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回瞻》

桂枝汤

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程国彭——《医学心悟》医界津梁患者慈航
　　程国彭，字钟龄，号恒阳子，歙县人。清·康熙、雍正年间人，约生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卒年未详。程氏为佛教徒，晚年在歙县普陀寺修行，法号普明子。
　　程国彭曾攻举子业，聪颖博学，名闻桑梓。因家贫体弱，每罹疾患则久久不愈，遂辍学在家休养。其间涉猎医籍，有感岐黄之术博大精深、济世救人，于是沉潜于医学。23岁时悬壶，审证周详，用药精当，名闻遐迩，求诊者日众。
　　程氏一生诊务极其繁忙，然而于古代医著研读不敢稍懈。每当前人之说与临床实际不相符时，即苦思冥想，忽有顿悟，随即笔录之。如此30年不稍懈怠。五旬之后，程氏学验俱丰，于是总结归纳心得体会，反复修改增删，由学生吴体仁协助抄编，撰成《医学心悟》一书。其晚年，又把在普陀寺诊治外科病的经验，结合参考《外科旨要》，约以十法，写成《外科十法》一卷。后人将此附于《医学心悟》书末。
　　《医学心悟》全书五卷，首次刊刻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卷一为总论，除叙望、闻、问、切四诊外，在治法方面的发展令人瞩目。程氏在归纳总结前人五法、六法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提出著名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八法”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医生的实践，这是程氏对祖国医学的伟大贡献。卷二为伤寒部分，细致辨析了六经证治。卷三、卷四以内科病为主，包括五官科疾患共76种常见病、多发病。卷五为妇科，介绍了四十余种妇科疾患的诊治。卷六即为《外科十法》，包括外科、皮肤科等45种病的辨证施治。
　　《医学心悟》不仅以首创“八法”而著称于世，所载诸多验方，三百多年来也历试不爽。著名的验方有启膈散、治痢散、止嗽散、消瘰丸等。陆以湉的《冷庐医话》、聂云台的《温热标准捷效》以及唐容川等医家医著，或记载运用《医学心悟》效方的验案，或高度评价了程氏所拟方剂的高效。即使在今天，研究、运用程氏方剂的临床报道亦每每见诸各家医学杂志。程钟龄苦心孤诣撰著的《医学心悟》,用以入门，不失法度，用于临床，多有实效，诚为医界津梁，患者慈航。
　　吴谦——编撰传世医著《医宗金鉴》
　　吴谦，字六吉，歙县人。清·康熙、乾隆年间人，生卒不详。
　　吴谦博学多才，熟读古今医籍，临床经验丰富，且谦虚好学。早年行医曾遇一骨折病人久治不愈，深感歉疚。后闻一位民间医生治愈其疾，吴谦多次翻山越岭到五十多里外登门求教，学到那位医生的整骨手法及药方。此后，他又先后师事十多位民间伤科医生，博采各家之长，练就纯熟的整骨复位、牵引固定的骨伤科技法。吴谦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做过深入研究，集历代抄本、诸家之注，删去伪讹，剔除附会，发其微旨，撰成《订正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其中，对《伤寒论·厥阴篇》的见解尤为独到。
　　吴谦由于医学理论渊博，医术高超，与张璐、喻嘉言并列清初三大名医，官至太医院判。乾隆元年，清高宗弘历敕令以吴谦为首，编撰一部较系统的医学著作，令吴谦与刘裕铎为总修官。吴谦拿出多年来整理、编著的资料作为初稿，供大家扩充修正，又广泛在民间征集医学秘籍和经验良方，慎重研究补正，去伪存真，执简驭繁，再分门别类入编书稿，终于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编著成图文并茂、方论齐备、易教易学的《医宗金鉴》。三百年来，该书一直是学习中医的必读医著之一。
　　吴澄——《不居集》创“理脾阴”与“外损说”
　　吴澄，字鉴泉，号师朗，歙县人。清·康熙、乾隆年间人，生卒不详。
　　吴澄家学渊源，习儒精《易》，因屡试不第，弃儒学医。遂穷研岐黄典籍，而以《易经》统之，苦读十年后出道，学验俱富，沉疴经手，往往立愈。
　　吴氏“目击心伤”于当时“治虚损者少，做虚损者多，死于病者寡，死于药者众”的情况，遂专攻虚损，著成《不居集》一书，书名取自《易经》“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意。一则示虚损属不居之证，非居于热、居于寒、居于补、居于散者可疗；二则示习者应不居一家之说，不执一家之偏，“随机活用，因证施治”。
　　《不居集》共五十卷，分上下两集，分别论述内损、外损，是阐述虚劳理论及治法的专著。吴氏重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倡言“理脾阴”，补东垣之不逮，而与叶天士“养胃阴”说相得益彰。他认为：“古方理脾健胃，多偏补胃中之阴，而不及脾中之阴”，“古人多以参芪术草培补中宫”而“虚损之人多为阴火所烁，津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亦渐羸弱，百症丛生矣。”他自制中和理阴汤、补脾阴正方、资成汤、理脾益营汤等九个效方，主要选用人参、山药、玉竹、扁豆、莲肉、茯苓、甘草、荷叶、白芍、紫河车、老米等。孟河费绳甫先生高度评价其“理脾阴”说：“东垣虽重脾胃，但偏于阳，近代吴师朗《不居集》补脾阴之法，实补东垣之未备。”
　　吴氏首创“外损说”是对东垣学说的发展。他指出：“内伤之类外感者，东垣既已发明于前矣，而外感之类内伤者，何自古迄今竟无有详辨者焉！此亦虚损门中一大缺略也。”他总结数十年临证经验，提出六淫可致外损：“外损一症，即六淫中之类虚损者也，凡病在人，有不因伤而受病于外者，则无非外感之证，若缠绵日久，变成外损。”其病机为：“本虚之人，感受风寒，妄用汗、吐、下，重者当时变证，轻者元气暗耗，若真元不足，用药太过，或元所中馁，不能送邪外出者；若感受疫疠，治疗无法，拖延而真气大伤者；不善调摄，反复外感者，以及医者外感内伤辨治不明，虚虚实实皆为外损之因。”其治则，他主张驱邪勿伤正，扶正以祛邪。若虚实并见则攻补兼施，处处以正气为重，回护元气。其治法，吴氏倡“托法”：“内伤重而外感轻，宜用补托之法”，即兼补而托；“内伤轻而外感重，宜用解托之法”，即兼攻而托。吴氏还自制十三方，用以杜绝外损之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吴氏的预防医学思想。他鉴于外感内伤均能致人虚损，提出：“与其病后能服药，不知病前能自防，凡事欲则立，则又何病之有哉？若能保养于平日，自然获勿药之喜矣。” 除《不居集》外，吴氏还著有《伤寒证治明条》、《推拿神书》、《易医会参》、《师朗医案》等。B18

