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览札记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37）
治疗矽肺忌用白及----李斯炽
矽肺这个病，是清虚的肺里面有了重浊的尘埃，把它当作肺结核或肺空洞来治疗都是错误的。尤其忌使用白及，由于白及本质的胶粘和沉滞，更可使肺内的尘埃凝固起来，使肺部板硬而阻塞不通。（百年百名中医。李斯炽）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38）
六气标本
（李斯炽）
风寒暑湿火燥，天之令也。标，末也，本，本原也，犹树木之有根枝也。分言之则根本异形，合言之则标出乎本。六气之太过不及，皆能为病。病之化生，必有所因，故或从乎本，或从乎标，或从乎中气。知其所从，则治无失矣。
如少阳太阴从本。少阳为相火，是少阳从火而化，故火为本，少阳为标。太阴为湿土，是太阴从湿而化，故湿为本，太阴为标。二气之标本同，故经病之化皆从乎本。
又如少阴太阳从本从标。少阴为君火，从热而化，故热为本，少阴为标，是阴从乎阳也。太阳为寒水，从寒而化，故寒为本，太阳为标，是阳从乎阴也。二气标本异，故经病之化或从乎标，或从乎本。
又如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阳明为燥金，从燥而化，故燥为本，阳明为标。厥阴为风木，从风而化，故风为本，厥阴为标。但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故以太阴为中气，而金从湿土之化。厥阴与少阳为表里，故以少阳为中气，而木从相火之化。是皆从乎中也。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39）
刘渡舟谈经络　
  我研究了同学们的一些意见，关于《伤寒论》的经络大家有些问题。到底经络是有还是没有啊？现在学术界有争论，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也有的公然写文章叫《六经非经论》，认为六经是有的，但不是经络。同学们想让我给说一说，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经络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经络的问题，不是《伤寒论》单有的问题，那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学内科的要学经络，学外科的要学经络，学妇科的要学经络，学儿科的也要学经络。我十几岁作学徒，跟着老师学医，老师开头就给我们讲经络，他说这就是基础。所以说经络并不是《伤寒论》所独有的，凡是学中医的，为了给以后的学术打下很好的基础，首先得先学好经络。“手太阴肺中焦生，下络大肠出贲门，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中行……”就得背这个，念这个。如果有人提出来经络学说在中医上没有实用意义，可以叫它退出了，那就不只《伤寒论》的经络方面给废除了，所有的中医学基础都给废除了，这个关系是很大的。《内经》中有脏腑经络，讲脏腑就得讲经络，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都得用经络学说加以说明。如果把经络给废了，"六经非经"了，那中医的理论－中医的整体观，一分为二、分阴分阳的辨证法，六经为体、八纲为用，体用的关系，不就都废了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经络的文章，在中医学院发表了，无形之中就出现了对立面，有一些议论，说我凭老资格。经络是有的！不光因为我是搞伤寒的，那是中国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伤寒论》也是中医学，当然就得取法于经络学说了，怎么能说是“六经非经”呢？好，一句话把所有中医的基础理论、脏腑经络都给废掉了，那将来脏腑还能建立关系吗？脏腑得有经络，没有经络，脏腑就是死东西了，有经络才能活呀！要懂得这个道理，就得要求对中医有所体会，得有点入木三分的功夫，才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否则的话，思想简单，图省事，认为经络就这么一条线，解剖学也看不出来，从哪儿到哪儿谁知道，他也不往细里去研究，就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这是不行的！“医之始，本岐黄”，脏腑经络是基础，你不是要学中医吗，就得学这个，不学这个怎么叫中医？同学们可能要问我了，刘老您这话说得太武断了，那还非学不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临床上来了病人叫你看，要辨证，辨证里头就有经络辨证，要是没有经络了，怎么去辨？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0）颜德馨医话录
治血谈丛
    一、血液病急性发作，药不厌凉，凉不厌早
    血液病(包括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等)急性发作，多出现高热与出血，往往促使病情恶化，甚至导致死亡。作者对此类疾病论治一得：“药不厌凉，凉不厌早”，能否及早控制高热，制止出血，是治疗血液病的成败关键。
