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当年读<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 >时的部分摘抄,有兴趣的就看一下吧,三辑《名老中医之路》看下来,其实就是重视经典,重视理论,四大经典要会背下来,然后复证之于临床,临证有疑难,再求之经典及名家著述,这是各位名老中医反复强调的,故摘抄时没有一一列出,只录各家别有会心者,或自觉对自己有益者,我有超星版的三辑《名老中医之路》,可惜上传有200K限制,此外第一辑《名老中医之路》亦作了部分摘录,如有人有兴趣,我也可贴出来
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
万里云天万里路 邓铁涛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王渭川
“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
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子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案,适当自我化裁有关。
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明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o.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淤,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破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
“《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九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
迂回曲折艰难困苦 叶橘泉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紫参汤今紫参这味药阳错阳差地变成了蚤休、重楼,因而真正的蚤休(七叶一枝花)则不予收购,沦落民间。又如《伤寒论·辨阳明病》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之连翘,是金丝桃科的小连翘(地耳草、田基黄)。考诸本草学,原有“大翘”、“小翘”,“狭叶、黄花”,“药用茎叶,连花实”等记述,李时珍云:“早莲乃小翘,今用如椿实者,乃蜀中来。”意思是说今用的木樨科连队是后来新发现的,而原来的大翘、小翘因而失传。其实,小连翘(田基黄)对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黄连招赤小豆汤明记用根,是金丝桃树连翘,今叫做红旱莲。还有萝薛科的杠柳,也是后来发现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来五加科的五加失传了。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以人参的一种珍贵强壮药。本草所载“金玉满车,不如五加”,是记其功用也。诸如此类,无疑影响了中医用药的正确性和疗效。所以,我感到中医需要研究中药本草
弥甘蔗境忆从前 刘树农
在受到《温病之研究》的启发以后,深感日人治学之精与识见之广。又揣摩了汤本求真所著的《皇汉医学》,觉得这部书的好处是教人从腹诊上以识别阴证与阳证。我在临床上曾根据确诊所得用该书所赞赏的桂枝加苓术附汤,治愈了几个沪地所谓“湿温伤寒”属于阴证类型的病人
一九三六年,经同乡人介绍,到南京诊治某巨公(四十八岁)头晕病,症状为头晕而沉重,起立则觉天旋地转,时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如是者近一年,经中西医治疗无效。我诊其脉沉弦而缓,视其舌淡苔灰滑,知其为在上之清阳不足,浊阴之邪上泛,已成阴乘阳位之局,但屡进苓、姜、术、桂、参、茸之品,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显著。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发,经西药治疗,三五日即止。我结合这一点,遵张子和“寒湿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说,按《千金方》治“下限中痰僻(水旁)”的“紫圆”方,照方配制,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隔一日用十粒分两次服,下水液杂脓血数次,越二日头晕即大减,灰腻滑润之苔亦渐化,食纳加,精神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剂,康复如初,休息痢亦不复发作。年逾八十,以他疾终。
涉医征途回眸 关幼波
对于黄疸,除了同意“湿热相搏”乃生黄疸的传统概念外,对于与“疫毒”传染有关的病因学说我也比较重视。在病理上,我体会到;湿热羁留气分不会出现黄疸,而湿热为胶固之邪,入于血分,淤阻百脉,逼迫胆汁外溢,浸债肌肤,才能出现黄疸;若湿热蕴毒,则血热沸腾流速,胆液横溢,除黄疸日益加重外,尚可出现扭血、呕血、皮肤出血、斑点、赤缕、掌红、蜘蛛志等,甚至毒热弥漫三焦,侵犯心包,而见高热、烦躁、神昏谵语等危候;若湿热凝痰,更加胶固粘滞,淤阻血脉,脉道不通则胆汁更难循其常道而行,黄疸更难消退。历以在治法上除了遵守传统的清利湿热之外,尚且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的个人见解。
有益的 回忆边 江育仁
曾治一例失眠患者,颧红升火,彻夜烦躁不宁。多次投以平肝潜阳,养心宁神之剂,连服十多天,药沉大海,并无寸效。老师就在我原方中加入猪胆汁、龙胆草双重苦味药,仅服三剂,即能安然入睡,霍然病愈。老师谓;“虚火宜潜,实火宜泄。该病有颧红升火,烦躁不宁者,即肝胆有实火也。”
又一例女童尿储留,长期导尿,引起下阴严重感染,外阴部红肿溃破,迭经中西药物并治,小便仍涓滴不下,痛苦万分,邀我诊治。认证湿火下注,经治一周,病情未见改善,反而增加肢体浮肿,呼吸气粗,恶风发热。乃请同窗老友会诊,他详询病情,反复检阅所有处理方法,思考再三,若有所悟,告余曰:“此实‘提壶揭盖’之证也。”即疏生黄芪120克,桔梗18克,升麻、生甘草各9克,浓煎代茶,少量多次口服,并以生银花、生甘草煎汤熏洗下阴,每日二至三次。三至四天后,小便已能自利,取出导尿管。嗣后阴部肿胀溃破处亦得逐惭消退愈合。
“提壶揭盖”法,为癃闭少尿症中属于气虚下陷者,理法并非陌生,而下阴部红肿溃破,明为湿火证,加之小便涓滴,似与证情有违。孰知肺主一身之气化,肺气不足,气化岂能下达州都。生黄芪配伍升麻、桔梗,既益其气,又举其陷。且黄芪托毒消肿,对久溃不敛之疮疡有生肌收口作用,为外科之要药。
治学三部曲 朱仁康
章氏对疮疡外科有独到之处。常惯用虫类药如山甲、全蝎、斑蝥、蜈蚣之类,配成秘方九散,用以内消疮疡.功效卓著,故能驰名于世。
医 海 春 秋 孙允中
我曾研究了引经药,重视它们在方剂中不可低估的地位。血府逐淤汤中柴、半、桔、枳的上下升降,通窍活血汤中葱、姜、麝香的升散开窍,少腹逐淤汤中茴、姜、肉桂的温通下焦,身痛逐淤汤中艽、龙、灵脂的祛风通络,隔下逐淤汤中乌、枳、香附的琉肝理脾,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地龙的补气熄风,引经药都起着重要作用。方中活血药可以更替,而此等药不能偏废,否则一方可代六方,就没有区分血府、通窍、少腹、身痛、隔下和补阳还五的必要了。有些人拟方之后即云某某逐淤汤加减,实际不过是满纸活血药而已。当然不能说它毫无作用,但至少疗效不著。
我还对佐药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推敲和验证。如真武汤仲景用心良苦,方内白芍恰到好处,既可缓和附子辛热之性而不致伤阴,又能引导附子达下元而不得上窜。与附子相配,阴阳互济;同术、苓为伍,利湿外出。倘若去白芍则方义大变,稍微不切就有火盛耗津之虞。如果重用白芍则功力又进,敛阴涵阳,可治虚阳欲浮之证。显然,那些恐其恋邪和视其无功,便弃之不用的人,是千虑一失了。无数的经验证明,方剂中佐或反佐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真武汤如此,芍药汤、达原饮等方也是如此。
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 沈仲圭