桂枝汤

明·赵继宗《儒医精要》的是是非非
郑金生
　　明·赵继宗《儒医精要》是一本医论性质的著作。书并不厚，但引起的争议却不小。问题出在赵继宗尖锐地批评了医圣张仲景及若干名医。这种“大逆不道”的举动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该书刊行后不久，就招致俞弁等学者的严厉指责。也可能是由于此书观点过于“离谱”，故其传世甚少，终致在中国绝迹。但此书流传日本后，却在彼邦得到重印和诠释的礼遇。现在该书已经回归，可以让四百七十余年以后的读者见其全豹。
　　作者赵继宗（字敬斋，浙江慈溪人）并非专职医生。他是弘治三年（1490）的进士，后任知县及佥事等官。他曾因病学医，既为自疗，也为同僚治病。其人落落不羁，狷介自持，故而仕途坎坷。虽然自称政绩不错，还是遭人弹劾，丢了乌纱，归休林下。难容于官场的赵继宗，把过剩的精力和“狷介之志”发泄到医学研究之中，曾著书二十余本，目前存世的仅有《儒医精要》（1528年）一种。
　　《儒医精要》共录有医论33篇，连同续篇5篇，共38论。从内容看，脉理最多（13篇），药饵其次（10篇），此外依次为伤寒（4篇）、痰（3篇）、痘疮（2篇）、伤暑（2篇），其他（1篇）。由此可见，该书主要内容是临床诊断和治疗。其书表述方法有两类，图示法（用图示某些医学理论内容）和论辩体。后者锋芒毕露地批评了前人的某些学术观点。
　　赵继宗不论在官场还是撰写医书，都不改狷介本性。明·俞弁《续医说》（1537年）中历数该书攻击朱丹溪、王叔和、张仲景、张洁古的六大罪状，说他“妄立邪说以欺人。乖悖经旨，得罪于名教多矣！” 然而过去中国很长时间见不到该书，到底赵氏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谁也不知道。现在该书复制回归，才使人知道是非原由。
　　笔者看罢原书，觉得俞弁批评太过。既是学术探讨，当无禁区可限。更何况赵氏立论，也是引经据典，并非信口开河。赵氏对托名王叔和的《脉诀》提出批评，主要是针对三部脉与脏腑对应的问题，并无“乖悖经旨”之处，相反我认为他有过于拘执经旨之嫌。赵氏某些论说，本为纠偏而设，难免矫枉过正。在元、明痰病理论盛行的时期，确实出现了“人身浑身是痰”、“凡人身有病，不论有痰无痰，一切以痰治之”的偏颇倾向。甚至有“痰之为物，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之说。赵氏则认为：“有病方能有痰，岂有随气升降而先到遍身上下之处耶？”因此，赵氏对当时滥用二陈汤提出了批评。他对半夏副作用的论说，也得到了李时珍的首肯，被引录于《本草纲目》之中。李时珍还引用了他关于“补心丸”配伍用药的议论。该书对滥用金石药弊病的论述等，都不无可取之处。
　　当然，赵氏的某些立论确实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认为伤寒汗吐下三法容易引起差误，造成后遗症，因此主张只用“和解伤寒之药”，自然消散。如果按照赵氏之说，伤寒众法，只消一“和解”可替代了。又如他对《丹溪纂要》“心痛者，胃脘也”之说，斥为“心、胃尚不能别，是杀人不持刃者也”。其实错的不是别人，正是赵氏自己。从临床所见来看，中医一般说的“心痛”，的确就是胃痛。
　　平心而论，赵继宗对名家某些理论的驳正，并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武器。虽然他敢于抨击名人，但并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他最擅长的就是将天人相应之说生搬硬套到具体事物之中。例如他直指“补阴之误”，但其依据竟然有“天为阳而地为阴，天能包地，而地不能包天”，以隐喻补阴是不必要的。又如他认为“生血则在于气”，这本无可厚非，但他说理的方式是：“时雨将降，山川出云。雨者血也，云者气也。天地、人身，无二理也。”酸溜溜，迂腐得可以。有时他还用拆字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他认为“病”字含有“丙”，丙属火，故病多属火。“痰”字二火，当然就更是火热为因了。
　　在千百年来尊经崇古风气影响下，像《儒医精要》这样敢于直述己见者确如凤毛麟角。不论其说如何不完备，甚至错中错，都不能随意封杀。好在邻邦日本并没有受俞弁等人的影响，他们3次翻刻了《儒医精要》。久保政新还著有《儒医精要释义》（1713年刊）。现在该书在国内已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校点本（《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2册）和影印本（《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其中的是是非非，读者可自作评判。B18

