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非典胜利给我们的启示

杨鸿智

抗非典胜利给我们的启示
——临床医学的指导思想从机械论向系统论的转变是今后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现代医学与后现代医学病理思想的比较）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2003年6月14日

一  抗非典的胜利是系统论的胜利
系统论指出，每一个复杂系统都存在一个中枢调节系统，以负反馈方式维持系统的稳定平衡。一旦系统出现危机，就表明负反馈调节已经失去作用，系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系统只能向前走，通过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负反馈调节机制仍旧存在并起阻碍作用。但是在子系统正反馈与系统负反馈对抗的过程中系统负反馈逐渐减弱，当新系统出现时，原负反馈已经消失。当人们发现了这个规律后，也就找到了一个解决系统危机的方法，这就是采取措施主动切断原负反馈，给子系统正反馈一个自由的空间，促进新系统的出现。这在系统论中被称为“延迟反馈”。比如，当电脑出现死机时，处理的方法就是关机、重新起动（热起动）。系统论在我国的国家管理中早有应用，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问题的解决方法：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作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这次抗非典的胜利是我国在处理国家危机时应用系统论并取得胜利的又一个事例。应用“封闭”、“隔离”的方法，使社会生活停止，这一方面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染源，同时也保护了每一个公民。（子系统），当国家宣布社会生活重新启动的时候（延迟反馈），非典已经过去。
二  临床治疗缺乏系统论的指导
流行病学方法是对抗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但是对于已经发病的患者我们还是要给以积极的治疗。但是与防疫工作相比，临床治疗工作不是那么理想。抗非典是一场遭遇战，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能用我们原有的医学水平去应战，甚至没有思考的时间。现在，战斗就要过去，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反思。流行病学应用的是系统论方法，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临床治疗之所以效果不理想，是因为治疗的指导思想是机械论的。临床治疗与流行病学的差别是机械论与系统论的差别，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别。大家知道现代医学是以机械论为指导思想的，也知道机械论有局限性，但是这个局限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却不知道。因此我们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而实际上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并不意识到有什么局限和错误。下面就讲一下在临床工作中机械论思想与系统论思想的不同。
三  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
（一）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微耳和认为细胞就是生命的最基本单位，人体的疾病所发生的位置就在于细胞。在人类寻找“疾病发生的位置”这个问题上，古代医学只看到整体人在发病，现代医学则从整体缩小到器官，再缩小至组织，最后缩小到细胞，用细胞的病变取代全身的病变，取代机体内各层次各系统关系的病变，这是典型的还是原论思想。
（二）贝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贝尔纳认为机体生存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不断变化的外环境，另一个是比较稳定的内环境。内环境是指围绕在多细胞动物细胞周围的体液、包括血液、淋巴、组织液等。贝尔纳认为“内环境恒定是（机体）自由和独立生存的首要条件。”贝尔纳还认为，身体内所有的活命机制，尽管种类不同，功能各异，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内环境保持恒定。因为一旦内环境遭到破坏，生命即告终止。这样，内环境不仅提供了一个供应营养物质和排除代谢尾产物的媒介，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样，贝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实质上将宏观机体只看作是细胞生活的环境，而生命的主体只是细胞，这与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三）现代医学是细胞医学：生物学的细胞理论是由施菜登和施旺创立的，而将疾病定位在细胞，创立细胞病理学的是微耳和。但是，有了细胞病理学，医学却并没有进入细胞医学阶段。这表明细胞细胞理论还有一个“最后完成”的问题，没有解决。医学史的研究者们将细胞医学阶段的创始，完全归功于微耳和，这是不全面的。按现在系统理论的观点，细胞理论是机械论，还原论的产物，将复杂的生命运动归绍为细胞的活动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细胞只不过是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物质层次，细胞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正是这些相互作用才反映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细胞自己的单纯的状态，并不能代表生命整体的状态。系统论与还原论是根本不同的两个观点，当我们站在系统论立场上指出还原论错误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还原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科学水平上的人们产生系统论思想。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尽管当时的人们无法一步走到系统论的程度，他们还是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单纯的细胞理论距生命整体较远，并缺少可操作性，无法在临床实践中实行。正是为了解决细胞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法国的贝尔纳创立了一套“内环境平衡”的理论。这个理论以细胞理论为核心，解决了细胞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按机械论，还原论标准），使细胞理论得以在临床实践中实行。正因为如此，才最终确立了细胞理论的存在。因为贝尔纳的工作，临床医学正式进入细胞医学阶段。现代医学接受细胞理论的指导，贝尔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以贝尔纳是细胞理论的最后完成者，是现代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还有微耳和，现代医学创始者、定型者，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
