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集

杨鸿智

<后现代理论医学>专集
说明:
文章的1-8篇已经在该栏目发表过了,现在从第9篇开始继续发表.以后新文章都以跟帖方式在这个主题下发表,请网友注意收看,谢谢!

杨鸿智

第9篇  现代医学的困境（5）— 替代疗法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一  “替代疗法”是“半拉子技术”
目前最能代表现代医学的“现代高科技水平”的治疗项目是介入疗法和器官移植。这些技术不涉及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手段也与致病原因无关。回避了病因的研究和治疗。在目前能够使器官功能损害的患者得以延长生命期或改善生存质量。因为与病因治疗无关，故俗称“替代疗法”。这种疗法，正因为它是在回避病因研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正如美国的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替代疗法不过是一种“半拉子”技术，不是真正的技术。是暂时的将来肯定要淘汰的技术。由于这些技术的高额治疗费，不但使个人无力承担，就连国家、社会也无力承担。这就在经济上决定了这项技术是不可能推广的。
    器官移植的探索始于20世纪40年代，致今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如果要从利弊和功过的角度来评价器官移植，那么可以说，器官移植在当今高科技项目中是功劳最大而过失最小的。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世界上第一次成功进行肾移植和骨移植的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和唐纳尔，托马斯。在此之前，诺贝尔医学奖和少授予与临床相关的医学项目。这说明临床器官移植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和充分肯定。迄今，全世界的器官移植数已达到30多万例。截止到80年代，全球已有20万例，而到90年代，每年都有2万多例。而且人的各种重要器官，如心、肝、肺、脾、肾、胰、骨髓等都可以移植。从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来看，最近十年的统计来看，器官移植的总体成功率在60%以上。器官移植病人存活年限在10年以上的达65%其中肾移植病人存活年限最高，达30年。其次是骨髓移植，达25年。肝移植达23年。心脏移植达22年。与其他医疗手段比较无论从对病人的治愈率，还是病人接受移植后的生存时间来判断，器官移植都是无可非议的。
    现在正处在替代疗法发展的旺盛时期，基本听不到对替代疗法的批评。下面我们引用美国医生刘易斯，托马斯对替代疗法的分析，可能对我们深入认识替代疗法有所帮助。他写道：
    医疗方面有着三个水平非常不同的技术，它们彼此如此不同，就象全然不是一种活动。如不把这三个水平的技术彼此分开，医生和分析家们就会陷入麻烦。
    首先，有一大部分技术可以称为“非技术”。这些技术不能用它所改变疾病自然进程或改变其最终结果的能力来衡量。很大一笔钱是花在这上面的。不但病人，医学专家对此也评价甚高。其中包括有时称为“支持疗法”的方法。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一般说来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这就是“护理”、“维持”这类字眼所指的事。这种技术是不可取代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因为它不涉及针对疾病机理采取的措施。在病人疑心自己得了这种或那种不治之症时，任何好医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向病人保证，解释，说他实际上很健康。这种事就属于这一类“非技术”。内科医生过去在白喉、脑膜炎、小儿麻痹、大叶性肺炎、和所有后来得到了控制的其他传染病患者的床边所作的事，也属于这一类。现在的医生，对下列疾病的患者也必须做兔样的事。这些病包括难以驾驭的癌症、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中风和晚期肝硬化。人们可以想出至少20种主要疾病需要这种支持疗法。因为这些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技术。这种非技术费用很高，而且一直越来越高。它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内科医生的艰苦努力和高超技术。只有最好的医生才善于收拾这种败局。这还意味着长期的住院，大量的护理，并涉及医院内外大量的非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简言之，这种疗法构成了今天医疗费用的重要部分。
    比非技术高一个水平的是某种技术，最好称之为“半拉子技术”。这就是发生既成事实之后非作不可的一些事情。有些疾病对它的进程你几乎无能为力，而它的一些使人丧失功能的作用你得费力补偿。这种技术是用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的。近年来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还有同样令人瞩目的人工器官的发明。在公众看来，这类技术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高技术的同义词。大众媒介倾向于报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和治疗学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这个水平的技术本质上既是高度发达的，同时又是非常原始的。这种事人们必须继续去做，直到真正理解了疾病机理为止。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肾炎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引起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制约着这一疾病。是这些变应原导致肾小球的坏死。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清楚。然后才能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施行干预，阻止这一过程或使之向相反方向转化。当我们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了解时，肾脏移植术就没有多大用处，也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后勤学、费用和伦理学等巨大问题了。为了控制冠心病，发明了极其复杂而昂贵的技术，包括专门化的救护车和医院病房，各种各样的电子玩意儿。还有众多的新型的专业人员，来对付冠状动脉血栓造成的后期症状。今天用来治疗心脏病的办法几乎都是这一水平的技术。目前最先进的便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当人们的知识多到足以理解心脏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时，人们就能想出一些办法防止或转化这一过程。一旦这事发生，现行这一套煞费苦心的技术很可能就被搁置一旁了。在癌症治疗中所作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和化疗，都属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指向业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这类技术的特点是耗费大量的钱，并要求不断扩大医院设备，没完没了地需要新的有高度训练的人员来经营此业。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也没法不这样。如果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冠心病护理区能为几个冠心病患者延长生命，（没问题，这种技术对少数病例是有效的），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的状况：能建多少这样的病区，就会建造多少。能找到多少钱，就会花多少钱。我看任何人都会别无选择。能让医学撇开这一技术的唯一东西是新的知识，而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研究。
第三类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于公众似乎最少注意的技术。这类技术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了。这是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最好的例子是用于白喉、百日咳和小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其中还有当代运用抗生素和化疗对付细菌感染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付梅毒和肺结核，这体现了人类努力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然还有别的例子：使用适当的荷尔蒙治疗内分泌纹乱，预防新生儿溶血性疾病，防止各种营养纹乱，或许有刚刚出现的对付帕金森氏综合症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方法。还有其他例子，没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喜欢的候选者名单，但实际情况是，能有效对付的疾病远没有公众相信能治的那么多。这种真正的医学高技术，是从对于疾病机理的真正理解得来的结果，而一旦它成为可行的，它就比较的经济，比较的容易施予。（《细胞的生命理赞》第28-31页）
二  新生后的沉重
《健康报》2004.11.15 第8版发表文章，题目是：《新生后的沉重》。该文章的题头语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展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肺移植、肾移植等高科技项目，一大批因重要脏器功能丧失、濒临死亡的患者获得了生的希望。然而，很多接受了他人器官的患者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术后抗排异药的昂贵费用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深感——新生后的沉重。文章全文如下：
两年前，当胡松华因重症心脏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时，已经62岁了。手术非常成功，医生、媒体和他周围的人纷纷向他贺喜，说在他身上创造了医学科学的奇迹——因为他是当时国内成功接受别人心脏年龄最大的人。两年后的今天，这个和那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同名同姓的老人，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手术后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他深感当初这场“以生命为赌注换来的医学奇迹”是否值得，他一度甚至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他说他每个月必须付出8000元的药费，以防止那颗来自异体的心脏被他自己的免疫系统“谋害”。
　　《昂贵的“第二次生命”》
　　
胡松华是南京市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退休职工，是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主任医师。手术前他患有扩张性心肌病，心衰4级，稍一活动就气喘不止，只能整日躺在床上，靠输液维持生命。“换心术”使他重新站了起来，不仅生命得到保全，而且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记者初次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灰西服，显得很年轻，不像已经60多岁并曾在“鬼门关”徘徊过的人。但也许是因为长期为自己的“保命药”四处奔走，面前的他目光呆滞，声音嘶哑，一脸疲惫。胡松华告诉记者，当时他做心脏移植手术时共花去30多万元，其中自己承担了10万多元。术后，他按照医生的嘱咐，一直在服用抗排异药骁悉、新山地明等。他给记者看了他在南京一家药店购药的发票，每个月的费用都在6100～6800元。“在医院取药还要贵，至少得8000元！”为了支付这笔费用，两年多来，他先后卖掉了父母留下的私房和单位分的房改房，如今只能寄居在朋友家中。“我如今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了！”胡松华感慨地说。
　　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胡松华数次给卫生部、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省卫生厅、省市医保部门、慈善总会等发信求救。前不久，区政府组织原单位、区医保局和慈善总会三家，给他报销了部分药费。对此，他十分感谢，但他仍高兴不起来。他说：“剩下的药费，我不吃不喝也出不起呀！”和胡松华相比，51岁的王桂兰处境更加艰难。3年前，她接受了换心术。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心外科主任陈鑫用自己一项科研成果得到的奖励，给她支付了手术的费用。“没有陈主任我早就死了，我永远感谢他！”但是，术后高额的医药费负担，使这个开朗的女性“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王桂兰是一名建筑工人，每个月只有600多元的收入。丈夫是个农民，更撑不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前些年，她家的房子被政府征地时拆了，得到了9.1万元补偿金。不到3年，这笔拆迁费全部换成了医药费。如今，她只能从街头出售回收药、过期药的摊贩手中买点最便宜的药，勉强支撑着这颗脆弱的心脏。就这样，每个月也需要2000多元。有时候，吃了那些过期药她就感到心里发慌，透不过气，可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医生要求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可我哪来那些钱啊！”王桂兰凄然一笑说：“我早就想好了，我家就住在秦淮河边，什么时候连这些最廉价的药也吃不起了，我就跳下去！”
　　前不久，在云南省昆明市某医院门口，23岁的姜艳高举着一个“申请安乐死”的牌子，向过往的医生求援，要求医院结束自己的生命。3个月前，姜艳因晚期肝硬化在这家医院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手术十分成功。在33万元的手术费用中，医院为她减免了20万，医保支持了她10万，才勉强解决了手术费用。可是术后昂贵的医药费、检查费等使她的家庭不堪重负。姜艳的父亲说，目前姜艳每天需要服用抗排异药普乐可复5毫克，需214.2元；每月还要进行两次血液药物浓度检测，每次500元；还要进行肝功能等相关指标的检测，一个月的费用要在8000元以上。而姜艳的父亲每个月只有1700元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这笔费用。按理说，孩子接受这么大的手术，术后怎么也得增加点营养，可是家里只能隔些天买些最便宜的骨头，熬点汤算给姜艳补充营养。在写给医院的“安乐死”申请信中，姜艳说道：“感谢医院为我成功实施了肝移植，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可随着身体一天天恢复，我才知道手术成功只是得到了生的希望，如没有巨额资金作为保障，手术成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的第二次生命只能是昙花一现。我活得很累，给医院增添了负担，也拖累了家人……”

