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醒》

桂枝汤

是“将”才终究浮上来new!

（《财智文摘》2003年7月    作者：秦拓夫）
    初出茅庐
2000年7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浦东一家拥有3万职工、100亿资产的企业工作，与我同时进入这家公司的大学生有800余人，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全国知名学府的应届毕业生。

军训、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一事业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与我一起分到办公室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辛，因为到事业部后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一旦不合格仍要被淘汰出局，所以竞争十分激烈。

在办公室里，我闲坐了三天。第四天，事业部的凌总将我和小辛叫到他办公室，要我俩针对办公室的浪费现象联手策划一个“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活动，并让我俩拿出一个倡议书。

我觉得这是个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把握好了会脱颖而出，一炮走红。于是，我主动请战由我执笔，凌总看了我一眼说：“就由你执笔吧，小辛协助。”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情挥毫，四易其稿，我兴致勃勃地将这篇不足1000字的倡议书送到凌总案头。没想到，他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后就退还给我，说文章离题了，没把他的意思理解进去，要我重写。当我将第二稿送到凌总手里后，他看了一遍，顺手拿起签字笔在文稿上画了许多红杠杠，然后对我说：“可以按照我修改的重写。”可是，当我按照他的意思一丝不苟地写好后，凌总又把稿子给“枪毙”了，也没叫我重写或者不写，稿子就搁在他办公桌了。这时，我有点心灰意冷。

一个月后，各部门的人员正式确定下来，办公室只留一名大学生。10月28日，凌总正式找我谈话，说我不适合办公室工作，准备把我推荐到集团办公室做企业报编辑，说这比较适合我的专业。我明白，我被贬到了被人瞧不起的岗位。

种豆得瓜

我正式到集团办公室企业报编辑部上班。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翻阅以前的报纸。这张报纸有点像“公文”报。原来，两位编辑都是大学本科生，和我一样没受到公司的重用被贬到企业报当编辑。升职没有希望，就成了老油条，整天呆在办公室，将一些过时的公文材料马虎凑成一些版面，按月出版两期报纸了事。

我觉得这里面有我施展才能的机会，便沉下去，针对公司近期的热门话题作专题报道，从深度上做文章。我天天下工厂、车间调查采访，除了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新闻，还成功地策划了几个专题报道。总编很满意，鼓励我坚持下去。他还接受我的建议，将版面、栏目作了相应调整，版面设计也作了改变，使报纸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了。

我除了在办公室写稿编辑外，其余工作时间都深入到工厂、车间、部门去了。慢慢地，我与各部门领导、车间主任、员工越来越熟悉，有的还成了我的知心朋友，他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愿意跟我谈。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实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机关科室工作，但与他的专业发展却不对口，于是，他主动申请到工作环境最艰苦、专业最对口的焊接车间去工作。当时，绝大多数大学生一个劲地往机关挤，谁也不愿下车间，集团领导对此伤透了脑筋。我抓住这个典型，写了一篇报道，还加上了编后语。文章发表后，在公司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这位大学生也成了公司的新闻人物。集团老总和事业部老总专门接见了这位大学生，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这个典型带动了大批挤在机关的大学生，一连几天，有50多名大学生纷纷申请到车间。

一篇文章带来这么大的效应是出人意料的，总编对我更加器重，为了奖励我，还让分管后勤的副主任特殊照顾我，给我在干部宿舍区安排了一个单人寝室，说是方便我工作。

“曲线”成长

工作有了起色后，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我明白，如果把自己局限于写文章，想在如此大的公司出人头地是很难的，我必须寻找自我发展的突破口。

我开始留心宿舍区的管理工作。这是一个不大引人关注的地方，恰恰又存在很多的管理漏洞。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调查，我发现，仅一个职工宿舍区每月浪费的水电费就高达1万余元，点长明灯、开长流水已司空见惯，宿舍管理员也怕得罪人，睁只眼闭只眼。于是我推出了一期关于宿舍区管理的专题报道。专题一出，宿舍管理员慌了手脚，害怕领导追究责任，经常跑到我那里探听风声，同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借机帮他出主意。比如点长明灯的问题，我建议他晚上11点熄灯，把总闸关掉。白天工人上班后，就将自来水总闸关了，下班前半个小时打开。宿管员此后果真照此加强了管理，开始工人虽有些怨言，但坚持了一个月工人也习惯了。如此管理一个月后，水电费一下子竟降低了7000多元。为了鼓励宿管员再接再厉，我迅速报道这件事情。集团老总看到这则消息后，打电话到后勤处，要求以这个宿舍区为榜样加强对其他宿舍区的管理。

集团老总在会上专门提到企业报在参与企业管理中作出的成绩，还特别谈到职工宿舍区的管理大改观，报社的编辑功不可没，要求各部门尤其是机关干部职工要向企业报的编辑学习，不要整天守在办公室，要多到生产管理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共同创造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报在整个公司声誉大增。

2001年12月，总编找我谈话，说他快退休了，有意举荐我接替他的总编一职。我对总编说：“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你是这个公司的元老之一，威信高，你担任总编，报纸的威信才高。如果你把我换上去了，报纸的威信会降下来，这不利于报纸的发展。你还是做总编，我和大家一齐努力做具体工作，让这张报纸一直红下去。”总编被我的真诚所感动，对我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老让你在这里做一名普通编辑，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要找机会向老总举荐你。”

2002年1月，经总编举荐，我参加总经理助理竞选，有50多人参加竞岗。当集团老总从总编口里得知我到报社所做的一切工作后，非常欣赏，当即拍板让我到老总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

这段并不传奇的工作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你的志向有多高，能力有多强，想一步登天、走捷径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块石墨，只有沉到地底深处，经过高温高压的熔炼，才能最终成为一粒璀璨夺目的钻石。

(摘自《涉世之初》)

桂枝汤

放爱一条生路吧new!

——《知音》紧急调停一桩危情之舞
（《知音》2003年8月上半月    作者：龙豫人  彭厚运）
2003年5月17日，一封题为“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的电子信件发往知音杂志社。信中说，她是一位20岁的女孩，中专毕业后，被湘南某市一家酒楼聘任为会计，并不慎成为酒楼老板的情妇。两年后，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便在2003年3月从那里出走。但酒楼老板报了假案，说她盗窃营业款。目前，警方正就此展开调查，并准备对她进行网上通缉；而酒楼老板也在四处“追杀”她……她为此不得不像罪犯一样“逃亡”，既害怕被酒楼老板报复，又担心落入警方之手后受到冤枉。

接到来信，本刊记者顿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为女孩的命运担忧，如果她被人陷害，受责任感驱使，记者不可能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如果她真的涉嫌违法犯罪，就必须劝其打消顾虑，向警方投案自首，把问题说清楚！

记者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杂志社领导进行了汇报。社领导非常重视，并当场拍板：在通过网络继续同这位女孩保持联系的同时，派记者紧急赶赴案发地，对有关部门及当事人进行深入采访，查清事实真相……

从5月18日开始，本刊记者通过网络同这位被警方“缉拿”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频繁的联系。5月21日，该女孩把一份详细记录了她和酒楼老板之间所有恩恩怨怨以及自己心路历程的材料，毫不隐讳和保留地发给了本刊记者，并说她名叫唐玲。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2003年5月27日，本刊记者和律师赶赴案发地——湖南衡阳。当天下午，我们见到了那位酒楼老板，获知他叫何世洋。

