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的起源和发展

千古医帝

                       藏医药的起源和发展
    藏医藏药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居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用于治疗的经验；在狩猎过程中，又逐渐知道了一些动物的药理作用。相传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说法。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三种疗法，即放血法、火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原始简单的办法。
   公元四世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碧拉孜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公元六世纪以来，从内地传来了医学和天文历算；七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即《医学大全》）等。八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即《月王药珍》）等等。
   赤松德赞时期，藏医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即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齐齐谢布、米娘绒吉、昌提杰桑、聂巴曲桑、冬门塔杰和塔西塔布。其中玉妥.云登贡布最为有名。
   玉妥.云登贡布（708~835年）是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曾担任过赞普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走遍西藏各地，广泛搜集和研究民间医方，总结民间医药经验，还多次赴内地五台山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拜中外名医为师，曾邀请著名中医学家东松（即韩文海）、印度医学家新提嘎瓦、尼泊尔医学家达玛锡拉、克什米尔医学家库雅巴等来藏研讨学术。他结合中外医学成果，编著了三十多部医学论著从而形成了藏医的一整套体系。
   从此，藏医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藏医是藏族人民五大明（大五和小五共为十明。五小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五大明：工艺学、医学、声律学、正理学、佛学。）之一的优秀文化。是本民族历代祖先自古以来，在西藏高原上同各种疾病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吸收其它兄弟民族及外来医学的许多精华不断地予以补充、提高，进行创造，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著名的现代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和土登次仁师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卷》的历史部分中记载，世闻祖先梵天王以对人类的同情心，教给人们用开水治愈消化不良证。据此推断，人类最初的病是消化不良症，原始人最初的药是开水，最初的医生是梵天王。原始社会的吃喝纯系粗糙食品，人们得消化不良症者很多。后来人们找到了使用火的方法，对生、冷、不易消化的食物，经过用火烧或煮，甚至取暖的方法，不仅预防了消化不良症，而且经过实践证明，开水对增加身体热量，能帮助消化，还对其它疾病的辅助治疗也有益。
   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是最初的人主涅赤赞布即将就座王位量，提出的六条疑问中，第五条是说有毒。贤者自拉·嘎玛由德说：吐蕃有毒即有药一事。《论波嘎唐》中记载，当时吐蕃人民不仅已经知道，植物、动物、矿物、等能治疗一些疾病，而且还知道可以直接解毒的方法。佰祖释迦牟尼来到世间的同时，西绕米吾其的嫡子之一阶普赤西专事医疗，讲授了《素界涅布母那布》《素它布介布母差我》《素吉门布母嘎布》《素结朵吉》等，许多医学理论，以及为人类治疗疾病记录。
    公元一百年左右，农田牧业生产上得到发展，从人们发明了搅乳提炼酥油的方法后，学会了治疗外伤，用酥油止血等方法，又找到一些新的药物来源。
    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公元254-374）时，藏王把自己的公主意吉锐恰嫁给天竺的医学家碧棋嘎妻，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童给妥觉间，双亲和天竺医学家碧嘎拉孜向他毫无保留地传授了《胜经》、《食经》、《药物经》、《放血火炙经》、《医械工巧经》等，童给妥觉间样样精通，成了名医。担任藏普拉妥妥日年赞后半生及赤年松赞前半世的太医。从此，童给妥觉间的五代父子相传，担任过第二十九至三十三代藏王的太医。约（公元七世纪）藏王囊日松赞时，从汉地吸收了一些医学及天文历算方面的知识，虽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说明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找到了吸收其他医药学的长处、使本民族医学得到发展的道路。
