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中西医结合儿科篷勃发展的重要阶段。
　　总之，中西医结合儿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验证疗效，到七十年代左右的特色探索，直至八十年代以来的深入提高，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依附西医到自身提高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迎来了进一步腾飞的新时期。
六、皮肤科
　　1、急性皮肤病:皮类湿疹类疾患。一般人的印象中医只治慢性病，而通过近年来的报道及临床实践，中医中药治疗急性皮炎、湿疹类疾患疗效很好，尤其是近年来进行了大量基础实验研究。陈学荣先前和苦参注射液治疗湿疹皮炎有效，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苦参总硷、氧化苦参硷、均能抑制环核苷酸二酯酶活性，有抗变态反应作用，他用苦参素治疗的实验性动物模型，可观察到红斑发生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陈智等用多虑平贴敷针灸穴位神阙穴，治疗急性过敏性皮肤病，有显著疗效；有用量小、副作用少的特点。陈德宇等根据中医理论、配制中药酸甘止痒合剂，治疗急性瘙痒性过敏性皮肤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进而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该药剂有明显的抗组织胺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的作用。张志礼等研制中药石蓝草煎剂、治疗急性皮炎、湿疹类疾患，经440例患者临床观察，治愈率90.1%，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的75.5%的治愈率。平均治愈时间7.3天，比对照组缩短43.9%。他们还通过药理药效学动物试验，进一步证明该中药复方制剂有显著的抗炎、抗过敏作用，可对抗由组织胺、5羟色胺和前列腺素引起的类性渗出，可明显降低炎性组织中前列腺素的含量，有抑制Ⅰ型的Ⅳ变态反应、调节免疫功能、改善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及减轻炎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的作用。以上成果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治疗研究的重大突破，代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
　　2、银屑病:发病率高，治疗困难，且易复发，目前仍是国内外皮肤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医中药治疗银屑病过去虽有很多报导，但多属于一般临床疗效总结观察，显效率在50－80%不等，归纳起来中医辨证多分为血热、血燥、血瘀、湿热、毒热、冲任不调等型，治疗多数采用清热凉血、养血润燥、活血化瘀、除湿解毒、调和冲任等法则。
　　近年来许多研究有所突破。庄国康等用克银丸治疗银屑病，总有效率达94.4%，并经过电子显微镜检测发现，治疗后皮损超微结构的变化，证实治疗后角质细胞表面微绒毛数量减少、微绒毛的分布从密集变为稀少、从带蒂的蘑菇状变为短小的棒状、部分角质细胞上的“洞”消失等，为临床治疗有效提供了实验依据。
　　林熙然等用中药喜树提取物喜树硷，配制酊剂外用，治疗银屑病101例有效，并以两种动物模型即小鼠阴道上皮和鼠尾鳞片表皮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喜树硷能抑制表皮细胞分裂，促进颗粒层表皮细胞形成，从而使银屑病表皮的增生与角化不全病变得以抑制和纠正。近年来并通过动物实验和模型观察异靛甲对上皮增生及表皮分化的影响，与氨甲喋呤和喜树硷的比较，探讨其作用方式的异同，又观察到该药对银屑病患者和实验动物血浆环核苷酸的影响，结果证明异靛甲的作用方式主要是促进表皮的正角化，对细胞有丝分裂的抑制较弱，因而很少产生骨髓抑制和肝毒性，证明从中药青黛开发出来的双吲哚类药物，有可能成为治疗银屑病的新型药物。
　　谢晶辉等用抗表皮细胞增殖的中药半边莲、石见穿、白花蛇舌草等治疗很眉病84例，总有效率78.4%。南京地区皮科协作组用山豆根、菝葜、丹参等治疗银屑病65例也取得较好疗效。
　　张国盛等采用口服中药白芷制剂加黑光照射治疗银屑病有效，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中药白芷内服外加黑光照射两种因素协同才能抑制DNA合成，两者缺一不可。用白芷代替8－甲基补骨脂素，大大减少了其毒副反应。
　　秦万章等用活血化瘀法治疗银屑病，并通过微循环检测、血液流变学等指标观察245例，证实随着皮损的消退，甲皱皮肤毛细血管变化明显好转或恢复正常，24例全血粘度、红细胞电器时间、血球压积均有明显改变。
　　近年来张书元等在用土茯苓汤治疗银屑病有效的基础上，对进行期患者做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研究，证实治疗前后表皮SOD含量有显著差异，说明中药有促进SOD形成的作用。
　　郑茂荣等根据银屑病患者多核粒细胞(PMN)对低浓度的白三烯B4(LTB4)的趋化反应显著增强，以及黄芩甙治疗银屑病有效的经验，进行中药黄芩甙对银屑病PMN与LTB4的趋化反应影响的研究试验，结果证明，黄芩甙可以减少银屑病患者PMN对LTB4的趋化反应，证实了黄芩甙治疗银屑病的机理。
　　这些成果都反映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这一研究工作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只要进一步组织力量、加强协作，努力探索，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及预防银屑病复发等方面，还会取得更大进展。
　　3、硬皮病:中医对硬皮病采用益气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治疗法则，已经开辟了治疗的新途径。实验证明，中医中药治疗可以改善局部微循环和结缔组织代谢两个环节，而对植物神经和内分泌功能起调节作用。部分患者采用中医药配合低分子右旋糖酐、菸酸、维生素治疗效果更好，有效率在90%以上，显效率可达30-40%。李君蒂等用积雪草(落得打)提取积雪甙治疗系统性硬皮病45例，局限性硬皮病45例，前者有效率77.8%，后者有效率85%，实验证实其能改善免疫功能，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对上皮细胞有复活作用。张曼华等用中药益气活血温阳、配合中剂量激素治疗硬皮病，取得了比单纯中、西药物治疗好的效果。秦万章等用单味中药丹参，苑勰等用当归、毛冬青等，谢晶辉等用薄盖灵芝治疗硬皮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进行了实验研究。
　　4、系统性红斑狼疮：近年来对该病的治疗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据国内54篇论文，828例初步分析，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方法，认为本病属中医虚证范畴，治疗多采用扶正固本、活血解毒的法则。实践证明，急性发作期以皮质类固醇激素等西药为主，辅以中药清热凉血解毒，控制病情后逐渐减少或停用激素，以养阴益气、健脾益肾、活血通络的中药长期调理，可以明显降低死亡率，延长存活时间，改善生存质量，使患者长期保持病情缓解稳定。庄国康等以中药为主治疗红斑狼疮，初期以大剂量激素辅以中药，以后逐渐以中药为主辅以激素，可较快消除临床症状，改善预后。张志礼等用同样经验治疗677例，分三组对比观察，中西医结合组的近期治疗总有效率，远期随诊缓解率、10年以上存活率及生存质量等指标均明显优于单纯中药和单纯西药治疗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张镜人等治疗103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总有效率84%，单纯西药对照组67%，前者死亡率14%，后者29%。湖南医学院一附院内科治疗100例，中西医结合组32例，有效率71.2%，西药对照组38例，有效率52.6%。秦万章等用雷公藤、昆明山海棠、复方金荞片等治疗红斑狼疮都取得了较好疗效，经对其主要成分进行药理研究，雷公藤总甙有免疫抑制及抗炎作用。秦氏用雷公藤治疗本病43例，有效率达93%。庄国康用青蒿素治疗盘状红斑狼疮取得满意效果，通过治疗后超微结构检测，发现本品对皮损中血管内皮细胞、组织细胞内的副粘病毒网状结构有促进其消退作用。这些研究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红斑狼疮具有广阔前景。
