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讨论]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的网页版——论及抗生素的归宿

黄岐建中汤

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的网页版
http://www.med8th.com/readingroom/wmwsmsb/default.htm
代王晋康发：驳赵南元、方舟子（之一）
作者：高春辉  2003-5-11 0:55:45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b7571c  
此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id=7204）的出现（首发新语丝），这个文章影响还是不小了，在博客中国，这个文章的评论应该是我注意到的文章评论中比较多的一个，在新语丝也有人再评了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这里（http://xys.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sars104.txt），我找到了郑军，通过他把这个事情传递给了王晋康和其他科幻界的人士，今天，反击的文章来了，我转贴在这里，希望广而告知吧。喜欢科幻文学的朋友可以来我的网站（http://www.paulgao.com.cn/）下载郑军的“科幻文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

　　　　　　　　　　　　　驳赵南元、方舟子（之一）

　　　　　　　　　　　　　　王晋康

我年纪大了，不太上网，曾有一封答哈佛某中国留学生的信谈及一些观点。昨天朋友告我有赵、方二人批我的文章，在这里做一答复。方舟子在文章中有一些有失体面的谩骂，表明他还没有学会做人的起码礼貌。不过我不想恶言回敬。我看过方的一些文章，虽然他骂人成瘾且驳难过于草率，但他反伪科学的初衷值得赞赏。我希望这次讨论能尖锐坦率而不逾度，如果赵、方二人真能把我驳倒，我认输就是，在真理面前低头并非懦弱。动不动就骂别人妄人、小丑，只能是自失体面。
我在那封信中宣扬的基本是“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是以达尔文医学来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我的观点的形成，最早始于八年前看到安徽蒙城民间医生王右三的一本书＜我的平衡医学观＞，当时颇有相见恨晚之叹。其后又看了阿西莫夫、古尔德等人的书，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直到看了“我们为什么生病”这本宣扬达尔文医学的书（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第一推动丛书，作者尼斯和威廉斯，译者易凡和禹宽平）才发现，原来我自以为是千思一得的观点，人家早已基本体系化了！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译者之一禹宽平的译后记“后现代医学的反思”写得相当出色，某些观点甚至比原文更深切精到，完全可当成一篇独立的隽文来读。
我先把本书一些宗旨列出来，对理解后面的内容会有帮助。
1　该书中贯串始终的思想是：一切生物的功能设计都能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医学也应由达尔文主义来指导（后半句不是书中原话，作者在这方面很谦虚）。禹宽平的后记中说得更清楚一些：医疗是针对个体的，但个体处于进化着的种群中。非达尔文医学的缺陷就在于它从未对疾病作如此整体性的反思。
2　人在对付疾病方面的脆弱性来自于自然选择过程的基本的限制。这句话稍显晦涩，说白了，就是说疾病是人类永远无法豁免的痛苦。我们的身体只是自然选择留下的一个折衷方案而不是最佳方案。
3　作者赞成多元化观点：把进化论生搬硬套到人类中是不对的，因为人类毕竟有其它生物所没有的科学技术、道德伦理在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但在医学中根本不考虑进化论同样不对，因为人毕竟是生物，总体上还是受自然选择的制约。
4　作者赞成多层面地看问题，特别提到疾病的近因和进化史远因。比如，人的免疫机制究竟如何对付病原，具体过程是什么？这是近因研究的问题。但人的免疫机制为什么不能彻底战胜病原而只能达到动态平衡，为什么还会有过敏？这是进化史远因研究的问题。
非达尔文医学则一般只考虑近因，所以常有见木不见林的缺点。
5　达尔文医学重视的是全人类的遗传特性而反对夸大人种间的差异，这就与优生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限。
