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医的自我救赎：突破中西医结合教育对心智的蒙蔽

国医大士

青年中医的自我救赎：突破中西医结合教育对心智的蒙蔽
文/王世保

中医的复兴在人才，而中医人才的涌现靠教育，只有遵循中医文化特征和发展规律的中医教育才能源源不断地向中医行业输出大量人才。现代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医人才的主要来源，一旦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出了问题，中医人才的持续涌现就会难以为继，中医事业也就难免会走向衰败。反观当下中医的现状，不禁让人十分地忧虑，中医院里有90%的执证中医都是没有中医主体意识和形象思维、根本不会运用中医理论和思维看病的伪中医。中医队伍全面伪化的状况表明中医行业从教育、研究、临床到管理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而源头还是在中医教育。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建构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历经近百年的实践，随着中医队伍全面的伪化也即将走到尽头。
即使近百年的教育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教育已经彻底失败，但受到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国内二十余所中医高等院校的中西医结合教育并没有进行主动改革的意向，仍然随着中医的逐渐消亡而末路狂奔，部分中医院校甚至直接开起了西医临床专业，去为西医培养人才。就在中医行业西化的中西医结合教育体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扭转的情况下，接受中医高等院校教育的广大青年中医如果要想成长为真正的中医人才，就需要彻底突破在中医高等院校接受的那些西医知识对自己心智的蒙蔽，学习儒道经典和中医经典，树立中医主体意识，进而实现自我救赎。否则，就只能沦为疗效水平低下的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伪中医，违背当初雄心勃勃地进入中医高等院校学习中医的初衷。

一、中医教育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结果
我国的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在民国初创时期就已经无意识地预设了现代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失败的结果。民国时期的中医先贤们所创办的中医学校，不管是其宗旨还是课程设置，都预设了中医不是独立自主的诊疗体系，必须将中医的疗效和发展建立在西医和现代科技之上。民国时期中医学校的创始人没有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自发地设计中医教育模式，而是在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强烈冲击之下，怀着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心理，仿照西医的规模化教育模式，并将西医课程纳入了教育内容。中医先贤本想利用西医和科技去发展中医事业，却没有想到这种中西医结合教育的模式导致了后来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全面走向西化，从此培养的都是执行渐进废除中医的任务的中医掘墓人。
民国时期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化的人士已经全面掌握国家政权，西方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中医正面临被民国政府废除的危险，丁甘仁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力图通过振兴中医教育，去挽救中医的颓势。丁甘仁从1915年开始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该校办学申请在北洋政府内务部获批之后，于1916年8月正式开学。丁甘仁以“昌明医学、保存国粹”为办学宗旨，将西方的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相结合，开创了近代中医院校教育的先河。丁甘仁虽然为了保存国粹，却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心理作用下，力求通过结合西医来实现中医的振兴与发展。他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课程设置里加入了大量的西医内容。比如在2年的预科学习课程中所设的生理学，就有西医的解剖学以及生理卫生知识。为了能够在实习中强化西医的训练，他还在用于学生实习的医院里聘请西医师，为实习的学生讲解西医的解剖学知识。从丁甘仁在开创中医院校教育时，就已经混淆了中西医对人体本质认识的差异，比如将西医基于还原论基础上对人体解构的解剖与生理知识与中医基于整体论下的气血、脏腑与经络混在一起。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课程设置就为中医院校教育西化提前进行了预设，所以后来的中医高等院校教育不断没有对其进行变革，而是愈演愈烈。
施今墨与丁甘仁具有同样的奋斗目标，他效仿西医院校教育的模式，与医界众多著名人士一起，在1931年组建了北平国医学院。1932年春，他又同魏建宏、刘肇甄等人一道，另建了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任院长，魏建宏任教务长。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的宗旨，就是学习借鉴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医遗产，发展国医教育，培养中医专门人才。学院按照这个宗旨开设的课程，有伤寒、金匮、内科、妇科、儿科、外科、药物学、处方学、医学史、西医学、解剖学、病理学、法医学、眼科及耳鼻喉科等。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华北国医学院秉持以中为主，中西结合的办学方针。施今墨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主张以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提出汲取西医科学化的病理分析和诊断方法之长，与中医在中药与处方方面的丰富经验相结合。他还提出对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深入研究，阐明中药的作用机理。
民国先贤初创的中医专门学校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对后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育起着决定性的示范作用，从当下全国23所中医高等院校的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情况来看，现代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几乎毫无遗漏地继承了中医专门学校创始人所具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如今的中医高等院校，课程设置仍然是中西医各半，名义上培养的是中医，实际上培养的几乎都是西医。大多数中医毕业生进入西化的中医院之后，受中医院西化环境的影响，很快就蜕化为西医。西医在民国时期对中医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造成当下根本培养不出大批合格中医生的尴尬局面。

