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医学中西结合录 第四章 感染性疾病

阜新汪海升

第四章  感染性疾病
  
笔者亲历因而见证了，我国医界和感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历史近40年，又曾经从事过医学史研究，故以下所说既有经验之谈，也是理性的历史回顾。
感染性疾病指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导致的疾病。其中大多数有传染性，曾经是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最严重的一类疾病。
目前，此类疾病中，有的——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已经基本上成为历史。没有消灭的病种，都不会迅速危及生命，也极少见大范围暴发流行。不从事传染病工作的同行，甚至没有见过某些曾经很常见的病种。
不过，人类基本上摆脱传染病噩梦，只有二三十年。再上溯三四十年，回到1930年代，西医对多数感染性疾病还束手无策。那时的西医教科书对此类疾病的流行病学、病因学（少数疾病如肝炎的病因，那时还不很清楚）、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叙述非常详细。一提到治疗，常常是：无特效疗法。于是，医家对病人能做的，就是护理、饮食和对症处理。因而，很多疾病死亡率极高。
何以如此呢？很简单。
微生物病因学发端于1870年左右，此前不可能有特效疗法。磺胺和抗生素研制成功，都是1930～1940年代的事。
那么，中医方面怎样呢？
此类疾病在中医属于外感或热病，即伤寒和温病。中医有“疫病”或“瘟疫”等病名，特别强调其传染性。“鼠疫”（plague）、“霍乱”（cholera）这两个曾经居于多数国家法定传染病之首的疾病，在中国更是直接使用的中医病名。“疟疾”、“痢疾”、“天花”、“白喉”和“麻疹”等也是西医拿来的中医病名。“伤寒”在西医虽然指伤寒杆菌导致的特定疾病，却因为它作为传染病的多见而且具有代表性，西医使用了容易和中医混淆的名称。
除“疟疾”之外，1935年左右的西医，对上面提到的疾病和没有提到的“痨病（结核）”、“肺炎”、“乙脑”、“流脑”、“猩红热”等很常见的传染病都没有特效疗法。
总的来说，1940年代之前，中医治疗感染性疾病，曾经长期领先。
如此说来，中医早就认识了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吗？
那倒不是，但中医疗法中，暗含了比较有效的抗感染药物。同时，辨证论治还有抗感染治疗不能包括的长处。详细拙见，请看《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第十六讲。
不过，热病同样是古代中国人的大敌。
二十年前（1987），笔者曾经如下说：
“中国古代医家最著名者，以热病专家为多，如张仲景、刘完素、吴有性、叶天士等。直至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仍以善治热病成名。如张锡纯善用石膏治寒温，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猩红热，均为人熟知。那时，中医最足以以己之长与西医抗辩者，即讥西医治热病效果不佳。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载有陆渊雷批评西医对传染病重诊断而疗效不佳的文字，可供参考，兹不再录。
陆氏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四十年后，笔者开始治病。临床十年，常苦于与热病纠缠。疟、痢之外，时有流行的病种为麻疹、流脑、乙脑、小儿麻痹、猩红热等。每至高峰，人心恐慌，卫生部门紧张。尽管西医特效疗法已大大丰富，死亡者亦常有。其时在基层处理这些问题，以西医为主，而中西兼用。从患者利益出发，并无门户之见。此事应从1954年说起。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以中医为主治疗乙脑取得突破，是解放后发掘中医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此后迅速推广至全国。至笔者治病时，早已成为常规。更推而广之，其他热病亦多中西结合治疗。然而，时隔八年，据最近统计，绝大多数传染病发病率均大幅度率下降，尤以乙脑，小儿麻痹为明显。以河北省为例，1985年全省报告乙脑263例，小儿麻痹13例，其中只有乙脑病死亡23例。笔者相信，十年之内，乙脑和小儿麻痹将基本绝迹。
四十年前（按：指1964～1968），笔者在南方学医，知道南方有几种常见的传染病少见于北方。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钩虫病、丝虫病等即是。黄癣在某些局部之多见，亦令人忧虑。今不在南方看病又十余年，已无感性知识。查看《中国卫生年鉴》可知，这些病亦可望在十数年内基本消灭。
笔者相信，所有传统上认为属传染病者，均可望于2000年左右被基本消灭，而渐渐在医家和世人心目中淡漠。再研究它们主要是医学史家的事情了。”
按：流感和乙肝、特别是乙肝的流行现状，说明拙见过于乐观，但它们没有短时期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则属实。特别是乙肝，如果没有现代诊断手段，公众不会知道还有这样的传染病。笔者以为，乙肝并非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病种，也不是近几十年来才呈现高感染率。总的来说乙肝是很温和自限性疾病，公众不必对它总是恐惧。
据说，相当张仲景写《伤寒论》的前后百年间，不仅中国出现过“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的惨象，那时的大疫亦曾横扫亚、欧、非三大洲，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此后，中外文献均常见大疫。
古时，战乱、灾荒之后必有大疫是理所当然的。与战乱、灾荒无关的大疫亦动辄死亡数十万，此种例子举不胜举。
