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名医”的故事

sdlczhao2002

名医”的故事

　

廖育群


     某日，同事王女士闲聊道：“前些时候儿子病了，将B中医医院的教授、专家号挂了一遍也没看好。一生气，花一角钱挂了个小大夫的号，却药到病除。你说怪不怪？”

　　看官，你觉得这事怪吗？以其为“怪”者，自然有“怪”的道理，因为照理说，老专家的经验必定丰富、教授的水平自然应该比“嘴上尚且无毛”的小大夫高，何以沙场老将反不如初出茅庐者？——真是没道理！认为“毫不奇怪”者，一定是生活经验丰富的长者，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中，不符合理性的事情难道还少吗？”——然而这毕竟只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演绎，个中原委还得听业内人士为你细细道来。

　　我也曾在这家B医院学习、工作过两年。当时分管的住院病人中有位患类风湿关节炎的漂亮小姐Z，虽说是我分管的住院病人，但每日却只负责查房、写病历，用不着开方、下医嘱——因为Z小姐的漂亮不仅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而且也迷倒了两位号称专治此病的老专家。他们每周都会不顾鞍马劳顿，以七十多岁的专家之躯亲临榻前为Z小姐把脉处方。

　　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中医所说“痹证”，《黄帝内经》教导我们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本着如此“经训”，老专家的处方自然是温经散寒、除风祛湿——一派燥热之药。光阴荏苒，关节疼痛折磨得Z小姐寝食难安、血沉指标居高不下，而且不时鼻血横流。于是老专家便在“恪守经训”的基础上加入“牛黄2克”，以制其热。日渐消瘦的Z小姐终于对老专家失去了崇拜与信任，抱着“一试”的态度与我签定了为期一月的“治疗合同”，条件是不许吃任何其他的药（因为此类病人通常靠激素控制症状）。很快，Z小姐的血沉降到了“19”（正常值为“20”），我在美人面前也出尽了风头。

　　Z小姐在这一个月间吃的药方，不过是治疗感冒与肺炎的最常用方剂“麻杏石甘汤”，加点银花、连翘之类清热解毒之品而已。如果要问何以会用治肺炎的方子去治关节炎，回答有三：

　　1、 因为病人舌红、脉快，是“热证”。

　　2、 因为父亲告诉我：这类疾病以及小儿肾炎都先要把嗓子（扁桃腺）“整”好。

　　3、 因为这是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躯体免疫（过敏）反映。

　　第一种回答是真正的“中医”——根据实际的临床表现，作出疾病属性（“证”）的判断，据此施以治疗，而不必管它是“什么病”。所谓“辨证施治”，即是此意。“老专家”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遵循这条基本的原则，而是按图索骥地套用《黄帝内经》的“经言”。

　　第二种回答是“家传”，所谓“家传一张纸，师传万卷书”的区别即在于此——当然这里所说的“师传”是指那种学院式的教育。因为这种知识的本质是“经验”，而且未必一定要“家传”，真正会治病的老师同样可以传授这样的经验。再者，有“悟性”的医生即便没有任何传授渠道，也一定可以在临床实际中，沿着“辨证施治”的路径、在治疗成功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这种“悟性”，就是本书标题“医者意也”的内涵解释。

　　第三种回答是“现代医学”，这类疾病和小儿急性肾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源于咽喉部的慢性炎症所引发的躯体免疫反映，这就是“先要把嗓子整好”经验之谈、以及何以不该墨守教条、何以可用治肺炎感冒之药治疗关节炎的“所以然”。在本书的序言中曾经谈到“只有现代医学知识才能够使你弄明白中医何以能够治病，何以要如此治病”，而此处所言不过是给出一个具体的案例。

　　事后，我曾将这一病例的全过程呈送该院院长大人，并就“名医不明”大发牢骚。老成的院长默然一笑道：“我不捧这些老家伙，又该捧谁呢？只有他们才是医院的招牌。”是啊，没有老专家的医院，就像没有几名“院士”的研究所——缺少招牌；更何况病人永远都会相信“老专家”的魅力，所以人们才会说中医这门职业是“养老不养小”。

  

