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东方智慧之学

东方医学

中医，东方智慧之学
本报记者   常宇
　　中医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显示了自身灵采
　　我们不能失落人文精神，不能失落文化根系，不能失落中国传统医学的思想精髓
　　我们相信，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中医都将涌动着无穷无尽的东方智慧
　　在近期有关中医科学性的讨论中，很多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让我们认识了中医的真面目。那么中医界的专家、学者又是怎么看待中医的特色和精华的呢？为此，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王琦教授。
　　记者：尽管人们对中医的科学性众说纷纭，而您却多次强调中医是东方的智慧之学，我们怎样理解您的这种观点？
　　王琦：从历史上看，按照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与中国一样悠久的古文明，地球上总共有六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爱琴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那些异国的文明，曾经与中国文明一样璀璨辉煌，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片迷茫，只有从考古学家们自地下挖掘出的遗存中去印证历史的记忆。令人惊奇的是，惟独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迭宕中没有消亡、断裂，一直绵延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中医学，几千年来一直流淌着她的血脉，以鲜活的生命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芒，而且有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
　　从中医自身来看，在今世独存的这门科学里，它从中华文明源头的《易经》里，禀承了整体观的结构图式和整体观的运动模式，显示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智慧，整体地、运动地看待世界和事物，并以《易经》阴阳二气“交感相与”看待生命不断生灭的流变过程；它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辨别事物的属性，演绎事物的结构与内在联系；它以气化理论去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天象物候的变化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它以“天人合一”思想，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文与科学的互动形成独特的意境……这一切都注定了它是一个伟大的包含着东方人大智慧的学科。
　　记者：有人说尽管中医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是很现代的，但在思维上却不是落后的，是先进的和超前的，您怎样认为？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主要是理论思维，它所侧重表达的是生命疾病现象的动态调节关系，而不是形态结构的实体；它所凭藉的认知方法是传达信息的“象”，而不是细胞、蛋白质；它所归纳的理论是直觉思维，而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思维。这方面我说得详细一些，因为这方面确实是中医的精华之处。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中医学是关系与调控思维而非实体思维
　　实体思维使人们相信，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是某个实体存在，对于世界的解释找到一个什么“体”（如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如分子、原子、粒子），或者什么“性”（如酸性、碱性、阳性、阴性）才能作为确信无疑的依据，反之皆不足为凭。而中医理论却体现着动态的调节关系思维，其思维方式注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信息、系统、控制等，目的是解释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事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认为生命现象是整体现象，生命是在与“他”相联系的整体中存在的。如在藏象学说中讲五脏之间的关系，脏腑表里配属的关系，生理功能与病变的关系，五脏与形体诸窍的关系，脏腑与经络的关系，沟通人体内外环境的关系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中，首先是将五脏归属于五体，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联系所属的五体、五官、五志等，从而把机体各部分联结在一起，体现了人体的整体观及人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性，而这种联系又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其他如在发病学上讲正邪关系；治疗学上讲虚实补泻关系、标本缓急关系；方剂学上讲君、臣、佐、使配伍关系；药物学上讲升、降、浮、沉关系等，在中医学的自然观、生命观、健康观以及诊疗旨趣中，调节平衡思想无处不在。把握了关系范畴就展开了它的多维性，多面性。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发现实体思维方式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并且这种实体思维方式自身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从而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以实体为中心逐步进入到以关系为中心。
　　（二）中医学是“象”思维而非概念思维
　　概念化的逻辑思维讲求分析、演绎、注重思维形式的规范，而中医理论思维属于“象”思维，与《易经》的象思维一脉相承，《周易》说“易者，象也”。中医是通过“象”来由外揣内，由表知里。象是观察、分析人活体状态下生理病理变化的认知思维方法，故在中医学中随处可见到藏象、脉象、舌象、证象的表述，与重在“器”的形态研究是两种认识路线。
　　中医讲“藏象”不讲“脏腑”，因藏象是内藏外象，通过人体所显露于外的多种“现象”加上医者的“意象”去感知内在脏腑生理病理功能，这就是唐代医家王冰所说的“所见于外，可阅者也”。所以它讲的心、肝、脾、肺、肾是一种理论模型，是一种功能符号，而不是脏腑实体，如用解剖实体的角度看中医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脏腑升降功能理论，中医则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中西医都切脉，西医切脉主要是了解脉率和脉律，中医把脉主要感知的是脉形、脉势、脉的通畅度和脉位。如端直有力，如按琴弦，即为弦脉之象，而这种脉象与自然界的东方、春季、人体的肝气之间存在联系，所以西医切的是“脉搏”，中医切的是“脉象”。一字之差，认知对象、范畴、内涵形成了很大差别。