    所谓“早”，有两种意义，一为及早发现急性发作先兆；二为用药宜早、宜凉，宜重。如何在急性发作前期，见微识著，判断急性发作先兆，余临床实验体会，从脉搏的动态变化，可掌握疾病的演变，如脉搏从细缓转为洪数、弦数，并见烦躁、失眠、遗精等症，是急性发作先兆，其中又以脉搏洪数为关键，反之，脉搏从洪数转为细缓，是急性发作转为稳定的佳兆。血液病患者若见细缓脉转为洪数，即使未见高热，血象尚未变化，即可及早投甘寒重剂，截断病势蔓延，若待高热，舌红绛，热症火症显露及血象变化之际，方进凉剂，恐已鞭长莫及。用药宜早者，因血液病之高热及出血不同于一般，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药性要用凉、剂量宜重，初起以银翘散、白虎汤合方，一日二三剂，不效，即可加入神犀丹、紫雪散。对于血暴出危急之症，凡属实火逼迫者，即予紫血散1.5g  一日2次。考察紫雪散方药，既有犀羚、石膏、寒水石之凉，又有沉香之降，既可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又有降气之功，清得一分火、便保得一分血。处方中常用大黄直折而下，破瘀逐积，血络随安。对王肯堂所谓“血溢血泄诸蓄妄症，其始也，予率以大黄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之说可为心得。如余曾治一男性、因呕血、皮下瘀斑成片及发热入院，脉弦数，经骨髓穿刺证实为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性发作，急投犀角地黄汤加生大黄，另吞紫雪散1.5g  一日2次，3天后热退血止；症情缓解而出院。类治多验。
    二、脾肾双补治贫血
    论治贫血，作者的原则是脾肾双调，重在后天。脾肾旺盛，气血充沛，为血液病治本之道，而于先天与后天之间，又紧紧抓住治脾为首务。肾气之盈亏，直接影响骨髓的功能，血液的生成虽然根源于肾，但资生于脾，饮食，药物必赖脾胃运输转化为精微，而后化生血液，故于先后天之间，重在后天。在用药上常用升麻、苍术、白术。升麻有生炙之不同，补脾胃之气用炙，去其寒性，取其升清，习与人参、白术、黄芪、当归配伍。苍术配伍于腻补药中，以免滋腻难散，临床即使没有明显脾胃症状，也可行补气血之中加入苍术，促进脾胃运化，为补肾创造条件，可获事半功倍之效。余曾治一例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迭经中西药物治疗终鲜效果，每周必需输血一次，后据脾胃为生化之源理论，于双补气血药中加入苍术，即见血象稳步上升，不必输血。白术临床亦多常用，急性出血用之亦效。曾治一例37岁农民，咯血量多势急，神识昏糊，自汗肢冷，脉微欲绝，家贫无力用参，乃以白术100g，米汁急煎，灌下后片刻，血止神清，肢和脉起，后即单用白术收功，竟未复发。丹溪云：“血症每以胃药收功。”乃土厚火自敛也。
    三、活血化瘀法治血液病
    血液病所表现的反复出血，紫癜，肝脾肿大，贫血及全身衰竭等，类似中医学的“血症”、“发斑”、“  积”、“虚劳”等病证，这些病证的形成，均与血瘀有关。如血证出血，离经之血即为瘀，《血证论》谓：“失血何根，瘀血即其根也。”《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对其机理作了精辟论述：“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行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血行经络，不止自止。”有关发斑之文献，如《温疫论》曰：“邪留血分，里气壅闭，则伏邪不得外透而为斑。”揭示出斑的形成与血瘀有关。斑有阴斑阳斑之分，但皆为血离经隧，《血证论》指出：“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症积之形成，中医责之为血瘀内结，早在《素问·至真要大》就有“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论述。血液病所表现的严重贫血和全身衰竭相似于虚劳证。张仲景立大黄zhe虫丸缓中补虚，治疗五劳虚损之症，创活血化瘀法治疗虚劳的先河。我们根据上述理论，近年来以桃红四物汤加虎杖、丹参、鸡血藤、升麻等广泛施治于血小板减少症、粒细胞缺乏症，嗜酸细胞增多症、缺铁性贫血、血象明显左移及异型输血等，皆有一定疗效。如病情虚实寒热错杂者，则以辨证施治为主，配以适宜的活血化瘀药物，临床常用的配伍方法有二：一为补益活血法，以补益药与活血药同用，扶正祛邪，祛瘀生新，对虚象明显的血液病常能奏效。昔贤滑伯仁谓：“每加行血药于补剂中，其功倍捷。”临床每可验证。一为清营活血法，以清热凉血药与活血药同用，清营凉血，引血归经，适用于以出血为主要表现的血液病，用之得当，多能获验。
    四、外治法在血液病中运用
