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

寿宏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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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大名医肖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及汪逢春是民国至建国初期著名的中医学家。我们对建国以来反映北京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期刊文献作了初步考察，并对四位中医前辈的学术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所有文献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检索获得。其中内容以阐述名医学术思想、学习名医临床经验以及名医医案文章占绝大多数。
施今墨先生对《内经》、《难经》及《本草》均有深刻的钻研，尤其擅用《伤寒》、《金匮》诸方，并十分推崇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和张石顽的《张氏医通》。
　　
施今墨先生认为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因而强调气血辨证，提出阴阳应为辨证的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治诸病亦重视调理气血。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重视后天之本，擅长调理脾胃，归纳有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十法。治疗外感疾病注意清、解比例，提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记注意清里，创立七清三解法、五清五解法、三清七解法等，并根据古人方义制定清解药对。对慢性虚损疾病强调补益先天、后天之本。临证擅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擅治呼吸病、脾胃病、心神疾病、消渴病、痹证。施今墨先生处方常根据辨证将多个方义按君臣佐使组合为一个方剂。用药时善于两药合用，取意阴阳、气血、脏腑、寒热、升降的协调，意在协同以增加功效，制约以防止偏胜，世称“施氏药对”，常用者约有300余组，是施今墨先生临床独到之处。
　　
施今墨先生一生诊务繁忙，无暇著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其婿祝谌予曾编辑出版《施今墨医案》，尚有后人及学生编著《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刊行于世。
　　
肖龙友先生临证重视中医诊法，主张四诊合参，强调：“中医诊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查病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即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四诊当中尤其重视问诊，认为“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寻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同时认为脉诊是诊断方法之一，不能舍其他方法而不顾，更不能以切脉故弄玄虚。肖先生内、妇、儿科均擅长，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调理虚证方面有独到见解，一是善用育阴培本之法，并强调务须“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否则“若投药失宜，治之失所，以致滋腻，又能得到相反之效果”。在育阴之中，酌加芳香运化之品，如每用熟地，多拌砂仁，其阴中有阳，静中有动，泥而不着，行而不滞。二是重视疏理气机，调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补虚之剂方中加用合欢花、橘络等，以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再是立法因人而异，强调不同年龄、不同的证候特征，治法应有不同。指出“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肖龙友先生临证处方用药精益求精，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医”。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方中常常见到酒炒元胡索、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肖龙友先生还擅长应用鲜中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及不同证候选用。
　
肖龙友先生生前著有《现代医案选》及《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但未能将其临证经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其子女、学生曾有回忆文章及医案整理，发表于各种医学期刊。
　　
孔伯华先生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不泥于古，重视变异，辨证论治”。赞赏徐大椿的《病同人异论》，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临床注重辨证，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者如同启锁，一推即开”。孔先生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理论提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
　　
孔先生对《内经》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的论述有独特的发挥，他推崇金代刘河间“寒能胜热、辛凉解表”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重视脾胃的功能，认为“脾象土而主肉，藏意而恶湿，寄在中央，养于四旁”，是“万病丛生之源”，而“胃气乃人生之根本”。强调重视肝脾关系，认为脾湿与肝热是湿热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在认识上形成了“湿热彰盛”的湿热病学说。临证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三类证治方法。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
　　
先生临证尤擅长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认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誉。
　　
孔伯华先生早年著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疾疾说》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
　　
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应乎气候方土体质”，擅治时令病、胃肠病及妇科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结合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方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并指导临床用药。著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曾师从汪逢春先生，将先生治疗湿温的经验总结为芳香宣化、芳香疏解、芳香化浊、轻扬宣解、宣肃疏化、轻宣清化、辛开苦降、宣化通腑、轻通胃肠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泄化余邪十法，分上中下三焦证治。汪逢春先生用药讲究炮制方法，常带学生去西鹤年堂等药店看标本、学制作，处方常以药物的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成对配伍使用。临证善用曲类药物，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生化气血；善用鲜药，取其清轻疏解、芳香宣透、育阴生津之效；善用粉剂，意在增加药效、减少浪费、体恤患者。
　　
先生生前有《中医病理学》、《今冬风温之我见》、《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为本市小儿专家谨陈刍言》等文章，收载于其弟子谢子衡等手辑《泊庐医案》，可以反映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分析文献中关于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位中医前辈不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均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他们尚古而不泥古，尊古而有创新，正确地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无愧于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医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不断地总结四大名医的学术特点，弘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当代中医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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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大名医
谢海洲


