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牛一毛》

桂枝汤

现存中医第一部血证专书--《血症全集》
王咪咪
　　明末·孙光裕《血症全集》是现知最早的血证专著，比清·唐容川《血证论》成书要早200余年。是书在国内早已失传，且不见于清代的书志著录，现仅有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江户抄本一种。
　　原书层次杂乱，似有错简。依据书前的“提要篇”作了必要的调整后，可以看到全书虽未分卷，但很明显在内容上分为二部分：一为总论部分，包括血证的基本理论和诊断方法。即作者所言“遵《内经》宗旨，集先贤论说，述本朝名人格言、运气、脉法”部分。其后是血症的辨症治疗、用药与方剂，即卷首所说的“本草发明附方、分类主治、成方”。二是以四大出血病症为纲，下列常用主治药物，诸药又以草、木、果、谷、鳞、介等再加分类。这一排列次序，也是与作者自叙中所说“故集失血病机、方脉、本草一部”相符合的。
　　综观这部血证专著，其治疗血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点对今天都是颇有启迪的。作者在书前的“失血小引”中，概况地讲述了编写该书的原因和宗旨：“血症之难言也久矣，患此而死者十有六七，治此而生者十无二三……气血，人身之二仪，性命之根蒂，形神之依附者也”。并精辟分析了血证的病因：“若水源一亏，则肾间惟有一点炎上之火，凌于心则为吐血，入于肺则为嗽血，动于肝则为喷血，出于脾则为呕血……”。亦讲到了治血证的根本：“勿妄想，勿妄动，勿多言，勿暴怒，勿嗜酒、房劳，勿过饱损胃。静坐养神，缄默自持，饮食有节，调理无间，药饵和平，缓心葆摄，则五火平复而不能为害，阴血自生而内火不炽，自得万全”。依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指出“论血分三因”中的三因：“论呕唾血溢为气逆所致”、“论衄血血泄为火热所致”、“论衄血下血为伤寒所致”，并总结了治疗血证的治则，“血属阴难成易亏论”、治呕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等等，应该说是系统总结了历代治疗血证的理论与经验。在学术思想上不难看出作者受金元医家的影响颇深，尤其是朱丹溪的补阴论成为其治疗血证的主导。作者将血证与其他杂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若论治血大法，当从血药中随症佐使，以意参酌之。东垣曰：伤寒家衄血者，仲景言不可发汗，盖为脉微也。……如衄血出于肺，以犀角、升麻、栀子、黄芩、芍药、生地、紫参、丹参、阿胶之类主之。咯唾血者出于肾，以天门、麦门冬、贝母、知母、桔梗、百部、黄柏、远志、熟地之类主之。痰涎血者出于脾，以葛根、黄芩、黄连、芍药、当归、甘草主之；呕吐血出于胃，实者，犀角地黄汤主之；虚者，小建中汤加黄连主之。血证上行者逆也，若变而下行为恶痢者，顺也。仲景云，蓄血症下血者，当自愈也。若无病之人忽然下利，其病进也，今病血上行而复下行，恶痢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对诸血证的辨证用药给予了切合实际的论述。作者尤其对四物做了详尽的分析：“夫川芎，血中气药，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滞于气也。地黄，血中血药，通肾经，性味甘寒，以生真阴之虚也。当归分三，治血中主药，通三经，性味辛温，全用活血，各归其经。芍药，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治虚腹痛也。若求阴药之属，必于此而取，则善治者随症摘其一二味之所宜。此特论血病而求其血药之属。”这些具有概括性的论述对中医的血证治疗无疑是重大贡献。
　　该书另对四大出血证从治疗的角度予以分类，也是别具一格，例如“吐血衄血”中以分逐瘀滞、滋阴抑阳、理气导血、调中补虚、从治等五种治法，归纳所有药物。对咳嗽血的治疗则分火郁、虚劳；齿衄分除热、清补；血汗分内治、外治等。对血证的临床治疗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孙光裕，字太初，号浮碧山人。祖籍禹航（今浙江省余杭县）。除《血症全集》外，作者还著有《太初脉辨》，并在自序中记录了自己的学医过程。亦为因病而仓促求医，半为药误，后择灵兰秘典、金匮玉尺等自学成医。B05

