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医务人员被媒体“刻板”化--报道中的平衡问题

桂枝汤

医务人员被媒体“刻板”化--报道中的平衡问题
柯杨
    在2003年这场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广大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们所表现出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思想品质”被媒体给予了充分的展现和肯定，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共鸣。然而，人们在对媒体中表现出来的医务人员“英雄”形象赞叹不已的同时，也不禁提出了这样的疑惑：在前一段有关医患矛盾相对集中的报道中，医务人员的形象似乎被媒体“刻板”化了，负面的报道和评价居绝对多数。为什么对同一报道对象在不长的时间间隔里会出现前抑后扬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一时期媒体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遵守平衡准则的要求。
　　平衡不等于中庸，更不是做老好人、不辨是非，它是媒体成熟程度的反映。一个成熟的媒体是思想成熟和行为成熟的综合体。思想上的成熟诸如保持客观、冷静、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保证相当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即作到政治上的成熟等；行为上的成熟则包括理性地看待问题、讲究舆论引导的艺术积极地加以引导等。平衡是媒体正确地发挥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沟通作用以实践其社会功能的基础，也是媒体在当前由正在变化着的媒介环境所引起的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媒介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条件。平衡不仅仅是操作上的技巧，也是一种理性驾御感情的态度，还是一种高瞻远瞩、把握大局的能力。除了这些以外，它更是一种理念，体现在媒体运作谋划和操作流程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每一个环节，从媒体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整个媒体行业结构的设置直到媒体生产的每一个具体产品，其间都要注意平衡原则的把握和运用，这里我们只谈新闻舆论引导这个微观层次上应该注意的平衡问题。
　　现在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新旧过渡的时期，各种社会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出现一些摩擦在所难免。公众舆论中表露出来的某些暂时的社会矛盾固然应该引起媒体的关注，但媒体对此不能盲听盲从，而要站在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政令的高度，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对公众舆论加以甄别和整理，从而以正确的媒体舆论对公众舆论进行合理、科学的引导。因为现阶段社会主体之间的这些矛盾并非利益方面的根本和永久性的冲突，假以时日和条件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我们的媒体应该在其中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良好的沟通作用，为决策部门提供建设性的事实和意见参考。也就是说，媒体的立足点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扩大事端。这就要求媒体客观、冷静地看待和分析问题，少终结性报道多探索性、过程性报道，从简单定论转向多做定量的工作，把事情的各个相关方面以及各种观点、意见经过整理摆到桌面上来，而不是盲目地放大某些声音过滤掉另一部分声音。
　　现时期的医患关系中，不能说医疗行业自身和所有的医护人员绝对没有问题，就像不能说患者一方就是绝对正确的一样，这些“非此即彼”的意识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种医患矛盾终归是暂时的。但是就有一些媒体把这种复杂的关系给大大简化了，自己先就为这种关系做一结论：医方是强势患方是弱势，出现了问题应该主要追究强势一方的责任，结果医方就成为“病人看不起病”等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替罪羊”。这种不负责任的简化，在业务中就很有可能导致截取甚至扭曲事实以维护自己结论的结果，如此报道和评论中“一边倒”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在维护大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为促进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在肯定媒体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媒体在报道评论尤其是进行舆论监督时，如果凭意气用事，极易造成失衡。一个时期以来对医务工作者的报道中产生的严重偏颇和失误，只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造成媒体忽视平衡原则的原因很多，既有媒体自身的不足，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外因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不能做到平衡，会导致媒体社会职能的失范。这种失范带来的社会后果有时是相当严重的，其间不仅是被监督对象形象受损的问题，更应引起注意的是，这种“一边倒”的做法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有关部门的决策，而决策一旦不当甚至失误，不但应有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并非耸人听闻之语，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一些代表联合提出“暂停‘举证倒置’”的议案，议案中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医疗过错“举证倒置”规定实施之后，医院的官司‘成十倍地增长’，一些患者滥用诉权，而医疗机构疲于应付，直接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并导致了医生在临床医疗方面裹足不前。代表们认为，由于医疗行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这种做法“是用局部的公正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公正”，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命健康权。当时曾被不少媒体为之欢欣鼓舞，认为有望扭转医患关系中医院“强势”地位的“举证倒置”规定，从实践结果来看其实并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项规定既然出台就必须解决全部相应的问题，但是如果规定本身存在不足而且它的实施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那么这项规定就必须要经受做出修缮甚至应不应该继续存在的考虑了。“举证倒置”规定出台与否的决定权固然不在媒体手中，但平心而论，媒体在关于医患关系和规定出台前后的报道和评论中所表现的单向态度，不可说对其没有影响。由此可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遵守平衡准则的要求有多么重要！
