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看中医

中西医融合观

（一）哲学的可融合性
     在欧洲，前苏格拉底时期是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军事征服、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出现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知识积累的时期。在哲学思想上，这个时期先后诞生了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前5世纪的折衷主义哲学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等，以及智者学派。他们主要研究自然问题，从智者学派到苏格拉底，道德问题成为中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统一的体系。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处于奴隶社会繁荣阶段的后期，是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

中西医融合观

    1.毕达哥拉斯与《易经》时代（奴隶社会的繁荣之后期）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宗教领袖。早年曾游历埃及、巴比伦等地。公元前6世纪，为了摆脱暴政，他移居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托内，并组织了一个政治、宗教、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讲究苦行，精神高尚，影响了从柏拉图一直到尼采的后世许多哲学家。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害。
毕达哥拉斯学派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世界中的一切（易经是宇宙代数学，一切事件都可以代进去给予解决）。数学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只是一种科学的工具，也是认识宇宙万物的一把魔术性钥匙，他们习惯于说“万物类似于数”。他们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毕达哥拉斯还是音乐理论的鼻祖，他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在天文方面，首创地圆说。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和学说，对希腊文化有巨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
据杨布里可在《毕达哥拉斯生平》中记载，毕达哥拉斯路过一家铁匠铺，听见铁锤击砧的声音，辨认出四度、五度、八度3种和谐音。他猜想声音的不同是由于铁锤的重量不同，就称了各个铁锤的分量，发现发出八度音的那一把重量为最重一把的一半；发出五度音的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三。他在琴弦上重复这一试验，发现声音的质的差别是由发音体在数量方面的差别所决定的，琴弦越长，声音就越低；琴弦越短，运动速度越快，声音越高。他由此得出结论，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的比例所构成的。他确定了音程的数学原理学说：八度和声是1：2，五度和声是2：3，四度和声是3：4。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这一发现推广到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认为它们的和谐都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因此艺术作品“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艺术家要学会在一切种类的动物和其它事物中很轻便地认出中心。至于比例怎样才是适当、才是美，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了进一步探索，发现了被后人称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大段与小段之比等于大段与整段之比）；希腊雕塑家波里克勒特还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写了一本规定事物各部分之间精确比例关系的著作《法则》。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整个天界也就是数与和谐而已，和谐是客观的，是整体宇宙的属性。所有有规则的运动都产生和谐的声音，宇宙就是“天体的音乐”，音乐是宇宙的灵魂，人是类似于“大宇宙”的“小宇宙”，同样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治着，内外相应，欣然契合（欧洲的天人合一学说）。在世界各部分的关系中表现出一种秩序和规律的广义上，美就是和谐；在数和数的组合的狭义上，美就是对称。以数为世界的本源，这在后世多年来不好理解，但以数量比例、对称关系等来规定一个事物的和谐与否，来理解美，理解世界，在当时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人是万物的尺度（参考系），当然也是美的尺度（参考系）。美就是通过视听而给人以愉悦的东西，从主体的心理方面谈论美和艺术、美感与快感的一致等等，为美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与《易经》的术数理论都是想要说明“数”与“理”的关系。