杨鸿智

　　《医院不再赔本赚吆喝》
　　
前些天，多位心、肝、肾三大脏器移植者齐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望着这些健康、乐观的昔日患者，曾为全国最长寿的“换心人”杨玉民主刀的夏求明教授等专家预言，器官移植将在新千年里成为寻常手术。7年前，患晚期扩张性心肌病、生命垂危的杨玉民，在这里接受了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手术。术后一年，他重操刀卖肉，第二年喜得“千金”，目前仍是我国最长寿的“换心人”。26岁的张胆是该院第二例肝移植患者，术后已安度两年零九个月，生存质量很好。主持手术的普外科主任韩德恩教授介绍说：“张胆现在可以轻松地从一楼跑到四楼。有一次他去帮一位护士买自行车，他竟然骑着自行车把她从十几里外的商店驮了回来。”哈医大二院普外科教授陈昭民说，目前器官移植还是常规疗法无望后的救命手段。相信在新的千年里，越来越多的适应症患者，可以更早、更主动地选择器官移植，以挽救生命，提高生存质量。
　　随着高效抗排异药物的不断涌现，器官移植的“拦路虎”——人体对异体器官的排异反应，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也渐渐从往日高等学府里的科研项目，变成了寻常医院里的常规手术。前些年，很多医生开展器官移植项目手上都有点“免费午餐”，一方面，靠政府科研主管部门下拨的科研经费；另一方面，靠医院安排的新技术专项经费。换句话说，前些年搞器官移植，医院是在“赔本赚吆喝”。而当器官移植成为常规项目后，医生手里已经没有了这些“免费的午餐”，不仅有关的手术、治疗费用需要患者自己筹措，而且很多医院还把器官移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关费用也是水涨船高。在南京鼓楼医院门诊大厅，记者见到该院院长、我国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丁义涛教授。近几年来，他完成了肝脏移植手术100多例，其中包括5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十分成功，他的患者中一年生存期达到95％以上。他告诉记者，南京鼓楼医院的肝移植手术费用平均15万
    元，这还是全国最低的。术后的抗排异药国产的每月3000元左右，进口的要5000元。“确实有很多患者支付不起手术和术后药物的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也很无奈。”他摊开双手叹息道。记者了解到，政府及单位奖励给丁义涛10万元人民币。一年多来，他已经陆续把这10万元奖金全贴给他的病人买药了。“我给他们做了手术，不能眼看着他们因为买不起药，重新面临死神的威胁。但是，这绝不是长远之计，现在我也没有钱再贴补病人了！”在南京近郊一幢陈旧的住宅楼里，记者按响了张春兰家的门铃。两个月前，她刚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门铃按了足足有5分钟，张春兰才拖着虚弱的身体挣扎着爬起来开门。那次手术前，医生告诉她说，像她这样的心脏，应该“换心”而不是“换瓣”，但是换心术昂贵的费用使她只能望洋兴叹。就是这次换瓣手术，也花去了她家多年的积蓄。可换瓣的效果并不理想，至今她仍然是一动就喘，生活不能自理。张春兰的丈夫是个铁路工人。“每次看到丈夫下班筋疲力尽走进家门，可我连饭都不能为他做，心里真像刀绞一般。”张春兰噙着泪水、拍打着床沿对记者说。
　　《医保的门未完全敞开》
　　
对于心、肝等大器官移植的病人，城镇医疗保险机构能否伸出援助之手？记者拨通了上海市医疗保险事务中心的电话。当记者说明情况后，对方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医保不能报销”。据介绍，心脏、肝脏、肺等大器官移植没有列入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因此，医保无法支付相关的费用。在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险局办公室，接待记者的一位负责人翻开有关文件，指着其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一文叫记者看，只见“医保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范围”上赫然列着：“除肾脏、心脏瓣膜、角膜、皮肤、血管、骨、骨髓移植外的其他器官或组织移植。”根据这些规定，我国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向心、肝、肺等移植病人关上了门。临走，这位负责人将那本厚厚的医保文件汇编送给记者：“回去慢慢看，帮忙宣传宣传，到医保局要求报销的人太多了。”据有关人士介绍，我国的医保诊疗项目是1999年制定的，当时国内的大器官移植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关的技术并不成熟，因此，只有技术相对成熟的肾脏移植被列入了医保诊疗项目，而其他的移植项目，如心脏、肝脏、肺、肠等移植被排斥在了医保诊疗项目之外。同时，由于国家确定的医保范围是“基本医疗”，而费用昂贵的大器官移植能否算是“基本医疗”，进而能否列入医保支付范围，有关部门的意见一直没有统一。
　　今年64岁的徐庄伟也是严重的冠心病患者，成天心慌胸闷，心衰3～4级。前些年曾安装过心脏支架，但效果不好，不久支架内就出现堵塞。随后，病变的心脏又牵连到了肝脏。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时，心内科主任段宝祥对他说，可以考虑采用心、肝联合移植的办法进行治疗，但是相关的费用需要40万元。徐庄伟来到他所属的南京市某区医保中心询问，对方告诉他，这种手术不仅手术费、药费不能报销，连住院费、护理费、检查费也都要自己承担。徐庄伟绝望了：“我哪来那么多的钱啊？”他说他长期在卫生部门工作，也知道我国医保制度的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但是，“手术费我可以想办法去筹措，可检查费、住院费都要我自己出，这合理吗？”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所在单位承担费用，因此，器官移植能不能报销，也往往是“因单位而异”、“因人而异”。在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单位，“换心人”、“换肝人”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如福利、补助、赞助等得到费用的支持；还有的单位，一些领导、专家、离休干部等，也能堂而皇之地报销相关的费用；有的人采用到处上访、到处申诉、到处求援的方式，也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而在经济条件不好的单位工作的职工，一些羞于求人的“小人物”，退休、下岗等弱势群体的人，就只能被无情地挡在医保制度的门槛之外了。
　　《专家给器官移植支招儿》
　　
如此看来，一旦重要脏器发生不可逆的病变，家中又没有巨额资产，患者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等死？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相对成熟的器官移植技术，难道要夭折在昂贵的手术和治疗费用面前吗？在采访中，记者也反复询问有关领导、专家，我国的器官移植下一步该怎么走？社会能不能为挽救接受器官移植患者的生命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
　　支招儿一：控制不必要的器官移植
    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的一次医学研讨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出席会议的卫生部医政司的一位处长。他坦率地说，我国目前大器官移植开展得太多太滥，很多医院把它作为上等级、上水平的标志，作为自诩“技术高超”的资本，三级医院似乎不开展器官移植就名不副实。其实，有很多医院条件、技术根本不够，也在盲目开展换心术、换肝术。据他说，就连美国开展的肾脏移植也没有我国多，人家更多的是采用透析的办法，特别是腹膜透析的办法来治疗晚期肾功能衰竭，效果和换肾一样好，而且费用相对较低。针对国内目前器官移植领域的无序竞争状态，有关专家呼吁，我国应对器官移植实施准入制度。上海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器官移植技术含量高，不宜“遍地开花”，应尽快给器官移植建立门槛，对已有的器官移植中心要进行必要的质量监控。据介绍，器官移植手术对医生技术要求高，需要学习的时间长，而且手术本身在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所占的比例有限，大量的治疗过程都体现在手术以外，包括手术前后的处理、术后护理、药物调整、长期随访以及康复期的治疗等，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需要医院具有围绕手术前后治疗护理的整体实力。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王永武教授指出，器官移植对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病人花费也多，一般都需要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而其他治疗方法相比更加经济、实惠，器官移植只能作为最后的治疗手段。
　　支招儿二：尽量采用活体部分移植
    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王学浩是国内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尤其擅长实施活体部分肝移植，是目前中国大陆开展活体肝移植最多、疗效最好的专家。现已成功实施活体肝移植36例，在全国开展的活体肝移植中，有3/5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王学浩主任告诉记者，活体肝移植供体来源广泛，医生的手术准备时间充分，移植的供体肝缺血时间短，更容易使移植获得成功。而且，活体肝移植的供体和受体间绝大多数具有血缘关系，一般都是父母亲“割肝救子”、“割肝救女”，相同或相近的血缘关系，使得术后排异反应大为减轻。同时由于实施亲体移植手术的大多数是孩子，这样的病人术后使用的抗排异药物较少，也相对节省开支。据介绍，他们采用亲体肝移植的病人，术后的初始药物需要2～3种，此后可以逐步递减，最后只用一种最常见的药新山地明维持，每年的药费在1万元左右。据他介绍，国外已经有人报道，在接受亲体肝移植的病人中，有部分人由于具有免疫耐受，可能不需要终身服药。王学浩主任说，人的肝脏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割去的部分肝脏能很快获得再生，对供肝人的健康一般不会产生影响。他呼吁患者的亲属应该尽可能采用自己的肝脏来挽救亲人的生命，不仅是父母亲救孩子时可以这样做，孩子救父母亲，同胞兄弟姐妹间互救等，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是孪生兄弟或姐妹，手术的效果会更好，术后的排异反应会更轻。
　　支招儿三：医保政策要与时俱进
    我国现行的城镇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是1999年制定的，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综合国力都获得飞速发展，医疗科学技术水平也得到迅猛提升。5年前还处于研究阶段的大器官移植技术，如今已经成为各大医院成熟的常规手术。在采访中，很多专家和官员都提出，医保诊疗项目应该适时进行调整。江苏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郑必先说，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肺脏移植等应该和肾脏移植一样，纳入医保经费支付的范围。当然，手术的适应症应该从严掌握，报销的比例也不宜过高，以免影响大多数人的医保。上海市医疗保险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认为，目前医保制度的更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很多接受了器官移植的病人更是强烈希望国家能及时调整医保政策，给他们一条求生之路。曾接受心脏移植的南京患者胡松华说，肾脏移植可以纳入医保，而心脏移植比肾脏移植更复杂，风险更高，费用更大，并发症更多，术后生存期更短，医疗保险制度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关怀。
　　支招儿四：建立器官移植救助基金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100万至15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教授说：“移植是治疗终末期病人最有效的方法。”有资料表明，在治疗肝衰病人时，内科治疗只能使死亡率下降40％，而进行移植可以使死亡率下降80％左右。眼下，影响我国器官移植发展最主要的问题是供体不足。但同时，对有幸获得供体的病人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移植手术以及移植后的费用支付问题，同样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不少人提出，我国应该建立器官移植救助基金，通过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渠道，帮助移植患者解决高昂的费用问题。这个基金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可通过接受国内外捐款和企业赞助获得资金。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当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使患者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时，我们不应该让那些通过器官移植而重获宝贵生命的人，仅因为无力购买维持生命的药物而无限惋惜地离开人世。
　　年仅50岁，患有肾功能衰竭的徐妈妈，在儿子徐正红单位和同事的爱心援助下凑钱进行了肾移植。虽然医生说，如果不尽快返回医院接受护理和治疗，不仅花费的十几万元要付诸东流，就连命也可能保不住。但徐正红还是不得不把母亲从医院接回宿舍，因为他已经无处借钱为母亲付住院费了。为了防止感染，室内温度高达35℃，他要紧闭门窗，让母亲带上口罩。为了做好护理，小徐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   

杨鸿智

三  干细胞移植治心脏病该降温了
《健康报》2004.10.28  1版  今日要闻发表文章如下：
临床试验不够严谨 理论问题尚未突破
干细胞移植治心脏病该降温了
作者：罗刚
本报讯（记者罗刚）针对国内近来在临床上应用干细胞治疗心脏病风起云涌的势头，国家“973”项目“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唐朝枢教授日前强烈呼吁，干细胞移植技术目前还很不成熟，不宜推广，更不能作为缺血性心脏病的常规治疗策略，该给这股热潮降降温了。由于干细胞移植治疗目前尚无规范性治疗方案，加上干细胞来源方便，移植操作相对简单，许多医疗机构甚至一些条件简陋的基层医院也热衷于开展包括心脏病治疗在内的干细胞移植临床工作。事实上，由于缺乏严格的试验对照、确切的观察标准以及长期的随访结果，其疗效尚难以作出正确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干细胞移植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人胚胎干细胞的分化潜能与质量保证尚需确认，成体干细胞横向分化的质疑尚未完全澄清等，其临床应用正面临重大挑战。唐朝枢教授指出，除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外，在心血管领域，从干细胞植入到缺血心肌功能恢复的每一阶段，也都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疑惑：植入的干细胞能否准确到达心肌的受损部位？本就“娇嫩”的干细胞在损伤部位缺血、缺氧、代谢废物堆积的恶劣条件下如何生存、怎样分化？移植后的新生细胞与宿主心肌能否良好地协调参与心肌收缩？新生心肌细胞在发育阶段是否会受到体内免疫系统的攻击？
   