（四）内环境平衡的调节：现代机械论自然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面对的是一些简单物质的简单的机械运动。如均速直线运动，如碰撞。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人们发现，任何运动、变化，都是由于两个物体相互作用之后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物质世界中，运动是绝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平衡与稳定只是运动变化中一个暂时的特殊情况。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平衡状态，正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和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保持物质运动能维持在平衡稳定状态呢？人们根据物质相互作用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道理，将一事物的平衡状态定为一个目标值。如果该物体达不到目标值，我们就给它一个促进的力，如果它的运动超过了目标值，我们就给它一个压制的力，使它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操作控制方法，在控制论中，就称为“负反馈”控制。即外力控制的方向与物质运动的方向相反。贝尔纳的内环境平衡理论，就是将上述机械论的平衡、稳定以及负反馈调节的一套理论引进到医学中来，使机械论成为现代医学的基本病理思想，现代医学认为生命机体是一个巨大的平衡稳定体系，其中各项生命运动机制都有一个最佳的稳定数值、标准。这就是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所谓疾病就是某一平衡的破坏，所谓疾病的治疗，就是采用负反馈方法使平衡得到恢复。体温高了，采取降温措施；血钾低了，补钾；细菌来了，用抗生素杀死；出现癌症了，就用手术摘除或放疗，化疗杀死。
（五）决定论——线性因果关系：机械论的决定论思想认为任何物质的相互作用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且因果关系是直接相连的，不可能存在其它中间环节，当然更不承认有原因无结果相互作用，因此，决定论也常称为确定论。机械论的这种决定论，常表现在数学方程有解，而且这个解可以作成线性图表示出来，因此，又称为线性因果关系，贝尔纳内环境平衡理论所产生的现代医学的平衡调节方法也完全应用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指导思想，认为给机体一个作用，一定会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在系统论未出现之前没有人怀疑这种思想有什么错，只有站在系统论的立场才可能发现这里的错误。比如 酸中毒时补碱的问题，从细胞内无氧代谢增加产酸增多，到这些酸外逸使细胞间隙组织间液酸化再到血液酸化，在众多环节和众多细胞组织相互作用下最后才产生了血液所表现的酸中毒问题，单纯的向血液中补碱，这些碱会按着原路一级一级的退回到细胞内吗？这些碱能改变各级组织细胞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最终改变病变细胞产酸的原因吗？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办法只能在短时间内纠正血液的酸中毒问题，如果细胞病变不解决，最终血液的酸中毒仍会恢复，甚至在血液中酸中毒已经纠正的情况下病人却因为原发病因的作用而已经死亡，这与在试管中的酸碱中和反应的线性因果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六）内因、外因：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在至病原因的分析上也表现出来。现代医学将致病外因与机体内患病器官、组织、细胞直接联系起来，并认为去除这些致病外因，患病器官、组织、细胞就会康复。在现代医学的病因学中，很少考虑到机体内部自身的原因。也正是系统论的出现才使人们看到这里面包含的错误，比如炎症问题，现代医学认为是外来致病菌造成细胞坏死，用抗生素消灭细菌后，疾病就会得到治疗。但临床实践中，我们往往发现，治疗效果不好。一个是治疗时间长，另一个是有时时间长也治不好。现代医学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细菌耐药问题，这里当然有这个因素。但是，还有另外的因素。原来细菌进入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引发了机体一系列炎性反应。在炎性反应中，组织细胞所释放的多种炎症介质又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破坏。这个反应过程在机体中以瀑布式级联反应进行。随时间进展，呈无限几何级数扩大趋势，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混沌状态，也就是说细菌进入人体后引发了人体内的一个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正是这个问题造成了机体多器官损害，这是仅靠抗生素消灭细菌无法解决的，因为体内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与细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不因为细菌因素的去除而自动终止。因此，就炎症而言，细菌是致病的外因，而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是内因，而且，细菌是早期原因，炎症介质是近期原因，现代医学忽视近期内因，只注意远期外因，这不能不说是决定论思想的后果。
（七）治疗目的：现代医学的主要治疗内容都属于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而这并不是治疗的目的，只是治疗的手段。治疗的目的是在维持内环境平衡的基础上，维持功能细胞的正常结构和正常功能状态，后者才是目的。维持功能细胞的生存和功能，在疾病治疗中肯定起一定作用，特别是在疾病急性危重期或临终抢救期更是这样。但是，从战略上，这种办法并不能使疾病得到根本的治病。因为多细胞生命体的功能细胞都是终极分化的细胞，自己不能再生，而且是寿命有限的，既使没有疾病损害到寿命时限也要死亡的。这样，使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治疗思想最终落空。现代医学只看到疾病的最表面现象和最后结果，还没有发现疾病的最深层原因和治病办法。