    公元617年，法王松赞干布诞生。根据他崇高的意旨，屯米桑布扎派往印度，学习梵文及印度文化，返回西藏后，改革原来的藏文字体和音意，新创了如今众所周知的完整藏文，对西藏的所有文化，特别是医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元641年风地唐太宗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带来了大量的祖国中医医学书籍，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印度医生带来《布夏母本、子本》。并且，内地和印度以及西藏的翻译家们把这些医学书籍翻译成藏文，三位医生经共同商讨新编了医学论著《无畏的武器》共七卷。 藏王美阿匆（赤德祖旦），从内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堆布等地邀请九大名医来藏，传播各地的医疗技术。
    公元710年，红从太子江擦拉文从长安迎取唐高宗之女金城公主时，再次从内地带来了《王药珍》等许多医药理论经典。
    公元708年出生的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精通各种文化，尤其是医学。他从事医学一生，做了无数利众事业，当时在我们西藏祖先们所创造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古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冲（今新疆境内）等地丰富的医学精华，以及祖国中医药这的奇妙功效。特别是吸取了由大译师白苍杂内所译医学思想精髓，予以充实《四部医典》。先后多次去过印度、尼泊尔和内地,在西藏的很多地区大规模地开展医疗活动和讲授医学理论。宇妥大师前往西藏林芝药城，建立医学寺院，传授《四部医典》为主的医学理论，培养弟子上千人上，并为后代编著了医学和天文历算方面的许多经典。后人称为“药王” 。
    公元1126年，在西藏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宇妥·云丹贡布来到人世，从幼年开始内陆即天生具有在孩子们中观察脉、尿、，辩认土、石草药良好习性，八岁开始学文化，特别是医学理论。自十八岁时起先后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色林（印度南部一岛名）等处拜许多贤哲为师，学习医学为主的各种文化，在印度担任过几百个译师会的主持。一生中著述医学经典《大八支集要》等四十多部，而《四部医典》则更视为所有医学院的共同珍宝。对四续本文不全的地方，云丹贡布新将内地传来的《月王药珍》等的精华，结合西藏地势气候，对根本续增补了一些章节；对论说续补充茶和药物食品章节；对后生续增添了子母生克、茶碗等到内容；对秘诀续也增加了许多类似的上述内容，整理成十八部分。
    邬坚巴仁钦贝（公元1230-1309年），将独特的药物炼丹经典《炼坐台论》，由印度文译成藏文，并著有该书释义《坐台三论》、《坐台炼制窍诀银塔》、《耳传手册》等。其主要弟子是公元1284-1339年生于阿里芒玉精通五明学学问的嘎玛·让琼多吉，他著有详细记载八百三十多种药物功效的巨著《药名海》，系著名的经典药物学著作，被后来的医学家们视为可靠准确的依据而加发引用。
唐东杰波工（公元1361-1485年），终生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做善事，是奠定拉萨药王册的最初基础者。著述有身体健安、能治百病的智托洁白丸和对瘟疫等内外科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红丸等许多秘诀传授给后代。
    约自公元十五世纪开始在西藏的医学史上形成了北方派和南方派如同日月的两大学派。 这两大学派都坚持《四部医典》的总纲和理论，利用各自的智慧，予以校订，进行广泛的阐释。同时结合自己的具体特点，对独特的经验不断进行总结和整理。这些对西藏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各方面都有所补充，极大地丰富了藏医药学。
    北方派以讲，辩，著的方式结合西藏北方的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等实际特征，对独具特点的医治方法进行经验总结，著述医书疏解，创制新药方，甚至辨别药物等，发扬了北方学派的特点。南方学派以药物味道、工用、药效本质、释名及其作用等方面制定论述，进行讲解，介绍药物等，以讲、辩、著的形式、发扬了南方派的特点。
