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论辑

却波渔翁

药鉴 新刻药鉴卷之一
论升麻柴胡
       天地四时之令，春夏之气温而升浮，则万物发生。秋冬之气寒而降沉。则万物肃杀。人肖天地，常欲使胃气温而升浮，而行春夏发生之令，不欲使胃气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肃杀之令。盖升麻能令清气从右而上达，柴胡能令清气从左而上达。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是以清气一升，则浊气随降，而无以上等症。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10日 06:39pm 时添加 -=-=-=-=-
药鉴 新刻药鉴卷之一
用药分根梢
       大凡用药，须要得法。或微水渗，或略用火烘，湿者候干，坚者待润，才无碎末好看，仍忌锉多留久，恐走气味不灵，旋锉应人，方能取效。根梢各治，尤勿混淆，生苗向上者为根，气脉上行。入土垂下者为梢，气脉下行。中截为身，气脉中守。上焦病者用根，中焦病者用身，下焦病者用梢，盖根升梢降，中守不移故也。

-=-=-=-=- 以下内容由 却波渔翁 在 2009年08月10日 06:40pm 时添加 -=-=-=-=-
药鉴 新刻药鉴卷之一
制药资水火
       大都制药要在适中，过与不及，其失则一。火制四：有 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有渍有泡有洗之弗等。水火合制者二：有蒸有煮之不同。余外制法虽多，总不离此二端，匪故巧为异法，然皆各有意在。酒制升提。姜制发散。盐制走肾，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助生阴血，蜜制增益元阳，土制补益中焦，麸制勿伤上膈。黑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能解毒。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容易脆研。
       剜去瓤者免胀，抽去心者除烦。

却波渔翁

药鉴 新刻药鉴卷之一
解药毒法
       服附子后，身目红者，乃附毒之过，急用萝卜捣汁一大碗，入黄连甘草各五钱、犀角二钱，煎至八分饮之，其毒即解。如解之迟，必然血从七孔中出，决死何待。若无生萝卜汁，用子亦可。用生黄豆浸透，捣烂取汁一盅饮之，亦可。或用澄清泥浆水饮之，亦可。
       服大黄后，泻利不止者，用乌梅二枚、炒粳米一撮、干姜二钱、土炒白术一钱、人参五分、附子去皮钱半、甘草七分、升麻二分、灯心七根煎熟，入壁土一匙，调服即止。
       服麻黄后，汗出不止者，将病患发披入水盆中，足露出外，再炒糯米半升、龙骨牡蛎本防风各一两，研细末，周身扑之。

却波渔翁

药鉴 张跋
       用药之难，非顺用之难，逆用之难也。非逆用之难，逆用而与病情切合之难也。医者知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热者热之无遗，寒者寒之无遗而已矣。然内经有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热用，热因寒用，用热远热，用寒远寒，则又何以说也？盖塞因塞用者，若脾虚作胀，治以参术，脾得补而胀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时感挟热下痢，或中有燥屎，用调胃承气汤下之乃安，通之而愈也；寒因热用者，药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热；热因寒用者，药本热，而反佐以寒，俾无格拒之患，所谓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热远热，用寒远寒者，如寒病宜投热药，热病宜投寒药，仅使中病而已，勿过用焉，过用则反为药伤矣。故曰：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在人之善学善用耳。
       余家藏有明代皖医杜文燮所编《药鉴》一书，喜其能纂集昔人用药要言，参以一己经验，便诵习，资启发，遂志数语，以公诸世。
       张耀卿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海