今后，人类也许再也不会目睹大疫之后，赤地千里，横尸百万、城廓空虚，田园荒芜的景象了。当代人类平均寿命普遍提高，主要归功于热病学进步。
若问：热病学如此造福人类的原因何在？今敢断言，并非由于临床疗效的提高。任何特效疗法的发明与推广，均不能阻止热病流行，更不能使之消灭。欲消灭某种热病，必先有特效预防手段的发明，而后实行社会化的预防。推而广之，这一结论亦适于一切流行病。
欲说明这一结论，不必证以世界医学史，中医热病学史即足为据。
先举疟疾为例。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对其症状观察已甚详，几不亚于当代普通医生的经验。发明较可靠的疗法不晚于汉末。然而，此病始终为中国大害，故综合性方书无不视为大病而专章论述。金人张子和《儒门事亲》说：“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公元1206年）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疬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憹，十死八九……次岁疟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轻者旬月，甚者弥年。”
古人每谪守云贵或用兵于西南，必先顾虑疟疾伤人，不仅金代为然。无论伤寒学家、温病学家均重视此病，而终于治不胜治。至解放初，此病仍在20余省、市、自治区流行。一般年份，估计发病5千万人。因预防不力，七十年代初，黄淮平原和江汉平原仍发生大面积暴发流行。1973年，苏、鲁、鄂、豫、皖五省发病1298万人。（按：该年的疟疾爆发流行也波及我的故乡，印象中约五分之一的人发病）目前，此五省发病人数约占全国发病总数的80％，以往流行猖獗的云贵两广等省，因预防有力，反近消灭。我们对消灭此病大可乐观。
中医对霍乱的诊断和治疗定型亦大体与疟疾同时。古时未能严格区分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和真霍乱。然而，诸方书论霍乱重视的仍是西医所称霍乱。近人考定真霍乱自1820年传入中国，并引此后数年各地流行资料为据，其实并不完全可靠。《外台秘要》辑霍乱特重“转筋”，云“凡转筋能杀人，起死之法，无过于灸”。应承认那时已有真霍乱（西医所谓古典型霍乱）。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记元人围攻大梁（今开封）半月，因疫病作而解围。后百日内，城内大疫病死约百万人。笔者以为，中国有记载的鼠疫或霍乱为害之残暴莫如此时。
1901年北京霍乱流行，中医治疗效果远较西医为好，因而为西人重视。然此后，仍不时流行。1932年不全统计，城市流行三百多处，患者近十万，死亡三万余。解放后，古典霍乱已绝迹，副霍乱偶在局部流行，然其病甚轻，已不构成威胁。霍乱之消灭亦归功于预防。
鼠疫或系域外传入（近代国外医界认为鼠疫中心在中国）。读者多知道师道南“鼠死行”及《俞曲园笔记》所载史实。当时，“人死如坼堵，”“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1911年鼠疫传入东北，当时哈尔滨居民二万，死亡六千。
猩红热，中医称喉痧，有专书。此病不若鼠疫、霍乱可怕。然1902年上海流行时，死亡1500人。其病死率不如白喉高，但发病率特高。因此，自天花控制后，它成为儿科病中第一大病。近代名医张锡纯、恽铁樵均善治此病，然恽氏最聪慧之爱子竟死于此病。笔者专业临证时，此病仍常见，经验所及，无治死者。后渐少见，近年疫情报告愈少。
即便中医泛称之伤寒，亦未因《伤寒论》出而匿迹。《外台秘要》之印行，即因宋皇佑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张元素主“古方不宜治今病”，张子和教人“莫滞仲景纸上语”都说明其疗效不满意。温病学家出，竟说遇百温病方有一伤寒、遇百伤寒方有一阴证。然而，温病学派之疗效亦不能令人满意。学而不精者不必举，即其制法人，如叶天士据舌诊有死证十余条，吴瑭综温病死法五大端。其时，常医治温病重证亦约半死半生。自清初至近代，温病学家辈出之地莫如吴县、武进。杭嘉湖一带温病名医随处皆是，然其病温而死者，不比它处少，大疫之兴或比别处多。明乎此，即知治疗不足恃。”
那么，疗效提高对消灭和控制感染性疾病，完全无意义吗？
当然不是。真正特效疗法发明，必然基于对病因的真正认识，因而和预防手段会大体同步出现。
不过，感染性疾病的消灭或控制，确实主要不是靠治疗，也不是只靠医界。生活水平提高和卫生知识普及，对任何疾病的控制都是最重要的。
西医防治传染病，最聪明的手段是免疫。主动免疫用于防，被动免疫用于治。其中，主动免疫尤其成就辉煌。目前完全或基本上靠主动免疫消灭或控制得很满意的病种有：天花、伤寒、白喉、脊髓灰质炎、乙脑、麻疹等。被动免疫也经常使用，但不能说疗效立竿见影。所以，氯霉素等发明之后，对伤寒这种细菌性疾病，极少再用被动免疫疗法。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主动免疫手段消灭的传染病——天花——是病毒性疾病。
然而，近30多年来，陆续发现的几种病毒性传染病（AIDS、病毒性肝炎、人禽流感等），主动免疫手段对它们不灵了——至少不像“传统”的“种牛痘”等那样灵而且非常简便经济。被动免疫手段，也远远不像过去那么灵。
所以，当代医学对某些感染性疾病，还是有些无奈。2003年的“非典”就给中国人上了很难忘的一课。近年来经常出现的“人禽流感”预警，也常常使公众和医学界如临大敌。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感染性疾病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付它们的手段反而更多了。当前层出不穷的抗微生物新药，要比当年和传染病斗争激烈时使用得远远普遍。用量之大，更是过来人当年难以想象。
笔者亲历因而见证了，我国医界和感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历史近40年，又曾经从事过医学史研究，以上所说既有经验之谈，也是理性的历史回顾。
至此读者应能理解，为什么本书列出了“感染性疾病”这个曾经包容病种很多的题目，却主要介绍笔者对几种病毒性疾病的看法和经验。