我对以上观点均极为赞同，也有个别不赞同之处，后边再谈。
作者还强调，达尔文医学尚处于婴儿期（只能算是潜科学吧），还不能用于临床医学。它也不是取代现代医学，而是在一个科学体系上补充一些曾被忽视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全面的鸟瞰，不拘泥于所有细节的准确。它的思想方法主要是思辩性的而不是强实证的。
我希望这些话能引起赵、方二人的注意。因为他们二人常常是拿强实证的思维（理工科思维）来挑战思辩性思维，而忘了这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
下面我就用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来对现代医学做一个反思，基本观点在我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今天稍稍展开来谈。

一　医学是否对人类的自然进化造成了干扰。
先复习一下进化论的基本观点：1　生物的遗传物质会发生随机性的变异（人类约为百万分之一几率），这种变异大部分不利于生物的生存，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变异有利。　2　生物繁衍的数量远多于能存活的后代数量。这是个残酷高效的死亡之筛，使生物的进化沿着一个看似定向的方向前进，而随时剔除不良基因。
进化实际又可分为两方面：1　前锋工作：使生物性状越来越精巧化（像人眼和乳房的精巧化）以适应环境。注意，我这里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实际上生物的进化充满了历史错误、折衷方案等。寄生虫很多功能退化同样是适应环境。　2　后卫工作：依靠自然选择机制随时剔除大量产生的遗传错误。不过自然选择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在生育期前表现的遗传病基因能够较有效的清除（也不是全部，比如婴儿猝死率仍在千分之一），生育期后表现的遗传病基因就难以清除，但死亡之筛能控制它们在全人类的比例。这里还涉及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关系，不能细说了。正像我在文前所说，思辩性方法常常只需勾勒大势。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进化似乎停止了，这只是因为人类有文字文明史只是万年以内，生物进化的时间却是以十万年、百万年为单位。文明社会建立后唯一明显的进化是抗病能力的进化，因为病原的进化是以月计算的，人类的免疫系统也只能以快制快。欧洲人带去的天花和流感曾使美洲和澳洲的土人死去十分之九，剩下了有抵抗力的个体，那么从群体上说，他们在一两代人时间就完成了特异免疫力的进化。这种免疫能力的进化如果再细说又能分两方面：一是具有特异免疫力的基因被繁衍，这种免疫力是能遗传的；一种是患病个体得到病后免疫力，体内抗体浓度加大或者免疫系统反应加快，这是不能遗传的。赵、方二人说抗天花的能力不能遗传，就是只考虑了第二种机制而没考虑第一种。实际上，历史上的宏观例子举不胜举，像汉族人的抗天花能力高于刚进关的满人，澳洲今天的土著人不怕感冒（指非变异感冒）。所以，关于抗病毒能力能否遗传，哪怕一个人根本不了解免疫机制，仅仅根据历史事实也能得出结论，我真不明白生物学专业的方舟子竟连如此简明的事实都看不到！在这儿，他们真是把“见木不见林”的理工科思维用到了极致。
但医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极度昌明干扰了这种进化。其一是延缓了具特异性免疫力的人群拓展为优势种群，这一点上次信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再说了。另一种干扰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剔除遗传错误”的工作停滞。阿西莫夫举了两个典型例子：糖尿病患者如今只用每天服胰岛素就能终其天年，苯酮酸尿患者只用控制食物中不含苯丙氨酸就能不发生智力障碍，那么这两种遗传错误就不会再被剔除。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不使用医药，这些遗传错误也能保持一定的几率，这是由其它因素而致（比如苯酮酸尿胎儿可能不易流产），但医学肯定加大了它们的生存几率，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晓的事实。
赵南元讥讽说：这是进化论的当然结论，一夫一妻制更能“干扰人类的进化”！这种反驳真是无事生非了。我完全同意，不光医学，其它如人类的婚姻制度、生活环境、生育政策等都在干扰自然进化，或产生新的疾病，比如如今生育较少的妇女容易患生殖系统癌，等等。既然赵的这个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你有什么可驳难的呢，仅仅为了显示你的语言能力？
