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西医结合与中西汇通并无质的区别

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到底有无区别？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中西医结合的本质，而且对破解中西医能否结合这一“难题”也颇有助益。
1相似的背景
“西学”是随着宗教的传入而东渐的。“传教士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天文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1]具体到医学来说，虽可上溯到1582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之时，但“总括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的‘反响’，可以看出实际上这时还没有形成‘中西汇通’的概念与趋势。不过是极少数的医家在接触西学后，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其有所记述而已。”[2]而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之西方医学，由于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新的理论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其疗效亦日趋提高。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叩响了中华帝国的大门，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等生理病理的崭新概念，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了医学主导地位。随着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种医学体系在较大空间上的接触，价值比较问题亦随之而来，其结果是逐渐形成了以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价值观念。
与西医学相比较，当时学者对中医学的总体评价是：“今中国所在，京国都会，以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固靡不有以医鸣者；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2]（梁启超语）具体说来，“吾国医学四千年来，缪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聚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区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而出于脑也；肝脏之制造胆汁，外肾之制造精液，脺脏（旧译作甜肉）之制造脺液，而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之误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鸦片为伤身之物，而医者之吸鸦片十人有七八也；肺病有预防之法，而医者之患寒咳十人而四五也；脊梁不宜弯曲，而医者则伛偻其背，胸膛之容积变小也；房屋宜于通风，而医者则闭窗塞户，炭养之积久伤身也；此无他，下等社会之习惯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卫生学。石膏无清热镇燥之性，亦无发吐攻泻之力，只能作器，不堪入药，而医者以为能治中风及伤寒、发狂、牙痛等种种疾病；秋石内含尿酸，别无功用，而医者以为有治虚痨、滋肾水、消痰退蒸等种种利益；黄连、龙胆草补身开胃，于虚弱者最相宜，而医者所述之功用，与此不同，反以为苦寒败胃；此无他，向壁虚造之本草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药物学。有肠窒扶斯菌集于小肠内，则为伤寒；有赤痢菌生于大肠内，则为痢疾，而医者尚执捕风捉影之旧说也；疯癫由于脑髓病，而医者以为痰迷也；瘟疫与疟疾，由于微生物，而医者以为神鬼为疠也；中风一症，《素》、《灵》、仲景之书，皆主于风，刘河间则主于火，李东垣则主于气虚，外受风邪，朱丹溪则主于痰湿，而不知其病源由于脑髓中裂一血管，血压脑髓所致也；此无他，以讹传讹之古人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病理学、内科学。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学者，皆能知其谬也。赤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已达极点矣。”（《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鉴于“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故吴挚甫建议“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盖可付之一炬”，其原因在于“近日五洲医学之盛，视吾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脏，果不错谬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脏，果不错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术尝试否乎？”[3]
在整个社会都对中医学持有怀疑、否定态度的学术氛围下，中医界的一些开明人士试图通过“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于一是”（唐容川）的“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沛文）的方式而获得社会的认同。由于他们采取的这种外部比附式的“汇通”既未能令人信服，也难以自申其说，不但没能获得当时各界人士的认可，反而随着时势的变迁而相继出现了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屏中医于教育门外、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责令“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药店，限令歇业”等由政府当局人物出面主张废止中医之事件出现。面对这一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医界的大部分人士均深切地感到要想得以生存，必须以西医的学术来沟通和发展中医，以近代科学解释中医，用近代研究手段研究中医。遂涌现出“中医科学化”、“改造中医”、“中医时代化”等看似不同，实则是不论宗旨、立场，还是观点、方法均基本一致的“汇通”主张。