阜新汪海升

第一节感冒和流感性感冒
案1.反复感冒病情危重                案24.感冒后头痛数月
案2.感冒误治病危                案25.常感冒并乏力
案3.感冒滥用激素而难治     案26.感冒后高血压
案4.虚人感冒表虚多汗                案27.感冒后头痛数月
案5.普通感冒病危                案28.感冒后胸闷咳嗽2月
案6.严重表虚                案29.反复发热
案7.凉热并用治感冒                案30.低热一月
案8.用藿香正气水切身体会     案31.感冒半年不愈
案9.真是神水                案32.从孙子的感冒说起
案10.藿香正气和补中益气同用治表虚    案33.我的上感
案11.普通感冒服藿香正气水治一次即愈  案34.家兄的“感冒”
案12.糖尿病患者感冒                案35.感冒典型表实证
案13.五苓散证变通治疗                案36.幼儿感冒误治
案14.感冒误治病情复杂                案37.幼儿感冒误治
案15.感冒误治病情复杂                案38感冒后遗症
案16虚人感冒                案39.感冒半年不愈
案17感冒咳嗽                案40.低热、心悸等半年不愈
案18.高年感冒需温补                案41.反复感冒
案19.感冒后口内麻木5个月     案42.感冒10年
案20.感冒后低热头晕半年     案43.感冒后眩晕
案21.感冒后低热月余                案44.感冒后遗症
案22.感冒后低热                案45.感冒误治风寒入里病危
案23.感冒后头痛鼻塞                案46.感冒现大承气汤证
感冒和流感是目前最常见的外感病。近年来，不时弥漫流感恐惧。笔者以为，其中有某些认识上的误区。以下试结合中西医有关知识、特别是流感的疾病史，略述个人看法。
【流感和流感恐惧】
近年来，医学界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流感”或“人禽流感”随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大规模暴发流行而且会呈现高死亡率。
于是，全世界不时弥漫着紧张空气。
笔者以为，发出这样的信号，有一定的理论根据，更有历史原因造成的职业敏感。公众虽然不可对“流感”完全掉以轻心，却也不必总是战战兢兢。
为什么主流医界的传染病专家对“流感”这么如临大敌呢？
主要是1918～1919年的大流感，伴随着欧洲人口大量死亡，使世界医学界至今不能摆脱流感恐惧。
其实，当年流感在欧洲的高发病率和人口大量死亡，不能完全归罪于流感。
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那次流感起源于美国。就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军把流感带到欧洲。然而，当年的美国发病率远比欧洲低，死亡人数更有限。
当时的中国也曾经派兵参战，却没有发生“大流感”并且大量死人。
死人最多的是大战主战场欧洲，故不能认为流感病毒是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战争破坏使生活条件急剧恶化。
可靠的流感疾病史也足以证明，流感不是大量死人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有过5次世界性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于1900、1918、1957、1968和1977年。为什么只有1918～1919年的大流行死人最多呢？
本人少时的记忆中，1956年的大流行最厉害。当时威县中学的发病率在90％以上，却没有1例死亡。
从医之后，故乡也曾经多次发生较严重的流感。印象中是：沿门阖户，几乎人人难免。死亡却很少见。
这说明，即便流感呈现高发病率，也不意味着高死亡率。
自1977年至今30年，再没有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大流感，说明当代世界具有抑制大流感的因素。
现代社会有哪些抑制流感大流行的因素呢？
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生活条件以及相应的医疗条件大大提高。比如，国人不能温饱者已经很少，多数人感冒后往往是用药过多而不是失治。发达国家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更好。2003年，我国为防治“非典”投入的人力物力——包括各种高技术手段，是二战之前（更不要说古代）不可想象的。
其次，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频繁流动，不可能再在某一地区形成高易感性的变异病毒，也是不容易出现大流感的现代因素。
然而，1918年的欧洲流感噩梦至今难忘，当代传染病专家的担心也有道理。
任何呈暴发流行的传染病，对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影响都很大。对国家来说，应该很重视此类疾病，制定应急预案。不过，很难想象再出现1918～1919年欧洲那样的流感大流行，特别是死那么多人。