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该死书”诮之。
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猖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相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
学到老学不了 沈六吉
古法以五铢钱抄药粉不落为一钱匕。故一般药粉一钱匕不等于一钱,约合目前二分左右。而今某手册竞改十枣汤每服一钱匕为一钱。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毒药。《伤寒金匮方》之用十枣汤送下,正欲缓和其毒。现无故将剂量突增五倍,岂能避免中毒。又备急丸每次剂量为小豆(指赤豆)大三丸,约合今六厘左右。丸内有巴豆,过量易中毒。而今某手册改为每服五分左右。
治 医 一 生 何世英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因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无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包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届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榴,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治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迟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于,脉弦细而数。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唾而不闭目,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稕,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皖、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脑汤加元明扮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俘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郁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 《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代代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术与白术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分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诚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效,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僵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末发生中毒反应。
医学生涯六十年 陈源生
瞩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思,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钟龄先生益处不小。
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著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分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捷径。
程钟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
鸡矢藤一药,我几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于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利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廋,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阴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用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
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临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辩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拨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
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九为煎剂内服,外用莱服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烫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7夜间弹思极虑,穷究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列《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井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绒,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竞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咸可奏效
我的学习方法和临证体会 扬永璇
祖述宪章发扬光大 吴考槃
《伤寒沦》真是一部经验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书。
精研潭思老而弥笃 张伯臾
徐灵胎评注的《临证指南医案》,是我一生爱读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佐之处。如《临证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氏常用麦冬、五味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毫出路,是何法也!”对此两说,在我始学之时,确有莫衷一是之感。为释疑团,我在临床中留心十余年,始有所悟,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助纣。然临证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痰吐血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持苦寒,反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须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窒腻,遣方之妙,诚可取法。”可见,大凡治学,不能轻率随和一家之言,总应潜心研讨,方能融为已见。
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我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