　　B医院是名老中医云集之处，随便再给你介绍几位：

　　J教授长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气度不凡。号称专治“男性不育”，于是护士在分诊的时候自然就会将所有要看此类疾病的患者统统发派到J教授的诊室。天长日久，“男性不育专家”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老百姓的格言：“不怕招招会，就怕一招鲜”；“坚持就是胜利”。J教授桌上的玻璃板下，真的压着一张婴儿的照片——“看，这是吃了我的药才有的！”但许多年中，我只见过这一张照片。想来或许是其他患者在妻子怀孕生产后，过于高兴而忘了与J教授分享这一喜悦吧。J教授经常对进修大夫、实习学生、乃至漂洋过海去讲授如何治疗“男性不育”，道理很简单：“不育源于精液不足，故必须补阴；若妄用助阳之品，必至性欲亢进，更损其阴”；治疗的方子也很简单：“六味地黄丸”。你能说这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吗？你能说医学与“易学”没有关系吗？

　　J教授的隔壁是一瘸一拐的Z教授，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实习的大夫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嘱咐说：“在病人面前不要叫我老师，彼此皆以‘大夫’相称；拿得准的事不必问我，拿不准的病可一起商量。”沉默寡言的Z教授每天总是最后才去吃饭，因为有很多病人专门在等着他。Z教授的父亲也是一代名医，但爱财，所以导致宝贝儿子在读医科大学时得了脊髓灰质炎，成了小儿麻痹后遗症。据说Z教授的医德与为人，与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医学固然是一种职业，但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靠病人发财会遭报应的说法，也许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我还是希望这种精神约束、对于“天遣”的恐惧，能够起到约束医、药从业人员行为的作用，因为患者已经亲切地将身着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称之为“白狼”了。

　　当代名医G的经历更有意思。据他的老朋友Y讲，当年二人同在一家药店中坐堂应诊，G大哥在楼上，Y小弟居楼下。一日，G大哥对Y小弟说：“你在楼下，可谓近水楼台，把病人都挡住了，所以楼上难免寂寞。”Y小弟一听，忙与大哥调换位置，但从此又呈现出病人舍近求远的景象。五十年代初，政府号召这些私人开业的医生“走社会主义大道”进医院工作，半天上班，月薪72元。许多人觉得赚钱太少，陆续退出；G先生却寻思：我回家开业还挣不到这些钱，便留了下来。后来，“号召”变成了“必须”，重新进医院的大夫们改成整天上班，月薪仍然是72元；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G先生却因工作时间延长，工资也翻了一番。G先生一生不但会把病人的脉，还特别善于“把时代的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G先生身着长衫上街演讲，并报名参加志愿军；在我还是刚刚听说个人电脑的时候，G先生已然建立了个人的“专家诊治系统”。所以他一直在中医界挂“头牌”也就十分自然了。而他的老朋友Y先生的日子，亦过得别有一番滋味：虽然换了皮鞋，但却从不系鞋带、不穿袜子；吃遍京城的大饭馆，总说“太便宜”，因为认识他的饭店老板最多只收两块钱。

　　长年担任中医学会负责人的某位前辈感叹，真会治病的医生，也许会饿死；能出名的医生，一定有出名的办法：

　　享誉京城的名医S，靠的是多年办教育、与政客文人有密切的交往。我曾见这位名医为身患心脏病的文联主席王某处方“虎睛一对”。虽说是文联主席，但也无法寻得这味药——所以不是我治不好你的病，而是你搞不到治病的药。

　　与之齐名的W先生，出身江浙，靠着一口乡音在“八大胡同”找到了无数的知己。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青楼知己的社会力量，她们绝对可以让W先生闻名遐迩。

　　情商一定很高的K先生，打出了慈善济世的招牌：每日的1—10号免费，于是无数的穷苦百姓为了求得这免费之号，不得不头天夜里就去排队等候。然而开门应诊时，却不为这1—10号先看，必须坐在门口的两排木桩上恭候，因为一旦叫到某号而人不在，即告作废。　　怀揣锦囊妙计的H先生，向朋友拆借了一百块钱，进了京城。三十块钱包了辆汽车，可以用一个月；三十块钱租了房，挂上“HYP医师到京应诊”的大牌子；三十块钱置办了家具行头，打扮得足够体面；还有十块钱留着吃饭。开张伊始，便时不时坐上汽车出去遛一圈，谓之“出诊”。这派头着实令世人瞠目结舌，很快就获得了预期的宣传效果。

