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秩事》

桂枝汤

鲜为人知的史实　从外交档案中读到的历史
　　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张素林处长说，首批确定开放的１万多份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国参加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情况。其中不乏昔日绝密档案，例如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一些档案都是昔日的绝密。
　　我国前驻荷兰大使华黎明作为离退职资深外交官，参与了最后复审开放档案的工作。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首批开放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活动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蒋本良、侯振谊、马守国、王新艳几位同志分别向记者讲述了记录在外交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司徒雷登试图与新中国政府接触
　　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以后，李宗仁将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美国大使馆却不肯跟着南迁，而一直留在南京，其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对其丧失了信心，希望留在南京找机会与将来的新政府接触。外交档案中的很多材料记载了这一过程。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时任南京军管处处长的黄华同志，利用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随即向外交界散布自己已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络，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与自己保持一致行动。对于司徒的这一说法，我方显得更为谨慎，黄华随即强调自己与司徒的接触纯系私人交往，不知道司徒与周恩来有什么信件，更谈不上回信。
　　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到，黄华与司徒接触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上级严密指导下进行的。司徒雷登在回美国以前，希望能北上北平，借去燕京大学访问探故的机会，与周恩来见面。黄华接到上级指示，可以允许司徒去燕京大学访问，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则可等其到北平后再定，但此二事均系司徒提出，不是我方的主动邀请，这一点必须明确，不给对方宣传的借口。此外，上级还明确指示，司徒到北平，可在火车上挂一卧车前往，派人护送，不得乘美方的专机。
　　６月２４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司徒的秘书傅泾波邀请黄华去参加生日宴会。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场合过于公开，黄华经向上级请示，婉拒了这一邀请。
　　但是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努力也只是他个人的主张，美国政府方面对此有很大争论，各方看法很不相同。根据档案中的记载，７月２日，傅泾波造访黄华，告知司徒已接艾奇逊的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７月２５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为恐引起各方评论，暂时不要去北平。黄华随即答复，去北平是司徒雷登自己提出来的，去否可由司徒自己决定。直到此时，司徒雷登还心存幻想，问回美后如何与我方保持联络，黄华答复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大争论，直到７月２１日，傅泾波还给黄华打去电话，说马歇尔以私人身份给司徒雷登打去电话，说个人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但杜鲁门害怕反对派议员讲话，不赞成司徒去北平，南京美国大使馆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论。可以看出，直到司徒雷登离华前的最后一刻，内心仍是充满矛盾。
　　司徒雷登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北平。毛泽东同志的《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修防空洞与原英国领事冲突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比以往的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在新中国外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防备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工事。当时英国驻沈阳的领事馆还没有撤走，但我政府已不再承认这个领事馆的外交机构地位。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我守卫前英国驻沈阳领馆的公安部队开始在领馆大院内空地上挖掘防空掩体，但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说不能把领馆变成军事目标，要求我方终止，并声称如不终止，将电告北京。
　　我公安部队在请示上级以后，决定继续在原英国领馆内修建防空工事。１０月３０日下午１时，当我战士在施工时，原英国领事史蒂文顿怒气冲冲前来干涉，说：“这是英国领事馆区，不准挖，飞机来了不炸我。”一边说一边踩住战士的铁锨。当时还有我方战士在坑内挖土，史蒂文顿即夺过铁锨往坑内填土，把土扔到了战士的身上。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我们的战士保持了很大克制，随即撤出了。
　　沈阳市外事局长陆曦随即召见史蒂文顿，向他严正指出：“我们不承认在沈阳有英国领事馆，更无所谓领事馆区，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英国侨民史蒂文顿没有正当职业，而且一再假借领馆名义干涉公安部队执行防空任务，违抗我人民政府法令，我们不允许沈阳市有这样的侨民。现在我决定在三昼夜内请你离开沈阳市。”
　　史蒂文顿起初还试图狡辩，后来不得不承认了违法事实。史蒂文顿以处理财产为借口，要求延长三日，但我方指出财产可委托代理人处理。最后，史蒂文顿还是在１１月１日下午６时，按要求离开了沈阳。
　　周恩来与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１９５４年为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鉴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代表在会议上的接触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曾在各种文字中广为流传，但在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与周恩来握手一事上表现出的偏狭小气、颇多顾忌，在档案中有生动的记录。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进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７月１８日召开了第２３次限制性会议，在下午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自己找到周总理的秘书、翻译浦寿昌谈事情，一旁的周总理主动向前与史密斯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但史密斯却只回应了总理的招呼，对总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随后不久，在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谈的时候，史密斯凑过来自我解嘲似地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周恩来随即说：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说：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还快。
　　７月２１日，最后一次大会后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趋前向总理说：“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总理此时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却急忙用右手握住总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两次向美国代表伸出手，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自信大度的风范，但美国代表史密斯却想出各种办法避免与周总理握手，还要用种种托辞掩饰，处处被动小气，顾首顾尾，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有大家风范的举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１９５５年，在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前夕，美蒋特务一手制造了旨在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震惊世界。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架印度客机，由我方包乘，从香港起飞，原计划周总理乘坐该机飞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但因为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由中国代表团一些工作人员和记者１１人乘坐该机，与印度方面的８名机组人员飞往万隆。４月１１日下午６时半，飞机在北婆罗洲上空爆炸失事，我方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我方立即指出，这是美蒋特务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我国与英国已有代办级外交关系，１２日清晨，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即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调查，破获此案。但是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抵触很大，反复强调，你们现在就判断这个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４月２６日，我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召见杜维廉，敦促对方抓紧破案。但英国方面仍然采取抵触、拖延的态度，一再表示没有证据，并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报提供给他们。事实上，英国方面根本无心破案，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探我方的情报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７月１３日和８月１３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自召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把我方情报人员掌握的大量证据向英方摊了牌。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周恩来还具体说到，周驹在出事前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就是去接受使用、安装定时炸弹的训练。甚至连谁送定时炸弹给周驹、谁和周驹一同接受了训练，周总理也一一告诉了对方。周总理还指出，真正的主犯是美蒋特务驻香港站的站长，名叫赵斌成，又名赵建中，正是这个人收买并训练了周驹。
　　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也抓了一部分人去审问，但当时美蒋特务在香港的势力盘根错节，其中两个负责审问嫌犯的人李洛夫、李福基也是美蒋特务，经常把审问情况向台湾方面汇报。
　　由于港英当局总是以证据不足为借口拖延案件查处，周驹这个人后来逃跑了，其他几个嫌犯也被冠以“证据不足”没有定罪。但美蒋特务卑劣的暗杀阴谋早已大白于天下。
　　以上提到的几个事件，只是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反映的一小部分。开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供阅读和研究，对于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历史，会是大有裨益的。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孤松）