例如;方x x,男,25岁,某院会诊病例。病者原思有肾病综合征,住x x医院内科病房,使用西药噻替派。在第十七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至200/立方毫米井伴高热,体温40.5。c,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西医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噻替派,并用多种抗菌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五天,高热不退,证情凶险。一九八O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往诊,证见高热六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肢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根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我分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见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人参白虎汤,参以凉血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泽兰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二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故又嘱患者续服原方三剂。至十月三十日再邀会诊,病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胁痛,苔根腻,舌淡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我考虑此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以致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而有内传少阴之虞。故治疗重在扶养正气,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敛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四剂后,热病告愈,二周后复查,二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本案治疗,我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努力做到立法用药,知微杜渐,防变于未然,这样才掌握了主动权。
我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井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读《干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我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我所通疑难杂症,与日惧增,投以平时效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我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干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我想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待疑难杂症,正如严苍山先生所云,方药不避其“杂乱”,但须杂中有法,乱中有序,这也是我得力于《千金》之处。
学无止境学无捷径 张珍玉
当时青岛云南路有位老中医叫谢文良,北京人,颇有盛名,就诊者盈门。我问他,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应当怎样理解。他说;春夏温暖,阳气旺盛,阳生阴长,生机蓬勃,万物争荣,此时应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生发的阳气;秋冬寒凉,阳杀阴藏,阴气当令,万物收藏,此时应保护主令之阴气。治病要考虑节令气候,勿伐天和。这对我启发很大。
如《伤寒论》中“胃家实”一语,开始父亲引经据典,反复讲解,但理解还是不深。以后随父见习,见一位病人头痛,家父却投以大承气汤,遂问其理。父云;“病人便秘拒按,苔黄脉洪,是阳明实证。阳明之热邪上冲,干扰清窍,所以头痛。阳明经行于前,故病人头痛部位在前。用大承气汤以泻其实邪,邪去正复,头痛自然可愈。”至此才真正指出“胃家实”之意。
四物汤是补血的首方、要方,其配合是非常巧妙的。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万物有生长
收藏,春夏为阳,主生长,秋冬为阴,司闭藏,阴静阳动,无动则无以静,无静亦无以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四物汤中,川芎为春,当归为夏,二者主动;白芍属秋,熟地系冬,二者主静。动静配合,所养之血,才是有生机的活血
学习中药,植物药的药用部分不同,功用也不同。近乎天者走于上。花叶向上生长,近乎无质轻扬,属阳,功用主表主升;近乎地者行于下,根近乎地,质重,属阴,向下,主降主泻。这就是一般规律。但普遍中又有特殊,如诸花皆升,而旋复花独降。
就是同一味药,由于配伍不同,在不同的方剂中,作用也有所不同。如小柴胡汤、理中汤、白虎加人参汤都用人参而其义不同:小柴胡汤中,人参扶正,使邪气不得复转入里,理中汤中人参补气健脾,振奋脾胃功能;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补气生津,治津气两伤。我们现在用人参与古代又有不同,现在多用于气虚气弱的病证而少用于气津两伤。
我曾治疗一无汗症病人,自出生后就未出过开,年幼时尚无特殊感觉,长大后,每当劳动或活动剧烈对就面赤发热、心慌、烦躁。某医院诊断为无汗症。一般很容易认为,肺主皮毛应该治肺,使其发汗。但仔细分析,病人并无肺病的症状,而面赤、身热、心慌、烦躁为心阴虚的表现。汗为心之液。我从滋补心阴为治,获得满意效果。
我对“柴胡劫肝阴”不太明白,就去间一位夏老师。他说:柴胡有琉肝的作用,用之得当,效果显著。但柴胡味苦微辛,疏肝太边就会耗伤肝阴。他的解释对我启发很大。我发现不少方剂中柴胡往往与白芍配合应用,白芍可以防止柴胡疏散太过。不但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而且进—步明确了药物的配伍意义。
气与阳的关系问题。虽然也明确助阳药不能补气,补气药也不能助阳(黄芪能升阳);气属阳,但又不等于阳。临床上气虚和阳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不很清楚。就这个问题请教老师们,指出阳是对阴而言,气是对血而言,气与血可以分属阴阳来说明它的作用。阴阳可概括全身,也可指一个组织脏腑。一般地讲,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临床上所指的阳虚,多指脾肾,气虚多是属于脾肺。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天癸不能局限地指月经;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尤其是维持正常生殖机能必需的物质
带脉起于季胁的两面,环腰一周,如束带然。
《素间·金匮真言论》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心为阳中之阳,所以心有实热之邪,可以用苦寒直折;肺为阳中之阴,肺有实热之邪则应慎用苦寒,以防伤阴。脑为奇恒之府,中药中并没有入脑的药物,那么,临床上怎样治疗脑的病症呢?联系到临床实际,让学生理解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理多分别归属于五脏,其中以心肝肾为主。心主藏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生髓而通于脑。 《灵枢‘海论》说:“胞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因此脑的病症多从心肝肾辨证论治,这样,学生对脑的认识及脑病症的治疗就具体而深刻多了。
从医回忆录 周筱斋
学无止境锲而不舍 哈荔田