但不要以为赵先生真的懂得这个观点。当我述说“对阿西莫夫观点的震动”时，赵颇不为然地说：有什么可震动的？看来赵的悟性真的不够，那我不惮其烦地告诉你吧：
这个观点实际意味着，人类辛辛苦苦创建的医学，还有人类十分珍重的人道主义，正引领人类走向一条与自然进化背道而驰的路上。这条路上充满危险，科学今天的胜利会变成明天的灾难。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条路绝对地不可逆转，即使采取再明智的措施，也只能是程度上的修正而非根本方向的改变。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宿命的悲伧？译者禹宽平就能充分感受这种苍凉，他在译后记中说：现代医学能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佯谬。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思索。
请赵先生把禹宽平这句话多读两遍，细细琢磨吧。我们的诺亚方舟正上演欧比里得斯的回肠荡气的悲剧，而赵南元先生却像一个急着出去打弹子的不耐烦的孩子！也许这就是理工科思维和思辩性思维的区别？
没有人说要回到蒙昧时代，去穿兽衣住岩洞忍受天花和黑死病的蹂躏。人类从掉了尾巴之后就斩断了后路，禹宽平先生也有一句形象的话：没有我们能退回去的伊甸园。我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赵南元却非要制造一个假靶子再去攻击，真真令人无奈！
不过，虽然我们必须发展和依靠医学，但并不等于不去反思医学的缺陷。如果上述的干扰继续下去，直到人类的大部分都得靠胰岛素、无苯丙安酸特制食物、心脏起博器、基因手术才能生存，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健康保障经费有四分之一花到临终关怀上，这个数字暂时还能接受，但如果这个数字上升到四分之三呢？会不会造成医疗体系的崩溃？
这里牵涉到两个根本性的观点：在现代医学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人的自然进化是否会（或者应该）完全停止？医学手段是否能包打天下，让人类完全靠药物药械保障健康？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是：决不可能。可惜的是，不少中国知识精英对这些观点全无概念！
“我们为什么生病”这本书中我唯一不赞成的观点，是“医学的目的是救助个体，而不是去救助人类”。如果持这个观点，作者就抽去他的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估计这个观点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吧，西方社会十分看重个体，作者大概不愿被人贴上“社会达尔主义者”的标签。译者禹宽平可能不太赞成原作者这个观点，在译后记中有一个较隐晦的说明：医疗是针对个体，但个体的人处于进化着的人群中。这句话其实是对原作者温和的校正。以上两点分析不一定符合作者译者的原意，谨此声明。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医生的目的是救助个体，而医学的目的要兼顾个体和人类整体的利益。这仍是那个深刻的佯谬：每个人哪怕有遗传病也渴望留下自己的亲骨血，但如果整个人类的基因库由于医学进步而充斥着不良基因，又非我们所愿。不要说什么基因手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种手术从本质上说仍是“剥夺个体的生育权利”（他的遗传物质被改变了），按现在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它仍是反人道的。不要认为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谈，它牵涉到我说的一个观点：现在对于医疗效果过于求全的苛求，已经变成了医学发展的桎梏。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无解，如果赵先生的智慧能够解决，就请详加论述吧。
二　病菌与后抗生素时代
＜我们为什么生病＞中说，人类免疫系统和病原之间的进攻与防御、欺骗与反欺骗是一个永远不能结束的过程，其对抗性、浪费性和毫不仁慈的破坏性，只能用“军备竞赛”这个词来形容。甚至过于强大的免疫系统会伤及自身，造成红斑狼疮、风湿热、席邓汉舞蹈病、花粉热等病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类在自然选择中不选择一个强度适合的免疫系统呢？这只是无奈的选择，免疫系统为了足够强大以便在病原进攻中胜利，不惜保留这些副作用。
