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我爱北京胡同“名人居”【系列转】

却波渔翁

西四北三条的程砚秋故居
    故居为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落，面积约390平方米。程砚秋从1937年起直到逝世前寓此。后院北房外屋两间是书房和练功的地方，自命为《御霜簃书斋》。御霜是芙蓉花的别名，又称拒霜。里屋为卧室。故居保持原建格局，内部陈设基本保持原状。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程砚秋(1904—1958)，满族，京剧“四大名旦”之一。11岁登台，工青衣，创“程派”。最初艺名叫程菊依，后改程艳秋，字玉霜，最后改为程砚秋，字御霜。日伪时期，在京郊青龙桥隐居务农。1949年后，曾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却波渔翁

三不老胡同
贵人网 www.1619.com.cn
一、地理位置：
    三不老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属厂桥街道办事处辖界，为花枝胡同居民委员会管段。东西走向，东起德胜门内大街，西至棉花胡同，与航空胡同、罗儿胡同相连，全长273米，均宽5米，沥青路面。

    总占地面积350平方米，面宽17.5米，深20米，建筑面积201.1平方米,售价390万元.
二、历史背景：
    此宅建于明代，当时称三宝老爹胡同。或三宝胡同。因明初三宝太监郑和府第在此而得名。属发祥坊。清代谐音改称三不老胡同，俗称三不老、三伯老胡同。为正黄旗地界。
　　众所周知，郑和最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回顾历史，郑和自明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奉承祖之命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世界的目光会再一次投向郑和，这位为世界航海史写下辉煌一页的先驱者。        
    据传三不老胡同6号院为郑和故居的正院。其规模犹在，格局犹存。木制大门非常厚重，两侧的残损的门墩昭示着它曾历经的沧桑。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胡同东段路北有一座红砖楼群，为全国政协宿舍。这里一度文人荟萃，解放后，徐盈、子冈、冯代、黄宗英、北岛诸人都先后在此居住，可谓极一时之盛。此外，相声大师侯宝林幼年时曾居住此胡同附近。

却波渔翁

胡同里的建筑
贵人网 www.1619.com.cn

    北京的胡同里有很多有特色的建筑，它反映了在各个时期里的不同事件和风格。形成了特有胡同建筑文化。今天，北京的街巷里，还保存着十余处王府，大都是清代建筑，包括五间三启门和三间一启门两种规格的府门。现胡同里留下多为亲王、郡王的府邸多为座北朝南，门前大石狮一对，并配有上下马石、拴马桩和照壁。保存完好的五间三启门王府，如：后海北岸的清醇王府，前海西路北恭王府，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循郡王府，张自忠路的和敬公主府。
    明、清时期的官宦之家多为广亮大门。门楼高大，门头及戗檐上装饰着精美的砖雕图案，显示着主人的身份。文官雕刻为多宝阁、大象等图案或梅、兰，竹，松图案。武官雕刻狮子、海马等图案，有宽阔的大门洞，并设有木制懒凳一对。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一对，门楼下有七或九级石台阶，是宅主人品位的表示，门前很宽敞，放置着一对上马石。门楼右边的倒座儿墙上装配着有三、四个石圈，内有大铁环，名为拴马桩。
    在北京胡同里，数量最多的是如意门，其建筑造型独具特色，大门设在外檐柱门，门框两侧砌砖墙，门媚与两侧砖角交接处砌成如意状的砖饰，表示“吉祥如意”，故称如意门，又有大如意门、小如意门之分，门楼造型优美，砌工考究，门头栏板和敞檐上面雕刻砖雕图案，门簪上有木雕花卉或文字图案。
    四含院大门门槛两旁的石墩儿，建筑学上称为问枕石，它既起门楼的造型装饰作用，又使门框得以加固，年代久远的多为鼓形，称为“抱鼓石”民间也有称其为“鼓抱石”的，这样的称呼更有其形象性，古老的抱鼓石上部雕有龙头或；卧狮，下部的正面和侧面雕有内容丰富的图案，如：蝙蝠叼古钱画面，谐音“福在眼前”；狮子滚绣球图案，表示主人的武官身份。
  