这篇文章实际上不是只说心脏病一个问题，这个道理应该试用于所有干细胞移植问题。当然，站在机械论现代医学立场上的人会说，现在搞不清，但是将来会搞清楚的。这就是机械论的决定论思想的表现。现代医学所遇到的问题，不是时间可以解决的。必须改变思想方法，必须用系统论思想代替机械论思想，也只有在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即只有站在系统论的思想上才可能理解为什么现代医学不能解决这些东西。我们在后面讲解了系统论思想方法以后，会再回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只是提出这个问题。
    2004.12.01《健康报》又发表记者罗刚的文章《干细胞宝库，真的触手可及？》继续论述这个问题：
《干细胞宝库，真的触手可及？》
伴随疾病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的又一次发病浪潮不期而至，其中因急性心肌梗死和慢性心功能不全而导致的死亡更占到心血管病变死亡率的一半以上。由于此类疾病存在心肌细胞不可逆的数量减少和功能减低，因此尽管现有的溶栓、支架、搭桥等先进的内外科治疗手段能够改善冠脉供血，但终归只是在“修修补补”——对于已经坏死或丧失功能的心肌则无能为力。而作为终末期心脏病比较理想的治疗手段，心脏移植可以起到“元件更换”的作用，但供体来源稀缺、手术难度大、移植后排斥等因素也限制了其大规模的临床推广。
　　无论是“修修补补”，还是“元件更换”，恐怕都比不上机体内部自我修复来得理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细胞技术的出现与逐步成熟，在使这一设想变得清晰的同时，也为医学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治疗视角。“让体内自己再长出一个心脏”的想法已经不再是痴人说梦，干细胞之于心脏病在内的众多疾病而言，就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的宝库一样，似乎只需一句“芝麻开门”就可以为数以亿计的患者带来无尽的福祉，干细胞宝库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在咫尺过。然而，宝库真的触手可及了吗？
　　
《“芝麻开门”必须先过理论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唐朝枢教授相信，干细胞具备在一定条件下分化为心肌细胞能力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人们也确实有理由希望干细胞移植将成为下一个心肌组织移植术的增长点，但干细胞移植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尚未解决，其临床应用仍面临重大挑战。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教授也认为，虽然干细胞的多向分化潜能及可塑性已获公认，但对于这一特殊生物学现象的发生和调控机制却仍知之甚少，在干细胞能安全地实现其“许诺”前，得先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专家指出，干细胞是指哺乳动物体内具有无限增殖与可分化潜能的非终末细胞，根据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先后次序不同，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而用于治疗心肌缺血的干细胞则至少要具备三种特性：缺乏心肌细胞分化的标志；具有自我复制能力；多潜能性，即能分化成心肌组织的各种细胞。然而，目前无论是胚胎干细胞还是成体干细胞移植都存在不少障碍。
　　唐朝枢教授告诉记者，以胚胎干细胞移植建立起来的缺血性心脏病治疗方案中，要求胚胎干细胞既可以全能分化又必须定向分化，而且供体细胞不得影响所获得胚胎干细胞的质量。因此，首先就需要预先根据不同实验方法来鉴定该胚胎干细胞是否具有全能分化能力，如采用动物畸胎瘤实验、胚胎分化发育实验以及胚胎干细胞体外培养实验等。其次，胚胎干细胞体外定向分化技术在医学实践中是否成熟是临床应用的前提，但目前多数实验在通过将胚胎干细胞直接置于培养皿中自发分化为各种组织混合体的过程中，尽管加入了不同化学物质诱导，但最终得到的也并不一定就是所需要的、均一的组织类型，这表明干细胞体外的定向分化技术仍有很大缺陷。再次，利用核移植或去分化技术获得患者自体人胚胎干细胞的操作仍缺乏统一规范，导致难以保障临床疗效：干细胞转移过程中的细胞渗漏、移植细胞的纯度和数量、移植的位置和时机等因素均会对缺血性心脏病的疗效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供体细胞的实际年龄与生命质量等对其最终获得的人
胚胎干细胞质量也有很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从高龄动物体细胞获得的胚胎干细胞克隆出的多莉羊，这位鼎鼎大名的动物明星出生后很快就出现了衰老的生理特征。
　　而与胚胎干细胞相比，利用成体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优势是干细胞种类繁多（如骨髓造血干细胞、外周血干细胞、脐血干细胞、骨髓间质干细胞、骨骼肌干细胞等），来源丰富，制备简单，但也面临一些重要的理论困扰，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其他胚层类型的干细胞到底能否横向分化为心肌细胞。目前医学界在不同胚层细胞类型之间跨细胞类型的转化问题上，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并存，莫衷一是。质疑者认为，成体干细胞横向分化的证据不足，现有的阳性结果不过是成体干细胞与胚胎干细胞自发融合导致的错觉，或者是成体组织中残存原始胚胎样干细胞被激活的结果，因而否定成体干细胞的横向分化能力。
　　不少国外专家撰文指出，成体干细胞在体外与神经或造血干细胞共同培养时很容易自发地发生与神经或造血细胞之间的融合，所谓诱导干细胞横向分化实际可能是细胞间融合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分化发育过程中，成年或胎儿体内各类组织里都会残留少量不同分化阶段的干细胞，甚至可以混有极少量具有全能的桑葚胚干细胞。正常情况下这些干细胞长期存留在成人的各种组织中，并处于静止期，但具有不同程度的去分化潜能，例如损伤的皮肤细胞即刻开始自身修复可能就与组织内存在的某种干细胞去分化激活有关。目前多数学者推测，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脏病时新生心肌的出现不排除是原有心脏组织内原始干细胞分化潜能被激活的可能。面对种种质疑，尽管支持者设计出了一些巧妙的实验来回应，但仍有意见认为其实验设计并非无懈可击，而且即使该设计成立，实验结论本身也只是一个实验数据，并不能回答“干细胞是否真正横向分化”这一基本命题。
　　
《诸多焦点问题变身拦路虎》
　　葛均波教授认为，虽然目前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肌梗死的临床研究成果令人鼓舞，但这些临床获益大多来自于小样本量、非随机的临床试验，而先前人类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的教训已经表明这些不成熟的、设计不完善的临床试验可能会因此引起结果的偏倚。而一系列有待澄清的焦点问题便构成了阻碍人们开启干细胞宝库的拦路虎，因此他预计干细胞移植治疗在临床的广泛应用还要经历一段时间。
　　首先，选择哪种类型的移植细胞才能获益最大？以往实验使用的骨髓贴壁细胞实际上是许多细胞的混合，体外诱导肌肉前体细胞发生率不高，长期培养后细胞存活率低，体内移植后只有45％向细胞分化，也只有40％的受体动物功能改善。因此，分离纯度高、分化潜能高的干细胞是急需解决的技术难点。新近发现的骨髓多潜能成体组细胞是较骨髓间质干细胞更原始、更纯化的干细胞，可倍增50倍以上，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分化能力，体外诱导可分化为成血管细胞和成肌细胞等前体细胞，而这些前体细胞则可继续倍增20倍以上，并在植入体内后可进一步分化为表型和功能均成熟的成体细胞。尽管这种纯度高、成分均一的细胞有望成为临床治疗中理想的细胞来源，但缺乏系统比较研究以及客观评价其临床益处的对照研究则是一个“硬伤”。
　　第二，细胞移植应当在什么时候进行才能使机体获益最大？这也是干细胞移植领域备受关注的课题。大鼠心脏冷冻损伤模型试验提示心梗第1天的炎症反应最强，此时细胞移植将起到负性效应，而梗死后2周移植获益最大，考虑这可能与此时炎症反应消退、疤痕尚未形成有关。但有研究却表明，在心梗的超急性期进行移植，移植的干细胞可能会通过释放一些细胞因子更有益于缺血再灌注衰竭心脏的功能恢复。可见，移植的理想时间点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三，选择多少细胞移植剂量才能达到最大临床效益而费用最小呢？由于所移植的骨髓干细胞成分不同，其所需细胞剂量也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认为，移植骨髓单核细胞或间质细胞剂量在106～108之间，有研究表明，5×105是骨髓单核细胞移植的最佳浓度，剂量过低不起作用，剂量过高也不会增加干细胞分化效应。但是目前仍缺乏这方面的临床对比研究。
　　另外，葛均波教授指出，在移植细胞的示踪问题、干细胞植入的路径、移植后分化的鉴定、移植的安全性等诸多问题上也都有待科学家以审慎严谨的态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唐朝枢教授也强调，无论采用哪一种干细胞移植治疗，作为一个严肃的治疗方案首先应当是所移植的新生细胞必须在结构与功能上取代受损心肌，但目前从干细胞植入到缺血心肌功能恢复的每一阶段都存在有许多尚无明确结论的问题。比如，所移植的干细胞能否准确到达心肌受损部位（即所谓的“归巢”）？干细胞在严格的体外控制条件下自身生存的本领就很弱，因此在缺血、缺氧与组织坏死等恶劣环境下植入的干细胞如何生存？此等恶劣条件下干细胞是否还能进一步分化为靶细胞？异位植入的干细胞是否会形成新的畸形瘤及其他不需要的组织细胞类型？移植后新生细胞与宿主心肌是否能建立良好的电－机械耦合，且能否协调参与宿主心肌收缩？移植后新生细胞是否能与实际需要的心脏其他细胞在种类、数量、位置、结构与功能上全面配合？除收缩功能外，新生心肌细胞是否还具有相应的电生理功能和分泌功能等，这些功能与整个心脏功能之间能否协调？新移植细胞是否能与原有心脏组织整合并维持终身（即新生心脏细胞与原有心脏细胞是否有相同命运与归宿）？新生的心肌细胞在发育阶段是否会受到体内免疫系统的攻击？等等。
　　