    在《易经》的研究领域里，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为理易，二为数易。“理易”以卦象暗示的规律，寻找事物发展的理论依据，进而从“理”上阐明变化的过程。“数易”则以术数学为基准，在数与数之间发现事物的演变，它们都藏着天书般的深奥。尤其术数，人们不去认识或不加以研究时，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罢了，一旦从深层次上对其进行研究和了解，才发现术数辐射于历史、民俗、天文、地理和古代文化各个角度，蕴藏着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乃至医学、建筑学、天文学等大量丰富的内容。而理和数都源于《易经》，《易经》、《河图》与《洛书》都来源于“天圆地方”学说。
    “河”“洛”的差别是：《河图》数字总和为55，《洛书》数字总和为45，相差的是《河图》中间的10。一数之差，《河图》自古至今被认作包容了天地之数，《洛书》却只能作为园的解释，因为45是15的3倍，按古人“周三径一”的说法，它表现的是直径为15的球体，“洛书者园之象也。”所以，一河一洛，实质上是“天园地方”的图表形式。
    “理”自然隐含在数之内。比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因为《圣经》里记载，最后的晚餐只有13个人进食，踏上绞刑之前必须走过13级台阶，而且“13”在西方牌占中恰恰被命名为“死神”。因此，便给“13”赋予了极端的神秘性。“666”这三个数字，在东方人眼中被认为代表吉利顺利，在西方却是野兽的号码。数和理的关系欧洲的毕达哥拉斯也论述过，数是欧洲哲学的根源。
物质世界是运动的，从“无”到“有”是一切事物于时间轨道上辩证演化的过程，正如《老子》所概括的：“道可道，非常道。”从说不清、浑沌状态的道（无极），到可以说清、负阴而抱阳的道（太极），是一切事物辩证发展的必然过程。《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为阐明阴阳由道（太极）而生。道，是与时偕行的客观规律，时间无逆数，道依数而行。《周易》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数生象，象中含数，一切事物都蕴含象、数、理内涵。
《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的卦爻符号模式体系正是对“一阴一阳之谓道”数列的解读与诠释，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的事物在其生成与演化进程中都彰显着数列中的数字，而《周易》《老子》的思想体系正是从自然法则宏观角度中阐述和揭示出自然法则演化的实质内涵。象是现象，数是数值，象可以用数值表示，理是本质、状态。例如，冷热是象，可以用温度的数值表示出来，温度作为状态变量是判断物质现在所处的状态。数、象、态（理，既本质）是统一的，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和毕达哥拉斯“数是世界的本质”完全一致。他们都是希望从自然法则宏观角度来阐述和揭示出自然法则演化的实质内涵。
《易经》所应用的数学领域有六个，二进制、乘方、对数、积分、几何、微分。 易经与天文、历法、音律、数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规律性。二者的研究对象与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哲毕达格拉斯亦曾揭示数的意义。表明中西先贤都早已认识到了数的意义及其与物（形）的关系。数是一种内在的规律和结构，是无形的内在结构，形是数的外在显现。
万物不离动静、奇偶、阴阳，“太极生两仪”，一为太极，数列始于一、归于一，一是保证阴阳循环动态平衡的根基。阴阳互为其根，数列中一阴一阳相互之间的数字比率为：5与3相比、13与21相比，以此类推，其相互比率的数值永远约等于0.618（1.618），黄金比率也正是太极的数字内涵，太极代表和谐，万物于和谐、动态平衡的“太极链”中生成与繁衍。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完全一致。
黄金分割体现了均匀与非均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我们所在的宇宙既不是完全均匀的，又不是完全非均匀的，而在均匀与非均匀之际的最佳点便是黄金分割点，它既是均匀的，又是非均匀的。黄金分割还体现了中道原则，佛教的中道，儒家的中庸，道家的中，都是指黄金分割点。所谓中，不是简单的平均的中点，因为如此就会导致绝对平均的偏见，又不是远离平均的状态，这样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黄金分割为中道、中庸提供了一个量化标准，使之更易于准确地把握和理解。
黄金分割还是阴与阳的比率。阴阳概念出现很早，较清楚地说明了事物内部两个方面的关系。阴与阳不同于西哲所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或冲突的双方，其间也有量化的比值。阳的能量比阴大，故以阳为刚强，以阴为柔弱，但二者的差距也并非无限大，或云阳数为九，阴数为六，其间的比率为3/2，正是黄金分割的近似值和整数值。阴阳关系体现了黄金分割，阴阳双方既是均匀的，平等的，又是各有特色、非均匀的，二者的相互消长是围绕黄金分割进行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世界中的一切，《易经》也是一种数学，并将数、象、态统一起来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理论，分别成为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源头。所以，源头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东西方哲学具有可融合性。