　　名医者时医也。北京的名医是在妇孺皆知、有口皆碑的群众广泛推崇信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正和清代名医徐灵胎（泅溪）关于时医和名医的论述是相吻合的。
　　北京是古老城市，历代常在此建都，经济文化发达，医学也相应发展，由儒而医，名医辈出。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北京群众中流传着四大名医的称誉。他们是：擅长治虚劳病的萧龙友，擅治温热病（相当于发高烧的病及部分传染性疾病）的孔伯华，长于治湿温病（一般多见于夏秋之交，由于暑热与湿气侵入人体，破坏了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引起了病理变化，这种病理变化特别表现在胃肠消化或吸收机能的障碍上，而兼有热象的称为湿温病）的汪逢春，以及擅长于治疗心脏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如糖尿病、神经衰弱、高血压病、气管炎病等）的施今墨。
萧龙友
　　萧龙友（公元1864-1962）为前清拔贡[注]。精通文史，以文为医，医文并茂；善读书，多批校，生前曾将一部《医方类聚》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我们在阅读中，发现字里行间加批加议，勤求古训，堪为后学楷模。萧先生曾于1934年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人才。
　　关于萧龙友的医学思想与临床经验，他的门人张绍重医生曾加以整理。关于中医基础理论方面，扼要介绍九项：一，望闻问切的辩证关系，主张四诊合参。他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于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二，平脉与病脉。他常对学生说，必先知平脉而后知病脉。三，说四诊。临证时应结合病人的体格、性情、籍贯、职业、平素生活习惯等加以考虑，就不难得其秘奥。四，脉象与卦象，以卦[注]喻脉。先生对于脉理深入浅出，尝谓：“能识死脉，即为上工[注]。”“对于坎、兑、巽三脉，必须钻研。”五，对于医史的见解。他说：“治医学史，必先将历代典章学术，搜讨无遗，然后可以言史，否则医自医。学自学、史自史耳，何益之有哉。”六，关于医德。他曾作医范十条，为后学之针砭，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七，对中西汇参的见解，不泥古、不囿今，要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主张捐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八，论读书。主张以《伤寒论》为鉴，以之作鉴，则治病必有一定之法，如影之不变也。九，对于药学的见解。他主张医与药不能分豁，医生不但应识药，而且要能亲自采药、(口父)咀[注]配合。
　　关于临床方面，主张老少治法应有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调理虚证，多采“育阴培本”之法。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注]。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

　　他的临证方案及遗稿很丰富，按语用辞犀利，读之使人成诵，理法方药无不悉备。

　　他的哲嗣萧璋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汉语专家，也知医，家学渊源。他的孙女承宗是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医院妇科医生。
孔伯华
　　孔伯华（公元1885--1955），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1934年）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五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关于他的学术经验，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中医杂志》1962年7--8号中介绍过，现摘要于下：

　　他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特别强调"元气"。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寒、热、虚、实。"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学方面，首先应熟读《内经》，参悟经旨，不泥于古，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诊断方面，脉贵于神，意在匀和。在病机方面，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尤其重视肝脾关系，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临证注意牌湿和肝热。在外感温热病方面，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久郁之热和潜伏之气）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

　　他擅用石膏，是从躁、渴、喘、呕四处着眼，在他的著作《时斋医话》中讲述很详：“诸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表肌（解表清热），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皮肤上出的小红点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牌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疡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
　　民间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称誉。又善用鲜药，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藕、鲜荷叶等，取其芳香清轻，清灵通窍，除秽透达。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曾明令废止中医。这一反动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1955年孔伯华逝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
　　汪逢春（公元1887-1948），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他的门人冯仰曾医生在《中医杂志》1958年第8号中介绍他的医案数例，可见他的学术一斑。现摘要如下：

　　湿温重症，气郁不得宣畅，以致肠胃秘结不通，用辛香宣化的方法，并佐以通腑之剂。一剂后头痛止而仍昏晕，形寒解而身热未净，斑疹和白囗出现甚多，再以清轻解热，兼通肠胃。三诊身热已退，斑疹渐退，舌苔渐化，胸闷已舒，小溲渐淡，表明湿温化而未净，再以泄化余热，兼治胃肠。
　　他善用大豆卷、香青蒿芳香化湿浊，山桅、丹皮清里热，杏仁、薏苡仁、蔻仁宣畅三焦，批把叶、厚朴、半夏、连翘。芦根、瓜篓皮和胃化痰，散结滞，消胀满，通肠胃，益元散、殊茯神清心利尿、安神志，如此则湿温得化，余邪得解，善治湿温者，可师可法。