杨鸿智

《未来：希望与挑战共存》
　　作为治疗学上的一次革命，干细胞移植在发展过程中免不了要经历曲折与坎坷，尽管目前其进展尚不十分顺利，但唐朝枢教授相信，开启干细胞宝库为人类造福仍是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随着干细胞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与临床试验的长期观察，人们终将有能力获得全能的胚胎干细胞，有效地控制植入的干细胞按照需要定向分化成目的细胞，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干细胞移植后各阶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医学问题，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些能力。而正因为干细胞移植技术目前还不够成熟，有鉴于此，唐朝枢教授坚持认为，现在还不是大规模推广这一新技术的时候，目前不仅不能作为医疗服务项目，更不能作为创收项目。当务之急是加强临床研究而非临床应用，同时也要考虑到伦理、知情和病人利益，以引导我国干细胞移植的研究推向深入，为学科发展和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葛均波教授则归纳出了几个未来的临床发展方向：为了客观评价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急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移植对象可能由心梗或严重缺血病人扩大到特异性心肌病和心肌炎患者，心脏功能很差的病人可能收益最大，而严重心律失常患者也可能是受益对象；细胞移植途径的选择应从怎样使病人受益最大上考虑，经冠脉内移植、心内膜下移植或心外膜移植，与心脏介入治疗或冠脉旁路移植术联合应用不仅能改善心肌供血，也能通过再生心肌细胞代替瘢痕组织，更有利于改善心室功能，而静脉移植途径与内科药物治疗联合应用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治疗途径；虽然目前用于移植研究的细胞种类较多，但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骨髓间质干细胞可能是最佳选择对象；供体来源将仍然主要是自体细胞，因其具有不存在排斥反应、来源充足和无伦理纠纷等优点，但异种移植和同种异体移植在一定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案；细胞移植与促血管新生、增强细胞保护等基因治疗技
术联合应用可能会拥有更重要的临床意义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葛均波教授认为，在干细胞能安全地实现其“许诺”前，得先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神经干细胞移植契机与困惑》
《健康报》2005.02.28  5版发表褚晓明文章《神经干细胞移植契机与困惑》，其中。有一篇张愚教授的文章：《神经干细胞移植可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
    张愚：宣武医院细胞治疗中心主任。1989～1994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博，1994～2000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承担人事部择优资助项目，国家重点“973”及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在知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7篇，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具有较高造诣。
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研究表明，胚胎干细胞、神经干细胞在体外的培养中都可以分化成为神经细胞，并且已经在小鼠、大鼠模型移植实验中取得明显疗效。另外，考虑到这些细胞取材比较困难，有的学者将目光转向取材相对容易的骨髓基质干细胞，这些细胞可以自体移植以规避免疫排斥，而且可以转化/分化成神经细胞并产生疗效，具有优越性。基于这些结果，人们一度乐观地认为，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已经指日可待。
　　但遗憾的是，有同样多的问题阻碍了干细胞移植向临床的推进，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胚胎干细胞、神经干细胞在体外培养中都可以分化为神经细胞，但是分化成为特定神经细胞的比例并不高，而且每次人工诱导分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无法做到产出细胞完全均一。将尚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及其所产出的具有相当随机性的细胞直接移植给患者，这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其他组织干细胞如骨髓来源的干细胞，尽管也能向神经细胞分化，但几乎没有实验能够证明这些具有神经细胞抗原标记的跨胚层分化细胞，的确是有功能的神经细胞。
　　第三，先前进行的移植实验，甚至临床实验，所观察到的疗效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物质基础。例如，脑卒中移植治疗没有证据说明移植细胞可以通过梗死区和下运动神经元建立功能联系；帕金森病的细胞治疗出现的疗效和移植细胞生存状态不相匹配的问题等。与此同时，已经进行的很多临床实验都没有发现长期疗效，无法为细胞移植治疗的可靠性提供直接证据。
　　第四，干细胞存在致瘤性是国际共识和研究焦点。北京大学干细胞中心则证实，成熟度相对高的神经干细胞移植后同样具有较高的致瘤性。宣武医院的研究表明，胚胎干细胞分化出的细胞移植后，在发挥疗效的同时，具有较强的致瘤性。从理论上讲，只要具有分裂增生能力的细胞被植入动物体，就具有形成肿瘤的可能。
　　当然，上述干细胞研究中面临的困惑，并没有关闭细胞替代治疗研究的大门，恰恰相反，当人们急于进行移植治疗的热情趋于理智后，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就为新的进步提供了契机。国际上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灵长类动物实验，希望能够系统地通过细胞筛选、调整分化程度等，探索干细胞移植用于临床的方法。
　　干细胞移植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必须经过灵长类（猴）动物实验，这是因为，首先，小动物神经系统的生理病理状况和人相距很远，人类要复杂得多；其次，需要通过灵长类动物实验来决定细胞的用量，植入位点和时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需要通过灵长类动物观察移植细胞的致瘤性。少量细胞移植不长瘤且具有疗效，但到一定数量的移植，就必然产生肿瘤。究竟是什么细胞直接产生了肿瘤？神经系统肿瘤的根本来源是什么？这些细胞的特性是什么？如何保证干细胞分化潜能的前提下抑制其过度增殖？还有一系列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因此，只有通过细致的临床前大动物（猴）试验，才能进入干细胞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新时代。

《论坛反应与交流》
《经纬论坛》
Qinggong：不错。
Darknova：在看到技术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还是不能忽视对其副作用的研究--因为人性注定了在潜意识里只会对好的一面的关注更多，而在思想上对不好的一面产生天然的“抗体”。
《37℃医学社区》
sufeng66：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医学的发展有很多时候仅仅是让某系人延长生命甚至是苟活而已！与拿钱买命无异！
杨鸿智：你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按生物学原来的进化规律,一个生物在完成了生育任务后,就算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任务.很多生物在这以后会很快死亡.哺乳动物有了一个进化,就是在生育子代以后没有立刻死亡,而是继续生存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用来照顾子代,保证子代有更高的成活率.而对于人类来讲,人们要求生育后的生存时间进一步延长,越长越好.这已经是脱离了生物学规律,完全是社会问题了.人要求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社会的大家的生活都更好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延长生命是最基本的一条.这样看来,我们医生的工作除了自然科学的一面外,还有社会科学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为人们带来了真正社会意义上的幸福.这有什么不好吗?可能有一些人的生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延长生命的技术一定在整体上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增加幸福美好的因素。
      《同济医学论坛》
Dommy：首先，我感谢www.medbbs.com．我还要感谢楼上的大哥！给我上了一堂让我茅舍顿开的课！
巍子：如果真正的技术得不到发展，过个几十年恐怕到处都是克隆器官了...这篇文章真的一针见血，我个人也不认为那些半拉子技术有太多质量，不过真的很赚钱，病人越治越多，病的种类也越治越多，这世界反了！我学中医，未病先防这一点记得很牢，可是现在这社会，只有巴不得人都多得病才医生才能好好生活，郁闷。
     《丁香园 《健康报-医生论坛》在线投稿》
Shiyiwang：楼上的说得太好了，有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其实是延长了无意义的生命，增加了生者的负担。
《凯迪社区 → 凯迪BBS互动区 → 健康社会》
鸣远：原来医学对于生命还有一些遗憾。
《中国思维 → 思维学术区 → 思维天下》
涉生版主：医心，医肝，医肺，还医人！

杨鸿智

第10篇  现代医学的困境（6）— 基因理论的还原论本质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后现代医学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人们对现代医学先进性的崇拜。现代医学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模板，特别是现代医学中的基因理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不仅是社会公众，就是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也对基因理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目前，大家并不需要什幺比基因理论更正确的理论，大家只是期待着基因理论使人类从疾病折磨中彻底解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医学研究机构的上层主管，却应该有比社会公众更清醒的头脑。我们应该认识到，基因问题搞清，肯定会在基因这个层次上解决一些重要的医学问题，但是，基因层次问题的解决并不不是全部生命问题的解决，而我们说基因理论有错误不是说基因理论不能解决基因层次的问题，而是说，基因理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自以为能够解决全部生命的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医学和后现代医学两个医学发展阶段相互交替的重要时刻，如何认识基因理论成为焦点问题。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对大家正确认识基因理论，转而接受后现代医学理论，可能会有帮助。
基因理论建立之后，还原论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生命就是基因。基因理论已经揭开了生命之谜的乐观信念深入人心。虽然与此同时，机械论，还原论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界和科学界正在遭到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然而，在基因理论这个问题上，虽然也受到批评，但相比之下，批评是轻微的。也许人们宁愿看着基因理论继续发展和持续下去。因为这个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安慰和希望是太巨大，太可贵了。
（一）基因数不断扩大
当然，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基因理论在建立之后的发展中很快就遇到许多否定的问题。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决定某一种生物性状的基因数不断扩大。原来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个基因决定一种蛋白，决定一种性状。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某一性状并不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基因决定的，比如我国的基因专家顾健人院士，在研究中发现有7种癌基因和相关基因与肝癌的发病有关，这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打破了单一基因决定某种性状的旧框框。为此，顾健人院士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因谱”的概念。即某 性状可能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家族，集团基因所决定，这个家族或集团，可写成一个“基因谱”。后来的研究又有进展，在癌基因研究中发现，有时是几十个基因，甚至上百个基因决定某个性状的产生。为此，顾健人院士又将基因谱的概念，扩大为“基因阵”的概念，认为癌基因阵中，应该有主次，有配合，它是人体肿瘤多病因，多阶段表现的内在原因。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引起质变。如果确实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那幺，人们是不可能不承认基因的决定作用的。如果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因才能决定一个性状，那幺，这种决定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与原来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在文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你那一份权力与总统那一份权力有可比性吗？
（二）垃圾基因
第二个问题，原来经典的基因理论认为，基因的唯一功能就是蛋白质的合成。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相当多基因与蛋白质合成无直接关系。只是在控制、调节蛋白质合成基因的功能，故可以给这部分基因命名为“调节基因”或“功能基因”。而更令人惊讶的问题是，最近人类基因组工程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人类基因组图谱草图正式公布。该图谱表明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基因只占基因总数的2%，另外98%的基因是一部分功能基因、调节基因，而绝大多数基因是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其作用的“垃圾基因”。基因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基因决定性状这一概念。但如果与这一概念有关的基因只占全部基因的2%，这个太小的数字不得不使我们想到基因的主要作用不是生产蛋白质，或蛋白质生产并不是生命的最主要的特征。而这最终使我们对“生命就是基因”这一论断的信奉大打折扣。因为我们这一信仰的正确率只有2%的可能性。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安于2%的可能生而不去追问98%是什幺。
（三）逆转录
第三个问题是“逆转录”问题。逆转录问题的发现，说明在生物系统中，由DNA决定蛋白质的信息传导过程不是唯一的。还存在着由RNA——DNA的过程，甚至有蛋白质——RNA——DNA的过程。如果这些过程存在，那么说DNA是基因，是生命的最基本结构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了。
（四）基因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
第四个问题，是从生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来看，按照后现代科学的理论，生命除了在结构上应是一个系统外，它在功能上就是能够抵抗无机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活”的物质，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死的物质。这是生命与非生命相区别的关键问题。那么生命系统是如何保持远离死亡的这种稳定状态呢？这就是因为生命系统可以不断从外界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研究证明，这些物质和能量不是直接从环境中得到的。从环境中得到的是能够制造这些东西的原料，经过生命体自身的加工，才成为生命体真正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为了完成这一摄取和加工过程，机体必须要有一套复杂的中间结构。这样，所谓生命物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其中包括所谓的‘生命物质’，如DNA，还包括负责从环境摄取原料，加工制造的辅助结构。这些经典概念的“生命物质”与为摄取物质和能量而起作用的辅助结构总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就被称为“生命”、“生命体”，或“生命物质”。所以，后现代科学所说的生命物质，是指这样的一个物质系统，而其中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命名为基本的生命物质，不论这个组成部分在生命系统中负责什么功能。从这里可以知道，作为携带遗传信息的DNA，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用后现代科学的理论来看，不存在具有生命的简单物质。DNA是一个大分子。但却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物质。它自己无法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所以，单独的DNA，无法在自然界中存在和生存下去。DNA只能活在细胞中，和细胞一起生活。科学史上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材料，提示人们，DNA不是最基本的生命物质。这件事就是关于病毒是否具有生命的争论。一派人认为，病毒是生命的一种结构，另一派人认为病毒不属于生命物质，因为病毒离开细胞生命时，并不表现出任何生命活动。这个问题的争论最后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搁置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们没有对生命物质正确的定义、概念。现在，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给生命以新的定义、概念、这使人们对基因及病毒的本质，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于基因理论的再认识，我们知道，基因只是一个简单结构，它自身无法体现生命功能，必须与一系列辅助结构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从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而这个系统就是细胞结构。细胞是能够从环境摄取物质和能量的最简单系统，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当然，这个基本结构本身已经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更高级更复杂生命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之，生命是复杂系统，任何简单物质都不可能是生命的基本结构。
在伟大的基因理论面前，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无限的眇小，我知道，我的分析是无足轻重的，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基因理论错误，缺点的注意，下面我想引用一些科学名人对基因理论的评价，我想，这或许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在《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一书中写道：
“……（生命）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个秘密。特别令人迷惑的是怎样会出现遗传密码和蛋白质合成的各种机构。”“卵裂本身当然并不能导致胚胎的发育，真正的精髓却是细胞分化过程。所有的高等动植物都是由大量不同的细胞类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甲状腺细胞、血细胞等）建成的。在某些生物中转化过程开始于受精后最初几次细胞分裂。其它生物中后裔细胞在确定其命运之前，要经过大量的细胞分裂，然而，不管其分化发生的精确时间如何，结果常常是亲代的细胞转化成大量形态不同的后裔细胞。……我们必定会问是什幺东西不仅使两个后裔细胞合成不同的蛋白质，而且使它们各自连续合成相同一类蛋白质？很清楚，对于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研究出任何一种高等劝植物胚胎发育的全部化学细节。”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P•享德莱在其主编的《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写道：
“虽然对于发育反应的全部节目以之为基础的遗传基础和细胞内的机构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即使最圆满地了解到基因细菌细包中的作用，仍旧不能完全阐明一切细胞、组织和复杂有机体的发育。什幺东西导致受精卵进行分裂，并且产出子细胞？它们又变是像骨骼和肌肉？血液和神经那样地不同？”“就象我们已经了解了DNA酶的机制，膜与神经传导，这些仍然不能使我们预见到会有蝴蝶、兰花或海豚，更不用说人类了。”
面对生命运动的复杂性，自然科学家分成两大派别。一派认为生命有其超自然的特殊活力，此派被称为“活力论”。另一派则认为生命做为物质的一个种类其根本规律仍旧应该是物理的和化学的。生命的复杂运动终究会还原成某种简单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运动。这一派可称为“还原论”。沃森，享德莱这些科学家没有盲目地站在哪一派别，而是清醒地认为，目前的基因理论尚未揭示出生命的根本规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研究的思想方法中可能存在某种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还需要有一种新思维方法。同时也还需要在自然科学中有进一步新发现，新的突破。如沃森在同一本书中写道：
“人们往往预计，在了解生命的本质之前，一定会发现一些就象细胞理论或进化论一样重要的自然规律。”“曾几何时，某些生物学家总觉得——如果不是希望的话——生物学之所以和悲凉的、无生气的化学实验室不同，除了复杂性和大小之外，还有某些更为基本的不同。”
享德莱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急需的这个理论是一种哲学。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写道：
“哲学还没有消化生物学者对生活自然界的看法，从唯生论与宿命论的想法上解脱出来。但是随着化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飞跃进展之后，有一天必然会产生科学的新哲学。主要是根据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是物理学的发现。”
以上回顾告诉我们，基因理论的第一代创始者就已经发现单靠基因理论本身是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性问题的。还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还要有一个不同于现行思维方式的一般哲学类的理论，基因理论只有在那个新理论的框架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他们做了预言，这个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且，这个“科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化学，而是“生物学”。事实上，正当他们在那里预言的时候，这个科学的哲学正好刚刚产生，这就是奥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虽然到现在，在系统论已经面世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生命科学研究人员仍不能理解和接受系统理论，但是我们相信，这段拒绝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使我们更加惊叹这些老一代科学家们的预言是多幺的准确！新出现的理论的确是科学的哲学，这个科学的确是生物学！