10分钟后，何世洋聘请的两位律师先后赶来，陪同他一起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场面相当严肃。一位唐姓律师代表委托人介绍了相关情况，但在之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另外一位律师则干预记者对何世洋的提问。何世洋急了，当即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在场人意料的决定：让他的两位律师及本刊律师统统退出，由他和记者单独谈！

我们为此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何世洋主要阐述了两个观点：唐玲利用他对她及其家庭的同情、利用她的肉体骗取他的钱财；他没有报假案，更不会因为感情的事而陷害、报复唐玲，在他和警方手中，有大量证明唐玲涉嫌犯罪的证据，铁证如山！

通过何世洋的叙述和唐玲之前的自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情仇故事终于完整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中专毕业生成了老板情人

今年20岁的唐玲是湖南宁乡县人，1998年进入衡阳市某会计学校学习。2001年3月，衡阳市劳动局组织一批当地企业到学校搞招聘活动，已临近毕业的唐玲与“华阳楼”饭店达成了用工意向。

“华阳楼”为在当地大名鼎鼎、资产超亿元的何氏家族所开，经理是何家三公子何世洋。3月12日，唐玲到“华阳楼”面试，第一次见到了时年42岁的何世洋，对他印象不错。当天，唐玲等人与何世洋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责任合同书”，何要她负责财会兼采购。唐玲明白，对任何一家私营饭店来说，从事会计兼采购的人，一定是老板非常信任的人。因此，她对何世洋的“另眼相看”倍加感激。

但这种信任和感激很快变了味。3月18日晚，唐玲洗完澡后回到办公室，刚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何世洋走进来，突然从背后抱住了她，唐玲在一种复杂心态驱使下没有拒绝，两人当下发生了性关系。

何世洋将下属变成情人，主要是贪图唐玲的年轻和有文凭，还有利用唐玲的心理，即想让她帮自己把饭店的账目做好，同时，因感情不和，何世洋已与妻子分居多年，他极需要一个“替补”对象。

但情人关系向来都是不牢靠的，何、唐之间亦不例外。2001年7月18日，唐玲在没有通知何世洋的情况下突然离开衡阳，去了广东东莞。据唐玲讲，她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因为何世洋的花心所致：他又看上了在酒楼上班的另外一个女孩子。

但唐玲很快又回到衡阳。原来，在她离开后，何世洋找到唐家，看到她家的房子如此破败，承诺借钱给她家建房。家里人为此十分感谢何世洋，认为他是个好人，而女儿则不懂事，太任性，要她必须尽快回衡阳上班……在家人的软硬兼施下，唐玲妥协了。何世洋赶到广东，把唐玲接了回去。

对她的此番出走，何世洋事后不仅完全不计较，反而对唐玲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从此对她更加好了。这再次让唐玲感动，并继续当何的情妇。

对何世洋和唐玲走到一起，在何氏家族和何的朋友中，支持率等于零，但何世洋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这份“情感”，他毫不吝啬，先后在唐玲身上花了不少钱，还拿出6500元，把唐玲的妹妹送到了衡阳市某学校读书。唐家建房缺钱，何世洋借给他们2万元。

何世洋的移情别恋，最终将他与妻子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推向了死亡。2002年7月4日晚，知道了丈夫和唐玲“风流韵事”的妻子龙丽对丈夫的办公室来了个突然袭击，当即发现了何、唐间的诸多亲密合影以及唐父向何世洋借款2万元的“借条”，由此认定丈夫与小会计之间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于7月8日向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解除与何世洋的夫妻关系。法院要唐玲出庭作证。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玲突然再次消失了！

何世洋到处找不到唐玲，便去到宁乡她家中了解情况，希望唐家能同他一起寻找唐玲的下落。2002年8月3日，唐家给何世洋打去电话，称唐玲已回到宁乡家中，让他马上赶去。见到唐玲，何世洋第一句话就问她这些天到哪里去了。唐玲说她到广东打工去了，并说她不想再过那种见不得人的生活，想过正常的道德的生活。唐家人也认为，如果何世洋爱唐玲，就应该和没有感情的妻子离婚，给唐玲一个保障，不能让她这么不明不白地当情人。当晚，在唐玲父母的要求下(何世洋称被软禁、逼迫)，何世洋给唐玲父母写下了一份娶唐玲为妻并永不抛弃她的保证书。

8月9日，何世洋带着唐玲回到衡阳，仍十分信任地让她当酒楼会计。

8月15号，何世洋跟龙丽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他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唐玲。唐玲的这次出走，伤透了何世洋的心，他决定再对唐玲观察一段时间。

老板设计逼走“出墙红杏”

其实，此时的唐玲早已不再爱何世洋，她第二次出走也不是到广东打工，而是她爱上省城长沙某学院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并和他走在了一起。

这位大学生名叫吴蒙，长沙市人。2001年7月，在唐玲第一次离开何世洋前往广东的火车上，与吴蒙相识，分手时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联系，由于双方对很多事情有相同的看法，让唐玲有了找到知己的感觉，同时，吴蒙的阳光和青春朝气也让她心动不已。2002年6月21日，吴蒙到衡阳玩，激情所致，两人当晚发生了性关系。

7月3日晚上，何世洋因一件事对唐玲大发脾气。倍感委屈的唐玲一气之下于4日凌晨跑到长沙，与吴蒙同居在一起。其间，唐玲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因收入有限，租房加上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他们很快入不敷出。8月1日，她不得不回到宁乡家中。在了解到女儿出走的原由后，家人非常生气，说何世洋对唐家很好，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而吴蒙是个大学生，毕业出来后肯定会计较唐玲以前的事。家人劝她还是回到何世洋身边……唐玲再一次妥协了，这其中，家庭压力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这次奔波劳碌，让她看到了谋生的艰难，在内心深处，她依然留恋那份悠闲、富足的生活。

但回到何世洋身边的唐玲，虽然迫于无奈和吴蒙分开了，可依然爱着吴蒙，并同其保持联系。

直到2002年11月，何世洋才真正知道了唐玲“情感走私”的情况，他颇感震惊和痛心，在极度愤怒之下，他打了她两个耳光……从此以后，无论唐玲在他面前做什么，何世洋都认为她在演戏。2003年春节过后，何世洋到唐玲家接她回衡阳的时候，在唐家的电脑柜里发现了唐玲同吴蒙的往来书信和照片……何世洋将这些“证据”偷偷塞进自己的口袋，没有吭声。

当时，何世洋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唐玲尽快离开他，并为此颇花了一番心思：2003年2月底，他突然不让唐玲再接触现金了，同时把涉及到10万以上的支票全部悄悄转移了，以向其暗示他们关系的结束。

而唐玲也明显感到了这种不信任和警惕，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沦和彷徨之后，她下定决心彻底离开何世洋！跟着他，已越来越让她感到痛苦。在此之前，唐玲曾两次怀上何世洋的孩子，但都被他要求打掉了。第二次把孩子打掉后，唐玲满含热泪跑到江边，顶着寒风大哭了一场。倒不是她想给何世洋生一个孩子，而是这种见不得人的非正常生活太令人痛苦了！

