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医的“整体”谎言

曹东义

四诊基于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1
生命进化的历史是从单细胞开始的，经过很久地发展，逐渐有了多细胞生物，有了脊索、脊椎、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类。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其控制要简单一些，只要内环境稳定，能够适应周围的理化状态，就可以繁殖后代。我们对于人体基因与遗传一般规律的认识，大多是来源于单细胞的大肠杆菌，这是由于它取材简单、方便，并且单细胞生物之基因转录、蛋白合成的“中心法则”与高等生物完全一致。
多细胞生物产生之后，就有了细胞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进行协调，以便各个细胞“同步前进”，不断生息繁衍。这个阶段还没有神经组织分化出来，应当是体液调节为主。进化到后来，有了专管协调工作的神经组织，逐渐有了脊索、脊椎；神经组织不断进化、分化，使神经与体液调节的网络逐渐完善、进步。而分化后的细胞也从“全方位”的应对内外环境，逐渐有了分工，有的专司消化，有的只在肠管内皮管吸收，有的只主管呼吸，有的只在骨骼肌肉管支撑与联系。
尽管它们还都带着全部的遗传信息，但是它们的整个基因只有一小部分活动着，而大部分基因却关闭起来了。也就是说细胞的分化不是哪一类细胞具有了别的细胞所不具有的“特异功能”，而是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每一类细胞都是选择了一个角色；“多能干细胞”只是还没有完全分工的细胞，是“待业状态”的细胞。
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进化了细胞的结构，而是进化了细胞之间的联系与调控。生物进化的另一个成果，是逐渐产生了意识，人类的思维与语言等高级生命活动，是生命进化的最高成果。
当然，在整体上，人类的皮肤进化也格外醒目，因此而被古人称为“裸虫”。中医所有的诊察措施，都是紧紧依靠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所取得的这些最高成果展开的。
诊治依赖“裸虫”的皮肤
皮肤是人类进化得最成功的器官之一，是中医望诊、切诊的基础。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气温偏高或者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汗腺因之而发达；而寒冷的时候，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人类的皮脂腺也逐渐发达起来，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皮肤变薄，密毛大部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使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中医的望神、望色、切尺肤、切脉等“客观”诊断措施，都离不开人类皮肤的进化，在动物实验之中很难被模拟。病人皮肤的“主观感觉”，更是中医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中医对于传染病过程之中的发热，强调辨别表里，主要根据有无怕冷的“恶寒”证候，少阳病的往来寒热，阳明病的单热不寒，湿温的身热不扬等等，都要依靠皮肤的“主客观”反应。
中医学在病人的皮肤上“做足了”学问，皮肤的润泽、温度、色彩、丰腴、干湿；毛发的多少、光泽、疏密、分布；汗液的有无、多少、出汗的时间、程度等等都是中医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更有甚者，中医治疗的过程之中，还可以通过使病人汗出，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都是现代医学至今望尘莫及的。中医治病“发汗法（简称汗法）”的起源已经相当久远，久远得几乎无法说清。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初期，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恶寒、发热。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必然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汗，随着汗出而发热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这就是《素问》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理论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汗法是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发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发汗、火灸取汗、火针致汗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烤火发汗，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云南元谋猿人在170万年之前已经可以用火，50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烤火发汗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火灸、火针发汗的现象，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还经常提到，只不过已经将这种原始的发汗方法淘汰了，称其为“火逆”“火邪”，这是由于已经产生了汤药发汗的“时代新成果”。华佗发汗的治疗方法还提到摩膏、法针。而服汤药发汗，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证候是复杂微观变化的整合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病灶与症状分离的现象，也就是不同患者虽然存在同一种病灶，但伴随的全身证候却不相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证型”，甚至有的患者“无证可辨”，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用“体质不同”作为解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体质不同？
笔者认为，这无非是微观世界的各种基本物质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计算起来可能十分庞杂纷乱。庞杂纷乱的微观世界难道毫无规律可言，只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数据吗？其实并非如此。现代医学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就是人体微观世界复杂变化的外在反应。在人体复杂的微观领域里，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变化，通过无数个神经体液做媒介，一次次把信号传向中枢，人类的大脑皮层对无数次传来的微观信号进行整合，通过意识判定人体的健康状态。尽管微观领域的变化是那么复杂多变，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扑索迷离，但并不是不可琢磨的，因此就有了胸闷心悸、头痛头晕、倦怠乏力、恶心厌食、腹胀气短等症状，这是任何仪器、实验动物无法模拟的微观变化的整体反映，是十分真实、可靠的临床现象，代表着“状态的疾病本质”，而不只是“形态的病灶”。
病灶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因此才有“确诊”与“误诊”之说；人体的微观领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症状是悠忽不定的、随时变化的，当然不会有“确诊”与“误诊”。病人对微观复杂变化整合后，就形成了症状，中医称之为证候。最突出的症状（证候）被作为病名，而全部的证候就构成了病人的“证型”。因此，仲景《金匮》腹满、短气等病下，根据不同的证候列有不同的方药。