杨鸿智

下面，我们再看些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对基因理论的认识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在他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一书所写的导言：《展望21世纪科学发展前景》一文中写道：
“在整整100年前汤姆逊发现电子，从那以后，影响了我们这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找到了最基本的粒子，就知道最大的构造。这个思想不仅影响到物理，还影响到本世纪生物学的发展。要知道生命，就应研究它的基因，知道基因就可能会知道生命。我们现在发现并不然。小的粒子是在很广泛的真空里，而真空很复杂，是个凝聚态，是有构造的，也就是微观的粒子和宏观的真空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必须同时处理。知道基本粒子就知道真空的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这东西。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
钱学森关于基因问题的论述。该论述发表在钱学森的著作《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第360页；
“当听说今天讲解的题目是基因工程时，我脑了里就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基因工程与我们所的任务是怎幺一个关系？我们所工作总方向给我们的任务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我想基因工程跟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怎幺一个关系？今天报告人也作了一点回答。他讲到基因工程与人体科学的关系。基因工程考虑的问题原来是从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这方面来考虑的。所以它一下子就到了微观领域。我 说人体科学的问题，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问题，这都是宏观的问题。那幺基因的变化到宏观效果，这里头远得很，是错综复杂的。报告人讲了，现在的研究要证明基因客观存在环境的影响后才表现出来，环境又是个宏观的东西。它影响的是集体的，整体的东西，这里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好象基因动一下就有一个效果，恐怕不是这样。要复杂得多。也不是说基因工程是微观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从微观到宏观这里边复杂得很。也就是局部跟整体的关系。刚才在显示上，有一个叫多基因工程图，上面有一个现阶段的问题的第四点就讲到了这一点。那问题很困难，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个措施，找出影响微观的因素，在宏观上是个什幺结果，假设这个问题你没搞清楚，那幺你微观的那些措施就不好下决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这儿搞清楚，不要认为这儿听了基因工程，啊呀！了不起，可以改变人的根本的东西，困难。”
诺贝尔奖得主M•盖尔曼在其著作《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有关论述：
“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幺说，但事实的确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从这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如此。但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过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门科学占据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都是一个联合整体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通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得以巩固。位于某一层欠上的科学涵盖了位于较上层的不那幺基本的科学的定律。但是，后者由于更特殊，因而除了前者的定律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在每一层次上，都有一些对本层次非常重要的定律有待发现。科学工作不仅包括研究各个层次上的那些定律，同时还要从上而下及由下向上在它们之间建构阶梯。处于等级中另一层次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今还有哪一严肃的科学家会象过去几个世纪中常见那样，相信生物学中存在着不源于物理——化学的特殊活力？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理论上，生命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就象化学定律依赖于物理学那样。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又成了一种还原主义者。然而象化学一样，生物学依然非常值得按其自身条件，在其自身层次上来进行研究。尽管阶梯的建构工作仍在进行。即使基本的地球生命化学与历史关系不大的，生物学中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有效复杂性，远远大于诸如化学或凝聚态物理这类学科中有效复杂性。想想自地球上生命产生以来4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多幺巨大数量的进化性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那些偶然事件中的一些（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之后续历史中，及对生物圈中生命之形式之丰富多彩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学定律确实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但它们还取决于大量由偶然事件产生的附加信息。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理论上可能进行的那种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还原。与一个缺乏经验的读者所理解的还原一词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远远大于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或化学到基本物理学的还原的情形。生物科学远比基本物理学复杂，因为地球生物学的许多定律不仅与基本定律有关，而且还与大量偶然事件有关。”（第112-115页）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即对于基因理论的态度，现在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基因迷信派，另一个基因论的反对派，基因迷信派是还原论派，反对派是系统论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在理论的讨论中有两派意见，而在生物学和医学的科研实践中却只有还原论派在行动。而系统论派只保持在理论上，口头上，没有实践表现，这有个历史的原因，因为系统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的时间过程，现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宣传、壮大，我认为，系统理论已经有可能转化成生物医学的科研实践。而我现在所提出的后现代医学理论，正是一个将系统理论转化成科研和临床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是属于系统论派的，但我并不反对基因研究，我认为，基因层次规律的阐释，对系统理论的发挥能起到支持作用、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基因研究，关键是要把基因研究的成果纳入系统论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还原论体系。因此，我国生物界和医学界可参与和继续进行基因研究，但是这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我国在此项研究中并不占有优势，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基因研究的发源地，我们是后来者，小学生，从经济条件来讲，我国更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我国虽然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1%的测序任务，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是基因研究的大国，正如这个“1%”的数字所显示的，我们如何用1%与99%去竞争呢？参与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学术界能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只要不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我们就得不到基因研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高层决策者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幺就应该在实践中调整我们的基因研究策略，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应该把 我国的一部分研究力量转移到系统理论的研究上去，转移到后现代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研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转移。首先，目前世界上后现代医学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现在能够开始研究，那幺我们就是首创，我们就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几百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我们一直学习西方，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国可以早于西方在后现代医学研究中起步，西方在现代医学时代是先进的一方，但这个先进将成为西方的袍袱，西方舍不得停止他们在还原论方向上的前进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即基因研究事实上只是涉及少数人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大部分医务工作者，没有机会介入基因研究，那幺，我们为什幺只让这些人当旁观者而不让他们参加到一项有意义，能参与的事