面对禽流感，也应该这样看问题。
从理论上讲，禽流感有在人间暴发流行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是从来都有的，数十年之前比现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已知的流感病史不能证明曾经出现过禽流感的人间大规模暴发流行。故可能性非常之小。
至今为止报告的人禽流感，只有极少数散发病例，而且只有危重病例。
可惜，由此得出的潜推理是：人禽流感不出现则已，一旦出现都是危重症。于是，如果出现高发病率（即流行），必然伴随高死亡率。
就这样，近十年出现了世界性的禽流感恐惧。
其实，传染病专家应该很清楚，医学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呼吸道传染病。不能预设禽流感一旦在人间流行，全部或多数患者都是重症——严重肺炎因而呼吸衰竭。
至今只偶见散发重症病例，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禽流感已经在人间流行，但重症或死亡率很低很低。
总之，当代传染病专家有责任监测流感。国家主管部门也要给以足够的重视，但不应该也不可能让整个医学界甚至全社会长期处于紧急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①预防流感的高科技手段，不可能全民动员突击发明。
    ②基层或普通医生没有责任也没有条件进行流感的病因学诊断。
    ③至今尚无可靠的流感预防手段供普通医生使用，普通医生也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研究。
    ④治疗方面，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并无原则区别。西医至今没有治疗流感的特效疗法，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治疗流感和普通感冒的最佳选择。因而，普通医生应该具备中医治疗热病的基本知识。

阜新汪海升

【流感和“非典”】
公元2003年，中国人经历了一大劫难——“非典”（非典型性肺炎之简称）。虽然全国总共只死了几百个人，估计经济损失却不下数千亿元。加之全民动员，全国持续紧急状态半年多，很像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
国外称此病为“呼吸窘迫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急性不一定译出）
这个外国名字和“非典”都不是标准的诊断术语。
关于“非典”的病因，有人说是一种冠状病毒，有的说是衣原体，还曾经认为是黏液病毒。最后，冠状病毒说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不过，从病因学、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来看，此病都和“流感”没有什么区别。
流感导致的肺炎，即表现为“呼吸窘迫综合征”。
1947年译为中文的第7版《希氏内科学》说：“无合并症之单纯流感，预后极佳……发生肺炎后，预后便严重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其死亡率亦从15％～60％不等。不同程度的紫蓝症和呼吸频促是最重要的两个预后象征。特别是薄紫色型的和不断增加之呼吸促迫几乎一定是死亡的指征。”
其实，2003年的结果足以证明，“非典”不像担心的那么严重。
我的家乡邢台市，恰好处于北京和广州两大重要疫区之间。境内高空有数条航线。从境内穿过的陆路交通干线有京广和京九铁路、104和106国道等。曾经有大量从疫区、特别是从北京流出的人口通过各种交通工具、甚至徒步经过，却没有一例在本地发病的“非典”。假如“非典”的传染性很强或发生几率很高，数万平方公里的邢台市没有一例就不可思议。
然而，“非典”时期的逻辑是：“流感”约等于“非典”，“非典”约等于SARS，SARS约等于死亡。
于是，对“非典”的恐惧源于对流感的恐惧。
准确地说，“非典”只是流感流行时相当少见的一个症型。
把这个症型和流感混同，不但在医界引起混乱，还导致全民紧张。
那么，真地发生了“非典”是否情况严重呢？
答案是：确实相当严重，因为至今没有特效药。
不过，需要指出，流感发生病毒性肺炎——即“非典”——的几率很低。即便发生，也不能认为目前还有90年前的死亡率。
如果，流感合并的肺炎不是病毒性的，预后就更好。
由于抗生素控制继发细菌性感染效果很好，二战之后的流感死亡率很低。精确统计很难做到，可以用“很少见死亡”来形容。
二战之前——即抗生素发明并普遍使用之前，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的死亡率至少是目前的10倍。加之那时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很差，特别是在战争和饥荒年代，死亡率就更高。
假如能够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防治流感的优势，医家就有更多的主动权。