    公元1509年出生于前代苏喀（南方派）家族的苏喀·洛追杰波，幼时听受祖先医疗传承，拜措麦堪钦的弟子朗普却吉等为师。另外，还拜萨迦门冲（萨迦药城）地方的昌迪·协俄等北方学派的同门师，听授所有医疗秘方后，著述了《药物味道、功用、药效表》，以北方学派《四部医典》组成的题解等许多大小论著。晚年，他来到娘麦（日喀则一个地名）寻找，终于在此地找到新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手抄本。后由人主旺杰扎巴创造条件，经过四年时间，凭着智慧新编医学根本续论述《祖先口述》两种和医学后续脉尿《祖先口述》共三种巨著。后来抵达西藏山南地区扎唐时，由于雅加巴作施主，他对《四部医典》原本进行校勘订正，刻制了医学史上第一次现在称这为《扎唐四部医典》的著名版本。这对西藏广大地区讲授《四部医典》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留下了无法估量的丰功伟绩。 迪司桑杰嘉措（公元1653年生）从小拜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咯桑嘉措，练习显密经典为主的所有文化知识，他对对大小五明、尤其是医学星算科学的一切理论，十分精通。最终成为五世达赖的心传弟子，并得到担任政教两方面摄政的命令。担任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摄政。
    塔木医学博士洛桑曲扎（公元1638年生），五世达赖给予他无比的关怀，迪司桑杰嘉繁荣昌盛也称赞他如同“药王”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授他为五世达赖的帮医。在五世达赖喇嘛和迪司桑杰措执政时期，曾倡导开展藏医药学的继承、发掘和整理工作。为了《扎唐四部医典》的校勘工作顺利进行，以塔木医学博士为主，召集各派名医，对先后刻印的版本，又进行细心地分析和校订，对词义等各方面做了从未有过的整理，重新进行刻版，使该书有广泛的传播。由此不久，在后藏（今指青海、四川、甘肃境内的藏族居住地区）塔尔寺和康区德格印经院等，陆续以拉萨的四部医典为准，再次进行了刻印。还集体校注《四部医内》，将原书中晦涩难懂的林文和古藏文尽量改写成通俗文字，并撰写了一千二百多页的注释，定名为，《四部医典蓝琉璃》。同时为了更好地解释这部医书的内容，使得贤愚人等都能顺利理解，迪司桑杰嘉措还召集哈藏最著名的书画家，整理、绘制了彩色《四部医典系列挂图》七十九幅。其中，不仅描述了《四部医典》的内容尸体解剖，穴位，药物和器械等，而且以讲述藏医理论为主的内容亦描绘在彩色挂图里。公元1696年在拉萨药王山创建了医学僧院，定名为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并安排塔木·洛桑曲扎医学博士和高僧洛桑阿旺两位主管任教，第司桑杰嘉措也亲身传授医学理论。
    公元1711年，在后藏东北地区，由七世达赖喇嘛格桑 加措的经师曲桑旦白坚赞在塔尔寺任堪布时，该寺强巴林新建医学僧院，除藏族外还有许多蒙族也得到了学习藏民族医学的机会。同时，依据拉萨版《医学四续》新刻制了书版。同时，第二世嘉央协巴·金美旺布，1724年于拉昌扎西奇寺建立了利众医学院，当时还按该地王公蒙古亲王丹增旺久的意愿，七世达赖格桑加措给该王委派太医益西桑波，太医益西桑波在此地培养弟子有藏族蒙族等到许多兄弟民族的传承弟子。向他们毫无保留地讲授医学理论和秘诀实践，著述有《体腔区位线本注》等，克服种种困难，亲自带弟子前往青海、若尔盖、甘肃等到地，从事药物研究、介绍药物。
    同样，这些弟子先后在恰穹寺等地创建了利众医学院。这埋藏从药王山利众院派洛桑曲培及格桑阳培医学专家赴外蒙任救主库伦。公元1745年，哲布尊丹巴的太医在北京雍和宫创建医学们院，培养不同派别的弟子，并且在蒙古的一些比较大的寺院里也创建了医学们院。公元1543-158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加措埋藏，还培养出一批蒙族人才，声誉卓著的贡钦·金美旺布，龙日丹达等许多医学家，著有各种高水平的医学经典。另外，在拉达克、不丹、锡金、尼泊尔、天竺等地也先后盛行藏医学，为其他民族的生存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公元1733年，德格杰布和曲杰旦巴次仁以原先《医学四续》的印版为底样，雕刻德格先后把《医学广论蓝琉璃》、《十八支》、《月王药诊》、《嘎加玛》《诊药二元要诀》等许多经典医学论著进行印制。
    公元1787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区的丢玛格西·丹增平措，著述有著名的药物学经典论著《晶珠本草》为主的六十多部著作。《晶珠本草》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歌诀之部，以偈颂体写成，对每种药的功效进行概括论述；下部为解释之部，以叙述文写成，分别对每种药物的来源、生长环境、性味、功效、予以叙述。根据药物的来源、生长、环境、质地、入药部位的不同、分为十三类，对树类、旱生草类、湿生草类药物中又分根及根茎、茎、枝、花、果实、种子、全草、皮类等。在动物药中又分头、脑、骨髓、脂肪、肉血、皮、毛、爪、（蹄）、乳、便、昆虫等，共收载药物二千二百九十四种。这是历代藏医药书籍收载药物数量最多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对药物的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强，至今在植物分类学，动物学，天然药物学的分类上，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载的药物，除去重复的，实有一千二百二十种。比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录的药物还多423种。