王勇123

中医用药如用兵（上）
发布时间： 2009-07-16  |   作者：杨朝晖
http://www.stdaily.com 2009年07月16日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杨朝晖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曾经预计，甲型H1N1流感病毒将会很快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持续时间最少是一到两年，全球至少有1/3的人可能感染此病毒。
　　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梁万年称，一种新的病毒出现后，它有可能危害逐渐加重，甚至造成比较高的病死率。但也有可能毒力逐渐变弱，甚至消除。还有一种可能，它会逐渐地变为优势毒株，取代传统的季节性流感，变成流行主要毒株。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病毒，96岁高龄的国医大师裘沛然老先生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裘老在75年的行医生涯中，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在外感热病诊治方面颇有建树。他强调，客观事实证明，在流行性感冒、肠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许多人群都接触了病原体，但并非人人患病，只是一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容易罹病，而另一部分抵抗力较强的人安然无恙。这就说明，对于防治疾病，“正气”十分重要。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施杞教授说，中医讲究“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平衡，自然精神倍增，机体的防病抗病能力就会明显提高。
　　“中药配伍的原则就是以平为期。”裘老解释说，《本草纲目》记载了1900多种药，但临床上经常用的只有200多种。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
　　他举例说，阿胶是家喻户晓的养血圣药，在历代本草中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它在临床中用途广泛，与不同药物配伍，在内科、妇科、外科都有很多经典良方。
　　阿胶乃血肉有情之品，滋阴润燥，填精生髓，填补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比一般草根树皮一类的草药调补作用更强。
　　此时，裘老慈祥地望着他的得意门生——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吴银根教授说，阿胶是每个中医都很熟悉的常用药，呼吸系统疾病中用得很多。
　　吴银根见老师“出题”，忙接着说，补肺阿胶散就是个常用的方子。结核病人后期咳嗽，肺气不收拢时，这个方子很有效。对于长时间咳嗽的患者，这个方子的效果也很明显。
　　阿胶最能体现中医精髓——配伍的奥妙。吴银根不愧为内科专家，他接着说，张仲景有个很有名的方子——炙甘草汤，其中阿胶是味主药，主治由心肌炎引起的心律紊乱及各种心脏病。阿胶在方中补血养心阴，方中另一味主药桂枝则助心阳，二者合在一起，平衡阴阳，保护心脏功能。
　　说起中医配伍，每个中医都会有很多心得。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施杞教授说，同样是阿胶，在胶艾四物汤中，它又具滋阴补血、止血之功，适用于女性崩漏下血，月经过多，淋漓不止，以及产后、流产后下血不绝，或妊娠下血等，是养血止血、调经安胎的一剂良药。

铁骨铮铮2002

     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 “中药配伍的原则就是以平为期。”
     可谓 深得中医治病疗疾之精髓。现在有人倡导用重剂量治病是见病不见人表现。

王勇123

中医治病与用药(六则)
--------------------------------------------------------------------------------
发布日期：2006-6-6    作者：潘德孚

中医治病与用药（一）
——老来方知医律细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健康，保护人的生命摆脱疾病的困扰。
在对医学的认识上，把现代当先进，把古代当落后，这个思想是不对的，说中医要现代化就更错误了。焦树德先生曾治一妇女产后全身疼痛，辨证是产后血虚，风湿困扰。处方用养血、祛风、化湿，可就是不见效。后来他翻阅了很多医籍，发现在古代的一本医书中有一张治产后血虚身痛的方子叫“趁痛散”中有一味薤白是起主要作用的。于是他在自己的方中加上了这味药，固然就治好了这个病。薤白这味药，一般的见解是开胸膈，利肺气的，古代有人却用于治产后血虚身痛，有谁能想得到？几千的医学典籍中，拥有大量的这样的知识，其中当然会有许多废话，也有带着许多精华。岳美中先生阅他的病历后叹道：“老来方知医律细”。
在我们一般的见识中，认为是现代的就先进，是古代的就是落后。然而拿医学来说：用现代的医与药治不好病，能否叫做先进？用古代的医与药治好了病，能否叫做落后？所以这些话，在医学中就用不通。中医要现代化，就更错误。现代化是指按欧美文化模式作标准来衡量，符合的就认为是先进的，不符合就认为是落后的。西方的科技进步、生活水准高，我们感到自己处处落后，就把中医学也否定了，“把脏水和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岳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老中医，为什么会发这样的感叹？因为为医一生，都会碰到许多自己无能为力的疾病。我国的医学古籍中，却蕴藏着无穷无尽宝贵的经验和方法，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根本无法掌握这些无穷尽的知识。医学就是掌握治病规律的学问，只有到老，才会知道这门学问的规律，它的细微，实在是很难掌握的。他的病例，也告诉我们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大量的医学规律，蕴藏在我国的古典医籍中。我们的中医内科医师，在临床中常常碰到很多现代医学治不好的疑难病症，却很容易地被别人治好。
文革期间，岳美中医师被红卫兵批斗，周总理知道了，想办法救他，就组织了一个国际医疗队到越南去，指定岳先生参加。岳先生到了越南，正好碰上当时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手下有个也是姓武的大将患腹泻。越南的中西医治疗了数月，体重减轻了30斤，就是治不好。越南中医，很钻研，碰到这样的病，束手无策。岳先生交代停止输液和用药一周，然后给处方资生汤每天量仅15克。越南的中医很奇怪，问岳先生：“我们用的药参苓白术散也是资生汤加减方，每天量120克都治不好，你这么一点点怎么可以？”岳先生说：“像他这样的身体，吸收能力已经很差，重了，反而不能吸收，所以要停药一周。这样才能激发体内机能，促使它吸收，也不能太重。”用药三天后，腹泻就止住了。越南中医不得不叹服岳先生用药出神入化。这里不仅说明了中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用药方法与西医那种按规定标准用药的方法完全不同，也说明治病之难不仅在于用什么药，更在于如何因人而异的用药份量，配制与它的使用方法。如果一个医生没有大量的医理、生理、心理、病理，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知识，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中医的。
从上述这个病例中，我们还应想到：治病用药，不是越重越好，越多越好，而在于适宜，只有适宜，才能恰到好处。所以中医师都深深地感受到“中医之秘，在于分量”。