七、耳鼻咽喉科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西医综合治疗为起点，进行临床病历分析总结，注重发挥中西医治疗不同疾病及疾病不同阶段的长足之处。
　　本阶段是处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探索和尝试，起步于中西医的综合治疗，对有关本学科中的一些常见病证进行分析总结，注意发挥中西医在对耳鼻咽喉科有关疾病不同阶段治疗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有关于用鸦胆子油治疗外耳道乳头状瘤；用黄连液治疗慢性上颌窦炎，中药苍耳子治疗变态反应性鼻炎；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等临床报导。为多病种诊治方面的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针刺疗法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广泛应用的同时，使其在耳鼻咽喉科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进步，从临床常见病的治疗，手术前后，到针刺麻醉方面，在不断应用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临床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在理论与临床结合研究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临床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使其在研究思想及水平上有了提高，促进了新的观点，新的研究手段的产生，形成和推广应用。
　　中西医结合针麻研究工作方面，1975年全国重点十大针麻手术，耳鼻咽喉科中上颌窦根治术被列入其中之一，并于同年在吉林召开了全国上颌窦针麻协作单位会议，专题讨论了有关问题。到七十年代末，在耳鼻喉科开展的针麻手术(包括耳部、鼻部、咽部、喉部及气管、食管手术)已达30余种。其中对喉全切除术的针麻效果评价是：临床证明，术时病人合作好，尤其在缝合咽口时，可令病人作吞咽动作，以检查咽口缝合是否严密，或在作发音重建时，可令病人试作出气和发音，术后分泌物均少，护理工作简便。实践经验的建立和逐步的积累、丰富、为针刺麻醉在手术中的应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运用现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和手段，对基础理论与临床的研究，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的提高有其重要的地位，在提高对耳聋的临床疗效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探索中医“肾”与耳的关系，临床实验研究发现，肾脏与内耳的一些细胞在生理功能、形态结构和酶的含量与分布方面都有相似的特性，特别是对于内耳有毒性的抗菌素，对肾脏亦表现毒性作用，抑制肾功能的利尿剂，同可以使人和动物耳聋……。实验证明：肾脏与内耳在对疾病和药物反应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对探求中医“肾”与耳功能的生理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中层“肾虚可致耳聋”的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
　　本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已从中医方药在临床中的运用，提高到对于中医治法的运用和研究。中医的活血化瘀法运用于耳鼻咽喉科相关的急、慢性炎症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实验证明：活血化瘀具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改善微循环，软化结缔组织以及抗感染等作用，可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炎症吸收，使炎症局灶化，减轻病理损害。根据中医“异病同治”这一理论基础，用活血化瘀方法治疗由于瘀血而致的鼻出血的患者，并从血液流变学加以分析研究，指标测定表明，鼻出血患者纤维蛋白元和血沉值明显升高，均可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形成了“血瘀”的病理基础。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后，消除了这种病理状态，血运畅达，血循常道，出血自止。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运用多方位，多途径，深入探索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及临床的有机结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水平，加速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进程。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西医结合工作已有了可喜的成绩。加强基础理论，临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以科学指标加以判定分析，在治疗方法上得以逐步丰富。新的药物剂型，不同的给药途径，使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及临床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7年在天津召开的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术研讨会，上百篇论文，对数十种疾病的研究治疗经验进行总结，开拓了结合工作的新领域，展视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耳鼻咽喉科方面新的前景。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感音性耳聋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从临床治疗分析，提高疗效，到开拓新的治疗思路；从初起的中药、针刺、针药结合逐步发展运用耳针、电针、耳穴压药，穴位注射等中医结合多种综合治疗手段及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开展对“肾主耳”、“肾虚耳聋”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中，运用现代科研手段，临床实验发现，感音性耳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铁水平变化与疗效有关，临床肾虚耳聋患者耳聋程度愈重，其血清铁含量愈低；治疗后听力恢复，好转者血清铁水平多有升至正常范围，听力无提高则血清铁水平无变化。临床实验观察结果，肾虚导致耳聋及从肾政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疗效较为满意。随着学术观点的更新，活血化瘀法运用于感音性耳聋的临床治疗，如中药剂型改革后的复方丹参注射液，当归注射液等配合西药合理应用，提高了临床疗效，总有效率达70%以上。在活血化瘀治疗感音性耳聋临床实验说明，活血化瘀药物能够改变内耳微循环，降低血粘稠度。防止血球凝集，血栓形成，促进组织修复，改善耳缺血，缺氧所致的代谢障碍，从而达到改善听力的效果。但从临床中也认识并提出，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在诊断疗效判定标准等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几十年来免疫学的新进展，对变态反应性鼻炎的中西结合工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沿着向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1985年6月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变态反应性鼻炎学术研究会，对有关本病的中西医结合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探索研究和以往的临床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变态反应性鼻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标准草。