杨鸿智

四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
（一）生命系统的确认——细胞医学向系统医学的转变。
现代医学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疾病发生的部位就在于细胞，这样，就是把机体整体只看作是众多单个细胞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如果有病，只发生在个别细胞，与其他细胞无关，治好这几个细胞，机体整体也即康复，而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多细胞有机体是一个别复杂系统，是由众多层次和子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这其中包括各功能系统，各器官、组织及细胞，这些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不同组织，每种组织中的不同细胞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任何外界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这个网络系统后，都会经由直接受损细胞发出信息通过立体网络引发多种组织、器官、系统的反应，所谓疾病，就是这些反应的综合表现，所以，在系统论角度看来，疾病都是机体这个系统复杂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而其中虽然也包含细胞层次，但它只不过是这个立体网络的一个层次而已，这个层次的病变肯定会影响到其他层次和机体整体，但影响有多大，完全要看立体网络反应的结果，并不由患病细胞所能决定，这样细胞的作用就下降到很次要的地位，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系统的立体网络式的内部相互作用，因此，系统论指导的后现代医学应称为系统医学，因为在系统论看来，生命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物质。一个细胞也可以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如单细胞生物，但在多细胞生物中，每一个细胞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系统，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在多细胞系统中，每个细胞只能按系统整体功能的要求完成自己分担的使命，这个系统已经无法替代多细胞整体生命所具有的功能。
（二）调节机制——从负反馈调节向正反馈调节转变
系统论指出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的，这个思想落实到医学上，可以看到，外界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某一子系统后，不会短时间立即在机体整体造成某种伤害，而是首先引发了机体内众多相关子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基本上均属正反馈性质，如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这些不断增长扩大的正反馈，最终对机体整体内环境平衡造成破坏。当机体内发生这种子系统的正反馈过程时，机体负责稳定平衡工作的神经、体液中枢调节系统便会立即采取相应的负反馈压制措施。如果正反馈的进展时间短，进展的强度还不够大，中枢负反馈控制尚能起到压制作用，那么这个正反馈就被压制了，机体总体平衡得以保证。这时机体也就不会表现出疾病状态。如果相反，由于正反馈已经强度过大，中枢负反馈已无法将其压制，那么，这些正反馈所造成的机体平衡破坏的结果，就在机体总体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称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面对这种局面，现代医学的理论是，既然是因为中枢负反馈措施强度不够，那么当然是要“加强负反馈”治病措施，但是结果往往失败。后现代医学发现，这里而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逻辑问题。负反馈的作用是保持平衡，那么在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负反馈作用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系统平衡已经表明出被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此时负反馈机制已经失效。所以，负反馈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即：“调定点”。这种机制只能在调定点之内起作用，一旦超过调定点，它就不起作用了。说个通俗语的语言，负反馈的作用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它就起作用，反之，则不起作用。现代医学的困境，就在于企图在负反馈机制已经表现出失效的现象时，仍坚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结果当然是不能发挥作用。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现代机械论科学已经宣告没有办法，必须有新的思路，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需要面前，产生了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
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一原理落实到医学中就是在进行负反馈治病维持生命现状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促进细胞正反馈的治病措放，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后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是在正反馈方面，这是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有本质不同的。
（三）时间箭头
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然而后现代科学在对复杂物质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与上述现象根本不同的现象。因为复杂物质内部呈现出多层次多子系统立体交叉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限的和随机的。这样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所受到的作用在不同的时间是绝对不同的，所有这些不同，最终反映在系统总的结构和功能上。即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它的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是不相同的，（一个运动员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杂系统随着时间的改变，结构和功能也呈现出一幅不断变化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开始，有高潮，也有结束。针对这个现象，后现代科学给起了一个概念，叫“时间箭头”。即，时间是有箭头的，是有方向的，这就是由复杂物质诞生的那一时间，指向它死亡的那一刻。把系统理论落实到人体，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时间箭头的，从诞生指向死亡。在人体中，现在时刻的结构和功能，与上一时刻的不同，也与下一时刻的不同。时间箭头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忽略时间因素，企图将机体的构造和功能完全拉回到发病前的平衡状态的负反馈调节治病方法，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生命只能向前走，即使前面是死亡。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不断更新，子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达成系统的新的平衡，正是指这种在生命前进过程中不停交替的出现的生命形态。随着每一时刻的逝去，他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得出后现代医学新的病理思想。疾病发生本身已证明负反馈失效，按生命时间箭头的特性也不可能用负反馈恢复已逝的生命。治疗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支持子系统的正反馈，使机体尽快完成新旧结构的交替，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四）慢变量——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工程中的“慢变量。”
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杨鸿智