桂枝汤

揭密：为何邓小平给周总理致悼词？
　　悼词成了斗争的焦点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
　　在周总理病情危重之际，我就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总理的悼词，政治局会议开过之后，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总理悼词初稿。
　　在修改过程中，除对悼词初稿的文字进行修改和润色外，根据中组部提供的材料对初稿中周总理一生光辉战斗的革命历程进行了核正和补充，扼要详实地表述了周总理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担任的领导职务，参与指挥和组织领导的各项重大革命活动。
　　此外，对悼词初稿中最后部分，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周总理为榜样，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根据总理办公室提供的情况也充实了内容。
　　悼词修改完，由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
　　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内心的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先声夺人、主动出击的方针，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四人帮”里的军师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令人不齿的办法，妄图达到罪恶目的，笔者对此在后面会提及。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表示了他对邓大姐，也是对总理的深深尊敬之情。
　　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我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
　　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总理，反对悼词中这几段话，不敢在会上提出来，在下面向你们施压，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
　　由谁致悼词斗争激烈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帅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最后也没再提出反对。
　　会后当晚，李鑫和我遵照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我给邓大姐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讨论通过，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后的印件先送邓大姐过目，看大姐有什么意见。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我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并问了悼词前一稿总理简历中，1922年写的是"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这次印件改为"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的情况。我说是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改的，当时总理是担任旅欧总支部书记，而不是支部书记。邓大姐听后说："好！好！"我们将邓大姐来电话的情况，告诉了小平同志。
　　毛泽东圈阅同意悼词
　　这时，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了，即由小平同志审阅后报送毛主席审批定稿。"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如果"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造谣诬蔑周总理，就有了尚方宝剑制约他们。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按组织原则，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但在未报毛主席批准之前，应该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我赞成你们的想法，加上这句话有必要。但这个事要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们最好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我们的建议，请小平同志定夺。"经联系同意后，我们驱车赶到当时小平同志在东交民巷17号的家中，当面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毛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给了处心积虑地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一个沉重打击。
　　1月15日下午3时，5000人参加的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
　　《世纪》