    在《月王药物》、《四部医典》中，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六味、八性、十七效，但没有在具体药物上予以体现。而《晶珠本草》中对每种药物，都讲述了味、性、效及用药的注意事项。这就给药物学增添了具体内容，更为从事药物学的人指明了用药的道理所在。由于《晶珠本草》收载药物种类很多，内容丰富、考证全面、订正确切，因此，为中外研究天然药物和科研工作者所重视。加之所收载药物，绝大部分是青藏高原主产种和特有种，更是引人关注。它的内容和价值，可以和《本草纲目》媲美。 公元188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任命药王山最优秀的名医洛桑桑布和丹增嘉措二人为他的保健医生。并指示：“在药王山利众医学院以讲授和传播医学为主，衰退者恢复，未衰者发展，要宏扬医学事业”。给太医丹增嘉措提供一切条件，对以前存放吉祥《四部医典》及其注疏《蓝琉璃》、秘诀《补遗》、《晶珠本草》、司都的《大注释》等经典论著的版本，凡已极其老化的，予以重新制版，并在药王山专门设立印经院，进行印刷。后来称“药王山版”，现保存于藏医院。
    公元1893年十三世达赖对以前印制出版的《四部医典》，亲自再次作细心研究和分析时，发现一些词语有错、漏、衍等方面的问题，指出：“这是一切众生维护生命的根基，任其留着不妥，需要重新认真校订”。授予太医乌金·丹增喜呀措和二位荮王山专家组织专门机构，提供一切条件，再次校勘、印制。
    公元1897年，授给南方学派主张的医学家，强巴土旺原西藏地方政府副四品官和保健医生的职位，授给北方学派主张的医学家堂曲·白登以五品官和保健医生的职位，令其讲授传承药王山日切利济众生院的医学。严令他们：“要依靠各学派的密诀实践、培养优秀弟子”。
    公元1883年西藏山南地区恰萨拉康寺附近出生的钦绕罗布继承和发扬了俩位导师传授的独特的秘诀实践经验，并精通医学和天文星算为主要内容的一切大小文化科学知识。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钦绕罗布学者为近侍副保健医生职务。
    公元1916年创建了藏医学教育、治疗技术、药物配制、天文历算、语言文化等学科综合院校，西藏拉萨医学星算利众院（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纳入西藏地方政府行政直接管理的机构。任命御医强巴土旺为总官，副御医钦绕罗布为五品官职兼任荮王山利众院院长。钦绕罗布继承了原来桑杰加措在药王山利众院开创发扬的好传统，在门孜康（自治区藏医院）创立了以各科设置学习内容和年限，理论传授、实践当面传授、考试和毕业制度、药物采集、配制等为主的完备规章制度具有创造性。
    另外，在原来药王山利众院有七十九幅彩色《四部医典系列挂图》，一段时间里因借走未还而且丢失，只剩下三十一幅，钦绕罗布承担任务。重新绘制了补充，至今仍保存完整。他的著作有根本续主干注疏《医学大海精华》、常用实践药物配方《甘露宝瓶》、《婴儿分娩法利众月境》、药物功能汇编《利乐善说》、药材标本《如意宝瓶》、天文历谑学的《五合算》等实践方面所必需、共同与独特的许多标准论著，均予以制版印刷。这位贤者先后培养的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一千余人分布在西藏各地，以及拉达克、锡金、不丹等国。特别是现在的自治区藏医院、藏药厂集中亲传弟子。当今为名耋 藏医专家，代表着全藏医疗水平，同时担负着对基层各级藏医系统科研、临床技术的指导。
藏医药发展（第二阶段——现代藏医学发展情况）  
现代藏医学发展情况
　　藏历第十五甲子绕迥的铁兔年，也即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了，这标志着雪域土地的新生。藏医药学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雪域以外地区的藏医药学，随着这些地区的解放，则比西藏高原早一些获得新生。
　　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传统文化遗产，制定了正确的卫生方针，要求认真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藏医药学在内的各民族的传统医药学。以高原雪域而言，1951年和平解放时，就有西南、西北两支医疗队随军进藏，为藏胞治病防病。1953年，一支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入藏，随后于1961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药物研究所组成了工作组，会同西藏军区卫生部、后勤部和拉萨藏医院等，一同组织了对藏医藏药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了调查结果报告。1963～1964年，再次组织藏医及西医一道，整理藏医药学，并进行学术交流。