    中医的外治法，具有丰富的内容。历年在治疗血证中，多受其益。如余曾以“消痞粉”外敷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七例，获一定疗效。其中显效(脾脏较治疗前缩小5cm以上)者4例；进步(缩小2~5cm)者1例；无效2例。在有关病例中，患者的周围血象也相应缓解。一般敷3~5天开始见效，二周内可明显缩小。“消痞粉”由水红花子、皮硝各30g  樟脑、桃仁、地鳖虫各12g  生南星、生半夏、穿山甲片、三棱、王不留行、白芥子、生川乌、生草乌各15g  生白附子、延胡各9g组成，共研细末，以醋蜜调匀，临时再加麝香1g  梅片3g  外敷脾区，日换1次，药粉可重调再敷。中医称脾肿大为“症瘕”、“积聚”，乃气滞血瘀所引起。本方化积散结，活血通络，宜其有效。可患者在血象亦随之好转，殊堪进一步探讨。白血病患者后期，由于白细胞广泛浸润，引起四肢肌肤局部肿胀，灼热作痛，临床每每多见，可有雄黄粉加凡士林调敷患处，一日一换，其效颇捷。又治咯血不止，尝用鸡蛋清调生大黄末敷于两太阳穴，能使迫伤血络之热邪下行，同时用葱汁调附子粉敷于两足涌泉穴，能引火下行。上下同敷，共奏降火泄热，止血宁络之效。用以抢救各种咯血之重危患者多验。尚有止鼻衄验方二则：(1)龙骨，牡蛎，黑山栀，京墨，共研细末，以白茆花浸水蘸药塞入鼻也，血立止。或单用黑山栀末塞鼻，亦效。(2)白茆花15g  豆腐一块，加水两碗煮成一碗饮服，治鼻衄与痰中带血均佳。血证表现为舌衄或齿衄者，尝用生蒲黄30g  煎汤500ml，冷以漱口，可获止血效果。上述诸法，皆反映中医之传统特色，足资推广。
    五、血为百病之胎
    余对李延所称：“人知百病生于气，而不知血为百病之胎也。”颇为心折，核之临床，确如《医学准绳》所称：“夫人饮食起居一失宜，皆能使血瘀滞不行，故百病由污血者多。”泛指百病皆与血瘀有关，实具卓见。近贤修瑞娟氏创微循环与疾病密切相关之说，蜚声世界，其说实承祖国医学之余绪。余近年浸淫“血证”之学，服膺王清任一针见血之谈：“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不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尤赞赏王氏所称：“气通血活何患不除”之说，试以活血化瘀疗法治疗一些久治不愈的疾病及复杂而罕见的怪证，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益信《普济方》所谓：“人之一身，不离乎气血，凡病经多日，治疗不痊，须当为之调血。”指出调畅血液是治疗“久病”“怪病”的一种方法。在热性病的治疗上亦多收获，如以清热药与活血药同用，可提高流行性出血热、败血症、血液病、肺脓疡、肺炎、支气管扩张、肝炎等疾病的疗效，诚如《医宗已任篇》所说：“凡六淫七情之病、皆有因死血薄结脏腑而成者，其症见于外，或似外感，或似内伤，医家以见症治之，鲜不谬矣。”指出外感亦与血有关。迈年余以活血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疑难顽杂诸症，结合谨严的辨证与方药，可取得良好疗效。曾总结“治瘀十法”，即理气活血、散寒活血、清热活血、通络活血、祛痰活血、软坚活血、攻下活血、活血止血、益气活血、养阴活血等十个内容，为中医治疗充实了较新的治法。因立足于“气血流通为贵”，方义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之旨，试称之为“衡法”。非敢标新立异，仅冀对“血”的证治作用有所阐发而已。
中医药治性病
    祖国医学对性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手段，如以治梅毒著称的土茯苓；治横痃的九龙丹，以及已溃用轻粉外敷，治下疳(杨梅疮)用龙胆泻肝汤及胆矾、白矾、水银，用香油调后外敷等等，均为有效之验方，然几十年已束之高阁，近年论治爱滋病，亦有中西结合的趋势。笔者认为，如能讲究辨证论治，发挥中医药优势，或有所得。解放初期，曾治一患梅毒性关节炎的俞××，男，54岁，有夜游史，全身关节酸麻疼痛及手指肿大已2.5年，来诊时两膝关节肿痛，行动不便，服止痛片不计其数，血清康华氏反应阳性，他院诊断为梅毒性关节炎，中西药物遍治无效，乃疏一丸方常服：桂枝、甘草各23g  淮牛膝、生白芍各30g  防己、独活各45g  土茯苓150g  忍冬藤、海桐皮各60g  研末蜜丸，每服10g  1日2次，仅1月，全身发出湿疮磊磊，蠕痒甚剧，不意宿疾竟失，手指肿大消失，行动屈伸便利，复查康华氏反应与血沉皆正常。虽事隔30余年，记忆犹新，乐为之记。
遗尿新解
    时医治遗尿多从肾立法，然临床颇不尽然。按中医理论，足厥阴环阴器，下元之病多与肝经攸关。很多遗尿症属功能性，与精神因素有关，肝主条达，情志不畅则责之肝郁。先哲李中梓云：“世俗之治小便不禁者，但知补涩而已，不知《内经》论肝肾膀胱之病，不指为何邪所干，则知七情六气皆能为病也。”李氏认为遗尿与七情六气有关。朱丹溪亦认为肾主大便，肝主小便，皆独具慧眼。
    笔者临床用疏肝化瘀法治疗遗尿症多例，均获疗效。如治一女，十七岁，遗尿十一年，每日皆作，羞怯之情，溢于言表。脉弦细，舌红而紫，诊为肝郁气滞，血瘀阻于膀胱，州都失司。投以疏肝化瘀之“血府逐瘀汤”加味(柴胡、牛膝、川芎、桔梗、枳壳、升麻各4.5g，红花、桃仁、赤芍、韭菜子、当归各9g  生甘草3g  白茧壳7只)。服14剂，症减其半，再7剂告愈。随访多年未作，十年痼疾，一方面愈。近年治老年前列腺肥大，以血府逐瘀汤加炮山甲，王不留行，效亦著。他如遗精、阳萎与不排精等男科疾患，舍传统治肾而取疏肝伐肝，亦有戈获。
脑萎缩治验
    高年脑萎缩，症见失眠健忘，表情淡漠、举止乖违头痛心烦，久治不愈即成老年性痴呆症。“血府逐瘀汤”加味治愈多例。加味之品为水蛭、葛根、菖蒲、生蒲黄、通天草等，如头痛剧烈，则将川芎用量加大为30g  共奏疏肝清心、调畅气血之效。“脑为元神之府。髓之海，六府清阳之气，五藏精华之血，皆会于头。”笔者根据“脑髓纯者灵，难者钝”之病机，拟为清灵之府因瘀而不能与脑气相接，脑失其养，遂致“难者钝”，故举止失常，此病忌补，补则壅，其苦更甚。上方疏通脉道，推陈致新，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方中水蛭为主要药物，味咸入肝经血分，其气与瘀血相感召，破瘀而不伤气血，《本草经百种录》云：“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蓄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之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反触伤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入，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可谓阐彻详明。通天草轻清上逸，引药入于心脑，笔者治头部顽疾，辄喜用作药引，有画龙点睛之趣。此方亦治中风后遗症及脑血肿，对改善病灶促使恢复有一定作用。