中医治病与用药（二）
——日本的中医与中国的中医

有人认为，日本的汉医比我国的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医内容之深，包容范围之广，蕴含经验之富，治疗方法之多，岂日本这么一点吗？其实日本人所发掘的，仅是它的一个小部分。但是，作为一代的文化大师章太炎先生却很佩服日本的汉医，认为他们对《伤寒论》的研究搞的比我们还好，有“吾道东矣”之叹。日本民族的勤劳、勇敢，令世界上许多民族佩服的。但是，要是说他们的中医比我们要好，那只是一隅之见。
日本出了许多汉方医学大师，如吉益东洞、汤本求真、大冢敬节等，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人物。像针灸家泽田健被西方国家的人们誉为东方医学的太阳。他们在中医学的贡献中，最重要的是对方证的运用，而且把方证辨证搞得出神入化了。很多病，西医治不好，他们使用中医的方证治疗，都有药到病除的。方证就是以证定方，方中的药，包括药量，都是固定的。原来日本的中医，开始时都要先学西医，从西医的学校毕业后再学中医的。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中，都带有西医学中那种机械论的影子——治病用药按标准的办。日本汉医使用方证治病，实际也就是制订了规定的标准，按标准的办。《伤寒论》里固然有按证定方，对证用药的方法。但《伤寒论》的辨证施治的精神，却被方证掩盖起来了。
人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先入为主，医学也一样。然而病人生病是没有标准的。每一个人，除了有它的同一性，还有它的特异性。什么叫特异性？即每个人都不一样。例如说，体重不一样，高矮不一样，肥瘦不一样，皮肤不一样，视力不一样，听觉不一样，工作不一样……这些还只是外部的东西；再如思想不一样，喜怒不一样，嗜好不一样，饮食不一样，家庭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等等，生病以后的调处也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既然是先学西医，后学中医，在他们的脑子里，就会首先想到如何治病，所以他们就采用西医的按病用药的思想，来挖掘中医治病的宝库。在中医学中，当然先也是按证处方。然而，我国的中医，过去都不是从学校里读出来的，大多数是师徒相传，手把手带出来的。老师徒弟代代相传，把临床经验积累起来。经过几千年的演练，除了书本里的按证处方，还把这种方法溶解在自己的实践中，与自己的经验化为一块。这样的方证，已不是死板的方证，是随时会因人而异的变化了。
我们不能说方证的不好，只能说死板用方证是不好的。按方证治病，即是什么证，就用什么方，很死板，也很规矩。然而病人有这样多的“不一样”，医生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就好比从南来北大的学生与从北面走来的学生，虽然都读一样的书，但结果是不一样的。这里涉及学生潜在的思想，所有的生活经历、环境以及学习状况。死板的方证，就会碰到很多的不如意。这就是日本中医不能胜过中国中医的道理。按方证治病，只能说，它只是庞大的中医治病一种方法而已，哪能这么容易地就胜过我国的中医。所以，岳美中先生就不赞成章先生的这个说法。他说过：“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那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
哮喘期有方证，不能说没病；冠心病不发作，一点症状也没有，是不是要治疗？当然要。但没证就无方，如何用药？因此死守方证就是有问题的。再如两个病人都便溏：一个是长期住在地下室，湿气困脾；一个是手术后血虚湿困。如果都按湿困用化湿治疗，亦即按方证治疗，住地下室的能治好，手术后的就不好说。因为，这个人需要扶阳养血才能化湿。做医生的死板用方证治病，就与西医一样按规定治病了。
日本中医用方证治病的局限，就是不能根据实际变化用药。有个故事说：老师看见两个学生白天在睡觉，把一个叫醒，要他继续学习；而让另一个继续睡觉。有人问这个老师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老师说：你不见这个学生是抱着书睡觉，睡着了，还不舍得把书丢掉；那个学生书掉了丢在一边，原来他是一看书就睡着了？说明这个学生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必须督促；那个学生已经很自觉、很勤恳，睡着了是因为太疲劳，需要休息。如果按方证的话，两个同时都要叫醒。医生治病应该与这位老师一样，不为现实的方证所迷惑，而要根据病人的许多信息的综合，再下准确的判断。