2003年3月24日上午，何世洋到饭店“查岗”，所有人都在，独独不见唐玲的踪影。她到底到哪里去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保险柜里的1万多元现金不见了。很快，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何世洋发现了一封唐玲留给他的信：“衡阳不属于我，这个世界也不属于我。我走了，先到西部去，看看青海湖，也许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我，这些都不重要了。祝愿你能开心地生活着，你的身体不好，好好照顾自己！”

何世洋当即蒙了。过了一会，他突然哈哈大笑：“唐玲啊唐玲，你走了还不忘骗我，但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新仇旧恨顿时涌上何世洋的心头：“唐玲，你要走就走，我也想让你走，可为何你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而且还在骗我！为了你我可是妻离子散啊！你想一走了之，可你留下的那一笔笔债务怎么办？这保险柜失窃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何世洋发誓：一定要把唐玲找回来，当面问个清楚！

当天下午，何世洋向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站前派出所报案！称从2001年3月到2002年12月，唐玲利用职务之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涉嫌诈骗、非法侵占资金共43600元；2003年3月23日，唐玲在出逃前伙同他人，利用其系单位会计、并持有单位保险柜钥匙和密码的便利，拿走了店里的营业款1.78万元和4万元的定期契单……他希望公安机关缉拿嫌疑犯，追回一切经济损失，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站前派出所立即予以立案侦查。

昔日卿卿我我的有情人瞬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那么，唐玲真的是去“看青海湖”，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吗？没有！3月22号晚上，已拿定主意的她给吴蒙打了个电话，把自己欲彻底离开何世洋的想法告诉了他。那时，因为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成绩不好，吴蒙已经被学校勒令退学了。听了唐玲的诉说，吴蒙表示愿意和唐玲一起外出闯荡天下。

3月24日凌晨，他们一起踏上了新的行程，唐玲发誓绝对不再回去，永远与过去告别！

那么，远走高飞的唐玲和吴蒙又到了哪里？临走之前，他们是否盗窃了华阳楼的营业款？

本刊出击，警方敦促嫌疑人投案

唐玲现在生活在南方某都市里，在一家公司打工，过着平淡而又惊慌的日子：她知道警方在寻找她！而何世洋则在唐玲离开后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他的“追踪”行动。他首先到宁乡，向唐玲父母追问她的下落。在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将唐家的电脑搬走，说电脑里有唐玲涉嫌诈骗的证据。

5月12日，站前派出所办案民警先后到唐玲所在乡派出所以及长沙等地、唐玲家中，发出协查通报。当天晚上，何世洋带了20多人包围了唐家，本欲拆烂唐家的房子，毁掉她家里所有东西，打伤她父母，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只要求他们写下了“限2003年5月31日前唐玲当何老板面说清楚，所欠的四万元有商量的余地”的字据，然后“撤兵回衡阳”。

得知这一情况的唐玲深为家里人着急，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遂向本刊发出求救信。

5月27日，到达衡阳的本刊记者在与何世洋长谈后，于当晚采访了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站前派出所的刘所长和两位办案民警。据介绍，警方目前已掌握了一些直接证据，证明唐玲系华阳楼保险柜现金和存折被盗案的重大嫌疑人，因为这是一宗刑事案，警方肯定要追查下去！希望唐玲能尽快到办案派出所，早日把事情讲清楚，在外逃亡不是个办法，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公安机关保证在办案过程中一切以事实为依据。

何世洋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也表示，他愿意在《知音》记者陪同下，由唐玲选择地方和方式，双方见个面。如果唐玲确实犯罪，他愿意原谅她。如果这事不是她干的，他愿到派出所撤案或出钱保释她！

5月28日上午，记者从衡阳到达长沙，将有关情况告诉了唐玲，希望她能回来澄清事实。唐玲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回湖南与何世洋和警方见个面。

我们相约5月29日在长沙碰头。可就在我们于长沙住下等待与唐玲见面时，5月28日下午，突然收到她发来的信息：不再回长沙！她说自己不敢冒这个险，怕这一回去的话就会永远没有一个头。她向记者发誓，自己绝对没有盗窃营业款，也没有诈骗，更加不懂什么是非法侵占！对方也没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警方更不能随随便便就通缉一个人！

唐玲向警方和何世洋面对面澄清事实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但记者并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和唐玲保持联系，对她进行安抚工作。

2003年6月2日上午，何世洋给记者打来电话，追问唐玲对他所提建议的态度。记者只好以实相告。何世洋急了：“既然她一意孤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她父母不是向我承诺5月31日前要唐玲向我‘当面说清楚’吗？可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我就要先解决她父母欺骗我的问题……”记者顿感事态严重，苦口婆心地劝说何世洋冷静，认为冲动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

何世洋最终允诺不再做伤害唐玲和唐家的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对何世洋这样一个已陷入焦躁不安之中的“局中人”来讲，更是难上加难。6月4日晚上，何世洋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子夜时分，他又给唐玲发去一封题为“最后的结局”的电子邮件：“事情搞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造成的！现在我给你十天时间，十天以内，给我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否则，你父母的下场不会好！到时，我一定会投案自首！我对这封邮件承担法律责任，你可以发给任何机关……”并将该邮件转发给本刊记者。

唐玲在看到何世洋的“最后通牒”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关掉了何世洋知道的那个电子信箱，也彻底终结了与何世洋的关系。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不及时制止，一场更大的悲剧可能就会发生，涉事双方和记者将何去何从？

一场狂风暴雨终于平息

6月5日上午，记者在看到何世洋转发来的邮件后，立即给他打了个电话，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希望他能尽量平静下来。记者答应再与唐玲沟通，以便从中找到大家都认可的解决方式。

当天下午，何世洋终于冷静下来，给记者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对自己的不理智行为表示歉意，并再次向记者保证，他一定坚持原则，无论内心有多么痛苦，压力有多大，都一定积极配合记者的工作。

对于何世洋表现出来的诚意，记者非常感动，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对他目前的复杂心态表示理解，并告诉他，身为大丈夫，该释怀处且释怀。在这个世界上，能毁掉你的不会是别人，而是自己！

在之后的几天，记者一直在何世洋和唐玲之间扮演着“调解员”的角色。两人都渐渐平静下来。2003年6月8日，何世洋给记者发来邮件，提出想和唐玲最后见上一面，一了百了地彻底解决两人间的问题。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已不再恨唐玲，也不怪她。唐玲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离开我是完全正确的。唐玲三次走，我都预先感觉到，但我还是做到了放爱一条生路。现在，我准备永远放过她！”

记者大为高兴，立即把这一信息转达给了唐玲，希望她能与何世洋见上最后一面，把所有问题讲清楚，因为长时间在外“逃亡”毕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记者还提出，如果双方能见上一面，他们可以签一份协议，用协议约束双方今后的行为。唐玲说她要想一想。

6月9日，唐玲给记者发来电子邮件：拒绝与何世洋见面！她说：“何世洋要有什么大动作就尽管做吧，中国还有法律，而且我没做过亏心事，根本就不怕他！”

2003年6月11日，在何世洋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结果时，记者把唐玲的态度告诉了他。他的回答出乎记者的意料，他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再在这件事上同唐玲纠缠，我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中午时分，他给记者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请记者转发给唐玲：