    （美）露丝•哈伯德，埃里加•沃尔德在
    《基因神话揭谜》书中对基因理论的分析批评
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遗传学试验和改造助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微小分离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完整的人体。因为我们自己对改变这些部分无能为力，迫使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把自己交托给据称能够这样做的专家们。然而，我们时常更加体验到需要对付的是完整的人体，而不是去修补局部。这里更加包括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诸如改变我们的住所或同住人，或改变我们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或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客体或生物分解成最小部分而不把它们看作整体的过程称之为还原论，还原论并不局限于遗传学。在19世纪左右，还原论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要支配力。从巴斯德的细菌到物理学家的原子，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的观念是认为最小的事物能有最势不可挡的效应。在生物学中，还原论促使我们相信，生物体或其组织的功能行为可能通过其细胞，分子或原子的研究和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其结构和功能，来作出最好的解释。然而，还原论者往往过于枝枝节节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观察动物生活及其行为的博物学家在生命科学中曾拥有的重要地位，已经让位给研究DNA分子及其构成所谓基因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家。大多数现代生物学家认为，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比对细胞、器官或完整生物的研究能对自然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动物实验比试管中操作的试验更难控制或重复，这样就很容易把动物实验看作模糊不清的科学而抛弃了。分子生物学从而成了最享盛名的生物学的科目了。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能源部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一项计划，其规模和经费（15年里预计耗资30亿美元）能与美国太空计划相提并论。这项计划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试图对人类“表型”的所有DNA进行作图和测序。这是还原论的最充分体现，因为基因组学家们将构建出DNA分子亚显微片断的假设序列，再声称那种序列是人类的本质。哈佛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伯特称人类基因组是遗传学的“圣经” 。这种比喻意味着对科学奇观的宗教敬畏，在基因组学家们当中已变得异常一般，还载入了有关这一计划的大量媒体报道中。例如，报道有关人类基因组的电视节目“NOVA”称之为“生命的圣经”。《DNA双螺旋》作者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家中心第一任主席沃森回避了直接的宗教比喻，但声称他的目标是“了解人类”和生命本身。然而，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有某种DNA序列的物质。分子生物学家不比寓言中的山顶古鲁更有资格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可以对问题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有用。（P3-4）
<社会对科学思想的限制——还原论是社会的产物>
DNA分子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具有生物学教科书里描述的物理结构。然而，我们对DNA和基因的理解体现出我们思想观念有束缚。这种束缚来源于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正常行为和偏常行为，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的种种看法。要是科学家能考虑到这种情况那就好了。但遗憾的是科学教育倾向于掩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说，科学开始于科学家试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随着获解而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是这样的。他们忽视科学和社会间在进行中的相互影响；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但强调的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社会对科学家洞察力和成见的影响。要在其社会环境下理解科学，我们必须常常关注科学家研究范围内科学实践、描述、解释、文化观念和经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创建出科学论据的方法，也不能理解这些论据运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法。我要说得非常明确，我的确不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遗传学研究者都在错误地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是按常规进行科学研究，把重点集中于内在属性。作一个类比也许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根据伟人（尤其是白种伟人）的成就看待过去。我们多数人在学校里学的历史都是围绕帝王将相之类的。在20世纪中，已经从这种历史的“伟人”理论逐渐转移到社会的历史，试图通过，我们所能发现的普男男女女如何生活来了解过去。所以，历史学家已经从依据“重要人物”活动解释历史的模式转移到更加综合的模式。在这后一模式中他们试图取得尽可能完整而多彩的景象。分子生物学家走了截然相反路线，他们从综合性生物学转移到一切都追溯至“大分子”DNA的生物学。我的看法与这种通常的观点不一样。我很少发现某种实验的方法或解释有什么毛病。我所反对的是还原论者极力按“重要分子”及其组成部分的活动来解释生命体。（P8-9）
<遗传与环境>
遗传学研究试图回答的一系列问题或许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遗传与环境、相同与相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联。贯穿整个西方知识发展史，人们一直在争论究竟哪个最重要？遗传还是环境？先天禀性还是后天养育？在20世纪初，人们坚信是遗传的力量。遗传学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科学家希望它能解决一大堆问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遗传论者观点不再风行。在纳粹种族歧视、遗传论者政策的灾难后果广为人知时，展示出赋予生物遗传太多威力和用遗传方法改良人种而造成危险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前兆。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左右摇摆局面有所改变，科学家们开始强调遗传在塑造我们的性格和行为中的重要性。这种变化部分应归咎于保守党人强烈抵制公民权利和女权运动。诸如此类的运动强调环境在塑造我们成为什么人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女，无论是美国黑人还是其他种族，在美国地位的低下是因为歧视她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低下。保守党人热情赞扬似乎显示天生差异的科学发现，他们就能用这种差异来解释目前的社会等级。
像还原论者一样，遗传论者试图对复杂问题找到简单答案。但是，我们体内，我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实在太复杂了，无法强行纳入简单化的模式中。我们的环境里充满着其他生物，从聚居在我们肠道、给我们提供必需维生素和其他食物的细菌，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和其他动物。察看我们所有的基因，甚至所有生物的全部基因，仍然不会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我们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确实，女人的卵子与男人的精子一旦融合，未来人的基因就到了一起。但是，发生有受精卵、子宫里和出生以后的许多事情也会有重大效应。如果孕妇得不到适当营养或接受不了合适的药物，胎儿可能会受损甚至死亡。相反，如果她有机会好好照顾自己，孩子一旦出生，将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像基因一样，这些环境对于孩子是不可或缺的。婴儿必须养成人。完全任他们自行发展，他们就会像狼养的孩子一样——成为严格字面意义的人，但不能进行即便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我们都知道，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会有明显的差异，不仅在人格上，在体格上也是如此。在一代人里，且在没有遗传变化的情况下，来自亚洲和南欧到美国的移民，看到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长得比他们高。即使生活在同一家庭里，我们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也能在心理或体格上产生不同的影响。
外界影响会终生起作用。记得我有一个学生患严重抑郁症，是由于抗生素引起肾衰竭而产生的后果。我去医院探望时，已经认不出他了。相距一周，这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双颊凹陷的老头，声音苍老，步履蹒跚。幸运的是，这些变化后来被证明是可逆转的。但是，能够如此快地经历这种深刻的生物学变化，以及变成未所料及的、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例子是很惹人注目的。鉴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愚蠢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冷漠的人可以变得活泼，衰弱的人可以变得健壮而充满活力。许多社会运动，从女权运动到公民权利的斗争，都是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为基础的，都已经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遗传学上的解释仍然有其吸引力。我们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都要去谴责父母的行为。父母们信奉基因是孩子们问题的根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父母们不得不游走在“过分纵容”与“过分严格”，对孩子太“疏远”或太“溺爱”这种狭窄的界限上。对于这一切都不应有什么惊讶的。但是，遗传学上的解释有局限性。基因参与我们所有的功能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人。它们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是许多个人的和社会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中，基因实际上是起了哪部分作用呢？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指望知道答案。人类，甚至果蝇都是导致复杂生命活动的复杂生物，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生物学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所有一切。（P9-12）

杨鸿智

<基因是什么>
那么，基因是什么呢？不同类别的生物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家说，一个基因就是一段DNA，它具体指定一种蛋白质的组成，可以影响是否合成和以什么速度合成那个蛋白质。有时邻近的基因也会影响那个蛋白质的合成。遗传学家说，基因是我们染色体的各个部分，它中介可遗传的性状。群体生物学家们说，基因是差别单位，可用来区分人群彼此不同的成员。进化论生物学家说，基因是生物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历史记录。所有这些定义都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特定科学家关注之点决定于他的兴趣所在。遗传学家们的语言时常带有明显的思想束缚。分子生物学家，还有在出版物中，在讲到基因或DNA做什么时用到动词如“控制”、“编程”或“决定”。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用词给DNA赋予了太活跃的作用。事实上，DNA并没有“做”任何事。它是一种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只是停留在我们细胞中，等待其他分子与它一起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细胞中的DNA像一本食谱书。我们要做一盘繁杂的菜肴，需要有一本食谱书，但食谱书做不出菜，也决定不了做哪种菜肴或菜肴是否好吃。厨师和烹调原料将决定用什么烹饪方法和如何使用烹饪方法，最后喝汤还是吃蛋糕，食物味道如何等。烹饪术也是一种恰当的比喻，因为这里引入了应变和灵活的要素。好厨师如果在他缺少某些似乎必不可少的烹调原料或器皿时，能够对食谱灵活改动。同样，细胞和有机体能够代偿“遗传的差错”。而且，如果把细胞和生物体当作这个比喻里的厨师，许多烹调原料就是其中的基因和环境因子，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菜肴”，要是看这些分离开来的烹调原料是预料不出这道“菜肴”的。基因太经常被看作是绝对的预言者了。当人们提到“规定”这种或那种性状的基因时，它们表达出一种限制我们的必然性。我们的性能被编码在我们的基因中，这种看法会妨碍我们采取有效步骤来改变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功能是放置在生物学反应，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网中。它们不是在实验室中能够重复的简单过程。同样，因为基因对于我们自己的外貌是重要的，所以科学家发现很难客观地看待它们。（P12-13）
<遗传预报的不可靠性>
遗传预报，不管牵涉到检测还是普查，依据的假设是：基因和性状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遗传性疾病与许多因素有关，还与进程中多半不可预期的相互作用有关。现就遗传学普通教科书《遗传分析引论》作者的话引述如下：某个基因并不通过单独作用决定某个表型（可见的性状）；某个基因只有在与其他基因、环境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决定某种表型。虽然遗传学家把某个表型归因于他们所鉴定了的某个基因，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为了有助于遗传分析而用的一种便说明的行话。出现这种行话在于遗传学家有专门技能来分离生物学过程中的各别组分，并作为遗传分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虽然这种合乎逻辑的分离是遗传学的基本方面，基因自身是不能起作用的。
即使基因牵连到疾病，其遗传遵循着一个有规律，可预见的模式，也证明它远非是简单定义和定位的问题。为了提供有意义的遗传信息，科学家有时需要对患“同样”疾病的不同家族，甚至不同个体分别确定其突变模式。这样，遗传预报就成为不可能实现。在多数遗传性疾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和发病过程，并可能发展为一类相关病而不是唯一的病。这尤其可能出现在晚起病的极端易变的疾病情况下。研究者曾反复声称鉴定到了“老年性痴呆基因”。不久前，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鉴定出两个不同的DNA片段，一个在第19号染色体上，另一个在第21号染色体上，每个小组都声称他们的“老年性痴呆基因”是真实的基因。在科学家们试图预报所谓有遗传“倾向”的疾病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认为凡是致死的慢性病（癌症、冠心病、糖尿病、中风、酒精或药物引起的肝病）可能是由我们基因中遗传到的倾向来“决定”的，这样的理由变得越来越普遍。搜寻工作展开在“有关”癌、冠心病，甚至类似酗酒行为性疾病的基因上。从治疗角度看，试图弄清楚复杂遗传病的相关基因，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DNA，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深信任何棘手的疾病基因都被鉴定和分离出来，加上希望它会导出有益的论断测试方法，这样的信念有可能促使人们坚持不懈的去搜寻相关DNA片段的。实际上，这不仅不能治愈或预防疾病，还会增添“无症状”或“健康表象下的病人”的新受辱人群，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可能被认为他们在未来某一时刻会有某种疾患。（P39-41）
<基因是怎样发挥功能的>
不管基因大小如何，每个基因规定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确实，这就是所定义的一个基因。生物需要数千种蛋白质来完成它们的生物功能，所以即使低等生物也必须具有许多的基因。功能性DNA序列中的变化构成基因突变，往往导致相应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种蛋白质的合成需要各种不同的酶的参与，而每种酶是一种特异的蛋白质，所以，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基因被卷入到任何特定的蛋白质的全合成中去。基因和蛋白质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说成为各个基因“编码”、“决定”或“中介”某个蛋白质的合成，这仅仅意味着基因规定了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蛋白质被合成的全过程只有在细胞的整个代谢机构功能齐全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这里总是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蛋白质参与，从而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基因参与。蛋白质和基因的相互关系，变类似鸡和蛋一类的问题。许多基因涉及任何蛋白质的合成，而许多蛋白质参与任何基因的合成及功能的发挥。我反复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正是经常会被忽视了的。在科学家们的讲这个或那个分子、性状或疾病而谈到基因时，他们是充满着幻想的。他们过分强化基因和DNA的控制能力，而不把它们看作是细胞和生物整体功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P56-57）
<遗传泛化现象>
我于1994年8月曾在一公开讲座中听到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一位战胜詹姆斯•沃森后担当美国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的科学家——的言论。他把基因组计划描绘成人类所曾从事过的工作中最崇高的项目，并对他的听众断言：“事实上所有疾病，也许外伤除外，其中都有遗传成分”。鉴别出我们身上的所有基因，他说，将使科学家有可能通过“读出我们自身的蓝图”来预言，预防和治愈所有疾病。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科林斯博士为何将外伤排除在那包罗万象的承诺之外。不管怎么说，人们常常会因为他们的听觉或视觉不好，因为他们逐渐衰老而行动不便，或其他一些原因（估计会被那些对基因组的预报作用盲目相信的人归因于基因的原因），而受到意外伤害。问题关键是，“所有疾病都有遗传成分”这种说法，涉及的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变得失去了意义。基因决定蛋白质的组成，而蛋白质则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功能有关。因此，基因对我们与病原体的反应，对我们对外伤的易感性和响应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着“遗传成分”了。但果真如此吗？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基因有关，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有关它们定位，组成和它们行使功能的方式的每一件事，就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健康，并预言、预防或控制所有的疾病和不良行为。然而，当前“基因痴迷”仍然有吸引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方面。通过将行为，才能或健康状况归咎于基因，遗传决定论有着使社会和个人同时摆脱困境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人的所有健康和行为问题都是由于他们基因的功能所致，那么，我们对社会性疾病的责备就只能针对个人的不足，而不能针对经济的或其他社会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穷是因为他们在遗传上就天生懒惰，愚蠢或别的什么东西，而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带有错误的基因。在某些进步团体中，这类理论解释通常会被冠以“责备受害者”一词，因为他们把应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负的责任转到了受到影响的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成为悖论的是我们也能将遗传解释用来赦免个人。如果人们所做的事是他们的基因的一种功能，那么，他们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负个人责任呢？（P183-184）
《论坛反应与交流》
《中国健康网健康社区》
xgy996：成
妇科圣手：看不懂
     《丁香园 《健康报-医生论坛》在线投稿》
elmm193h 学习中的鸟：看了杨先生的文章受益非浅，研究者和科学家太需要科学哲学的指引了
《精品文化论坛>四海搜奇》
南郭先生总版主：好
《中国思维 → 思维学术区 → 思维天下》
哲学黑洞：确实是好文章，以后再仔细学习，谢谢光临！

