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名医余瀛鳌，“通治”妙方合大道 ——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历史渊源与当代意义

马京雪

世代名医余瀛鳌，“通治”妙方合大道
——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历史渊源与当代意义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余瀛鳌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阜宁。出身于几代名医世家。建国前，上海甚至全国，基本上没有中医学院了，他想继承祖业，传承中医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好报考了医学院，1955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本科。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中医在近代逐渐衰落，甚至在卫生部的文件里也时常被称为“旧医”。毛泽东于1954年初，发现了卫生部领导歧视和限制中医的错误，撤消了两位副部长，让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中医绝处逢生，余瀛鳌先生赶上了中医“重生、复苏”的时代列车，幸运地“选择中医”，进入杏林，接续薪火，传承和发展中医。
1955年冬，余瀛鳌先生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1958年以优异成绩结业，分配在中医研究院工作迄今。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8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研究生部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医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兼任国务院古籍小组成员、当代中医药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副主委等，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代头人。
余老由于是世代名医之后，早年与路志正国医大师在内蒙包头钢铁公司下乡医疗，同时创造条件办进修班，培养了很多临床人才。他深厚而广博的学术素养，丰富而突出的临床经验，受到海内外杏林同道的敬仰，多年之前就被评为“首都国医名师”，2014年，余瀛鳌先生被推荐为第二届国医大师人选，2017年当选全国首届名中医。
余老研究中医古籍多年，对中医学术造诣很深，著述丰富，主编《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大辞典》、《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国古籍珍本提要》等多种医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已被收入《当代世界名人传》等多种传记性著作，并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收载于《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临床精于中医内科，尤长于治疗肝病、肾病、心脑血管病、泌尿生殖系疾病、 糖尿病、癫痫等多种疑难病证，其经验方已被收于《名医名方录》、《当代名医证治汇萃》等书。
通治方彰显大智慧，杂合以治合大道
李鸿涛博士后副研究员主编《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2017年元月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整理和总结了余瀛鳌先生运用“通治方”治疗各科疾病的经验。余老撰写序言，说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所李鸿涛博士相识多年，自从2012年跟师学习之后，“善学多思，明辨笃行，重点突出”，深入研究余老“通治方”的思想及临床运用。对于通治方思想的形成基础、临证常用通治方及其化裁、通治法与药物配伍经验，做出了传承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工作。这对于总结余老临证经验、诊疗模式、方药心悟等方面，是很有成就的一部专著。
李鸿涛研究员经过几年的研究总结，把余老临床各科常用通治方60首及常用加减法，收录于书中，并努力探索通治方的学术思想，将其概括为“辨证辨症—通治方—通治法—应证化裁”的临证模式。本书精心编辑，和盘托出，呈现给学术界，让大家有机会一窥世代中医名家余瀛鳌先生的诊疗思想，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学术成果。
通治方是在辨病和辨证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不断摸索，逐渐揣摩，细心总结，才提炼出来的精华，与古人的“禁方”“秘录”“经验”“得效”不一样，它不是个人心里的秘密，也不是独家占有的秘藏，而是承载着研究学术使命，为广大后学提供思路的铺路石、探道标，在新时代中西医并存的背景下，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医学术，彰显中医特色，突出中医优势。
知常达变出奇制胜，病机相同随拨随应
中医是道术并重的国学，有长达数千年的传承过程，每出一方，每用一药，都有其深刻的道理。通治方之所以能够存在，所以能够屡试不爽，背后都深含着中医药独特的大智慧。
余瀛鳌先生熟读经典，对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历代各家著作，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他从前人关于“诸黄”“诸呕”“妇人六十二种风”等描述里，得到了启发。也看到施今墨先生用基础方治疗糖尿病，逐渐萌发了“通治方”的思想，并在实践之中不断完善。他对于教条化的刻板分型，罗列杂方，让人莫衷一是的弊端，提出了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好学好用的通治方诊疗思路，反对过于繁杂的分型治疗，并且与上海萧敏才教授组织编撰了临床通治方选。
上世纪六十年代，余老在内蒙宝钢治疗肝炎，初探通治法，此后对于癫痫病、老年便秘、妇女肝郁、月经不调、慢性咳喘、小儿疳积、消化不良等，经常使用通治方加减治疗，每能应手而癒，屡获良效。关键是能审证知因，抓住病机，异病同治，一方多效。
通治方之所以临床有效，一定是抓住了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问题，探索其道理，应该从中医的基本理论宝库之中讯找根据。
以人为本，脏腑强壮是关键
《素问》说“五脏者，身之强也”，脏腑是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场所，也是人体正气是否充足的根本保障，很多疾病的产生，都根源于脏腑功能下降。因此，《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就能驱邪，这也是有些通治方可以获得疗效的关键因素。把人体内在的卫生资源调动起来，让生命的气血流畅无所滞碍，也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产生。即使有了疾病，不管邪气如何变幻，只要始终注意维护正气，就能“留人治病”，邪去正安，达到“治未病”与“治已病”相结合的美好境界，长治久安，离不开脏腑功能的维护与提升。
我提出的补虚益损、内外结合治疗风湿病，也体现出学习余老通治方思想的重要性。
升降阴阳，心肾水火能既济
阴阳升降，出入平衡顺畅，也是人体维护健康，中医治疗疾病的法宝，这一点对于通治方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男人多气，女儿多血，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生血，血载气，气血和合，百病不生。
使气行血畅，就容易获得健康。气血阴阳不和，很多人失眠不寐；肾水不足，心阳不振，是很多老年病患者共同的特征，这提示我们在通治方的研究过程之中，应该注意交通心肾，既济水火，使肾水不太寒，使心火不过亢，阴平阳秘，恢复健康。
交互金木，肺肝气血喜顺畅
肝属木，肺配金，春木主升发，秋金喜润降。很多病是因为肺气不畅，肝血瘀滞。很多人只知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不了解其他治法，影响了临床疗效。我在临床上，学习余老通治法、通治方的经验，用润降治法，治疗很多久治不愈的咳嗽，就获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个经验由我的徒弟王红霞副主任医师介绍到《中国中医药报》“名医名方”栏目，引起了同道们的注意，有人来电话说方子很好用。这是我学习和传承余老学术思想的一个体会吧。
脾升胃降，后天之本养先天
脾胃为枢，《素问•太阴阳明论》说：“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这说明了脾胃以膜相连，对于饮食水谷的消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河图洛书都把脾土放于中部，认为脾胃之土是“交互金木，升降阴阳，既济水火”的道路，出于格外重要的地位。《左传》《国语》也说“土与金木水火杂，而成万物。”李东垣《脾胃论》提出补脾的重要性，李仲梓主张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都为通治方提供了思路。
我在临床上学习余老通治方的思想，在很多方剂之中注重使用制香附、鸡内金、焦三仙，也体现出余老通治方对我的影响。
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引用陶弘景的话说：“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这说明，张仲景在创制《伤寒》六经辨证的时候，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践行了通治方的思想，他的方后注，加减法，充分体现出通治方与“临床活法巧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总之学习中医，传承中医，发展中医，一定要“根基牢固”，然后才能千年不倒。余老深厚的学术素养，道术并重的治学精神，结成了一个很鲜明的成果：“通治方”。只有大将，才能整合三军有秩序，唯有大道，才可从纷繁走向简约。
向余老学习，问道中医经典，追寻历代名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只有有缘人才能赶得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传道解惑的杏林同道，我们相约金秋十月的北京，与名家共聚一堂，讨论中医复兴大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活动。
2017、9、14

