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对传统文化也应该有严肃的态度

东方医学

对传统文化也应该有严肃的态度
读杨振宁教授“《易经》与中国文化”一文的思考
刘力红 广西中医学院
　　杨振宁教授在去年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上，作了“《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演讲一出，引来不少关心《易经》和中国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在报上、网上发表意见，我也在此谈一点看法。
　　杨振宁教授是理论物理学界的一位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关注的学者。1999年12月3日他在新亚书院作“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就已经提到中国文化缺少推演的这个问题，我想他这次谈“《易经》与中国文化”应该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深入与具体化。我与杨教授一样，也不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只是因为研究中医的关系，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易经》思想的启发。诚如杨教授所说，《易经》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当然，这类影响与其说是对易学专家的那种影响，不如说更多地是对非易学专家的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的影响。若从这个角度来谈《易经》与中国文化，那么有三个方面是必须要注重的。
　　第一，《易经》所涉及到的四个方面，即象、数、理、占。象即是阴阳二象，由它构成整个易系统的六十四卦。那么“象”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象其实就是一门归纳的学问。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象”这门学问的高度归纳特质。亦正是因为这个特质，所以易这门学问可以包罗万象，作为百科典祖。那么数呢？数指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数学，这门数学最重要和最原始的两个模型就是河图、洛书。孔子在《系辞》中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除象以外，数是构筑易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既然构筑易系统的象具有归纳的特质，那数的特质当然就是推演了。有关数的推演性，可以从清代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数学定义中得到说明：“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原者，是谓数学。”
　　为什么天地万物都可以归纳为一定的象？为什么万事万物的生杀变化都能与一定的象对应？为什么一定的象又可以通过数来进行演算呢？这就牵涉到“理”的问题了。而“占”则是对象（归纳）与数（推演）的具体操作应用，它属于技术的范畴。可是我们通观整个中国历史，对于“占”都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或者将其视为下九流的东西，或者只隐匿于少数人的手里，所谓“善易者不占”即是很好的一个说明。但“占”毕竟关系到归纳与推演的具体问题，是极有可能发展出“科技”的一个东西，这是否应该是杨先生考虑的中国近代没有走出科技之路的更重要、也是更实际的一个方面呢？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易对中国文化以及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是“理”的部分。而象与数则只是部分地留在了医、卜、星、相等学问里面。因此，如果对于易的实际运用系统医、卜、星、相完全没有涉及与研究，而仅就我们所理解的这一点“理”来言易，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三易”的问题。哪三易呢？就是不易、变易、简易。这是探讨易这门学问起码要考虑的问题。不易讲的是常量，在《黄帝内经》里甚至已经出现“常数”这样的概念。变易讲的是变量。我们看到，一个常量，一个变量，这两个近现代科学理论中最要命的问题同样是易系统的核心问题。简易其实就是爱因斯坦所追求的简单性，科学理论的创建要符合简单性，易的学问同样如此。
　　第三，人天观的问题。从易这门学问里确实发展起来很完善的天、地、人合一的“人天观”，就像孔子在《系辞》里面说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而且这个观念蔓延到了传统文化的其他学问里面，像《老子·二十五章》就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在中医里面，这个观念显得尤其重要，以至后世的学者把它说成是中医的两个重要特色之一。
　　人天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人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法则，这种规律和法则基本可以用阴阳这门学问来表述。我们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一段话：“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应该能够感受到人天观在这一方面的份量。
　　人天观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对天地自然也要有对人一样的态度，由这一方面发展出很可贵的自然保护意识。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因素，所以中国的文化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杜绝“技术”的发生。我们看《列子》就知道，在当时已经有了水车这样一些农用“机械”，但古人认为这是机巧心所使，而耻于用。机巧心是发展技术的必然因素，可是为什么古人会这样害怕它、排斥它呢？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由机巧心发展起来的技术会破坏人天观，会导致人天的对立。这一点杨教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是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如果继续深究，我想对于近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技，当会有另外的结论。
　　由技术发展的东西虽然方便、省力，但要以消耗能源为前提。对于能源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回看一下人身就知道了。在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割剪以后又会重新长出来，而且割剪掉以后不会对人体产生丝毫的伤害呢？大概只有头发、指甲吧。古人用能源主要是柴草，柴草就像人的发甲，割掉以后又会长出来，因此，古人的能源都是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持续。而技术所消耗的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技术产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也就画上了句号。
　　我想易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理、数、象、占，离开了三易，离开了人天观，那就缺乏了最起码的依据。
　　科技是严肃而精密的话题，尽管需要大胆，需要直言不讳，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杨先生是现代科学的精英，由于他的智慧以及严肃大胆的作风，促成“守称不守恒”定律得以发现。但是杨先生在传统文化方面，可不可以说恰恰犯了不严肃的错误？杨先生对《易经》与中医显然都没有系统的研究，那么何以说“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何以说“要抛弃掉现有的中医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才是中医的前途”呢？众所周知，中医20世纪50年代起所走的路，实际就是杨先生所设想的路子，但结果怎么样呢？中医的水平、疗效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如果杨先生能够很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医的这段历史，我相信他会有另外的看法。
　　引用朱学勤教授的一段话：“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的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引自《南方周末》“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同样，这样一位在现代科学领域硕果累累的严肃的科学家，对于传统文化却表现出如此的不严肃，这种作风上的矛盾也是说不过去的。
　　梁漱溟先生在谈到世间的学问时，曾作了三个分类，第一是人与物的学问；第二是人与人的学问；第三是人与己的学问，科技仅仅是第一类的学问。这也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太单一。从这几十年我们经历的事情看，是不是都能依靠科技来解决呢？伊拉克问题、中东问题靠科技解决了吗？如果不能解决，那就应该意识到，科技以外的其它学问对于这个世界是同等重要的。
　　杨教授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尚自对感兴趣的问题学习、研究不懈，这是值得每一位有志于学问的人效法的。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学问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见解，不论是砖或玉，应该都是有意义的。（注：本文的部分观点已在《凤凰周刊》发表。）

贫下中医

刘力红先生在回答凤凰卫视时，以“中庸”的中字释“中医”之中，实在是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