二、被动接受的西医知识蒙蔽了大多数中医学生的心智
中西医结合教育就是力求将两种医学知识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里，使其既能掌握中医也能掌握西医去为患者诊疗疾病。民国时期的中医先贤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理念违背了两种医学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认知方式具有本质性差异的文化特征。经过近百年的教育历程，中西医结合的教育理念给中医带上了不归路，二十余所中医高等院校已经很难再培养出具有中医理论思维的中医人才。实践已经表明：中医结合教育只能培养掌握一定的中西医知识技能的庸医，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医学。那些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出来的医家针对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教育的质疑，他们秉持“治疗疾病不要分中西医”、“中西医都要学，更有利于临床选择”等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辩护。
如果从患者的健康角度出发，那些为中西医结合辩护的观点看起来似乎不可挑剔；如果从医学自身的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来看，这些观点却是十分的荒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们不是单纯的诊疗技术，还内含了与其文化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以及认知方式。恰是世界观、价值观、思维以及思维方式具有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深入把握两种医学知识体系。不管是西医师还是中医家，要想在临床上将自己的诊疗技术提高到较高水平，需要接受和深入把握相应医学知识体系内涵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以及思维方式。典型的案例就是近代大医张锡纯，他虽然倡导参西，但是他的思维以及认知方式都是属于中医的，所以他是从中医的理论思维去认识西医知识的，我们也能从其医案处方解析中看到他通过形象思维对取象比类的纯熟应用。
由于中西医在认知对象、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以及元理论框架上都有着本质区别，中医与西医注定各自独立发展而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融合。既然中西医不能结合，那么两种医学知识在这些中西医结合人员的自我意识里只能保持着分离的状态。对于每位医家来说，其自我意识中的理论思维是独特排他性的，不可能同时兼容两种截然相反的元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任何一位中医家不可能在看病时，既用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去辨证论治，又用抽象思维和逻辑推断的认知方式去辨病施治。这就是说同一位医家对患者同时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不可能的。要么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形象思维去辨证处方，要么从西医的还原意识和逻辑思维去辨病施治。中医和西医在中西医结合人员自我意识里结而不合，他们虽然掌握有或多或少的中医知识，由于笃信科学主义和缺乏理论自信，根本不具备中医的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能力，所以面对病人更加倾向于使用西医的诊疗手段。他们名义上是中西医结合医家，面对疾病时并不能采用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的医学理论思维进行诊治，而是在两种医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投机，中医掌握的不行，就用西医来草菅人命。这就是他们为何要诡辩称医家面对生命时不要刻意区分中医还是西医。
一个人面对两种医学理论和思维进行选择时，多是选择与自我意识中已有的意识和思维相近或者比较容易掌握的。所以现代高等中医院校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教育方式培养的中医学生，毕业后大多选择了西医。那些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大多本质上是西医，他们虽然掌握了一些中医的经验与技术，也能采用这些诊疗技术去治疗部分疾病，由于没有接受中医的思维以及认知方式，谈不上掌握了中医。所以要做苍生大医，尤其是中医，就只能持有中国传统文化所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认知方法，将中医的诊疗发挥到极致。那些既无清晰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没有掌握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的人，即使学习了两种医学知识，难以再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做一个只有经验与技术的庸医。

三、青年中医要想成才还需突破西医束缚实现自我救赎
几乎所有从中医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西化的烙印，他们的心智被五年的中西医结合教育所强加的西医知识所蒙蔽，既无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也无中医理论自信，而是将中医理论知识作为外在于自己的认识对象，从西医理论知识去判断中医的临床疗效，认为中医难以治疗那些西医诊断出来的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肺结核等等。由于没有中医主体意识和理论自信，他们在进入西化的中医院后，再受到医院逐利的影响，很快就会转变为西医，或者根本无法利用中医理论和思维方式去为患者进行辨证论治，即使能够按照西医诊断的指标去开中药，也是将中药作为类西药使用，既缺乏疗效，也缺乏安全性。因此，从中医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生必须在毕业后尽快地突破西医知识的束缚，实现自我救赎，才能成长为合格的中医家。
那么毕业后的青年中医怎样才能快速摆脱在中医高等院校被塑造的伪化状态呢？路径很简单，那就是补回在中医高等院校因违背中医教育规律而缺失的中华文化、中医理论和临床疗效自信。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是在上古六经文化以及儒道文化环境中诞生与发展的。学习中医就像学习西医需要掌握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基本知识那样，必须要学习和把握儒家和道家文化经典，包括《周易》、《老子》、《论语》、《礼记》等，逐步形成中华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和观察比类的认知方式，建立起坚定的文化信仰和自信，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医经典。“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就充分表明了青年中医家学习儒家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毫无障碍地深入中医基本理论经典，包括《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等，体悟古代医家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认知和防治人体疾病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中医理论自信。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经典之后，青年中医家就要把握中医临床经典，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精通中医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并通过临床实践树立起临床疗效的自信。青年中医家一旦树立起文化、理论与临床三重的自信，就会彻底摆脱西医知识对辨治过程的干扰，在临床实践中很快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达到较高的疗效水平。
近几年来，我通过对部分成才的青年中医家的接触与了解，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遵从和通晓儒道医的经典，突破自己在中医高等院校接受的那些西医知识对心智的蒙蔽，树立起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进而实现自我救赎，完全靠着中医理论和形象思维，在临床上取得巨大成功。由此可见，现代的青年中医走向成才的过程，其实就是彻底脱离自己在中医高等院校被动接受的那些西医知识对心智蒙蔽的过程。突破西医知识对心智的蒙蔽，远离医院运营模式的西化诱导，越来越多的青年中医在取得这样的共识，他们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和理论自信的医家，进而与那些已经西化的根深蒂固的老一辈中医家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我们在看到老一辈西化的中医家在将中医带向万劫不复的消亡境地的时候，也要看到已经树立起中华文化自信的青年中医家群体在崛起，他们就是中医在未来走向复兴的希望。

中西医融合观

   医学发展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社会主流意识时时刻刻影响着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医。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科学风吹草动，中医紧跟呼应：西方提出生命科学，中医研究的是生命科学；西方提出分子生物学，中医马上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中药；量子通信，中医就说是中医的神；用唯心唯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用唯心唯物划线站隊；把心主神明改为脑主神明，重新建立脑脏；……不胜枚举，把中医理论全部西化！
       这不仅仅是中医发展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中国文化西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科学、西医要不要中国化？政协主席明确提出外国宗教中国化，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西方科学、西医中国化的问题。

中西医融合观

    压力不是来自医学界，而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里与一部分科学主义者！还有就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里的科学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