阜新汪海升

【感冒和流感】　　
数十年前，西医把“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近20多年来，西医把“普通感冒”称为“其他呼吸道病毒性疾病”。
其实，“其他呼吸道病毒性疾病”也不是完全不传染。其病因、临床表现、合并症、治疗和预后等，与流感也不是截然不同。
当代医学把病毒视为感冒和流感的病因，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即便对流感来说也不能认为完全正确。
普通感冒无疑是人体与其共生的病毒之间的平衡破坏。
导致这种平衡破坏的因素主要是受寒。
所以，中医最早称多数热病为伤寒有道理。后来，比较文雅的人称外感为“感冒风寒”，再后来简称为“感冒”，成为标准的医学术语。
英语口语也称感冒为“catch cold”或“catch a chill ”,直译就是受凉、着凉、伤寒。译为“感冒”也很准确。至于“influenza”及其简称 “flu”，来自意大利语，意思也是“受寒”。
流感病毒开始不是寄生在人体之内，却应该认为是生物链的组成部分。
所以，从理论上讲，不能认为病毒这一构造最简单的物种是人类的克星。
应该说，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病毒也不可能消灭人类。
于是，普通感冒和流感，将是医界经常面临的挑战，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消灭它。
预防固然是重要的，但一般医家面临的问题——即日常保健——是治疗。
如上所说，感冒和流感的治疗原则没有区别。
能否恰当处理感冒和流感，是考验中西医基本功的试金石，而且，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比较好的选择。

阜新汪海升

【感冒治疗要点】
如上所说，感冒和流感是目前最常见的外感病，社会和医界每年要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其他代价。
感冒和流感虽然是很常见的“小病”，却可以因为治疗不当变成很难治的“大病”，甚至致死。目前治疗感冒和流感最常见的偏差是：滥用皮质激素、抗生素和中药清解制剂。此种滥用，常造成严重的后果，见“呼吁停止滥用皮质激素”和“呼吁停止滥用抗生素和中药清解制剂”。
不过，笔者相信，即便不滥用上述药物，能否恰当处理感冒和流感仍然是考验中西医基本功的试金石，而且，中西医结合治感冒和流感是比较好的选择。
感冒和流感既好治又难治。
说感冒和流感好治，是指比较强壮的人，患感冒和流感可以不药而愈。
不少人亲自告诉我，每患感冒或流感多喝开水再睡一觉就好了。还有不少人，感冒和流感后喝一大碗加姜的热流食，蒙上被子出点汗就好了。更强壮的人感冒和流感后做强力劳动或打两趟拳，出点汗就好了。另有多数人，感冒和流感后自购非处方的中西成药，也会很快恢复。
但是，有的人非恰当治疗便迁延不愈，而且还可以由此引起许多并发症，甚至因此死亡。这些人就是虚人，特别是中气虚、肺气虚、肾气虚者。

阜新汪海升

中西医结合治疗感冒和流感的要点是：
①先看虚实
虚人感冒和流感单用西药效果不好。中医治疗应该使用伤寒法，无论是否同时服西药，病初即可补。如拙见所说，桂枝汤即是补法。若病人不欲服煎剂，可用补中益气丸。壮实人患感冒和流感多数可不药而愈，单用非处方的西药即可较快恢复。中医治疗实人感冒和流感多使用温病法，银翘散、桑菊饮都是清热解表法，但不可清热太过。
②再看寒热
寒重，用辛温法，热重，用辛凉法。
③恰当处理寒热虚实夹杂
小柴胡汤对大多数不太严重的寒热虚实夹杂感冒和流感有满意的疗效。若虚人热重，可用甘温法酌加清热药。实热证，即重用清热法。在表者如银翘散、寒解汤等。表里大热，用白虎汤法。只要大法不错，具体方剂不必拘泥。