中医治病与用药（三）
——解剖现代中医

我们曾经都说中医要现代化，结果是中药当西药使用，不用来加减治证，而是照西医的方法用来治病：中医中药治肝病，治肾病……检验中药含什么成份，对什么细菌敏感，如何治好什么病……等等，造成一系列误导。大量的中医西医化了，大量的药物浪费了。有一个报导说有人长期服用龙胆泻肝片肾萎缩了……中医现代化带来了什么：医学能力降低、资源浪费、药源性疾病增加……之所以会如此，就是自信心不足。
西方现在对现代化这个词持批判态度了。西方出现的的后现代化这个概念，就是对现代化的反思。因为现代化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口无限增多，武器储存威胁人类生存……带来了很多人类的灾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后果。可见现代化不再是进步的代名词。因此现在就改名为现代性。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中性的。
当然，我们说中医保持它的古典性，就是保持它在治疗中的整体性，用药施治对人体生命的维护性。古典性必然有一定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由于落后与保守，不可避免的就成不了公共医学。广大群众对它不理解，不了解。什么叫公共医学？意思是指它的一般常识，都能被广大群众所掌握，所运用。然而，到现在为止，中医学仍然还蒙着一再张神秘的外衣。拿脉象来说，有的中医对一般的风寒，都故意按他半个小时，制造特别用心的迷雾；有的不让病人自己述说自觉症状，按脉说病，假装高明……其实都是骗术。中医至今不能成为公共医学，把它的一般常识让广大民众知道，自绝了传播之路。
中医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不能成为公共医学？排除现代医学的冲击外。从主观查找原因，是因为它带有我国文化中的劣根性。中国的医生，在整个社会等级排序中，是很低档的。医卜星相、优伶倡伎被排列在一起，也证明了医生的地位。为了谋生，他们奔走于下层，为了自保，为了衣食住宿，只能吹嘘、欺诈，唯利是图，把小病说成大病，把没病说成有病。家有一张验方，就世代相传，传子不传媳，不愿意交流。他们如果不这样，哪儿来的饭吃？不择手段求近利，这是游民意识、灾民意识加在中国下层医生身上的烙印。现在社会上有的医生、医院做广告，说自己能用中药治肝病、治肾病、治许许多多的慢性病等等，无不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延续。
古代社会中，中医一般是三类人：一是御医，战战竞竞看病开方。在这个位置上，稍有不到便会得杀头之罪。所以，大凡临床，都会喜欢用没风险的药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医的智慧光芒被奴才的枷锁所约束，很难得到发挥。二是下三流占了大多数，走入游民社会的江湖郎中。江湖郎中实即游民，为谋生奔波于下层。历代造反，都有医生参加，很多都做了吴用一类的人物。游民、灾民的生活，一般都朝不保夕。三是历代中医的中坚分子。这些人只有极少数，如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李时珍等。他们都是衣食无虞，看透官场本质，而以行医济世为志的人。一部中医的发展的历史，就是由他们来写成的。
据外国留学生来学中医，老师见病人脾气暴躁，是肝病，不按脉，就写上脉弦。学生问，为什么？答：是肝病，脉当然是弦的。中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应当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在临床实践中，脉和症完全一致的典型证例比较少见，如《伤寒论》中脉症相符者仅21条，脉症不一致者却有92条。路振平在《医圣秘法》一书中说：“有人曾随意抽查1981年度国内三种主要中医刊物23册所载医案，有脉象记录者共469例，竟无一例是脉症不符。其中个案报道132例亦不例外，案案皆脉症相符。”例如是肝病的脉弦，是湿病的脉濡，是风病的脉浮……这说明这些写文章的医生，都在病历中把四诊脉症相互矛盾的证，有意识地遗漏。主要中医刊物公开发表的论文都是这样, 惶论其他。
临床实践中的事实是，运动员即使得了虚证，他的脉象他仍然是有劲的；林黛玉即使得了实证，她的脉象，也还是很微细的。每个人都是生命个体，所有生命个体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社会学家厉以宁说：“个体是一种生命现象，是有性繁殖的产物。有性繁殖导致了子代的成员，既相似又不同。个体最基础的特征是这种繁殖方法注入的。个体是惟一的、独自的。正如同出生是惟一的、独自的，死亡是惟一的、独自的。”
其实临床看的病，四诊合参的结果都必然会有残缺，有所及，也会有所不及。可以认为，绝大多数疾病的各种四诊合参数据，不是全部都能对上号的，不是舍大证从小证，就是要舍小证从大证；不是舍显证从微证，就是要舍微证从显证（中医的见微知著，就是从这里来的）；不是取脉舍证，就是取证舍脉。正是这些残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决定了做中医的困难。而且，这难度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领会的。