中西医融合观

    2.亚里士多德与老子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自然”乃是世界一切的根源与原因，这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古希腊哲学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已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达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并在层次上飞跃到了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即超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纯哲学境界，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成。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类宇宙形成原因的追问，“自然”是对“道”的超越，“道”是对天、地、人的超越。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与老子所云的“自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老子的“道德经”同属形上学则是公认的，而且分别是东、西方最早的形上学体系。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的大家如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郭沫若以及大多数研究者都持相同肯定意见。概括起来，《老子》形而上学思想关注的问题是：
（1）世界有其原初原因，这个原初原因是什么？
（2）如果用“道”来命名这个世界原初原因，那么这一作为世界原初原因的“道”是否还存在着就其自身而言的原因，以及它是可分还是不可分的，在数目上是“一”还是“多”？
（3）由“道”这个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道器、体用、有无、本末等关系又是如何？
（4）“道”之形上命题落实于人世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人之处世之道德根据何在？
（5）凡涉及世界本原之普遍与个别，潜在与现实之难题，对其所言说是否可能？
上述这些问题充分展示出老子形上学的视域，除了所用语言和表示的方法不同，在其思考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神学”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他的整个“第一哲学”体系，离开了神的第一推动力，都将毁于一旦。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神已不是以往的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理性的神。在古希腊谈到神的哲学家中，“像这样用哲学的语言将它概括起来，说明神-理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人”，这对西方后世的神学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言之，“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即纯粹的理性或思想。就是理性的最纯粹的本质，最终追求的目的，也是人的最高美德、最高幸福和善，因为它直接与神相通。但人只是偶尔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只是一个企求的目标，所以，神就是真正的“至善”。由这种神的立场来反观世间万物，就可以看出无论草木虫鱼皆各有其秩序，互相联系，“一切悉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因而都具有最高的理性即善。整个宇宙都被组织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体，它的灵魂就是神，神永恒不动而推动万物，使它们都以神的共同的善为向往和追求的目的。宇宙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观点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提出了，他不是把自然目的论建立在善的价值论之上，而是把善建立在自然目的论之上，他的“善”更多地具有“完善”、“完备无缺”的意思，因而具有最高存在的含义：神就是全部的实现或现实性。
“理”是对“人造的神”的超越，是超越实体的纯思维性理念。这与宋儒理学完全一致。自然界、人类是怎么来的？推动自然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中外古代哲学家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首先是超越自然界和人的“神”，而后是超越神的“上帝”。上帝就是“至善”，就是完美无缺。这个超越再超越的过程与中国的道、儒、天命、理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