caoxibai

  我国的古代医籍,散失颇多,流失到国外的亦不在少数。现代的中国人尤其中医有抓紧搜集，整理的责任。否则，尘封既久，腐败毁坏，不可恢复时，就噬脐莫及了。

桂枝汤

南宋儿科古医籍《编集诸家婴儿病证幼幼方论》
万芳  撰稿
　　作者生平
　　《编集诸家婴儿病证幼幼方论》十卷二册，作者郑惠卿，因与今相隔久远，史志记载资料缺乏，里居不详。据本书序言，陈文中“与郑君惠卿相与于和剂之局，其证候，图其形状，疏其方论，厘为一编，名曰《小儿病证方论》”。可知郑氏与陈文中同处一个时代，并相互合作，编撰小儿医籍，因此他应当通晓医药，并擅长幼科。根据作者与陈文中的关系，我们从陈文中的史料里又间接获知一些郑氏情况。明熊宗立著《医学源流论》，其陈文中传记云：陈文中“和安郎，判太医局，兼翰林良医，理宗淳祐中，与保安郎翰林医正郑惠卿同编校《幼幼新书》”。此传记与本书郑全序所述恰好吻合，可见郑惠卿在当时官任“保安郎翰林医正”，与陈文中同为朝廷医官。郑惠卿当南宋理宗时人，生活在公元1241~1252年前后。
　　《编集诸家婴儿病证幼幼方论》一书郑全序于宝祐甲寅年（公元1254年），首刻于庐陵，所以此书修订完稿于1254年无疑。当时已有刻本流行于世，而后人对此书的记载却难寻其迹。直至十九世纪，亦即日本江户后期，出现此书之抄本，这就是本书现存的惟一日抄本，它的来源系畑柳平家藏旧抄本。
　　文献价值
　　本书开篇即列出“引用诸家名方纲目”，总计书名36种。其中不少是现代不见流传之中医古籍，如：《婴童宝鉴》、《史氏十便良方》、《汤氏婴孩宝书》、《活幼口议方书》、《婴孩颅囟经》、《千金张焕论》、《聂氏小儿方》、《聂大荣保幼须知》、《汉东王氏儿方》、《吕须小儿方》、《吴仲广小儿方》、《范元鼎小儿方》、《玉环小儿病证歌》、《全婴方论奇书》、《小儿保生方论》、《养生必用方书》、吴洪《小儿脉诀》、《七宝金装脉法》、《冰鉴先生方论》、《陈氏经验方》、《经进集验方书》等等。
　　宋代及以前的方书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却有限，流传广者更寥寥无几。此书在国内再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早期方书的佚文，它们虽已不再流传于世，但通过此书，又能窥其全豹之一斑，从而了解更多的方书线索。至于儿科古籍，现存最早者为《颅囟经》，该书原本已佚，今人所见为后世辑复于《永乐大典》。宋代及其以前儿科古籍仅见《小儿药证直诀》、《幼幼新书》、《小儿卫生总微方论》、《陈氏小儿病源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数种，以此书引用书目所见，当时儿科医方书还有许多。由此推之，作者未涉及而那时存世的儿科医籍恐怕还有，为数也许不少。而上述儿科著作通过本书得以沿袭下来，给后人传递有限的信息，十分珍贵。它们能够跨越千年的时空障碍，与今人相见，应归功于此书的传载，这也即此书难以计量的历史文献价值所在。本书的文献价值不仅体现于保存史料方面，它们的复出，对于传世中医古籍的校正，也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依据。如《幼幼新书》与本书年代相近，它收录的某些古籍佚文，本书亦有所载，二者互为佐证，即可形成定论。而在此之前，类似问题只能悬而难以决断。
　　学术价值
　　本书收录数十种早期中医古籍，“集其经验者编入”，吸取诸家精华，足见本书聚众多医著精灵之气而成。它反映了宋代及其以前儿科方面的最高成就，汇粹各家学术新见。于此不仅可探究当时的中医发展进程，更可研习医家于当今中医可资借鉴的医学思想。
　　卷一为总论，亦即调理序论，主要系胎儿初生之摄养调护。卷二为幼科诊法，以望诊内容为重。该卷收入插图30余幅，形象解析诊法要点。卷三、四为婴儿常见疾患证治。卷五、六、七为时气疾患与幼儿常见病证治。卷八为痘疹证治。卷九、十为外科、眼鼻疾患证治。或一证一方，或一证数方，皆出于刻意之精选。
　　本书系作者精心选录诸家之作而成，分析收入的病症种类，以及作者论述它们的详略区分，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南宋时期儿科疾病谱规律的一些线索。如卷六论吐泻、下痢、淋闭，卷七专论疳病，卷八专论痘疹。以较其他病症大得多的篇幅论述这几种疾病，可见作者格外地重视它们，由此推断，南宋时期痘疹、疳病、吐泻、下痢、淋闭等是当时儿科的重病，大病，常见多发病。而那些一证一方之病，就可能是一般的常见病了。又如，卷四所论胎惊（附胎风）、胎痫、胎风身软、盘肠内瘹、诸痫、中风、天瘹、五硬、急惊风、慢惊风、肝风、伤害夹惊等，虽为一证一方，然均与“风”有关，它们有初生时期的风证，也有幼儿时期的风证；有因内风所致，也有因外风所致。因此风邪致病是当时常见儿科病证中不可忽视的疾病因素。此书为我们研究宋代儿科疾病规律提供了历史依据。
　　本书图文并茂，卷二收载很多插图，尤其五脏受病图（汉东王氏撰），三关脉形图（吴洪方），范元鼎七宝金装虎口脉纹图等，尚不见于它书，实属珍稀。这些图俱为简单素描，但配合文字示意，则使人明了无惑。它们形象地展示了当时中医儿科对五脏病证与面颜相应部位变化以及脉纹诊病的认识，为这个时期中医儿科发展史的研究增添了生动真切的文献史料。
　　本书专为儿科病证而设，其诊法方药于现代儿科临床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B05