痿症议治
    古人有“治痿独取阳明”之训；又有“湿热上蒸于肺，肺热叶，焦发为痿辟”之说。独勋臣力非此议，他说，“无论由外中、由内发，必归经络，经络所藏者无非气血”，“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他认为痿之病源为气虚瘀滞，故创制“补阳还五汤”益气化瘀擅治此症，为世所重。作者治运动神经类疾病，取入络必瘀例尝用王氏之法，颇有所获，而处方中辄增加紫菀与升麻，何以故? 以紫菀入肺，五脏之皮肉筋骨，皆由肺以资养。《本经》称紫菀能“去……痿蹶。安五脏”，实非虚笔。脾胃之气主肌肉，升麻“升阳于至阴之下”。张元素称“脾痹非此不除”，总领诸药，升清降浊，达到“各补其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之功效，用之得当，事半功倍。例治夏姓女，三十四岁，三年来，两手活动欠利，继之神萎抽搐，两上肢、下颌及大小鱼际肌萎缩，面部色素沉着，西医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余初投“补阳还五汤”加升麻，紫菀，筋脉拘结减轻，能取物，后再加附子更趋稳定。勋臣治痿亦有用附子者，可加速运行十二经络之效。继承先哲一得，殆亦所谓“治痿无一定法，用法无独执之见”耳。
引经药之奥旨
    史载之传载：“蔡元长苦大肠秘，医不能通，堪诊脉已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菀耳，未紫菀以进，须臾遂通。”殆以大肠赖肺之传送，肺气浊则壅，紫菀清肺气，此所以通也。张元素称升麻：“若补其脾胃，此为引用不补”一药之妙，可引达病巢，愈于一旦，实质即君、臣、佐、使的组织基础，“引”即为“使”，历代医家咸重视之。余临床仿载之之义，治老年便秘，使以紫菀，确可使二便通利，延伸其义以治头面浮肿亦佳，乃取头为诸阳之会，唯风可到，紫菀宣肺散风，宜其速效。余治急慢性肾炎，亦使之。因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治肾病之浮肿，益之多验。治各种皮肤病，按“肺主皮毛”之旨，重其剂皆获近效。曾治牙痛患者，前医投清胃泻火或育阴泄热不应，余喜加牛膝与青盐为使，一则引药入肾，一则使上浮之火趋下，事半功倍。
    又治失眠不效者，辄加黄连为使，以其味苦入心，确有画龙点睛之趣。幼年侍诊于家严时，案语方药，皆具规范，处方之末尾一行，必殿以药引一味或双味，如习以鲜姜皮发汗；荷叶清暑升阳；荷梗通气宽中；梨皮清热止咳；煨姜暖中止痛；还有灶心土煎汤代水，厚土止呕等等，承上启下，导龙入海，在整个治疗之法则中，引用得当，确属不可或缺之笔。惜乎近世颇少及此，姑不究书写格式，处方时信手拈来，忽略中医特色，影响疗效。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1）
熊十力奇疾（马叙伦）
十力治哲学、通佛理、又精儒家言，欲贯通之，而有抑扬，大抵以儒佛为胜。平生有奇疾，终日立而不坐，冬不能御裘，虽居北京犹然。不然，则遗精也。今乃病癒，可喜。（录自《石屋余瀋》）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2）
20世纪医疗技术迅速提高。然而美国3年前的调查显示，与西洋现代医疗技术相比美国人更钟情于曾被视为不科学的民间疗法，认为后者不损伤身体更利于养生。美国人用于后者的费用已超过前者。如果把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称为“骚动的医学”，那么就可以把与此相对应的民间疗法称为“阴郁的医学。”
                      --------全球正向“阴郁时代”转变2009-2-28 12:39:09   来源:《参考消息》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3）
《先民的智慧》自序节录：
   我生平研治历史，自1950年起至今已有五十余年，所积有的一点历史知识就是：无论是如何穷蹙（音cu)落后的国家，即令匮乏贫困，仍然不可没有自信。因为自信才是由弱致强，由贫致富的原始动力。
