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西医融合是必然的

中西医融合观

[ADMINOPE=南京陈斌|中西医融合观|威望由 0 增加至 1|鼓励原创，鼓励争鸣。|1186052938][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7/08/12 07:58pm 第 1 次编辑]


提要
中西医汇通、结合、融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经过300多年的历程，至今没有实现融合，是因为在研究同一客体（疾病）时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形成了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理论体系。是认识上的差异，而不是客观真实存在（客体）的差异，因此，只要找到共同参考系，中西医的理论体系就能够融合。临床医学的基本任务是诊断及治疗，西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各种实验检查。中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脉象和舌象。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具有的共同参考系。在临床上一组相对固定的症状与体征的组合中医称为证，西医称为病理状态，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证态成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体系，通过这个中介，中、西医的概念可以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等价自由流易，从而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统一的，在一个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系统存在的必备条件，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医学发展的过程及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处于融合的过程之中，最困难的是找到融合的方法，证态体系正是实现融合的方法。
一   证态概念体系
中西医融合指的是理论体系的融合。医学理论体系属于概念体系，是由概念以及理论构架组成的。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之所以未能融合，是因为在研究同一事物（疾病）时，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形成了不同的概念体系及理论构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西医的概念不能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自由流易，使得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要实现中西医的理论体系的融合，首先要找到它们的共同参考系，把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及理论构架分别统一起来，不同的理论体系才能够融合。临床医学的基本任务是诊断及治疗，西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各种实验检查。中医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的是症状、体征、脉象和舌象。所不同的是，中医没有各种实验检查，西医没有脉象和舌象。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具有的共同参考系。在临床上一组相对固定的症状与体征的组合中医称为证，西医称为病理状态，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证态成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体系，通过这个中介，中、西医的概念可以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等价自由流易，从而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
我们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探讨”的研究中发现，西医感染病中的所有病理状态在中医外感热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证，反之亦然。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由此而产生的《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涵盖了西医的感染病与中医外感热病，并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赵金铎著《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把温病与伤寒的证候归纳为135个证，邓铁涛《中医证候规范》把外感证候归纳为76个证，证态体系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与感染病的疾病过程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揭示了证与证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内，中医的证可以通过相应的“证态”在西医的理论框架内自由流易，西医的病理状态也可以在中医的理论框架内自由流易，这样，西医根据病理状态的诊断通过相应的证态可以获得正确的中药方剂，中医可以借助证态体系使得“证”得到相应病理状态的客观指标以及详尽的治疗方案。证态体系在中西医融合理论层面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证态新概念可以同时完成对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分割与重组，如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以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病理过程，即卫分证、太阳经证、前驱期是感染的急性反应期，以非特异性临床症侯群为特点；气分证、阳明证、少阳证是轻度全身炎症反应发热与典型的局部炎症反应的组合；营分证是脓毒症或者MODS的早期；血分证是脓毒症或者MODS合并DIC；三阴经病是感染的慢性期。用它可以指导对各种感染病的中医治疗，如对流脑可用以上证态演变关系进行诊治：上呼吸道感染期即卫分证，可用银翘散加减治疗；败血症期可用清营汤、化斑汤、犀角地黄汤治疗；脑膜炎期可用三宝（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加清营汤或清瘟败毒饮等治疗，从原则上不会失误。其他感染性疾病都可按证态概念重新分割组合。
证态概念为证找到了诊断的客观指标，为西医的病理状态找到了中药治疗方剂。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例如邪热壅肺-肺炎证态，邪热壅肺证的诊断指标就是肺炎的诊断指标，西医的肺炎就可以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二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一）  不可通约性的渊源
不可通约性来源于数学中的“不可通约量”。 大约公元前５世纪，古代希腊数学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的比为 ，是不可公度的比（不可通约）， 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即无理数。
