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集解>补遗》素问书名解（草稿）

河间金栋

《<黄帝内经集解>补遗》素问书名解

龙伯坚 龙式昭编著 金栋（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补遗

《素问》书名解

姚止庵说：《素问》之名，王太仆不解其义，并不知其着于何代。考之汉张仲景撰《伤寒论》，云本之《素问》。自是而降，晋皇甫士安云，《素问》论病甚精；王叔和撰《脉经》，云出于《素问》、《针经》；《隋书·经籍志》载有《素问》之目。由是言之，《素问》之名，始于汉代，而迭见于晋、隋也。（按：仿林亿等《素问·新校正》语）

金栋按：《素问》之名首见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有学者以为，“原序”亦并非全系仲景所为。如钱超尘、胡希恕等认为，《伤寒论》原序的部分文字，不是出自仲景之手，有后人沾益的部分。暗指晋代王叔和作伪。

中医文献训诂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钱超尘先生说：“《伤寒论序》中的两段文字非为张仲景自撰，乃出于后人之手。《伤寒论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一十六卷。’从‘撰用’至‘《平脉辨证》’计二十三字，以及《伤寒论序》‘夫天布五行’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非张仲景所自撰，而为后人所增入。”（冯世纶《解读伊尹汤液经·第三篇钱超尘<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近现代中医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说：“《汤液经》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代皇甫谧于《甲乙经·序》中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谓为论广者，当不外以其个人的学识经验，或间有博采增益之处，后人以用之多验。《汤液经》又以失传，遂多误为张氏独出心裁的创作，因有‘方剂之祖’、‘医中之圣’等无稽过誉的推崇。……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的为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

由于晋王叔和伪撰张仲景自序，致使后人误认为《伤寒杂病论》是“撰用《素问》、《九卷》”等而成，遂使后人误读几千年。从内容分析，《伤寒论》与《内经》无关。

《素问》之名，史志所载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名《黄帝素问》有二处。一云：“《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一云：“《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但二者是否就是同一本书，不得而知。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素问》之名，其必出于仲景之前”（见《集解·附录黄帝内经考》），但不知日后是否有地下出土文献证实？

河间金栋

【补遗】

金栋按：《素问》释名，《集解》引《新校正》云、马莳说及长尾藻城《先哲医话集》引《技养录》等三家之说以释之。其中引马莳说，认为“《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按：指《史记·五帝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者是也”。此说不当。国医大师张灿岬先生说：“此书内容，虽设为黄帝与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雷公、鬼臾区等君臣七人论医之书，实则乃依托之作。”

今本《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经，她名为《黄帝内经》，经文大多以黄帝问、岐伯等六臣子回答的形式叙述。

黄帝载入正史，始于《史记》，且居于《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之首，就是作者承认，中国的文明从黄帝开始。这是因为司马迁时代，百家言黄帝，且到处都有黄帝的遗迹，于是尽管关于黄帝的百家言“不雅训”，《史记》还是从黄帝写起。此举意义深远。国人至今自称炎黄子孙，显然是《史记》的影响所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大殿的匾额上，就大书“人文初祖”。海内外华人、包括历代最高政府的代表，按时前去拜祭。但须知，所谓百家言黄帝，不是只言黄帝，而是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即《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中记载的五个传说人物。五帝依次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其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是黄帝。尧、舜也为较多人熟悉，颛顼、帝喾则很少人知道。又，虽然炎黄并称，炎帝的影响却远远不如黄帝。

五帝之说来自五德终始的推演，《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就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五帝虽然来自传说，而且颇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但是，从史学角度看，还是很有意义。人类天生有追根问底的兴趣。任何民族都有传说中的上古史，其中无不提及本民族的神祗、先王或圣人。由《史记》可知，司马迁时代，关于上古史的传说人物，主要是以黄帝为首的五帝。这五帝是创造文化的，但是古人对五帝之说还是不满意。司马迁前后，还有“三皇”说。三皇也是创造文化的，而且比黄帝更古老而且神圣。古人对三皇五帝之说还是不满意，于是又出现了盘古开天辟地之说。因此中国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源头。至迟到明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创造文化，已成为国人妇孺皆知的上古史常识。就是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也在《论反对曰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不是说他的上古史知识如此陈旧，而是因为他的听众和读者，习惯了这样的成说。总之，三皇五帝之说，由来已久。遍览经、史、子、集，有黄帝为三皇之末说，又有黄帝为五帝之首说。五帝之说在前，三皇之说后起。要而言之，《黄帝内经》出现的时代，必然黄帝之说盛行。而汉代正是“百家言黄帝”。试看《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当时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接受，托名著述成为一种风气。这清楚地说明，《黄帝内经》不过是托名黄帝而已，而且，最可能是汉代成书，即应该出现在西汉中期之后。（赵洪钧著，金栋补注《内经时代补注》）

学界多引《淮南子·修务训》这句话作为托名之依据。张灿岬说：“从《淮南子》所论，足证这种依托之风，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并不少见，亦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那样的时代，欲立说立言者，非王侯圣贤不可为，故平民之欲为道者，非托之于王侯圣贤不可。或托诸古，或托诸近。黄帝、神农、伏羲、尧、舜、禹，古帝王也，岐伯、伯高、少师、少俞，古圣贤也。秦昭王、齐威王、近帝王也，扁鹊、文执，近代贤良也。足以说明，人欲立说、立言，人欲传道、传术，依托于帝王、圣贤，则道可立，术可传，是有其道理在焉。所以依托之风的形成，在古代只有帝王、圣贤才能具备和掌握知识的特殊历史时期，普通人士，欲建立和传承自己的学术，利用依托之法行之，乃是历史上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然李零则认为，其所以“依托”，乃由于“家法不明，往往假借黄帝君臣或其他古代圣贤相互问对的形式写成”，“如汉代流行的数术方技之书就是如此（黄老之术中的‘黄’就是如此）”。所谓“家法”，是指“或父子相传，或师弟相授，如六艺经传及诸子”（《待兔轩文存·读史卷》），而纵观《黄帝内经》这部著作，是不具备这种“家法”的。依托既不是伪造，更不是伪书。“古代的技术传授习惯采用‘依托’的形式”，“是古代实用之书表达其技术传统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于伪造”（《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说：“技术传统都是累世积淀……古人为各门技术寻根，追上去都相当古老。它不可能像诸子之学有晚近的‘宗师’，当然只好依托。……其来源是《世本·作篇》这样的东西……《世本·作篇》把大多数发明都归于黄帝君臣的名下。”（《待兔轩文存·读史卷》）李零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会有人再认为《内经》是黄帝咨于岐伯所作了吧！

河间金栋

又，就《素问》释名，兹再转引三家之说，以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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