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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基础理论概念(全面)创新与新思维:
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在近代,黄萍等人收集了1950-1993年公开发表在123种医学期刊上有关中药不良反应的报道780篇,计3009例,而这些仅是中药不良反应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国外,此类事件亦屡有报道。比利时应用中药减肥,在减肥的人群中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病例,有48例程度严重,需做血液透析,其中18例甚至做了肾移植手术。该国研究结果是,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与中药防己、厚朴有关。新加坡应用中药黄连后,发现此药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后经临床及药理毒理专家评议及国家药物专家委员会认定,由国家颁发禁用黄连的法令,且含小必(音)碱的黄柏、黄芩也在被禁之列。(19)这些情况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是难以发现与解决的。
方剂学的理论也未能脱离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中医理论的束缚,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方剂只是对某个症状群即某个证来组方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实践,因为他针对的这个证,并不是针对疾病引起的本质变化,而只是针对疾病引起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疝气的治疗:中医称为狐疝,西医称为是小肠疝。中医治疝气的方子有葫芦巴丸、天台乌药散等数十个,但无一奏效,非需手术治疗不可。疝气时好时坏,古人无现代医学知识,不知道疝气成因,便以为是方剂奏了效。只有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时,方剂才有效。
针灸,推拿这些物理疗法,其理论指导经络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种假想的联系之上的。它能否取得疗效依赖于经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与人体在某些病理状态下的实际需要相符合.虽然有无循经感传现象在争论中,但是现在没有一项研究表明针灸推拿的疗效不是通过神经体液调节,而是通过经络起的作用.这种直接物理刺激所引起的神经体液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通过这种作用治疗的疾病种类也很有限。其不可用其它手段替代的作用就更少。
辨证论治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著名中医谢海洲在荷兰神州医庐应诊时,其有效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只治好了几个感冒之类的小病(自愈性很强,作者注(20)).现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在祖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消灭了天花(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种痘术),控制了各种烈性传染病,地方病,不仅治愈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在不断攻克疑难杂症,每一个进步的脚印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治不好的病,也绝大多数能阐释其原因或指出其研究方向.而中医早已退缩于一隅且靠政策吃饭了,即使在中医院里也是大多数病人靠西医治疗,这难道不是众目睽睽的事实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整体观,辨证论治,而在于其中的某些经验.这主要包括一些专病专法的经验和一些确能反映机体内部联系的证.挖掘这些经验,才是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任务.
在证的研究方面: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肾阳虚者尿中17羟皮质醇低下,又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应而是延迟反应最终揭示了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内环境反馈调节的缺失,并以补肾药以药验证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终指出肾阳虚证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失调.(21)必须指出这种证的研究只有在认识到尚未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认识的联系以及尚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时才有意义.这种证可由不同原因引起,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补肾方药只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肾阳虚证起作用,而对另一些条件下引起的则未必有效.如:补肾方药可用于生理性衰老引起的下丘脑功能失调,而其它原因引起时,则未必有效.
尚天裕在对骨折的治疗中,借鉴了中医的经验,提出了以内因为主导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结合”等新的治疗原则,运用小夹板疗法提高了骨折的疗效。但是,这和中医理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尚天裕指出“中医的小夹板疗法实际上就是器械外固定。”(22)可见在这里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在起作用。
对青蒿的研究也是从《肘后备急方》中的经验“青蒿一把绞汁服,可以治疟”中,经过药理学的研究提取出青蒿素,获得了世界的承认。青蒿素是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由中国人发现其化学结构的药物。(23)而中医的传统方剂青蒿鳖甲煎却无效,因为煎煮破坏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青蒿素获得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它的化学结构并且其对疟疾的疗效高于奎宁.这些研究一经完成,它的成果就属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了。因为它不再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的了。这种研究只是借鉴了中医的实践经验,修正、补充、改善和发展了现代医学理论。中药加西药不是中西医结合,只有搞清中医的经验在哪个环节,哪个层次上起到了现代医学理论尚未认识到的作用,才能算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综上所述,我想可以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矛盾下结论了,那就是中医学的理论未能正确反映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在其指导下的实践就整体而言也是失败的。中医学不符合客观规律,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旧事物,而现代医学理论则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对人体有越来越深入的正确认识,是新事物。现代医学医学必然战胜并取代中医,中医必然走向衰亡。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否定是一种扬弃,是对中医理论的抛弃,而对中医的某些实践经验的保留,并且把这种经验加以发掘、整理、提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也就是要求我们把中医的经验以提高了的形式有机地融合到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中去,促进医学的发展,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所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从真理只有一个的角度看:
西医理论体系和中医理论体系的关系用集合的概念来表述绝不是如左图,而应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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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3)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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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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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示中医 (2) 示中西医结合 (3)示 西医
( 4 )示中医中的合理成分 (5)现代医学(即西医)
对中医学进行哲学思考有着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医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从整体而言已不可能和现代医学相抗衡,不具有和现代医学同等重要的作用。谁能指望弓箭长矛与机枪、大炮甚至原子弹相匹敌呢?“在科学和医学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再坚持这种自然哲学,就只能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18、19世纪德国的一些著名医学家就曾把德国古典哲学生搬硬套地移入医学,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更不必说20世纪的今天了。”(23)但为了发掘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还是应该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继续存在一个时期。这种存在也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存在。但任何企图长期保持中医特色(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中医理论是封闭系统,它本身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发展了。中医不可能振兴!
其次,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发掘中医学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首先应该是从临床入手发现在它指导下的实践有哪些和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地方,符合的条件和程度怎样,本质是否有意义,而不是泛泛地造动物模型去印证中医中的“证”。这种研究夸大了证的合理性成分,将是毫无意义的。对中药,方剂的提取物的研究应与同类功效的西药做比较,双黄连是否能有青霉素、先锋霉素和菌必治同样的抗菌作用呢?脉络宁溶栓能不能比得上蝮蛇抗栓酶,抗凝能否比得上肝素?如果比不上,这种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的特殊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只有在某些病的治疗上取得了优于现代医学疗法的效果时才有意义。而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用现代医学来阐释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的实践经验也是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层次较低,而且其中的许多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大多已过时而不再有意义了。因此,对中医有用经验的发掘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建国以来,对中医经验的发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中医的小甲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的发现等都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它们只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不存在若干个“诺贝尔奖级的问题”。
再次,从管理方面讲,任何企图保持中医特色和夸大中医功效的管理要求都将是不合理的和不可实现的。中医管理局不应另立中医病症诊疗标准,对科研成果自己评奖,更不应要求病历书写中面面具到的辨证分析和中医治疗率达到70%以上。这些都人为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造成了假成果的泛滥和各中医院大规模重抄、篡改甚至伪造病历,愈演愈烈。对与中医师也应要求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对于一点现代医学知识都没有的中医师必须加以限制。
医学不是艺术形式,是科学,要客观的反映规律和利用规律。中医特色也不能象京剧那样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做为国粹来保留。因为它不能正确地反映医疗活动的客观规律。否定中医特色不是否定中国古代医生的智慧,更不是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发展、扬弃。中医中的合理成分在中医的消亡中获得新生。只有否定中医特色才能创造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乐为中医灭亡高歌吟!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参考文献:
(1)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5
(2)任应秋:《一定要发扬和保持中医特色》 《健康报》1982。9。9第三版
(3)(23)邱仁宗等 《医学的思维和方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2页
(5)郑思竟等 《人体解剖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6)李鼎等《经络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11
(7) 黄建平 《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220--221
(8)(14) 钱学森等 《论人体科学》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9) 钱学森 《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 《自然杂志》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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