中医治病与用药（四）
——永远背着十字架
                        
《灵枢》：“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很明白，它认为对中医来说，只有没本领的医生，而没有治不好的病。医生只有这样要求自己，才会不断追求，精益求精。一个好中医，就必须要背上这个沉重十字架。
中医治病，重点是治病的人，其次才是治人的病。如何把这个病的人治好，就要知道病人的方方面面，这是非常困难的；而做西医的，却只能想到如何治好这个病，他们只要根据规定去检验、用药，如果都根据规定去做了，病真的治不好，也不是某个人的责任，所以心中坦然，不会背“我没本领”的十字架，最多只是说一句：“我也很难过，但我已经尽力了”。这里的难过是对患者的同情，而不是对自己医术的怀疑。
娄绍昆曾治一脸色焦黄，少气乏力，神态疲惫，呕恶不止的病人，心想：这是一个脾胃虚弱证，就给他开了六君汤方。岂知病人服后，呕吐反而增重，饮入即吐。想来想去，不得其解。后来他突然想到是否是药量太重，引起病人的格拒。于是就改汤方为散剂，嘱病人每服5 克，开水冲，当茶饮，一日三次。这样做，每天所服，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虽不见显效，但病人服药已不再发生呕吐现象。半个多月后，病人才逐见恢复。此病例说明，中医用药，不仅只有辨证是学问，药量和用法也还大有学问。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辨证发生怀疑，改道易辙，也是对自己所学的否定吗？这也是考验一个中医对病人的责任心的问题。做中医的，就要永远背这样的十字架：病人的病，不是没药可治，而是自己的医术不精，或者不是治疗不对，而是所用的方法不好，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永存责己的精神。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里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想想我们自己，如果家里有一个亲人生了病，是多么紧张；或因此而死亡，都得如何难过、伤心？张仲景有这么多的亲人在患病中亡故，这种亲人夭亡的悲痛之情，对他的刺激该多大？于是他不去当他的长沙太守了，用尽心思，写成了《伤寒杂病论》。正是这种背十字架的精神，使他出了这本传世之作，成为我们民族医学的鼻祖，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巨额的财富。
我认为，每个学中医、做中医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背十字架的精神。我们的身上、心中，应该永远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不是病人无药可治，而是我们的医术不精。只有不断进取，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才能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大医精诚，即此之谓也。