　　这些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我来说，真的只是故事，或许纯属恶意编造亦未可知。就“名医”而言，我还有一点感受，即最终都变得只会开一张方子：

  

　　据说从太医后裔ZH教授诊室出来的病人，会在相互交流中“诧异”地发现，所有病人手中的药方都差不多。我在跟随八十高龄的妇科专家L教授实习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而且亲耳听到了原因的说明：“如果想了解我的学问，就去读读我年轻时的医案。现在脑子已经不转了，再看我治病没什么意思。”应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自白”，只可怜那些不明此理的患者偏要根据胡子的长短来判定医生水平的高地。从某种意义上讲“返老还童”乃是客观真理，因为青壮年时期全面发育起来的大脑皮层——这个人类智慧的中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已然渐渐失去了活力；他们通常会像孩子一样吃了饭就想更衣，因为大脑皮层对低级中枢的控制作用在不断减弱——作为基本生理活动的“胃肠反射”重新得以表现。记得有一本书名叫《病夫治国》，说的是老年人不该再玩政治；同样，如果你懂得类比，那么就不要再将自己的“至贵之躯”托付给性格、智力都和儿童差不多的“老玩童”去治理。

　　许多并非“老年痴呆”的医生治病时也会出现用药、处方越来越单一化的倾向。这是由于学问在头脑中不断被加工、形成了一个“由博返约”的结果。例如自称“赵子龙”的某位儿科专家中年以后即只开一张方子，谓之“赵子龙一条枪”——不管敌人的兵器如何变化，我赵子龙只用一条枪就全能对付。这是因为一些中医归纳小儿之病皆属“二太”，即“太阳病”（外感）与“太阴病”（伤食）两方面。所以由解表药与消食导滞之品组成的“赵子龙一条枪”确实可以招架儿科门诊的大部分病人。

　　这种情况与号称“金元四大家”的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分别将疾病的属性与原因归结为“火热”、“邪气”、“脾胃损伤”、“阴虚”可谓十分相似。也很像宋明理学家用理、气、太极、阴阳的概念去表述宇宙的终极真理。不同之处在于，理学家可以空谈终极真理；而医学家却必须解决实际问题。中医学到一定的火候，出现“由博返约”（异病同治）的现象的确十分自然，因为临床症状固然千变万化，但疾病的原因也许相同。但同时也不要忘记：相同的症状，有可能源于不同的原因，因此“同病异治”也是家常便饭。两者基于一个同样的道理：根据症状，辨别疾病的属性（证）。这就叫作“辨证施治”。

桂枝汤

回味无穷.

刘寄奴

好！！
狠批欺世盗名之徒！！！！！
顶！！！！！！

千秋雪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老少各有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徒具虚名的老专家固然大有人在。但久经历炼、炉火纯青的集大成者也层出不穷。少年固然常出英雄，但平淡无奇者更比比皆是。对什么都不要迷信。

千秋雪

[这个贴子最后由千秋雪在 2004/04/29 02:17pm 第 2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sdlczhao2002在 2004/04/28 09:14am 发表的内容：
某日，同事王女士闲聊道：“前些时候儿子病了，将B中医医院的教授、专家号挂了一遍也没看好。一生气，花一角钱挂了个小大夫的号，却药到病除。你说怪不怪？”
...

    这种现象是极有可能的。许多人到了老年，大脑皮层“返老还童”变得简单了，固然是一方面，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感到功成名就，一生平安，到老不愿再冒险探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因循守旧。而年轻人积极向上，头脑灵活，正处在求发展，争进步时期，又无名声所累，成则有利，败则寻常。敢打敢拼，勇于探索，也常可出奇制胜。
   怪不怪？不怪。