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说“心肺阳也,随胃气而右降,降则化为阴;肝肾阴也,随胃气而左升,升则化为阳。故戊己二土中气,四气之枢纽,百病之权衡,生死之门户,养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谨于此
先父临床尚用气分药,并据《内经》“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之旨,认为气在人体内沿着经络血脉运行不息,循环往复,若有一毫壅塞,则气机不畅,脏腑失和,气血不调,百病丛生,此即《内经》“百病生于气”之意。并认为气实则多郁,气虚必兼滞,气寒则多凝,气热则流急不倾,因此针对证情之寒热虚实在大法确立之前题下,每喜佐用适当之气分药,以调畅气机,运行气血,调和脏腑,如阴虚之用香橼、绿萼梅、合欢花等,取其理气而不伤阴;血虚之用小量柴胡、荆芥等清芳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气虚之用陈皮、佛手、砂仁理牌和胃,取其补而不滞。它如降气之朴、积、苏梗等,疏气之青皮、桔叶等,行气之乌药、木香、陈皮等,升气之柴胡、升麻、川芎等,以及香附醋炒以入肝,盐炒以入肾,炒黑以止血等等,皆为临床之所习用。我承继先父这一经验临床数十年,渐达其妙,用药范围也有所发展。如蒿本、·细辛等,虽非气分药,但我常作气分药用。按《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细辛色青入肝,质轻宣散;蒿本辛温通络,兼入厥阴,二药用治心胃气痛,或痛经等病每获捷效。我在继承家学,参究古人、今人医疗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整理、实验民间的单方、验方如抽葫芦或向日葵根煎服疗水肿、小便窿闭;牛膝、乳香等分为末,每服6克治遗精;涂搽煤油疗斑秃;拉拉秧点瘊子等等,均采自民间验方而确有效果。此外,我亦重视单味药的治疗特效,及现代药理学对中医研究之成果如青黛之消瘤,猫爪草之治结核,猪毛菜降压,苍耳子之疗过敏性皮炎,蜂房、全竭之兴奋性机能以及外用熏洗疗祛等等,在辩证用药的同时,每每参酌应用,常能提高疗效。
满目青山夕照明 洪子云
其于《内经》,除要求通读明义之外,尚规定若干精读背诵之文。至于《伤寒》、 《金匮》,则要求整本背诵,谓之“包本”。温病虽不在经典之列,以先君驾好之故,亦要求背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等书。另选若于精炼之歌括,务必能背。当时虽不胜其苦,迨至用时,方知其甜。
读伤寒分作三步①熟读熟背,领会大体精神,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贪其多,但求其熟。②精该柯、尤、钱氏之三‘集”、《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辑义》以及二张(张隐菴、张令韶)、陈修园之诠释,井浏览其余,以广见识。在博览群书基础上,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逐条体会,相互交融,分中有合,合而复分。例如心下痞一症,除五泻心汤证外,应追搜有关条文,各个分析对比,求出证治之异同,而了然于胸中,以便运用时提起一点带动一串。多年实践证明,此步功夫,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大有稗益。②理论联系实际。此时应与书本保持若即若离关系。“若即”是借助书本,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若离”是不受书本束缚,大胆独立思考,能动地认识疾病发展变化及其诊疗规律,决不可限于条文字句之间。然后根据实践所得,加以总结提高。如此不断往复,必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如157条(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之序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下同)十枣汤证,有“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句,历来注家多顾文演义,未加深究。余在临证中发现,病者主诉心下痞者甚多,而诉心下硬满者极少,对照注解,难明其故,然细查病体,则恍然有悟。即医者以手切按病人心下,觉抵抗力较强,若有硬满之状。同时病者称心下痛者极少,而称牵连胸胁痛者多,若积饮较重者,或有窒息感。故知“硬满引胁下痛”是他觉症,由是应断句为“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这样不仅符合临床实际,而且便于教学。又如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历来对“脉促”见解不一,聚讼纷纭,有以“急促短促”为解者,有以“数中一止”为训者。据临床所见,“急促短促”者确有之,且为多数学者赞同。而“数中一止”者亦时有所见。如病毒性心肌炎,初起酷似外感,或寒热未罢,而脉促(指“数中一止”,下同)已见,或外证已除,而脉促不休。其中有心阳虚劫者,投桂枝去芍药汤化裁,常获佳效。于是,以上两种意见,兼收并蓄可也,不必由理论而理论辩其是非。
学理如此实践亦然。例如大叶性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多采取卫气营血辨证。然而亦有特殊情形,如严冬发病,常有里热虽重,但外寒束缚不解,可仿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大青龙汤化裁,有初病之时内热潜伏不现,而见面色苍白、肢冷脉微、血压下降者,当急予回阳救逆,待阳回之后,再议其余;有在热炽过程中,或热灼之余,而阳气暴脱者,仍须当机立断,速投回阳之品。
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余岁,双目失明,其女扶持来诊。病程既久,肝实而脾虚,饮食少进。检索前方,俱是滋肾柔肝之品,效果渺然。忆及《本草纲目》引《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以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仿其意,拟方如下: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丝子、复盆子、夜明砂、谷精珠、破故纸。经治月余,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识,竞获理想效果。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子、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痒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
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
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 祝堪予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
。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折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
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 《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 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辩病相结合。
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医途回首五十年记 高式国
凡遇爱好之书,宁可买而不读,不肯见而不买。如张寿甫、陆渊雷、挥铁樵、时逸人、秦伯未、承澹庵诸前辈大作,读之如见海天之阔,其维新衍义之处,多由经典化出,其中意味深且长也。
时正值百家争鸣,有拟将中药革新,单煎分储,然后按方配剂,商余可否?余喻以渍茶,乘热饮之,其味清香,功可透汗,凉而饮之,香味减,功则利尿,隔宿饮之,其色紫,其味苦,功则涌泻矣。一茶之微,尚且如此,安知多数药味,煎后寒热新陈之变,功能或有不同乎?