复杂微观领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中医的病与证都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误诊”与“确诊”。中医的“病”与“证”是相对存在的，反映的大都是状态，一病之下可以分为若干证。甚至“证”下还有“证”，比如“小柴胡汤证”之下，“但见一证便是”。消失一“证”，治疗方法就会有所不同，不必等到疾病彻底消失才调整方药。
当然已经形成积聚的痞块，已属有形，变化很慢，也可以勉强看作是病灶，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观最接近，这在中医学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尽管如此，中医与西医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形病灶之下的复杂微观变化现代医学往往是忽略的，而中医治疗必须从改变微观着眼而不是通过手术介入，必须通过改变微观再改变形态病灶。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强调形态病灶的“永久性”，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学突出形态病灶的“暂时性”，所以用积、用聚，用“软坚”“散结”来描述、概括这种特点。
中医学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十分细致，体察入微，比如都是出汗，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临床特点，划分为表虚有汗、里热汗出、战汗、脱汗、绝汗、黄汗、自汗、盗汗、半身汗、头汗等等，这都是现代医学很少注意的。
中医却不单观察精细，而且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汗出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微观变化。
注重病灶实证病理诊断是现代医学的长处，但是病灶不是复杂临床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癌症患者，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病人能吃能睡能劳动，甚至是健步来体检的，一旦被告知患了癌症，就有可能像换了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立即瘫痪在床，行走困难了。癌症病灶固然重要，但癌症的问题决不局限于病灶。每个人，每个细胞上都有癌症基因，复杂的微观世界决定这个基因是开放活跃的，还是关闭休眠的。因此，过去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手术根治，食管癌病灶以上、以下各5公分切除，如此之后还要清除周围的淋巴结，甚至提出“超根治手术”，广泛清扫。严重地伤及无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像预想的那样可以根治。已经做过“根治手术”的患者，还要术后放疗、化疗，防止复发。难道放疗、化疗是预防措施吗？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致癌”的元凶。大部分癌症患者死于恐惧和错误治疗，真正因为癌症全身多脏器衰竭而死者，在临床上反而居于少数。
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局部病灶的问题，其微观领域的复杂紊乱状态已经停止，那么这个病灶也不会将患者怎么样，可以长期带癌生存；如果复杂的微观紊乱得到纠正，癌症病灶就有可能自行消失，达到临床自愈。中医治疗癌症，其长处就在于调整病人失调的微观领域，帮助患者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各种证候的改善与消失，就是微观复杂失调状态得到纠正的外在表现。比如经期乳房胀痛，尽管病人没有肿块，既确诊不了是增生还是肿瘤，但是经过中医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的中药治疗，病人症状消失，就有可能将病灶消灭于未萌状态。“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难道不是更优秀吗？
病人主诉的症状，是人体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具有的“特异功能”，不能因为在动物身上重复不出来，没有量化的实验室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它，甚至将它看作是假象。占人群70%以上的“亚健康”，他们的症状随时在向医生反映其身体内复杂微观领域的“动态变化”，这时还没有形成“固定不变的病灶”，所以更容易纠正，更容易恢复其固有的生理平衡，恢复健康状态。这既是中医学的长处，也是中医学一向主张“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救其未萌”等先进医学思想的体现。
切诊是最早的客观检查
中医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主观症状诊断疾病，也非常重视客观检查结果。脉诊就是最早的客观检查，古人为了推求脉象反映的疾病状态，探索了几千年之久，可惜现在大部分失传，或者被当作“漫无凭据”而主动放弃了。脉诊在临床上已经成了不少中医的摆设，真正能够推求脉理的中医已经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西医的检查相当的精细，还需要我们通过脉诊去判断病情吗？笔者认为，中医的脉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少实验设备的基层，在指导中医辨证论治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尽管“客观细致”，但对于指导中医辨证施治、指导临床用药，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临床上还需要中医根据脉象判断病情，指导使用中药。
中医对脉学的研究，首推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他在诊断昏迷了5天的赵简子的病情时，主要使用了切脉的诊断方法。他经过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赵简子的脉象是正常的，反映全身的气血平衡、运行状况良好，所以虽然昏迷了5天，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清醒过来。因为过去秦穆公就得过这样的病，昏迷7天就清醒了，现在赵简子的病情与记载的秦穆公的病情完全一样，所以我敢断定他将于三日之内醒来。扁鹊秦越人的高超诊断医术，果然应验了，赵简子如期醒来。为了感谢扁鹊的高明医术搭救，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一历史事件，司马迁深信不疑，在《史记·赵世家》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两次采用，并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扁鹊内·外经》，与《黄帝内·外经》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在扁鹊之前，关于脉学的记载很少，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甲骨文、金文等四种关于“心”字的写法都是象形的，是一个心脏的外形上边划着四条大血管，说明古人对于心脏与血管的认识，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深入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当时正是南方的暑天，天气闷热，他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放入冰块之后再在上边架上床铺，申叔豫“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君为了证实申叔豫病情的虚实，派御医前去探视，卧冰绝食的申叔豫呻吟不绝，骨瘦如材，而楚医经过诊察回去报告说：申叔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个“血气未动”的诊断，靠的就是脉诊。因为面色、形肉、表情可以作假，而脉搏调匀和缓有神的脉象是装不出来的“客观证据”。
古代医家对于脉象形态的描述，对于脉气运行的推导计算，对于脉象与疾病关系的丰富论述，我们今天已经丢失得很多了。
腹部切诊决定“结胸证”病情的轻重，以及与“痞证”的鉴别，在仲景的《伤寒论》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医对于有形病灶，强调的是气血痰饮的聚散，是状态而不是病灶内部具体的形态结构。