虽然这些主张和措施都没能给中医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中医有无存在之必要、能否发展、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等有关中医兴废的问题却引起了医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没有平息。如1949年余云岫等提出的“供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处理中医的一个参考”的“改造中医基本方案”即认为：中医是反科学的、违心的、主观的；对人民的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农民的生命大部分由中医支配，实在万分危险；对于公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搞坏了大众的思想，损害了大众的健康；是社会大众思想进步的一个最大障碍；中医的邪说不是迷信，就是反卫生的。并鼓吹说：“人民政府总比国民党强吧，国民党所以不能消灭中医那是因为他的腐败，而人民政府并不腐败，为什么不消灭中医呢？”[4]即使在解放初期，中西医之间的学术矛盾与社会矛盾还依然存在着，欲图消灭中医、否定中医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中医界的上空。
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取缔汉医合法地位之前，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强制改造汉医，使汉医人员西医化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连规定的考试科目也几乎完全一样；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后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中医进修学校只讲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鼓励中医改学西医；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卫生部门的个别负责人甚至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新闻媒体还依然称呼中医为“旧医”等等。令行政官员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他们本以为是正确的措施和做法，却引发了中医界的强烈不满和“抗争”，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提出非议的唯一特例。故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遂采取了让西医学习中医以便承担起把中医学整理、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的重任的“新”政策。
总而言之，从历史来看，“中西医汇通”与“中西医结合”的关系是：“中医界对西洋医学（不论其旧式的或是新式的）表现了一种宽容和接纳的开明态度，自始至终采取了汇通的立场，企望衷中参西，取长补短；西医来华人士初亦不对中医排斥，但后来西医的势力反客为主，大有鲸吞之势，于是激发了中西医界的论争和抗争；至1949年后新政府执行新政策，乃有了中西医结合。”[5]
2一致的立场
中西医能否汇通，这是首先必须回答的。朱沛文基于“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华医未悉脏腑之形状，而但测脏腑之营运，故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洋医未尽达生人脏腑之运用，故逐物太过，而或流于固”的总体判断，得出了中西医关于人体脏器的论述“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的结论，进而认为中西医可“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 （《华洋脏象约篡•自叙》）。唐容川则是在“中西医原理基本一致”的认识基础上而从事汇通的：“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自叙》），“西医谓造化主惠育群黎，所谓造化主，即天地之神也，与中国‘人本天地之中以生’之义不谋而合，但语言文字，略有不同耳。”张锡纯曾作《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一文专门论证这一问题，其结论是：“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之所短；在西医尤当精研气化（如脏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经分治主六气等），视中医深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一卷》）
总之，汇通学派认为中西医之所以能够汇通的原因，用现代语言可表述为：“作为医学，都是研究疾病与健康的问题，进行治病救人的活动，其对象及过程似乎都并无二致，自然应该可融而为一。中西医汇通，即是在这种心理下，近代在中医学界出现的融汇中西医思潮。”[6]若细加揣摩唐容川“同是人也，同是心也”、张锡纯“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等话语，即足证此说不谬也。
毛泽东主席认为医学不同于艺术，没有民族形式，因此二者是可以结合的。对此，我们拟将另文讨论。在此，只想探讨一下他的“医学观”。1913年毛泽东主席在《讲堂录》中云：“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7]勿庸讳言，这一认识毫无疑问是承袭自中西医汇通学派。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由主张“用中西两法治疗”疾病，到提倡“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8]，直至号召“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汲取前人对‘中西医汇通’等探索的成果，提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和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9]这与他的文化观也是一致的：“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限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以达“从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之目的[10]。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作出中西医能够结合的论断的理论依据并不比中西医汇通学派高明到哪里。