余在主任针灸科室期间,曾解释经穴命名意义。以任督二脉为人身阴阳经络两大纲领。比之乾坤两卦,其他太、少、明、厥,阴阳各六,则犹震、巽、坎、离、艮、兑六子也。即《奇经考》所云“督脉为阳脉之总纲”之意也。故余拟以督脉为十四经之首。又以“长强”穴为督脉各穴之首,亦即十四经所有诸穴之首。
推究经穴起源,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察其流、注、敛、散,而识其性能。两者之义,俱由自觉而得。或喻之以物象或证之事功,取两三文字之义,标示体用性能而定其名称。若云必表而出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于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乾元、坤元”也。研讨本久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探索肿瘤的治疗 钱伯文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晄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病人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淤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脉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侯是由于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术、黄芪、附块、肉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末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积完、枸橘、归尾、赤芍、三梭、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牌、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总之,调整脾肾功能在治疗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有一例食管癌的患者;高年体虚,吞咽困难(仅能吃半流质),胸前区及背部闷胀隐痛,咳嗽不爽,痰多粘腻,大便于干燥,苔腻舌质偏红,脉弦细而滑。曾用5—FU,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剧烈而停止化疗,要求服中药。辨证分折以痰气凝滞为主,并根据“食入即出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的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理气散结、佐以滋阴补肾”的治则。在使用复方(青皮、枸橘、杏仁、橘叶、木香、槟榔、桃仁、石见穿、石打穿、象牙屑、山豆根、生地、茯苓、生熟苡仁等)加减出入的同时,加用六味地黄丸、移山参片等,连续服药一年左右,吞咽困难基本消失,二年后完全康复。服药期间,x线摄片复查逐渐好转;最后一次摄片:食道已无异常。在这个病案的治疗中,由于思者脾虚生湿,湿能生痰,痰气凝滞而为肿块,又加高年肾气不足,肾阴亏损,因此,治疗上采用标本兼顾的方法,一面化痰、理气、散结以祛邪(消除肿块),一面调整脾肾功能以扶正,所以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现在临床上有些药物虽是常用的,但用量也不能太大,如龙葵超过30克并长期应用,就会降低白细胞,莪术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对肝功能有影响。即使常用的桔梗和山豆根,如剂量掌握不要,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有一次,治疗一声带肿瘤患备用药后病情进步不大。当时一位青年医生想使药物迅速发挥作用,就把处方中桔梗增加到12克,山豆根增加到18克。结果服药后即出现恶心呕吐、胃纳呆滞等副作用。后来把剂量调整下来,病人才得以重新接受治疗。
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一些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如喜树、山豆根、肿节风、天南星等),效果更好一些。例如一例胃癌患者,根据辨证属于胃阳虚及忧郁痰阻所致。按辨证用药,症状虽有减轻,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我们在辩证基础上加了石见穿、石打穿、天龙等之后,症状就有显著好转,后经x线钡餐胃肠摄片检查,病灶亦有缩小。
习医、临床回首录败 韩百灵
习 医 回 忆 屠揆先
有人患咳嗽久不愈,
化验痰,发现有白色念珠状霉菌。当时有一民间单方用白药子叶治鹅口疮有效,因而联想到鹅口疮之病原体既是白色念珠状霉菌,则对支气管之念珠状霉菌亦应有效,因于清肺化痰药中加用白药子。不久咳平,痰液化验已无霉菌。先兄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使我深信,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然会大有好处。
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他药物以调配,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则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又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又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壮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濡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但湿热惧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病人舌苔黄腻而偏于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桅等药,可无苦燥伤津之虑。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津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师和交友厚积而薄发 董德懋
施老治外感热际擅用清解法。他说:“吾侪治疗外感病,首宜辩明表里、寒热、虚实,则层次分明。表病不可只知发汗,且应注意清里。,’他根据表里病情的不同,合理配用解表和清里药物比例。在治疗感染性发热疾病,如流感、白喉、风疹、水痘、猩红热、丹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扁桃腺炎笔常用银翘散加减,宣散风热,清热解毒,其加减变化甚妙如:夹寒加麻、杏加重荆芥量,挟血热加生地、丹皮、丹参;热毒重加公英、地丁、紫草、甘中黄,挟湿加获苓、大豆卷、通草、绿豆衣;若肢体痛甚,银花用藤,加桑枝,若发疹,加浮萍、蝉衣等。他对紫雪散应用亦别具一格,常在未见神昏谵语时即用,只要高热、便秘、舌红、苔黄,用之腑行热退,不致热陷营血。
施老善用山药配黄芪治尿糖高,苍术配元参治血糖高,为中药现代药理所证实,并屡验于糖尿病临床治疗中。他对药物应用,常在古人启发下有所发挥,如蒲黄治中风失语舌强,蝉衣治耳鸣,为先生临床经验心得。
先生对孙一奎《赤水玄珠》和张石顽《张氏医通》尤其推祟,认为是中医内科必读之书,每教吾等阅读。 《张氏医通》为张石顽师生心血结晶,集前贤书百余种,十六卷,七十万字,述内科证治,兼及妇、儿、外科。我读《张氏医通》,以内难仲景学说为经,后世各家学说为纬,掌握其辨证纲领、方药运用为要。对张氏个人实案、证治发明,亦每留意,如交肠、百合病,历代较少记述验证治例,张氏书中有载,特录出以供以后参考。对每种疾病,尤其着眼于历代各家在诊治上的认识发展,从中自有收益。以后我还参考《古今医案按》等优秀医案相互参阅,也有不少新意发现。