　　当然，藏医药学在现代的发展，也与祖国整个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例如，十年“文革”的浩劫，与内地的中医药学走入低谷一样，藏医药学也受到很大冲击和浩劫。尤其是传统藏医药学每每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不少藏医药工作者、著作，都成为被清除对象，受到一些损失。但也不可否认，一旦形势有所好转，民族医药学也将首先受惠，因为毕竟它还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多一层的保护。例如"文革"进入末期，中央即指示卫生部组织了藏医古籍调查整理小组进藏，对藏医药的珍贵遗产，包括浩如湮海的文献和医药珍宝“曼汤”进行调研，从而使许多濒临绝迹的文献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西藏地区藏医发展概况在
　　和平解放前，雪域的医药卫生事业主要集中在“门（曼）孜康”。正如前述，尽管藏医药学在近代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主要集中在上层统治阶级。即便有一些慈善事业，广大农奴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没有得到实惠。从这个角度说，藏医药的发展是不够理想的。
　　“门（曼）孜康”在和平解放时，既是医疗机构，也是教育场所。
　　1、医疗工作
　　在1959年，“门（曼）孜康”与原药王山门巴札仓合并，建成拉萨市藏医医院，1980年，该院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直到如今，经过10多年的发展，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藏医药综合机构。其医疗部分除原有的门诊部以外，医院拥有3067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门诊部设在原“门孜康”旧址，有人员332人。住院部有200张床位。全院平均每年看病人数达25万多人次。光医务人员就多达427人，其中有高级职称人员（包括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达29名（系1991年统计数字，下同）。该院还拥有1名国家级的专家。
　　医院附设藏医研究所（前身为研究小组），天文星算研究所（原附在藏医小组内），另有藏药厂一个附属于藏医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研究人员研究藏医药古典医经，并附设刻印车间，修整及重刻一些重要的典籍；天文星算所还每年印制藏历历书，供各地农材使用，对雪域的农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藏药厂的面积比过去扩大近百倍，达4789平方米，产药量由几千斤猛增至10万公斤以上。所生产的药有多种剂型，包括丸剂、散剂、糖浆、冲剂。全厂生产已经半自动化，并向自动化过渡，其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国外，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还有不少名贵藏成药在国内取得很高的声誉，“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疗脑神经系统疾病中取得良好的疗效，深受国内、外患者欢迎，并两次获国家经委银质奖。
　　藏医的医疗事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过去，看病不分科别，一个医生是什么病都看。后来，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医院开始分科诊治。在藏医院，已设立内科、外科、五官科、妇儿科等。从藏医发展史上，分科诊治是一个大进步，它表明藏医临证学的发展。不仅有了分科治疗，还成立一些临床小组，对某些疾病进行治疗，以取得临床经验。如对“差龙”（即“血风”，相当于高血压病）“婴儿脉病”（神经方面的疾病），都取得一些宝贵经验。
　　医院的建设，也逐渐走上正规化、现代化。
　　就全藏而言，七个地区中已有五个建立了地区级的藏医院；在全藏的75个县中，有5个县也成立藏医院，其他70个县医院中，都设立藏医科，全区藏医的病床位多达380张。藏医医务人员仅1989年底，全藏共有1503个，其中有高级职称者多达73人，中级职称者有138人。
　　2、科学研究工作
　　在旧西藏，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研究，尤其是没有利用现代科学的办法和条件来进行研究。只有在解放后，藏医才走上现代研究的道路，进行藏、西医的研究，对藏医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采用藏医传统治疗手段进行治疗，用现代西医诊断及评定治疗效果的指标，两者结合。如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曾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先进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国家级奖励。另外还有其他11种藏医成药具有较好的抗菌及消炎作用。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在临床研究之外，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对藏医学史、藏医基础都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例如对藏医的起源曾进行过讨论，以历史事实论“藏医外来说”的错误。