　　中医还通过“取象比类”，测知未知领域，如“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即取五脏之象，以五行为类，推导其规律。《素问·征四失论》说：“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象不仅有有形之形象，还有经过人为抽象、体悟而提炼出来的意义符号，为无形可感之意象，“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指出了象对中医理论产生的重要作用。
　　象的思维，属于理性上的悟觉思维，讲求融通，反映象的流动与转化。信息是反映事物运动状态与变化的方式，象的思维离不开信息作用。我们的祖先把它作为一种实用性的理论体系创造出来，确属聪明睿智。
　　象的大概念还可以包括象数。《素问·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体现了中医与象数的结合。象和数是普遍存在的，古人认识事物皆从象数入手，中医理论也不例外，同样用象数来类比推理，作为医学的论理工具，如象数与三阴三阳，象数与五运六气，象数与藏象经络、穴位，解剖生理；体质分类；骨度；经脉长度；营卫运行度数等均有深刻联系。《类经》谓：“数者气数也，气者气候也，既有其气，必有其数，物各有气，各有其数。”医源于易，易源于数，《黄帝内经》的运数思维始于度量，精于计算，有“数与形”的原始数学思想，有生命运动的“大数”、“常数”等定量思维，有对色、脉变化的数量变化揣度，这里的数是自然之数，代表时空形式，运动关系不单纯是数量关系。李树菁先生在《自然科学第三次浪潮条条道路通象数》的文章中说：“自然科学发展从先秦迄今，共分三个大阶段，亦称之为自然科学发展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象数相结合的《周易》整体观为代表。第二次浪潮，以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为代表，以仪器观察数据为特征，在此阶段，科学部门越分越细……面临复杂的科学问题无能为力。第三次浪潮以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科学为开端，相继出现耗散结构理论、浑沌理论……都与系统科学《周易》象数观念有许多共同观点。”
　　（三）中医学是复杂思维而非线性思维
　　近年来，非线性科学在探索非线性现象的普遍规律，发展处理它们的普适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人体是个复杂系统，中医认识生命现象时含有混沌、非线性的复杂科学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主编一本《中医全息诊疗学》，书中提出：中医全息诊疗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体生命活动部分与整体，人体与宇宙间的全部信息联系规律，并应用这种规律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的一门医学科学，它包括人体全息规律的研究、人体宇宙全息规律的研究，使人们不断自觉地从全息认识模式出发采用崭新的认识模式。
　　生命全息思想体现了复杂科学思维的合成性。即超越事物原有的系统，把思维的触觉从本系统拓展到他系统，从不同系统的多维视角寻求内在联系，从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背景关系中去认识对象。而线性思维把一切因果关系简单地归纳为一个由此点到彼点的线性关系，常常撇开了事物总体的广泛联系。阿尔文·托夫勒在给诺贝尔奖获得者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一书的前言中写到：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而伊·普里戈金花了一生精力试图去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而伊·普里戈金本人及伊·斯唐热在为该书中译本序言中热情写到：“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莱布尼兹，也因对中国的冥想而著称，他把中国想象为文化成就和知识成就的真正典范。”他还在序中指出：“因此，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对中国文明他真实地表述了以下思想：“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的科学传统文化特色与不足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志记。这个接近也就有其深刻思想起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看看，这是外国学者对中医思维特点的公正评价。
　　记者：那么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医学的思维的高明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王琦：我要强调的是，中医学是一元论的哲学思维而非两极化思维。中医理论思维是从生命体验中凝结成的活的生命辩证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意境，富含着丰厚的辩证法资源。
　　中医理论思维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气、阴阳、五行的三大范式之中。“气”是中国哲学与医学最本质的结合。气是中医学从理论上解释人和自然关系，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的核心概念，气的一元论思想阐明整个物质世界的统一性。通过气化理论来阐明生命的运动变化形式，《素问·气交变大论》有句名言“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就是说懂得气和气的作用的人，必能对物质世界有深刻的了解。中医学“气”的概念作为哲学范畴而被广泛应用，如对气的运动形式用“升、降、出、入”加以概括。《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表达了人体生命活动的运行状态。
　　中医学把阴阳理论作为事物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如阴阳离合、互依、消长、转化等，在临床上有很强的指导性。如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而中医应用五行理论，从相生、相胜原理推导出相制、相化原理，用于说明五脏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并藉此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