    近百年来，中型四合院槛旁多为方形石墩，是掀石的又一类型。其上端雕刻小狮子，下部雕花卉，吉祥物图案。如：喜鹊、梅花图，还有民间传说“八仙过海”故事中李铁拐所背的宝葫芦，韩湘子的玉笛、曹国舅所持的鼓板等。人称后一类图案为“暗八仙”。还有雕刻葡萄或石榴图案的，寓意是人丁兴旺。方门墩上的图案内容丰富，可谓石雕艺术的珍品。

却波渔翁

柏树胡同26号辜鸿铭寓所

作者：王之鸿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柏树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530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
　　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世人称其为“怪人”。张中行先生在通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留意有关辜鸿铭的材料。他说:“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辜鸿铭(1856—1928)，著名学者，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据说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
　　辜鸿铭十岁左右便去了英国，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去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尤其对于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与英国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几岁回国后，遇到了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为东方文化所折服，于是改造中国旧籍，推崇儒家学说，作有《读易堂文集》，译有《痴汉骑马歌》；又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另外，还撰有《春秋大义》。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回国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还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辜鸿铭也被称为“文坛怪杰”。
　　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参考资料:《京华奇人录》(舒乙主编北京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辩才无双的辜鸿铭》(作者王开林载《北京广播电视报》)