桂枝汤

绍奇谈医：马 勃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说：“牛溲马勃，兼收并蓄。”牛溲，即牛尿，但也有释为“牛遗”，即车前草的；马勃则属菌类。以“马”为名，据李时珍说，只是取其“大”的意思（见《本草纲目·马兰》条）。的确，在汉语里，诸如“马路”、“马褂”，也都是言其大，和“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马勃能有多大？我在四川山区工作时，曾见到过一堆土豆大小的新鲜马勃，采回来，去掉有点儿韧性的表皮，烹而食之，口感比豆腐还要细嫩。及至几十年后，我在荷兰乌特勒支市度假村的丛林里，见到的马勃则大如人头。记得寇宗奭说马勃“有大如斗者，小者如升杓”，可以证明所言非虚。不过，身在异国他乡，不敢贸然食之，只拖起一个来照了张相。
　　马勃出土后不几天，经太阳一晒，即化为尘粉，颜色也由浅黄、乳白而变成深褐色，药用的马勃就是这些尘粉状物。
　　马勃辛平无毒，有清肺、解毒、散热之功，东垣名方普济消毒饮（治大头瘟，即腮腺炎）就用它。寇氏方单用马勃，拌以蜂蜜，如丸大，含化，治喉痹咽痛。此外，还有人用它来治疗久咳、失音、吐衄，外科则用它外用治疗疮疡久不收口者。已故名中医章次公先生曾独出心裁地用马勃吞服治疗胃溃疡或糜烂性胃炎，可能就是受到了马勃外用治疗疮口不敛的启发吧。B18.4

桂枝汤

韦以宗
　　公元前326～341年，晋代医学家葛洪时任勾漏令（今广西北流市），行医于苍梧、罗浮（广东），著《肘后救卒方》。该书详细记载了葛洪治疗瘟疫的临床经验，并首创用青蒿治虐。该书卷二载：“治瘟毒、发斑、大疫难”，“初得伤寒，便身重，腰背痛，烦闷不已，脉浮，面赤斑斑如锦文，咽痛，或下痢，或狂言欲走，此名中阳毒”，“若身重，背强，蛰蛰如被打，腹中痛，心下强，短气，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冷，脉沉细而紧数，此名中阴毒，五日可治，过此死”。
　　葛洪所描述的“阴毒”证候，类似今所称之非典，其中“身重，背强，蛰蛰如被打”是早期症状，“短气”为呼吸困难，“唇青，面黑，四肢冷”即是呼吸衰竭。尤其重要的是葛洪已观察到“瘟毒大疫”可传染家人。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葛洪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今天的非典，但其书中所介绍的预防治疗方药，可供今天防治非典借鉴。葛洪在书中介绍有一方药“家人视病者，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此方即用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为丸，俾服后泻利。此法遵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不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始发于广东，而《肘后救卒方》之经验也源自两广。他的经验应予以重视。B18.2

桂枝汤

简便  实用  效确
——喜读《施今墨对药》第二版
谢海洲
　　施今墨先生为建国前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以擅长诊治内、妇科疑难杂病著称，名闻遐迩。《施今墨对药》一书所讲对药是属于中药配伍应用的范畴，但又别于一般的中药配伍应用，有的一阴一阳，有的一脏一腑，有的一气一血，有的一表一里，有的寒热并用，开合相济，动静相随，升降相承，正反相辅，配合巧妙，疗效卓著。
　　1958年祝谌予先生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务长带学生实习时，曾选百余对药讲授给学生。该书作者吕景山1961年毕业实习，祝老又为其导师，经其举荐拜施老为师，侍诊于左右，遵照“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征得施老、祝老同意，由吕生将施老使用对药的经验整理成册（为此书初稿），先送祝老审正，后送施老过目，并赐墨宝：“对药的作用即辩证法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实践”。
　　1974年祝老调中国医学科学院主持高级西学中班教学工作，应同学们之邀，专题讲授“施氏对药”，此后，索要“对药”者甚多，经祝老授命，由吕景山执笔，前后四次易稿，撰成《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书稿，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之后，颇受广大读者、专家厚爱，一致认为该书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被评为1982年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建国35周年之际列为重大成果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
　　时隔十余年之后，吕氏在原书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并增加了新的内容，订名为《施今墨对药》，1996年9月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此次发行颇为畅销，验证了任应秋先生20年前的预言：“施氏对药是一本好书，主要是具有实用性，宜其不胫而走，肯定会一版再版，风行于世”。对此书，我初稿时即读过，以后每次重版、再版我都详读，这次又重读一次，我的体会更深入一层。
　　“对药”古已有之，如北齐徐之才对药等，但如施老对药，已超越古人，今人称最。近人虽偶有对药文章发表，但不够全面、详细。更重要的是，施老是著名临床家，其对药的使用是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经得起临床考验，可以重复，只要你对中医具有一定功底，辨证准确，应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
　　“施氏对药”既脱胎于古人，又验之于今人，成绩斐然，经其弟子吕景山整理，较之一版更加增删得体，适用于今之学者之用。
　　现代医学著作几年就要改版更新，增删改动与时俱进。吕景山重新整理的此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增加了新材料、新经验，既弘扬了施老的先进思想，又有个人创新之举。读罢《施今墨对药》二版，获益颇多。B05.3