　　中西医结合治疗变态反应性鼻炎的研究，根据中医对本病治疗多从肺脾肾三脏诊治入手，提出了“湿肾健脾、补气固表”的治疗思路，并对临床常用的有关药物进行了药理分析。药理实验证明，温肾健脾，扶正固表对本病治疗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使IgA、IgG水平提高；其药物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治疗作用，而无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并可促进CAmp升高，cGmp下降，从而抑制组织胺等介质的释放。中医药从多方面改善、消除过敏状态，通过调节来恢复患者体内自稳平衡环境，而改变体质。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中，除了中药的应用，耳穴压药，西药中医穴位封闭，冷冻，激光等综合方法，使临床疗效有了一定的提高。
　　中西医结合对耳鼻咽喉科感染性疾患的研究，以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中药为主或中西药综合治疗方法，应用于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会厌炎、急性鼻炎、鼻窦炎等多种急慢性感染性疾病，运用滋阴清热解毒的银花，大青叶，玄参、麦冬等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作用优于西医的对照组，中药对体温下降更有效，两天内下降率58.4%。即可消除炎症又可中和毒素。会厌炎属急证之一，对西药过敏反应或不明感患者以中药清热化痰散结利咽为主，偶配合西药使用，效果尚好。中药治疗急慢性鼻窦炎，减少或避免鼻窦穿刺冲洗，在改善症状与引流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中医药在感染性疾患中应用，病种逐渐增多，减少了抗菌素过敏，耐药及药源性疾患情况的发生，降低了手术比例，缩短了病程，提高了综合疗效的作用。
　　中西医结合对急症的研究，如鼻出血，填塞压迫为传统的主要止血方法，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根据中医对“热迫血行”，气虚血失统摄及瘀血可致出血证发生的辨证思思，以清热凉血、收敛止血，散瘀止血，益气摄血等法，局部症状与全身症状相结合，减少或不采用填塞压迫止血而达到了有效止血而目的。针刺法，消痔灵鼻腔粘膜出自点处粘膜下注射中药制粉外敷，低温冷冻及激光凝固鼻腔出血点，方法简单，见效快，患者痛苦小，应用较为广泛。
　　中西医结合对美尼尔氏病的研究，临床观察证明，西药组镇静剂能很快控制眩晕症状，但易反复发作，而中药组对眩晕改善显较西药长，但疗效稳定，较少反复。对耳鸣耳聋症状的改善，中药疗效明显以西药组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美尼尔氏病，痊愈率较西药组提高28.6%，无效率降压7.6%。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在先行鼓膜穿刺后，加内服清热祛湿通络中药，减少了鼓膜穿刺，降低了鼓膜切开率，缩短了疗程，复发率也得到了一定控制。
　　本阶段还召开了全国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术研讨会，许多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员到会总结，传授临床研究体会及治疗经验，使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更加推进了一步。
八、眼科
　　五十年代中期，在国家中医政策的号召下，一大批西医眼科医师经过系统的学习中医以后，加入到中医眼科队伍中来，为中医眼科队伍补充了新的血液。从此使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六十年代中期，各种新医疗法广泛开展，中药离子导入法，中药穴位注射法，西药穴位注射法等，对一些眼底病，慢性病亦有一定的疗效。例如穴位埋线法治疗角斑翳，有一定的疗效。另外，此法还用于治疗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近视、黄斑扁平脱离，视网膜动脉阻塞等病。眼科领域里的针刺麻醉的研究开展于五十年代末，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眼科的医务工作者探索出了丰富的经验。至七十年代初，针刺麻醉手术获得了成功，并已用于青光眼、白内障、球内异物、视网膜脱离以及斜视、睑内翻、泪道阻塞等二十多种手术，成功率达90%左右。穴位的筛选也经过了长期的、细致的工作。现最常用的穴位有合谷、支沟、内关、阳白、鱼腰、太阳、攒行、球后及配合耳针、足针。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眼科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进行了研究，经过多年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特定的手术方法，创造了独特的具有中医特色的手术方法。即在中医针拨白内障的基础上，发展有套、吸、挟等多种方法。这种术式方法简便，手术时间短，切口小，愈合快，病人痛苦少，视力矫正良好，得到了国内外中医眼科界的好评，多次通过鉴定确认为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最佳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西医眼科医师大都认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检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诊治眼病的基本途径。除临床之外，人们还试图从理论上进行结合与勾通，陈达夫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与观察，曾在内眼结构与脏腑关系方面作了大胆的探讨。他将用现代仪器检查所见的各解剖部位，按中医的传统理论归属各个不同脏腑和经络。例如：脉络腹属于少阴心经；视神经、视网膜、虹膜、睫状体、睫状小带属足厥阴肝经；玻璃体属于太阳肺经；房水属于少阳胆经；眼中一切色素属于少阴肾经；视网膜黄斑区属于脾脏，以便于进行辨证论治，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适用。
　　八十年代以来，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发展较快，中西医结合的眼科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即有基础理论，又接受了系统临床技能训练的中学西、西学中的人员形成了新型的眼科队伍并逐渐壮大。为了进一步发展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各中西医结合眼病协作组于八十年代初相继成立，同时制定了专题研究计划。在常见内眼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已逐步做到了根据中西医理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别是对一些眼科疑难症，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治疗，经现代仪器检查确诊，中西药配以针刺疗法综合治疗，其结果有效率达50%左右。西药以扩张血管药为主，中药的基本方为党参、生地、丹皮、赤芍、丹参、茯苓、川芎、柴胡、桂枝、石斛、青葙子、石决明、枸杞子、菟丝子。针刺主穴：球后、翳明、光明、睛明、肝俞、肾俞；配穴：合谷、太阳、解奚、三阴交、阳陵泉。