唐玲，你放弃和平了断的方案和机会，我无话可说。一切都过去了，我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现在，我郑重声明：你没有诈骗、非法侵占我一分钱！因是自诉案件，我将向警方撤案；由你母亲亲笔写的、你父亲签字的4万元“欠条”，我声明作废！但对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酒楼保险柜现金失窃案，因是公诉案件，我没办法干预，到底是不是你做的，既然你不愿回来说明，就让我们等待他们的最后结论吧，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两年多，惟一值得我能感谢你的，是你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情感问题。我相信，以后什么感情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结局……

何世洋终于以他的理智和大度，结束了和唐玲间的情感煎熬，也终止了一场更大悲剧的发生！

事情似乎接近了尾声，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的情感问题又开始困扰着他们：

唐玲终于和吴蒙生活在明媚的阳光下，但无论是唐家还是吴家，都坚决反对他们走到一起。对此，唐玲是否有能力应对这风云激荡的情感变幻？而对社会了解不深且连大学都没坚持到底的吴蒙来说，他是否有足够的定力和毅力坚守这份备受争议的爱情？

何世洋在唐玲出走后，似乎顷刻间看到了前妻的种种好，试图与其复婚。但前妻态度坚决：“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何世洋悔不当初：“我一步走错，妻离子散，现在想把前妻哭回来都没有眼泪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事情将向何方发展，本刊将追踪报道。
编辑：王剑平

桂枝汤

聪明爸爸传经：穷人家如何培养高考状元new!

（《打工》2003年8月下半月    作者：阿语）
“我们是非常普通的父母，没有多高的文化，对孩子，我们给不起知识，给不起条件，给不起环境。但我们也一样望子成龙。于是，我们给了儿子惟一给得起的两样东西——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和好性格。”

这是在今年高考中以681分的总成绩一举荣获湖南省“理科状元”桂冠的彭蔚的父母——彭庆生夫妇所奉献出的独特育儿经。

看完本文你们会发现，正是这个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和好性格，让这对执著的父母和这个穷人家的儿子用最低“成本”轻松走过了最艰难的求学岁月。

穷爸爸的思考：如何让儿子赛过富家娃

1985年9月19日，彭蔚出生在湖南省涟源市石马山镇鸟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彭蔚的父亲彭庆生虽然贫穷，但却对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特别钟爱，他发誓要将彭蔚培养成材。

鸟溪村没有幼儿园，彭庆生决定亲自对儿子实施早期教育。可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呢？从来没有接触过儿童早期教育的彭庆生犯难了。

有一天，彭庆生到县城去办点事，路过县机关幼儿园时，正好碰到幼儿园放学。看着幼儿园门口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他不由得陷入了对自己儿子的深深忧虑中。今后，这些孩子就是儿子的同代人啊！以后无论是学习，还是踏入社会后参加工作，他们都会是儿子的竞争对手。可是儿子拿什么赢他们呢？儿子既没有他们那样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他们那样优越的学习环境，更没有他们那样有知识有文化的父母。彭庆生想来想去，觉得儿子要想赢他们，惟一的出路便是，让儿子非常的懂事，学习非常的自觉，不需要没有文化的父母为他操一点心。

想到这里，彭庆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要想让儿子懂事，就得从小培养他良好的性格；要想儿子学习自觉，并且成绩好到不需要父母为他操心，那就得从小培养他良好的求知习惯。

茅塞顿开的彭庆生当即跑到县新华书店，为儿子买了一些识字用的卡片和积木，准备首先从他的学习习惯开始培养。

彭蔚一岁多时，彭庆生就开始让他接触汉字。他先用实物教学的方法培养儿子对学习的兴趣，比如让儿子咬一口苹果就让儿子同时跟着念一遍苹果，还把写着“苹果”两个字的卡片给他看。这样，尝到“甜头”的儿子很快就记住了这两个字。见这一招有效，彭庆生乘胜追击，把凡是能提供给儿子吃的东西都给他吃了。渐渐地，儿子对识字有了强烈的兴趣。

这个时候，彭庆生开始转变策略，再把能让儿子用手摸、手碰、手玩的东西教给他认。最后，干脆用白纸黑字教儿子认。没想到，在长期的认字过程中对识字形成兴趣的儿子连这个也能接受。最后发展到，两岁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看到路边的一个招牌，还是家里一件商品上的一个商标，他的第一反应都是自己把认得的字找出来，并高兴地大声念出来。再大一点之后，碰到不认识的字，他还会很着急地问父亲怎么念。

彭蔚三岁的时候，大部分常见字他都会认了。这时，如果他的学习就此松懈下来，很可能好不容易养成的学习习惯会就此消失。于是，彭庆生决定对他再加一项新的学习内容——背唐诗。

刚开始背唐诗时，彭蔚的记忆力不好，一首唐诗教他几天都不会。后来，彭庆生换了种方法，先教儿子背那些可以用画面表达出来的唐诗。他和妻子在纸上花花绿绿地画上诗里的内容，然后指着挂在墙上的画念：“远看山有色……”结果那一次小彭蔚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把那首诗背下来了。

就这样，彭蔚的学习习惯又继续保持了下来。还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背二百多首唐诗了。并且，他还能按画上的内容将唐诗的意思讲出来。

由于他会背很多唐诗，所以那时他们村里很多人都把他看成了天才，对他格外留心和关照。村里的大伯大叔们每次见到彭蔚在玩，都喜欢对他说:“娃子，来背个唐诗。”这时候，彭蔚就会很骄傲地挺起小胸脯，用稚嫩的童音背诵起来。而当他一字不错地背完后，总能得到大人的啧啧称赞：“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这样的赞美听多了，小彭蔚就有点飘飘然起来。有时候和小同伴一起玩的时候，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和小伙伴争吵起来的时候，他动不动就说：“你能跟我比背诗吗？你算什么？ ”

彭蔚的母亲察觉到孩子膨胀的虚荣心后，感到问题很严重，就和彭庆生商量怎么灭掉孩子的骄气。他们认为，彭蔚这个年龄正是性格逐渐定型的阶段，而性格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如果任孩子这样发展下去，成为一个贪慕虚荣的人，那还了得！于是他们再教孩子认字的时候，就会故意教一些难度很高的生字，或者很难背诵理解的诗歌。这样，彭蔚开始有了卡壳的时候。此时，他母亲就会对他说:“儿子，你并不是天才，只是比小伙伴认字早点而已，在其它方面，你也有许多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每次母亲都能把彭蔚说得惭愧地低下头。

就这样，在彭蔚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给他的人生打下了一个牢实的基础，既培养了他主动求知的学习习惯，又培养了他虚心和戒骄戒躁的性格。

诀窍：送给儿子一个好习惯和一个好性格

随着小彭蔚一年年长大，继最初贪慕虚荣、盲目自大的缺点被父母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后，他害怕吃苦的畏难情绪又开始崭露头角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碰到稍稍有点难以理解的知识，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打退堂鼓。

儿子软弱、不敢直面困难的性格让彭庆生伤透了脑筋。现在一点小小的学习困难他都承受不住，将来如何去面对更难的学习内容和更大的困难呢？彭庆生决定对彭蔚实施“劳动改造”，以打造他坚强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在彭蔚六岁生日那天，彭庆生没有带孩子去城里玩，而是带孩子去附近的一个煤矿挑煤。儿子在前面走，彭庆生挑着担子跟在后面。彭蔚一路都走得慢吞吞的，一催他，他就说走累了，并且越走越慢。到了最后，彭蔚干脆把担子一甩，蹲在地上“哇哇”哭了起来。