安宁客

看看这位先生有些什么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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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有关“中医文化”的思考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文化"是什么？当代人已将“文化”一词用滥了，喝酒者有酒文化，饮茶则唱茶文化，冬天北方卖冬贮大白菜时甚至要讲“大白菜文化”。当代人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西方人释文化的含义为有教养；考古与历史学中，一般是将文化定义为低于“文明”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义是指“以文化人”，即使用非武力的方式来征服教化民众。
   “中医文化”、“传统文化与医学”一类标题之所以盛行于当代中医界，并波及到史学界，我以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医界人士所受教育（养成过程）中含有较丰富的文、史、哲内容；或者说当代中医的继承者在学习、理解、研究中医学时，必须要涉及到人文科学的知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棗“以文化人”，以非纯自然科学的知识教化后学之辈的过程。当我们思考“中医文化“时，是否应该注意到这种教育与西医教育间的区别？而且是要注意到两方面的本质性区别。因为西医教育中亦同样包含有“医学史”成分，但是这种教育与理解与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并无内在联系。其二，则是由于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的自身发展所致。在本世纪史学发展中极具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核心旨要，可以说就是提倡扩大研究与资料利用的范围。民国以来“新史学”的出现，亦不越这一轨范。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所长杜正胜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另类医学史”的专题研论，其实质即是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棗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史研究扩大到“生命问题”；注目于以往史学家未曾充分注意的“医药学史料”，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化史”研究的片面与不足。其实，早在数十年前，就曾有史学家感叹中国缺少真正的“通史”著作，即达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之水准的“通史”。这样的“通史”不是大而全，不是无所不包的“拼盘”，而是希望将我们现在习惯划分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融于一炉。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一门新兴学科棗“科学史”，无疑为史学家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必要条件。从长远的角度、宏观的角度看，“中医文化”、“传统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应该视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工作应该由谁来完成？科学史研究应该由科学家来承担，还是由史学家来承担？这是国际科学史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具体到医学领域，超越了医学技艺、科学性质内核的研究，是应该由医学家承担，还是由史学家承担？毫无疑义，人们会说：各有所长。然而各有所长，各有侧重的结果，就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现实：一般史学著作中出现了历代名医、经典的记述；医学史著作虽在各章之前冠有“时代背景”，但背景与医学内容实属两张皮，并无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两方面来说，都存在着不通的问题。
    1990年，李良松、郭洪涛编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问世；其后，李良松又与刘建忠合编了《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 1996）。上海方面有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 1993），及马伯英个人所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这些都是瞄准“医学·文化”之关系，幅越50万字的巨著。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侧重时间、空间、气象、阴阳五行、象数等与医学之关系的专著出版。孙文采、王嫣娟围绕着人参的历史，编写了《中国人参文化》（新华出版社， 1994）。据此，言“文化”盛行于当代中医研究，谅不为过。然而这些冠有文化之名著作的共性又是什么呢？首先，在史料利用方面均超越了古代医学著作的范围；其次，论述或涉及的范围广，诸如骚人墨客、九流十家、民俗故事等，皆收其中。这些内容由于与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没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故被纳入“医药文化”的范围。那么，这是否就是“医药文化”的固有定义、应具的内涵呢？是否需要将谈经典、释理论、言源流、述技艺的著作定义为正统医学史，或者称之为“学术史”，而将涉猎广搏、避让正统的著作称之为“文化史”呢？如果我们承认两者间主要区别并不在此，那么“医药文化”所应把握的核心又该是什么呢？以下概略地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医学的特殊性质
   文明，是由多方面的要素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物质财富的积累，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乃至睿智圣贤的思想，平民百姓的习俗等等，无不在文明的盛宴中各踞一席。