　　手术前后的用药，为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特别是术后用药，根据病人术中，术后的反应进行辨证，给以中药治疗，可以减轻术后反应，促进创口愈合，加速恢复，提高视功能。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迅猛的发展。从诊断、治疗、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得到升华。在诊断方面，人们利用先进的现代仪器和检查手法，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进行了对各种疾病的探讨，例如对于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脉病变，经过眼底检查，结合全身症状进行辨证分型。有学者认为，视膜黄斑部水肿为脾虚运化失常型；渗出期及水肿渗出消退而见色素紊乱者，多为肝肾不足型；渗出严重者多属气血瘀滞型。在治疗中有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有以中西药并用。在眼科急症方面，人们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视网膜动脉阻塞一病，人们曾对中西药并用，单用中药或西药进行了比较，其结果，经过局部和全身辨证，中西药并用组优于其他两组。
　　现代药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为临床治疗所利用。在眼科急症的用药方面，人们亦利用现代中药药理学的观点去认识。在治疗中，大都使用丹参、当归、红花、赤药。丹参能使血液粘度降低，血细胞聚集性减轻，血流加快，有抗凝作用。当归、红花、赤药有缓解血管痉挛或减少血管阻力，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等作用，故对于老年人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引起的眼部动脉阻塞，根据中药的药理作用，中西药并用，疗效显然优于单用西药或中药。
　　现代科学研究的进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医学中，结膜微循环已成为探索心血管系统疾患的重要窗口之一。中医认为，脏腑有病必现于轮。通过观察，结膜微循环障碍，结膜出现微血管瘤，囊状扩张，丝球体多位于肝肾两廓，所以结膜微循环障碍可反应脏腑的变化。这就提示我们应针对相应的脏腑病变进行治疗，可以利用活血化瘀之法，改善微循环。对眼科疾病活血化瘀的研究，近年来引起人们的注目。活血化瘀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一，近年来在医学领域中广泛开展的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活血化瘀加以研究提高。同样，在眼科领域里，本法的应用范围也日渐深广。临床上将瘀血性眼病分为外眼和内眼两大类。凡眼睑、结膜、角膜、泪器、虹膜等部位的炎症，如麦粒肿初起，眼睑蜂窝组织炎早期，沙眼进行活动期，角膜炎消退期，巩膜炎、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外伤所致的眼部创伤，积血，或血管瘤等，局部表现为充血、浮肿、硬结而触痛、渗出、出血或新生血管网形成或赤丝虬脉等证候明显者，均属外眼血瘀性眼病。原则上应按其发病部位所属脏腑用药，尚须根据血瘀之多寡与活血祛瘀法灵活加减合用，以促进病灶的吸收。眼部病属内障眼病范畴。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可靠的检查手段，故认为内障眼病，外不见证，从内而蔽，仅凭患者自觉症状进行诊治，以内虚立论者不少。根据多年体会，眼底病早期多为实证，且与气血、痰湿关系密切。然亦有虚实夹杂者，须细辨之。由于视网膜的血管是脑血管最末梢的分支，眼底病的各种改变，无不与微循环障碍有关，故对于眼底的炎症性、出血性和退行性等改变，应视为微循环障碍在眼部表现的结果。治疗需使用改善局部微循环的药物。
　　随着磺胺、抗生素药物的广泛使用，细菌感染性眼病得以较好地加以控制，而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药物的全身及局部使用亦是非常重要。例如病毒性角膜炎，在治疗方面，中医、西医的治疗方法各自都有一定的疗效。但在缩短疗程，远期疗效方面，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则优于以上二法。近年来，利用“清开灵”注射液治疗病毒性角膜炎。据报道有效率在90%以上。
　　葛根素的诞生，对眼科疑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葛根素有改善心肌氧代谢的作用，还可改善脑部微循环。眼科用于治疗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为较好的疗效。经荧光眼底血管造影观察，证明葛根素可使血液末梢单位循环得到改善，另外，用于外伤性视神经萎缩，可行气活血，改善视神经伤处的血液循环，以达到恢复视功能的效果。中西医结合工作不但在理论研究、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人们又涉足了实验研究方面。例如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陈剑报告，用三七注射液治疗眼前节碱烧伤的实验研究，用30只家兔眼角膜周边部制成碱烧伤的动物模型，分别用三七注射液、肝素、及生理盐水结膜下注射，每日1块、连续3周，停药观察至6周后，取兔眼进行光镜及扫描电镜检查。结果表明三七液与肝素液组间无明显差异，两者均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眼科中西医结合工作，经历了漫长的里程。眼科的医务工作者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经历了中西药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现代仪器检查与辨证分型相结合以及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时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正逐步为国内外眼科工作者所关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眼科医务工作者努力下，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将会涌现，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也必将推向新的阶段。
九、心血管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初期。运用中医理论，逐渐开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血管疾病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建国初期至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处于低潮。1955年随着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学习，现代中医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也逐渐拉开了序幕。五十年代中期首次明确提出了冠心病相当于中医之“胸痹”、“真心痛”，并从中医基础理论探讨了心脏血管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方法。五十年代末期，陆续可见到中药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报道,主要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找出辨证和治疗规律，提高临床疗效。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许多医师运用中医理论对高血压病提出中医分型、辨施治，指出按阴阳虚实、结合八纲理论与脏腑经络及中风病因学说分为阳亢、阴虚阳亢、明阳两虚、阳虚；肝热上冲、肾阳虚、心肾不交等若干型。同时还提出：高血压病的脉象多以寸、关两部见弦脉，尤以关脉为主；弦脉的发生机制与血中几茶酚胺水平有关。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末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对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有了显著性成就。