但今天，医学已经把我们同病菌的搏斗交给抗生素了。抗生素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医学胜利，谁说不是让他得炭疽病肺结核试试。但赵南平说：“没有抗生素，什么病菌都是超级病菌，没有抗生素我们早就失败了，”说得也过于绝对。不要忘了，人类从猿人算起已经近千万年，而抗生素从1796年才有，仅仅200年。上千万年人类怎么活过来了？那位安徽民间医生王佑三有一个基本观点：原始人本无医，传代千万年。这个观点尽管粗糙，其内在意义值得深思。今天地球上还有很多群居性哺乳动物如海豚、角马等，也没有在与病原的斗争中败阵，这对于我们应该有所启迪。
但我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回到无医药时代。原因无它，人类的发展改变了环境，密集化居住和人畜禽共处加速了病原的进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带去的天花和流感使美洲澳洲的土人十室九空，而土人反向传播的疾病只有一个不太致命的梅毒。这个历史现象有力证明了人类进步对病原进化的强化。既然这样，我们当然要依靠医学来与病原作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时刻不忘医学的局限性。1969年美国卫生总监洋洋自得地说：人类已经到了“可以把传染病学收起来的时候了”。但到90年代，美国科学家柯亨说：我们不得不考虑人类已经接近后抗生素时代。赵南平的见解只是30年前那个卫生总监的水平！
关于耐药菌株的报道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按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抗生素时代肯定会结束的，时间早晚而已，就算把它的时间使劲拉长，说它能延续500年，500年与1000万年相比是什么概念？病菌以它极简单的构造，让人类医学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变成昙花一现，而且将继续使未来的药物很快失效，这难道不能使我们对自然多一点敬畏吗？
所以，很可能人类转了一个大圈，不得不回到无抗生素时代，而那时人类的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了，这是个相当灰暗的前景（当然绝不会造成人类的灭绝），值得每个人去认真思索，而不要只是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附带说一句，病毒也能产生抗药性的，如艾滋病毒对AZT的抗药性。但一般来说，医学对病毒的进攻是依靠疫苗来激活人类免疫系统，所以病毒的抗药性不是大问题。
赵南平断言人类免疫力不会因久久不用而休眠，不知他有什么根据？我们都十分熟悉一种情况：越是干净的幼儿越容易生病，我见过一篇文章，美国和俄罗斯的医学家们正讨论向城市幼儿人为地打“脏病原”疫苗以唤醒免疫力。而且，从达尔文医学的观点看，久置不用的特异免疫肯定会被淘汰。自然选择确实也留下一些冗赘之物，如阑尾、脱轨基因等，但那都是于大局无碍的东西。而免疫系统，由于其对抗性、浪费性和毫不仁慈的破坏性，不可能把有限的宝贵资源久久闲置。该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虽然引起过敏的IgE尚未找到其正面作用，但科学家坚信自然选择绝不会留下一种副作用剧烈却无正面效应的体制，目前猜测它的作用可能是：对付寄生虫、植物毒素和癌细胞。
总之一句话：医学进步是非常伟大的，但与已经存在几十亿年的生物机制来比仍非常渺小。医学只能走一个中庸的路线：在继续开发新的医疗手段的同时，充分利用人类的免疫系统，那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晶，每一个能活到今天的人体都是抗体的宝库。人类还远没到可以狂妄自大、不把客观上帝放到眼里的时候呢。近百年的医学发展过于相信医药的力量，现在该作一点反思了。
＜我们为什么生病＞中关于病菌抗药性有九个结论，附录于后，供那些过于自信的人看看吧。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上的9个重要结论：
1　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不是各个细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某种罕见的突变或者是由质粒引进了新的基因。
2　基因突变可由质粒或其它方式在不同的细菌之间传播。
3　抗生素的存在，使最初的稀少的突变株迅速扩增。
4　如果除去抗生素，始祖株又将逐渐取代该抗药株。
5　抗药菌株内的突变可以进一步增强，所以加大抗生素只会暂时有效。
6　只能略微抑制细菌生长的低剂量抗生素，将最终选择出抗药菌株。