阜新汪海升

④推荐藿香正气水
传统认为，此法用于夹湿的外感初起。其正治是“内伤湿滞，外感风寒”。故风寒夹湿，最宜用藿香正气法。据笔者的经验，不夹湿的表寒实证，也可以使用藿香正气水代替麻黄汤。成药藿香正气水最经济简便，而且疗效好。藿香正气丸不如正气水效捷。近年上市的藿香正气软胶囊和滴丸，其价格是正气水的10倍以上，但疗效不如正气水。
此药尤其适用于西医所谓胃肠型感冒和流感。
它适用于感冒和流感，又适用于“闹肚子”，是家庭常备良药。只要不是实火，感冒、流感和“闹肚子”用它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不一定拘于暑天或秋初感冒和流感（即夹湿）才用它。只是，虚弱较重时要慎用，用时要同时扶助正气。能进食者，用糖水送服此药和补中益气丸即可。进食很少者，可以输液给足热量。
此药的说明书上注明：不宜在服药期间服用滋补性中成药。为什么我说它可以和补中益气丸同用呢？
假如确有内伤湿滞，如西医所谓胃肠型感冒和流感，只服此药即可，即不宜同时服用补中益气丸。不夹湿的感冒和流感，其人体虚，又不便服桂枝汤等，即可与补中益气丸同用。
藿香正气水的缺点是口感不好——辛辣药味较大。儿童和某些成人服用困难。这时可以使用滴丸。

阜新汪海升

总之，只要辨证准确，大法不错，不必拘泥具体方子。自己习惯于何种方子或手头什么方药方便，用之即可获得良好疗效。
有多种治疗感冒的非处方西药，多数患者服用他们的同时再加上休息、多饮水也能痊愈。虚人感冒较重可以输液“扶正”。但除非继发感染明显，不必使用抗生素，更不宜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皮质激素。
注意，西医的支持输液“扶正”不能和中医的补益气血“扶正”完全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中医扶正适应证更广，疗效也更好。
不过，感冒和流感变证百端。凡出现变证，最好中西医结合治疗。以下试例举较多的验案。

阜新汪海升

案1.反复感冒病情复杂危重
为说明感冒和流感失治、误治后果严重，先举20多年前内人的病为例。
内人禀赋较弱，却不注意调摄，1985年反复感冒几乎丧生。简单经过如下。
1985年春节前大雪极冷，她探亲时火车门被冻结几乎不能开，因而途中感冒。岳家暖气不热，加之勉力做些家务，探亲期间感冒没有完全恢复。返回时适逢澡堂开放，她洗澡后头发全湿回家。结果，次日（星期天）即发烧。服常用西药略好，周一即去上班。不料，周末洗澡后又头发全湿着回家。此前已经多次提醒她注意，不听，我颇生气，说：如此不注意，小心发烧没有人管你！
果然，次日又发烧。她又挣扎着上了两天班即卧床不起。
这时发烧不重，在37.5℃左右。但是，严重心慌、乏力、头晕、恶风寒、恶心、呕吐不能食。于是不得不管。先是请人开小柴胡汤一剂不效，随即开始中西医结合治疗。
西医就是支持输液数日。
中医方面，服小柴胡汤时，她的脉象微细，面色萎黄，舌淡苔白略厚。按脉证不宜用小柴胡，而应该用桂枝汤加味。后来我用的大体上是黄芪桂枝五物汤与二陈汤合剂加党参，重用桂枝、生姜。起初还曾经加用附子、干姜。就这样还是恢复很慢。卧床不起月余。下床之后，同事见其虚弱严重，还以为她有性命之虞。
康复之后，她深感几乎丧命，从此不敢小觑感冒。
2007年1月附记：
2006年12月28日，内人再次感冒较重。我正在南方，是她自己主要靠中药治好的。略记如下：
病重的原因是：家兄到石家庄住院，病情危重，她要每天去探望或照顾，还要照顾侄女等。这样奔走10天，对她来说已经劳瘁。恰好又赶上大姐病逝，28日她必须去乡下参加葬礼。葬礼在露天举行，她受了风寒，自觉嗓子疼，全身乏力。因为久已不在石市住，家里没有常用药，于是服用了别人的补中益气浓缩丸8粒和阿莫西林0.5g。当晚应酬吃饭，饭后步行回家，再次受风寒。这时她恶寒加重，有不严重的寒战，几乎自己不能倒水。半夜里转为恶热——体温到了顶点，但不出汗。天将明找到2片VC银翘片口服，见小汗。汗后体温38.7℃。上午10时又升至39.2℃，咽痛、咳嗽加重。于是让儿子把她接去，开始服中药煎剂等如下：
桂枝15g  白芍15g  生甘草5g  生姜15g  大枣5枚  连翘12g  黄芩10g   陈皮10g  半夏10g  牛蒡子10g  桔梗6g  茯苓10g   白术10g
常规水煎日一剂。
口服阿莫西林0.5g日4次。
连续用上方2日，再无恶寒，常有小汗出，咽痛好转，最高体温38.7℃。但咳嗽很深、饱胀、食少。
12月31日：煎剂去白术、牛蒡子，加三仙各10g。
2007年1月1日：腹痛、腹泻，大便无臭味，显然是阿莫西林导致的伪膜性肠炎。于是停用西药。中药加黄芪12g。
此后至5日，体温正常，咳嗽好转，但食少乏力。于是，上方去连翘，加党参、五味子各10g。至1月8日大体康复。
现在看来，上述治疗不是很恰当。早期使用抗生素也可以，但不宜口服阿莫西林。正如在她身上的反应，阿莫西林会引起伪膜肠炎。最好是肌内注射青霉素（常用量即可，支持输液中加入亦可）。中药煎剂凉热并用无误，但生姜用量要大一些。又，最好早用党参、五味子。体温下降后，更应该用上党参。