　　中医中药进入心血管科急重症领域——急性心肌梗塞，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医疗单位相继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研究。多年的研究证明：中医药不但能进入急重症领域，而且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纯西医治疗的疗效为好。因此，进入七十年代我国各地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几成常规。北京、天津、上海、新疆、广州等地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病死率均已从20—30%降至10—15%以下，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轻、中症病例可以单纯用中药治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工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以益气活血治法为主)98例的病死率为8.2%，而周期病情轻重程度基本一致的北京地区冠心病协作组单纯西药治疗组151例的病死率为29.1%。
　　治血化瘀治疗是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研究中应用得最早、使用得最多的治疗法则，其主要代表方剂是冠心Ⅱ号方。该方由川芎、丹参、红花、赤芍、降香五味中药组成，剂型有片剂、针剂、冲剂等。1971年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16个单位应用该方治疗600例心绞痛，其近期疗效为：心绞痛显效率25.8%，硝酸甘油停减率74.2%；以后又观察了其远期疗效，164例冠心病心绞痛病人服药1—4年，心绞痛总有效率89.6%－93.8%，心电图有效率37.1－66.6%，硝酸甘油停减率70.0－5.6%。较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表明，该方是防治冠心病的一个较好方剂，同时说明冠心Ⅱ号长期治疗组的疗效优于短期治疗组，尤以心电图的疗效更为明显。1975—1976年西苑医院又将冠心Ⅱ号制成针剂，每支5毫升(相当于生药10克)，结果：30例中心绞痛显效率26.7%，总有效率90%，心电图显效率13.3%，总有效率50%。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繁荣昌盛时期，各个病证诊断和疗效评定逐步规范化，医药并重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本时期的基本特点。
　　八十年代许多医家在中医四诊的研究中发现，急性心肌梗塞的舌象变化规律，70—93%的病例出现舌质紫暗或瘀斑，随着病情的好转，舌质黯的程度可渐渐减轻，部分病例可恢复正常。舌苔多由薄白向白、白腻、黄腻转化，重症可出现黑褐苔，好转时渐退。持续不退或加深者预后不佳。恢复期多呈红绛舌，以后随着阴虚症状好转逐渐转为薄白苔。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组织京津九家医院应用稳心冲剂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I期340例，其中治疗组265例，对照组(胺碘酮)75例，结果：临床症候总有效率分别为93.58%、88.0%；心电图总有效率分别为90.18%、84.0%；Holter总有效率分别79.21%、62.32%。Ⅱ期419例，其中治疗组312例，心律平对照组107例，总有效率分别：临床症候94.79%、85.98%，心电图84.62%、82.24%，Holter 70.69%、70.59%。结论临床症候治疗组明显优于胺碘酮及心律平(P<0.05、0.01)。
　　北京地区高血压发病率为9.53%。高血压病的转归比较严重，最终死于脑血管意外的约占60－80%。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具有降压，改善心、脑、肾血流供求不平衡，从而明显地改善症状，促进心脑血管病理改变恢复等方面的综合作用。综合大多数学者的主张，临床上本病以阴虚阳亢、肝火亢盛、肝肾阴虚及明阳两虚等辨证分型所见较多。近年来，瘀血在高血压病发病中作用受到了关注，发现高血压病人有血瘀证者达46.7%，以肢体麻木、舌质紫暗、心胸疼闷等症状做为血瘀辨证的主要指标，具在高血压各期也皆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瘀证候，并呈Ⅲ期>Ⅱ期>Ⅰ期的趋势。目前缺少全国性或多中心协作组对高血压病的临床观察资料。
　　时入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展了对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专题研究。韩向明把心功能不全的病理变化概括为心气亏虚、淤血阻滞、水液蓄留的气、血、水之病变。心气虚为本，血淤水肿为标，气、血、水三者又可相互为病，相互转化。本阶段的治疗法则主要有：温阳活血利水法，如杨顺坤的基本方剂(附子、党参、桂枝、川芎、赤芍、红花、葶苈子、车前子、炙甘草)总有效率达89.05%；益气温阳活血化瘀法，如马连珍自拟的参附补心丸(人参、附子、大黄)治疗心衰245例，结果：冠心合并心衰者有效率达95.6%，风心病合并心衰者有效率90.6%，高血压性心脏病合并心衰者疗效达90.9%，肺心病心衰者有效率75%；益气温阳固脱法，象沈玉明以大剂量万附葶 苈汤治疗(万年青、附子、葶苈子)充血性心衰60例，总有效率88.3%；宣肺祛痰蠲饮除痹法，如北京中医医院许心如的心衰合剂(葶苈子、桑白皮、车前子、泽泻、黄芪、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紫丹参、当归)对原来服用西药而心衰不能控制的21例，加服后获满意疗效。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病毒性心肌炎较七十年代增加了近十倍，占同期心血管疾病的8.6%－~20.8%，而国内外又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于是国内不少医家开始应用中医中药，或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本病的辨证分型目前尚无统一标准，由于分析病情的角度不同，因此辨证分型也多种多样，但以气阴两虚、风热犯肺、热毒侵心型较为多见。通过临床和实验基础研究都证实了中医药治疗可以直接改善免疫机制，同时还作用于病毒本身，是单味西药无法实现的独特功效。黄永生应用芪冬颐心口服液治疗病毒性心肌炎350例(黄芪、麦冬、人参、生地、桂枝、紫石英、丹参、金银花、淫羊藿)，同时设对照组(生脉饮)150例，结果总有效率分别为91.7%、66.7%(P<0.01)。
十、血液病学发展概况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形成和逐步发展阶段。五十年代，我国建立了血液病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五十年代初，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尚无有效疗法。大部分患者依靠输血维持生命，预后很差，死亡率高达80%左右。医务工作者对再障发病机理进行探讨，认为再障属于中医“虚劳”的范畴，以心脾两虚(气血两虚)为主。因此，提出了补益心脾或补养气血的治疗原则。1959年在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传来了中医中药配合输血疗法，治愈很多再障患者的捷报。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有中医中药治愈再障的报道。如1962年喻娴武分析了134例临床资料，在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以前的无产及死亡病例占75.3%；采用综合治疗后，死亡及无效病例占53.7%；足以说明中医中药对于降低本病的死亡率和无效率起到较好作用。1964年吴翰香总结25例再障的临床资料，采用增补气血，调理脾肾的治则，选用红参、党参、白术、甘草、陈皮、熟地、补骨脂、鹿角、肉桂、黄芪等药，随征加减，总有效率达68%，认为补肾药比健脾药的生血作用更为明显。