中医治病与用药（五）
——治病方法多种多样

一个病人，不管是乞丐或是皇帝，当他坐在中医医生的面前时，做中医的必须在短短的时间内通过四诊来了解他的所有信息，同时要分清轻重缓急，选择适当方药，使病人恢复健康，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有一个朋友，发微热，住院四个月还没有好。于是他缠着主治的医生，一定要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医生给他缠得没了办法，只得老实告诉他说，他得了肺癌。第二天，他就死了。这么快的就死去，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因为他的脑中死亡的信息释放了。人之所以会死亡，就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储存着死亡的信息。这是与生俱来的，谁都没办法。有生必有死，是自然规律。孙万鹏先生45岁时得了肝癌，他没有绝望，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写他的灰学著作，于是他胜利了，8年后，他成为我国第一个灰学理论的创始人，肝癌远远离他而去。现在他将近70岁了，健健康康的。这说明，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生命的指挥部。思想绝望了，再加上年纪大了，就容易释放死亡信息。至于要问：为什么此人会这么快？那就只能说，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而已。中医医生临床治病，都会根据病人各方面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对待。即使仅只是言语，也会考虑何人说得，何人说不得。在西方，认为这是心理学家的事，可是做一个好中医的，也必须具备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据载，某国国王要扁鹊治病，扁鹊写了一封信将他骂了一顿。国王大怒，派人去抓他，但扁鹊已经逃走。那国王气得吐脓血，病竟然痊愈了。这才知道扁鹊是有意激怒他的。由是可知，中医治病还包括情志疗法。
张子和治一疯癫妇女，叫她站在一张高高的凳子上，暗暗的吩咐她的家属，准备锣、钹之类发出剧烈噪音的器皿。当那妇女站好之后，让锣、钹一齐敲响。那妇女受了突然的惊吓，癫症也就好了。后来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妇人得的急躁造成上气的心病。心属火，火势上炎。我用惊恐的方法，所谓恐伤肾，恐则气下。肾属水，水能济火，引火归元。这种谁也想不到的方法，也是一种情志的疗法，没有至情至性的人是不会用的。
古人说：“大医诲人以规矩，难以诲人以巧”，处方用药必须是“出于规矩之外，不离规矩之中”。学中医，当然先要学中医的书本著作，它只是教人以医学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临床行医，有许多时候都必须“出于规矩之外，而不离规矩之中”的。因为每个生病的人都不一样。
我国的医学古籍中，蕴藏着无穷无尽宝贵的经验和方法，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根本无法掌握这些无穷尽的知识。医学就是掌握治病规律的学问，只有到老，才会知道这门学问的规律，它的细微，实在是很难掌握的。文革期间，岳美中医师被红卫兵批斗，周总理知道了，想办法救他，就组织了一个国际医疗队到越南去，指定岳先生参加。岳先生到了越南，正好碰上当时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手下有个也是姓武的大将患腹泻。越南的中西医治疗了数月，体重减轻了30斤，就是治不好。越南中医也很钻研，碰到这样的病，束手无策。岳先生交代停止输液和用药一周，然后给处方资生汤每天量仅15克。越南的中医很奇怪，问岳先生：“我们用的药参苓白术散也是资生汤加减方，每天量120克都治不好，你这么一点点怎么可以？”岳先生说：“像他这样的身体，吸收能力已经很差，重了，反而不能吸收，所以要停药一周。停药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体内机能，促使它吸收，但用仍不能太重。”用药三天后，腹泻就止住了。越南中医不得不叹服岳先生用药的出神入化。这里不仅说明了中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用药方法与西医那种按规定标准用药的方法完全不同，也说明治病之难不仅在于用什么药，更在于如何因人而异的用药份量，配制与它的使用方法。如果一个医生没有大量的医理、生理、心理、病理，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知识，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中医的。