   我悲哀近代中国之备受帝国主义者侵陵压迫，也怨愤清廷主政者之无能软弱，更痛恨袁世凯之私心与昏悖无识。其结果造成长期军阀乱局，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轻视与入侵野心得逞的机会。我如此怨艾，却远不及对于我们国人之信心崩溃来得更为失望。尤其痛恨知识分子的丧心病狂，我认为这是亡国灭种的现象。请相信我做近代史研究的结论看法。中国全民族在何时信心崩溃？我当负责地说，是在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时期。中国朝野从此死心塌底地崇洋媚外，成为一国风气，贯穿全部20世纪，这是一个什分没出息的时代。而我们的学界领袖，是所自视的知识分子，却最是丧心病狂，率先攻伐中国过去的自己，包括文化内涵之文学、哲学、史学、宗教、艺术、工艺、科学、政治、社会、法律、经济，无不以攻诋丑化为能事。尤其是最重要的文学，这是一个民族的心性精髓，却被丑化改造，责怪其一无是处。我在此不是批评同代文家，而是痛心于表率群伦的知识分子之丧失自信，这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与危殆，被帝国主义打得寒缩畏葸（xi），而又自渎自我地丑诋中国故有的一切遗产，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表现为对洋人的自卑，对无知同胞优越。此一现象，三十年前我曾写短文《自卑的优越感》，早已发表。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4）
鸡与鸭与李约瑟──对李约瑟问题的语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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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12 9:27:16     田松    ? 来源：易文网  
李约瑟问题一直困绕着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学者。经过中国学者的转述，李约瑟问题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落后了？”或者说：“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 　　
　　在讨论问题之前，须先做一下语义分析。中文原无“科学”一词，它来自日语，是作为science的译词进入汉语的。在西方语境中，science是认知层面上的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的定量化的知识。它有一些具体的学科，如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而技术则是实践层面上的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方法。科学与技术本各有其源，直到近代 才结合起来，并产生一种新的技术——科学的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是经验累积所不能达到的，比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正是科学技术，而不是科学，成为西方人改造物质世界的锐利武器。 　　
　　例如广东的经济发展抬高了粤语，科学技术的成功使科学成为一个辉煌的大词。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最最好的东西，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说某人的某个做法不科学就如几十年以前说他有唯心倾向一样让他恼怒。如此，李约瑟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尊严问题。在日本忙着全面中化的唐宋时期，就没有人会呼喊，中国要有科学；到元明时期，科学已经进入中国，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李约瑟问题引发了许多人对历史的哀叹追悔和假如当年如何如何现在就会如何如何的自慰，同时也借此回顾“当年之阔”， 如刘兵先生在今年第11期《方法》上所说，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论证某某中国古已有之、世界第一的误区。这种语境下的科学已与science毫无关系。如不抛开面子问题，李约瑟问题很难得到“科学”的解决。 　　
　　狭义的科学当然就是science。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通过实验获得因果关系的方法。这也是使科学有别于其它系统知识的特性。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爱因斯坦便持此论，他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所以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这回事。如刘兵所言，中国科学的世界第一究竟有多少，只要翻开教科书看一看那些定理定律发现者的名字就知道了。据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考证，古埃及出土的纸莎草文书上的数学题水平就与几千年后的《周髀算经》相当。勾股定理和毕达格拉斯定理虽然有相似的内容，但他们背后的文化结构大不相同。勾股定理是工匠的经验公式，毕达格拉斯定理则是简单概念经逻辑推论得出的普遍结论。事实上，在领先与否的比较中，中国注定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所用的科学标准来自西方。就如用鸭的标准来衡量鸡雏和鸭雏，鸡雏必然得分甚低，看不出有长成鸭子的迹象。