　　1964年8月3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分别召开了第十届国际血液学会议及第十届国际输血会议，我国代表在分组会上就慢性再障的治疗问题，介绍了中医药、睾丸酮及氯化钴治疗本病的疗效比较。表明我国在当时对本病的治疗，已达到较先进的水平。在五十年代末有对缺铁性贫血采用皂矾，平胃散加针砂、铁落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的报道。1965年，吴翰香采用黄病药丸治疗本病的效果相当满意。个别患者单用该药疗效不佳时，再加用了党参、白术、鸡内金、神曲等药后，血色素迅速上升。这说明中医健运脾胃药有助于铁质的吸收。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国医务界开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白血病。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根据泻肝经实火的治则，应用当归龙荟丸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有效率达80%，并无骨髓抑制副作用。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末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平缓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医务工作者为进一步提高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疗效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对慢性再障的发病机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注重脾虚转为注重肾虚或脾肾两虚。根据“肾主骨、藏精”、“血为精所化”、“精足则血旺，精亏则血亏”等理论，治疗再障以补肾为主，或脾肾双补。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附属医院总结了以补肾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3000例。有效率为84.5%，缓解及治愈率占48~50%。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曾对1963年(补脾为主)，1974~1980年(补肾为主)两个时期病例的疗效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有效率为70.2%，第二个时期有效率为89.1%，认为治疗重点放在补肾及部分病例脾肾双补是提高疗效的原因之一。同时对大菟丝子饮进行研究，该药可显著提高马利兰引起造血抑制小鼠的干细胞CFU-S、粒系祖细胞CFU-D、红系祖细胞CFU-E的数量，提示在造血功能损伤的情况下，补肾药能促进造血干细胞数量回升，因而得出补肾生血与造血干细胞有关。大多数医院治疗再障，在补肾同时兼顾健脾滋肝。在此时期，运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尤其是单方单药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有了很大进展。
　　1979年陈悦书综合报道了应用三尖杉酯碱和高三尖杉酯碱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急非淋)259例，两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20%与22.3%。“两药的疗效与阿糖胞苷、柔红霉素相似。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对治疗较困难的早幼粒、急单疗效较好”。张中一等应用半合成三尖杉酯碱治疗急非淋55例，结果完全缓解13例，部分缓解17例，与天然三尖杉酯碱疗效相同。该项研究获卫生部1980年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韩锐等在实验研究中观察三尖杉酯碱对L1210白血病小鼠细胞动力学的影响，表明“该药主要抑制瘤细胞蛋白质合成，DNA合成也受到明显影响。它是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主要杀伤S期细胞，对G1期向S期的移行及G2期向M期的移行有阻断作用”。
　　中国医科院分院血研所与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协作从当归芦荟丸中筛选出青黛，发现该药对L7212白血病小鼠有抑制作用。治疗慢粒15例，完全缓解1例，部分缓解4例，进步10例。此药可长期服用，服法简便，但在缓解率及维持疗效方面尚不理想。1977年，四川中药所从青黛中分离出靛玉红，其后，半合成及全合成靛玉红也获得成功，治疗有效率达87.26%。其优点为疗效快，剂量小，副作用轻。该项研究获国家科委发明三等奖。中国医科院分院对青黛、靛玉红治疗慢粒患者作实验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青黛对机体无免疫功能抑制作用。靛玉红对实验动物正常造血生成动力学亦无明显影响。认为“这些结果与马利兰及环磷酰胺对动物有严重抑制情况，形成明显的对比”。李昆氏等对靛玉红治疗慢粒的有效病例9例电镜下对比观察骨髓，显示该药破坏白血病细胞的作用方式是脱核肿胀溶解性坏死，即核溶现象。在溶血性贫血的治疗方面，中医药也有所建材。中国医科院附院认为蚕豆黄以肝胆湿热为主要病机，证属阳黄。对本病353例采用复方三黄汤(茵陈、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及大黄)与复方野艾蒿汤(野艾蒿、茵陈及车前草)注射液，静脉用药或口服，结果350例痊愈，3例死亡，占0.85%，较国内报道的死亡率2.3－9.6%为低。认为本组病例治后黄疸消退较快，尿潜血转阴也较为迅速，输血渐见减少或可不予输血。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迅速发展时期。1982年在哈尔滨召开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经验，对推动我国血液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十年代以前，中医对再障的分型很不统一，少则分为两型，多则分为五型。在此会议上，根据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肾虚是再障发病的主要机制，将急慢性再障统一分为四型：急劳髓枯型，肾阴虚型，肾阳虚型和阴阳两虚型。前一型相当于急性再障，后三型相当于慢性再障。中医分型客观化研究方面，天津血研所对75例再障患者的病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阴虚患者贫血、出血、感染均较重。HbF轻度增加，cAMP明显减低，免疫功能损害明显，预后较差；而阳虚的患者贫血、出血、感染相对较轻，HbF显著增加，cAMP减低及免疫功能损害程度均不如阴虚明显，预后也较好。
　　近年来，在作者研究中医辨证分型与体外骨髓造血祖细胞类型间的关系，发现阳虚型的CFU-GM、CFU-E、BFU-E值均显著高于其他两型，对雄激素反应性也显著高于其他两型，而阴虚型大多属于免疫介导型，前者治疗效果佳，后者差。也有作者研究了慢性再障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改变与中医分型的关系，发现按肾阳虚、肾阴虚、肾阴阳两虚的顺序，患者Th逐渐降低，Ts逐渐升高，Th/Ts明显降低，后两组比前一组Th/Ts下降更显著，提示阳损及阴时，机体免疫机能发生更大的改变，从T亚群水平揭示了中医证型特别是肾阳虚、肾阴虚的内涵。