　　在中医理论的哲学思维中，既讲“一分为二”，也讲“一分为三”。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一分为二”概念的是隋代医家杨上善，他在注《黄帝内经太素》中说：“一分为二，谓天地也。”此后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阴阳类》中说“道者，阴阳之理，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把“一分为二”和阴阳直接相连起来。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医理论上还有“一分为三”、“含三为一”的问题，《淮南子·天文》说：“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道为代表的一元论宇宙，有异于西方二元论的世界，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物，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如《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三阴三阳被用来描述人体组织结构和生理活动，而“天、地、人”三才观把人、物、自然看做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医理论哲学思维体现了理论上的简约性，从而展现了概括性，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因而成为千古流芳的箴言。这种以“生成变化”机理为核心的思维与西方两极化追求本质的抽象化思维相比，显示了自身独到的灵采。
　　我们应该这样认为，中医学的理论不是过去的、历史的，而是具有现代性质，现代意义。
　　记者：您过去曾写过中医与诺贝尔奖关系的文章，刚才您又提到中医学的理论不是过去的、而是现代的，那么当今，蕴含东方文化的中医学有什么现代意义，或者说她对现代的科学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王琦：要回答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现代？也许人们会说，过去的是历史，当今的是现代。按照这样理解，中医学理论肯定是历史的，无论如何也沾不上现代的边。可科学界对“历史”和“现代”有了新的认同，常泽宗先生在《科学史十论》中说：“从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这个事例，可以得出这一个重要引申，当一位久远的科学家的思想方法或理论被用为现今理论形成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做‘现代的’”。这样，196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获得者，生物物理学家德尔布律克就把亚里士多德看做是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们认为，学科和问题的历史只要同我们现今所关注的课题属于相同的知识传统和范式，就应该同现代相当。科学如此，音乐、绘画也是如此，你能说比才的《卡门》，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乐》，格什温《蓝色狂想曲》是历史吗？你能说达芬奇、毕加索的绘画是历史吗？
　　说到中医学对于现代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意义，我先给你举几个例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发现，他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早就是一块哲学基石，太极图就是互补原理最好的标志和象征。因此他把太极图作为自己的“族徽”或“图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说“当重温中国的古典著作时，最使我惊奇的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竟能在那么早的年代摆脱了各种原始成见。”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在谈到传统文化以归纳法求“理”，通过抽象化求“内外一致”时讲到，今天的中医，不只在中国社会，在西方也有重要地位了。那么中医说起对于人体的了解，总结出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它的精神就是要把对于人的身体、人的疾病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归纳成几个字，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人的身体结构跟人的疾病是怎么回事，这是传统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
　　协同学（Synergtics）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Haken）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观念上有深的联系”，“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就忘记这一点，而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思维来研究人、人体和防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中医比西医优越得多。”
　　中医学的理论特质不仅具有现代品质，还具有引领未来的品质，如我们知道，生态学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而中医学崇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体论的生命理论，有着深刻的生态学意义。国外有些学者一再指出，中医理论包含若干诺贝尔奖级的问题，中国要想得诺贝尔奖，最有希望的是中医中药，中医将日益国际化。
　　记者：我们还得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中医将向何处去，尽管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很久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王琦： 这个问题我也曾多次讲过了，主要有几个原则一定要重视。①秉承血脉——回到自身理论的源头。②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把握中医学的主体性。③不要忘了老祖宗——还要下大力气继承。④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时俱进。⑤让奇峰突起——再现流派纷呈。
　　时代重新发现了中医，科学在重新认识中医，文化在重新侧目于中医，我们华夏学人，中医学人都应以戛戛独造的胆识与真血性、真情怀，开辟出中医学的新境界，让中医学为中华民族，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健康闪耀东方智慧学术魅力和光彩！B14
　　人物链接：王琦教授，著名中医学家，1943年出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500名中医之一，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出版《王琦临床医学丛书》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荣获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