桂枝汤

单验方书《山居便宜方》
万  芳
　　《山居便宜方》为明·熊宗立编辑的以民间单方、验方为主的一部实用方书。该书今存世者，仅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有江户写本。
　　一、作者生平
　　熊宗立，名均，以字行，字道轩，号勿听子。鳌峰（今福建建阳）人。据史载资料，观其众多著书年代，熊氏生活时代当在明正统、天顺年间（公元1436～1464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
　　本书序提到其父祖精医道之妙，道轩承家世之学，可知熊宗立出身医学世家，学有其源。又据《中国医籍考》，他曾为《伤寒活人指掌图》作者吴恕门人。熊氏一生著述甚丰，涵盖诸多领域。现存的有关记载中，熊氏校勘整理的医书11种，注释及增补医书7种，自撰医书6种，共计至少刊刻的医书24种，182卷。涉及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的释疑解惑以及脉学、药性及妇儿临证医学等内容。尤为可贵是，他的很多医书文字浅近，通俗易解，对于医学普及教育与穷乡僻地的疾病防治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这二方面的特点，从他的一些医著书名也有所体现。如：《勿听子俗解脉诀大全》、《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山居便宜方》。
　　熊宗立除撰写《山居便宜方》外，尚撰写《医书大全》，成书于明正统十一年，据熊氏该书自序，它仍系方书。二书前后相隔六年，后者内容更为丰富完备，相信它更能代表熊宗立治方书之成就。
　　二、 成书与传承
　　据熊宗立自序，《山居便宜方》撰成于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此前他虽已完成多部医著，或俗解《难经》、《脉诀》，或增补《妇人良方补遗》。然于方书，则为其首。在此书序言中道出了作者编辑此方书个中原由：“医之用药，犹将之用兵。将兵虽有三军之勇，不善将者，则兵不能决千里之胜。用药虽有上品之方，不善医者，则药不能收折肱之效”。“方书为医之指南，用药之筌蹄。行医而不本方书，正犹舍舟楫而渡江河，其能济者鲜矣”。医家凭借方药以济人，若不得其要领，即使存心救人，亦无从下手，而枉误性命，是故方药乃医家之根本，不可不潜心精究。又“穷乡僻壤，贫窭之家，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于夭横者幾希”。于病患而言，尤其地处远离市肆之僻壤者，求医问药，则更为艰难，作者“独虑穷方僻壤，人或有疾，卒无善药，多罹夭横，恻然忧悯”。遂“搜辑诸方书易得之药，有经验者及其家传之秘，类成一卷，名曰《山居便宜方》。疾以门分，证以类别，立论允当，指诀精明。使人一览，瞭然心目，如指诸掌。缓急有用，不必造市肆，以求药人”。
　　本书撰后付梓之际，丘福序其端，十五世纪中此书始流传于世。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本书渐渐隐没，国人再难能见之。直至数百年后日人丹波元简辗转得到此书，甚感幸运，并抄录装订成册，予以保存。可知至少在丹波元简时代（公元1754～1810年），本书已在日本流传。
　　三、 学术见解与价值
　　本书十六卷，囊括内外妇儿科常见病症方药。每一病症前简短论述该病发病病因病机、诊辨要点、治疗原则。提纲挈领，了然于目。方药次序于后，尤以单方验方为多。
　　书中反复强调山居寻医不便，故收录方药考虑就地取材，贵重稀少药物基本不予录用，峻猛而攻逐泻下、易伤元气之品也慎而少之。以葱、姜、蒜、盐、醋、蜜、酒、椒、茶、饴糖、橘、豉、冬瓜、皂角等日常果蔬食品最为常用。为方便病家仓促之时自行采药，作者在有的药物药名之后注写当地之俗称，并告知采摘时节与地处。这些不仅帮助病人辨认药材，记录至今，也是本草研究的宝贵资料。以下录之备参：
　　谷精草，即刈稻后，田中生鼓槌草。
　　金银花，乃鹭鹚藤上开黄白花也，一名忍冬，又名左缠藤。
　　稀莶草，一名火炊草，生于沃壤间，带猪苓气者是。
　　此书药方中药味少而功效单一，不过三味者居大多数，罕见有复方药物众多繁杂者。以治伤寒病证篇为例，自张仲景《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莫不以此为治伤寒之法宝，它的一系列方药医家奉为圭臬。然而作者并未拘泥于此，《伤寒论》方药不可谓不效验如神，但须以辨证准确，方药齐备，炮制得当，服用如法为前提，而这样的要求于山居者来说，不可谓不苛而求之。于是作者尊仲景之旨，利用山居易得之材，组方谴药，如此却不能不佩服熊氏巧学仲景，得其真谛而善随机活用。录一则方药以见证之。
　　葛根汤  治伤寒时气，头疼身痛，憎寒发热，脉浮大，始得一日，可服发散。
　　干葛根二两  以水二碗，同煎至一碗，热服，覆取汗。
　　治时气五六日，心神烦躁不解。竹沥半钱，新汲水半钱，相和不时服。
　　上述亦可见之，本书方剂药物制备、服用方法简便，功效专注，易用、易学、易传播。它类于《肘后方》，却更详备于它，更具实用性，在明以前医籍中这一类方书甚少，从而更可见其学术价值之所在。
　　本书方药颇为简单，但同样以辨证施治原则为依据。每篇病症前的论述，对该病症的辨证施治关键点均予以强调，有些论述甚为精当。如癫痫篇指出了癫与痫之区别。癫与痫俱可由痰、火引致，但癫狂以火居多，痫证侧重于痰。历代医著大多将其一起讨论，使人易于混为一同，产生诸多后患。癫证与痫证治法上是有较大差异的，作者的阐述无疑给后人以提示。又如水肿篇首，作者论及水肿的望诊与切诊，于水肿初起、病重、病危不同阶段以及阳水、阴水的辨证，参考价值很大，对于今天的临床仍有其积极意义。
　　《山居便宜方》，顾名思义，一为山居，二为便宜。尤其适宜于为众多的基层病人提供中医药服务，祝愿它在国内重新问世，造福今人。B05