桂枝汤

《泊宅编》中的医药文化
原所贤
　　方勺是宋代文学家，自号“泊宅村翁”。他住西庵村，名曰“云茅”，以卫生养性为事。大文学家苏东坡做杭州知府时，创立“安乐坊”收治病人，曾推荐他到坊中行医。《泊宅编》是方勺的笔记集，书中遗文轶事，摭拾甚多，其中有关医药文化的史料，颇具文史价值，值得探究。
　　医史专家认为，医之门户，起之金元，以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为代表。其实，在中国文化发达的宋代，医学流派的形成已经初露端倪。方勺在书中记述了蜀人石藏用好施暖药，杭人陈承则好用凉药的不同行医风格，可谓水火不相容。时人比拟为“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中一盘冰”。他评价二医的医术说：“古之良医，必量人家虚实，察病之阴阳而后投以汤剂。”指出二医执着于冷暖，临证时专于温补清泻，未免失之偏颇。不过，从中医学术流派形成的历史来看，石藏用医和陈承医的学术风格，与后世金元时的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的理论和体系渊源同出一辙，学理甚为合拍。方勺的笔下，可读到同代医家诸多的轶事医闻。名医耿隅用炒槐花为末，治疗“舌衄”一剂而愈的验案；伤寒大家朱肱为太守励次仲擢疾，辨析小柴胡汤和小柴胡散的议论；医家许叔微屡试不第，遂行医济世的史实，都可补正史之不足。《泊宅编》还记载了庸医的劣行，抨击了他们急于名利谋财害命，与“挟刃之徒”无异的丑行。秀才王居安苦痔疮，徐姓医生欣然为其治疗，稍有效验便称有报酬之许方肯继续治疗。病者知其命悬于医手，只有尽囊中所有为酬。京官周仅患膀胱气，外肾偏坠。医者云，立谈间可愈。施一针，所苦果平，付万钱及三缣报之。半个月后疾发如旧，寻医者已不见。方勺还批评了由魏晋时兴起，至唐宋时仍未平息的饵石食丹风。他说：“服金石药者潜服药力，以济其欲，然多讳而不肯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人服金石药以壮阳助性欲，贪图房中之乐的性隐秘，从医药学的角度解析了服食丹药不仅伤身殒命，而且流毒传气亦可遗祸子孙的道理。
　　作为精于医学的文学家，方勺在笔记中叙述了许多病症和名方、单验方的使用。《痔·肠风·脏毒》中，方勺引用了《素问》中“肠僻为痔”的话，探讨了痔、肠风、脏毒的发病机理，提出其病因是酒色饮食的不节，或饱食后久坐体气不畅，气血瘀滞而引发的。他得知朝议大夫陈宜父用侧柏叶烧灰治疗肠风下血的验方后，传给数人皆得愈。后有一禅师传给他一个灸法秘方，即以艾绒灸腰俞穴，其效多应验。通观全篇理法方药论说精当，是一个文笔生动可信的医话。他如《小中治法》所阐发的中风轻证的医理，《延胡索活血方》中以元胡、桂枝、当归为末，治疗气血瘀阻所致的肢体拘挛、骨节疼痛的医案，《发背脚气无补法》篇提出两症的病因病理等，都言简意赅，反映了方勺医药学素养的深厚。
　　和历代文学家的笔记杂著一样，《泊宅编》中还记载了相当多的单验方的应用，涉及到中医内科、外科、妇科等疾病。如一士人夜卧后忽然舌肿口满不能出声，急求医来治。医用药糁后，天明即愈。士人询之，乃蒲黄一味。蒲黄是中医常用的活血化瘀药，中医伤科多用于损伤出血的外敷，以蒲黄研面治舌肿，单捷小剂祛疾甚验。《罂粟治痢》中，方勺记述了用罂粟治疗痢疾的功效。方法是或用罂粟数粒慢火炙黄为末饮下，或以壳七枚，甘草五节，水煎后温呷，治噤口痢尤效。《桔皮》一节中，论述了桔皮宽膈降气、消痰逐冷治疗脾之冷和痰喘的经验。六味丸、四物汤都是杏林中的名方。方勺见朝奉郎黄沔久病消渴，形神疲悴，就劝他服八味丸。黄沔开始不信，后累医不效，无奈中按方制服，竟然痊愈了。《泊宅编》中还有用四物汤治疗血热牙痛和血虚经闭的验案，反映了中医异病同治的辨证思维观。作为文学家，方勺在书中还载录了唐宋文学家的有关卫生保健的轶事。如唐代的韩愈多悲郁，诗中言泪者多达三十余首；白居易乐天达观，诗中写酒者竟然有九百余首。宋代的范仲淹所居之宅，经常浚井，纳青术数斤于其中以避瘟气。这是中国古代用中药进行井水消毒的确切记载。B05.2