（五）机体慢变量的确定——干细胞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复杂高级有机体是由多种生命形式的细胞、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细胞、组织有“原始”与“现代”之分，功能有“低级”与“高级”之分。现代医学认为“新”的组织，有特殊专业功能的高级组织是生命的重点。在治疗过程中，以保护这些组织，细胞的生存与功能的发挥为重点。系统科学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多层次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最终决定系统状态的是系统中最基层、最落后、最原始的子系统。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医学中，我们就发现，决定生命能否存在的，不是具有特殊专业机能的高级组织，如大脑皮层细胞，而是那些原始未分化的组织细胞，如干细胞。比如在疾病的危重时期，机体常常放弃消化道而保护大脑、心肺等器官。我们的临床治疗也是加强这一措施。但是，时间稍长，由于消化道粘膜受损，机体发生内毒素血症，往往迅速致死。如果在治病中注意保护消化道粘膜这些落后组织，很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使生命得以保存。后现代医学就是在维持高级组织结构功能的同时，更加注意原始低级组织的维持。由此，从战略上使治疗有更多成功的保证。
在人体所有细胞中，最原始的细胞就是干细胞。因此，干细胞就成为后现代理论医学所确定的决定机体整体功能状态的慢变量。所谓支持子系统正反馈，最终落实为促进干细胞的再生。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的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目前，通过干细胞的研究，人们已经公认，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有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增殖的细胞。 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将维持、恢复功能细胞的机能作为治疗的重点。按照后现代科学时间箭头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治疗大部分不会有好的效果。从功能细胞的有限寿命来讲，这些细胞治疗与否，肯定是要走向死亡的。从战略上讲，现代医学的治疗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维持组织细胞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目的。后现代医学的治疗思想，以干细胞机制为基础，将治疗重点放在如何支持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时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这样就从战略上维持了生命得以存活。
（六）器官重构
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的改变使干细胞再生受阻。这个“受阻”的意思并非绝对的不生长而使功能细胞的数量形成空缺。事实上受阻的结果除了绝对不再生外（如再生障碍性贫血），还包括数量和质量不正常的生长，（如各脏器的肥大、纤维化）甚至包括再生趋势失去控制（如癌症）。这样，受阻的意思实际是指干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的正常“程序”受阻，即不能执行，而不是绝对的不再生。干细胞再生受阻的结果，表现为组织器官结构的改变，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改变相对应），而我们所说的支持干细胞再生，实际上是恢复干细胞再生的正常程序，这包括增殖、分化和凋亡全过程。凋亡过程的启动，可使已生长的不正常的组织细胞死亡，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又可重新补充到位，这样的一死一生，就使组织器官发生重构，即病变后不正常的组织结构经凋亡而消失，同时新生的干细胞又按正常程序再建了新的正常的组织器官。
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单是功能细胞受至病因子作用而加速死亡。只要干细胞能及时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死亡，疾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干细胞在增殖分化过程中受阻，不能及时正确补充，功能细胞形成的。机体器官的结构是由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组成的。功能细胞主要完成生理功能，间质细胞则造成器官的形态，给功能细胞的正常活动制造合适的空间环境。同时，间质细胞还有重要的生化作用影响功能细胞，向功能细胞传递重要的物质信息，指导、维持功能细胞的活动。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主要分化成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类。干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就表现为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种细胞的生成受阻，表现为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各有不同，到底表现哪一种，由疾病特殊过程和组织具体环境决定。