忠实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矢志不移地“努力”实践中西医结合的学者的有关论述亦足资证明之。“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然存在着两种医学体系，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观察同一种事物，那么，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两者必然会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后在某些领域达到融会贯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1]……至于有人以“两种不同学科相互渗透，产生新的学科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两种学科是一个理论体系就谈不上结合，核物理学与医学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这两个学科相互渗透渗透，就产生了‘核医学’，化学和生物学相互结合就产生了‘生物化学’。中国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并存，相互渗透，产生中西医结合新的医学学科也是历史的必然，并非西学中人员的痴心妄想”[12]来论证中西医结合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则与1933年恽铁樵在“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中所“预言”的“大约甲学说与乙学说相摩相荡，则产生丙种新学说，此为历史上之公例”，“盖凡百学问，由两个系统化合而成者，必发生新效力，医学自不能例外”，“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产生新中医”，“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当无愧色”[13]，毫无二致。他们均没有搞明白甲学说与乙学说相互渗透产生丙学说的最基本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相同的“基因”，亦即诞生于相同文化背景的两种学说或学科才有相互结合产生第三种学说或学科的可能，而中医与西医则是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
3共同的目标
在中西医汇通的早期，医家们主要是基于“吾人在古人之后，当竞古人未竟之业。若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之罪也”（张锡纯）的历史责任感，企望通过以中医理论印证西医新说或以西医解释中医理论的方式使中医获得“新生”。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医家便意识到中西医汇通应能产生一种既不同于中医，也不同于西医的新医学。1910年袁桂生在《医学扶轮报》“发刊词”中即云：“倘能举中国古今来固有之医学与今日东西洋之学说合炉而共冶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事求是，锐志图存，安见吾中国之医学不能驾东西洋而上哉！”其后，类似的说法比比皆是，如1926年王一仁说：“吾敢负责正言：中医必有吸收外来医学之长而自成世界医学之一日”；同年王慎轩“中西医之平议”也说：“重中轻西固不可，重西轻中亦不可，必须共冶于一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成世界最完善之医学”。三十年代以后，更进一步提出了运用科学方法创造中国新医学的目标，如1931年陆渊雷起草的“国医学术整理大纲草案”云：“将国医学方法部分加以科学合理的说明，其目的第一步使此后业医之士渐成科学化；第二步使世界医学界得明了国医学之真价值；第三步使国医融合世界医学，产生一种新医学，而救死已疾之法，益臻完善”； 1936年叶橘泉《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说：“本书……旨在沟通中西医界之隔膜，俾中医不守旧，西医不盲从，依据科学原理，检讨过去，把握现在，以期创造中国本位的新医学”；1940年时逸人“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说：“目前中医应能赶上去，改进整理，不墨守旧说，不盲从新说，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的错误，采纳现在的特长，希图创造第三者之医学也”；1943年梁乃津在“略论中西医之特质及中西汇合”中说：“我们大量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补充和研究中医学，同时也应研究中医之长。无论治学方法和临床成绩都应该拿去补充西医之短，开阔现代医学的心胸，提高现代医学的境界。这种工作十分重要。我们如果做得好，不怕世界学者不注意。从此渐进，不难成为世界上一种新型完美的医学。”1949年杨医亚在为《中国医药论文选》所写的“序”中说：“不论中西医师共同携起手来，诚意共同合作，积极推进中医科学化运动，以求进展而自存，应与时代洪流一齐迈进，而入现代科学之境域，与世界医药汇成一流，建立一个适应时代，合乎理想之新中国医学！”[14]
总之，“中西医论争的最后结果，是争出了一条‘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最终目标，要使中医学融合世界医学，产生一种新医学。对于这一条道路和此一目标，大抵整个中医界是认同的，包括郓铁樵和杨则民；西医界也是认同的，包括余云岫。”[5]
中西医结合的最终目标即是毛泽东所说的“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后来，为了避免被人指责存在着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而修正为“努力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掌握现代最新的科学知识，并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整理我国原有的中医和中药，才能发展和提高中国的医药学，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新医药学派，以贡献于世界。”[15]但也只是将“近代科学”替换为“现代科学”而已，而根本实质并未有任何改变。
将中西医汇通与中西医结合的“奋斗”目标两相对照，就会发现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就连主张二者有本质区别的人也承认：“他们（指中西汇通，笔者注）融合中西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的思想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所继承。”[16]
4相同的方法
中西医学如何汇通，先辈们基于自己不同的实践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朱沛文主张“参互考订以绳其谬，芟削修饰以正其非，繁征博引以汇其全，触类引申以穷其奥”（《华洋脏象约篡•自叙》），唐容川所采取的方法总的来说是“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七方十剂》）、“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具体说来，即为“近出西医，其论形迹有足证明《内经》者，间亦采入注中。非正西医，正以《内经》奥义，近代失传。西医有足发明则采取之，正所以遵从《内经》，期与仲景原文符合。又有时并驳西医，非攻西医也，只借以明原文而已。”（《伤寒论浅注补正•自叙》）张锡纯则从“采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第一期•自序》的角度进行了临床汇通，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矣。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床亦确有把握矣”，并通过此一途径而悟出“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能汇通中西药品，即渐能汇通中西病理，当今医界之要务，洵当以此为首图也。” （《第五期•二卷》