7　抗药性更强的菌株出现在有抗药性菌群中的可能性，比从无抗药性的菌群中出现的可能性大。
8　对某一种抗生素的抗药性也有可能抗另一种抗生素。
9　抗药性菌株的弱点在进一步演化过程中也有可能被逐渐消除，这样，抗药菌株在长时未使用该抗生素的地方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比例。

三　关于病毒的反思
现代医学的最大缺陷是，只能组织对某种病毒的不连续的战役，而没有把所有病毒都纳入到“病毒进化与人类免疫力进化”这个整体中考虑。医学科学家中出了很多团长师长，还没有出一个通筹全局的元帅。我在上封信中提了三个达尔文医学观点，这里再重复一下：
1         病原互相制约，是一个处于平衡态的整体。
我说的互相制约是广义的，包含相生与相克。我在另一封信中就曾举过几个例证：艾滋病毒可能使C型肝炎病毒致病力加剧，而B型和C型肝炎病毒之间互相抑制。艾滋病毒与人类第八型疱疹病毒有互相活化的作用。又，医学对肠道小环境中健康菌群和致病菌群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对其互相拮抗作用基本已成定论。
从赵南元文中看，他对“病原相生相克”至少不反对吧，可他后边又在诘问“有任何证据证明野病毒之间存在平衡”。相生相克不就是平衡？逻辑混乱！
我曾举例说，天花幸存者能抗艾滋病，这个资料见于1999年12月10号的参考消息，是一篇严肃的科学文谈，劝赵先生不妨去查一下。文中说：艾滋病毒是先破坏免疫系统血球表层的“化学激活感应细胞”蛋白质，再进入免疫系统。97年发现某些有突变基因的人体内没有上述蛋白质，因而艾滋病毒无法入侵。至于为何有这种突变，很可能是天花流行导致人们将突变基因遗传给后代。需要强调的是，文中指出这只是一种设想，但至少它是一位严肃科学家做出的，有一定的合理内核。赵轻藐地说它不可信，未免太狂了吧。而且，赵在这儿使用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推理，说艾滋流行时天花都灭绝了，从何处得到这样的数据？如此锋利的批驳真让我辈汗颜哪，可惜他忘了，天花灭绝了，但天花患者并没死绝！
我诚恳地奉劝赵先生，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以后再往网上发类似文章时先要检查一遍，要是再出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你上讲台时不脸红吗？
2　我的第二个观点：近年新病毒层出不穷（据一个资料说是20种以上），会不会是医学对一些病毒（多数为遗传稳定的病毒）的抑制造成了其它弱势病毒变成强势病毒？而人类免疫机制对它是陌生的，所以它可能非常凶恶。
赵诘问我：“这是什么机制？进化论中得不出这个结论。”这真令我张口结舌了：对这事还用细究什么机制不机制的？现成的例子摆在面前：SARS！它就是人类免疫系统很陌生所以很凶恶的病毒！莫不是赵先生这两天被SARS弄得精神紧张镇静药吃多了？
当然，我的观点只是依据达尔医学原理所做的推测，它很可能是对的，但也不敢保证。赵先生要求我“谁主张，谁举证”。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科学讨论论坛，不是法庭。爱因斯坦的主张是爱丁顿举证的，杨振宁丁肇中的主张是吴健雄举证的，按赵先生的说法，爱因斯坦、杨、丁都不够格做你的学生。＜我们为什么生病＞中很多观点也只是推测而没有举证。为什么不能？没钱。当达尔文医学还未被公众广泛接受时，他们只能先以思辩性的论述来造舆论，有了经费后再逐渐把思辩性假说转为实证科学。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途径，一点也不奇怪。倒是我想问赵先生：你在驳难中提到不少观点，比如武断地说“消灭一夫一妻的对偶制比禁止医学的损失小得多”，你举证了吗？我并不想为难赵先生：那是纯思辩性的驳难，怎么能举证？逼死他也举不出来。我只是想借此向他提个醒，当你尾羽怒张去进攻别人时，总要把自己的后边先捂住吧。
3　全歼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否就是正确的道路？
我这个观点是比较激进的，好像还没有听到有类似的主张。仅在禹宽平的译后记中有一个比较隐晦的论述：“现代医学认为杀灭病原的侵入是正当的，但达尔文医学认为全部杀灭未必明智，因为它取消了免疫应答，妨碍了正常生理。这样一个现代医学的二律背反将导致生态伦理学问题，即：我们是否有权消灭我们认定的敌对物种？”
他是从生物伦理学的角度来说的，我是从人类功利主义的立场来说的，但不同的立场导致同样的结论。我当然不能保证这个观点正确，但它肯定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我说“一种病毒的全歼造成危险的临界状态”，赵南元好像听不懂这句话，那就请他查一查美国马克•布查纳所著的＜临界＞，布查纳对“临界”的定义是：系统内的势能积聚到某个临界点，从而只要出现一个不能预知的局部变化就能引起系统稳定态的崩溃。顺便说一句，用“低烈度纵火”的办法来化解临界态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布查纳提出的，不过他是用于美国黄石公园的防火，而我借以用到对病毒临界态的防御。
