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大胆怀疑的精神
先生常说,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争论精神和实验精神。即便是最后证明你错了,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做法也是对的,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于是他敢于怀疑一切成说。
比如,在先生写作《时代》时,关于《内经》成书时代,流行权威说法是,成书于战国或更早。先生不相信此说。他说:“以《内经》成书时代而言,古人考证很多。不过,如果是圣人创造医学论者,就会死抱住成书于黄帝的观点不放。这种观点连明末的《内经》大专家张景岳、马莳等人都不能免,近代还有很多人这样说。较聪明的古人如朱熹、程颢等方提出《素问》成于战国。 学识更渊博的人,拿《内经》和《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略作比较,大体定为秦汉之作。但是,近代之前从未有人作过严密的考证,多凭一般印象立论。”
当然,先生对旧说不仅仅只是怀疑而已,而是就此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先生的有关见解,本书有详细交待,此处从略。
其实《时代》全书,就是敢于怀疑一切旧说而成的。只是,这种怀疑是理性的,是自己必须认真求证的怀疑。
他说:“古人往往身在此山中,不问真面目。阴阳、五行、象数之说,读书人从启蒙开始就习以为常,深究其理者很少。怀疑其出处,究其源流者更少。况且,有几个人肯冒怀疑经典的风险呢。自然,出类拔萃的人也有。如批判运气说的沈括、张洁古,怀疑五行说的尤在泾、徐灵胎等人即是。”
可见,先生推崇敢于大胆怀疑经典和旧说的人。《时代》自然贯彻了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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