彭庆生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孩子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怯懦。他的气一下子就来了，走到儿子跟前，“啪啪”就是两巴掌。彭蔚哭得更厉害了。彭庆生才这发现儿子的小肩膀上已磨破了皮。他的眼圈红了，毕竟儿子才六岁呀！可是心疼归心疼，他帮儿子擦干眼泪后对他说：娃啊，如果爸也和你一样，累了就不坚持下去，那我们还有饭吃吗？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坚持到底才行啊。”说完，彭庆生把自己红红的肩膀露出给儿子看。儿子望着同样吃着苦却从来不叫苦的父亲，再也不说什么了，默默地挑起担子继续往前走……

在彭蔚七岁的时候，彭庆生想把以前的两间土砖房进行扩建。搬红砖的时候，他也把彭蔚和女儿喊来帮忙，要他们兄妹俩你一块我两块地搞劳动竞赛。再长大点后，彭蔚就得跟着父母学干农活，忙双抢。可是，有好几次，小彭蔚一看到火辣辣的太阳，还没出门双腿就先软了，好不容易下了田，可是还没干上半个小时，他就想回家了。彭庆生想：要是由着孩子不肯吃苦，以后他怎么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呢？于是，彭庆生很严肃地对儿子说：“不只是你一个人热，我和你妈不是一样的热吗？娃儿，性格决定你的命运，你看你那个叔伯，他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因为太懒，所以全村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房住。”

经过这一番番的教育和实践，小彭蔚的性格坚强了许多，做事情也比从前认真多了，碰到困难，也大多能自己挺过去。

由于彭蔚从小就适应了艰苦的学习环境，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上小学后，他的学习一直很自觉，每天一回家就开始写作业，从来不要大人操什么心。可是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畏难的毛病又犯了，一碰到什么不认识的字，就跑来问父母，问的次数多了，彭庆生就觉得他太依靠父母了。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彭庆生却想了很多。不认得的字为什么不去查字典呢？如果不懂的统统都问父母，那么他上中学以后父母再也帮不了他时怎么办呢？彭庆生清楚地知道，儿子只有养成遇到困难不退缩的顽强性格和事事靠自己的学习习惯才可能有一条出路。因为读中学后，他这个农民父母是不可能为儿子解决什么难题的。

于是，当彭蔚再来问他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怎么写时，他就把字典拿到儿子的跟前，让他自己翻。后来，彭蔚对翻字典竟翻出了兴趣，即使在学校里碰到不认识的字，他也宁愿查字典而不愿去问老师了。

彭蔚上初中后，彭庆生虽然不再插手儿子学习上的事情，但是他对儿子的学习习惯却一直在严密监视，不容许儿子出一丁点儿错误。

彭蔚上初二那年，他们买了一台电视。刚开始，彭蔚对电视很入迷，电视机刚买回来的那几天晚上，他竟要拿着作业本坐在电视机前，看一下电视，再埋头写几行作业。彭庆生发现后总是果断关掉电视，宁愿全家都不看，也不让儿子写作业时三心二意。

为了进一步培养儿子学习时注意力集中的习惯，儿子每次做家庭作业时，他都要规定时间。如果作业是写家庭作文，彭庆生就规定他在40分钟内把一篇600字的作文写完。刚开始，彭蔚还抗议说：“爸，你不懂就不要瞎指挥，我们老师都是要求我们在两节课里完成作文。”可彭庆生却说：“即使是考大学，语文也只有两节课多一点的时间，何况除了要写作文，还要答那么多的题目。只要你集中精神一门心思地写，40分钟内没有写不完的。”

果然，这样长期训练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彭蔚的学习效率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成绩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中考的时候，彭蔚的成绩名列全市前10名。他本来可以进全市最好的中学，但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彭庆生没有让儿子去重点中学涟源一中，而是帮儿子选择了并没有什么名气的民办学校——涟源市行知中学。

这个状元考得巧：儿子考得轻松,老子管得省心

进入高中以后，各门课程的难度更大了，学习也更紧张了。很多学生好长时间都适应不过来，让他们的家长急得直冒汗。

这个时候，刚进高中的彭蔚却学得轻松自如，如鱼得水。他只要一坐下来，就能高度地集中注意力。因此，老师讲的所有内容，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轻松掌握。而且，彭蔚的作业写得既快又好，每次考试时，其他同学都怨时间太紧，可他却绰绰有余。更令人羡慕的是，当别的同学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发奋苦读的时候，他却能在操场上轻轻松松地自由活动，并且他从来不“开夜车”，到时间就睡觉。

有时学校放月假，忘了带书本回家，彭蔚就翻出家里的那本新华字典，一个人坐在那里一页页地看上几个钟头。彭庆生和妻子看着儿子面对如此枯燥的字典都能这么长时间的坐上几个小时，常常会心地相视一笑，一种难以言说的欣慰涌上心间。

自从儿子上高中后，彭庆生就再也没有为儿子的学习操过心了。他们从儿子两岁起就对他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深深地尝到了甜头。

不仅如此，儿子面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超过了父母的想像。有一次月考，彭蔚没有发挥好，一直是班级前三名的他却落到了十名之后。彭庆生以为刚刚到家的儿子会闷闷不乐，就抢先安慰了他几句。没想到儿子却对父亲说：“其实在我看来，偶尔考差一次，对自己也很有好处。一是可以防止自己总考第一形成自满情绪；二是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知道自己要从哪个方面去努力。所以，换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更令彭庆生感到欣慰的是，2002年7月份，还在上高二的彭蔚参加了高考，并考出了610分的高分，完全可以上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当彭庆生让彭蔚自主选择时，彭蔚镇定地说：“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孩子，而且年龄与那些上少年班的同学比起来偏大，没有明显的优势。我想，还是循序渐进地学习比较好。这样，基础会打得比较牢，可以为大学里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听了儿子这一番分析，彭庆生夫妇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儿子是真的长大了，他对自己有了一个准确的评价和定位。这都是他们多年有意磨练他的意志和性格的结果。

最后，彭蔚放弃了这次机会，并在2002年秋参加了湖南省高中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了化学理论与实验双一等奖和物理三等奖。

到了2003年6月，彭蔚要参加高考了。有人以为他会紧张，因为他的成绩一直那么好，再加上高二时就考出了610分的高分，却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如果这次高考万一考砸了，那笑话就大了。但是，此时早已练就举重若轻性格的彭蔚却轻松得不得了。高考前几天，当别人都在为高考“呕心沥血”的时候，他却和父亲一道，在自家的门前打起了乒乓球。

2003年6月28号，人们翘首以盼的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彭蔚以卷面分661，奥赛加20分，总分681分的高分，一举夺得湖南省理科状元的桂冠。之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亲自来到了彭蔚家里，力劝他去自己的学校上学，并许诺：只要他愿意在第一志愿填上自己的大学，将来可以由他自己选择专业。彭蔚冷静地思索后，慎重地填上了清华大学电子信息管理专业。

我们相信，等待着他的，将是另一段精彩的人生！

★编辑/周全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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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汤

亿万富翁悲难人生new!