中医打假

下面引用由张功耀在 2006/05/28 08:09pm 发表的内容：
我把供奉阴阳五行的“中医”叫做旧医。考虑到“中医”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经验中有部分的可靠成分，本来应该客气地称之为“传统医学”，可是“中医”的谎言实在太多，而且“中医”一旦编出一个谎言，就冒出一大 ...

“活力论”的复活
吴家睿

生命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在问的问题。在历史上，人们曾经给出过许多不同的回答。但是，不论这些回答的具体内容如何，大都可以被划归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即“还原论”（reductionism）和“活力论”（vitalism）派别。还原论认为，生命的构成与非生命没有本质区别，而且生命的活动同样遵循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规律。活力论则相信，生命世界与非生命的无机世界存在着截然的界线，有着其特殊的活动规律。这两个派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还原论代表是提出原子论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生命也不例外。而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生物体中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要素，这种要素使得物质获得“生机”，使生命这种特定的形式实现其自我完善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称这种要素为“entéléchie”，意思是“完成”。该术语后来成了活力论的代名词。“隐德来希”就是这个著名的希腊语的中文音译。

虽然这两种观点一直共存于生物学的发展中，但是在20世纪，随着物理学、化学等物质科学与生物学的交叉，随着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实验生命科学的诞生和发展，还原论逐渐统治了生命科学的每一块领地。然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发的后基因组时代，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还原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活力论则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随 机 性

还原论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特定的生物分子行为决定特定的生命活动，不同的分子结构导致不同的生物功能。由于过去的实验生物学注重的是定性的研究，因此在还原论的框架里进行的因果关系推断基本都能成立。例如在遗传病的研究上，人们认为基因突变是致病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认识逐渐深入，尤其是现在开始对定量生物学研究的重视，研究者发现，过去人们对生命的理解还是很片面的，因为在生命活动中，非决定性的随机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生命的基本单元——细胞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分子所组成，其中的每一种生物大分子，如一种mRNA或一种蛋白质，在细胞内都存在着若干个相同的分子。例如，参与细胞构造的蛋白质如肌动蛋白的分子数目通常都比较大，可能达到数百万个；而负责细胞活动调控的如转录因子则分子数目一般较少，可能只有几十个。但不管是多还是少，在细胞内不存在只有单个分子的生物大分子种类。也就是说，过去人们从定性角度谈论的某某基因或某某蛋白质，实际上都是某某基因或某某蛋白质的若干个分子的集合体。