（责任编辑：孤松）

桂枝汤

内幕：父亲罗瑞卿自戮前后
□点点
　　1965 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我的父亲罗瑞卿到了上海。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那里。万万没有想到，在“上海会议”上，林彪一伙对父亲进行了报复陷害，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和我们一同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光。
　　上海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
　　父亲对于即将来到的“文化大革命”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
　　上海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那位同志对父亲说，他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他考虑父亲可以例外。父亲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
　　26日下午，父亲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外宾来到时，父亲向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主席只笑了一笑，未说什么。
　　回到住处，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同志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说明，父亲对于即将来到的“文化大革命”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只是以他惯用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父亲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对毛主席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主席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的召开仅仅十天。
　　林彪给他罗织的种种罪名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他又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
　　中央召开会议，父亲被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完全成了敌人。
　　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林彪三人之外，知道真正内容的人很少。
　　父亲的痛苦实在是太深重了。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林彪给他罗织的种种罪名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那些日子里，曾有一位原来很熟的同志去住处和父亲“谈”。父亲非常急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位同志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如果父亲那时能够联想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古谚，他的痛苦也许会平缓一些，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当他表示不能见面他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的时候，周总理也曾很激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悲剧的年代有一种传闻，说当年是一群红卫兵把父亲从楼顶上推下去的。实际上，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父亲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
　　1966 年3月18日，对我和所有的家人来说永远是鲜血淋漓，残酷恐怖的一天。
　　那一天，不知底细的我们一早都去学校了，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父亲，会不开了。（自3月4日起，中央召开会议，父亲被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完全成了敌人。）对于这个蛮不讲理，仅仅旨在折磨人的会，父亲怕开，可又更怕不开。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父亲的诬蔑又要升级。
　　“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母亲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父亲自戮的决心绝不是早已下定，而只是在这一时刻突然产生的。如果说父亲一直期望着向党、向毛泽东同志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因为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父亲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母亲说：“平时我们一起吃早饭，吃过饭他就去开会。这天忽然通知说不开会了，他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我走进去跟他说，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他说，他也是那个样子。”
　　很多年后，母亲回忆道：“我想让他松一松心，就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其实，我反而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瑞卿就对我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我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母亲走后，父亲就伏在桌子上写下了他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父亲写好这个字条，就把它放在抽屉里。他踏着经常那样的步子来到隔壁的房间。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仍然拿着那本小说。此时父亲该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吧，但是他却只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可怜的，毫不知情的母亲甚至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也没想到多看他一眼。
　　那一天天气很不好。当父亲推开那扇小窗的时候，我猜，他看到的一定是一片灰色的天空。
　　听到有人喊，母亲才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在医院里汪东兴说他有事要找母亲谈。
　　父亲慢慢苏醒过来，脸上没有表情。他只是对母亲说，他的抽屉里放着给母亲的东西。
　　秘书把父亲的日记本交给了汪东兴。
　　在车上，父亲一直昏迷不醒。到了北京医院，人们把父亲抬上三楼。五内俱焚、孤立无援的母亲跟着往上走，迎面碰上了汪东兴。他叫住母亲，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还说，这几条对父亲也适用，要母亲转告。他并要母亲早点回家，说他有事要找母亲谈。母亲当时心里乱得很，答应了一声就赶紧往上走。
　　等到父亲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母亲才把刚才汪东兴说的那套话告诉了父亲，但父亲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对母亲说，他的抽屉里放着他给母亲的东西。当时，旁边还有别人，听到这个话就赶快先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母亲看到父亲的情况平稳一些了，又记挂着抽屉里的东西，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汪东兴已经在等候。看到母亲，他又把那三句话说了一遍，然后就叫母亲去吃饭。母亲哪里吃得下呢。汪东兴说要到楼上去看，母亲记起父亲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去看。汪东兴起先不让，可母亲一再坚持，母亲说，我就是要上去看看，还有什么关系。一边说一边就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就硬拉着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上，母亲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
　　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坐上汽车走了。这些人一走，母亲就急着找父亲说的东西。可是翻了几个遍，却怎样也找不到。母亲就去问秘书，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上交了。母亲这才想起，父亲和她说那东西的时候确实有秘书在场。母亲一听就很急，说，那是给我的东西呀，为什么要交上去？并且一定坚持要看一看。那些人没有办法，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父亲写的东西拿来了。不过，他们不让母亲碰，由他们拿着，只准母亲看，这就是父亲写的那封绝命书。可怜的母亲啊，她的心一定是碎了。（摘自《我的父亲罗瑞卿》）