中医治病与用药（六）
——中医用药的学问

我的一个朋友，年仅60岁，患白内障去眼科做手术。术后，视力复原。他很高兴，要医生用消炎药要重一点。医生按他的吩咐做了。岂知没几天，发肝昏迷死亡。原来他有慢性肝炎，不宜使用过重的消炎药物。因为，凡是消炎的药物，都会造成肝损害。
治病用药，不是越重越好，越多越好，而在于适宜，只有适宜，才能恰到好处。所以，人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中医之秘，在于分量”。
附子，依西方医学药检学的认识，是有毒的，决不能多用。因此，从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般在临床就很少用到，除非他随用熟附子剂量的老中医师临床多年，才敢用此药。据载，上海小儿科名中医儿徐小圃，有一次，他的儿子得了病，自己费尽心思，却越治越重。将死之际，他夫人要他去请名中医祝味菊来治疗。他说：“不行，祝医师用附子出了名，上海人都叫他祝附子。如果请他来，一定要用附子的。小儿是纯阳之体，哪能使用附子？”可是，他夫人认为，既然孩子将至不治，还不如请祝先生来一看。”祝先生诊后，开的药方中未然使用了附子。而且还在他家里亲自连夜煎药。徐先生认为必死无疑，但总是放心不下，就到书房看书去了。夜半，他的夫人叩门，徐先生开门就问：“死了吗？”岂知他夫人笑容满面地说：“孩子开声了！”这里不仅说明医生临床知识的局限，也说明一般医生对使用附子的惧怕心理。
我就学于三个老师，见他们临床使用附子的份量，各自不同。一老师用5~10克，从来没有超过10克的；一老师用10~20克，从未超过30克的；最后一老师起码也是30克，有时候还高达100克，看了使人咋舌。根据他们的使用，效果都很好。这是因为，每个老师的师承不同，个人的使用经验不同，各种药物的配置也不同。
近又闻，江西名中医李可先生，使用附子的份量，起码都有100克，多的时候竟用到600克以上。他的许多病人，都是那些大医院宣布为必死之症，送到他那里抢救的。可是，很多病人都被他救活了。治疗效果之好，令许多有名的西医瞠目。有许多人都以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人，不能用来抢救危急病人。然而，李可先生的许多病例，让大西医都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认为中医不仅能治慢性疾病，同时也能抢救急性病人。谁能知道，李先生每年所用的附子，竟达五吨以上。
我治疗米尼尔氏综合症的病人，都有剧烈的恶心呕吐症状。我都给他们开中药汤方，患者服药都不会发生呕吐。其原因在于，我嘱病人喝药开始时，都只能喝一二匙，三四分钟后，再服一二匙，待病人喝几次后不发呕吐了，再全部一起喝下。这种方法，用的都是镇呕的药物。当人体机能呕吐正盛的时候，不能大量喝进。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机体内在功能的格拒。少少与之是一种诱导的方法，让它少量接受后，再来大量的，就平服了。
张仲景的大陷胸汤中有一味甘遂，是不能与其他药一起煎的，只能捣细用桂元肉包起来吞下，单吞的话会引起呕吐。大陷胸汤中的大黄，在别的泻下方中，都是注明后入的。即让别的药物先煎，待快要好时，再下大黄，只允许泡几下。然而在大陷胸汤中，它却要先煎。所以，即使是吞药、喝药、煎药，也都是一种学问。

王勇123

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１９４５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１９５６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９０％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１９６３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１５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精通医理　临证每有独到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７０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

王勇123

慢性咳嗽从肺阳虚证辨治
作者：赵东凯,宫晓燕    作者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  　　慢性咳嗽见肺阳虚证的基本病机是肺脏阳虚不能布津，津液凝聚。临床可分为两类：肺寒停饮，脾肺虚寒。肺脏功能衰惫不能布津成为咳痰清稀等症，宜用桂枝、干姜、胡椒之类振奋阳气，人参、白术、甘草之类益气补虚，体现温阳补肺法则，成为内生之寒，温必兼补的配方法度，才能使其功能渐复，再配半夏、茯苓之辈燥湿渗水，治其液结之痰，于证始惬。
【关键词】  咳嗽 中医药疗法 肺阳虚 @苓甘五味姜辛汤 治疗应用
　　肺阳虚证是临床上慢性咳嗽的较常见证型，病史较长，病势缠绵。临床表现为咳嗽痰多，清稀色白，胸膈不快，气喘，或见饮热汤暂止，面色苍白，舌淡白苔滑，脉细或弱等。现就慢性咳嗽从肺阳虚证辨治的沿革、病机、治法及体会浅谈如下。
　　1  沿革
   
　　肺阳虚的提法，在医学史由来以久，又较多争议。有关肺阳虚的病因、症状、脉象的记载，早在《内经》便有记载，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曰：“形寒寒饮则伤肺”。《素问·玉机真藏论》云：“秋脉者肺也，……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纵观上述文献，多倾向于“肺中冷”“肺虚冷”，而对“肺阳虚”的提法十分谨慎。尽管也有“心肺之阳降”“肺下降之阳”“肺之阳气”(《医原·阴阳互补论》)。“肺阳”(《医原·人身一小天地论》)“温补肺阳”“扶肺之阳”(《血证论·吐血》)等概念。但多简而不详,缺乏论述，一度比较趋同的意见是：“肺在病理上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如肺阳的升散作用，概括于肺气的宣发功能，肺的阳气不足概括为肺气虚。”但阴阳学说作为中医体系的基础，具有普遍性，《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张介宾云：“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瞿岳云：“肺当有阳”。“肺阳”“肺气”的提法同时符合中医理论，符合临床实际。这一点《伤寒杂病论》已开证治之先河。《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五》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微恶寒，……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则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本条系表证兼阳虚，经误治后，致肺阳虚的救治，治宜温肺复阳，固护卫表，此为治疗肺阳虚的祖方，另在《金匮要略》中治疗“肺痿吐涎沫”，现在临床上仍多用〔1?3〕。
　　2  病机分析
   