赵说“病毒全歼才是本质安全”，恕不敢同意。当然，如果地球上从来就没病原那样最好，但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病毒甚至能以结晶态存在，你能保证彻底全歼？南极冰帽中有没有？自然界能否重新进化出来（据资料，天花灭绝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类似的“白痘”）？2002年，青海循化出现了一例境外输入的脊髓灰质炎病；还有，某地一位几十年前死亡的鼠疫患者被盗墓，这两次都使防疫部门如临大敌，幸而没出事。但两次不出事不等于永远不出事，临界状态总归要崩溃的，防范再严密也不行，而且何时崩溃不可预知。正好今天（5月9号）的参考消息上就有一篇文章：＜老病菌阴魂不散＞，法国国家艾滋病研究协会前负责人说：“人类药物与病原菌之间的竞赛，败下阵来的总是人类。现在全球每年有45万人死于肺结核，肺鼠疫和炭疽也可能卷土重来。”
可以拿电脑病毒作类比，我们当然希望电脑病毒被全歼，政府可以制定严刑峻法，抓住黑客小子就枪毙，但这势必造成免疫力的同步减弱（没有商业利益，杀毒软件也就没有进化的动力），那么，一旦有个不怕死的黑客再出来，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我认为互联网上目前的措施就是对的：适度控制，让病毒和杀毒软件以“动态平衡”方式永远相伴，同时在财务预算中列出电脑病毒的可能损失。其实这就是一种“低烈度纵火”的方法。
我认为这也是医学对待病原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更关键的是，某种病毒的消灭会不会剧烈破坏原来的平衡，造成我们看不到的灾难，比如我举过的例子，艾滋病的猖獗会不会与天花的灭绝有关？也许，仅消灭两种病毒问题不大，但吃惯了甜头的人类会不会再去消灭50种100种，那时会引起什么震荡？
并不是否定医学工作者的努力，我的小外孙十分健康，可能就得益于这些人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防范。但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怪戾，今天的功绩可能是明天的罪过。我非常希望我这些异端见解可以上达天听，让国内外高层人士在决定消灭第三种病毒或彻底销毁天花样本时三思而后行。想想阿拉斯加消灭野狼反倒造成驯鹿骤减的教训吧，不要再把恶狼恶虎（恶病原）消灭之后才想到保护野生动物。
四　人工培养低毒性病毒使其成为优势种群的假想
在对医学做整体反思之后，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次生的观点，当然更不能保证它完全正确――如果是那样，我就先去申请专利啦。这个方法能否实行，取决于很多深层的进化和免疫机制，绝不是我一个外行的水平所能对付的。比如它取决于：
1　　温和病毒是否比烈性病毒更有生存优势？在同种病毒中一般说是这样的，但＜我们为什么生病＞中也提到，这主要取决于传播方式，对于昆虫传播，或环境变化过于剧烈，则烈性病原也可能成为优势种群（比如人类的频繁婚外性交使艾滋病毒的凶恶种群蔓延）。
　　在不同种病毒之间，温和病毒和烈性病毒之间的强弱之势尚无充足的资料。
2　温和病毒造成的致死率是否能控制在人类能够接受的水平上。
2         温和病毒会不会突然变异出凶恶病毒，这也是可能的，比如流感的变异。
我个人相信这个假想，上封信中也说过，有些西方科学家也提过类似的见解。当然，这不是二三十年能回答的问题，如果我现在是高中生，我一定会报考医学院，把这个假想当成我的毕生目标，证实它，或推翻它。可惜年岁不饶人，我只能把它以一种相当肤浅的形式公布于众，也许会对某位学子或专家有所启发。赫胥黎说：真理从错误中冒出来的可能性，比从暧昧不明的态度中冒出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甘愿拿自己的肤浅做真理的肥料。对这样的见解，合意则接受，不合意自可一笑置之，何须像赵先生这样深仇大恨呢。
不禁想起叶永烈先生的遭遇，他写过“用恐龙蛋复活恐龙”，曾被专家们好一顿嘲笑。这些嘲笑并不是没道理，的确，用叶先生描写的那种方法去复活恐龙肯定不可能。但那些专家们忘了叶先生文中合理的内核，如今用DNA复活恐龙至少已经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了。那么这件事上谁对？叶先生还是嘲笑他的人？也许两者都对，但是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叶先生还写过“爱之病”在中国的传播，那是多么敏锐的目光，当时也曾被大批一顿。我想，那些批他的人总还健在吧，多么盼望能有人出来说一声：我当时的批判错了，可惜据我所知没有人这样做，凡是爱做教师爷的人似乎都患有健忘症！