    人的地位——对于人之生命及其权力的尊重程度，无疑是文明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任何一种文明来说，“人的地位如何”都是衡量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该文明“浓度”的一种显示剂。奴隶制度无视人之生命及其权力，无疑是文明程度极低的重要指征；司法制度的健全与否，同样也是衡量一种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保障体系、卫生福利副业，当然也与对人的尊重程度密切相关，但又需要以经济实力、医疗水平等为基础。我们往往习惯于将一种文明划分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与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无疑被置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医学处处与“人的地位”---对生命的尊重程度，以及有关生命的道德标准密切相关，因此医学的发展历程、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时时处处与“两大门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句话说，医学地位的上升及上升的内在动力、人们对医学的重视程度及医学水平的进步，均与“人”之地位的上升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当人之地位不断受到重视时，都会带动政治的民主、法律的健全、医学及卫生事业的进步。司法检验，我们常常引以自誉的宋慈与《洗冤集录）；儒家从轻视医学到视医学为“吾儒格物穷理之一端”，难道不都是以“人之地位”逐渐上升为直接成因的吗？反之，司法检查技术的进步又是完善法律的必要基础；医药知识的不断增长又是使得这门学问能够成为儒家学问之一端的必要条件。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即是我们研究文明发达历史、研究“医学文化”的焦点之一。
    以养护万民生命为目标的仁政、医政，是医学的社会性；有关生命，人体生理、构造、病理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方面，构成了医学学问的科学内涵；利用与创造各种工具、手段来治疗疾病，是医学的技术要素。这些技术有时得益于科学认识的指导，有时与科学无关，甚至有时会来源于伪科学思维方式的启示。因此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医学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面体，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医学文化”之所以盛行于当代，其内在原因即在于研究者注意到了“医学”的影子无所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诗文俗语，思想意识，经济生活，对外交往等等，无不与“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个“唯科学是重”的时代里，欲独离“科学”的束缚，便选择了“文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自己欲要表述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如何从这些细碎的内容中归纳出一个头绪，那么这个头绪就是“人”。抓住这个核心，医学与社会发展、思想认识、经济生活间也就没有什么割裂存在了。
    二、关于“以上文化”
    在本文开始处曾谈到“文化”的狭义内涵棗以文化人，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医学文化”研究并非毫无价值。古人谈医，皆有发明者；近几十年来基于“劳动创造历史”观的广泛影响，一切知识技巧的发明及传播都显得淡然无色了，“教化”的过程也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类的发明创造都会有最初发明者，都需要有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前述《中国人参文化》一书，将一切与人参有关的史料搜集到一起，并包括东北山民如何采挖人参的调查采风，但却没有注意到人参是如何进入国人生活的，是从一开始就以经验（服用后的感觉）为由被人们所认识，还是以其形状像人而被视为“仙草”、“地精”或天上“摇光星”在地的征兆而通过神仙术士进入人类生活的？古代服用人参并不普遍，发展到今日无人不知、无处不卖之境的过程是怎样的？人参的普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以文化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没有人工栽培、广告宣传，以及中国人对“虚”证的担忧，恐怕“人参文化”不会如此普遍。而在我们的邻邦棗韩国，被人参文化所“化’’的对象却主要是妇女。为何中国男性对“虚”怀着极大的担忧，而在韩国则是妇女？如果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对于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定会有所裨益。而在整个文化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例”，恐怕是很难从其他政治、经济的研究中获得这一信息的。
    知识的传播，无疑就是一个“以文化人”的过程。在我们的医学史、交流史著作中，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是跟在一般史学家的后面、在有关民族融合论述的后面添加上一段：随着民族的融合与交通，彼邦的医药知识亦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云云。然而深入追问一下，当游牧民族地区出现农业化、封建化转变时，究竟是什么医学之“文”化入了汉文化中，教化了中原民众？则恐怕很难说清。中国的医学传入异邦，又发生了哪些改造、创新，如何教化、影响了异邦医学的发展？亦很难说清。我们知道得较多的，大抵限于书之来往、人之来往，至于其如何“化人”的具体表现则不太清楚。
    三、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之所以会出现上一节所说研究之肤浅化的现象，在于我们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中国“医学文化”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听说有通晓梵文、阿拉伯文或其他业已死亡之“古文字”的学者。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研究者的文字功夫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同时，就算是利用英、日等文种之间接资料来研究周边文化的学者亦不多见。但奇怪的是在这种状况下，却能写出中国与各国间之“医学文化交流”的巨著！如此，除了从交流史研究之前辈的书中摘些资料外，很难就“医学”本身展开探讨，这样的“医学文化”研究恐怕不需要通晓医学知识的学者来承担，一般的历史学家较我们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要做好“医学文化”研究，需要专业研究人员耐下心来，先将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医学知识”译成汉文，而且是“原汁原味”地加以翻译，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如此，“医学文化”的研究才能有助于一般通史、一般交流史研究的不足，发挥自身应有的历史作用。