桂枝汤

南宋验方书《叶氏录验方》
万 芳
　　南宋验方书《叶氏录验方》系现存抄本。此次因科技部课题资助，得以重新与读者见面 。兹简介之。
　　一、作者与成书
　　此书为抄本，前无序言，首为目录，分上、中、下卷。后附跋文二则，有关此书作者与成书的信息，主要源于此。跋文一为作者叶大廉所作，一为李景和所作。据叶氏跋文得知，作者叶大廉，南宋延平（今福建南平）人，官大社令。因为官职，游居他乡。叶氏少好藏书，于医药方书尤为留意，经积年传录搜集方书，卷帙甚富。叶氏虽然遍寻效验医方，但并不轻易用之，未确定疗效之方，更不敢冒然传之他人。可见叶大廉并不通晓医药，但他心怀仁慈，希望这些效验医方能广布于民，施救于病患，遂聘请二位医师，对所录方药加以校正，分门别类，予以梓行。由叶氏跋文得知作者简况一二，并据跋文所记确定此书成书年代应为南宋淳熙13年（公元1186年）。
　　从跋文二可看出，李景和系与叶氏有交往的医生，而且曾任霅婺二地之狱医。叶氏曾以此书赠予李氏，并告知集此书之不苟。李氏归去之后，遂试用其中方药，并述书中伤寒解肌汤、补心气七宝丹等皆有效。当时正值时疫流行，李氏辄以伤寒解肌汤治之，动则以数十斤计，病囚居民，无不立愈，故慨然命名此方神捷解肌汤，并为此书再撰跋文。据此跋文所记，在南宋嘉泰4年（公元1204年）此书当有刻本行世。
　　本书主要收录诸风、伤寒、气、补益、痼冷、积热、痰饮咳嗽、泄痢、妇人、小儿、杂病、眼目、治咽喉啮、疮肿、伤折等病症。书后载香谱与备急方。全书方药囊括内外妇儿五官诸科病症，皆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
　　二、方药来源
　　此书收集方药518首。作者利用为官之便，多方搜集方药。所录方药，简约注明来源，笔者略作统计，全书方药注明来源者达一百余家。其中不少系一人提供数首方药，也有方药几经数人相传，方得于作者之手。提供方药人士或为政府供职人员，或为医生，或为出家之人。或有家传秘方者，贡献出来，以为济世救人。作者虽名不见经传，非为历史上产生影响的著名医家，也不是正史上留有传记的达观显贵，但这不妨碍作者为普通庶民尽力，作者在大多数方药之后注出来源，聘请精通医药的医生审核厘定，是对使用者负责，诚待读者。而不是欺世盗名，将它们俱归于个人名下，炫耀于世。
　　全书没有高深的理论阐述，方药主要以适应症、组成、炮制以及丸散膏丹的制备方法为主，均条理清楚，文字通俗易懂。粗通文字者，即可根据书中所述，自己制备，尤为适宜平民百姓患病之用。山乡僻壤，面对急症，不致于束手无措。作者良苦用心于此可鉴，这也是今天仍然值得可取之处。
　　三、方剂特点
　　1．重视药物炮制与药效的关系
　　不同药物有不同炮制方法，也就相应的有不同的药理作用。本书药物炮制即如是，既增强药物功能，提高临床疗效；又降低毒副作用，保证安全用药。
　　如赚气元，主治小儿腹胀如鼓，气急满闷。方用萝卜子半两，木香一分。萝卜子消积除胀，行气化痰；木香理气止痛。萝卜子，用巴豆一分拍破，同炒黑色，去巴豆不用，只用萝卜子。巴豆泻下去积，药性之猛，即使不通医者，也知晓一二，常用作痛泻下之形容。巴豆与萝卜子同炒，萝卜子消积除胀之力增强；去巴豆不用，药力虽强但不至过猛损正，于小儿病症颇为适当。
　　金铃子元，其中川楝子，用巴豆掺麸同炒，麸焦为度，去巴豆不用。经过此番炮制，减低川楝子苦寒之性，加强川楝子行气止痛之效。
　　2．详述药物服法及其加减变通