桂枝汤

千年药都写华章——《安国中医药志》读后感
李文策
　　一部洋洋百余万言的《安国中医药志》（以下简称《药志》），集安国千余年药文化，“厚积”而“博发”。当她摆在我的案头，观其装帧之精美，卷帜之浩繁，内容之详尽，编排之得体，语言之精练，不由得拍案称奇。一气将其读完，一股汹涌的情感在胸中撞击，不吐不快。
　　一、《药志》再现了安国药业繁衍发展的历史真实
　　1.她记载了安国药市源远流长的历史。通过大量考证记述了安国药市起源于宋代药王庙香火会，兴于明代，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中期军阀盘剥及外寇入侵的史实，并以大量的药王庙碑铭、题记相佐证，为后世研究安国药业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她记载了安国药市独具特色的经营形式。从清代及以前的生、熟药经营，贸易方法，结账方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计划经济下的经营方法，改革开放后的药材经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药交会期间的药材贸易等，均做了认真记述。历史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关于经营规制一目记述了民国及以前安国药市庙会交易从开盘、皮规称制到结算、银色等一系列情况，对研究历史上安国药市的营运情况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3.她向世人展示了安国药市巨大的辐射力。《药志》写道：“明代，药市成为大江南北发兑药材之总汇。清代乾隆帝后各地药商陆续组成帮口，号称十三称，五大会，帮商住地商户1600余家，涉及全国各地。清末，药市辐射范围进一部扩大，南关药市独甲直省，东购辽沈，西接川陕，南交云贵，北来塞外，云屯物集以通有无而广懋迁。光绪32年京广铁路修通后，更有俄国、印度、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客商也不远万里来安国贸易，可见清朝末年安国药市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国内。民国初年，安国药市持续繁荣，《药志》在药材庙会节内记述了民国十六年（1927）庙会交易的繁荣情况：“庙期参加交易的药商共计2096家，包括十三帮商户1610家，7395人，本地药行486家，5342人。外来载药的大小车辆络绎于途，绵延数里，大街小巷药积如山，盈庭满院。药材输入输出之总额达数千万元以上。1937年“七·七”事变后，安国药市萧条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药市始终未能恢复到历史上曾有的规模。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安国药都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自1956年～1966年11年间，国家在安国组织不同类型的药材交流会22届（春、冬各一次），全国各省区、省、地级医药供销单位共赴安国商讨中药材供销中货源的均衡事宜，依然为调剂市场余缺、促进祖国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安国药业继承历史传统，异军突起，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大小药材购销、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事中药材经营的安国药商足迹遍及国内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995年东方药城建成后，更吸引了全国各省区众多的药材商户在安国开栈或办厂。自1980年恢复药材交流大会后，每届庙会均吸引全国各地规模药材企业及外国客商到会洽谈业务，国内外新闻媒体对安国药材交流会均给予广泛报道，更增加了安国作为中华药都的知名度。
　　4.她记述了药业做为龙头经济对域内经济强大的拉动作用。药业经济作为安国的主导产业古往今来对安国的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做买卖将本逐利，讲的是经济效益，长途贩运或市场上的吞吐富了经营者；二是药材流通过程中的各种加工提高了药材商品的附加值，从而使得大批劳动力有了谋生之道；三是繁荣的药材经销、加工业带动了相关众多的服务行业，正所谓一业兴带来百业兴；四是依托中药大市场安国的中药材种植近水楼台兴旺数百载，给了更多人参与的机会。可以说由于有了药材贸易这一龙头经济，使得安国形成了人人参与、户户受益且历久不衰的局面。其普及程度在众多地方龙头经济中鲜有其匹。仅就中药材种植而言，1990年～2000年的10年间大多年份均保持在8万亩以上，1999年全市药材栽培面积103036亩，总产28245970kg，产值达7000余万元，人均收入200元。药业对于安国经济、对于人们的钱袋子起着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5.她客观记录了药业兴衰的历史原因。安国药市历数百载而不衰，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迅速崛起并走向辉煌，与安国人民及历代当政者将其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而倍加呵护分不开，官府重视是一方面的原因，另有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从业者对安国药市信誉所付出的一份真诚。市场秩序井然，购销畅旺药业持久不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清道光初年安国之药商富贾组织起民间管理药市的组织“安客堂”，旨在“安客”，为外地客商提供交易与生活、娱乐便利，约束本地人的欺客行为，使外地客商有宾至如归之感；各帮商也制定各自的帮规、帮约，以买卖公平、货真价实为经营宗旨；药市经纪人介绍生意谨遵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手托两家促成公平交易，不兜售假药、不吃价，为双方的钱货负责到底，大有一诺千金之风。改革开放药市再度兴起后，安国市委（县委）、市政府（县政府）以振兴药业为己任，定出了“科技兴药，以药兴市”的战略目标，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为服务型，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全面改善安国药市的软硬投资环境，利用科学手段对药材进行质量检测，对假冒伪劣药材及缺斤短两、欺行霸市现象进行严肃查处，保证了药市的文明和高效运营。安国《药志》所反映出来的领导重视、从业人员守信敬业是事业辉煌的保证。这一经验对各药材专业市场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药志》丰富了中华医药的文献宝库
　　《药志》全书共分为10编，分别是药业起源与药王庙、药材贸易、地产中药材、中药材加工、中药材鉴别、中医与方剂、药膳与药物保健、药文化、人物、药业管理。它囊括了安国药业的方方面面，有安国中药贸易及与之相辅相承的中药材种植、采收、中药材加工、中药材鉴别、药业管理等中药业的全部内涵，更有因药业发达派生出来的药膳、药物保健等丰富多彩的药文化相关内容。可以说此志是一部门类齐全、资料翔实的安国药业全书。仅就其记述内容而言，它是存史的志书，也可视为一部药业规范操作的工具书，对安国药业乃至全国各药市的规范操作均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这里提出几点，略作剖析：
　　1.图文并茂、记载详尽的地产中药材编。此编共分中药材种植概况、中草药栽培及野生中草药三章，其中概况一章写了分布、品种、面积与产量、栽培管理技术，可视为本编总论，将安国中草药栽培的历史、品种的渐次增加、主要栽培品种的分布及安国药农在中草药栽培中所摸索出的一套因地制宜、因品种而异的栽培技术进行了全面记述，附录记载了安国的药材种植试验场在引进、推广外地种植品种和驯化野生品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记载了试验场引种、驯化成功的200余个品种的名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是栽培品种和野生品种的个论，第二章详细记载栽培品种184种，就原植物而言其原产地分布在祖国各地，但志中所记载的栽培方法则绝对是经过安国移植或驯化成功的技术资料，对安国药农有指导作用，对其它地区的引种和驯化亦有借鉴作用。
　　2.颇具学术价值的中药材加工编和中药材鉴别编。中药材加工编的第一、二章以总论的形式记述了安国药市古往今来加工业的概况，加工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三章以个论的形式分别记述安国药市流传至今的切制、修治、炮制方法，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品种既合于药典规范又有安国独特的传统炮制工艺，是以安国炮制工艺为基础、引证国家药典进行改进的一套完整工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新一代药都药师遵古不泥古、接受科学、勇于实践创新的精神风貌。中药材鉴别编分贵重药材和普通药材两部分分别记述安国药市经营者们鉴别药材的方法，其中以记述经验鉴别的方法为主。这种方法可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鉴别来的精确，但它反映了药市现阶段现代高科技仪器尚未普及的现实，考其所载之鉴别方法，不失为简便易行、准确可靠的经验之谈，极具推广价值。
　　3.别具特色的药文化编。《药志》仅药文化编占了16万字的篇幅，内容涉及药市习俗、民间传说故事、诗词歌赋、药联谜语、戏曲著述等六章，每章、节、目均与安国药业联系得丝丝入扣。如此之大的信息量、文字量，不禁使人啧啧称奇。本编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了渗透于安国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浓厚的药文化氛围，这与安国千年药文化深深植根于民是密不可分的。此一编的发掘整理不仅是安国人的骄傲，也为中华药文化的宝库增色不少。
　　安国市委书记曹汝涛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写道：此书独占建国后安国文化史上的三个第一，我觉得它还占了全国中药专业市场撰写药志的第一。我对编纂者们对中药事业的一片拳拳之心深表赞许。B17.3