    《人民文摘》 (2004年 第二期)

（责任编辑：孤松）

桂枝汤

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这是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进入大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这次谈话语重千钧，如锤定音，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影响极为深远。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今哲人长逝，音容笑貌宛在，谨忆片断，以表无限怀念之情。

　　我记得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时候向我驻意大利使馆提出采访申请的。她听说小平同志要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居二线，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之前来采访一次。是年约50岁的法拉奇以善于抓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于世。她走笔天下，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阅历丰富，又有很强的个性，被认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她专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一旦确定，事先总要进行充分准备，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准备提出的问题。她提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也可以说是刁钻刻薄，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过她的采访，对她的印象颇为不佳。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我们是很犹豫的，开始并未马上同意她来采访。当年9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应邀访华，意大利方面也推荐法拉奇来华，更增加了她申请采访的理由。她说，先来采访邓小平先生，并像往常一样向全世界发表邓的讲话，有助于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成功。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来源：新华网/央视国际)

（责任编辑：史江民）

桂枝汤

毛泽东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
周启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的病情在这年六月加重，七月，中央决定对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本文作者周启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参加了讣告和悼词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讨论这两件文稿和治丧事宜的会议，亲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
    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们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让思想情绪赶快稳定下来。我们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江青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悼词文稿的讨论过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四人帮”的捣乱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摘自《世纪》2004年第3期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孤松）