　　服用方法对于方剂的药效也是很有影响的。《叶氏录验方》的一些方剂在这方面也有成功之笔。如铁刷疮药，治一切疮疡疥痨等。药物调制好后，先煎葱盐汤，洗去旧硬疮皮，挹干，搽药。葱盐汤清洗疮口，实际上就是对疮面的清理消毒。当时来说，煎沸的葱盐汤，是颇为理想的消毒剂，也符合现在的医学科学原理。祛除旧硬疮皮，充分暴露疮面，使外用药物尽可能范围广地与疮面接触，从而更多吸收药物，发挥疗效。若为疥疮，“火边抓损通身，搽擦令内热止”，也正是取其充分与药物接触，并使周身皮肤发热，血运加强，有助药物渗入，发挥效用。以辨证为据，以主方为基础，灵活加减，为活用方剂精彩之处，令后学不无启悟。吕真人养脏汤系治疗脏腑滑泄下痢、肠风下血之方。根据痢疾偏重不同，增加不同药物，使方药针对主要病症病机，功力甚为加强。泄泻，暴下赤白脓痢只用淡水煎；血痢便血加当归、地榆少许；肠滑夜起，腹内虚鸣，加附子少许；脱肛坠下、肛门疼痛加川芎少许，其药渣可再煎服。虽增加药物仅在一、二之间，然对整个方剂功效及其力度的影响不可低估，加之则有点睛之效，缺之则如兵失主将。方药的主要加减，历来为医家注重，在此书中，也可见一斑。
　　3．夹叙医案，以助方药之理解使用
　　方书载病案，后世多有之。但宋朝医方书有较完整医案者不为多见，本书夹叙医案数则，颇为珍贵。它不仅告知人们方剂的组成、炮制与服法，更重要的是为读者演示了它的实际应用境况，由事实传递信息，生动形象，对方剂不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易为后人接受、仿效，加以应用。方药借助病案说明其效用，无疑最具说服力。遗憾的是，早期医著，尤其那些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医学巨著，如《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等，流传下来的医案甚少，宋代逐渐有一些医案出现在医著之中，但为数有限。本书记载的医案共有五则，也是不多，但它们对方药的解疑释惑，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笔者认为，倘若《内经》、《伤寒论》这样的经典医著，当初若能保存下来一些医案，说明其中的医理观点或方药的功用主治。对今天人们经文的理解可能就更到位，不至于诸家各持己见，莫衷其是。
　　本书引载医学古籍甚少，举出书名者仅有《素问》、《本事方》、《全生指迷》三种，方中曾提及孙真人，故该书接受了一些孙思邈的影响。全文皆为方药记载，纯属验方汇集，故书冠其名，颇与实相符。宋代《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均为朝廷医官在大量征集方药基础上编撰而成，得到朝廷支持，雕刻印刷，广布颁行，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相当大。本书系个人所为，虽亦得周围同道志士相助，毕竟力量有限，即使刊行，其影响较上二方书亦为不及，这一点从其后世流传不广即可证明。然而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现代临床难得的方药参考书，尤其对基层临床具有实用借鉴价值。本书成书于南宋，作者的文字记述带有很浓的南方色彩，因此它对于南宋时期民间医药状况的研究，亦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B05