     就“传统中医”而言，基础性的考证研究亦同样重要。例如，近年在四川绵阳出土了“经络木人”之后，研究者大多是以“黄帝内经”、马王堆出土医书等为依据，进行解释。从中不难看出，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即中国传统医学是一元的。戴上这副眼镜后，看不出不同经脉体系的差别，并将这种也许是错误的信息传递给对“医学史专家”充满信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那么，在今后他们编写的“通史”著作中，自然要将经络学说写成是一源的，从而失掉了有可能逼近历史真实本貌、客观描述文化发展历程的机会。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独立于一般医学史研究之外的“医学文化”研究，因为两者所关心的问题乃是一致的。除非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医学史研究被限制于发现古代的科学成就棗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标准，以近代西方医学为标准。这样就会使古代医药被分割成两部分：科学与非科学。前者成为医学史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成为“文化史”，甚至降低至“方术”研究的范畴。例如有关医疗咒术，一般皆是指斥为迷信，但又从“心理治疗作用”加以肯定。其实，从马王堆出土医书所保存的咒术史料中可以看出：语言的对象并非是患者，而是致病之“物”；因此其适用范围与精神、心理疾患毫无关系。另外，如果将马王堆中的史料与孙思逝（千金方）中的咒术加以比较，则又可发现咒术本身亦有其发展的历史，并非像人们一般所想那般：医疗技艺发展起来之后，咒术就必然让出历史舞台。无论是指斥咒术疗法为迷信，还是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加以肯定，均是站在当代“自然科学”的立场，并以此来评价古代之事，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历史的研究在于说明过去“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考察“有什么”的时候，必需分清其存在的历史时限；在考察其“是什么”的时候，同样要分清同一事物、同一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是什么。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医界人士不会天天感叹“今不如昔”、并将这种错误观点传染给下一代。因为传统医学发展到今天，体系内部已然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革命”，这些革命表现为对某些理论与治疗方法的扬弃，修正，改进；概念的重组与内涵更新；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等等。我们今天所说、所学、所用的中医，是当代的“中医学”，而不是古代的中医。没有历史的考察，显然是看不清这一点的。因此、我认为所谓“医学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医学史的研究，其任务就是要让医界内外的人都能理解中国传统医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其中有些什么；是些什么；这些东西怎么会产生；其中哪些东西仅仅是具有历史价值，哪些东西还有现实意义。 台湾学者在研究“医学文化”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日己没有人高喊中国天文学、中国物理、中国化学，但却有那么多人在高喊“中国医学”，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然而提问者何以没有考虑到：如果是文化心态的问题，那么就同样应该有人高喊中国天文、中国物理、中国化学。所以“中国医学”能够存活至今，绝不是什么心态问题，而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的证明，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而不是“医学文化”所要解释的问题。如果以为通过“文化研究”可以说明中国医学的价值与治疗原理，进而“弘扬中医”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批评别人，言说某一事物、理论、方法的不足总是比做好一件事或指出“到底应该怎样”容易得多。我自己在撰写文章时也总是强调应该把传统医学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之中加以研究。但背景毕竟是“背景”。最近，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学者到中国访问，介绍他们在研究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时所选择的切人点是“工具”，尤其是度量衡工具。由此使我想到，时于古代医学家来说，阴阳、五行等难道不可以说也是一种工具吗？难道不是他们赖以认识自然、人体、生命活动的工具吗？由此衍生出的具体学说，构成了医学的理论，这就是古代医学中的“科学”成分一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于这些理论及相关技艺，我们都不必硬要套上一个“文化”的帽子。站在“文化”原本是指教化民众这一最本始的涵义上思考“文化”，则不难理解古人为何要对钻隧取火、凿井筑屋、尝百草定可食等大加渲染。概因教化始于人类创建自己的生活场所、饲养动物、栽培植物，即通常所说定居与农业生产的开始。在此之前，人类一直是使自己的生活适应自然条件，与一般动物界的生活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英语中“农业”（agriculture）一词与“文化”（culture）密切相关，而culture又与“教养”相关，似乎也反映着同样的“文化观”。人类为自身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呈现出“自行驯化”状态，这就是文化。那么医学当中是否也存在着“文化”的过程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人产后“坐月”，不吃冷物、不妄劳作，而西方人则无此习惯；日本人原本是有这些习惯的，但明治维新后被西方医学所“化”，产妇已毫无顾忌地吃起了冰棍。中国人老幼皆知受凉会感冒，但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却没有将自然气候与疾病发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必在病原体的感染上找原因。中国人说好发脾气是“肝火太旺”，而法国人则说消化不良是“肝火不足”所致。民众为何会有这些普遍看法，如果原因在于“生活经验”，那么为何不同民族间没有共同的经验性认识呢？这实际上即是因“医学文化”棗医学的教化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医学认识，因而教化的结果------民众的普遍认识、生活习惯亦因而不同。古人说孕妇不能吃兔肉，否则生子成兔唇，民众信而遵行之，于是便成了民俗、习惯、普遍认识，但这并不是生活经验，而是被教化的结果。至于说人们为什么会提出六淫致病说或病原体致病说，为何会有食兔成兔唇的认识，为何会将脾气或消化不良与肝火联系在一起，则是考察研究“认知方法”、“医学理论”的对象。其中可能会涉及到文化背景，但背景毕竟是背景，而不是事物本身。古人知道同姓结婚，其生不藩，并以此教化民众，但民众并不接受这种教化。拒绝教化，也是文化要研究的内容。禁止近亲结婚在当代已成为法律，法律已然不是文化，但法律的建立却是以这种认识的教化为基础。越南在12世纪前后接受了中国医学理论后，民众的语言中也出现了“感寒”、“感热”等词汇与相应的疾病观，这个过程也是医学文化棗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进行当中民众接受了哪些，拒绝了哪些，改造了哪些，都可说是“医学文化”所应研究的内容。
    这样看来，“医学文化”并非要把骚人墨客诗词歌赋中的病名、药名网罗都尽，而是有许多应该研究但却并未被注意的题目值得注意。