这种生物分子集合体的行为与无机世界里分子集合体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大气中的各种气体分子的运动，可以用玻尔兹曼（Boltzmann）方程等统计物理学的理论进行描述，而生物分子集合体则不会遵守同样的方程。我们知道，新陈代谢是生命存在的必要形式，所有的生物分子都有着一定的寿命；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总是有一些分子在“死亡”（降解），有一些分子在“诞生”（合成）。因此，在细胞内的每一种分子集合体，都有若干个分子不停地被降解，若干个分子不停地被合成。除了分子数量的波动外，这种集合体内每个分子的活性也不会是均一的，有的高，有的低。这种在数量和活性上具有随机波动的分子组分，在参与细胞的活动时会引入一种扰动，称为外在噪声（extrinsic noise）。另一方面，即使在一个分子组分的数量和活性完全一致的细胞群体中，反应的速率和进行的时间在不同的细胞中仍然存在有随机差异。这种随机性质被称为内在噪声（intrinsic noise）[1]。现有的研究表明，噪声广泛地存在于细胞的DNA复制、基因转录和蛋白质翻译等重要的生理活动中。

随着近年来研究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已经可以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细胞内的随机行为。例如，研究者在一种细菌中转进去一个表达荧光蛋白的基因，然后在不同的条件下测定荧光蛋白发出的荧光强度，并通过数学方法建立随机噪声影响基因表达或蛋白质翻译的模型[2]。类似的工作不久前在真核酵母细胞中也进行过[3]。研究表明，在原核细胞中，噪声对基因转录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影响蛋白质的翻译过程。而在真核细胞中，噪声则可以显著地影响基因表达水平。

噪声的存在显然对细胞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噪声在生命活动也有着积极的一面。例如，生物体内许多活动都具有节律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物钟”。研究人员发现，噪声在生物钟的调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在真核生物中，噪声导致基因表达的不一致可以作为一种手段，用来参与细胞分化的控制。当前，对生命的随机性的认识及其对生命活动影响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科学前沿。

坚 韧 性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一大悲剧。根据后来的事故调查，导致这个复杂的庞然大物毁灭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几个橡皮密封圈出了问题。由此可以看到，无机世界的精密机器或装置等各种复杂系统，通常都比较脆弱，适应性很差。然而，同样是被称为复杂系统的生物体，却非常的顽强，显出了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这种复杂生命系统所特有的“坚韧性”（robustness），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命力”。

坚韧性最能体现在生物体对其外界环境的适应上。生命总是处在一个变化不停的环境中。但是，生物体却可以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内环境，并且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都能生存。大肠杆菌通常可以被外界的食物所吸引，或逃避有害的化学物质。这种趋利避害的感知是通过细胞的化学趋化（chemotaxis）系统进行。研究表明，细菌化学趋化的信号转导网络具有坚韧性，可以在一定范围的生化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反应；这种坚韧性与组成网络的蛋白质浓度无关，而依赖于蛋白质与蛋白质间的相互作用，即与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关[4]。

那么，细胞的网络是怎样实现既能灵活地响应外界的刺激又能耐受外界的变化呢？美国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考夫曼教授（S. Kauffman）采用一种简单的电路网络建构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如果网络内各元件间的连接很稀疏，那么网络趋向于高度的有序而失去弹性；而当各元件间的连接过密时网络则进入混沌状态；只有当连接参数调节到一个介于高密度连接和低密度连接之间的数值时，网络出现了相对有序但不僵化的状态。不久前，科学家通过对酵母转录调节网络的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网络中，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连接程度介于高密度连接和低密度连接之间。这种性质使得转录调节网络内执行不同功能的各模块避免不必要的相互影响，同时又能把外界有害的扰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从而从总体上提高了网络的坚韧性[5]。

要提高坚韧性的最简单办法是多准备几套同样的部件，即通过增加“冗余度”（redundancy）的方式进行。这种方法显然有些浪费，而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总是遵循最经济的原则。不过研究者发现，在细胞里，还是存在有许多冗余，这些冗余在细胞的坚韧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基因组内许多基因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拷贝。这种多拷贝的基因一方面有利于进化产生新基因，另一方面，当一个基因由于突变失去功能时，另外的拷贝可以进行补偿。通过对酵母细胞单基因和多基因拷贝的缺失突变实验发现，双基因拷贝的功能代偿作用明显高于单基因。在酵母细胞里，由于双基因拷贝的代偿作用，估计有1/4左右的基因不至因缺失突变而发生表型变化[6]。

可 进 化 性

对研究者而言，也许最感到困惑的是生命表现出来的那种自我完善的趋势，无论个体的发育或物种形成都是从简单向复杂演化。似乎生物体内有一种追求完善的内在动力或者预定目标。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这种目的论的层面上解释生命，即“隐德来希”——“完成”。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人们逐渐地接受自然选择的观点，认为这种完善是生物体遗传物质突变和自然选择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存在特定的目的。