阜新汪海升

案2.感冒误治病危   
    2005年1月底2月初，感冒流行，我每天处理他医误治而迁延不愈或病情复杂危重的病人。下面介绍一个因为误治而危重的典型病例，但愿读者不要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郭某，男，71岁，威县东郭庄村人，2005年1月20日初诊。
    上午，门人和亲戚陪同患者的亲属来请，说患者住在县医院已经15天，越治越重，院方没有明确诊断，只是告病危，希望我去看一下再让病人出院。我说：去看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让病人出院，因为没有那样的情理。
结果是病家自动出院，傍晚请我去家里诊视。
    病情十分危重。
    患者昏迷，大小便失禁，极其消瘦，轻度呼吸困难，全身中度僵硬，腹部凹陷，双眼不能闭合，瞳孔略大正圆，对光反应存在。出院时体温38℃，目前37.5℃。没有典型的肺气肿体征，左胸听不到心音，右胸心音较强。左上肺呈管状呼吸音，全肺均可闻及呼气末粗啰音。叩诊心界缩小，全肺均无叩实。血压140/90mmHg。脉象弦滑略数。因为不能张口伸舌，只见舌尖干瘦苔白而糙。
    病家已经准备好后事。询问病史却使我大吃一惊。
    原来，15天前患者去医院就诊时，还可以自己上下3层楼做各种检查、化验。当时是按心衰收住院的。然而，还可以上下3层楼的人，即便有心衰也不必住院。住了15天，治成这样，病家不满可想而知。
    于是查看医院的检查化验结果。
    照了1次胸片，做了2次CT、2次彩超、多次心电、多次血常规、一次血流变、多次尿常规、1次肝功能等。除胸片显示肺纹理增重外，其余没有有价值的发现。由于患者一直不能进食，近两天院方又怀疑胃癌，还想做消化道造影或胃镜，但患者已经不能坐起，又半昏迷，只好作罢。
    看来，目前很多同行离开仪器不会治病了。可惜，做了这么多检查、化验却把简单问题弄得很复杂，治疗基本上是错误的。
    其实，患者入院前的病史很简单：原有轻度老慢支，正值感冒流行，感冒4天，轻度发烧、咳嗽、食欲不佳。
年高体弱，有轻度老慢支，感冒4天未愈没有什么奇怪。没想到就这样按心衰住院了。
   怎么治的呢？
   由于每天有微机打出的逐项收费单，用药情况很清楚。大体是：
   常用的抗生素和双黄连、清开灵、甲硝唑、环丙沙星等都用过，每天都要用三种以上。
   皮质激素每天用，但不是每天超大剂量。
   强心药几乎每天用。
   速尿几乎每天用。
   令人不解的是，还多次静脉使用硝酸甘油、高渗盐水、碳酸氢钠和硫酸镁等。
   更为错误的是：虽然昼夜吊着瓶子，每天输液却不超过1200ml，而且其中只给5％葡萄糖500ml，其余都是盐。
    可能有人说：心衰病人不能多给液体。那么，为什么给那么多盐呢？况且又给高渗盐水、碳酸氢钠等？病人长期进食很少，不给糖，能量从哪里来呢？
家属确认，住院15天，患者体重减轻5kg以上。显然是错误的治疗导致严重消耗。
    问题还不仅造成严重消耗。上述误治都可以导致病人昏迷，但最主要的是给液体量和给糖严重不足，却同时使用强利尿药，再加上皮质激素的副作用导致严重的内环境紊乱——包括脱水，全身僵硬也是结果之一。病人尚未死亡已经是万幸了。
上述治疗毫无章法，任何疾病都会被治得越来越重。所幸尚无休克、惊厥，还不是毫无希望。
    怎样抢救呢？
    按照上述拙见，自然应该大量输液，特别是多给糖，多给钾，最好同时静脉给补益中药的同时服中药煎剂。