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复杂的临床表现，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干细胞再生受阻，而治疗方法也只有一个，恢复干细胞的正常再生程序。正是按照这个思想，后现代医学对现代医学所分类的数量众多的疾病种类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找到了它们形成的共同原因。这样，不但将疾病形成的原因简单化，统一化，同时也将疾病的治疗简单化，统一化了。在机体内部器官重构的实验将使现代医学引为骄傲的最高成就——“器官移植”技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七）自休、原位、干细胞再生
干细胞机制发现之后，现代医学立即将干细胞作为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主要方法有：骨髓移植，脐血干细胞移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值，自体干细胞移植。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收集的干细胞是异体还是自体，都必须经过体外环节后运输给患者，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复杂、危险、高投入的环节呢？就因为现代医学尚不了解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发生抑制的原因，也没有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疗措施。后现代理论医学利用系统理论认识了干细胞抑制的原因，找到了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病措施。这是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在干细胞治病方面根本的不同，而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在技术层面上，最终结果也就是“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
（八）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系统理论研究指出，系统稳定的破坏是由于子系统正反馈增强的结果，此时负反馈已经失效，不宜再用。而要采取支持促进子系统正反馈的措施加速子系统相互作用，使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平衡。正是这种重建使生命在时间箭头的方向上不断前进。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枢负反馈机制除了“失效”之外，还起什么作用？研究发现，在系统处于质变，飞跃的过程中原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不仅是个简单失效的问题。所谓失效是指它不能达到它原来控制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停止了作用，它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它仍象原来一样在继续工作。这些工作此时已不表现为平衡的维持，却表现为对新平衡出现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负反馈机制的本来目的就是限制子系统自发正反馈运动的。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子系统，使它们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新平衡的工作中去，就必须采取措施，彻底终止原中枢负反馈的控制活动。目前，这套理论在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中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名称。而在我国则是相反，虽无理论研究，却早已付诸具体行动。在中国叫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承包责任”。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作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将以上这些系统理论应用于医学，就得出一个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准，但这个平衡不是表面的机械的平衡，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运动的方向符合生命的时间箭头的指向，我们不可能使这个时间箭头逆转。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外环境作用下机体某些子系统的正反馈运动突破了机体整体负反馈控制的平衡点，造成机体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丧失。此时采取解除环境致病因素和加强系统中枢负反馈控制都是无效的。应尽快使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在新的时间，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系统平衡。最后，为了更有利于子系统的正反馈增长，应采取措施，减少神经体液调节中枢对子系统的负反馈干扰