（2003年9月《财智文摘》    作者：郝兰盛）
2003年4月17日，美国最另类的亿万富翁约翰-保罗·盖蒂二世作为一个“英国慈善家”死在伦敦。享年70岁。他是石油大王约翰-保罗·盖蒂一世的第三个孩子。他的父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吝啬的人，总看他不顺眼，直至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而他，宁愿当一个浪荡公子，也懒得承继父业做大。

有钱的爸爸没有给他父爱

造化弄人，就连这悲剧的一生，约翰-保罗·盖蒂二世也差点与之无缘。他的生母安·洛克在怀他的时候自杀，然而没死成，于是有了他。父亲总是不照面，在外面拈花惹草，母亲却无可奈何。她被引诱的时候才14岁，24岁就嫁给了年近40而且已有过三次婚姻、两个孩子的盖蒂一世。老盖蒂当年只顾自己的事业，对金钱和情感都吝于付出。约翰-保罗·盖蒂二世对这段时期没有什么记忆，他当时还太小，不过却留下了要讨父亲欢心的情结。弟弟出生后，父母终于离异。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孩子的祖母萨拉·盖蒂住在那里。这样，他跟难以接近的父亲的距离更加遥远。他给父亲写信的时候，老盖蒂从不回信，只是凶巴巴地把儿子的信改改错别字就寄回去。

盖蒂家族的发迹纯属运气，祖父乔治·盖蒂出身贫寒，偶然买下了俄克拉何马一块地，后来那里却发现了美国最大的一个油藏。约翰-保罗·盖蒂一世又继续开来，不断地投资、收购，把自己的企业扩张成一个帝国。

尤金·保罗——他当时还叫这个名字——长大了，长成一个有点文弱、腼腆的青年，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英国文学。朝鲜战争期间，他参军服役。1956年1月，23岁的他与中学同学、女子水球冠军姬尔·哈里斯结婚。不出所料，父亲没有出席婚礼，只是勉强送了份贺礼。然而这一年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尤金·保罗还是给新生儿起名为约翰-保罗·盖蒂三世，向遥远的、从来不表示爱意的父亲表达崇敬之情。

也是在这一年，10月号的《财富》杂志把盖蒂封为全美最富有的人。从此盖蒂这个名字载入史册，全家人的生活变了样，一点风吹草动都为世人瞩目。尤金·保罗在别人的眼中成了美国——而且很可能将是全世界——最大财富的继承者。这时，父亲让他进入家族企业，在炼油厂任一个周薪100美元的虚职，对他高标准严要求。儿子使尽浑身解数想让父亲满意，甚至把名字都改成约翰-保罗·盖蒂二世，搞得自己身心失去平衡，开始酗酒。老盖蒂派他去意大利，管理家族在那里不断增长的资产。很快，他管理下的部门就成了盖蒂帝国里效益最差的。

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跟他成了毒品鸳鸯

1965年，在伦敦，有人将一个杏仁眼、红褐色头发的女孩介绍给盖蒂二世。那就是塔丽莎·波尔，一个出生在爪哇日本荷兰战俘营里的荷兰女孩。1966年12月，人们在罗马发现他们出双入对。他戴着一条让人眼晕的领带，她则穿着裙子超短的象牙色套装。他们结合了。他们一起吸毒，一起游历印度、巴厘和马拉喀什。在罗马，他们住在建在屋顶的一套房子里，房间内烟雾缭绕。他们还在罗马西北帕罗父亲那栋有50间房的别墅里大宴宾客。后来盖蒂二世提到这个时期时曾夸口说，他搞的女人比谁都多，还说那时塔丽莎老发神经。

60年代末，盖蒂二世和塔丽莎两人沉湎于毒品。1968年，他们生下儿子塔拉-嘉布里艾尔-加来克西-格拉默封·盖蒂。与此同时，父亲盖蒂一世陷入了另一种疯狂。他越来越孤僻，整天只与艺术品为伍。他迷上电影《公民凯恩》，专门去看凯恩的原型赫斯特的旧居，然后让人在洛杉矶建了一座朝向大海的罗马式别墅，收藏古往今来最好的艺术品，这就是马里布高地上的约翰-保罗·盖蒂博物馆。而这时，他的吝啬也开始举世闻名。他让人在家里建了个电话亭，朋友要用电话就得交费，他以此取乐。他觉得儿子一无是处；儿子则回击：做生意赚钱不是生命的真谛。1970年，盖蒂二世在伦敦买了房子，让塔丽莎和儿子在那里安顿下来。两口子已经过不到一起了。1971年7月10日，他们一起重游罗马故地，想要破镜重圆。晚上睡前两人还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塔丽莎·波尔却因吸毒过量而长眠不醒。

老盖蒂决定将孙子交给儿子的第一个妻子姬尔·哈里斯监护，把儿子的名字从遗嘱中划掉，只给他留500美元。盖蒂二世把自己关在伦敦的家中，闭门不出。然而，更残酷的打击还在等着他。

绑匪寄来儿子的一只耳朵

1973年，盖蒂二世17岁的长子盖蒂三世在意大利被绑架。绑匪勒索170万里拉。盖蒂二世本已失去继承权，成了孤家寡人，拿不出这笔钱。祖父拿得出，但他不肯。“我不认为给绑匪掏钱是个好主意。”老盖蒂说，“我还有14个孙子、孙女。现在我只要出一个子儿，将来他们也会被人绑架。”可就在同一天，他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斥资600万美元购买艺术品。在家族内部，人们私下里怀疑是盖蒂三世自己策划了这起绑架案。几个星期之后，一家意大利报社收到了装在信封里的盖蒂三世的一只耳朵，因为邮局正闹罢工耽误了二十多天，耳朵已经腐烂。这一家人的关系早已变得古里古怪，谁都害怕别人的甜言蜜语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事到如今，总得想个办法。父子二人打破多年来的僵局，首次通了电话，最终达成协议：儿子负责筹集一部分，不足部分由父亲以4%的年息借给他。利息将从盖蒂二世的祖母每月给他的钱中自动转账。

约翰-保罗·盖蒂三世重获自由之后，以前那个趾高气扬的年轻人不见了。后来他不到20岁就结了婚，妻子比他大8岁。这触犯了祖父立下的规矩，他马上从继承人名单中被剔除。几年后的1981年，盖蒂三世吞下大把的药片，从此瘫痪在床，成了废人：又哑，又瞎，惟独意识还是清醒的。最初几个月，他的身体状况需要昼夜医护，他的母亲姬尔·哈里斯要求盖蒂二世每月出2.5万美元，盖蒂二世很不情愿，直到前妻威胁要告他，他才答应掏钱。

穷途末路中出现转机

在第二个妻子塔丽莎·波尔死后的那些年，约翰-保罗·盖蒂二世活得人不人鬼不鬼。他不到晚上不出门，而且只有在需要去看病的时候才离开家，在医院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13年后，他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那是他父亲的葬礼，他是盖蒂家惟一出席的人。两个弟弟早就死了，一个死于外科手术，一个死于服药过量(也可能是自己给了自己一刀)。

随着石油危机的发生，盖蒂二世那种从诊所到自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1979年石油价格暴涨时，祖母留给他的那份财产一下涨成一年2000万。这时，他也开始像父亲那样收藏五花八门的东西，尤其是稀世奇书。同时他也开始乐善好施。他送给一位自己没有钢琴的著名演奏家一架斯坦威钢琴，又给了他一套房子。他还给一家动物保护协会捐过款。1984年，盖蒂油业被德士古石油公司收购，老爷子的那份价值7.5亿美元的家业(今天已经涨到10亿)终于落到了他的手里。从此，这个好奇的大男孩的慷慨变得跟他老爸的吝啬一样闻名天下。老盖蒂不是创建了实力雄厚、令公共博物馆难以匹敌的私人基金吗？盖蒂二世就把他的钱捐给博物馆，让它们去跟基金会竞争。