    1874年康托证明了无理数比有理数多得多、非代数数比代数数多得多！这也意味着，无形的、不是根式的无理数竟比直观的、根式的无理数多得多！数轴上代表有理数的点虽然是稠密的，任何两个有理数点之间恒有无数多有理数点，但是除有理数点外的“空隙”更多。点与点的集合无论多么稠密不能形成连续的线，只有“空隙”一旦填满，稠密概念就发展成了连续的概念，数轴上点及其“空隙”与实数完全对应，无理数问题画上了永远的句号。无理数所体现的完美无缺、一丝不苟的纯粹理性与无孔不入、尽人皆知的世俗应用，正是数学的魅力之所在。
    从数学发展史看，人类对无理数的发蒙始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2-497）学派，但二千四百年后才产生包括无理数在内的实数严格定义，这时无理数问题才画上完美的句号。
二）“不可通约性”概念
“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非常相似。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这里说的是“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而不是说根本不能翻译。例如藏象与器官，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具有不可通约性，就是说不能等同，不能直接翻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毫不相干，肝的大小、重量、位置以及部分功能中西医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肝主怒，怒伤肝，肝属木，肝与春季、青色、东方相对应，而西医不用这样的方法研究肝脏，因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部分对于中、西医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的“比”是一个无理数，即相互比较是没有道理的、无理的。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如同愤怒这样激昂、剧烈的精神刺激可以引起肝脏的损伤；肝硬化长期黄疸的病人面色呈现青色；某些肝病容易发生在春季等，都说明中医对肝的认识是有道理的，有正确的方面。随着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必定会得到更多的证实。把两大理论体系中“不可通约”的部分找出来，就为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找到了突破口，这才是库恩“不可通约性”的伟大贡献。当把中医的无数个不确定性、模糊性、可延展性概念充填到西医的准确性、实证性、机械性点状空隙时，就像有理数与无理数融合为实数那样，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实数概念的建立，是因为数学家始终对无理数认识不清，迷惑不解，数学家从不同的方面不断的研究无理数，经过2400多年的努力，当将要把无理数研究清楚的时候，实数的概念也成熟了。换句话说，把中医的理论研究透彻了，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医学不等于近代的、西方的科学与医学，前面已经说过经典力学与相对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近代西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传统西医的神经系统与现代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具有不可通约性；肠道细菌毒素移位引起ARDS、MODS与传统西医的肠道解剖、功能具有不可通约性。现代医学中的许多概念、语汇、术语都与近代西医的概念、语汇、术语“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休克，近代西医认为休克的机制是血压降低，现代医学对于休克机制的认识可以达到分子水平，如此等等。中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阴阳五行学说与唯物辩证法具有不可通约性，运气学说与系统论具有不可通约性，“天人合一”与“社会-心理-生物模式”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具有可融合性，这是辩证法。
系统的进化是扬弃、包容与涵盖，矛盾双方的每一次转化，都是系统的一次进步。系统的每一次进步都把矛盾双方的优点吸收进来，把可能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包容与涵盖起来，把那些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扬弃掉。这样矛盾运动进化由量变到质变，直至新的系统代替旧系统。当新系统代替旧系统时，新、旧系统之间就具有了不可通约性。我们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中、西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现代医学是有别于近代西医与中医的新系统，如果西医是有理数的话，那么中医就是无理数，现代医学就是实数。正是无理数这种非点状的特性充填了点状有理数之间的无数空隙，实数数轴才成为完美无缺、流畅连续的直线，实现了数学家追求和谐、完美世界的梦想。
（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统一的，不可通约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必须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他们之间的语汇、术语、概念不可能完全一致、对等、等同，不能够直接、精确翻译，不能对号入座。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具有不可通约性，如前述。可融合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融合就是找发生在两个系统、两个层次或多个系统、多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关联就是相互之间的作用，就是共同参考系。古代西方医学、近代西方医学、现代医学；中国古代医学、中西医结合、现代医学，都是医学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不同类型，正因为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些不同的医学类型才有其特殊性，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有关联，它们才同处于医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才具有可融合性。在一个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系统存在的必备条件，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医学发展的过程及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处于融合的过程之中，最困难的是找到融合的方法更快的实现融合。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仅涉及中西医融合以及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哲学、法律、戏剧、艺术等等诸多方面，涉及到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辨证统一问题。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其融合的方法与思路必将成为其他学科融合的借鉴。   

胡来元

有道理，可参考。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中西医融合观在 2007/08/02 04:45pm 发表的内容：
我们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探讨”的研究中发现，西医感染病中的所有病理状态在中医外感热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证，反之亦然。