桂枝汤

《十大元帅轶事》：林彪患病之谜
文/彭建冬  
    1950年6月，战争风云在神州大地上骤然刮起。这个月的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一看南朝鲜危在旦夕，立刻直接派兵出面干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动员了十几个国家参战，打过了三八线以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险恶，同时，战争的火焰烧向了中国边境。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采取重大决策。
    这时，林彪正在南国广州，他已经得到了信息，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做出战略决策，解放军要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
    “这是和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较量。但是，派谁率兵出国呢?他掐着指头一个个地算，毛泽东会点谁的将呢?”他摇摇头，“极大可能会点到自己头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刚刚打完天下，连气都没喘过来又要出国作战，而且是一个强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失眠了?”夜晚，夫人叶群翻过身来，小声问道。
    “这次派兵出国……”林彪长舒了一口气，“我估计十有八九会让我带兵去朝鲜的。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你无论如何不能去!”叶群叫着坐了起来，“连日本都败在美国人手里了。他们有原子弹，我们的武器那么落后，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打败了，肯定会抓替死鬼的，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林彪说，“万一毛泽东点我的将，可怎么回绝?一个军事将领，敌人打到家门口来，这是逼上梁山，非出兵不可。”
    他长叹一口气，喃喃着：“不服从命令，人家会说林彪是个胆小鬼……”
    叶群也辗转反侧，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毛主席总是点你的将，据我看，这次十有八九会是你。用什么理由来拒绝呢?”
    “是呀!”林彪感叹道：“可究竟用什么理由呢?”
    两人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叶群忽地坐了起来：“有了!”
    颇有心计的叶群终于想出了一条名正言顺的理由。
    果然没多久，林彪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速去北京，有重要工作商谈。胸有成竹的林彪带上叶群，乘上专车，奔向了北京。
    第二天下午，林彪走进毛泽东的房间时，毛泽东站起身迎了过来。
    “主席身体好啊?”林彪快步上前，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问道。
    “来几天了?”毛泽东没有回答林彪的问题，反问了一句。
    林彪笑道：“昨天到的。”
    “坐!”毛泽东摆摆手让坐，满脸笑容地道：“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林彪摇摇头：“最近几个月胃病老犯，失眠也一天比一天地厉害起来。事情也怪，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我身体虽然不算怎么好，但总比现在好些。和平时期，生活也安定了，三灾八难反而多了起来。”
    毛泽东看着林彪，亲切地说：“去医院，请大夫好好检查一下吧!”
    寒喧了一会儿，话转入正题。
    林彪不断地点着头，他聚精会神地聆听毛泽东的掷地有声的谈话。他心里明白，毛泽东这样滔滔不绝的谈论，其用意是明摆着的，动员他挂帅出征。但是，他还不敢去冒这个风险。
    毛泽东看着沉默不语的林彪，单刀直入转入了正题：“我和少奇、总理商量过了，打算让你挂帅出征，怎么样?”
    “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让我带兵去朝鲜这是对我的信任。大敌当前，作为军队的领导人，为捍卫我们神圣的祖国领土，率兵出去打仗，这是神圣的义务，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这里，他为难地说，“只是我这几个月来身体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个人流血牺牲是小事一桩，我怕担负不了这样的重担，是不是派一名比我更强、身体更好的同志去……”
    林彪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出征，这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毛泽东没想到自己多年一手培养的爱将，到了关键时刻却不听从自己的命令。但是他毕竟是有修养的大政治家，不动声色地说：“身体不好，那就好好休养吧!如果中南医疗条件不好，到北京来治疗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个好身体，怎能担负起重要工作……”
    一天下午，负责中央高级领导健康的保健医生傅连暲来看望林彪了。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傅连暲是高干家里的常客。他登门拜访，林彪并不感到惊奇，从长征时，他们就认识，是老朋友了。寒暄几句，便转入了正题。
    “林总最近身体怎样?”傅连暲关切地问道。
    “不好!”林彪一只手摸着额头，长舒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吃不下饭，整夜失眠，整天头晕，四肢也无力，走起路来，像没有脚跟似的，晃晃悠悠的。老是心烦意乱，脑子里老是像腾云驾雾一般。”
    “傅大夫，”林彪身旁的叶群接着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林总的健康状况，你最清楚，你可千万把林总的病给治好呀!”
    她望望愁眉苦脸的林彪，眼里含着泪花，说：“论年纪，林总40多岁，正在壮年，可是病成这样子，我真担心他!”
    说着，叶群从兜里掏出手帕，擦着眼泪，哭泣一般诉说着：“他的病，是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造成的。吃糠咽菜，又受过重伤，什么样好身体，也经不起这么折磨。”这时，她用哀求的目光，望望沉默不语的傅连暲，“林总的病就靠傅大夫了，我们全家的健康，也全依仗你了。林总也真够倒霉的了，刚打了天下不久就病了，眼下有多少重要任务，让他去承担!尤其是主席让他率兵出国，结果他身体不行。一想到这，我们全家都难过。这是主席和党中央对林总的重用，可他……”
    叶群哭泣着说不下去了。
    “叶群同志，”傅连暲劝慰道，“你不必担心，我今天就为这件事来的。毛泽东对林总的健康十分关心。特意派我来通知林总，让我从上海、天津和北京，调来第一流的医学专家，给林总检查身体，还指派了萧华同志代表中央负责这项工作。我相信一定能把林总的病治好。”
    谁知傅连暲这一席话，像晴天霹雳一样猛击在林彪夫妇的头上，惊得他们目瞪口呆。林彪装病，纸里包不住火，一群医学专家会诊，便会真相大白。林彪清楚自己问题的分量了，一旦自己的天机被泄露出来，自己的威信将会一落千丈。
    傅连暲一走，林彪和叶群就像天塌大祸降到头上似的，闷闷不语。