    于是，立即连夜输液，争取24小时内给液体6000ml，其中10％的糖5000ml，每500ml糖中加氯化钾1g，维生素C 0.5g，刺五加注射液20ml，黄芪注射液2.5ml。1000ml盐水中也加入50％的葡萄糖120ml，氯化钾1g。
    中药煎剂处方如下：
党参30g  黄芪30g  当归20g  白芍30g  元参20g  生地黄20g  熟地黄20g  五味子20g  麦冬20g  生山药30g  甘草10g  三仙各20g  生姜20g
常规水煎日一剂。
    两煎剩一大碗，首煎后即开始灌服，每服不拘量，尽量多服。
    如上处理至次日黎明，患者基本清醒。虽然烦躁，但嘱咐后事滴水不漏，并且拒绝再服药。
    下午再次请出诊：液体输入大约5000ml，因为跑针暂停。患者已经很清醒。我跟他不熟，第一次出诊时认不出他来，这时他却知道我是长辈（邻村又有亲戚关系），而且听从我的劝告，继续服药。脉象略如前，舌质仍瘦，大部苔白厚，但中心无苔且干裂出血。自中医看这是胃气严重受损，属于比较难纠正的情况。呼吸困难好转，心前区心音仍然较弱，左肺管状呼吸音基本消失。
    但是，体温升高至39℃。
    嘱咐继续输液大体如前，静滴青霉素钠480万单位，肌注链霉素1g。
体温超过39℃时，给地塞米松1～2mg。
中药煎剂上方各药均减半，加桂枝15g。
    输液量大体减半，其他原则如前，原因已如上述。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还要用激素。
长期用激素后，由于体内长期存在大量的外源性激素，肾上腺皮质功能被抑制，不可骤然完全停用激素。那样可以出现肾上腺危象，表现之一是高热。所以，尽管该患者的发烧反复不一定是停用激素的缘故，却需要继续小量使用激素——逐渐减量至皮质功能恢复。
骤停激素即便不出现危象，患者也常常自觉全身不适，心慌乏力，毫无食欲，精神淡漠等。这种表现很像大量使用激素的副作用。鉴别要点是：再用小量激素，症状即明显缓解。
由于病情改善，可以进流食，自2月25日起，输液量减至1500ml，其中包括复方氨基酸250ml。
2005年2月3日第3次去看（据理应该每天看，但病家不请不便去），患者精神相当好，可以自己在床上大小便，心肺听诊已经大体正常，但舌心干裂仍未全好，食欲不佳。
煎剂中加西洋参10g、山茱萸15g，输白蛋白10g。其余处理大体如前。
这个患者治疗很费力，到2005年2月4日为止，治疗15天。中间曾经试用辛凉清热中药，但体温仍然可达38℃，没有继续用。所以，尽管总地看来逐渐好转，却没有脱离危险。这时我不得不回省城与家人过春节，只能通过电话了解病情，指导治疗。当晚来电话说，患者自觉全身酸楚，食欲不佳，嘱咐次日加用小量激素。
2月6日:上午肌注地塞米松1mg,口服强地松5mg。其余处理大体同前。下午回电说，患者自觉好转，全身不适明显减轻，体温接近正常，食欲好转。
2月7日：上午10时来电话说，昨天下午至今没有明显不适，体温最高37℃，曾有全身小汗，出汗后自觉舒适。食欲改善，精神好，舌心干裂消失，无苔处欲长舌苔。看来患者基本痊愈，嘱咐继续处理如昨天，不必再肌注地塞米松。8日是除夕，暂停输液3日。
2月12日：来电话说，过去5天中，病情稳定 ，只输液一天，给糖1000ml。体温基本正常，精神、食欲可，二便可。还每天口服强地松5mg，嘱4日内逐渐减量停用。暂停中药，注意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