　　与前一阶段医患关系报道评论中的作为相比，这次“非典”报道评论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报道的深入，媒体对颂扬的声音和反思的态度以及建设性的思考进行比较合理的安排，以此为实例进行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保证平衡的方法。
　　在具体的报道评论中，首先媒体要认清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职能。平衡不仅是一种职业素养，而且是与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价值观、媒体对自己在社会环境里职能的定位以及社会环境对媒体的期许等深层次的东西都紧密相连的。“记者不是道德打手，不是社会警察，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对于一个优秀记者来说，激情是应该具备的，但这种激情是理智指导下的激情。
　　其次，认真核实新闻源的准确度，而不是急于简单地披露或转述事实。媒体不应采取简单的办法去挑起公众朴素的热情，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由于媒介具备不断增大的社会影响力，很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而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不总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有时候可能使问题恶化或者使某些人有机可乘借机渔利；要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而不是“一边倒”(这是媒体作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应有之义)；对于有报道价值的复杂事物或事件不要急于下结论，而要关注它的发展动态给予连续报道；要注意前后报道之间的承接性、报道内容与背景资料的相关性等，不是孤立地单一地就事论事，而应该把复杂的社会事实还原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它和认识它。
　　再次，要选好关注点，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而不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为着眼点来把握平衡问题。对于灾害灾难媒体习惯的做法是“把坏事当作好事来报”，在医患关系这样复杂社会事件的处理上媒体的态度和作为又过于消极，令人欣慰的是，这两种不平衡的做法在“非典”危机的报道里得到了纠正——媒体不但让公众看到了灾难中的英雄、患难中的真情，在以真实感人的信息振奋人们精神的同时，更注重对信息作多渠道深层次的开发，探究疫情的传播为何如此迅疾、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应急机制还有哪些漏洞以及如何把灾难的消极影响转化为积极力量等一系列需要社会深思的问题，冷静的态度多了，理性的视角多了，反思的声音多了。
　　平衡理念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和深远的影响，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责任论”而非“自由主义论”，说明平衡其实不是不同观点的杂芜堆积，而是有其倾向性的，但是这种倾向性并非偶然的随意的，而应该以媒体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为支撑。西方媒体的报道尤其是言论中普遍都比较注意平衡理念的贯彻和运用，并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操作办法保证它得以实施，比如在社论版对页刊登意见完全不同的文章、以多篇读者来信的形式反映不同观点等。正如美国新闻教科书所言：“社论·言论”版像头版，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篇幅。它是有机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丰富的。平衡与媒体的社会责任紧密相连，在经历了自由发展时期大量煽情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充斥媒体，并带来很多不良社会后果的阶段之后，平衡理念在西方媒体受到如此的重视和强调，实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这些也为我们的媒体提供了很大的经验价值和借鉴意义。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非典”，医护人员不太积极的形象是不是还会继续下去？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通过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和评论，医护人员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全国人民应有的尊重，对于扭转此前的不利形象以及今后医患关系的走势无疑意义匪浅。然而，不管是批评充塞还是荣誉加身，绝大多数的医护工作者依然在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他们还奋战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在为医护人员形象“正名”成功而庆幸之余，我们的媒体应该反思以前工作中由于失衡导致的失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平衡准则形成于制度，凝结为文化，以便更好地行使媒体应有的社会职能。
    来源：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