甚好！
证所对应的，关键在于“病理状态”，而不是致病因素，某细菌、某病毒。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中西医融合观在 2007/08/02 04:45pm 发表的内容：
证态新概念可以同时完成对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分割与重组，如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以形成一个有机融合的病理过程，即卫分证、太阳经证、前驱期是感染的急性反应期，以非特异性临床症侯群为特点；气分证、阳明证、少阳证是轻度全身炎症反应发热与典型的局部炎症反应的组合；营分证是脓毒症或者MODS的早期；血分证是脓毒症或者MODS合并DIC；三阴经病是感染的慢性期。

基本认同。
部分需斟酌。如三阴病，可以是病邪直中所致，表现在现代医学上，可以是病情严重，迅速发展导致休克，而不仅仅是“感染的慢性期”。

南京陈斌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7/08/02 08:25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中西医融合观在 2007/08/02 04:45pm 发表的内容：
证态概念为证找到了诊断的客观指标，为西医的病理状态找到了中药治疗方剂。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例如邪热壅肺-肺炎证态，邪热壅肺证的诊断指标就是肺炎的诊断指标，西医的肺炎就可以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此处宜进一步斟酌探讨。事实上肺炎不仅仅见于邪热壅肺证及麻杏石甘汤加减，肺炎的早期与恢复期多不为邪热壅肺证，小青龙汤或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于肺炎亦屡见不鲜。故宜进一步分期、分型与证侯相对应，相联系。将中医证型与西医疾病（感染性疾病）相联系时，重点必须放在病理改变、病理状态上，而不能放在病因（特异性的致病因素）上，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关键性的问题。

中西医融合观

我的完整,系统学术观点已经出版了<中西医融合观>.陕西科技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今后还要陆续发表一些内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321abc

中西医汇通、结合、融合的方向是错的.
在中国现代人们的潜意识中,中医是落后的, 把中医与西医融合就是提高了中医的地位,或者是提高了中医的国际地位(这是医药官员喜欢的说法, 其实是崛起的中国人的自卑心态的反映).
西医的发展是从解剖(点)开始,他没有人体的整体意识,到目前才开始有线的认识,但由于其理论严重匮乏,因此就限制了西医的发展.要形成面直至整体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普遍的知道,西药的副作用大.同时,有新的病症发现,西医就需要好久的时间来找方法解决,而其点线的思考模式就注定了其解决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有人说西医是让你明明白白地去死. 可以大胆预测,西医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是走向末路的,尽管在可见的历史未来,西医还是人们的首选.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天地人合一是其宗.因此真正的中医看病,不只是看证,或者是证态,还有看发病的时间,节气,地方等等综合的问题.可以找出真正的病因.因此中医往往是药到病除.简简单单就解决了问题.所以有人说中医是让你糊俚糊涂地活着(这是相对西医讲的).目前中医的衰败事实,是由所谓的中医师们造成的,当然与政府的医药政策导向,中医教学的偏颇都有直接的关系.刘力红教授的[思考中医]就讲得很明白.
中医由于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的问题是没有人要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大家都急功近利去了,包括医药政策的制定人),其发展是从上向下辐射的(目前的问题是少有人认识其高深的理论).而相对西医是从下向上发展的.因此可以大胆预测,在历史的长河中,西医的发展只能是中医发展的一个补充部分.问题是时间,也许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努力啊![DISABLELBCODE]