却波渔翁

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寓所

作者：王之鸿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北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在东总布胡同东段北侧，南北沟通东总布胡同与金宝街，长约400米；胡同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先晓胡同，西侧从南往北依次与小羊宜宾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后赵家楼胡同、向春胡同、盛芳胡同相通。清乾隆时称"城隍庙胡同"，宣统时称"城隍庙大街"，1947年改称"北总布胡同"。
　　《燕都丛考》记载:"城隍庙街在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北，东总布胡同东口，因街内有城隍庙，故名。此城隍庙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修。彼时香火甚盛，嗣经二十六年拳匪事变，香火渐萧条。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以此庙有碍交通，遂拆毁，但街名至今未改。"
　　北总布胡同24号，旧时的门牌曾为北总布胡同3号，在胡同中段东侧。该院房屋的现状是:院子当中是一座后建的三层楼房，20世纪80年代在金鱼胡同建台湾饭店时，著名画家叶浅予曾被拆迁安置在楼房的一层居住；西厢房的后檐墙临街，已被改造成为坐东朝西的铺面房，现在是个餐馆；一排北房还是旧时的建筑，后檐墙兼充宅院的北院墙；屋宇式街门(俗称"大门道")建在胡同东侧凹进去的小夹道的北侧，即:院子的西南角。小夹道东端有一随墙院门(俗称"小门楼")，现在的门牌是北总布胡同26号。据房屋档案记载，北总布胡同24号和26号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院子，门牌是北总布胡同3号。从1930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此院7年。《重访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的作者陈光中，根据林徽因所绘的院落平面图和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的回忆及实地考察，绘制了一幅该院的立体效果图。陈光中绘制的是一座很考究的三进宅院，广亮大门①
　　面南建在"巽"位，即宅院的东南方向，外院由正院和东跨院组成，东跨院是门房和厨房；正院由5间倒座南房、5间腰厅②和西厢房组成，腰厅沟通外院和里院。里院3间正房举架高大，前廊后厦，东里间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卧室，西里间便是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正房两侧各有耳房1间，东耳房是林徽因工作室，西耳房是梁思成工作室；里院的东、西厢房也都是带廊瓦房。后院有5间北房，习惯称作"后罩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哲学家金岳霖当年便住在后罩房。
　　陈光中认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与其他许多故居有所不同，那处地方十分明确"。而且，引用美国学者费慰梅和中国学者萧乾的回忆文章为佐证。费慰梅回忆:"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3号一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今后7年里的住房。"箫乾回忆:"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从文)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如此说来，认定梁思成寓所当年的门牌是北总布胡同3号，持之有据，言之凿凿。
　　不过，据"记事约截止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燕都丛考》记载，"东总布胡同之东有南北胡同，曰城隍庙大街，又东曰宏(弘)通观，又东曰大牌坊胡同。"如今，"城隍庙大街"改称"北总布胡同"，"弘通观"改称"弘通巷"；"大牌坊胡同"则一分为二，南段称"南牌坊胡同"，北段称"北牌坊胡同"。又据《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记载，"北总布胡同……宣统时称城隍庙大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称北总布胡同。"如果以上两条记载无误的话，那么，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的住址应该是"城隍庙大街3号"，而不应该是"北总布胡同3号"。
　　梁思成当年的寓所与他当年供职的单位－－中国营造学社相距不足200米；中国营造学社社址在赵堂子胡同甲2号(今赵堂子胡同3号)，与梁思成住所之间有一条长100多米的后赵家楼胡同将两处沟通。中国营造学社存在了7年，梁思成、林徽因在这个院子里也住了7年。因为，中国营造学社存在期间，梁思成始终被社长朱启钤聘为法式组主任，而林徽因作为学社校理协助丈夫工作。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对其中的206座古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朱启钤说:"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史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梁思成、林徽因在这个院子居住期间的成果是丰大的，生活是多彩的，尤其是林徵因的那间"太太的客厅"更为人称道，至今仍是文人骚客经常谈起的话题。张洁宇在《林徽因的客厅》一文中写道:"这七年里，梁、林夫妇与其他很多知识分子一起，分享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安宁自由与文化繁荣，同时也以其自身的参与和成就，成为了这一辉煌文化史段落中的组成部分。"
　　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后赴美国攻读建筑，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是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的建筑设计，主要著作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
　　梁思成不愧是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其坦荡的胸怀颇有乃父遗风。
　　一次，梁思成在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北大就对学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各系均有旁听生，梁思成对此有所耳闻。据说，此种传统至今维系着。梁思成授课时也自然不会考察听课者的身份，课讲完了，梁思成说:"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台下无人应声。梁思成恍然大悟，说:"请选课的举手。"二十几位听课者没有一个人举手，梁思成乐了，向台下深作一揖，说:"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遂一笑而散。北大固然有自由的传统，梁思成先生的做法也堪称潇洒。
　　20世纪60年代初期，梁思成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北京绒毯厂青年美术设计师赵书的事迹后，便委托他的一个学生专门捎话，希望赵书懂得民俗，并给赵书带去一本介绍建筑风格与民俗关系的著作。赵书深受感动，也体会到从事图案设计工作必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赵书开始有目的搜集民俗地情资料，希望有一天能用中国民族图案征服世界。如今，已经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的赵书，对梁先生的关心一直铭记在心。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日本古建筑权威人士威福山敏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因为，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在太平洋战场，"地毯式轰炸专家"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及时向盟军司令部呈递了一份特殊地图，将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用圆圈标出，要求予以保护。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而且，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与梁思成的内弟林恒都牺牲在抗战前线。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梁思成的提议最终被采纳，京都、奈良在战火中得以保全。《中国建筑家挽救日本古都》一文的作者王升远评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鉴真大师颇为赞赏的一句偈语。1200多年后，梁思成的义举无疑是对这句偈语的最佳诠释，特别是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愤激氛围中，能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殊为不易。"　(摄影李长林)J006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②腰厅，亦称过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
　　参考资料:
　　《燕都丛考》(陈宗蕃编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
　　《名人与老房子》(北京出版社)
　　《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陈光中著新世界出版社)《中国建筑家挽救日本古都》(作者王升远载《环球时报》)
　　《林徽因的客厅》(作者张洁宇载《北京青年报》)
　　《旁听往事》(作者张静载《新民周刊》)