　　慢性咳嗽见肺阳虚证的基本病机是肺脏阳虚不能布津，津液凝聚。临床又可分为两类：肺寒停饮，脾肺虚寒。
　　2.1  肺寒停饮  肺气以宣降为顺，其宣降功能又与水液代谢直接相关。肺气开宣，津液才能敷布；肺气肃降，水道才得通调。若皮毛感受寒邪，从表入里，伤及肺系，日久不愈，阳气渐衰，肺功日损，气郁不宣，逆而不降，津凝不布，水道失调，肺寒停饮，咳嗽、胸满、痰稀等症见矣。
　　2.2  脾肺虚寒  因恣食生冷，戕伐脾阳，或外寒相加，由三焦内归脾胃，以致中焦虚寒，健运失职，日久母病及子，脾病及肺，肺脏功能减弱，肺阳虚惫，敷布无权，肺失宣降，津凝气逆，遂生咳嗽。咳嗽痰稀，咳时饮热汤暂止，为脾肺虚寒的独有之象。
　　3  治疗方法
   
　　肺脏功能衰惫不能布津成为咳痰清稀等症，宜用桂枝、干姜、胡椒之类振奋阳气，人参、白术、甘草之类益气补虚，体现温阳补肺法则，成为内生之寒，温必兼补的配方法度，才能使其功能渐复；再配半夏、茯苓之辈燥湿渗水，治其液结之痰，于证始惬。具体治法分证如下：
　　3.1  肺寒停饮证  水液遇寒则凝，凝则痰浊窒塞于气道；遇温则化，化则痰消而气道畅通，故仲景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肺寒停饮投以温肺之品，使肺气能够正常宣降，则水饮自消。方取苓甘五味姜辛汤。方中甘草、干姜温补脾肺，脾得温而能散精归肺，肺得温而能布散津液，水道通调，自不停蓄为饮；茯苓淡渗利湿，与甘草、干姜为伍，则甘草、干姜杜其生痰之源，茯苓治其已聚之饮；佐辛散的细辛，酸收的五味子，既可止咳降逆，又可相互制约，相反相成，相得益彰。5药同用，能呈温肺化饮功效。
　　3.2  脾肺虚寒证  尤怡曾谓：“内生之寒，温必兼补”。此证但见咳嗽痰稀而无寒热外证，自宜温补脾肺，恢复两脏功能。方取治冷嗽方。方用干姜温脾肺之寒，人参、白术、炙甘草补脾肺之虚，而以五味子收敛耗散之气，俾脾阳振奋而能输津归肺，肺功能恢复而能布散水津，津行无阻，肺气宣降亦就渐趋正常，虽不止咳而咳嗽可止。
　　4  体会
   
　　在临床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常可见肺阳虚证，若见咳嗽气喘，胸满痰涎，舌淡白苔滑，脉细或弱，属肺寒停饮证，予苓甘五味姜辛汤。兼见呕恶者，加半夏降逆祛痰；其形如肿者，加杏仁宣降肺气；若面热如醉，为胃热上熏其面则加大黄以利之。肺司呼吸，清气有赖肺系吸取；脾主运化，谷气有赖脾胃化生，故气分病变多从肺脾论治。肺为水之上源，脾主运化水湿，水液失调亦多两脏同病。两脏在生理、病理上有共同性。若肺病不从本脏施治而从脾胃论治，即通常所说的培土生金法则，此种肺病治脾的方法，多用于脾肺虚寒，体现温必兼补的配方法度。故治中焦虚寒的理中、建中诸方，亦可治疗肺寒证候。若加入细辛、茯苓、半夏温阳利水，或加入附子从肺脾肾三脏兼调，疗效更佳〔4?5〕。
【参考文献】
  　　〔1〕程畅和,朱向东.论肺阳和肺阳虚证〔J〕.中医药信息,2003,(6):58.
　　〔2〕刘光福,赵 红.肺阳虚证初探〔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1,(4):239.
　　〔3〕董 祥.1984～2004年中医肺阳虚证文献分析〔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7,(2):45.
　　〔4〕王玉兴,曾又佳,段荣蓉.肺阳虚证复兴之初探〔J〕.天津中医药,2007,(2):39.
　　〔5〕张 起.浅议肺阳虚证〔J〕.黑龙江中医药,200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