桂枝汤

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吴亦鼎——灸疗独树一帜
　　吴亦鼎，字砚丞，清道光、咸丰年间歙县人。生卒不详。
　　吴氏精于灸疗与儿科，著有《神灸经纶》与《麻疹备要方论》。《神灸经纶》专论灸法，是古今罕见之力作。此书初刻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后未再版。1936年《中国医学大成》拟收入，因战乱迭起而搁置，遂淹没无闻。1962年，皖南医学院李济仁教授献出家藏孤本，经耿鉴庭研究员作序，何时希教授手书序文，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从此广泛流传。
　　吴氏认为，人之为病，无论六淫七情，外感内伤，均最终导致气血失常，故调畅气血应为首要。而灸法“温暖经络，宣通气血，使逆者得顺，滞者得行，诚前圣之妙用，而慧人于无穷也”。其次，灸法简便易行，尤其适用于急救，他说：“且有风寒卒中，危在倾臾，用药有所不及，灸得其要，立可回生”。又说：“由灸而知针，由针而知灸，绍先圣之渊源，补汤液所不及”。
　　吴氏苦心孤诣钻研灸法，积累了丰富的灸疗经验，所治病症多达400多种，涵盖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肛肠等临床各科。尤为可贵的是他用灸法治疗吐血等急症、50多种热症和包括“乳岩”在内的疑难杂症。如治吐血，灸肺俞、百劳、肝俞；治血崩，灸膈俞、肝俞、气海、血海、命门。对痈、疽、疔疮等火毒热症，吴氏独出机杼：“凡疮疡初起，七日以前用灸法”，因“火能破坚化结，引毒外出，移深就浅，功效胜于药力”，“一切疮毒……其毒随火而散，此治法也，有回生之功”。治疗“噎膈”，灸膈俞、膏肓。
　　吴亦鼎独特的灸疗，不但在新安医家中独树一帜，在祖国医学史上也十分罕见，其经验弥足珍贵。（未完待续）B05.2

桂枝汤

一片迷茫看医派（上）
费振中
　　有的中国医史家说，在宋、元以前，中国医学没有什么派别可言。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从医学理论上讲，确有可能到了宋、元以后，中医才各立门户，并依门户的分别，形成不同的宗派，但若从中医医术上看，医之派别恐怕先秦时代就已经相当明显了。根据在什么地方?根据之一，在医疗方法。《曲礼》中讲到“三世之医”，“三世”是个时间概念，但还包括不同医术的承传。那时主要是三种医术，即孔颖达《曲礼注疏》中所说的：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既有分别，想来势必也各有宗传，这不能不看作是中医最早的分门立派。根据之二，在地域性医人及医事活动。此点最有意义。像后来历史上产生的人文领域的各种流派往往都有赖于地域特征一样，中医的地域特点从一开始就很鲜明。有关史籍中记录的秦医、齐医、赵医等等，既标明了当时一些著名医人如医缓、医和、扁鹊的籍贯和他们从事医事活动的地区、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医术彼此之间的差异。如同鲁有孔儒之学，楚、宋有老、庄道学，“诸子百家”学术之异与自然环境有极大关联一样，在医学上，一地的医术亦受到一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种制约和影响对医术的形成还是决定性的。盖医术直接应用于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水土、气候、饮食等条件因地而异，不同地区的人受病原因和病症也多有不同，自然治疗疾病采用的医术也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和风格。秦有秦的医术，赵有赵的医术，齐有齐的医术，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力量是强是弱，但医术各有地方派系则似无疑义。可以说，这种地域性的划分，代表了初期中国医学流派最富有特质的形态。
　　从上面两点，先秦时代的中医派别，其在学理上当是经验式的，也就是说，不论三世之医还是地域之医，其立“派”的依据，都来源于直接的医疗经验。因为以医术之异而形成的医派，是离不开经验的结合和承传的。说到底，先秦时代的医学，本来就建立在朴实的医术经验上，并不讲究有多少“学”，这亦是“医在民间”时期固有的特色。民间医学的传布方式，离不开“经验”二字，民间医学的经验体系总是先于知识体系存在，并发挥它的先行作用的。假如我们忽略中医流派在先秦时代产生和运作的可能性，那完全是因为对中医的民间性质不甚了了的缘故。但接下来，似乎也发生了问题。自先秦以后，中国医学的发展好像总是维持着一个不变的局面，这是否受到中医的民间性和经验性的限制?其间经过汉、唐两代，名医大家如张仲景、孙思邈也曾出了好几个，但流派却谈不上，原因是否在于中医缺乏必要的知识体系，或者建立中医知识体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尽管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孙思邈的《千金方》，但是人们还是囿于经验型思维，还不能从知识体系的意义上，创造医学之“学”。如此，必要等到宋代，才打破僵局，使中国医学从经验时代跨入超验性的医学原理研究时代，独成为汉、唐以后的中医之学。
　　不过，要问为什么医学理论在宋代会勃兴起来，那还得从宋代的整个学术空气着眼。宋代理学的大昌，带来了学术思想和风格的大转捩，过去那种仅仅局限于人伦日用之间的学问，被言心言性的“本体论”所代替，而上升到了一种“宇宙观”的精求微思，“格物致知”之下，“因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不但表现出理学的明达体用、本末兼赅的品格，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到“天即理”的哲学思维层次。显而易见，正是理学从根本上影响和推进了宋代医学理论。“格物致知”的理学功夫，促使医学在推本求源、探讨人的生命原理方面得到了本原性的深入认识，而性理之道又引导着医学在“乾元一气”的运气学说上走向道家哲学的分析。宋代医学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具体观点，都是理学渗透下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宋代的理学，也就没有宋代新兴的中医之学。了解了以上理学与宋代医学的关系，也就能知道，宋、元医派的产生，其实大大依赖于宋代理学的学术背景，它们的性质，是—种摆脱了经验限制的理论流派。当然，促进宋、元医派形成，还有其他—些外部条件，比如宋代私人书院讲学风气所带来的门户之分，势必也影响到医之门户。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影响。另外还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的广泛流通，使知识传播变得容易，这也有利于医学理论的交流。《中国医学史》中讲论北宋医学理论运气学说的发明与宋、元间医之寒凉派与养阴派的关系，还算比较明白。（未完待续）B05.2