中西医融合观

3.孔子与苏格拉底
    什么是哲学?古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知识总汇”；近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科学的科学”；而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为“世界观”。所谓哲学，就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的法则。从这点讲上，哲学是其他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是对诸如“世界是否真实的存在？如果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是怎样存在着的？”、“人类能否认识客观世界？如果能认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客观世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等一些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的系统的看法才能称之谓哲学。
哲学到底有什么特征？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首先是从人生的价值方面来思考哲学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应该超越一切世俗的生活，只以求知识为最高目的。这种以求知识为生活全部意义的活动，即是“爱智慧”。
作为西方哲学主要鼻祖人物的苏格拉底，便把哲学定义中“爱智慧”的意蕴表达成知识论的命题“无知之知”，即“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哲学中“智慧”的一种表述。它与中国古典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于知识的表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以这种态度教导学生并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知识亦即“智慧”的认识。他们都不把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当作追求的目的，而是将探索知识的过程、一种“学无止境”的精神视为自己的人生寄托。就世俗的生活以及某些局部的人生经验来看，他们一生多半都是穷愁潦倒、颠沛流离，根本算不上“成功”或“幸福”。苏格拉底之具有哲学美之死，一如司马迁说孔子之拘于匡，困于郑，饿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都表达了一种超越性价值：“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畏至圣矣！”西方人大概也是以同样的标准来称誉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授人类以哲学。”照亚理士多德看来，他还是从容以死殉哲学。
    苏格拉底不以世俗的成就为生命的价值，与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具有同样的含义，即哲学是以思想本身为对象的思想或反思的思想。苏格拉底“反思的思想的人生”和孔子“乐天知命”的人生，也都是对哲学的根本特性——超越性的切身体会。他们的以身载道正好是体现哲学旨趣的认识论和人生论之间美妙的结合。
怎样从经验世界的价值上升到追求超越的、无限性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从世俗的经验世界转换到永恒的存在性概念世界，这当然是哲学存在性的标志（哲学学科内又可称之为本体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给这个标志下了一个定义，即“理念世界”或“理世界”（the world of ideas）。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世界”中的“理”或“形式”（Forms）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存在，是最高的美和最大的善，而经验世界里所有的存在包括动植物等自然现象和官名利禄等社会现象都是暂时的、不完善的，是“理念”的拙劣的摹仿品。在中国程朱“理学”是宋儒的标志，与柏拉图的“理世界”一样追求超越客观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精神存在。
儒学是在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形成的这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由孔子创立的。它由于能总结夏、商两代文化的得失，发扬西周初期“敬德保民”、“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礼让为内容，主张仁政，反对暴政；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侵略；以“仁”与“礼”为其核心的一种教育、文化和学术思想派别。儒学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武帝时，由于汉武帝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经过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融合为“天命论”，遂处于“独尊”地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虽经佛学西来，道教崛起，仍无法动摇其地位。这种历史事实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汉代开始，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与政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隋唐时期，正式出现三教鼎立的局面以及三教合一的趋向。唐宋以后，中国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儒学与佛教、道家融合，所谓儒、释、道三教归一，形成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更成为朝鲜李朝、日本德川幕府和越南后黎朝等的正统指导思想，这是儒学在古代东方传播的简要情况。随着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东方各国的大规模传播后，由于一批传教士作媒介，又将它带到了西方。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住17年后返国时，便带了一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中国传教时，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公元1594年，他在北京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译本。其弟子金尼阁又于公元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这些思想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687年库普烈（Couplet）神父，便将朱熹主编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入欧洲。1836～1837年布里奇曼又将朱熹的《小学》一书，译成英文传入欧洲。1849年布里奇曼又将《朱子全书》中有关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等章节译成英文传入英国。当朱熹的著作和儒家、道家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络绎不绝地传入欧洲后，为17世纪和18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学者们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曾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奴隶社会末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先圣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奴隶制社会即将结束，封建社会尚未确立的大变革时代，旧的思想、习惯都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新的思想观念还不成熟，各阶层的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自身利益为参考系），对未来的世界提出自己的解释和企求的方向，社会大变革时期，变化无常的社会，使人无所适从。所以在文化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状态，这也是一个知识、观念大爆炸时期。几乎同时期，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面临着变革的时代，东方文明的传入，希波战争的胜利，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城邦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希腊文化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几乎和中国春秋战国处于同一时期，只是希腊正逐步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期，其面临的是如何完善推广现有的道德、伦理以及人类已有的经验，形成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苏格拉底曾说：道德即是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等人也都偏重于道德的培养。
　 在孔子时代，周初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的统治秩序，即所谓的周礼，已经崩溃。而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满怀深情地缅怀那已逝的盛世，同时，都为社会开出药方。孔子提出的办法是“复礼”。孔子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欲望放纵），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节制欲望），“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从内心出发，恪守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礼也就不期而至了。这样，孔子就把恢复理想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了个人的道德心理之上，把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自觉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欲望受到约束）。与孔子有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主张贤人政治，或曰专家治国。在他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政治技艺决不是一种自然禀赋，政治家应培养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其根本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于是，苏格拉底与孔子一样，也把道德（道德是规范欲望的）看作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操作办法上，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的反思，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社会的、政治、宗教、审美等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雅典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会的危机。企图通过改造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节制欲望），以克服社会的危机，孔子依然。
孔子和苏格拉底毕生身体力行地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然而，面对一个已经无法挽回其颓势的社会（奴隶社会的末期），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力挽狂澜都没有起到作用。然而，他们都强调以德治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孔子使“礼治”发展到“仁学”，用“仁”重新解释和铸造“礼”，使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获得了宽厚仁爱的普遍性形式，同时也为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奠定了基调，使中国社会和家庭在与西方社会接触之前一直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而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和贤人政治的理想，对西方近代民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孔子被中国人奉为“至圣先师”；苏格拉底被西方人奉为“导师”。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中、西文化传统中占有类似的地位，对于中、西伦理思想的发展也分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往往倾向于把他们的伦理观都说成是“道德理性”，主要是因为它们都试图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规范寻找某种终极性的“理”。
　  苏格拉底（前469～399）是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儿子，出身贫寒，但崇尚知识，多方求学，逐渐成为具有全面文化休养的哲学家。像中国的孔子一样，他述而不作，没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主要是由他的两个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得知的。他认为放弃对人自身的探讨而去研究自然是愚蠢的，是不守本分。所以他的哲学追求便集中在认识人自己上。他提出的命题围绕人的精神修养，比如什么是幸福、美德、真理、正义等等，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最严肃的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在雅典法庭受审时曾对同胞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因此他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的讨论虽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但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如辩证的认识，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反面转化。再如讨论中的问答方法，即辩证法最初的涵义，通过反复问答，揭示对话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来达到正确认识。