安宁客

“透明狮子”，是个新鲜名词，却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虽说老掉了牙，却常常在今天的人群中上演。这演员中有没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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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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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中医情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
　  我与中医的缘份，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最终则是《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的写照。然而虽说是“家传”，但实际上我与父亲几乎是同时接近中医的——因为他这位出身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洋”工程师，是在中年患病后才改弦易辙变成了一位笃信传统医学的“土”中医。所以除了中医书籍外，父亲也让我读朱洗所著《荷尔蒙》之类的近代生命科学著作。
　　据父亲说，神农采药时总带着一只透明狮子，随时让它吃药并观察体内的变化。而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记得那时家中至少有三个煮药的砂锅，学医不久的父亲一会儿说我们脸红“上火”了，便令每人喝上一杯清热之剂；一会儿又说我们脸变白了是“脾虚”，于是又让每人喝上一杯“四君子汤”。酸的谓之“梅汤”，苦的说是“咖啡”，连哄带逼反正得把药喝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实证”并非近代科学的专利。
　　不知是自幼当惯了“实验动物”，还是父亲“实证”身教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尝药”的习惯，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出自我笔下的药，没有没亲自吃过的。不仅是乌头、肉桂、大黄、芒硝这些一般医生望而生畏的“将帅之药”，而且我还长期服用过硫磺、偶尔尝过砒霜——因为小时听爸爸讲，冬季入水摸鱼的人之所以不怕冷，是因为常服“能起命门真火”的硫磺；某种口红中掺有砒霜，能延长青春。所以提笔开方时，对于某药吃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多大剂量才能起到作用、这付药会是什么味道等等，皆心中有数。某些胡子一大把，终生只轻飘飘地开过“逍遥散”、“八珍汤”，或是几乎所有的药一律都开“三钱”（10克）的郎中、专家、教授，一看即知缺乏“吃药”的体验。　　
    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当一名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员的机会，并开始接受西医培训。从此头脑中便有了两种医学，并由此造成认识上的第一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那时总要写信问父亲许多问题，例如：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等等。那时对拔牙、开刀、用洋文开张西药处方真的非常迷恋，也觉得比使用针灸、草药更有面子。但到了想靠“一技之长”谋个离开边疆的出路；或是离开边疆、返城当了工人，又想谋个职工医院大夫的岗位时，都还得靠“祖传中医”这张牌，于是便又从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中医的“阵营”。屈指算来，在那八年“无照行医”的岁月中，凭着家传的技艺，也确有不俗的表现：在贵州绥阳，一纸药方治愈十八个小孩的“慢脾风”，使得县医院的院长当场开出接收证明，同意将我从云南兵团调入当地的医院当大夫；曾在安徽某汽车制造厂供销科长身上大施三折肱的妙手，痛快地购得当时极为紧张的汽车配件；致于说那种小小年纪，即备受恭维的享受，就更是经常可以体验一番了。　　
    1977年“文革”结束，使我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校接受正规教育，由此在新的层面上展开了第二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固然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掌握医学基础知识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却成了学习中医、理解中医的障碍。当他们进入学习中医的阶段后，类似前面所言“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之类的问题，同样会困扰着这些初尝“两种医学体系冲撞”之滋味的中医后学。许多人也许会在从事多年临床治疗后，仍然摆脱不了“西医诊断、中药治疗”模式的束缚。而现代医学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然有过多年中医实践、早已反复体验过“冲撞”滋味的人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只有在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后，我才获得了理解中医何以能治疗某病，中医何以要如此治疗某病的“密钥”。换言之，只有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才能说清中医治病的“所以然”问题。所以在经历了第二次“冲撞与汇通”后，我开始考虑将来著书立说，把“中医”解释得让中医、西医、乃至一般人都明白。并自信能够作到这一点。然而在有了新的经历后，才知道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懂得两种医学体系的“科学”、“技术”成分——理论与技艺，仍是不够的。　　