桂枝汤

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
余瀛鳌
　　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作为是新涌现的传染性热病，属于中医疫病、温疫范畴，目前在我国若干省市陆续有临床报道与发病统计，世界多个国家亦见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医学史中震撼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我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非典”的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并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肯定了中西医结合能提高临床疗效，使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战胜增强了信心。
　　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的疫情记载多不胜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多次疫病流行，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曾提到他的亲族有200余人，在不到十年期间，死于伤寒（仲圣所说的“伤寒”，包括疫病在内）者“十居其七”。故汉晋以降，仲景治伤寒多种病型的经方，为后世治疗伤寒、疫病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治法与效方，奠定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迄于明清，温病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较多的名家名著，如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热条辨》、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书先后刊行问世，使温病和疫病的学术临床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体现了我国临床医学是不断取得发展的。
　　迄于近代，我国也有一些对疫病、温病诊疗有较大建树的医家，其中之一就是先大父余奉仙，今作简介如下。
　　余奉仙（公元1860~1939年），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是我的曾祖父）余赞襄学医（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熟读经典，旁及历代名著，早年即悬壶问世，诊治富于胆识，经方、时方择善而用，于伤寒、温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多所致意，效验卓著，中壮年时即已名播千里，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是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40岁前后，曾一度在南京行医，后因诊治逊清湘省记名提督董宝泉重症伤寒获效，受聘于都督府主持诊疗并佐治戎机。回阜宁后，因该县及邻近诸县（包括宿迁、盱眙、涟水、泗阳等县）均有疫病流行，求诊者户限为穿，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使先大父在诊治疫病方面学验宏富，卓有心得。这在他晚年所撰《医方经验彙编》中有充分的载述。该书所记述之治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部分医案刊用于上海《医界春秋》（杂志）中。至于《医方经验彙编》全书则由先父余无言（近现代经方派名家、中医教育家）予以整理刊行。
　　《医方经验彙编》，阐述病证颇多，其中伤寒包括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兼证、风寒两感证等；温病则包括春温、风温、冬温、湿温、暑湿、秋燥等病。尤为令人醒目的是，该书所阐论有关疫病的诊治内容十分丰富，如瘟疫、疫疟、寒疫痧霍、疫疹、疫癍、疫黄、疫痢、大头瘟、烂喉疫、暇蟆疫、卢鹚疫、羊毛疫、蝥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燥疫、鼠疫等，凡此诸多疫病，均有临床治验及效方。此外，该书还对中风、类中风、肝风、产后风、癫痫等病，阐述了他的辨证和临床心得。
　　由此可见，《医方经验彙编》堪称是近百年来有关疫病诊治的重要医著，其诊治经验对当前防治疫病有借鉴、参考价值。
　　先大父生平治疫，既用古代医家名方及其变化方，又有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独出心裁创新的制方。如他辨治葡萄疫（多发于六、七岁幼孩，主症为体表皮肤忽发锦纹斑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其脉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数；或有发热，虽渴不烦……），经数十年研究，先大父认为是患儿年幼，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染病后“恶厉之气，直犯血脉”，如不早治，预后堪忧。治以《局方》活命金丹，处方为大黄（酒浸）、连翘、芒硝、甘草、山栀（炒黑）、黄芩、苏荷、板蓝根、青黛、竹叶为引。余氏又自拟“新订消癍活命饮”，其处方为川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生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当归（酒制）、大生地、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治效卓著。
　　又如该书在“论瘟疫”（瘟疫系指感受疫疠之气而产生的急性传染病热病）一节中着重指出：“瘟疫之气，（王）叔和辨为异气，葛雍谓秽气触真气，（刘）河间谓为疫气，（吴）又可谓疠气与杂气，所说虽不同，其实则相似。……疫气犯人，乃有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阜宁南窑地区疫病流行，往往举家辗转染病而无一幸免，先大父当时年轻行医不久，展阅多种方书后用辟邪丸（又名逐疫丹）施治有显著效应。该方用明雄黄、丹参、鬼箭羽、赤小豆各二两，共研细末，炼蜜为丸，丸重6g，一日2～3次，温开水送服。施治后竟一一告痊。此方用雄黄、鬼箭羽以辟毒、除疫、清热，赤小豆利小便、去温邪，丹参活血祛瘀，经现代药理研究，丹参所含丹参酮有抗感染、消炎作用。此方药味少而功效专，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关于辟邪丸方，建国后还曾有广泛应用而获效者。回忆在二十余年前，我曾遇见我们中医研究院前任党委书记王发武同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曾兼任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从北京调至河北省工作后，他所主管的一所大学及其周围地区有疫病传染，患者颇多。王书记检阅《医方经验彙编》，看到有辟邪丸治疗瘟疫的记载，遂以此方让师生及周围地区市民广泛服用，疫情很快获得控制。
　　从上述举例，不难看出奉仙公在疫病施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其丰富、独到的学术临床经验，受到后世名家的赞赏。一代宗师蒲辅周先生在谈到《余氏父子经验集》（此书系指先大父余奉仙《医方经验彙编》和先父余无言《翼经经验录》二书的合订本）时曾说：“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蒲老与先父无言先生交友善，他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从四川和上海应聘至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名中医，蒲老曾多次与先父论及《医方经验彙编》有关疫病的诊治经验，并对该书的“医家隐蔽说”、“尽性篇”等阐论，尤为钦佩（见李兴培主编《蒲辅周研究》一书）。
　　当然，属于疫病范围的病症很多，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病症予以审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同的疫病，有其重要的类似之处。诚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对于“非典”的中医治法、方药、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很多，但我们阅习古代和近现代的疫病著述，亦可从中获得启发与借鉴。B05.3