如临床常用行气药物治脾胃气滞病症,有香附、乌药、木香、砂仁、陈皮、枳壳、厚朴、摈榔、大腹皮、蔻仁等,其辛香温燥,具止痛、除满、解郁、化痰、祛湿、和胃、运脾作用,部分药物还有平喘、活血、疏肝、通下的功效。但因辛燥又易耗气灼津,故不宜久用。以后在临证中发现《济阴纲目》加味乌药汤不仅可治妇人气滞痛经,对脾胃气滞病证亦效,方内乌药、香附、砂仁、木香四味行气药性平和,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香附行气而疏肝解郁,长于止痛;乌药行气除满,对胸腹痞满皆宜,木香行气而宽中止泻,对腹泻下痢较宜,砂仁行气而醒脾开胃,能芳香化湿。临床常酌选其中二、三味小量(3—5克)配用,每取良效。
再如脾胃不和,胃气上逆,见呕吐、暖气、呃逆、吞酸等,余每以降逆和胃法,选旋复花、代赭石两药。起初我套用仲景旋复代赭汤时效时不效。后辨为脾胃虚者用原方较合适,如有肠胃实热见便秘、口干、苔腻者,则去参、草、枣加瓜萎、风化硝、大黄、枳实,降逆通下合用。可见选药精当必须在正确辨证基础上,始能积累合理的经验。
治 学 杂 谈 谢海洲
这种先《伤寒》、 《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祖父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
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庵、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园],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因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
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解的作用。学习方欧、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毛,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床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 《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制方要通权达变,吸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案白。古人
谓方之为倣也,倣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
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
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
中,除注意君臣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
求,处理好五个辩证关系:
一曰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
宣通气机;收指收敛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
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邪,用荆
防之辛散,又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
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
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 《伤寒沦》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颐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淤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活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井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二昧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曰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降,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如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井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曰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室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后动。组方配伍,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合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话一味,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乎必有帮助。
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夹邪气,以整体现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淤等法综合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侯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淤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回、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惫①热毒的轻重;②顾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菌,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梅花香自苦寒来 楼百层
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
热情。
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拨针,病亦行差。
又如对半夏泻心
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 《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
《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
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密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竞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加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在前人针灸欧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自撰了“治疗总穴歌”,作为临证的重点用穴,现录加下,供作参考:
面口合谷收,曲池配穴优;如遇头痛时,风池效可奏。胸胁内关谋,可向外关透。肚腹三里求,上腹中脘搜,下腹加关元,天枢治脐周。腰背委中求,殷门亦可收,陀脊按部加,斜向脊柱透;下腰大肠俞,上腰肾俞揉。上肢取曲池,合谷肩髃施;下肢阳陵泉,环跳绝骨刺,周身节骱病,疼痛取阿是,避开大血管,胸背禁深刺。