他第一个以艺术赞助者面目完成的慷慨善举令人无法不怀疑他的动机。他给曼彻斯特城市艺术俱乐部30万英镑，以阻止一幅古画被他父亲创建的约翰-保罗·盖蒂博物馆买走。10年后，他又给了苏格兰美术馆100万英镑，帮他们跟盖蒂博物馆竞购卡诺瓦的《美惠三女神》。苏格兰美术馆的馆长失言说出，盖蒂二世捐赠的动机是家庭恩怨。随后他不得不公开道歉，不然赠款就拿不到手了。

1994年，约翰-保罗·盖蒂二世在英国娶维克多莉亚·霍兹沃斯为妻，在她身边终于找到了幸福。

究其一生，约翰-保罗·盖蒂二世早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好学生，后来是罗马的花花公子嬉皮士、满世界跑的瘾君子富翁、隐居伦敦闹市无人待见的偏执狂；最后却成了令人尊敬的艺术慈善家、称职的丈夫，一个行为高尚的人。恐怕也只有他这样的身份地位才能有这么前后矛盾、错综复杂、柳暗花明的人生际遇。
(摘自《海外广角》）

桂枝汤

墓碑上的取款new!

（2003年9月《良友文摘》    作者：陆春祥）
美国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提款机，它不是安装在银行里，而是安装在死人的墓碑上，从此，坟墓不再冷冰冰使人厌烦，而是成了能够取到钱的好地方。

据说，第一个安装墓碑提款机的人是美国蒙大拿州牧场主古德斯，这个千万富翁在他预定好的墓地里立起墓碑，在墓碑上安装了内置提款机，并立上遗嘱，声明只有其儿孙们才能到他的墓前提取留给他们的钱。古德斯的创意还在于，他规定每周儿孙们每人只能来此取一次钱，每次取钱的数目不能超过300美元，过期不取，此周钱款作废。

这个办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今在许多美国老年富翁中，预定墓碑提款机者已经开始排队了。

有舆论分析认为，这些人无法忍受儿孙们的寡情，才会有如此对策。的确，缺少家庭温情的现实，使老人们不能忍受晚年物质生活的富裕而精神生活的贫乏，硬要遭此凄惨晚景，在那些富人看来，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古氏就想到了要儿孙们到他的墓碑前来取款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制度。制度制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使一项措施得到有效的落实，古氏制定这项措施比别的措施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有制约力：你要用我的钱，必须乖乖地到墓地来看我；也更有吸引力：我不能多给你，一点一点地给，你就会一次一次地来看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激励机制，有了这种机制，他的儿孙们就会不厌其烦地、风雨无阻地来看他。尽管他们是来取钱的，尽管他们在取钱的时候可能会从心里骂这个老头想出这么个缺德的办法，但作为长眠在地下的取款机设置人来说，只要他们能来就足够了。人死如灯灭，你还能有更高的指望吗？

其实，不能以为古氏想长久保持亲情而设置的墓碑提款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其实，这种寡情现象世界各国都有。有这样一个传说，中国某地有位老妈妈养了四个儿子，但她担心四个儿子老来不养她，于是说她有一块祖传下来的金砖，如果他们想得到这块金砖的话，就得好好养她一辈子。等到老人故去，她的儿子们却发现金砖其实是块很普通的砖头。我实在无法猜测她的儿子们发现真相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我只佩服老太太的智慧，因为她用她的智慧保证了她的晚年生活。如果把它上升到理论层次，老太太的“金砖”计划其实也是一种制度，它也有一种制约，就如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你如果在任不守规矩，贪赃枉法，那么就不能享受退休以后的俸禄。

虽然古氏考虑的是死后，老太太顾全的是现实，但他们的智慧却殊途同归。墓碑提款机的出现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人们的感情诉求。当同情别人成了学校课堂里的课程之时，当亲情友情需要用金钱来维系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新的忧虑，因为那些能在墓碑前装提款机的毕竟是少数富人，对于那些没有钱让子孙取的一般大众而言，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的子孙心甘情愿地去“探望”呢？

（李晓樱摘自《周末》2003年6月5日）

值日员

国企59现象：一盘没有下完的棋new!

(2004年8月《商界名家》    作者：刘志明)
“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说这话的是一个外国老板，时间是1985年。当我们在21世纪，面对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性知名产品“贫牌”等诸多困扰时，特别是在企业体制改革已到了生死时速的境况下，回头再来体会这句话，的确是耐人寻味：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什么使我们的企业家在缺位？中国企业家能否成为“资本家”？能否成为实业家？能否在功成名就后“光荣退休”则成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商界，走下神坛，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低调”李东生，这次走在了前头

倪润峰，今年60岁，正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

倪润峰，把一个濒临绝境的军工企业改变成后来的长虹，功不可没。功成身退，似乎没什么遗憾在心头。但是，倪润峰是个“平凡”人，他当然要考虑回报和收益的问题；倪润峰又不是普通人，他还要考虑到长虹今后的发展，担心会不会出现“路线”问题……

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诸多国企面临的难题；这也不是一个企业家去与留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前途与命运。

世界500强的企业家，都是资本家，他们都“不怕”！比尔·盖茨在其“岗位”上进退自如，能上能下。谁做“一把手”的问题根本没有我们这么敏感和尖锐。

而我们的企业家，更多的既是“企业家”，还要是“政治家”。一分为二以后，这个人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第一要把企业搞上去即“保值增值”，第二是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个使命没完成，是“水平”问题，第二个问题没处理好，则是“觉悟”问题，即使被拿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除了倪润峰，那位被称为“中国最清廉的企业家”张瑞敏，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在进军500强的号角声中快乐并激动着。从市场化到国际化，从家电业到金融业，海尔的蓝图是他亲手绘制，这张蓝图的起点是济南电冰箱厂一个十足的烂摊子，而现在和未来的海尔，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种象征。

如果“海尔”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之一，张瑞敏能否成为世界级富翁？

如果“海尔”和“张瑞敏”是一个“品牌”，就像“松下幸之助”之与“松下”，“微软”之与“比尔·盖茨”一样，中国企业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我们在这些非常敏感的“如果”里困惑的时候，一个人，用他的机智创造了一个杰作，令所有如坠烟雾的人们看到了曙光。他，就是李东生。

国企里产生富豪，这恐怕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心中盼望而又忌讳提及的事。根本原因在于，“富豪”能够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有权的界定，而这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软肋。

22年前，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学院分配到TCL集团的前身TTK公司做技术员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2004年2月10日，TCL的开盘价锁定在9.10元。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点上，其董事长李东生个人财富达到了11亿元。而今他成为了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这个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从1997年李东生与他的大股东当地政府签订的“关键性变革”协议开始，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共同纲领”的框架下，李东生在“TCL等于零”的状态下进行全面的体制创新，终于在2002年实现了战略性增长，在2004年获得了空前的收获。

相反，我们的企业家们，因为缺乏科技创新的“资本”，没有和企业形成“兼容”的“体制”，“换人机制”就常常表现为重打鼓、另开张似的“改革”，“短期行为”取代了长期发展战略，品牌，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缺乏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缺少一个“几十年不变或恒久不变的政策（也可以理解为规律）”，企业家为什么而献身呢？