　　从以上中医分型与实验指标之间的关系上看，再障的中医分型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能指导治疗，判断预后，并为中医：“阳虚易治，阴虚难调”的理论，找到了实验依据。在再障辨证论治方面，多以复方为主。多数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辨证，提出的方剂有：大菟丝子饮、十四味建中汤、保元汤、生髓补血1号及2号方，左归饮、右归饮、活血益髓汤、当归补血汤、归脾汤、青马鸡丝汤(青蒿、马前子、鸡血藤、菟丝子、补骨脂)、参芪仙补汤等。于材声等用生髓补血方为主分型治疗再障111例(肾阴虚型40例、肾阳虚型71例)、近期疗效：基本缓解32例，有效率72.29%。阳虚型的有效率、远期疗效明显高于阴虚型。认为滋补肾阴药仅能改善症状，而温补肾阳药却能刺激骨髓造血。常玉复等用补肾助阳方药为主分散型治疗慢性再障104例，近期疗效47例，其中有效39例，占82.9%；治愈缓解17例，占36%。远期疗效随访57例，有效率91.2%，治愈缓解率为84.2%。也有根据病人造血干细胞培养结果，采用不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者：干细胞缺乏型，采用雄激素和中药养血滋肾、健脾温肾法；免疫介导型，用雄激素、免疫抑制剂及中药滋阴益肾、凉血止血法；雄激素反应型，用雄激素及中药补肾助阳、益气养血法。对于难治性再障的治疗，在辨证分型的基础上加活血化瘀药，选用丹参、赤芍、川芎、当归、鸡血藤、益母草、三七等，也有用大黄蛰虫丸治愈难治性再障的个案报道，并于八十年代后，逐渐受到重视。活血化瘀药能改善甲皱微循环，同样也可使骨髓微循环障碍得以减轻，调节免疫功能，有助于骨髓干细胞的发育、增生、分化、成熟和释放。对重型再障，有分期论治者，危重期宜泻肝火、滋肾水，好转期用填精生髓、补肾生血；恢复期宜补肾生血。梁冰将急再分为两型：急劳髓枯温热型，方拟凉血解毒汤；急劳髓枯虚寒型，用加味参芪仙补汤或温肾益髓汤。西药配合雄性激素、抗生素及输血等，疗效统计31例，治愈占33.5%，缓解占29%，明显进步占6.5%，无效占12.9%，死亡占16.1%。一年生存65.7%，二年生存46%。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和研究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报道较多。ITP的中医治疗多用辨证分型论治，急性多属血分实热，慢性常分为阴虚血热型，脾气虚弱型，瘀血型。孙伟正等报道，对46例ITP患者分别用活血化瘀法治疗30例，用益气滋阴法治疗16例。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0%与68.7%，活血化瘀组疗效明显优于益气滋阴组。邓有安等报道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ITP18例，总有效率为90.9%，发现大部分患者经活血化瘀治疗后，增高的PA—IgG值恢复正常或大幅度降低，充分证明活血化瘀中药确有免疫抑制作用。另外也有不少使用成方单药治疗的报道。如使用从江南卷柏中提取并制成的新止血药片紫癜清，还有消斑合剂、昆明山海棠片、血宁胶囊、血康口服液等亦有较好疗效。根据23篇文章(有关两种疗法)共804例的疗效统计。痊愈及显效占38.3%，有效占27.23%，进步占20.89%，总有效率为86.42%。中药治疗ITP的优点是复发率低，副作用小或无副作用。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医界已有用免疫学方法建立了ITP动物模型获取成功，改变了过去用化疗药和放射线造成动物骨髓损伤而致的血小板减少的动物模型，后者产生的机理与ITP有本质的区别。新的ITP模型已逐渐被引用于对ITP的研究。用中药治疗真红、白细胞减少症和溶血性贫血也有一些报道。1987年张大龙等报道，用水蛭等活血逐瘀法治疗真红20例，配与平肝阳泻肝火中药，西药用潘生丁、降压灵，治后13例血红蛋白降至非常，其余6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10例复查骨髓象得到改善。李景德等分析真红38例，所见骨髓增生程度及干细胞增生活跃，三系细胞明显增高，皮肤粘膜发红，舌紫，肝脾肿大，脉缓涩。观察血液动力学及甲皱微循环均见正常，全血粘度明显高于正常人。确定“真红是典型的全身性血瘀症”，已为活血逐瘀法的疗效所证实，并认为以红系为主的多能干细胞病态增生应被视为血瘀证的本质。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研究和临床实践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的轨道。卫生部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1982年至今已召开四届全国性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学术会议。中西医结合血液病研究和临床实践成果丰硕，多项科研课题获卫生部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奖或发明奖，出版了一些较高水平的专著，有些科研成果已引起国际医药界的关注。
十一、肾内科 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以临床经验总结及古代文献有关泌尿内科的系统整理为主，且初步探讨了泌尿内科(如肾虚症)的机理，引入现代医学的基础实验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的工作也已开始了初步的研究。
　　这个时期，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开始形成。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组成了藏象专题研究组，首先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藏象理论实质的先河，他们认为藏象学说为祖国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而五藏之中又以“肾”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喻为生命之根本。故首先开展了“肾的研究”。他们首先整理了中医有关肾与命门的文献，总结出历代不同的学说，如左肾右命门说、两肾总号命门说、命门在两肾之间说，并把历代医家对肾与命门的见解归纳为：命门生水火说、肾分水火阴阳说及肾阴肾阳与先天后天统一说等不同方面。且将《内经》、《脉经》、《巢氏病源》、《济生方》等古代文献中有关肾的病证的记载加以整理归纳。并从“异病同治”的角度来探寻中医“肾”的物质基础，发现不同病种的肾阳虚病人的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确普遍低于正常值，其冷压实验亦呈反常表现。且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用药过偏发生肾阴虚与肾阳虚型相互转化，同时看到尿17羟及冷压实验亦有相应的变化，这证明了阴阳是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的。并进一步探寻肾阳虚病人尿17羟低下的原因，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二日静脉滴注实验，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反应多有延迟，而于补肾调整阴阳后即可复原。从而说明：肾上腺皮质代谢紊乱可能为肾阳虚机制中主要环节之一，至于肾阴虚的机制则还不清楚。
　　他们还进行了肾虚病人基础代谢与红血球中糖分解代谢的研究及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采用了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Su-4885试验等。姜氏等人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只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研究的开端，其中仍不免欠深入之处，但能够首先涉及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专科的研究，且首先运用现代医学的实验方法来探讨中医“肾阳虚”的机制，把中医理论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为探讨医学科学的新领域开辟了途径，为以后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提供了依据。