桂枝汤

令人耳目一新的内科专著--《医经会解》
王咪咪
　　《医经会解》是一部为国内中医人士所少知、且论述全面、有特点的内科临床著作。在国内的诸种医书目中，有两处还能看到是书的朱丝马迹。一是在《中国医籍考》中记有“邓氏景仪，《医经会解》八卷，存”。而今天所见到的原书卷首署名为“闽泰宁寒谷江梅授”。福建省《泰宁县志》卷二十六 “艺文志”中记载“江梅，号寒谷，精于医，所著有《医经臆语》、《未然防》两种行世”。据中国中医研究院郑金生研究员考证，今存《医经会解》第四卷，卷首作《医经臆语》，说明《医经会解》与《医经臆语》为同书异名。
　　《中国医籍考》载《医经会解》为“医经类”著作，实际上这是一部与临床结合紧密的、明以后不多见的内科专著，全书十一万字，八卷。作者在书中绝少引经据典地大量引文,但在字里行间贯穿着作者旁及前人的学术经验，遵循古医籍之精华，再消化为自己的理论以指导临床。其在卷一“或问”十条中，可以说是高度概括地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为以后的风寒暑湿燥火诸病辨证论治奠定了指导思想和用药原则。其中突出了：
　　一、重视胃气。作者“或问”第一条中即有“胃气者元气也，自颠至足靡不贯通；胃气者冲气也，四时节序，靡不均停；胃气者神气也，变化隐显，无处不在……”。
　　二、在养胃气中强调“人于一切食物俱不宜捡择，惟少进勿多，则中气和美”。
　　三、提倡运动。并举数例病案，以赞赏人的主观能动性，作者从临床中体会到“心为身之主，宰其气血之体，自属管摄。而心为身之神物，其转旋之机，凡极微妙是又有超乎药饵饮食之外者!”
　　四、对待古人的经验，是以一种领会其意、遵循其法的方式，而不是死搬硬套其方。如指出“古人治症往往立有专方，有二义：一则示后学以现身说法，明其何症当施何法，药当何用；二则是指对“所遇之症立所治之法，用所宜之药。是虽六经各有所属，而一时应变不同者也”。强调“须细察脉理，因时制用”。
　　五、作者在介绍诊治各邪气致病时，亦有自己的明确观点。如治风门“风自外入以郁正气，故治风多行气并发表；风入久变热，热生痰，又宜用驱风化痰药；热极生风，风能燥液，又宜用清热润燥药”。对各经用药是以各经生理功能为本，介绍本经补泻寒热温凉平药性“不奇而实用”。这种体会只有在长期临床中才能总结出来，于当时的医学认知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全书卷一、卷二统论了临床诊断、病源、治法和方药，并十二经络脏腑病情用药。卷三至卷八分述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所致的以内科为主的各类病症。其中卷三论风，主要为中风、风痱、风痉、热风、骨风、酒风、暗风、五脏风等。在卷三所涉及的九十种病症中，诸内风证治就近五十种，另有三十余种咳证。在中风一节，作者先就中风的病因、病机、内因、外因、情志为病影响一一点明，再分析各病症状，辨证规律、用药选择、方药搭配诸项，及对风证治疗的禁忌，一一陈述。作者的论述，有弛有张，有总论，有各论，有病因、症状，亦有主药、方剂，层次清楚，便于学习。如中风总论之后，为辨诸风症，除风痱、风痉、腲腿、偏枯、风眩、风痹等，又有五脏六腑分别中风。一证一病的中风表现，既有心肝脾肺肾的五脏风，又有胆胃肠等六腑风，并脑风、髓风、血风、肌风、皮风等，还有痛风、偏风、瘫风、膝风等证状风，以及大风、厉风、破伤风、产风等病证风，很容易使读者对中医这一大难症有一清晰的条理认识。论述中，亦着重于病象鉴别，如风痱“身无痛也，病在脏，四肢不收，志不乱”。风痉“身体强直，口噤如发痫”。风眩“病起于心气不足，胸中虚，热实，故有动风面热之所为也……”。有的以方代证，简述方之主症。各风症后多配以方剂，略述方意，给读者以引导。在对以后的咳症、疟症的论述中亦本着这一原则，论述的条例清晰，且有一定深度。卷四论伤寒，以伤寒诸证为主，并十数种疟证及瘟疫病证。卷五为暑论，以时令病为主，如霍乱、痢疾、泻泄等。卷六为湿证。卷七除燥论外，还有辨三消。卷八除火论外，又论及癫狂并痰证。
　　作者在书中体现的是一种遵古不泥古、治学严谨的的治学态度。其以六淫致病为主线，论述了内科近２００种杂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在论述中贯穿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体现着给予作者影响最深刻的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学大家的学术观点，并给读者留下了治疗任何疾病都要“细察脉理，因时制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对后之学者无疑将产生深刻的启迪。
　　该书前有明崇祯癸酉年（１６３３年）赐进士第文林郎知广东海县江愈敏序。序中称：“……是编也，述自敝邑寒谷江生之所著之者也。……因屡试不遂，无何而弃儒而以就医，其后博通群书，精究学者，后二十有余载，以罔愿自安，亦恒请教于海内外之名医。于是无经不会，无理不解者，著为厥书，名曰《医经会解》。”由此可以得知，作者是名儒医，且自学成材，其博学奠定了是书的理论基础；其“恒请教于海内外之名医”决定了是书的取材广泛、论有实据的特点，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
　　该书的复出不只是更加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宝库，作者的治学精神及学术思想亦将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B05