　　对珍贵的历史文物“曼汤”，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整理出版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计有藏汉对照版及藏英对照版两种，在国内外引起藏学界的注意。
　　多年来，通过研究工作总结，写出了一些质量较好的研究论文，汇编成集。如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学界做了深入的工作，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先是1979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西藏分会，在建会的会议上，检阅了藏医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理论及临床经验共50余篇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汇集》，1983年，又在拉萨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初稿讨论审稿会，同时召开全藏第二届藏医技术交流会议。会上宣读了各类研究论文共60多篇，并精选其中部分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集》。
　　1986年，在拉萨召开了庆祝藏医院成立70周年大会暨振兴藏医大会。会议除有本区的医务工作者外，又约请北京、内蒙、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参加。同时召开了第三次藏医经验交流会。会上提出的论文很多，其精选部分又汇集成《西藏医学历算论文汇编》，具有较大影响。
　　对藏药学的研究也做出了成绩。在1977年，1978年，两次召开制定藏药标准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应用藏药为主或较多的六个省和自治区，对174种藏药和290种藏成药的配方制定标准，导致了《藏药标准》一书的出版。
　　3、医学教育
　　雪域的医学教育事业，一向以曼巴札仓的形式进行。西藏和平解放后，除原有的形式外，新的教育形式已经引入藏医教育领域，如先是在拉萨由一些名医任教、创办一个藏医中等专业学校，为药王山及“门（曼）孜康”培养了15名藏医，可以说是第一批现代化的藏医学生，于1962年毕业。次年，藏医院又招收了一个藏医班，其收学员45名，男女生都有，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藏医的骨干。1972年，又在拉萨市卫生学校中增设了藏医班，扩大招收学员达181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全藏各地，他们象种子一样，在各地生根、开花、为进一步发展藏医作出了贡献。
　　此后，从1981年至1986年，每年都在自治区藏医院举办一期藏医进修班。学员不仅来自本区，而且有邻近省区的，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尽管学习期限只有一年，但由于教学质量较高，多数教员来自该院之主任级和主治医师。这些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行医，在各地成为骨干分子。
　　1984年，经有关部门调研结果认为，创办一所藏医高等教育学府的条件业已成熟。次年，计划先在西藏大学校内，设立一个藏医系，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逐渐过渡到独立的藏医学院，首批学员先收27名。这是有史以来藏医第一批高级人员。1980年9月，西藏藏医学院正式成立。学院里设有大学部、中专部、共有学生、包括进修生348人。
现代藏医学发展情况
　　　（二）藏区以外的藏医学发展
　　藏族同胞在我国分布较广，除西藏地区外，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也都有藏胞聚居。这些地区的藏族人民也应用藏医药防治疾病，有其自身的藏医药发展历史。
　　1、甘南地区
　　前面已经谈到拉卜楞寺中的曼巴札仓，即医方明学校和印经院的情况，也提到古代藏医医圣宇陀·元丹贡布曾到过内地游学等事迹。事实上，被誉为第二个药王菩萨的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在十二世纪时，就到过内地安多一带，其中也包括甘南地区，这从《四部医典》中便可知道。历史上甘南地区也是名医辈出的地区，如十三世纪的碌曲几仓的吉格，他与当年被元王朝为国师的八思巴在安多时，曾讨论过密宗教义，其中当然也涉及医方明。同一地区还出现过另一名医年仓·卡龙曼加，他当年曾随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见顺治皇帝，由于他的高明医术，曾以藏医疗法治愈顺治帝的病，并受到重赏。这些事实既说明当时清统治者对藏医学的信任，也显示出甘南地区的确出现过出类拔萃的藏医学家。甘南人民至今仍以此为荣。
