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讲 《扁鹊传》中的后世笔法

马京雪

第三十讲 《扁鹊传》中的后世笔法      我们经过前边几次的严密推理和研究证明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扁鹊，就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人物---秦越人。司马迁《扁鹊传》中所载的史料基本可信。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把扁鹊列为与越王勾践同时代的人物的考证意见我们也应当尊重。秦越人具体的生卒年我们无法考证出来，与秦越人同时代的人物主要有孔夫子，赵简子和越王勾践。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以及他著作《史记》的时候已经距离扁鹊生活的年代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司马迁在著作中有些是摘自于《虞氏春秋》等史书，有些是后人追叙前人事迹的“后世笔法”。当我们阅读《史记》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好的辨别的话，容易误认为扁鹊是战国中后期的人物。“后世笔法”是曹老师提出来的，以前没有人提出来，这是对《史记》中后人追叙前人事迹的这么一种叙述方法的准确的定义，对于我们读懂《史记》乃至中国历史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      《史记》是西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绩），三十世家（记载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功勋贵族的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七十列传（记载的是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十表（汉武帝之前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八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即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多个字。《史记》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得到重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历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撰历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盛事，引为终生遗憾，忧愤而死。司马谈在去世之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这部历史巨著。《史记》以汉武帝的《封禅书》为八书之一，可以看到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这部历史巨著。司马迁是补撰了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0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的368年之间的历史。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司马迁早年拜孔安国和董仲舒为师，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的职位，奉命出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家的胸襟和眼界，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到了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残缺。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期魏国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先生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就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司马迁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的语句，《公孙弘传》：“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的语句，《贾谊传》：“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的语句，等等。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南朝史学家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唐朝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记载，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张大可先生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褚少孙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赵生群先生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冯商，《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    《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崔适先生，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汉武帝至 雍 获白麟， 司马迁 作《史记》于此处止笔。后以“麟止”指绝笔。孔子根据鲁史修订成《春秋》，所记起于 鲁隐公 元年，止于 鲁哀公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左传》：“春，西狩获麟”，就是说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鲁哀公在春季打猎打到了麒麟，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就停止了继续写作《春秋》，司马迁效法孔子，听说汉武帝元狩元年在雍这个地方打猎打到了麒麟，也停止了写作《史记》）。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崔适先生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ning）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朱东润《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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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分别是：
   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
   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书8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先生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wan）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
   《史记》对汉武帝之后的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创立的纪传体编撰历史的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代刘向等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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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交代了一下《史记》的概况和传承过程，可以看出《史记.扁鹊传》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写，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有内容，只是由于后人在传抄过程中某些字词发生了抄写错误或者笔误，例如“郣海郡”中“郣”字在抄写过程中变成了现在的勃海郡，“鄚人”变成了郑人，这是由于古代繁体字字形相近的缘故。
      司马迁在《扁鹊传》中确定“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和“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这些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邯郸，在春秋时期，原来是卫国的一座城池，后来才属于晋国。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由中牟迁都于邯郸，邯郸才日益繁华，赵国人的始祖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的第三位颛顼的第二个妃子简狄，有母系氏族时期的遗风。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中指出扁鹊行医的过程中曾经到过这一带地区，并没有说扁鹊所入的地方都是国都。邯郸在很久以前就是赵氏族的封地，所以《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就有了追加叙述邯郸赵午的文字，其中说到：当初，卫国国君率领军队在寒氏这个地方攻打邯郸赵午，攻破城的西北角而派兵据守。正因为赵简子的同族赵午的世封地在邯郸才称他为“邯郸午”。赵简子杀了赵午之后，也因为赵午的世封地是邯郸才让他的儿子们继承赵午的爵位，也就是原文中的“二三子唯所欲立”。因为赵氏族遗留有母系社会的遗风和邯郸很久以来就是赵氏族的封地等原因，所以说，扁鹊在他生活的春秋末期（公元前5,6世纪）的时候“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的情况是完全成立的。雒阳在春秋时期之前一直叫“成周”，战国以后才改称“雒阳”，周朝人保持有一种尊重老人的传统和遗风。《利簋（gui）》铭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岁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岁鼎克昏”是指岁星、昏星（水星）位于金星的两侧，三星鼎足，可推断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6、7点钟。周武王在攻克殷纣王之后的二年就死了，也就是说大概在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就死了，周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年龄很小，由周公旦主持朝政。《尚书.大传》：“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旦主持朝政的第五年开始建造“成周”，战国以后“成周”改称“雒阳”，所以说扁鹊生活的年代洛阳城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只是这个时候的“雒阳”不称为“雒阳”，称为“成周”。咸阳，自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到咸阳，并且在皇宫的大门两边各建了一个供瞭望的楼，古时称这种供瞭望的楼叫“冀阙”。商鞅第二次公布变法，革除戌狄旧的风俗习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爱护子女的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秦国当时属于比较偏僻弱小的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更加的爱护小儿。来自渤海之滨的医学家扁鹊先生不辞辛劳，跋山涉水为三秦人民的健康服务，所以司马迁说“来入咸阳”。
       有些人在读《史记》的时候误会司马迁的原意，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没有弄明白史学家的“后世笔法”有关。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之说，司马迁记载汉武帝的事情的时候用的词语是“今上”“上”等当时的笔法，在叙述汉武帝之前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人追叙前人的“后世笔法”。史学家称谥号是一种惯例，例如《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音，婢）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音，迎），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这段原文中的“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后人追加的谥号，死了之后才追加的谥号，在叙述出生的时候称呼他们的谥号，这就是“后世笔法”。赵简子，桓侯都是后人追加给前人的谥号，用以概括前人的一生的谥号，这也是史学家后世追叙的笔法。
       《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战前动员）的时候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可见当时郡县制已经是实行了很久，深入人心了，当时县大而郡小与秦汉之时的郡大而县小是不同的。赵简子的时代晋国虽然设置了郡县，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郡县的疆域到了司马迁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很难详细的弄明白了，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传》中说扁鹊秦越人是“郣海郡”一带的人，更有可能指的是汉代的“郣海郡”。《汉书.地理志补注》和《畿（ji）辅通志》中都有记载说鄚在汉代初期属于郣海郡，以后才改为涿郡。
       周代管理医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医师”。太医令这个官职出自于战国后期秦代。虽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秦穆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置官司”。在公元前356—前350年秦国经历了一场涉及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商鞅变法，“太医令”的官职极有可能是商鞅变法的时候设置的官职，我们不能仅凭“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的这句带有后世笔法的语句判定扁鹊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个“秦太医令李醯”是那个时代的人物，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扁鹊见秦武王”这么一个出自于策士口中的游说之说的故事而判定“秦太医令李醯”是秦武王同时代的人物，有可能这个“秦太医令李醯”是扁鹊秦越人同时代的人物。
       雒阳在春秋时期一直叫“成周”，战国之时才改称“雒阳”。邯郸和咸阳也是在战国时期才成为赵国和秦国的国都的。司马迁记述秦越人到过这一带行医，至于扁鹊秦越人的时代是否是司马迁时代的地名或者是否是赵国、秦国的都城，那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既不会影响他准确地表述秦越人的行医概况。“扁鹊名闻天下”“随俗为变”不会因为这些后世笔法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