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向抗生素下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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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    医学界流行一句话说，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却很难——而中国正好相反。据专家估计，我国每年约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相关的不良反应，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郑有田：我向抗生素下战书
    齐鲁周刊记者  邱长海
    1994年夏天，山东女孩杨晓霞发现自己右手拇指上有个小黑点很痒，挑破后便开始溃烂，父母把她带到乡卫生所治疗，大夫用抗生素给她消炎，没有治好，转到另一家医院后，拔掉了病变的指甲，再使用抗生素，还是不行。
　　随后，杨晓霞去了济南，先后在4家大医院进行治疗，用的最多的药还是抗生素，但病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她的伤口在一天天溃烂。
　　3个月后，杨晓霞来到了北京。而此时，她的右手已经坏死，医生不得不给她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首都13家医院的50名中西医专家先后两次为得了“怪病”的杨晓霞进行义诊。
　　经过几十次的细菌培养试验，专家们在杨晓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而让人担忧的还不只是细菌种类繁多，在她持续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细菌对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几乎把治疗推到了悬崖边，已经截了肢的杨晓霞开始面临死神的威胁。
　　在进行了科学的药敏试验后，专家组决定有针对性地使用一种名叫泰能的广谱抗菌药，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辅助措施。奇迹最终发生了，在杨晓霞手臂上肆虐一年之久的细菌全被消灭，她康复了……
    看到这个新闻，济南“中医狂人”郑有田拍案而起，内心深处堆积已久的愤懑喷薄而出：我要向滥用抗生素宣战！
中国的细菌就那么厉害？
    老郑认为，2003非典肆虐以后，“超级病菌”又全球蔓延，滥用抗生素难逃干系。
    郑有田近年因创办“郑老师教育沙龙”培训班而声名鹊起，人称“济南培训王”。他却自称“中医狂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即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晓霞事件”发生后，老郑开始遍访全国中医名医，讨教、交流、论战——合纵连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他用心搜集着滥用抗生素的“罪证”。
　  “凡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抗生素，都属于抗生素滥用。”老郑把调研数据认真地记在本子上。目前，国内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应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例，该院每年销售收入排序前3位的药物均为抗生素。据统计，仅超前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全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
　　是药三分毒，抗生素也不例外。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滥用抗生素使我们为战胜疾病的代价越来越高。老郑认为，2003非典肆虐以后，“超级病菌”又全球蔓延，滥用抗生素难逃干系。
    上海华山医院党委书记、我国抗生素专家张永信对此感触更为深刻。二战中，几十到100单位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相同病情，现在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也没有效果。他的关于中国细菌耐性的研究文章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外国医生表示难以置信：中国的细菌就那么厉害吗？
    张教授的话让老郑心焦：如果有朝一日病菌耐药性“进化”速度超过抗生素的研制速度，我们就又将回到抗生素诞生前的黑暗岁月。
四方利益合谋图财害命
　　抗生素何以滥用到如此地步？老郑认为，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现象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1928年，在一次医学试验中，一个葡萄球菌培养基受到了一种霉的污染。试验者弗来明注意到，霉周围的细菌消失了。他断定这种霉产生了某种抑制葡萄球菌生长的物质，并将它命名为青霉素。在弗来明的启发下，英国医学家弗洛里和钱恩提纯了青霉素，先后给实验室动物和病人试用，证明青霉素对细菌感染具有惊人疗效。三人因此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时至今日，抗生素早已成了西医的顶梁大柱。“它像一把尚方宝剑，守住了西医的门户！”老郑说。
    抗生素何以滥用到如此地步？老郑认为，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从医院、医生，到医药销售企业、医药生产企业，抗生素滥用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在我国，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现象很普遍。比如给患者输液，圈内便有一不成文的行规：住院病人“每人N瓶”，急诊病人“先来1瓶再说”。很多医生即使对于感冒等普通疾病也要开上一大堆抗生素，这种做法无异于“大炮打蚊子”，更有一些医生偏爱某种抗生素，一个月开出的处方就数以万片计。
　　某大医院一个从事医疗工作20多年的医生到媒体爆料：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其中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大大抬高了抗生素的价格。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个别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学术交流、旅游、出国考察等因素则远远高于30%；有些医生拿回扣的数目惊人，重点科室的重点医生每月仅拿回扣就超过2万元……上述费用最终都得由患者埋单。
　　从2003年开始，国际抗生素原料市场价格不断下降，而抗生素销售价格却节节高升，于是药厂一拥而上，纷纷投产抗生素。据了解，我国目前的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中绝大部分都生产抗生素，生产“阿莫西林”的企业超过100家，生产“先锋”的企业超过200家，这就直接导致药品流通渠道混乱，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严重。
　　抗生素，你要猖狂到几时？
“中医狂人”力挺中医药
    抗生素问世之前，人类也常受瘟疫的侵袭。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借助《伤寒论》和《瘟病学说》两大体系之力，有效抵御了瘟疫。
    不用或少用抗生素，那我们用什么呢？老郑开出的方子是“中医药”。
    “我不像那些一味批判高考制度的人，他们找不出取代高考的方子。”老郑说，“在抗生素问世之前，人类也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借助《伤寒论》和《瘟病学说》两大理论体系之力，有效地抵御了瘟疫（传染性疾病）的侵害。”
    老郑拿新近搜集的一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2008年5月10日，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崔文成在《济南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医防治“瘟病”更有效——手足口病属“瘟病”范畴，儿童口服大叶青、板蓝跟可有效预防感染。
    “我对中医药有着很深的感情。”老郑说。1968年，当时的小郑上山下乡到了历城县坝子大队，枯燥的劳动之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迷上了中医。1971年，他给时任卫生部长刘湘萍写信，力陈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其秘书回信说，部长看罢来信很受感动，已把信转到了山东省卫生厅。小郑兴致勃勃地去找卫生厅长，却看到厅长正在挨批斗“坐飞机”。他的心一冷，只能摇头叹息——在那个热衷于破坏的年代里，谁人还管创造呢！
    1977年底恢复高考，老郑考了个济南第三名，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上了3个月后，他报考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张香桐教授的研究生。一考就是前5名，他赴上海参加面试。当时让他解剖大白鼠，剥离坐骨神经。老郑一下子傻眼了。“咱是自学成材，哪里会弄那一套！”至今，老郑仍是一脸惋惜。
    一梦十年。1989年4月，老郑偶尔从广播上听到一条新闻，说上海一家企业生产爱滋宁口服液，在广交会上备受青睐。他揣着1000块钱，包里放着上海二医大朱炳发教授的一封回信，只身来到上海。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他组织了第一届中国AIDS与中医学术研讨会。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居然来了16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盛况空前。
   紧接着，他开发出中医治疗爱滋病的他士（TACH）系列产品。这种药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市场，只能靠出口美国等地，最终因为他不熟悉国际市场规则而铩羽而归。
   再梦二十年。去年底，年过六旬的老郑在舜网上开了博客，专谈中医药，前不久，他又自筹资金拍摄电视专题片。如今，老郑设下擂台，广散英雄帖。“我想闹腾出点动静来，有动静人们才会关注，有关部门才会重视。我不在乎落下个哗众取宠的坏名声。毕竟，这是一项关乎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大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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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信任我们的亲朋好友不受抗生素、吊水的误用误伤，我们做为中医人，中医理论就得扎实，现代诊治技术也要熟，方能做到“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就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泰然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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