　　他喜用沉香粉一分、酒军二分、食盐一分，三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分两次以药汁送下。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节约药材，又发挥疗效。这里所称的一分相当于0.3克重，二分不过0.6克，三味加在一起仅有1.2克，胶囊不过装二三个，吞服下去到胃肠中直接发挥作用，比较汤剂用量小、收效大。这种方法是足以取法的。

　　温病初起验案，病人感受时令之邪，肺胃热盛（肺通于鼻，病邪由口鼻而入，首先入肺，胃为中焦，受纳水谷，比肺略进一层而属里），先生采用表里兼治的方法，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

　　咳喘属慢性支气管炎，遇寒而发，主以温运化饮，另附白蔻仁二分、琥珀粉三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俟停饮已化，病后气血两亏，宗《金匮》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加味（茯苓、甘草、五味子、生姜、细辛、半夏等味，其中茯苓、甘草和胃化痰饮，五味子、生姜、细辛、半夏几味合在一起发挥辛散苦降，一开一收，散寒温中，敛肺平喘）而收功。

　　痢疾验案，属湿热各滞，蕴蓄胃肠，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

　　气恼伤暑验案，采用芳香温中分利，以呃逆大作，引起剧变。俟呢逆止，以升降运中，调治胃肠，最后以升阳益胃收功。其间亦佐以胶囊剂，初以戈制半夏五分、局方至宝丹一丸，二味匀两次，开水送下。继以戈制半夏五分、淡干姜二分、食盐一分，三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着重清理胃肠。

　　以上几案，皆为善治之病，得心应手，药到病除，屡为群众所乐道。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他热心教育事业，提携后进，多所贡献。
施今墨
　　施今墨（公元1884-1968），浙江萧山人。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后以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结合，尝谓：“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quot;素主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律，才能取得古人理论精华”指导临床实践，因此独创一格，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联络各省医家，数次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力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材，不许成立中医学校，限制开业登记，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华北国医学院”，惨淡经营，直至解放前，培养出六七百位优秀中医人材。
他擅长胃肠病及妇科病，晚年研究冠心病及防老诸法。解放后，北京医院聘施氏为顾问，其处方、丸药脸炙人口，流传海外，如施今墨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强心脏丸等多种。

　　他对糖尿病之治疗有独到之处，热症主以人参白虎汤（人参、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渴饮无度（多饮）伤津，治以增液合生脉法（玄参、麦冬、生地称增液汤；人参、麦冬、五味子称生脉散）；减除尿糖，用黄芪、山药，绿豆衣、薏苡仁；减除血糖用苍术、玄参；糖尿不必戒蜜，可服蜜丸，重用黄芪、人参；并主张采用脏器疗法，用猪、鸡、鸭胰子。

　　施先生尝谓：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必不能取得临床疗效。施先生在华北国医学院亲自授课，并带临床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主张有是证用是药，不应以各人所好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能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所以他善用《伤寒》、《金匮》诸方，并寻求民间疗法，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疗效卓著，至今犹为各界人士所称道。

　　施先生一生，在医学上勇于革新，50年前即提倡中西医结合。对于中药，力图改进剂型，曾创办“中药制药厂”，历经艰苦的过程，他的革新愿望，至老不衰。他还曾先后到明德堂、万全堂、千芝堂等药店坐堂应诊，开创医生坐堂应诊的范例。他的医案，常附两说，中西并举，融会贯通。临终时，他还嘱咐将遗体解剖，贡献于医学事业。

　　施先生曾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又受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党中央制定中医政策，开办中医学院，成立中医医院，使中医重见光明，后继有人。毛泽东同志提出中西医结合，创造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使他的心愿将得以偿。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愿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人民。并嘱门生，总结历年；临床经验。解放前曾出版过《祝选施今墨医案》，由祝宽（湛予）主编，上下两册，内容丰富，分析清爽，为施氏医案精华。解放后祝氏邀集同窗学友，又进行整理，曾油印13分册，案前并附有师门语录，案后附有按语解说。晚年他又曾亲自整理解放后临床医案，阐述学术观点，拟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因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直至临终，未见出版，现由他的门人再做修整，即将出书，使这些宝贵经验，留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四大名医在解放前曾被伪卫生局聘请为中医主考官，参与命题、阅卷、口试、评定等工作。解放后，四大名医除汪逢春先生早故外，都被北京中医学会聘为顾问，萧龙友、孔伯华在中医研究院成立时被聘为名誉正副院长，施今墨被北京医院聘为顾问，主持中医会诊。

　　他们的学术思想、医案医话，虽稍有流传，但都是一鳞半爪，全部经验业绩，还有待于继续整理。已经整理成卷的，希望有关方面早日安排出版，以飨后学。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197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