杨鸿智

第11篇  现代医学的困境（7）— 癌发生的“基因突变”理论是不正确的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一）“正常组织细胞癌变”说法的不准确性
首先看一下目前医学专业内常见的标准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正常组织细胞”癌变。如武忠弼主编《病理学》中的论述：
    肿瘤的概念：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协同作用下，局部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这种新生物常表现为局部肿块。肿瘤细胞是从正常细胞转变而来的，但它变成肿瘤细胞后，就具有异常的形态、代谢及功能。它生长旺盛，常成持续生长，与整个机体不协调，并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发育成熟的能力。有些甚至接近幼稚的胚胎细胞。这在恶性肿瘤表现尤其明显。近年认为，致癌因素作用于细胞的遗传物质，主要是DNA，引起遗传密码的改变，使某些关键的细胞调控基因突变或过量表达。随着细胞的分裂，这些遗传物质的改变仍能按照遗传法则不断地传给子代细胞。这样，即使在致瘤因素不存在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代谢特点仍能继续维持。甚至当把肿瘤细胞接种到体外培养基培养时，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下去。（第141页）。
    以上摘录指出，癌细胞是由正常组织细胞经基因突变后形成的。这一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医学的专业概念，也成为社会大众对癌症的基本认认识。我们现在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一是明确“现代医学”是如何表述癌这个概念的。第二，是要指出这一概念的不全面性、模糊性。并由此导出我们对癌症的新认识。“正常组织细胞”概念的模糊性在于，所有正常组织，并不是由一种细胞组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层次序列。而“正常组织细胞”没有指出是哪一类细胞。以血细胞为例，血细胞的层次是：
   
  全向干细胞——多向祖细胞——单向祖细胞——早期幼稚细胞——成熟细胞
这么多层次种类的细胞，用一个“正常组织细胞”来说明是太粗糙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只保留在大体解剖水平，还没进入细胞水平。因为进入细胞水平一看，有这么多细胞，只简单说一个“正常组织细胞”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二）细胞质代谢系统对基因的制约
正常组织是一个从干细胞到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的系列组织。简单地讲，癌细胞由正常组织细胞“去分化”发展而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正常组织中最后的成品细胞是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这些细胞不能再非裂，如果说还有什么变化在等待着它们，那便是死亡。说这些功能细胞发生了去分化，又具有了分裂功能，这是不确切的。无可否认，癌细胞是处于干细胞和功能细胞之间的中间形态的细胞，那么，为什么只能说它是功能细胞的“去分化”而不能说它是干细胞没有分化到功能细胞之前就停止在中间状态呢？总之，“去分化”理论是一个事实加一个推论。癌细胞的中间形态是一个事实，而“去分化”是一个推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被这个推论所局限。细胞的分裂不单是由细胞核决定，还于细胞质有关。这些功能细胞即使基因突变，具有了重新分裂的功能，如果细胞质缺少必要的功能蛋白相配合，还是不能完成细胞分裂。人们认为功能细胞受到致癌因素的作用，发生基因突变，细胞就会变成不停分裂的癌细胞。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知道一个知名，那就是，基因的复制、表达，必需要有细胞质中一定的蛋白质代谢系统的支持。卵细胞、干细胞这样的细胞之所以能够不断分裂，增殖，是因为细胞质内有一个全能的代谢系统的支持。在干细胞向功能细胞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干细胞就丧失一些代谢功能，直到分化成最后的功能细胞时，继续分裂的代谢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因此，认为功能细胞会退行性变化，重新获得细胞分裂的能力，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终末分化细胞是不会癌变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高等多细胞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的差别只在于大小和所含细胞的多少。这是片面的。这个差别主要是细胞的分化问题。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发展，除细胞量的增加外，更重要的是细胞分化成各种不同功能的专业细胞。这些具有特别生理功能的专业细胞，从生理功能方面讲是专业化了，高级了，发展了，但是，为此，这些细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它自身丧失了完整的代谢体系，并因此失去了不断分裂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就表现出这些细胞寿命的有限性。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生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生长、衰老、死亡。医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生命的这个生长发展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发生问题时，给以适当的调整。个体发育，是指从受精卵形成胚胎、胚胎生长成个体，个体再继续生长、成熟，又形成下一代的卵细胞和精子，而后，个体逐渐衰老死亡。对于人这样的高等多细胞动物来讲，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化问题。细胞分化是指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在细胞之间产生形态结构功能上稳定性差异的生命活动过程。在形态、功能、结构上有了稳定性差异的细胞，称为分化细胞。生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增加细胞的数目，通过细胞分化，增加细胞的种类，形成各种组织、器官、系统，最终形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有性或无性生殖时，多细胞生物都是通过有丝分裂产生出所有的细胞。受精卵的卵裂就是一系列的有丝分裂。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如果发育系统只是有规律地进行有丝分裂，只要DNA复制不发生什么变化，则所有细胞的基因组信息就不会有任何差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子代细胞与亲代细胞完全一样，而这样完全一样的细胞在一起，只能形成细胞“群体”，而不会成为高等多细胞动物。研究发现，对于高等多细胞生物，在发育过程中虽然子代细胞完全遗传了亲代的DNA构造，但是在不同的子代细胞中只使用一小部分遗传信息。每一类形的细胞只表达一套特定的蛋白质。由于使用表达遗传信息的不同，造成了子代细胞的形态功能的不同。即形成细胞分化。从细胞壁8层次的角度来看：分化从卵细胞的受精、卵裂、三胚层的出现开始，每个胚层的组织细胞分化，逐渐取代之以各种干细胞：多能干细胞、不定向干细胞、定向干细胞和直到丢失细胞分裂能力的终端分化细胞。干细胞是一类增殖较慢，但能自我维持增殖的细胞。这些细胞存在于各种组织的特定位置上，从这些细胞可以产生另外一群具有有限的，而分裂迅速的转移细胞群。转移细胞群是一类能快速增殖，但缺乏自我维持能力的细胞，而且是分裂次数有限的细胞群。它进一步成为终端的分化细胞。终端分化细胞，这是一些停止分裂，不能返回增殖周期的细胞。如人的红细胞，这些无核的细胞是不能再去分化的。
细胞分化的特点：
    1分化细胞来自于共同的母细胞——受精卵。而后代之以各层次的干细胞。这一点是同细胞分裂相类似，所不同的是，细胞分化形成的子代细胞在形态、结构、功能上发生差异，这是由于分化细胞拥有专一基因的表达产物，因此，是由于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造成细胞的分化。
2在个体发育中，细胞分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分化启动，诱导分化的因子不存在时，分化也继续进行，而且是稳定的。（这一条为中枢抑制疗法治疗癌症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这表明即时的、间断的中枢抑制治疗，可以对癌细胞的分化起持续的治疗作用。）
    3分化细胞对于大多数生物种类来说，虽然形态各异，功能不同，但仍保持全部基因组。这是分化细胞仍具有全能性的基础。也是动物克隆的基础。
4细胞的分化是有限的活动，不是无限的。在几百万亿个细胞的有机体中，只有几百种类型的细胞构成若干组织和器官。
分化的本质是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按照基因理论，生命的全部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的DNA中，而DNA的作用就是遗传信息的保留和传递。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任何细胞的分裂增殖只能产生和亲代细胞一样的细胞。这样就不会有多种细胞组成的高等生命的存在。要想有高等多细胞生命，就要使卵细胞在分裂后产生不同的细胞。这就要求在卵细胞分裂时，基因的表达要发生改变。经研究认识到，这些能使细胞核在分裂中做不同表达的控制物质存在于细胞质中。这种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决定基因表达方向的机制，研究人员命名为“决定”。这个“决定”像DNA一样，也是生命母体留给子代的遗传信息的一部分。即遗传信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因，这是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存在于细胞质中的物质，由它们决定基因的表达方向。一旦卵细胞开始分裂，如一个卵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那么，这两个细胞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成为这两个细胞存在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决定了两个细胞当前的存在状态，同时也相应地影响了这两个细胞下一次分裂时子代细胞的结构功能。这种由细胞所处环境决定细胞发展前景的机制，研究人员给起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分化”。对于一个细胞来讲，在它分裂之前，由细胞内部细胞核基因与细胞质操纵物质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决定”。而在此分裂前，亲代细胞所处环境的作用因素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分化”。决定与分化不是绝对不同的。每一次分化之后产生的子代细胞中亲代细胞所处环境作用因素，已成为子代细胞内细胞质物质的既成内容，这个内容也就成为子代细胞下一次分裂前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亲代的分化因素将转变成子代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由卵细胞一次永远决定好的。而是随着每一次的细胞分裂都会具有新的内容。“决定”内容不断在改变；“分化”内容也不断在改变。所以，最后落实到一个细胞上，决定它发育方向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体情况。不仅在生物的胚胎发育中是这样，在成年生物体中，组织功能细胞正常死亡或病理性死亡后，干细胞在增殖补充这些损失的细胞时，也是这样。这时，影响细胞实现正常分化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干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是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如果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存在阻碍干细胞分化的成分，至使干细胞虽然在增殖，却不能分化成所需的组织细胞。那么，这些干细胞就变成癌细胞。这些干细胞不断增殖的动力，来在自于自己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这个决定是机体与生俱来就有的，是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这也正是干细胞的基本使命。
（三）克隆技术说明什么
克隆技术是用体细胞的全套基因培育出完整生物个体的技术。现在科学界认为，这个技术说明体细胞的基因组确实具有继续分裂和发育的能力。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体细胞是能够经过基因突变而获得不断分裂的能力。
但是，我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件事其实是证明了体细胞不能继续分裂。
克隆的实际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要把体细胞的基因组从体细胞中拿出来放到卵细胞中去（卵细胞原来的基因已经被去除）。也就是说，体细胞的基因是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这件事说明：
1 体细胞基因有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能力。
2 体细胞之所以不能发育成生物个体，是因为细胞质没有支持基因组发育的代谢系统。
3 卵细胞中有这个代谢系统，所以体细胞的基因可以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
克隆这件事不但说明了基因与细胞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体细胞不具有继续分裂的能力，即使在基因发生突变，“具有了”继续分裂的能力时也不行。克隆技术表明体细胞经过基因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和对组织施加的作用的异质性说明基因突变理论的不确定性
体细胞突变理论有问题。一个是能够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多种多样；另一个是由化学物质和辐射作用两者对组织施加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对此，凯恩斯写道：但是，在整个癌症研究领域令人失望地缺乏一致性。也没有对似乎存在的种种致癌物的效应实施管理的根本规则。一个物种对一种致癌物敏感而对另一种不敏感，而诸如2-萘胺之类的一定致癌物总会找出一种像膀胱，那样的特定组织来攻击而表面上留下其他所有的组织不予触动。因此，任何有关癌的突变起因的简单理论，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 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
   