胡来元

可以深层次再理解并结合临床从理论上再深层次探讨。

中西医融合观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要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必须克服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个障碍，对不可通约性有一个正确的、辨证的认识。这是东西方文化、艺术、哲学、价值观融合的突破口。
（一）“不可通约性”的渊源
    不可通约性来源于数学中的“不可通约量”。 大约公元前５世纪（欧洲奴隶社会末期，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古代希腊数学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相当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他们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可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项重大贡献是证明了勾股定理，但由此也发现了一些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不能表示成整数或整数之比（不可通约）的情形，如直角边长均为１的直角三角形就是如此，即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的比为2的开平方根 ,是不可公度的比（不可通约），这时数学出现了第一次危机，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即无理数。无理数，顾名思义，与有理数相对，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数。那么它就是不能表示为整数或两整数之比的实数，如果不作数学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不会碰到这些数的，无论是度量长度，重量，还是计时。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希帕索斯，在研究1和2的比例中项时（若1:X=X:2，那么X叫做1和2的比例中项），怎么也想不出这个比例中项值。后来，他画一边长为1的正方形，设对角线为X，于是，他想，X代表对角线长，那么X必定是确定的数。无论是比例中项的研究还是正方形对角线与边长的比，都得出X2=2。毕达哥拉斯学派用归谬法证明了，这个数不是有理数，它就是无理数。无理数的发现与毕氏学派“万物皆为数”(指有理数)的哲理大相径庭，对以整数为基础的毕氏哲学，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们费了很大的精力，将此事保密，不准外传，并且将希帕索斯本人也扔到大海中淹死了。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了更多的无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理数的存在已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事实。
    不可通约的本质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坛，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两个不可通约的比值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数。15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称之为“无理的数”，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称之为“不可名状”的数。这时候已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即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时期。
    1874年康托证明了无理数比有理数多得多、非代数数比代数数多得多！这也意味着，无形的、不是根式的无理数竟比直观的、根式的无理数多得多！数轴上代表有理数的点虽然是稠密的，任何两个有理数点之间恒有无数多有理数点，但是除有理数点外的“空隙”更多。“空隙”一旦填满，稠密概念发展成了连续的概念，数轴上点及其“空隙”与实数完全对应，无理数问题画上了永远的句号。数学家心安理得的是建立了无懈可击的实数体系，在坚实的基础上，任何闲言碎语都是不足道的。无理数所体现的完美无缺、一丝不苟的纯粹理性与无孔不入、尽人皆知的世俗应用，可谓占尽天上人间风光，正是数学的魅力之所在。
    从数学发展史看，人类对无理数的发蒙始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2-497）学派，但二千四百年后才产生包括无理数在内的实数严格定义，这时无理数问题才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二）“不可通约性”概念
“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非常相似。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这里说的是“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而不是说根本不能翻译。例如藏象与器官，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具有不可通约性，就是说不能等同，不能直接翻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毫不相干，肝的大小、重量、位置以及部分功能中西医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肝主怒，怒伤肝，肝属木，肝与春季、青色、东方相对应，而西医不用这样的方法研究肝脏，因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部分对于中、西医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的“比”是一个无理数，即相互比较是没有道理的、无理的。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如同愤怒这样激昂、剧烈的精神刺激可以引起肝脏的损伤；肝硬化长期黄疸的病人面色呈现青色；某些肝病容易发生在春季等，都说明中医对肝的认识是有道理的，有正确的方面。随着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必定会得到更多的证实。把两大理论体系中“不可通约”的部分找出来，就为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找到了突破口，这才是库恩“不可通约性”的伟大贡献。当把中医的无数个不确定性、模糊性、可延展性概念充填到西医的准确性、实证性、机械性点状空隙时，就像有理数与无理数融合为实数那样，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实数概念的建立，是因为数学家始终对无理数认识不清，迷惑不解，数学家从不同的方面不断的研究无理数，经过2400多年的努力，当将要把无理数研究清楚的时候，实数的概念也成熟了。换句话说，把中医的理论研究透彻了，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用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医学的方法、观点研究中医理论体系中与西医“不可通约”的部分，是现代医学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现代医学的范式就成熟了。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现代医学不等于近代的、西方的科学与医学，前面已经说过经典力学与相对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近代西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传统西医的神经系统与现代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具有不可通约性；肠道细菌毒素移位引起ARDS、MODS与传统西医的肠道解剖、功能具有不可通约性。现代医学中的许多概念、语汇、术语都与近代西医的概念、语汇、术语“具有不可通约性”，例如休克，近代西医认为休克的机制是血压降低，现代医学对于休克机制的认识可以达到分子水平，如此等等。中医与现代医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阴阳五行学说与唯物辩证法具有不可通约性，运气学说与系统论具有不可通约性，“天人合一”与“社会-心理-生物模式”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具有可融合性，这是辩证法。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首先使用的，它的基本含义如库恩所说：“我所谓的‘范式’，指的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期内，它们为科学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综合而言，所谓“范式”，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所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表示这个整体之中的一种元素，能够代替明显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对其它谜题解答的基础。库恩认为,“范式”的建立，标志着该门学科的发展已经成熟。库恩还认为，两种“范式”或两种常规科学传统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所谓“不可通约性”是说，两种“范式”或两种常规科学传统所使用的理论“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