徐疾补泻的针刺操作全程应理解为:将针进入穴内后,由浅部徐缓地微捻纳入深部,再由深部疾速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导致阳气内交,所以称之为补法;反之,由浅部疾速捻入深部,再由深部徐缓地微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引导阴气出外,所以称之为泻法。 《灵枢·官能》中“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及《小针解》的“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推而广之,可认为“呼吸补泻”即是在徐疾补泻基础上,结合患者呼吸时机分补泻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机械地把它理解成仅以“呼气时进针,吸气时出针为补;吸气时进针,呼气时出针为泻”。至于“开阖补泻”的“出针后于穴位上速加揉按,促使针孔闭塞,不令经气外泄为补;反之,出针时摇大针孔,不加揉按而令邪气外泄为泻”,是针刺全过程中的后阶段,当与
其他补泻手法配合为用,而不能单独使用,故“开阖补泻”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补泻手法,只是徐疾补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巳。诚如《灵枢·邪客》所谓; “先知虚实,而行徐疾。”《内经》所裁针刺补泻法,基本上均以徐疾补泻法为基础,离开了徐疾,也就无从言补泻。
学医在勤奋 临证贵辨析 路志正
伯父教我诵读中医典籍的方法是:先是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或百遍之数,有若流水行云,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否则忘却亦快。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涵义,所谓“涵味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逐渐使我认识到背诵和理解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许多名篇大作及中医经典都是这时诵读的,至今不少原文仍能朗然成诵,深感得力于当年窗下功夫。而且,习惯成自然。晨间如不读书,则怅然如有所失。朗朗上口,乐在其中。今虽六秩,其趣不减。
切脉, 《内经》有“三部九候”之论,由于种种原因,后世发展为“独取寸口”,但实践之中常感不够。如大面积烧伤及某些血管病患者,寸口无法切按或无脉,则不仅需“三部九候”进行诊脉,甚至凡体表末被灼伤部位,一切可触到之动脉,皆可切按。如脐间动气,十二经脉等常可弥补独取寸口之不足。对于危难重症欲知其须后吉凶,还须以下部三候(足厥阴、足少阴、足太阴)中诊视,即古人谓之枝叶虽萎,而树根犹荣也。
如汪昂《增补本草备要》,黄柏治口疮下小注云:“治口疮用凉药不效者,乃中气不足,虚火上炎,宜用反佐之法,参、术、甘草补土之虚,干姜散火之标,甚加附于,或噙官桂以引火归元。”
又如枳壳条下,方士进瘦胎饮;蛤粉条下,宋徽宗宠姬病痰嗽,面肿不寐,李防御治之不效,向走方郎中求得黛蛤散。它如肺损用白芨末,产风血运用华佗愈风散(荆芥穗),阳明头目昏痛用都梁丸(白芷),胃气痛用良附丸等等,至今仍为医家所习用。
得气感应,多先从穴下反射到押手上的一瞬间,刺手针下的沉、紧、酸、麻、胀感随之而至。
湿证,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随其所在而表现不同。除一般特点外,临证尤应注意其舌脉。舌体多胖大,质呈暗淡或暗紫,苔多粘腻滑润,脉多濡缓细涩。应注意通、化、渗三法。“通”乃温通或流通之意。因湿性重浊,最易阻遏气机,故宜杏、蔻、橘、桔等调理宣通三焦气机之品,更重在调理脾胃之升降。“化”则应注意湿邪之转化。温化寒湿时忌用大辛大热,以免过燥伤阴而化热;清化湿热则忌大苦大寒,以防湿邪凝滞或过伤脾阳而寒化。“渗”指以淡渗或苦渗之品引湿下行,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然,治湿还应和健脾、温肺、益肾合用,方为治本之图。
冠心病,医家多以通阳宣痹之瓜蒌薤白剂取效,或从气血淤阻以活血化淤收功。我治一冠心病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前医曾选用宣痹通阳,益气养血、活血化淤之剂及扩冠等西药而效不显。观其胸闷皖痞、恶心欲吐、口粘、口干不喜饮、头晕目眩、舌胖嫩、脉濡缓等见证,显系湿浊中阻,郁遏心阳所致。遂以运脾祛湿、芳香化浊法,药用藿苏梗、清半夏、云茯苓、杏仁、菖蒲、郁金、路路通等而得愈。
“发作性睡病”,中医称“多寐”、“嗜卧”。究其因,有胆热好眠者,有气血虚弱者,有髓海不足者,但仍以湿邪困脾者为多。而湿困脾土又有湿重和脾虚之辨。湿重者,体多肥胖或久居卑湿之地或素有茶癖或暴饮无度而致水湿停渍,困遏脾阳,证以肢体酸困、沉倦无力、胸脘痞闷为主,苔多白腻,脉来濡缓。治宜芳香化浊、燥湿健脾,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脾虚者证以肢体倦怠、脘腹胀满、食入则昏昏欲睡为主,苔白质淡,脉多沉弱。治宜健脾益气以醒牌困,方用六君子汤加砂仁等治之。余用此法,曾治愈多例病者。
“脑震荡后遗症”,近人多以活血化淤入手,这仅是治法之一。殊不知脑为清灵之府,跌仆惊恐,最易引起气机逆乱,而变生痰湿。痰湿扰乱清空,则头痛、头晕、麻木、恶心呕吐,诸证丛生。我治疗此类病证,除一般常用之乎肝熄风、镇静安神、活血化淤法之外,尚多从痰湿考虑,以温胆汤化裁,亦每多效验。
我举以上数例,说明湿邪为害,伤人甚广,不独南方多见,北方亦未可忽视。
如“多寐”一证,虽常见以上几种,但亦未可概论。尝在门诊治一“发作性睡病”,以其有鼻塞胸闷、痰多粘白、气短浮肿等见证,辨为肺气失宣,鼻窍不利所致,竞以疏风宣肺、清气化痰法得效。药用苍耳子、白芷、桔梗、前胡、法夏、陈皮、黄芩、牛蒡子、竹茄、黛蛤散、六一散、芦根等五十余剂而治愈。说明肺窍不利亦可引起嗜眠,岂可尽归于脾湿、胆热哉
尝治一妇,乳中结核累然,乳头时渗清水,两乳发胀,胸胁胀满掣痛,经期尤甚,诊其脉象沉弦,舌苔薄白。西医诊为“乳腺副腺增生症”。一医以其炎症从火,予以清热解毒之剂。药后更觉胸闷不舒,脘痞纳呆,遂转求余治。盖乳头属足厥阴,乳房属足阳明。当其五七之年,阳明脉衰,兼之忧思(圭心)怒,肝失条达,而致肝木侮土,气血痰湿胶结不化致成‘乳癖”之病。其因在于气滞,证属肝脾不和。遵“木郁达之”之旨,予舒肝健脾,解郁通络之治。用醋柴胡、青蒿、橘叶、丹皮、桅子、当归、白术、薄荷、王不留行、路路通、生草,凡五诊,月余而平。
曾治一“周期性发热”病者韩某,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发热,每月一次,持续3—5天,体温38,5—39.5。c。至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先后十次住院,经检查为免疫机能缺陷,虽中西治疗,未能根除,遂求诊于余。见其体瘦面黄,面目无神,手足及鼻尖易出汗,发热日哺为甚,脉沉取无力。诊为元气虚、阴火盛、营卫不足之证。以补中益气汤加首鸟、鳖甲、牛膝为治,半月而愈,随访至今,末再复发。
我学习中的几点体会 蒋洁尘
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
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字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
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著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
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呆记药味,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
《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合论”值得一提。论中谓:“气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茱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情究,深明方义, 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使方而不使于方: 一是“医贵多方”,需熟悉前人的各类成方。所谓熟悉,决非死记药味,重点在于从理、法上加深理解,对每一个病证至少要牢记五个以上的方剂。临床实践,要注意必须“执方”,切忌“凑药”。一般来说,理法方药这四个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医案中有本《谢映庐医案》,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处方用药,善于选用成方”。它在每一则医案的后面,都附有一至两个其所本的成方,而且不偏执经方、时方,对初学者来说,此书允称为最好的医案范本,值得阅读。二是学习各家方解,要善于比较、分抓从而鉴别高下,择善而从