如果说上述诸家采用的还是“中西合璧”式的比附方法的话，那么上世纪20年代以后的众多医家则几乎已采取了与当今中西医结合完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恽铁樵云：“现在所急者，在明生理之真相，自当采用西国学说为重要工作之一”，“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必须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所谓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初非舍己从人之谓。假使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祝味菊提出了具体步骤：“现在最关重要，首宜修改者，莫过于生理、解剖……须取西医之长，以补中医之短，能确知脏腑经络原状，然后可以知病状也。故此为改进中医中医之第一步”，“中医病理学……亦与生理解剖同，未得正当之注释……故此属改进中医之第二步”，“中国药物学……废去偏见，参用西学，加以精密考究，而后可望成功，然亦须候中医业已改进，方能用之适当，此属改进中医之第三步”，“此三者能告全功，然后搜集方书，详加考证，分别去取，成为诊断及治疗学，此属改进中医之第四步。苟能照此程序，逐一研究，各立专书，则中医之价值，不难驾于西医之上，今日西医虽输入，他日中医将输出矣”；1932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是“仿近世科学之体制”，“采近世科学之理论”而制定的，其第一条即云：“甲：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不背于近世学理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乙：其方术确有实效，而理论欠明者，则采用近世学理以证明之。丙：凡属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成法所固有，而为近世学理所无者，则特加保存而发扬之。丁：其方术无实效而其理论又不合科学方式者则删弃之。戊：凡属确有实效之方术，为我国固有成法所无者，则采用近世学说补充之。”其宗旨即是陆渊雷所主张的“以科学作根据，将吾国旧有之经验，使之科学化”；1939年丁福保在《国药新声》“发刊词”中说：“然所谓科学化者非仅徒托空言，必求之实际。即医说必循生理、病理学之正规，方剂须循理化学、生物学之原则……至少限度，吾新中医界在理论方面应接纳传染病学说、内分泌说、维他命说，在治疗方面应采取各种特效疗法……诚能循序演进，再四十年后中西医学真有沟通之一日，则吾侪今所努力更不为虚矣！”；1940年时逸人“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提出了中医“学说系统化、科学化”，“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物生理化、化学化”，“治疗机械化、实际化”，“预防社会化、政治化”的整理和改进方法；1940年何云鹤“整理国医学术刍议”：“国医学术整理……约有三种主张。老成者主整理先贤医籍方书，辨其真伪，阐其奥义，集其大成；稳健者主斟酌潮流，中西医学兼授并进，期融合会通自成一家；急进者主诊病探源全采西法，治疗并用中药，若日本之新中医。此三种主张十数年来互不相让，互为消长，然皆无显著成绩……据个人陋见，改进整理国医舍此三者未由也。所当注意者，此三种主张事前须有相当训练准备，事后宜互相联合。”[14]
以上主要是关于中西医理论“汇通”的方法，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西医学为参照系，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学。对于临床研究，也提出了与中西医结合几乎一模一样的研究方法。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用“科学”方法探讨中医理、法、方、药的作用机理、以统计方法判定疗效等。
陆渊雷：“仆治病虽用中药方，理法则大体采用西医，诚以西医之理法，根据科学，信而有征；而中医之疗法，根据数千年之实验，往往突过西医也。且医药所以救疾苦，免夭札，人命至重，苟有良好方法，当一律研究采用，不当存中西门户之见，更不当与保存国粹，提倡国货并为一谈。是以仆之志愿，欲冶中西为一炉，使中医研究西国之科学原理，使西医采用中国之简效疗法。盖不但望中医得西法而归实际，亦望西医得中法而更有进步也。”对于中医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机制，主张“用科学方法去解释。第一步，要研究这个证候是身上起了何种特异机转；第二步，要研究这个药方为什么能祛除这个证候；第三步，要研究这个证候祛除了，为什么害的病会全体好。这三步研究皆有了正确的答案，就成了一种有根据的学理”；杨则民云：“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辨证之目的在备用药治，识病之目的在明病所。中医非不贵求病所也……西医非不讲究辨证也。以其求特效药与属味药，故不得不于病之单位上用力，遂以能识病压倒中医，故中医治病愈而仍不知所患何病，西医有明病所而无治法者。此中医病名所以异常混乱，西医治病少疗法也。”时逸人：“病名以西医所载为主，庶可得正确的病型；其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项以中为主。如是汇通研究，不但读书与临证之界限铲除，即中西医之门户亦可不必拘执矣。”谭次仲：“理之真否，决于实验；效之确否，决于统计”，“夫实验者学理，统计者事实，两者一致，方达完成。世界医学尚有未臻至此者，今国医为整理之开端，则学理与事实宜并重。”[6]
毛泽东主席首先倡导中西医结合应采取“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的方法，这与前述中西医汇通的主张不仅毫无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同。1960年4月9日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对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曾进行过总结：“中西医结合，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医学的工作，目前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临床，对某些疾病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使中西医学术逐步交流，并开始产生出新的理论。第二种是，用生理学等现代基础医学研究中医学术，进而推动基础医学科学的发展。第三种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过程中，系统整理临床经验，从一种病到多种病以至到整个科（如内科、外科等），总结中西医结合的防治和临床治疗规律，并逐步深入到理论研究，以逐步形成新的临床医学体系。第四种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从物理学、化学、电学等方面对祖国医学进行综合研究，以丰富医学科学内容并产生出新的学科。”以后虽然中西医结合学者提出了诸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但都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没有脱离上述四种类型之窠臼。这方面，读者诸君差不多都有切身实践和体会，不妨将我们现在所普遍采取的研究方法，与中西医汇通所运用的，作一客观的比较，即会得出结论。