桂枝汤

病乃工之本-杨上善的医德思想
薛公忱
　　生于隋唐之际的杨上善，集医家和哲人于一身。其所撰《黄帝内经太素》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内经》注本。许多观点现在仍有参考和指导作用。杨上善在处理医患关系即医德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对今人亦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杨氏认为，如果某些方药、治法未经使用，尚无把握，不能确保有效无害，医者不可试用于患者，而应“先自行之”、“验于己身”，即在自己身上试用，得到的结果确定无虞后，方可用之于患者。这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即用自己的危险换取患者的安全，其用心可谓高尚也矣。不难理解，这是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精神的发扬光大。
　　杨氏还进而提出，“若本无病，则亦无疗方，故知有病为本，然后设工，是则以病为本，以工为末也”。“风寒暑湿所生之病以为本也，工人所用针石汤药以为末也。故病与工相契者，无大而不愈；若工病不相符者，虽微而不遣，故曰不得，邪不服也”。这里所谓的“工”、“工人”即指医者。从认识论上看，先有病，后有医。医是病的派生物。一切方药、法则均须与病症相符，才能取效。若“不相符”，病虽微而不去。所以说病为本，工为末。其实，这一看法除认识论的意义外，还规定了医者对待患者应有的态度。既然病本工末，医者乃为病人而设置的，就应该全力为之服务，满足其防治疾病的需要。此与杨氏的爱生思想是一致的。他强调人的生命的宝贵，并且把“众庶”即百姓、民众的生命与“人君”的生命相提并论。作为医工，有此思想就必然视患者重于自己，自觉地为之服务。
　　杨氏还是一个民本主义者。从民本思想出发，也规定医者以病人为本。他说：“百姓之情皆不可逆，是以顺之有吉也。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这里的“百姓”即是“民”。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以“百姓”代“民”。圣人以民心为心，就是以民为国家社稷之本。民心不可违，违之则必败。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把这一社会历史规律运用于医患之间，就意味着医以患者之心为心，只能顺应而不可违逆。即尊重其意愿，千方百计满足其要求。如逆之，则引起精神上的不快，有害于康复。
　　可贵的是，杨氏所谓“顺”，并非一味迁就，以取悦于患者，而是要对患者的意愿有所分析。凡是有利于防治疾病的要求，无疑要“顺”；有些患者的意愿、习惯不利于养生治病，不但不能“顺”，还应逆。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可一味地顺应。杨氏认为，面对这样的患者：“正可逆志以取其所乐，不可顺欲而致其所苦。故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
　　王公大人之类的患者，平日骄奢淫逸，颐指气使。即使染病，仍要逞威，往往随心所欲，这不利于治病。在这种“顺欲则致其所苦”的情况下，作为医者，不应迁就此类患者，而有责任帮助他们去掉不合理的意愿或恶习。只要“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即讲清治病、养生之道，他们定会听从劝告的。大概这是撰注者的经验之谈。此即所谓“逆志以取其所乐”。可见，无论杨氏主张“顺”还是“逆”，都是为患者着想的，而把医者自身置之度外。按照常情，“顺”则招喜，“逆”则招憎，甚至招祸。有些品格低下的医者，一味“顺”而取赏，终致有害于患者。此为杨氏所不耻为。他提倡“顺”，乃出于对患者的尊重；他所说的“逆”，乃为患者的生命负责。该“顺”则顺，当“逆”则逆。或“逆”或“顺”，皆以病人为本。
　　杨氏不仅提出了以病人为本这一医德总原则，而且认为贵在实行。他指出：“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
　　这里所谓“上古圣人”，当然是沿袭《黄帝内经》的托名之说。即假托上古圣人提倡先行、重行思想。精辟的言论固然难得，身体力行更可贵。欲人行之，“身先行之”，更有说服力、号召力。杨氏倡导以病人为本，身体力行。可惜，关于杨氏行医治病的事迹及其一生行为，史籍未载，或载而散佚，使今人一无所知，仅能从《太素》注文中获得少量信息。例如，他曾以施针石为例，指出医者应十分专注：“行针石者须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驰越，志不异求，意不忘思，神清内使。虽有邪客，服之汤液醪醲万全也”。
　　施针石者如此专心致志，可谓极其认真负责。这与《素问》“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的漫不经心、敷衍塞责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能以病人为本，必然认真负责。杨氏以病人为本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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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史研究室二十年
蔡景峰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所已经20周年了。20年来，我国在医学史和文献研究领域，取得很大的成绩，民族医学史就是其中的一项成就。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所的前身中国医史文献研究室曾参加了卫生部组成的“藏医古代文献整理小组”进藏的调研工作，这一契机为以后发展民族医学史、建立民族医史研究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在停刊十多年之后复刊，该刊由医史文献室负责具体的编辑事宜。在该刊的栏目中，首创“民族医学史”专栏，刊登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及文献研究的论文。从此，民族医学史研究有了自己的园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基础上，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立时，成立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医史研究室的条件也已经成熟，由于工作条件的需要，最初的研究室还包括东西方比较医学史研究的内容。从此，我国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事业从无到有，从初级向中高级的阶段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现在，民族医学史已经成为我国医史学研究中一支独立的力量，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分支学科，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特色。
　　民族医史学的出现和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尽管汉族的人口占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但如果没有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建设我们的华夏文化，这个文化的整体就是残缺不全的。就社会发展史而言，整个中华民族就是现在这些民族的祖先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迁徙、分离、融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早已论证过，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是绝对纯的民族，华夏文化更是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偏差，总是把华夏文化归功于汉族的单独创造，把少数民族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形成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埋没了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甚至把少数民族诬为野蛮、落后、没有文化的民族，把少数民族的文化视为异族文化，这些落后现象，我们必须予以纠正。
　　民族医学史的学科建设，在正确的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下，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逐步成为全国民族医学科研事业的一个核心。
　　首先，在民族医学史中，对我国古、今的不同民族，都有一些涉猎，古代民族如匈奴、西夏、靺鞨……等多种民族的医药，都做了一些初步探讨；现代少数民族则涉及藏、蒙、维、彝、壮、傣、朝……等，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2000年新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医学通史》中，每一卷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写成这一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和发展情况，充分反映了我国传统医学乃是全国古今各种民族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和，中国医学史已经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医学史，而不再是汉民族一家的单独创造，尽管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有多有少。
　　其次，在民族医学史领域里，我们开辟了相当广阔的研究园地，写成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即《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医学卷》一书的著成，标志着民族医学史作为中国医学史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独立出现在医学史研究领域，渐臻成熟，为民族医学史在医史学领域里争得一席之地。其他重要学术专著，还有《中国藏医学》、《四部医典考源》、《中国传统医学概论》、《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藏、英对照版)、《西藏医学》(英译中)、《西藏传统医学概述》等。在论文方面，建所以来，先后在国内外发表民族医学及民族医学史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国内外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民族医史研究室为我国培养了一些高级的接班人。在民族医学史方面，有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其中，藏医学史博士生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国际上也可称得上绝无仅有。这些高级研究人才在我国民族医学史研究中发挥着不可多得的骨干作用，有的还到国外进行协作和学术交流。
　　此外，民族医史研究室的建立，在我国民族医药研究事业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逐步带动全国，掀起民族医药及民族医药史科研事业的热潮。建室之初，最主要的科研工作是翻译出版了藏医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汉译本，这在我国还是一项首创，是除了蒙文本以外，惟一的一种其他文字的全译本。这一译本的出版，使较多的科研工作者有机会了解藏医学的具体内容，并掀起一股研究《四部医典》以至于藏医学的高潮，为其后召开的以民族医学为主题的医学史学会学术年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通过长期的研究，1988年，由民族医史研究室主编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藏、英对照版在我国出版。这为国际上藏医学界掀起了一个竞相出版这类画册的高潮，先后有英文版(1992年)、日文版(1992年)、俄文版(1994年)、德文版(1996年)及繁体字汉文版(1999年)出版。国际上著名藏学家、于阗文学R.E．Emmerick对我国率先出版的这部巨著给予高度的评价，建议各国重要图书馆予以珍藏。除了完整的系列挂图外，选录部分挂图出版的画册，以及在著作中摘选一些图画的著作，更是无法统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民族医史研究室牵头完成了《中国民族医学史》一书的写作，这标志着这门分支学科的建立和形成。不仅如此，这项工作以及我们在族别医学史方面的成就，也带动了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出版族别医学史的热潮，先后有《朝鲜族医学史》、《壮族医学史》、《彝族医药史》、《蒙医简史》等的出版，还有不少其他民族的医学史也在写作中。
　　最后，科室以其学术方面的成就，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组织主办的中华医学会医史学术年会，曾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民族医学史为主题进行学术交流；以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有关人员为主参与筹办的2000年国际藏医学术会议，吸引了国际上知名的藏学家、藏医药学家参加。
　　总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所20年来，在民族医学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甚至是世界瞩目的。
　　当然，民族医学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如宣传力度不够、人才缺乏等。我们也相信，尽管我国目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大责任感，愿意默默无闻地奉献，甘心一辈子过清贫生活的有志者，仍然不乏其人。民族医学史这支火炬还需要后来人把它高高擎起，与中国医学史的队伍一道前进。 B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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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撰稿