　　1964年何开玲等从正常人与肾阴虚、肾阳虚症患者的红细胞糖酵解测定的比较中，发现肾阳虚患者较正常为低，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减弱，肾阴虚患者较正常为高，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加强，而经补肾调节阴阳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红细胞糖代谢均恢复正常，表明调节阴阳的药物起了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
　　同一时期，1960年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采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或甲状腺素促使动物消耗，造成二组小白鼠“肾阳虚”的模型，使用助阳药后，有显著效果，但正常动物使用助阳药则出现抵抗力消弱的趋向。
　　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总结抢救12例尿毒症的经验，认为在水肿后期用温补法效果差，宜从脾阳衰败、湿浊羁留郁化为热为病机出发，认为大黄能清利血分热毒，对血内氮质贮留可以改善。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以降低血氮。
　　1972年起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通过对调节肾阴、肾阳的两组中药方剂(温补肾阳药及滋阴泻火药)的临床研究，发现温补肾阳药可能与提高免疫球蛋白水平有关，且可改善肾盂积水，从而有利于输尿管结石的排出。同时发现滋阴泻火药可对抗地塞米松对垂体-肾上腺系统的抑制，如此减轻了激素的重要副作用；不仅临床而且动物实验也证明其对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保护作用，对动员激离脂肪酸，及减缓肝中皮质醇分解均有一定的作用。“肾”所涉及的面很广，由于肾阴肾阳是全身阴阳之本，研究肾阴肾阳可以代表全身的阴阳。阴阳处于对立统一状态，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互根，这就包含着人体内存在的反馈调节、对立统一的平衡机制。这就通过对肾阴肾阳的研究，除了阐明了“肾”的本质，也阐明了这一阴阳调节机制。对于“肾”本质的研究这个时期不仅在上海，同时南昌、福建、青海、内蒙古均经实验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尿17羟平均值较其他各组(肺气虚、肺阴虚、脾阳虚、肾阴虚)为低。宁波、陕西的研究也表明，肾阳虚患者ACTH兴奋试验也发现其最大反应能力低于正常对照组，而用温补脾肾法治疗后其反应能力明显提高。故而祖国医学的肾阳虚可认为具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的表现。解放军155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医研究院、北京朝阳医院的探讨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即肾阳虚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紊乱的情况。
　　1978年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对里虚寒症(阳虚症)49例、里虚热症(阴虚症)25例、正常人30例，按双盲法进行皮肤电位活动的比较，发现阳虚证者呈明显抑制状态，而以补肾阳为主的治疗后，可看到皮肤电位活动趋于正常。
　　由于现代医学理论提出肾炎之病理变化常有血凝机制参予，故抗凝疗法广泛应用。肾脏病学者逐渐注意到了血瘀在肾病中之地位。1975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率先提出了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治疗肾炎的新途径，并取得了一定临床疗效，以后相继有许多单位报道活血化瘀在肾病中的临床应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用益肾汤治疗慢性肾炎29例，其中完全缓解12例，基本缓解10例，部分缓解4例，无效2例，死亡1例。王氏报道了以当归、川芎、赤芍、红花、丹参、益母草等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治疗慢性肾炎47例，痊愈36例，显著6例，好转者3例，无效者2例。北京医学院报道以肾炎化瘀汤治疗慢性肾炎亦可达到一定疗效。
　　中西医学术交流后，有许多学者认为某些现代医学检查方法与中医的四诊相结合，对分析病机、指导治疗、提高疗效有所帮助。许多临床医师根据中医理论体系进行证类分型，探索其治疗规律，加强中医临床研究。肾炎最早是按水肿盛衰分型，分为阴水、阳水、皮水、石水、下水等；继之按病变脏腑分型，如肾阳虚、脾肾两虚、肺气不宣等等；以后进一步结合病理变化、病机分析及化验指标等等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分型。如慢性肾炎肾病型分：阳虚型；气虚型；湿热型；痰水交阻型；其他：夹阴虚、肝火、肝气等等。慢性肾炎高血压型分：肾阴虚、肝阳亢；肾气、肾阴两虚。其他如解放军281医院及贵阳中医学院等，也均应用中医辨证施治结合肾炎的客观指标提出各自的分型法。此时已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分型法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中医的辨证结合客观指标易于掌握；另一方面便于与西医界及国际医学界的学术交流。这个时期各地的分型法各有其特点与优点，但也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时还难以统一，必须还需要有一个随着临床实践的病例积累，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深入，以及诊断技术的改善而逐步完善的过程。
　　1977年时振声根据文献资料及其个人经验，将肾炎蛋白尿的治疗归纳为十个疗法，即健脾益气法、温补脾肾法、气血双补法、滋养肾阴法、补脾固肾法、阴阳两补法、活血化瘀法、清热利湿法、气阴两补法及消化蛋白法，并分别列出了主要方药，其用法也都是以尿蛋白为指标结合辨证用药的。
　　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肾活检、电镜、免疫荧光及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肾脏生理、病理，肾小球疾病的发病机理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治疗方面还没有真正的特效药，未见重大突破。为此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与兴趣。所以这已不单纯是中医学者的工作，国内外许多中西医学者在临床上对为数不少的病人进行中医药治疗并取得一定疗效。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的机理、筛选有效方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中医“肾”实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肾主水与现代医学肾的水液调节功能含义相似。关于肾阴肾阳的物质基础，上海内分泌研究所安教授为首的科研组对肾阴肾阳与机体内分泌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七五国家攻关课题”对肾主髓、生血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从目前对肾脏内分泌的认识，其分泌1、25(OH) 2D3，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作用，可以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物质基础。临床上按中医理论用补肾方法治疗肾性骨病，肾性贫血也收到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