    把“不可通约性”理解为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根本不能比较，不承认革命前后两个学科之间的继承性，不是库恩的原意。“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大不相同，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完整含义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是相联系的，而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运动”这个概念在两种语汇中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进行非常精确的翻译。比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的“阴阳”与现代哲学中的“矛盾”，“阴阳”与“矛盾”是密切联系的概念，当古代的阴阳学说发生科学革命向辨证唯物哲学转变时，必须看到“阴阳”与“矛盾”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生物医学模式中疾病的概念与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疾病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当发现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或者传统科学与新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时，说明科学革命已经到来。提出“中西医具有不可通约性”就说明新的现代医学革命就要到来，新的医学范式（模式）已趋成熟。
    “形上学”与“形下学”，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局部与全面，还原论与系统论，特殊性与共同性，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阴与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是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矛中有盾，盾中有矛，矛与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是不平衡的。在某一时段矛盾的一方占主导地位，在另一时段矛盾的另方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决定着该时段事物的性质；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对矛盾在空间层面上的认识。矛盾双方相互斗争在时间层面的运动是进化。系统的进化是扬弃、包容与涵盖，矛盾双方的每一次转化，都是系统的一次进步。系统的每一次进步都把矛盾双方的优点吸收进来，把可能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包容与涵盖起来，把那些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扬弃掉。这样矛盾运动进化由量变到质变，直至新的系统代替旧系统。当新系统代替旧系统时，新、旧系统之间就具有了不可通约性。我们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中、西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现代医学是有别于近代西医与中医的新系统，如果西医是有理数的话，那么中医就是无理数，现代医学就是实数。正是无理数这种非点状的特性充填了点状有理数之间的无数空隙，实数数轴才成为完美无缺、流畅连续的直线，实现了数学家追求和谐、完美世界的梦想。只有中医的“形上性”才能弥补西医的“形下性”，他们既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时也具有可融合性。中西医理论体系的融合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有人把阴阳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把五行学说与现代的系统论，把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社会-心理-生物模式不加分析的等同看待，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任何事物、系统内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正因为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才能把各子系统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可融合性，才能处于统一体中。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在全面理解库恩范式的本意与具体背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所谓的“不可通约”的实质。库恩是从科学史的角度赋予了范式以科学革命的中介地位，“不可通约”客观地阐明了范式的历史性特点，它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信念的内涵、“科学成就”及解题方式，不仅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因而，如果泛泛地、机械地理解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
    任何科学理论都会有缺陷。自从库恩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以来，不断受到各个方面的严厉批评。其缺点在于范式一旦被科学共同体所采纳，就可以毫不理会经验事实的冲击，成为凝固的僵化的模式。作为观念体系的范式，本意在给科学革命的研究中提供一个赖以依据的尺度，以及说明科学革命本身的整体性质。“但不幸我把这个词的用法扩展得太大，竟包括集团所有和共同规定”（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第319页）以致于包括了科学中的一切，这就难免给人以用科学传统本身说明科学的同义反复、循环论证的印象。最激进的不可通约论者，否认科学进步，他们声称每一个科学革命都涉及参考系的改变，而不是沿着某条共同路径上的参考系前进。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革命的传承性，过分地强调了革命后科学对革命前科学的批判与扬弃，使人们感觉到革命前的科学与迷信、错误很难区别。按照不可通约性的理论，西医把中医看作迷信、不科学、完全错误，没有把中医看作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只看到西医可以发展为现代医学，认为中医与科学、西医、现代医学是完全断裂的，没有沟通的方法，也没有中介及桥梁，只有在中国自生自灭，不可能进入现代医学的范畴内。所以，不可通约性必须与连续性、可融合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理论。
    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后来被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得等人继承、修正和发展。
    关于不可通约性，从1962年发表已经40多年了，到现在还在争论。到底相对论跟牛顿经典力学可不可以通约，科学革命前和科学革命后的科学能不能通约，到现在还在争论，总之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管争论结果如何，经典力学发展到相对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通约性”也不可能阻挡科学的发展。但是，“不可通约性”可以发现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这是它的伟大贡献。