总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与中西医汇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对此，史学家看得十分清楚：“在此长达三十几年的中医争生存权利、努力求发展的剧烈抗争过程中，废止中医的意见尽管继续存在，但大抵已不敢再拿到公开的立法行政中来推行；中医在行政方面，亦或多或少取得了一点发言权，不再任人玩于股肱之间；中医正在改变自己的面貌，尽力向‘科学’靠拢，实际上即是向西医学靠拢。行政上争取在朝，用西法管理；教育上也套用西医课程方法，甚至填充某些西医课程。所以至少在形式上，抗争的结果，中医趋于西化，或曰‘现代化’了。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的是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既阐发出中医自身的科学性和应用性技术、药物的原理，又努力吸收或互证于西医的既知原理，使中西医两者尽可能靠拢、相互为用。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5]
或曰：中西医结合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去想办法解决中西医结合的思路问题”[17]的，中西医汇通做到了吗？我们注意到，杨则民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若以《内经》之最高思想——辩证法为大纲，取近世生理、病理之知识分隶于大纲下，以为论证之用，此正当之法也。”[14]如果硬要说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有区别的话，也只能说中西医汇通是与近代科学和西医学相“汇通”，而中西医结合则是与现代科学（包括系统论）和现代医学相“结合”而已。
5不同的结局
中西医汇通的结局，学术界已公认为“汇而不通”，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梁乃津先生曾说过：“将来如何，这要看我们的努力和政府的政策而定，也许并不能如我们所理想的道路发展。”换言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导致“汇而不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正如赵洪钧先生所云：“近代中医的发展既无政府的支持，又无西医合作，只靠中医界自发的分散的努力，大部分汇通工作限于一般理论探讨。抗战后期有不少人呼吁中西医携起手来研究中医，终因得不到行政支持，没能试行中西医合作从临床研究着手的体制。这是近代中西医汇通成就不理想的原因。”[14]
而与中西医汇通在各个方面几乎完全相同的中西医结合，由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的，并一直是以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形式规定和贯彻的，故而得以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发展到今天，竟然成了医学界的自觉认识和自觉行动。我们不得不慨叹“政治”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梁乃津先生的“奢望”在建国后得到了全面实现。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已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生前并没有找到中西文化的‘黄金结合点’。毛泽东生前的不少政治举措同中西文化融合的基本精神发生了背弛。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曾经热望实现供给制，对八级工资制也要加以限制，把党内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思想分歧扩大为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过多注重政治的举措，都阻碍了商品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运行。”[18]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也当属此类。这从“指示”所形成的悖论——“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19]即可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无论是在兴起背景、学术立场，还是奋斗目标、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不仅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而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汇而不通，结而能合乎？学界当思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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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弘毅，刘立强.论中西文化的融合——兼论毛泽东融合中西文化的伟大功绩[J].邯郸大学学报，2000，（2）：29.
[19] 李致重.影响中医发展的重大问题[J].光明中医，2000，（1）：1.

算个论文,散了些,不透,有些力不从心.

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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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wwl

前辈好，不知您是不是37中医论坛的的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

下面引用由fdwwl在 2004/08/04 11:54pm 发表的内容：
前辈好，不知您是不是37中医论坛的的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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