　　程文囿—学验俱丰的临床医学家
　　程文囿，字观泉，号杏轩，歙县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卒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之后，享年约73岁。
　　程氏出生在世医之家，少业儒，成年后继承家学，沉潜医道。24岁悬壶歙县岩镇，临证有胆有识，内、外、妇、儿科无所不精，屡起重症，声名隆于邑内，且远播相邻州县，大江之北的庐江县病家也慕名延请诊治。当时民间称赞其医术 “有杏轩则活，无杏轩则殆矣”。
　　程氏以临床大师而著称，但他毕生都非常重视医学理论和前人经验的学习与研究。临证之余，上溯轩岐仲景，下涉杏坛百家，精要处辄记之。参考典籍三百多种，综贯众说，分类比附，要言不繁，使后学得其要领。自乾隆五十七年至道光六年，历时34年之久，撰成十六卷65万字的巨著《医述》。是书初刻于1833年，以后多次再刊，曾被列为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安徽省卫生厅于1959年、1981年先后组织力量出版该书宣纸线装本和简装本，
　　程氏的另一力作是《杏轩医案》，这是他一生临床经验的结晶。该书分初集、续集、辑录三卷，载医案192例。程氏曾精辟地谈自己临床体会：“医之为术，蔑古则失之纵，泥古则失之拘。自业医以来，以古为师，亦或间出新意，以济古法所未及”。如他治小儿暑风惊证，在给内服药的同时，参以外治法：以细黄土摊凉地，上铺荷叶、薄席，使患儿卧其上。凉土吸热，荷叶清暑，内服外治，患儿惊风自定。其医案对患者的姓名、籍贯、诊治时间、体质、病情、辨证施治经过记叙详明，记录真实，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注意对患者的随访，如他对一产妇产后用寒凉药对生育的影响随访二十多年，对“噎嗝”患者梅文彩随访达十年，这在清代以前医案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中医工作者学习。《杏轩医案》多次刊印，1991年，李济仁、胡剑北按注并校的《杏轩医案并按》在台湾出版，程氏的丰富临床学术经验在海峡两岸中医界引起高度关注。
　　程氏一生著作等身，除以上两书外，还著有《女科集要》、《伤寒提钩》、《伤寒析疑》、《诸脉条辨》等。
　　汪汲—博采历代广搜民间奇疾验方
　　汪汲，号古愚老人，清乾隆、嘉庆年间休宁人，生卒不详。
　　汪汲精医学，擅方剂。因见前人方书卷帙浩繁，且因循沿袭者多，遂另辟蹊径，萃历代诸家方书秘传，复于民间广搜博采单方验方，编撰《怪疾奇方》、《汇集经验方》、《解毒编》等方书。
　　《怪疾奇方》为汪氏集汉、唐、明、清各医家治疗奇疾方近千则编纂而成，以期用奇方治天地之奇病，备缓急而广施济。是书采录《夏子盖奇方》、《李楼怪症奇方》、《圣惠方》、《外台秘要》、《危氏得效方》、《刘涓子鬼遗方》、《医林五宗方》、《姚僧垣集验方》等书内容。如毛窍出血、遍身燎泡、玉茎强中、反花恶疱、经水逆行、乳悬等奇症，为保留历代文献已佚内容作出贡献。
　　 《汇集经验方》搜集临床各科150条疑难怪症验方，包括急症、险症如绞肠痧、惊风、吐血不止、毒蛇咬伤、砒毒、痘毒、吞针、鱼骨鲠喉等；怪症、难症如猫狗癞、马癞、舌肿出口、羊癫风、瘫痪、膨胀、吼症等；时行病如大头瘟、风火眼；痛症如头痛、心痛、九种胃痛等。
　　《解毒编》更是汪氏的力作。汪氏之所谓“毒”的概念远超出现代毒的范畴。一切咬、烫、爆炸所伤皆可谓“毒”，且都有法解救，如水油烫伤、虫兽咬伤、爆竹炸伤等。其分类细致明晰，如咬伤就有蚂蝗、蜈蚣、蜂、蝎、虱、蜘蛛、马蜞、巴蜡、射影、疯狗、猫、鼠、虎、狼、猪、马咬伤等，皆有法可依，有药可救。许多记载，不仅对研究古代文献解毒药物作用极有参考价值，其中不乏至今仍有实用价值的妙法验方。如解煤火毒，先把病人移到向风处，更以白萝卜汁灌口鼻；解烫火伤，以榆树根皮研细，麻油调敷或银杏研末掺敷；解吞针之法尤其巧妙，以磁石研末，再以熔蜡揉合成针状吞服。这些方法皆实用而易行，其中许多与现代医学科学原理相吻合，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