（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一论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统一的，不可通约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必须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他们之间的语汇、术语、概念不可能完全一致、对等、等同，不能够直接、精确翻译，不能对号入座。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具有不可通约性，如前述。可融合性说的是革命前科学与革命后科学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融合就是找发生在两个系统、两个层次或多个系统、多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关联就是相互之间的作用，就是共同参考系。古代西方医学、近代西方医学、现代医学；中国古代医学、中西医结合、现代医学，都是医学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不同类型，正因为它们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些不同的医学类型才有其特殊性，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有关联，它们才同处于医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才具有可融合性。在一个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是系统存在的必备条件，同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个性与共性，绝对与相对，对立与统一等概念一样，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医学发展的过程及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处于融合的过程之中，最困难的是找到融合的方法更快的实现融合。
医学（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是中医学的特点，系统哲学有利于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有利于沟通“两种文化”的对立（中西医的对立）。系统哲学认为，低级系统进化为高级系统，高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决不是各低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加之和，也不是大于此相加之和，而是在大于相加之和以外还出现了许多低级系统根本没有的功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也不是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加之和，也不是大于此相加之和，而是在大于相加之和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各子系统根本没有的结构与功能。这样高级系统与低级系统之间，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才具有不可通约性，才会有质的不同。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与医学的统一，在中医学里有许多哲学概念；而现代的系统哲学正是要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沟通。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沟通、融合就发展为现代科学，同样，近代西医与哲学的沟通、融合就是现代医学，因此可以看出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沟通与融合，即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的融合必然是现代医学。以现代医学为参考系就能够融合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
除了哲学的中西融合外，音乐、戏剧、歌舞、绘画、建筑、美术等等一切文化艺术领域都在进行东西方大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文化运动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先驱，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封建宗教势力的束缚，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戏剧改革，东西方音乐的交融，绘画、美术的交融，包括中西医结合等，都是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国的戏剧种类繁多，与中医学一样博大精深，现代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不同剧种交融同台演出的现象，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不尽人意，但是代表了我国戏剧发展的方向。用西方的乐器演奏中国的歌曲、戏剧，用中国的乐器演奏交响乐，中国大量的民歌、舞蹈，芭蕾舞剧、现代京剧，无不进行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在这种相互否定与斗争中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与文化同时进行“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同时进行解构与重建，最终形成和谐一致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世界各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的大融合，这是当今世界与今后世界的主要潮流，中西医不可能不融合，只是融合的方法没有解决而已。
    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应当注意以下问题：①中医属于古代医学，西医属于近代医学，西医不属于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的元基概念及理论构架还没有产生，如疾病、病理过程、病理状态、疾病诊断术语、疾病诊断术语分类等，现代医学还没有作出定义及规范，以上构成了现代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②系统的进化是新系统对旧系统的包容、涵盖与扬弃，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与近代医学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可通约性；它们具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现代医学包容、涵盖了近代医学，扬弃了近代医学的不足。中医与近代西医的关系是：具有不可通约性，而同时具有可融合性。原因如前所述，西医没有包容、涵盖中国古代中医，形成了对峙的局面。③中西医结合、融合，具有不可通约性、可融合性，指的是中国古代医学与近代西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融合。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是：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包容、涵盖与扬弃。中、西医的融合不是以某一方为参考系并吞、改造、解构重组另一方，而是寻求一个共同参考系，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把中医与西医统一于新的理论体系之中，实现中、西医的融合。中医与西医只是描述理论的不同，而不是认识对象的不同，描述理论的不同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只要找到二者的共同参考系，用共同参考系认识同一对象时，就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实现描述理论的统一。实际上中、西医融合后的理论体系就是现代医学理论体系。
    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仅涉及中西医融合以及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哲学、法律、戏剧、艺术等等诸多方面，涉及到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辨证统一问题。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   
  
         

龙树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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