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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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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1 22:48:3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6/06/30 00:02pm 第 8 次编辑]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

  
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提出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 致 重 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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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1 23:02:48 | 只看该作者

[转帖]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又出来了, 也不知道老陈理了没理!
3
发表于 2006-6-22 05:11:43 | 只看该作者

[转帖]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又来了什么科学的?
黄帝内经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医学指导哲学与科学,
天人合一
不治已病治内病
阴阳学说
经络穴位
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什么西医西医的?让西医的科技来作为帮助中医的三个手指头诊断,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以此来取代中医药治病的主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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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8 15:53:17 | 只看该作者

[转帖]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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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8 18:29:00 | 只看该作者

[转帖]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因为他们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 中西医结合学派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1  病证结合:西医辨病,中医辨证
       2  证本质研究';
       3  中药的化学成分以及药理作用研究
  可以看出:是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即以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尽管取得了许多"科学"成果,仍然结而不合.这是因为中西医具有不可通约性.
     自从库恩提出“不同的科学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之后,就一直在争论,究竟牛顿力学与相对论能不能“通约”,库恩的弟子对其学说作了修正与补充。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没有把“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放在一起考虑,没有充分认识到系统进化的机制是涵盖、包容与扬弃,没有充分认识到理论系统的进化是因为参考系的改变。当采用西方文化、价值观、西医为参考系观察、研究东方的文化、价值观、中医时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那是因为东方文化采用的参考系与西方不同。当我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找到其共同参考系时,二者就能够融合。融合不是“通约”,融合是进化,是涵盖、包容与扬弃。融合之后形成的是新的理论体系,新理论与原来旧理论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一体化与多样化,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西方文化指的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东西方文化、哲学、医学未能融合,首先是因为人们始终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研究东方文化,试图以西方文化改造东方文化;其次是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指的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现代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二者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初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其标志是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可通约性,而现代社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社会,是一个伟大的过渡时期。所以现代社会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现代医学、现代科学不等于西方医学、西方科学,而许多科学家有意或无意地认为现代科学、现代医学就是西方科学与西医,而没有认识到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现代医学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只有在现代科学及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才能实现中西医的融合。
      2006年12月出版的<中西医融合观>一书的下篇《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是西医感染病学与中医外感热病学(包括伤寒与温病)融合后形成的新的医学体系,是中西医融合的一个例证,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内经•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指的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了温病在内,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伤寒论》与温病应当统一为中医外感热病学,因为它们都是研究外感热病的。热病实际上是指具有发热表现的疾病,西医认为:发热,无论是急性、慢性或者原因不明的发热其原因主要是感染。西医感染病学把传染病、寄生虫病都包括在内,所以西医感染病学与中医外感热病学研究的是同一类疾病。医学理论体系属于概念体系,是由概念以及理论构架组成的。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之所以未能融合,是因为在研究同一事物(疾病)时,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形成了不同的概念体系及理论构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西医的概念不能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自由流易,使得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要实现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融合,首先要找到它们的共同参考系,把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及理论构架分别统一起来,不同的理论体系才能够融合。临床医学的基本任务是诊断及治疗,西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各种实验检查。中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脉象和舌象。所不同的是,中医没有各种实验检查,西医没有脉象和舌象。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具有的共同参考系。在临床上一组相对固定的症状与体征的组合中医称为证,西医称为病理状态,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证态成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体系,通过这个中介,中、西医的概念可以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等价自由流易,从而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
     西医感染病中的所有病理状态在中医外感热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证,反之亦然。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由此而产生的《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涵盖了西医的感染病与中医外感热病,并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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