    “我看去和傅连暲疏通一下，让他给解解围。”愁眉苦脸的叶群忽然计上心来。
    “傅连暲未必干。”林彪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他对傅连暲太了解啦!
    傅连暲生于1894年。1925年，在福建省汀州城英国人开办的福音医院当院长。风华正茂的傅连暲，有着一股子爱国热情，却又报国无门。随着大革命的进展，他的思想越来越倾向革命了。1927年，南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他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投入抢救起义军的伤员上。从这时起，他接触了共产党，并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1934年，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为很多伤病员治伤治病。后来到了陕北根据地，他又做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解放后，他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一直全心全意地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林彪这次患病，对外人来说是一个不懈之谜，可是对傅连暲来说，他则略知一二。他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红人，全国解放以后，林彪的“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自称是怕风、怕光、怕水、怕声、怕惊，几乎什么都怕，变成为“套中人”了，以至到了“见风就感冒，见水就拉稀”的地步。他的住屋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
    但是，林彪最害怕的一个人，就是傅连暲，只要傅连暲登门来给他看病，顿时，他就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哼哼呀呀地唤着。
    林彪夫妇的脾气，傅连暲太熟悉了，多疑、狭窄、报复心强。他猜不透林彪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一个高级干部要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然而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他也没有勇气和盘托出。
    1953年，傅连暲终于从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调来各种医学专家，由萧华代表党中央亲自坐镇，成立了林彪会诊小组。毛泽东亲自出面，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花这样大的力气，给一个部下会诊治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毛泽东的这番好意，反而使林彪夫妇慌作一团，吓作一堆。因为想在这些专家面前蒙混过去，比登天还难啊。
    并且，林彪一直都在吸毒。除了装病不说，就是吸毒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在人们的眼里，抽大烟的，扎吗啡的，都跟小偷、弱盗、娼妓、骗子、人贩子和地痞流氓划等号。如果经过检查，露出自己吸毒、装病的马脚，那还了得?
    夜幕降临了。林彪心事重重，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长吁短叹，一筹莫展。这位指挥百万雄师，把国民党王牌军打得丢盔卸甲的军事统帅现在患起患得患失之“症”了。他致命的一块心病，就是万一自己吸毒和装病的事被抖露出去，会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的。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信任自己和重用自己，已经有人说三道四，不服气了。
    “你说该怎么办?”这工夫，叶群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坐在床沿长，长舒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这么多的著名专家，万一检查不出病来，可就露馅了。舌头杀人，比用真刀真枪还可怕。这股风再传到主席的耳朵里，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时，林彪坐了起来，披上衣服。“我真摸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比我地位高的资格老的领导人，身体不好的，也还是大有人在的，可主席从来没有调兵遣将，这样认真对待过。究竟主席是真关心我，还是对我不信任，让医生来担任‘火力’侦察，看我是真病还是假病呢?”
    “说不定是哪个别有用心的人给主席出的歪点子。”叶群一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着，然后拍拍脑袋，冥思苦想起来。
    “别说这些了!”林彪不耐烦地说：“现在火烧眉毛了，关键是如何把这一关度过去?!”
    叶群皱皱眉头，沉思良久，说道：“眼下能搭救我们的只有一个人!”
    “谁，你说说!”林彪迫不及待地问。
    “只有傅大夫!”叶群固执地说，“只要他动脑子，助咱们一臂之力，就能给咱们解围了。”
    “此人一定不肯干。”林彪有点泄气了，说：“他是一个一条路跑到黑的人，脑子不灵活，还有个倔劲，谁也说服不了他。”
    叶群也知道傅连暲不讲情面。但此刻已经走投无路，只有这步棋了，说：“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明天我再去登门拜访，求求他帮这个忙。”
    第二天，叶群迈进了傅连暲的客厅，寒喧了几句便进入正题。
    “傅连暲，”叶群愁眉苦脸地哀求道：“我们都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接着，她憋了好大工夫，把难以启齿的话道了出来：“林总的处境很难哪!有人已经散布他的谣言了。在战争年代，他的成绩突出一点，有人就嫉妒他。他身体不好也有人幸灾乐祸。为了把一些心怀不良的人的嘴堵上，我看最好不要兴师动众地给他检查身体。”
    然后，她抬起头来，思忖了一会儿，说：“如果傅部长能给林总写一份病情证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傅连暲听了叶群的这些话十分惊讶，这不是让他给写一份假证明吗?一个真正的医生，怎能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心里明白，林彪心里有鬼，他不好亲自出面。但这对夫妇可不是等闲之人，是惹不起的。他为难地说：“我自己不好写这样的证明。这次给林总检查身体，是主席的指示。”
    “等会诊之后再写诊断报告吧。”他客气地回绝了叶群的无理要求。
    既然傅连暲不肯给解围，那么检查这“关”非过不可了。结果，专家们来了给林彪检查身体，并且把这看成是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他们十分认真，本着“大海捞针”、“掘地三尺”的认真精神，从神经、肠胃、心脏、血压、泌尿、血液、肝和肺部，一项一项给林彪做了详细、系统的检查。
    但是，专家们心里都纳闷林彪把病说得这样严重，可是经过检查，并没发现什么要害的病症，个个百思不解。