采百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裘笑梅
对妇女脏躁悲伤,以阴虚肝旺型较为多见。明乎此,我认为应治以平肝安神潜阳滋阴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创拟了“二齿安神汤”(青龙齿、紫贝齿、灵磁石、获神),旨在养心神,开心窍,镇惊而守其神。临床与甘麦大枣汤合用,疗效显著。
治学之道在于学“问” 赵棻
再如学习脉学,感到很抽象,如讲到浮脉是浮在皮肤上,又如水漂木。听了好象易懂,但追问它的实际标淮如何?又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答案。古人为什么说如水漂木,如果只在字面上去理解,只能认为浮者,浮于上也,脉浮在皮肤上如木浮于水一样,其实这是一知半解。须知中医言脉,在于脉气即脉之动态。要真正理解浮脉,必须深思其意,再加实验。可试取一块小木板,放在盆中,盛水后木浮于上,此时以手指轻轻下压,手指亦紧随木块下沉,如将手指轻轻提起,木块亦紧随手指上浮,这种应指上浮之力,即是浮象。临床验浮脉,即重按之后,随即轻轻提起,手指不离皮肤,脉气亦随手指上浮,这就是浮脉。古书文字简练,必须深究。验舌亦是如此。如舌苔的厚薄,从字面来看,理解并不困难,但厚薄的界限,应如何确定?我想应该从舌的乳头方面去探讨,乳头被苔垢遮满,才算厚苔,否则仍属薄苔。如此鉴别,才有着落,决不可因古书未言,便囫囵吞枣。
悬壶生涯六十年 赵炳南
勤奋读书 不断实践
一兼忆瞿文搂、韩一斋、江逢春先生 赵绍琴(打印全文)
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论“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如每见火证必凉,并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症,每用调和气血,后期再以活淤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按之。”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
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凋宣畅气机,不可一派寒凉。他说:“温虽热疾,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治温虽有卫、气、营、血之别,阶段不同,方法各异,但必须引邪外出。若不治邪,专事寒凉,气机闭涩,如何透热?又如何转气?轻则必重,重则无法医矣。方书虽有牛黄丸、至宝丹、神犀丹等,但必须用之得当,早则引邪入里,后期正虚之时,又无能运药治病,只有用之得当,才能见效。”程老此论,我在临床中体会,正是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能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含意。
凡郁皆当开。气血痰饮食湿,均可致郁,郁久化火,都是热证,岂可一派寒凉?并言“治热以寒”,遏阻气机,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瞿老之论,源于《内》《难》,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用之于临床,每多效验。
一次治一妇人妊娠三月,患疾喘咳,首方以苏子、莱服子、杏仁、贝母、批把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汪老看后批之曰:“苏子降逆力强,胎儿受伤,甚则引起堕坠;莱服子味辛性烈,弱人尚不可用,况孕妇乎?”又一次,一猩红热病人,我处方中用了薄荷,汪老批之曰;“温疹乃热郁于内,一涌即发,发则无以制止,方中何以还用薄荷?恐其不速耶?”井告诫道:“脉数有力,斑出深紫,高热心烦,咽红肿痛,皆是发出之极矣,切不可再行发之,只宜清气凉营,以缓其速。
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 谭日强
学然后知不足 潘澄廉
必读之书,一般认为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必读书中,如《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六节脏象论”、“脉要精微论”、“至真要大论”之类的有关基础理论诸篇,对中医各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需要精读。如习内科者又应细读“热论”、“疟论”、“欬论”等;习针灸者又应细读“经脉别论”、“刺要论”、“缪刺论”、 ‘九针十二原”等。总之,对一部《内经》,读时要有一般和重点之分。
温热病学,它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对急性热病的辨证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的文献也较各值得必读的有《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此外, 《温疫论》亦可选读。
个人认为在医案方面如《寓意草》、《王孟英医案》、《谢映庐得心集》、《程杏轩医案》之类,对症状的描述、处方的意义、治疗的效果等,叙述得较为详明,端绪易寻。如《临证指南》、《王旭高医案》、《丁甘仁医案》之类,要从其同一类门的医案中,通过综合分析,推求其辨证和论治的规律,吸取经验,确有很大的意义。
忆肖龙友先生
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吱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更加努力学习历代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每遇棘手之症,投药—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
他说: “欲投育阴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余、帜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情,故处方巾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忆龙友先伯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持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郁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干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
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间·至真要大沦》:“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谙其理。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硃砂;小便黄加鲜荷叶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豆支)(葱,山东者佳;豆(豆支),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消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午,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M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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