　　李约瑟问题之所以出现，乃在于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强盛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技术，而且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分开考虑，李约瑟问题就可重新表述如下：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落后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有了科学，有了科学的技术。至于后一个说法，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这个问题还有些古怪，它相当于：为什么鸡蛋里没有孵出鸭子来。答案是：因为鸡蛋不是鸭蛋。
　　这样说，必然有人不满意。难道只有science才算科学吗？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科学吗？这种提问暗示了科学的另一种常见的引申意义，即把一切“系统的知识”都称为“科学”。这样，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被称为科学——社会科学；同时science成了自然科学。这个“科学”仍隐含一种褒义。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荣格《纪念卫礼贤》，通山译《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143页）。从系统的知识这个角度，把中国古代某些知识体系称为“中国传统科学”也无不可，但是在讨论李约瑟问题时，不能认为它们就是science，否则就有偷换概念之嫌。
　　中国古代当然有辉煌的文明，但要证明这一点，不一定要以西方语境为参照系说中国有科学且曾领先。我们可以说，science并不是唯一一种正确的知识体系。而且，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不是科学，而是技术。中国古代不仅有曾在几千年里世界第一，至今仍不能被现代科学完全涵盖的技术，也有在技术之上的系统知识。比如中医技术及理论。这些才是中国智慧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大优势，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医等传统知识产生及发展时的语境。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有很多工作就是为了证明中医符合科学——西医。弄到最后，中药发展了，中医却消亡了。

却波渔翁

闲览札记（44）
李约瑟问题”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
　　
　　　　余英时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 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的，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的，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二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下面我要把我所认识的作者，他的为人与为学，介绍给读者，稍尽一点知人论世的责任。我的介绍虽然是从老朋友的立场出发，但仍将本于史家直笔之旨，决不作虚词溢美。
　　
　　　　我最初认识方正，是由陈伯庄先生（1893-1960）介绍的。伯庄先生是和赵元任、胡适同届（1910）的庚款留美学生。他早年读化学工程，中年以后则转而研究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等，因此他曾自比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并颇以此自豪。晚年在香港他广泛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名著，并常常邀约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读书经验。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一个忘年之交 。1959年底他拟定了一个西方名著翻译计划，到美国来寻求有关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学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问站。他一见面就说，他要介绍一位非常杰出的小朋友给我。这位小朋友便是方正，当时正在哈佛读本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订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是他一身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品质：一方面他朝气蓬勃，对于人生和学问都抱着高远的向往；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尽管我们之间相差九岁，但却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伯庄先生为什么那样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选定了物理学作专业。