    这些人哪里会猜透林彪的内心的秘密呢?最后，专家们一致的意见是，林彪的病症都同精神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和他吸毒有密切关系。
    如何写检查结果报告，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傅连暲十分为难。他思忖了再三，终于打定主意，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实话实说。
    他根据各位专家检查的结果，写出一份科学的检查报告，直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报告，心里完全清楚了。他也有些为难，直接地、面对面地向林彪夫妇提出戒毒，这话也不好开口。他沉思良久，决定通过傅连暲之口，把自己的意见暗示给林彪。傅连暲对此也心领神会。
    这天下午，傅连暲来到林彪家。他找到叶群，拐弯抹角地对叶群说：“会诊检查的结果，林总的主要器官没有什么大问题。”
    顿时，叶群那张多变的脸拉得老长：“林总没什么大病，那又为什么身体那样虚弱，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别人不清楚他的情况，我知道!”
    叶群这气呼呼的进攻架势咄咄逼人；傅连暲奉毛泽东之命而来，也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从容不迫地说：“你就该让林总见见阳光，让他多出来散散步，多做些室外活动；在饮食上，多吃些蔬菜、水果……”
    他犹豫了一下，又坦率地劝告：“你还要劝林总把吗啡戒掉。吗啡对身体太有害了。它比疾病对人身体的损害还厉害!当然，戒吗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咱们相处多年了，我有什么说什么，恕我直言。”
    吸毒这种丑事是林彪夫妇的一块心病。也许是傅连暲揭了林彪的要害处，叶群的那股子骄横、傲慢和不讲理的劲儿刹那间消失了。她的脸一红一白，态度软了下来，向傅连暲恳求道：“希望傅部长能给保密。这件事传出去，对林总威信影响太大了。”
    但不，不久，林彪吸毒问题在党内的高级领导层，还是成了个公开的秘密。为了林彪的健康、威信和前途，也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良策，提醒林彪戒毒。
    这天下午，林彪的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他只身孤影，反剪着双手在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突然，机要秘书蹑手蹑脚走了进来，递给林彪一封信。
    林彪一眼便看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龙飞凤舞几个字：“林彪同志收。”
    他急忙打开信封，里面一张纸，上面抄了曹操一首名诗《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时，叶群走了进来，把信看了一篇，紧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如梦方醒。
    傅连暲在背后捅了我的刀子。”林彪愤愤地说，“他在主席面前告我的状了。你向他说的那些话白说了，他一点情面都没留。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林彪对傅连暲暗暗埋下了杀机。
　　（摘自《十大元帅轶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9月版，定价：29.8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百环公寓18层，邮编：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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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汤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
　　一个敢于直言相谏，一个虚心听取意见，使我们的华夏之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关于国名、国旗、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它们在诞生的过程中，就像我们的共和国的诞生一样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下文摘自《名人》1998年第12期，李豫文。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
　　1949年6月，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夕，在一定范围内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
　　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
　　五星红旗以五星为基本图案，这面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旗帜，颇有一番来历，它既是张治中认真思索的结果，也是毛泽东虚心纳谏的结果。
　　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厦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
　　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征询张治中的意见。
　　“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直言相谏。
　　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张治中正想发表自己的意见，欣然同意。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
　　“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
　　毛泽东虚心纳谏，敢于否定自己原来的意见，使张治中十分钦佩。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到这件事时，还十分动情。后来，国旗审阅小组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
　　1949年10月建国后，政协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政协会议才不再执行人大职权。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
　　“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就是你一个希望我讲话。”
　　“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谈起视察的事，讲到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时，张说，建议视察的范围已经主席扩大了。毛泽东随即用幽默的语调说：
　　“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光明网）
　　
（责任编辑：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