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篇 后现代科学的发现（3）— 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兴起

杨鸿智

第36篇  后现代科学的发现（3）— 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兴起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1968年，当中国那场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际，巴黎的大街上出现了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法国报刊当时惊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这些罢课，造反的法国大学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反叛的行为，形式和规模都创造了战后西方社会冲突的新篇章，留下了很多对历史发展意味深长的东西。“五月风暴”狂飚一曲，预示了时代的转折。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学院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逮捕因反对越来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企业扔炸弹的学生并由此引发巴黎各大学的广泛响应，5月2日，南特莱大学校长决定不定期关闭该大学，市政当局派500名防暴警察包围了学校。5月3日警察进校逮捕学生，发生武力冲突，600名学生被抓，数百名学生受伤。这样引发全巴黎各大学生走上街头，5月6日，巴黎6万名师生上街游行，受到军警干涉，700名学生受伤入院。全巴黎大学停课上街，坚起路障，5月10日，学生占领拉丁区，至此，巴黎30个高校有20个罢课，全国350所高校被学生占领。5月13日，巴黎工人介入。80万工人罢2支援学生，至5月22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上千万，几乎是全法国劳动力的总数，整个法国日常生活的全部秩序都陷入空前的混乱，为收拾残局，法国总统戴高乐释放了在押的右翼政党领导人，5月30日，右翼举行百万人游行示威，并向左翼群众开火，政府利用右翼势力，将这次风暴镇压下去，参加闹事的工人领袖被开除学生被开除。但是最终结果戴高乐于次年下台。
当我们在30年后拉开了历史的距离重新审视1968年事件和当时人们对它的种种评价时，我们对“五月风暴”的历史意义有了更客观、更冷静，也更有历史根据的判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今天的眼光看，1968年事件从性质上说，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包括异化的官僚等级制，工具化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异化的消费社会，以及压抑人性的工业文明等）的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文化抗议运动。这一文化抗衡性质的运动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是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斗争主题和形式出现的预兆。引起这场风暴的原因是非经济因素。1968年运动学生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基本上是出身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家庭，属于在战后长期繁荣和富裕中长大的一代。比如，挑头闹学潮的南特莱学院，是法国大学中最“贵族”的学院，学生家庭背景富裕，社会地位高，不必以上大学作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跳板，出身已保证了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和前途。又如，左翼学生领袖邦迪，出生于法国的德裔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学生领袖克里万，则出生于一个法国的俄裔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富裕的牙科医生。即使是卷入这场运动的工人，也不是为了实现传统的工会斗争中向资方争取物质利益的具体目标。而是具有与学生相同的感觉：学生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学校失去了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功能已经异化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劳动力的物化的非人的机器；工人们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压抑工人的创造性，把人变成了异化制度的牺牲品。因而，他们支持学生运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为了争取工人管理企业的权力。“五月风暴”代表了一代人的文化意识和觉醒，是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议。1968年运动的非经济，非物质的倾向，集中地表现在学生和工人当时涂写在学院和大街上的标语口号中：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
“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起点的挑战。”
“我们在领导一种奇异的生活。我们睡，我们吃，我们不触及钱，没有人想它，这已是我们创造的社会。”
即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最初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这一代校园人，由于缺乏对西方物质富裕和人性压抑的切身体验，面对西方青年的愤怒宣泄也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  引自周穗明《文明的震荡》P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