杨鸿智

五  在我国建立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的后现代理论医学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只有吸收自然科学，其中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和进步。这是得到医学界共认的事实。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却没有去作吸收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促进医学发展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医学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太狭窄，大家的知识结构只限于与医学有关的很小范围内，根本没有能力介入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更不用说向医学引进这些研究成果了。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医学研究人员只是在医学的范围内就医学研究医学。医学成为一个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得不到自然科学大量知识信息的营养补充，因此，医学研究很难作出战略性，本质性的突破。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医学变成一个开放系统，医学研究人员要把目光从医学这一个孤立的范围转移到自然科学的广阔天地，吸收自然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种思维方法的改变，这是医学研究摆脱困境，重新起步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有了上面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暂时放下手头不能解决的科研难题，冷静地反思一下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看一看自然科学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引进医学，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解决我们目前不能解决的科学难题。
首先应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进行回顾，这个回顾提示我们，一百年来，自然科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经典的现代科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由牛顿完成的一种自然科学，这种科学以机械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的方法是分析和还原的方法。这对于古代的整体论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并确实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所谓现代社会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机械还原论科学基础上的社会文明。而事情在一百年前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世纪前，由爱因斯坦和后来的量子力学的研究揭示出，牛顿力学在地球以外的更大的宏观宇宙层次和在原子内部的微观层次中都是不适用的，而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系统理论更是明确指出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复杂物质是由多层次简单物质组合而成的，复杂物质被称为“系统”。系统理论同时指出，经典的现代科学只适用于对简单物质机械运动的研究，而对世界上大量存在的复杂系统，只能用系统理论来研究和认识。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科学史上真正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系统理论的出现，系统理论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认识了一类新的复杂物质的世界，不但认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认识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由机械论变成了辩证法。从还原论变成了系统论。这样，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根本改变，自然科学自身也从旧的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为旧的自然科学已经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名字，那么这个出现在“现代自然科学”之后的新的自然科学，就只好叫做“后现代自然科学”。
二十世纪刚刚结束，我们大家都在总结二十世纪的成果，经验，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科学的产生和日渐成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这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它使人类社会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后现代科学的作用，我们应该想到它的出现又将使人类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再发生一次同样令人震惊的本质的阶段性的飞跃。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个变化的发生，以及是否认识到这个变化会有这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任何新生事物总是在旧事物中产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量的增长，直到经过很久，很艰难的奋斗才最后脱离旧事物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新生事物。从爱因斯坦到系统理论，这一百年的发展变化，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作旧的“现代科学”的一部分，而没有意识到这乃是本质不同的新的“后现代科学”。
能够感觉到后现代科学的存在，这要感谢西方“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发展的结果。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知识理论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缺点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总称。开始，理论家门重点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后来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造成的恶果，再后来发现这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现代科学”技术所决定的，这样一来，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改善人类现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必须从改变“现代科学技术”入手，必须发明，创造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的科学技术，即“后现代科学”。正是抱着这样的思想方法，当人们回顾自然科学发展史时，才惊奇地发现，其实，这个后现代科学已经出现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从爱因斯坦到系统理论所体现的新的科学体系。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科学，这些概念目前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尽快明确认识到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并尽快投入到后现代科学的研究开发之中去。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落后的现代科学，另一种是先进的后现代科学，我们怎么能仍旧麻木地继续呆在现代科学之中而不去追求后现代科学呢？
医学是自然科学的分支科学和应用科学，作为医学研究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研究人员如果不知道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如何能知道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处于最先进的方向呢？所以明确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医学研究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目前世纪之交，后现代科学即将全面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联想到我们的医学研究人员正是在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中知识是非常缺乏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越发显得重要，这是作为国家最高医学研究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
后现代自然科学既然已经产生并有了一百年的发展，那么，它肯定要向各分支学科渗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后现代科学向医学渗透的结果，必将产生一门新的医学学科，按照同样的命名方法，这门在“现代医学”之后新生的新的医学就应该叫做“后现代医学”。“后现代医学”还可以是指由“后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医学。后现代医学就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医学，就是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医学。抗非典这场遭遇战暴露了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同时也为系统论向医学的渗透创造了机遇。我希望医界同仁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努力促进医学从机械论向系统论的转化。也许我们会错过现在这个机会，但是，我们还会有下一个机会，新生事物的生长总是阻挡不住的，后现代医学造福患者的那一天总会到来！
《论坛反应与交流》
《真名论坛 → 历史科学》
杜雅萍（版主）：
杨先生，请先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分清楚。

杨鸿智

《精品文化论坛>博客.杂文.学术.随笔》
Guojun：你从科学理论上阐述了抗非典胜利给我们的启示。抗非典给我们的带来的新启示（或者说是教训）就是：任何流行病都不能丝毫马虎，从这次国家对禽流感的重视程度我们就能看出。
橄榄叶：受教。学习中...... 继续学习中......
《思想者学术资源论坛 -> 科技－人文－争鸣 》
alexlv：不想看了。唉！
《佛山中医院—医学人文》
守梦者（总版主）：又见杨老师大作，欣喜。上周到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很想联系当面请教，无奈在北两三天急召回院又无联系办法，以后再求见了。
发烧友（论坛版主）：高深，果然高深。

南京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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