却波渔翁

留连于“一代商父”的西式华宅之间
散发着“洋气”的一代豪商富贵乡——盛宣怀故居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新京报   
    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感到陌生，但提起正是他左手创办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右手激起日后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风潮，这个名字马上变得如雷贯耳。事实上，作为洋务运动核心人物李鸿章的臂膀，盛宣怀引领或直接参与了近代中国轮船、矿山、电报、纺织、铁路、银行的诞生。同时，作为19世纪末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也直接导致了“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亲手打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商业帝国”，所以被后人称为“中国商父”。而这位商业奇才的豪宅，也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洋气”。
    声名最隆私邸：竹园宾馆
    此宅地跨小石桥胡同24号和后马厂胡同17号，后者坐南，应为正门，为盛宣怀名气最大的一处私邸，又有传说曾为大太监李莲英的花园，是一座传统的中国庭园式建筑。据《什刹海志》考，原宅分为东西两侧，东侧又分为东路和西路，东路包括亭廊花厅，西路为住所，共包含三进院落，总计北房11间，另有东西厢房和耳房，西侧为花园。民国时，时任华北政务委员长的王荫泰曾居住于此。解放后东院被拆，重建为文化部幼儿园，西侧先后住过董必武和康生，于上世纪80年代建成今天的竹园宾馆，1989年被定为北京市保护文物。
　　记者从大门外望进去，看见里面雕梁画栋。进门沿游廊前行，经过人工竹园和榴园，尽处是豁然开朗的后花园，假山秀丽，树影婆娑，流水潺潺，没有皇族的巍峨和士大夫的严谨，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亦官亦商的自如、淡定。若没有夹杂其间反射出金属冷光的现代化设备和新建的二层仿古小楼，这富丽堂皇的古宅仿佛真的重生了一般。
    妾室居所：东四九条23号
    盛宣怀房产甚多，妻妾也众，所以据专家推测，可能是一处宅院安置一位妾室。现东四九条23号便曾住过他的一位妾，名为盛肖织云。解放后这所宅院被划归民航局，充作家属宿舍至今。
    当记者走进东四九条，发现整条胡同已变成一个大工地，断壁残垣像刚被火舌舔噬过，沿着蓝色挡板中间的窄道往纵深处走，尚未动工的第一个门牌号码是17号。虽然从外表上看，从17号至21号皆为中规中矩的传统院落。但记者走进院内却发现，窗台、墙饰等多处细节上赫然采用了西洋造型和雕镂方式。比邻的23号也不例外，硬山房顶间露出拱装竖线条墙头装饰，但23号格外狭小，甚至根本不能独立成院，记者怀疑它原先与21号相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进四合院。据居委会干部介绍，这几个院落从解放起便是民航局职工宿舍。
    尚待考证；北新华街112号和西交民巷87号
    虽然盛宣怀一生在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均置有豪宅，但在辛亥革命前他一直居于北京，之后才被清廷革职并逃往日本，回国后又落户上海直至去世。他在北京的房产甚多，很多已无记载，不能考证。其中被定为市保护文物的现北新华街112号和西交民巷87号疑为其旧宅，但尚待考证。
    虽有两个门牌号码，但这两所宅院其实原为一体，民国时为双合盛啤酒厂旧址，建国后划归国有，并成为化工部职工宿舍。这一带道路改造时，以水泥封堵游廊，此宅方被分隔成三个独立院落。记者造访西交民巷87号之前，已有朋友善意提醒，此院落中的住户不准外人进入，主要是因为近年寻访大宅门之风趋热，来访者过多过杂，居民不胜其扰。到达实地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西式二层小楼，而游廊顶部亦缀有精美的西洋饰品。
    虽然西交民巷87号的大门久叩而无人应答，北新华街112号的宅门却意外地敞开着，于是记者得以在门口一窥园貌。院内老宅保存完好，漆色鲜艳，地表洁净，若干株石榴树蔬朗秀丽。再往里，假山呈半环状展开，其间有三个一人半高的拱门连接假山前后的通道，上题“漱芳”等字样，其后树影闪烁，隐约另有房屋，据说，这些山石均为园明园遗物。整个院落清丽秀美，令人惊艳。但宅院门口的锅炉房工人称，虽在此宅门口居住多年，却未尝进去看过一回。
    消失的院落：府学胡同1号和灵境胡同7号
    据载，府学胡同1号和灵境胡同7号也曾是盛宣怀购置的宅院。但记者前往寻址时却发现，前者已经成为完全新建的府学饭店，高楼和瓷砖彻底取代了四合院及其灰瓦。在饭店的北边，记者发现与之一墙之隔的东四北大街177号至181号倒还保留着老宅原貌，且皆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结构，造型十分精美，从布局结构上看也颇似同一个大宅的跨院，所以记者猜侧，这几间老宅有可能是盛宣怀此处宅邸的幸存部分。
    而灵境胡同7号则永远地消失在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居民小区之中了，当地老人指着一栋栋高耸的住宅楼说：“7号？7号就在这些楼房的下面。”

却波渔翁

老北京胡同介绍附近所有景点  
老北京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胡同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因为提出了新观点，所以今天再把旧话重说说。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