但与绝大多数理科少年不同，他对人文学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兴趣。我记得他当时选修了康德知识论的课程，曾多次和我谈到他的理解与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较欣赏柯林武徳的历史哲学，也时时上下其议论。也许是由于家学的关系，他在中国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明末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也曾成为我们的话题之一。总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灵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最能表现他的成熟的，则是他学成回香港就业的决定。他很早便和我谈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他说，他修完博士学位以后，不拟在美国就业，宁愿回到香港去从事教学与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学在美国正盛极一时，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外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的不可胜数，方正却偏偏要赋归去。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与时风众势适相逆反的决定？他说，他曾经细细考虑过，深感他留在美国不过是赶热闹，但回到香港则可以发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进的科学有机会在亚洲发芽茁长。他说这话时大概刚刚进研究院，其立身处世之节概与形势判断之明确，于此可见一斑。
　　
　　　　我再度与方正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从哈佛告假两年，回到母校新亚书院工作，方正那时已在中文大学物理系任教。这次共事的机缘才使我对他获得更全面的认识。1974至1975学年，大学在香港政府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一个“大学改制工作小组”，组员十余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小组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方正在这一长期讨论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在质询行政各部门首长的过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最为锋锐，并且往往一针见血。这说明对于中文大学的现行结构及其运作，他平时早有深刻的观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议方面，他在口头陈词之外还写过几篇内容丰富的备忘录，显示了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睿见。前面说过，少年时期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均衡发展早已使我惊异，现在他刚入中年，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均衡：即一方面能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担起学术领导的工作。这也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相当于西方的所谓vita contemplativa和vita activa，集结于一身更是难上加难。
　　
　　　　我自信以上的认识虽不中亦不甚远，而且方正以后的事业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以后，他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选择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与领导的合一。
　　
　　　　《继承与叛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我们对于它的作者多认识一分，也许便能对此书的价值与涵义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为序。
　　
　　　　2008年12月31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