桂枝汤

明末中医儿科古籍《儿科方要》
万  芳
　　《儿科方要》是一部明末中医儿科专著，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该书为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序刊本，不分卷，1册，前有自序一篇，扉页、书口、卷首所题书名均为《儿科方要》。
　　此书首为小儿形症歌、虎口三关纹说、指脉歌。次为脐风、夜啼、重舌木舌鹅口、吐、泻、急惊、慢惊、疳积、痫、内伤、伤风伤寒、腹胀、腹痛、诸嗽、痢、疟、水肿、丹毒、遗尿不禁、诸血证、黄疸、龟背龟胸、口疳、脱肛、淋浊。书末附“祖传应验肥儿丸”、“祖传百验临产良方”、“丹溪产后大补格言”、“救世膈咽屡验仙方”。
　　中医据辨证以论治，辨证依赖望闻问切收集病人信息，但儿科确不能如此。古人谓儿科为哑科，可望闻，无法问切。况且小儿肌肤脏器尚未发育坚实，易感受内外之邪，发病迅疾，变化急剧，因不能及时告知病情，全凭医者细察，故又有宁治十成人，不治一小儿之说。作者深知幼科之难，于序文谆谆语焉：“儿以牙称，正如春草初生之芽极脆嫩，最难调护者也。其间虚实难知，寒热莫测，一有不安，即望闻犹不足恃，假此时稍有失手，便涉危疑，岂可不细加详审，而概以峻削猛烈之剂轻试漫尝之哉”。
　　由上见知，幼科望诊十分重要，作者即鉴于此，首为“小儿形症歌”、“虎口三关纹说”、“指脉歌”，并以歌诀形式概论小儿诊法之要。
　　幼科之病，与成人不同，有其自身的发病规律。尤其初生之儿，差异更大。吴氏认为：“婴儿之在襁褓时，虽无七情六欲之扰，而有阴阳虚实之乘，其症若痘疹、变蒸、脐风、撮口、天吊、内吊、重舌、木舌、解颅、晒疮等，此原因胎毒之所致。若吐泻、惊疳、肺风、痫搐、疟痢、伤风、伤寒、伤食、发热等，此因外失调护之所致”。
　　脐风之证，古为初生儿常见急重疾病，以剪脐浴水，风邪入脐所致。吴氏谓胎毒为其发病主导病因，反对用辛香疏风之剂，并以祖传将军丸投治，取效活命甚多。方中大黄利下排毒，配胆星、玄明粉化痰且助大黄利下。天麻、全蝎、僵蚕息风止痉，再调和以甘草。脐风现已几近绝迹，但急惊风之证，此方仍有很大参考使用价值。
　　救世膈噎症屡验仙方系治膈噎验方，方以四物汤（生熟地均用）加桃仁、红花生血行血，异功散加香附益气行积，大枣、麦冬健脾育阴。用于初因情郁味厚暴怒，以致血液干槁，症见食入尽吐，解羊屎者。可宽肠理气，导滞消疳，滋养脏腑。同时兼配食疗（末药方麻子仁、白芝麻研极细末和白盐吃，老雄鸭、净小麦如法食）润腹通便，攻补并施，更为妥善。此方于今之积滞、疳证与此相类之患，实乃调护之良方。
　　婴儿之病，胎毒居多。幼儿之疾，调护摄养失节为其主要因素。吴氏强调辨证须参以表里虚实寒热，小儿性情体气之微，感受经络之次。按候审气，据理察源，消息往来，一一不谬，然后可以对症之方药投之。而治法宜详且慎要，避免滥用药性锐利重创之剂，以伤害稚嫩之体。
　　本书卷首署名为“新安吴志中道川甫著，男元溟小川甫辑”，扉页作“毓秀堂吴小川著”。
　　故作者为吴元溟，字澄甫，一字小川，堂号毓秀堂。新安（今安徽歙县）人。《杭州府志》载其生平：吴元溟，字澄甫，自歙徙钱塘。先世精于医。万历间浙大疫，从父道川治疗，日活数十百人。晚年述父意著书，曰《痘科切要》、《儿科方要》。
　　据上述，作者祖籍安徽，后迁徙浙江，出身于医学世家。明万历年间浙江流行疫病，他随父亲习医疗病，救治患者达百余人。吴氏为人以德为重，侍奉继母，孝顺闻名。亲戚故人生计艰难者，即热心相助。饥荒之年，出资购粮五百斛，无偿赠与他人。晚年尊从父亲的意志，撰写儿科医著二部。
　　吴元溟之父吴道川，得传于芜湖丁氏，精于医道，妇儿各科之疾，应手即效。作者在此环境耳熏目染，虽已入门，但医术并不出色。至年愈二十，母亲病重，敦促其以医为业，精究广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作者始深入学习医理，探求先哲，逐渐理路通达，日益长进。
　　吴氏所处时代，饥荒疫病频仍。当时痘疹流行，病人遍布乡邑。痘疹，亦名天花。病发凶猛急重，病情变化迅速，传染性极强，稍事不慎，逆险环生，亡命丧身。父子二人竭尽全力，悉心体察，日历百验，终于得其要领，起死回生，施救于人。他们不仅治愈病人无数，且积累许多诊治经验，遂著二书，以再济后世。
　　《痘科切要》、《儿科方要》二书，前者论痘疹，后者论儿科杂症。二者集中吴氏父子二人行医治学之心得，但书成于吴元溟之手。《痘科切要》成书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现存抄本（1637年）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儿科方要》成书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然于国内已失传，今从日本回归，出版其校点本，国内读者由此可重见吴元溟的儿科杂症著作，并借鉴其临床见解，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