　　甘南地区的寺庙很多，其中当以拉卜楞寺最为有名，具有代表性的是于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札仓，还有卓尼本巴沟贡巴寺的曼巴札仓，以及碌曲郎木寺的药师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至今仍有大量医方明刻版藏书，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等善本书。
　　正是在近代这些传统医学教育的基础上，甘南地区在新中国发展成藏医教育基地，这不是偶然的，原有的曼巴札仓仍以固有的形式，培养一些藏医人才。1979年，在甘南地区成立了一年卫生学校，内设有藏医专业，开始时学员较少，如首届只收10名。以后逐渐增多，平均每一期只要招30名上下。到1990年年底，总共已培养出150名左右的学生。从1989年起，甘肃省中医学院建立了藏医系，这种高级藏医学校在全国也算是较早的一所。藏医系设在甘南，而不设在兰州校本部，就是考虑到甘南地区雄厚的藏医力量之缘故。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8名。曾先后派30多名有培养前途的学员，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及内地的有关医药院校进修深造。
　　不仅在教育方面取得成绩，在藏医药科研工作中，还有不少成就，这在旧社会是根本没有的。如1980年在甘南就成立了一所藏医药研究所，它在全国也属比较早的。在这里既开展文献整理继承和临床治疗研究，同时也做一些基础理论，包括藏药的生产和研究。对现代医家的研究心得和经验，也出版了著名藏医学家旦巴所著的《医学锦集》一书。另外供秋仁青所著的《藏族医学发展史》，也于1992年出版了。
　　甘南地区的藏医，除平时的医疗任务外，还积极参与防治流行病、传染病的任务。比如解放初期，甘南地区有麻疹、鼠疫流行，当时的防疫力量比较薄弱，对当地自然环境、流行病史也不够了解。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配合政府大力防治流行病。如寺内名藏医扎西嘉措，就曾查阅大量的材料、档案，向领导提供了甘南地区在解放前将近200年期间该地区鼠疫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藏医治疗这种病的一些宝贵资料，从而为五十年代防治鼠疫的流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为了扑灭麻疹的大流行，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于1955年派了8名藏医协助政府在夏河、卓尼等县开展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麻疹的蔓延。
　　就医疗机构而言，原有的曼巴札仓规模过小，显然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于是，现代形式的藏医院也开始建设起来了。如1970年，夏河县藏医院正式开诊，随后，其他县也都陆续建立藏医院，其中包括碌曲县的郎木寺藏医门诊部、卓尼县的麻路藏医门诊部、碌曲县藏医院、玛曲县藏医院、卓尼县中藏医医院；这样，到80年代，一个藏医诊疗卫生网已经在甘南地区形成。它为甘南地区的人民卫生保健故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青海省地区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省内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有名的大寺院，在这里建立有曼巴札仓，它是旧中国藏医医方明发展的中心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医疗到教育，都在这里进行，其中当然也包括继承整理古典文献、刻印医书等内容。可是到近代，藏医药事业在这里发展迟缓，这是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
　　1949年，新中国创建以后，青海省的藏医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医疗工作在原有曼札仓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开始具有零散的门诊诊疗，没有正规的医院。到1978年以前，首先出现了藏医科，设在一些综合性医院里，另外还有些门诊部。次年，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医院。此后，各地也相继设立藏医院，到1990年，全省已有这类医院达23所，其中包括青海省、海南地区、海西地区、玉树地区、黄南地区几所，其余则属县级医院，乡则设藏医门诊部。统计表明，县以上藏医院的建筑总面积达33000多平方米以上，绝大多数是藏式的现代化楼房。