马京雪

2007年，我在《捍卫中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一书之中，谈到了我一次经历，反映了10年前我的感想。
现在，转帖出来，供大家参考：


7、余瀛鳌研究员告诉我：为何选择中医[ 本文是记实文字，发表于《家庭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5期（总第120期）5-6页，题目是《为何选择中医——听余瀛鳌先生说那过去的事情》。]
笔者20多年之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读余瀛鳌教授的研究生，曾经深深地感佩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对余老的人生道路、学医经历、治学方法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他出身于世代名医的中医世家，为何当初学医时选择的是西医？既然选择了西医，为何又成了第一批西学中？在许多西学中都以“兼通中西”为荣的时候，余老为何一头扎进中医的文献堆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几次重大人生转折，充满传奇色彩经历背后的“活思想”是什么？笔者一直疑惑难解，又不敢问，也不便于问，直到不久前的一次经历，笔者终于等到了这样一次机会，揭开了多年的谜团。
2006年3月24日下午，笔者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瀛鳌研究员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复杂了。
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
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抱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
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
“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
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
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
“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
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
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
“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
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
“您是说骗子？”
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
“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
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
“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
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
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
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
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

马京雪

我们一起期待，一次盛会：

国医名医学术传承推进研讨会
暨《余瀛鳌教授通治方思想的应用发展》
研修班再次走近余老，感受大家风范。
时间：2017年10月13～15日。
地点：北京毛林惠丰大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1号

马京雪

通治方不是盲目的乱治，不是药物的随意堆积。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严格按照疾病的规律、患者的病情、药物的功效总结出来的。它要求立方审慎，配伍严谨，“在临床应用时至少应具备药性平和及照顾全面两个特点”。
     通治方是在掌握疾病实质之后的精化辨证，主方是常法，是辨病的学问；活用是变法，是辨证的学问。“夫天下意与法原自相持，意缘法以行，而后驭之精；法传意以出，而后垂之永。”（明·冯嘉会《仁文书院集验方·序》）辨病与辨证的有机融合，不是对辨证的削弱，而是把辨证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余瀛鳌教授善此法，20世纪90年代即组织全国知名学者编写出了一套《中医通治方精选》的专书，范围涉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研究通治方，无论是对于中医理论的完整传承，还是对临床实践的具体指导，都有求本溯源、推广普及的作用，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