中西医融合观

4.宋儒理学与柏拉图理学、经院哲学
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出自雅典贵族家庭，生逢希腊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曾力求用自己的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后致力于教书育人，留下大量著作，主要作品以对话体写就，著名的有《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参考系）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绝对参考系）。美如此，真与善亦然，一切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有理念（绝对参考系）。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柏拉图否认现时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他的哲学认识论却成为西方唯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到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哲学融合，形成宗教哲学神学体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真正的哲学形成则是宋朝的二程与南宋的朱熹(公元1130-1200)。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三纲”既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因此，“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天理’灭。”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而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要求标准有所不同。
圣经认为：非分之想就是罪恶。基督教圣经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产生了欲望，有了“不安分”之想，是有罪的，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子孙（人类）都是有罪的。到了中世纪，圣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哲学融合形成经院神学，其核心为“理念论”及禁锢欲望，与朱熹提出的“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一致。宋儒理学与柏拉图“理念论”、经院哲学而者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理想”这个概念是在柏拉图“理念论”“理想国”与儒家“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比欲望的形成晚的多。　
    在历史的同一断层，即公元前6～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在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古代自然哲学发展的鼎盛阶段。在中国出现了以老庄、孔孟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古希腊有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大哲人的相继涌现；在古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这一阶段可谓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医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其重要标志为《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成书。关于二者的比较以及不同时代的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述，在这里不再赘述。

中西医融合观

小结：人类的思维发展到奴隶社会已经非常成熟，人们不仅观察世界，而且开始寻求世界发展、运动的规律性，探索宇宙、世界、人生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并以此指导人的行为。所以这时出现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易经》。
世界宇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和谐的、有规律的，是有道理的，这种“和谐与规律”（后世的哲学家称为理）与“数”有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与《易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种哲学源头上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产生在繁荣的奴隶社会之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伟大变革时代，是由于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发生大变革造成的。毕达哥拉斯影响到底格拉斯及其学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欧洲哲学的主线；《易经》是孔孟（儒家）、老庄（道家）的源头，形成东方哲学的源头。到了封建社会，欧洲哲学为基督教利用，形成所谓的经院哲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哲学才从宗教神学之中解放出来；在东方汉朝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学说融合成为宗教神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又经过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到了宋朝形成宋儒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石。毕达哥拉斯与《易经》同论数与理，孔子的“仁”与底格拉斯的“爱智慧”，老子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宋儒理学对欲望压抑与禁锢的教义，说明世界各地的文明朝着同一方向，走着大致相同的路，尽管各人的路曲折不同，长短不同，走的时间不同，但是方向是相同的，路线是一致的。

岁月无情

下面引用由gonmai在 2008/09/07 07:43am 发表的内容：
实际上,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既有普遍的“终极本体”,也有单一、具体的“终极本体”。哲学是众多单个具体相同形式的概括，也又是单个具体形式显现的支撑。单一具体的科学在支撑着哲学。

论坛版主gonmai先生
    首先感谢论坛版主gonmai先生参入讨论，欢迎发表真知灼见。我是一个新手，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多多指导。

gonmai

在“唯物辩证法看中医”中，关键的是要的把中医看成是何种科学形式。是哲学形式还是具体的科学形式；是对普遍的概括呢，还是对单一具体的显现。对中医认识的最大错误是把中医定位到了哲学形式。或不自觉的陷入到了哲学形式。没有具体，就就有中医。中医是对具体的认知体系而不是对普遍概括的知识体系。

岁月无情

论坛版主中西医融合观先生
    首先感谢论坛版主中西医融合观先生参入讨论，欢迎发表一语中的的文章。我是一个新手，同时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多多指导。

岁月无情

论坛版主中西医融合观先生

   欣赏你 这篇“从历史发展中看宗教的可融合性，哲学的可融合性，宗教与哲学的融合”文章。