尽管现在对遗传和突变机理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入，但是在突变和自然选择方面的关系却仍然很不清楚。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美国生物学家克尔斯勒（M. Kirschner）和吉尔哈特（J. Gerhart）提出一个新概念——可进化性（evolvability），即生物体具有一种产生可供选择的表型变异的能力[7]。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自然选择的力量并不直接作用于基因组序列的突变，而是作用于复杂生物系统层面上的表型变异。基因突变尽管是表型变异的必要条件，但生物体内的各种调节机制，代谢过程和区域定位等因素，才是最终决定表型变异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达尔文进化学说认为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直接作用，而“可进化性”观点却在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之间加了一个中介——细胞。如果说达尔文进化学说关心的是互不相干的各个独立元件（如基因内的碱基），那么可进化性所关注的则是具有相互作用的网络或系统。可进化性暗含了这样一个假定：“有序来自有序”，而不是“有序来自无序”。

对于细胞而言，其有序性首先是通过将各种组成成分定位到不同的区域来实现的，如DNA只存在于细胞核内，核糖体则留在细胞质内；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功能，如DNA复制和RNA转录发生在细胞核内，蛋白质翻译则在细胞质内进行。2002年日本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表明，这种区域化（compartition）也是可进化性所必需的。他们设计了一种人为的自我复制和翻译的系统，然后研究了这种系统的分子变异和区域化的关系。区域化程度高的系统内分子活性变异程度也高，而区域化程度低的系统内分子活性变异程度则低[8]。显然，这种区域化效应随着生物个体的复杂而进一步增强，如动植物一类的多细胞生物体，除了细胞内的区域化，还有个体发育过程中在组织和器官水平上的细胞区域化。也许正是由于多细胞生物的高度区域化，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可进化性，并为最复杂的人类的进化奠定了基础。

2004年1月，中国科学家在美国《科学》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的论文。作者指出，病毒基因上那些不导致蛋白质氨基酸改变的突变（同义突变）的速率始终保持恒定，不受选择的影响。而那些可能对蛋白质结构或功能有影响的突变，则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例如，决定病毒和细胞相互识别的“突刺蛋白”（spike protein）的S基因，突变率在不同的流行期有不同的变化，在SARS流行早期的S基因变异大于流行中期，而流行中期的S基因突变又大于流行后期。从病毒的基因型演变来看，流行初期病毒的主要基因型只有两种。但在流行中期，病毒在强烈的适应性选择压力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基因型。在流行后期，病毒已逐渐适应，演化出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稳定的基因型[9]。这一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克尔斯勒等人的观点：可进化性使得生物体能够降低有害的突变，并且还能减少形成新表型所必需的基因突变的数量[9]。

　　

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 Schr?觟dinger）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明确地表明了其还原论立场：生命原则上可以通过物理学和化学来诠释。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它的工作方式是无法归结为物理学的普通定律的”。尽管薛定谔解决这一困境的希望依然是还原论的，“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在生命活体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的物理学定律”；但严格地说，薛定谔实际上为活力论留了一扇后门。在后基因组时代，科学家们已经有能力在更为全面和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分析生命现象。由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生命的整体性研究和复杂性研究，是否意味着“活力论”的复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活力论的确又回到了生命科学研究中。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生命现象的复杂性不是经典实验生物学理论能够完全解释的。但是，今天的活力论有了新的内涵：生命是可以被了解的，尽管这种了解需要全新的理论和全新的视角。此外，今天的活力论和还原论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对立，互相隔离。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实验生命科学领域最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细胞》，在2000年第一期发表了展望21世纪生命科学的一系列综述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便是：“分子活力论”（Molecular Vitalism）。


[1] Elowitz M B, Levine A J, Siggia E D, Swain P S. Science, 2002, 297: 1183

[2] Ozbudak E M, Thattai M, Kurtser I, et al. Nature Genetics, 2002, 31: 69

[3] Blake W J, Kaern M, Cantor C R, Collins J J. Nature, 2003, 422: 633

[4] Alon U, Surette M G, Barkai N, Leibler S. Nature, 1999, 397: 168

[5] Maslov S, Sneppen K. Science, 2002, 296: 910

[6] Gu Z, Steinmetz L M, Gu X, et al. Nature, 2003, 421: 63

[7] Kirschner M, Gerhart 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8, 95: 8420

[8] Matsuura T, Yamaguchi M, Ko-Mitamura E P,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2, 99:7514

[9] The Chinese SARS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onsortium. Science, 2004, Published online

杏林粗人

有人冒充中医就说明中医不科学了啊？有人非把迷信强加在中医头上，就说明中医也是迷信了啊？什么思维?拜托，多读点书，别整天墨迹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