　　医院的制度都较完善，对诊病都有详尽记录，以便统计、比较、研究。据县以上之藏医院统计表明，藏医治疗以常见病为主，其中对乙型肝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骨髓炎、皮肤病、风湿病、疗效甚佳，门诊的治愈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愈率则可达85.2%。藏医的药浴最具特色，对如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均甚满意，深受患者的欢迎。
　　其次是教育。原来，全省有塔尔寺、广惠寺、夏琼寺、拉加寺等寺庙设有曼巴札仓。尽管从这些札仓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多，却有较高的水平，都成为著名专家，如尕布藏、尼玛、优宁等，都是藏医事业的重要骨干，但曼巴札仓的规模都很小，只能培养一、二个骨干。新中国建立后，医学教育采用不同类型的进修班及培训班，尤其是短期掊训班，能解决燃眉之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初级形式已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于是，层次较高的藏医学校也逐渐出现。如先是在卫生学校内设藏医班（如黄南自治州），由西藏藏医学校代培。这样，在青海省到1990年左右，总共培养出来的藏医药人才已将近千人。至1987年，青海藏医学院也已建成。
　　再次是藏医科学研究的开展。科研在藏医药学中是一项新工作，起步较晚，而且主要也多限于对临床治疗的总结和对比等。
　　最早成立的藏医科研机构是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随后，州一级和县级的科研机构也陆续建立。这些都大大活跃了青海省藏医药学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水平。1986年，成立了藏医学会，促进了这种学术交流。
　　过去，由于青海是个内陆省，与外界几乎隔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青海也对外开放了，开始与外国学者有了接触。如1988年，在湟中县的藏医院举行了一次省藏医专家与外国学者关于藏医药的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是以尕布藏为首的省藏医讲学团与来自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荷兰的11名医生，他们交流的内容包括藏医的历史、脉学诊断、藏药学等方面。
　　3、其他地区
　　除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外，新中国成立后的藏医药学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
　　在出版业方面，除雪域、拉卜楞寺、德格等旧有印经院所出版的古典医经外，还有青海、四川、甘肃等省的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藏医药学著作。
　　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民族出版社，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藏文医药著作，这里包括旺堆的《藏医词典》、古代的《月王药诊》、强巴赤列等的《四部医典形象论集》、强巴赤列的《藏族历史名医传略》，而古代的藏文《大藏经·医药学选编》、蔡景峰的《西藏传统医学概述》，则都系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四部医典》的汉文译本，系由藏学专家李永年以偈颂体的形式译出的。这可以说是除去18世纪的蒙文版以外的首次全译本，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其内容在青海省已全部输入电脑检索程序。
　　藏医学出版物在其他省、市也时有问世。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另一种汉译本《四部医典》，此译本由青海的马世林等人译出，系以白话文形式译出的，与北京的偈颂体译文可互相对照。上海还出版了另一部古代藏药学著作《晶珠本草》的汉译本，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古代藏药著作。
　　还应该提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迪庆藏药》一书，全书涉及藏药598种，并对澄清藏药的品种、名称混乱，均有精辟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藏药学佳作。
　　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该书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民族药的大型著作，其中包括较多的藏药。
　　在西藏山南藏医院的协助下，在北京设立了藏医医院。院内有著名藏医应诊，全国各地的患者及国外患者如要求以藏医药治疗，就用不着远涉青藏高原，而只在北京就可以接受藏医的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