自从10年前开始写科幻，我看过不少书，对很多人，包括被认为是狂人的民间医生王佑三、译者卞毓麟禹宽平、更不用说阿西莫夫、托马斯、道金斯、萨根、阿热、尼斯这样的哲人，我常常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我不敢自比于他们，但自豪的是我已经能领会到他们思想的精妙。赵南平说我“自认为把握了医学的方向”，真不知从何说起，我文中哪一句话提到我自己？我所说的“把握”就是指这些人的思考，而我充其量只是他们一个吹鼓手罢了，我在上封信中一再提及这一点，赵先生没看见？
我与上述这些人灵犀相通，同赵、方辩论时却常常有“秀才遇兵，有理说不清”的别扭，他二人有许多自以为机智的驳难实际只不过是歪缠。真懒得全部反驳，我只举两三例吧：
赵讥讽我：“更保守的是，35年后还会有别的病毒出现，不是什么“平衡”所能阻止的。
赵讥讽我：“你似乎完全忽视了病原体之间相互帮助的关系。”
这是驳难我吗？是夸我哩！“病毒不可能全部消灭，平衡只是相对的，病毒相生相克“――这些全是我文中贯串始终的观点。但赵为了非要树一个靶子再攻击，已经到了思维混乱的地步了！
再如，我说“医学对个体的救助与对整体进化的干扰是两难问题，人类智慧还不能解决。”赵说：“人类智慧当然可以解决，优生学，转基因，都不是新鲜东西。”我才智鲁钝，实在不能理解他的话意。是公开肯定优生学？怕他没这么大胆子；但如果不是，那他所说的解决方法又是什么？我真怀疑，赵先生自己是否清楚。　
赵说我用“十分之九的荒谬观点耽误科学家的时间”，我在这儿说一句，说“十分之九有可能错误”只是我的自谦，其实我在发表时认为它们全是正确的，我想任何人都是这样，没人会把自己认为错的东西拿出去宣扬，只有靠争辩才能分出正误。不妨问问赵先生，你能保证你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你就不怕你那些包含低级逻辑错误的观点耽误读者的时间？俗话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这是市井老妪都懂得的处世之道，看来赵先生还得补上这一堂公共道德课。
五　　结语
我在本文中系统谈了我对现代医学的一些反思，虽然我尽可能用科学事实做旁证，但总的来说它是思辩性的假想，如果转成实证的学说（或完全推翻它）恐怕不是半个世纪所能做到。但不管是对是错，那是我10年思考的结果，我把它写出来了。
我只看到赵先生一篇点评，“点评”这种文章形式很容易为浅薄者提供掩体，让他们以口舌之利来掩盖思想上的贫乏。赵先生当然不是这样的人，赵先生对现代医学一定有非常高明的系统的观点。那么，我能否请赵先生像我这样来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呢？并且按你所定的规则，对所有主张都做出翔实的举证？我非常乐意奉陪到底，直到赵先生把我彻底驳倒再踏上一只脚。我是个真理的追星族，我追阿西莫夫、托马斯、萨根、禹宽平，甚至追一个被称为狂人的民间医生。这样做不是为了任何经济上政治上的好处，而仅是为了获得思维的愉悦。如果赵先生能驳倒我，让我再次尝到“浮一大白”的阅读快感，那我不追他们，追你就是了。
相信赵先生下一篇文章不会让我失望吧。

六　题外话
还见过方舟子骂王前的一篇文章，王前的文章确实有一些技术细节的错误，而且因科学例证较少而略显空泛，但是首先，他有发表自己观点而不被别人骂为“妄人”的权利（方舟子的骂人是张口就来，我真为他父母的家庭教育惋惜），再者，王前的文章中有不少闪光的东西，比如：人类共生动物对免疫的影响；用大背景的观点来看待病毒防治；用扶正祛邪的方法防治病毒（实际就是强化人体自身免疫力）；道法自然，把哲理性思考与医疗技术结合；等等。这些观点与我介绍的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说明王前先生在独立的摸索中也已经摸到了达尔文医学的边缘。所以，总的来说，王前的见解在方舟子之上。方舟子斥他重弹“道法自然”的老调，实在太狂妄！西方很多科学家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科技爆炸及人类自信心的空前膨胀后，进行了严肃的反思，重新提出“敬畏自然”的观点。我本人是用了10年的时间从“科学的狂热信徒”转为“信仰科学，敬畏自然”的二元论者。为什么？是赶时髦？是复古？都不是。当我们依据科学而对大自然加深认识时，越发认识到科学的局限和自然机理的深邃。这看似悖论，却是事实。我文中提到的美国卫生总监和科学家柯亨的认识进步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万年后的科学家也不敢说他就认清了大自然的机理，今天一个毛头小伙子却敢把“道法自然”斥为老调！真是那句话：无知才能无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