（五）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与基因突变不符合
另一个总也解不开的谜，是致癌物引起发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又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种以瞬间变化著称的突变，它怎么能与缓慢的长期的肿瘤形成扯在一起呢？现代医学一方面提出癌症的发生是因为基因突变，另一方面也注意和承认应激反应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这样，现代医学提出了两个癌症发生的可能性，而使自己陷入两难的矛盾之中。许多学者研究了应激影响肿瘤发生的可能性，以下事实已无可怀疑，即长期地对身体某一局部用刺激原刺激，可以在该受伤部位引起瘤形成。例如，已确切证明，局部的瘤形成可被如下的刺激诱发，如子宫托刺激子宫颈，太阳辐射刺激皮肤等。
   
（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的密切关系否定基因突变理论
恶性肿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其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有密切关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自1982年以来，用心理学测量表进行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抑郁，内向和不灵活的性格，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生活，意外事件等都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明显相关。我国文革动乱时期，一些受精神打击的领导人先后因癌症而去世，其中有夫妻先后因结肠癌与肺癌在三年内死去，使人对心理应激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注意。最近几年，人们注意力转到心理社会压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上。这些工作都是值得重视的。为解决癌症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关应激，心理冲突和人格特性同癌症之间关系的证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考察，结果发现，对癌症病人影响最大的人格特征是内在的愤怒和敌视。癌症病人具有较高的焦虑水平，易怒，抑郁，敌视否定一切，压抑自己的情绪。
（七）“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
贝伦布卢姆甚至早在1952年便过细地考虑了该理论缺乏证据的问题：除许多致癌物能够引起生殖细胞的突变，许多突变因素可以起致癌物的作用的环境证据，“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因此，它不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假说。肿瘤的特性是永久性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在细胞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突变，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现象肯定不是突变的。然而看来好象是不可逆的。最后，即使突变理论是用于说明致癌作用的“启动阶段”，仍然有在漫长的潜伏期造成“潜伏的肿瘤细胞”转变为真正的肿瘤这样重要的“促进阶段”。这一过程的性质仍然是一个谜。

杨鸿智

（八）基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自己否定了自己
现代基因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基因突变的分子机制。原来DNA上有两种基因，一种叫“癌基因”，它激活后可引发细胞的再生机制，而同时，DNA上还有一种基因，叫“抑癌基因”，它激活时可抑制癌基因，阻止细胞再生的启动，相反，抑癌基因失活时，癌基因才可发挥作用，癌细胞的再生才能启动和维持。后来又发现了端粒酶，它的存在与否除了能控制细胞能否再生之外，它还使再生定量化，端粒酶的多少决定了细胞再生的次数的多少。这样，一切癌细胞再生的机制，就是由癌基因、抑癌基因、端粒酶这三个因素相互之间关系的结果。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一个基因突变就可以发生癌的认识应该是彻底结束。
（九）癌症研究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
对癌症研究系统回顾后的总的印象是，对于癌症问题的研究工作，从还原论思想开始，而最终却走上了系统论的道路。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 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第三阶段人们又发现了病毒引发癌症的事实，于是又提出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学说，可是这个学说，除了在实验中得以证实外，在人体自然发生的肿瘤中至今没有得到证实，这样，就使将癌症的发生原因还原到病毒的想法，不能最终确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发现，所谓病毒中含有的致癌基因，其实是人类正常细胞中原来就有的。人们给这些基因起名称为“原癌基因”。这时人们非常高兴，认为这回可真正找到了癌症发病的根本原因，还原论终于得到了胜利。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第二，人们又发现，光有了癌基因还是不一定会发生癌症，研究的结果，又发现了另外一类基因，他们的行为控制和影响了癌基因的发挥程度，这类基因，现在被称为是“抑癌基因”。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即从还原论，走向系统论。我们不是说此时研究人员已经有了系统论的思想，而是说他们已经不得已面临着系统论的事实，这对这些研究人员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情况，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继续手头的研究工作，而是需要学习一下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然后，再用系统论思想方法重新开始癌症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可能从未介入过思想方法的争论，因此，这次要进行思想方法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换，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不能转换这个思想就无法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现在，能领悟到此，就算完成了我们这篇癌症研究历史回顾的任务，下面，我们就将完全站在系统理论的角度，对癌症的发生和治疗进行一种新的论述。因为现在正是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变时期，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这里所作的论述，更象是一种演示，一种启发，希望更多的研究人员将来在这个方面上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单细胞生命的永生是如何获得的？单细胞生命直接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它直接从环境得到营养，维持生命，它也直接受环境的伤害，缩短自己的生命，因此，单细胞生命能否存在就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关系。营养的缺乏和损伤的积累尚未致其死亡之前，它已经分裂成两个新的生命体了。我们说单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存在了几十分钟，但是，这几十分钟的暂短生命却换来了单细胞总体物种几十亿年的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相比，多细胞生命自身分成两个细胞集团，一个是干细胞集团，一个是功能细胞集团，功能细胞负责保证干细胞生存的环境，而干细胞负责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多细胞生命同样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同样从环境获得营养并受到损伤，但是，因为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的两个细胞集团有不同的分工，功能细胞成为与自然环境直接发生关系的集团，而干细胞成为功能细胞的后盾，环境对功能细胞造成的营养缺乏或损伤积累，可以造成功能细胞的死亡，但干细胞对功能细胞的补充，使多细胞生命体并未因功能细胞的别死亡事件而死亡。这样，与单细胞生命相比较，在同样受到环境损伤的情况下，多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得到明显延长。
在多细胞生命体内部，功能细胞成为干细胞的环境，功能细胞向干细胞提供营养并传递损伤。因此，干细胞的功能状态是由功能细胞决定的。这样一来，功能细胞与干细胞处于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决定的循环关系中，也就是说，功能细胞的损伤，需要干细胞来补充，而干细胞正常功能的维持和发挥，又有赖于正常功能细胞的存在。因为受细胞生命可分成功能细胞集团和干细胞集团两个集团，所以，疾病也可以分成功能细胞病和干细胞病。功能细胞病是指那些虽然造成功能细胞的损伤或死亡，但尚未影响到干细胞的正常功能，这些就是临床所说的功能性疾病，这类疾病可用促进干细胞再生，保证及时补充受损的功能细胞的方法来治疗。干细胞病是指那些功能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已经影响到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分化的疾病，这些疾病包括有组织重构的各系统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和癌症。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是首先支持干细胞再生，重建正常的功能细胞，然后再使正常的功能细胞恢复干细胞的功能，干细胞病的治疗难点在于功能细胞的损伤不能大于一定的限度，否则，功能细胞与干细胞的关系将陷于一个恶性循环疾病无法取得治疗的突破口，总之，功能细胞与环境的关系，仍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干细胞机制为我们治疗疾病提供了一个有力武器，但不会是永远成功的，特别是在功能细胞损伤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就癌症而言，癌症是干细胞病，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受功能细胞制约，功能细胞受损后，无法正常制约干细胞，于是干细胞增殖失控而为癌治疗办法，首先支持干细胞补充功能细胞，在功能细胞功能加强后，会给干细胞正确的制约，使癌症得以治疗，与此同时，要去除对功能细胞的损伤因素，这包括来自于环境的因素，也包括来自于机体内部的系统控制因素。如果功能细胞已经大量损伤、死亡。对于细胞的制约因素已消失贻尽，那么促干细胞治疗方法将无效。
我们提出癌症发生的一个机制是：干细胞的分化，凋亡是受组织细胞的诱导实现的。如果组织细胞不能释放正常数量的功能蛋白质，以对干细胞施加分化、凋亡的诱导，那么干细胞的增殖就保持在原始未分化细胞状态，并因为失去凋亡、数量不断累积增加而成为癌组织。这样，我们就把癌症发生的原因推到组织细胞方面，是由于不正常的组织环境造成癌症的出现。这就提到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哲学讨论命题。在欧洲，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领域唯物主义产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人是社会的产物，或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自然人由于受到他所在社会环境的教育而成为某一种类型的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处于另外的社会环境，它就会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唯物主义的这个发现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决定个人。但是，这样的唯物主义，除了能局部地解释某个人的出现的原因之外，没有更大的作用，因为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人，那就得首先改变他所在的社会环境，那么，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才会改变的，社会环境与个人之间除了已知的环境决定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在原来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由人来进行的，即社会，是人类创造的。这样，就形成这样一个理论，人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又是由人来创造的。从一般人的头脑来理解，这又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问题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把事物放在一种不变的状态下研究而是放在运动的变化的过程中研究，他们研究社会，是从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来研究。他们发现，当社会处于“正常”情况时，也即社会没有什么大变化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状况是主要的，社会决定个人的存在。但是，到了这个不稳定的时刻，这个社会中会产生出一些少数的突变分子，这些分子不同于正常社会关系的产物，然后这些少数分子竟能改变了社会状况，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这样，这段历史就变成了“个人创造社会”。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新的社会诞生，进入新的正常生活阶段，大多数群众又在新的社会要求下以新的标准模式，过着新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人。这里的关键是，在社会决定人的大前提下，社会也能产生一些突变型的人，正是这些突变型人，使后来的社会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类就会永远在一种社会模式中过同一种生活。干细胞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组织的改变，造成了癌的产生，为了根本治疗癌症，只有改变组织状况，而组织细胞又正是由产生癌细胞的干细胞产生的。这对于机械论的唯物论就无法理解了，在目前固定模式下，干细胞的增殖只能变成更多的癌细胞，无法使干细胞变成正常的组织细胞。而辩证法却使我们相信，只要给干细胞充足的营养，让它大量增殖，肯定会有少数发生突变，又变成正常组织细胞，而一旦这样的细胞出现，它所释放的功能蛋白又反过来诱导更多的干细胞走分化凋亡的道路。这就是癌症治疗中，使用促核酸代谢治疗的两种估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然实验已经证明有治疗效果，那就表明这里面确实有一条辩证渠道。
肿瘤中仍有大量正常组织细胞，支持并加强这些正常组织细胞的生理机能，可能有效抑制癌细胞或加强癌细胞向正常组织的分化。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波拉克在其著作《解读基因--来自DNA的信息》一书中写道：60年代末，在做了两年研究之后，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肿瘤内总拥有为数更多的正常细胞，这些能自动转变回正常状态的细胞，又重新获得防止正常组织过度生长的控制力”。这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首次贡献。这篇论文吸引了沃森的注意。在一场演讲和两杯啤酒下肚后，他邀我加入冷泉港研究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