    大学毕业后，意外地走上了治“科学史”的道路。这一新的经历又意外地使我获得了更多理解中医的契机。概言之，现代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何以能够治病的问题；而历史知识却能告诉我们那些玄妙的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如此高度的概括总结，对于毫无切身经验的人来说，恐怕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讲：“我的口疮一吃辣椒就好。”这确实太让我吃惊与无法理解了，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普通百姓也会说：口疮是因为“上火”，吃些“牛黄解毒丸”败败火就会好的。但吃辣椒无异于火上浇油，怎么口疮反倒好了呢？这个问题伴随我多年，直到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后才找到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即“科学知识”的作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在“无照行医”的年月中，虽然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骄人战绩，但也有“走麦城”的丢人之时。一次，仿效《黄帝内经》中“半夏秫米汤”的意思，为一位失眠的患者处方一纸，次日，当听到患者说：“大夫，我昨晚整夜未闭眼”时，顿时汗流浃背。但究竟错在何处，乃是在我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黄帝内经》何以要用半夏、秫米治疗失眠的原因后，才认识到的。总之，科学知识可以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历史知识，可以在古今之间铺设沟通的道路，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平面，只有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医”。　　
    小时候，爸爸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你把《黄帝内经》彻底批判了，就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逼近。所有中医的“忠实”捍卫者一定会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是在挖中医的祖坟！”但我可以轻松地回答说：“不必紧张，因为今日的中医，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旧瓶之中早已换了新酒。”要是不信，就认真看看我在这本书中是如何说的。 　　
    1998年5月2日，75岁的父亲突然出现轻度中风的症状。由于这些年来，年老的父亲对于中医的“忠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状态——听不得任何找他看病的病人说：“西医如何如何说”，每逢此时他一定会把病人大骂一顿、把西医大骂一顿，并经常说：“我决不会住医院、让西医去整治”等等，因此我想让他在家吃些中药，慢慢恢复。但两天后情况仍不见好转，体温开始升高。不得已，只好将他送进了医院。CT检察的结果是大面积脑出血，是否转到专科医院手术治疗，需要家属决定，当然结果不可预料。在这种状况下，每当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查房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父亲总会怒目相视、掀开被子、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最终：我决定坚持保守疗法。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除了我的医疗经验、其他大夫的预后分析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父亲的心愿。这是一个悲壮的抉择，因为两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因接受手术治疗而得以存活的父亲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的表情与心态？他能够承受这种现实的折磨吗？他愿意接受这一结果吗？既然两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何不遂了他的心愿，成全了他的“晚节”呢。5月11日，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学生安慰我说：看着老师那慈祥微笑的面容，知道他已经到了一个极乐的世界；并告诉我说：老师常说“人之生颇易，死却极难，总是要受尽磨难才能超脱。”而我的父亲却是在基本没有什么痛苦，在诸多学生的日夜精心照料下，安祥地走了。我时常会问自己：父亲对我的决定是否满意？——作为一个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