纷纷 “下课”的企业家们，“退耕还林”？

可以这么说，在资本说话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将个人的荣辱与得失抛在了脑后，他们更看重的，是事业的成功与国家的兴亡。

但是，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企业家，那样不科学，也不可能。

如果说，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却是在普遍缺少原始性合约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至今的。谁对过去积累下的存量资产稍有染指之意，就有侵吞国资之嫌。这种方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的——其倡导者基本都“犯了事”。

褚时健，在18年的时间里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集团，给国家上交利税800个亿，而呕心沥血的褚时健所获得的工资待遇全部加起来只有60万元。平均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的利税，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因此当他年纪渐高即将退休、面临失去职位生活开始有后顾之忧时，他便开始伸手。一位民营企业家感慨万分，他认为在褚时健的问题上，是政策不合理在先，褚时健不合法在后。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道出了中国经营管理者薪金制度的缺陷。褚时健触犯刑律，受到严惩是罪有应得。但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对优秀企业家，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使他们的高级劳动与收入相平衡。据悉，褚时健的继任者、现任红塔集团的掌门人年薪已涨至40万元。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调查，国有企业领导正常收入低于两万元的占总数的62％。而根据有关部门对中央直属40家大型企业所做的调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非常低。4家在港企业的老总平均收入40多万元，最多的63万元。内地36家企业的老总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多元，其中最高的是中国化工总公司，年薪21万元；最低的是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只有1.2万元。中国一汽集团9名领导成员，1999年工资总额只有32万元。与职工收入相对比，最大的6倍，最小的只有1.3倍。而欧美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却是高得惊人。且不说股份及期权等收入，仅年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据调查，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是中产阶级的12倍，是普通员工的60倍，有的甚至高达100倍。通用电气退休的CEO韦尔奇在任时年薪8000万美元，而花旗银行的总裁2000年拿到了2.93亿美元。

这样的数字比较有着惊人的反差，造成这样的反差的也不都是人为的因素或者单单归于体制和政策的问题，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企业家的宿命——

第一，长虹、海尔和海信这样的大型国企，有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一方面，没有倪润峰、张瑞敏和周厚健，就没有他们企业的发展，这一点，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没有国有资产的支撑，没有政府的扶持，就没有倪润峰、张瑞敏和周厚健今天的风光。

第二，即使是像TCL、娃哈哈和春兰那样的非“国大”企业，在解决体制之痒上其实也并不顺利。春兰在体制改革上动了多年的手术，至今也总是拿起来再放下，反倒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李东生，因为不愿走上春兰的坎坷之旅，才把企业改制的步伐一再放缓。而当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他的脸上都是灿烂吗？

第三，在历史和现实面前，非要将国营的根彻底拔掉，这是一种妄想。但如果就是认准了“一民就灵”，则更像是痴人说梦。

在迄今为止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中，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的一群。以李经纬为例，他必须是经过痛苦的炼狱才能修成些正果。当年他身背酒桶沿街叫卖的背影，折射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每一个商人的优良品质。和他一样，宗庆后也是骑着三轮车起步，柳传志是拎着粉笔靠讲课攒每一分钱，包括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绝不是一首美丽的音乐”。而后者可以在短期内脱颖而出，一蹴而就，靠的是他们那里具有良好的市场机制，具有完善的公司制度保证。而我们无法一鼓作气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在基本制度的层面上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提供平台支持。

于是，中国的企业，总是与那些跨国公司貌合神离。有人据此放言道：“如果让杰克·韦尔奇来中国做企业，他一天也干不下去”。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因为不符合“国际标准”而看上去很“另类”。当人们面对李经纬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时，中国，又多了一个趟雷的企业家败类，而绝非于国于民于己三得利的扫雷英雄。

最近，十六大报告里已经将“鼓励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作为今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基于基本制度上的保障。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另一番情景——清正廉洁，“不迷恋财富”，一手缔造的999商标的中药成果产业化第一人赵新先，还是在万般无奈之中被无情“下课”。赵新先的结局，当然要比许多落马、出逃的好上许多。但是，那心中的悲凉之中也许更多了几许惆怅。

于是，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来形容这种尴尬，非常恰当。但是，就像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退耕还林”，因为“走过了”而“退回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安全，图的是社会的长治久安。而这一切都没有走偏的是，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红色预警”应该警钟长鸣才是。

谢幕后的英雄，他日何待？

一般人来说，晚年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生涯的结束而深感恐惧。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政治人物的命运最能凸现这种复杂心态，而在现代商业社会，成功公司的CEO们加入了这一行列。甚至，他们的故事更富戏剧性。现代社会把功成名就的光景搞得那么诱人，谢幕后的英雄们该如何生活？

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走下神坛，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000年，联想在世界PC市场的大形势下经济效益滑坡，“退休”的柳传志仍每星期打一次高尔夫，学开车，并想买支球队，他深信杨元庆有能力度过危机。果然，2001年10月联想推出蓝色家电的新产品。后任CEO有他们所成长的时代、智慧与环境，联想为企业的新老交替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元老级的CEO，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今最有价值的企业和品牌，这些企业英雄的成功，使后起之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创业CEO能否顺利退出，将关系到能否成功点燃好二级火箭将企业送上正常轨道。

新老更替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可以掌握百年的经营权杖。据美国蓝德公司对全球500家大企业CEO调查统计的资料表明，持续发展的百年企业起码需要五代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如何保证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不因企业CEO的更替而使企业受损，并就此衰落下去，培养和选择好企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即使是那些不是被迫退休的企业家，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既不会辜负、也不会掩盖他们职业生涯的荣耀？什么样的事业符合他们晚年的社会身份和创造力？

为政府和公众提供服务、做志愿者、写回忆录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这种机会繁多。事实上，退休的CEO们乐于通过多种方式将领导技巧和经验慷慨馈赠社会，这不仅恰到好处地保持了他们的社会知名度，而且更贴近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理想。

而在中国，因为独特的生活理念，退休后“不会活”的何止那些商场曾经的风云人物？柳传志可以去打高尔夫，马胜利可能就打不起。而那些在年轻时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和业余爱好的人，一时间也无法培养出所谓的情趣。

“如果一个人一直以180英里/小时的快速节奏生活，有一天突然‘熄火'，心情会如何？”这是花旗金融帝国的缔造者桑迪·维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推销员起步，维尔凭着“能用空气赚钱"的本事，先是把自己创办的证券经纪公司在数次兼并后被美国运通收购。在被美国运通开除后，他通过一连串的并购整合，使旅行者集团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跻身财富500强。1998年，维尔导演了世界金融史上最精彩的并购案：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的合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由此诞生。

2003年7月，70岁的维尔出人意料地公布为期三年、分两步走的接班人计划。就在人们对此将信将疑的时候，评论家们以对他的了解，向他推荐另一种“活法”——像J·P·摩根那样，因为担心没人能够维系他所创的基业，便拒绝退休！

中国企业CEO的交接班还在继续，对企业来说是危机还是转机，不仅仅是接班人本人的问题。正像今年退休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CEO韦尔奇说的那样：“我的成就将取决于我的继任者在未来20年里将公司发展得如何。把我这样的老家伙剔除出去，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

编辑/孙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